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千多年来西方人以为所有的天鹅都是白色，“黑天鹅”一词被用来形容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当人们十七世纪在澳大利亚南部发现了黑色的天鹅，“黑天鹅”被用来形容极为不可能却的确发生的事情。

　　美国一名学者以“黑天鹅”来形容有如下特性的事件：

　　1．没有人期望或预料这类事情会发生，也没有任何的证据给与提前预警。

　　2．事件发生后有巨大影响，改变了我们所知道的世界。

　　3．人们事后寻找一切可能因素来解释和预计下一次类似事件的发生。

　　历史上蒙古帝国的建立，希特勒第三帝国的崛起，苏联的解体，9/11美国的被袭击都是黑天鹅事件最好的例子。

　　对于某些个人来说，用黑天鹅来形容同样合适，他们是改变人类社会，这样或是那样影响历史的人。简单的例子随处可见，杰出的政治家华盛顿、甘地和邓小平，文学家莎士比亚、李白、托尔斯泰，艺术家梵高、毕加索、罗丹，科学家牛顿、爱因斯坦和霍金。不为人知的某些边缘行业里，同样有黑天鹅般的人物。本书要讲述的就是这样一个故事。

　　通常一个人自我介绍起码要告诉名字和职业，我是一个看起来不太像的华人。如果告诉你我真实的名字，那很可能要接着干掉你。可以公开的名字叫汉森，可以公开的身份是法国里昂皮埃尔重型机械公司的工程师，负责设备的售后服务，经常奔波世界各地。实际上是服役法国外籍军团的一名士官，借调法国情报机关，从事各类法国政府认为必要的秘密任务，最近几个月做的是伊拉克特种部队的顾问。

　　自1980年两伊战争爆发，联合国调解停火不成后，安理会对交战两国实行全面武器禁运。世界各国公开支持联合国的决议，暗地里伊拉克却得到西方各国和海湾多数阿拉伯国家的全面支持。有些国家还不限于提供武器，英国SAS特种部队、美国“三角洲”陆军特种部队都派人以平民身份来训练伊拉克的部队。法国政府一向对这种显示国家影响力的事情不落人后，又有沙特阿拉伯人来为相关人员买单，自然也要插一腿。我作为法国外籍军团2团的军人，像其他人一样和法国政府签了5年的合约。而外籍军团2团一向是特种部队，军团有权利派我去任何地方已任何身份从事任何行动，包括来两伊战争前线实地观察战场形势。

　　虽然伊拉克的行动时刻面临生命的危险，我到没有什么抱怨，因为老实说，这项任务相对安全很多，起码不用担心当地政府会抓我。我的其他很多活动就不能有同样的保证，因为我的所为完全超过了传统意义上外籍军团士官的任务范围，又没有外交官员的身份保护，如果失手被捕，法国政府出于政治考虑，多半不会承认和我有任何关系，一名有法国永久居留权的华人没有太大的国际分量。就我从事的这些私人活动中任何一项定罪，乐观的估计都会被关进当地监狱20年。当然我真的和法国政府签订一份秘密合同，合同却只有政府律师保存。

　　我是受命于哪一个政府机构？官方记录上是听命于军团，所有命令来自军团官员，但是包括军团长在内的绝大部分军团官员不知道我的任务，知道得只有来自法国情报四处的军团联系官。四处是法国老牌对外情报机构，曾经一度声名赫赫，当然这个名声是对情报圈内人来讲。四处最有名的传奇是60年代初偷窃了俄国喷气式战机的发动机，节省了法国航空业10年的时间。近年来虽然不显山露水，传统的情报活动并没有放松。

　　为什么要为情报四处效力？我可以拒绝这些任务，虽然军团也有一些特殊任务，选择余地不大，我还是可以如绝大多数人那样，规规矩矩的服役合同上的5年，退役后找份保安之类的工作，安安稳稳的生活。

　　世界上最困难的事情莫过于解释一个人做事的动机，旁人难免隔山看雾，最多看到一角。而很多情况下让本人来讲，他也无法说得清楚。他可以是百分之百的诚实，可说出来的原因却可以完全与事实向反，毕竟事情的真相和我们有意无意的自我说服/欺骗是两回事。西方哲学家几千年就感慨说，“我们是我们，而不是其他人！”大多数人既没有意识到这种矛盾，也不会真地去追究自己命运起伏跌倒的根源，对他们来讲生命真的是形式和过场，是无形的手（或是上帝之手，全看你的信仰来决定）推动他们完成整个过程，他们由始至终都没有发觉自己被动的角色。这样说，没有任何的讽刺意味，每个人幸福的定义都是不同内容，哪一个敢说自己的幸福比别人多？哪一个知道随波逐流庸庸无为并不幸福？

　　扯了这么远来解释自己，不过是提前给你、他、她，各位读者的一个警告，我无意隐藏、误导或者欺骗，但所说的未必就是真相或者事实，未必能够解释清楚我自己和所作所为。多年以来我一直在寻求明白自己，花了很长时间还是很难说找到了答案。亲爱的朋友们，如果从我的故事里，你能看到自己生活的影子，看待生命的角度能略有不同，大概就达到我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