有一天下午，法兰克和我坐在马拉福的酒吧里，各自捧着一杯啤酒，他让我看这张印着那许多尖塔的明信片。当时我正告诉他，几年前我失去了席拉，他静静坐了许久，才打开他的皮夹，取出一张折叠起来的明信片，将它摊开在我们面前的桌上。上面印的问候语是西班牙文，不过这位挪威人为我逐字翻译，仿佛他需要我的帮忙，才能够抓住自己翻译出来的意义。

“薇拉是什么人？”我问，“你太太吗？”

他点点头。

“我们在八○年代末期，在西班牙认识。几个月之后，我们便一起住在奥斯陆。”

“但是结果不好？”

他摇摇头，又点点头：“十年后她搬回巴塞罗纳。那是去年秋天的事。”

“薇拉并不是典型的西班牙名字，”我说。“应该像卡达兰之类的。”

“薇拉是安达路西亚的一个小镇的名字，”他说。“根据她家人的说法，薇拉的母亲在那里怀了她。”

我俯身瞧着明信片。

“所以她到巴塞罗纳探望她的家人？”

他又摇了摇头。

“她在那里几个星期，是为了博士论文的口试。”

“真的啊？”

“写的是离开非洲移民他处的人类。薇拉是个古生物学家。”

“她带了谁去奥斯陆？”我询问道。

他低头凝视着手中的杯子。

“桑妮亚。”这是全部的回答。

“桑妮亚？”

“我们的女儿。桑妮亚。”

“所以你们有个女儿啰？”

他指着明信片。

“我就是从这明信片上知道她怀孕了。”

“是你的孩子？”

我看见他全身一阵痉挛。

“是啊，我的孩子。”

我猜是在某个时候，情况变得很糟。我试着拼凑出原形，但还有几个线索要调查。

“这个你会尝到一点的‘神奇不老药’又是什么？听起来真是诱人得要命。”

他迟疑片刻，然后将所有的东西推到一边，带着一抹近乎羞涩的微笑。

“没什么，这实在太蠢了，”他说。“那只是薇拉自己异想天开的结果。”

我不相信他。我猜那是法兰克和薇拉异想天开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