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弢
继柏杨的《丑陋的中国人》后，威廉·莱德勒和尤金·伯迪克合写的《丑陋的美国人》(中文译名《困惑的外交官》)、高桥敷写的《丑陋的日本人》，也先后译成中文出版了。后两本书曾在《丑陋的中国人》里被提及，可以说是这类问题的比较全面的介绍，也是柏杨用以自辩的客观的凭证。听说问题还有争论，存在着较大的分歧，可惜我没有读到有关文章。当然，以偏概全是不对的，不应当将个别缺点看成是全民族的缺点；但由于作者都是本国人，池鱼故渊，知之深而望之切，我禁不住想起鲁迅说过的话，鲁迅说：“多有不自满的人的种族，永远前进，永远有希望。多有只知责人不知反省的人的种族，祸哉祸哉!”
这是问题的关键，他说得多好啊!
鲁迅翻译过厨川白村的书，对于厨川对“本国的微温、中道、妥协、虚假、小气、自大、保守等世态”的批评，“禁不住称快”；并且认为同是立国亚东，情形十分相似，因此厨川所狙击的要害，“也就是中国的病痛的要害，这是我们大可以借此深思，反省的。”看来这也是鲁迅之所以介绍《苦闷的象征》的原因之一吧，不过，倘有人以为鲁迅苛责自己，怀有民族自卑感，那就大错特错了。凡是别人加在我们民族身上的荒谬狂悖的言词，鲁迅总是不遗余力地给以反驳和狙击。在《马上支日记》里，在为内山完造的《活中国的姿态》所写的序言里，对于自命为“*通”的日本人进行了嘲笑：“一个族行者走进了下野的有钱的大官的书斋，看见有许多很贵的砚石，便说中国是‘文雅的国度’；一个观察者到上海来一下，买几种猥亵的书和国画，再去寻寻奇怪的观览物事，便说中国是‘*的国度’。”至于安冈秀夫扬言江浙人大吃竹笋，是“因为它‘挺然翘然’像男根”，属于*心理乃至生殖器崇拜的一种表现，鲁迅对这些胡说八道的“*通”更是嗤之以鼻，引为笑谈。但对于严肃的实事求是的批评，不管谈话的是本国人还是外国人，他总是认真对待的。例如在中国居住了二十余年的美国传教士史密斯(A·H·Smith 1845-1932)所著的这本《中国人气质》(Chinese Characteristics)，他就以赞赏的口气一再提到它。
鲁迅认为史密斯的《中国人气质》“虽然错误亦多”，但“较日本人所作者为佳，似尚值得译给中国人一看”。直到逝世前十四天，他在《“立此存照”(三)》里谈到辱华影片《上海快车》的时候，重申前请，希望有人将这本《中国人气质》译出来，以结束“安于自欺、并以欺人”的局面。他劝人们把史密斯的书当作一面镜子，“看了这些，而自省，分析，明白那几点说的对，变革，挣扎，自做工夫，却不求别人的原谅和称赞，来证明究竟怎样的是中国人。”
究竟怎样的是中国人呢?
鲁迅在留学时期研究过国民性问题。根据许寿裳的回忆，他探索了三个互相关联的问题：一、怎样才是理想的人性?二、中国民族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三、它的病根何在?这些都和中国人的气质有关。以后他写小说《狂人日记》，写《阿Q正传》，写《药》，写《孔乙己》、《高老夫子》、《肥皂》、《白光》，写《在酒楼上》、《孤独者》、《伤逝》、《弟兄》，以及将近二百万字的短小的杂文，几乎每一篇都是从不同的角度的写中国人的气质，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一方面，他描绘了怎样的是中国人，另一方面，又暗示了中国人应当是怎样的，他开掘着，开掘着，直至掘到了中国人的灵魂。而我以为，鲁迅作品之所以深刻，就深刻在这方面：写出了人———或者说中国人的一些内在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