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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克诚自述

作者:黄克诚(现代)
栏目:人物.传记
类别:现代
大小:583KB
评价星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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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节选

书籍章节作者介绍
  1我的家庭情况
我的家在湖南省永兴县油麻圩下青村。我小时家中有父、母、姐、兄、弟和我一共六口人;当我离开学校,参加革命时有十口人,因我兄弟均已结婚,老兄已有两个孩子。家中有水田三亩多点,旱土二三亩。(湖南旱土不收田赋,从来不大准确。)有住房六小间,与另一户农民合养一头耕牛。还租种公会水田五亩多点,议定每年交田租谷子十五石多点。(每石老秤约九十斤左右。)大旱年请田主来吃饭,看禾议租。借高利贷有二十多元,年利加三,即每一元每年交利息三角;不还利息,则利上加利。在收成好、人不害病、牲畜不死亡的情况下,一年劳动所得,勉强可以糊口,半年吃粗米,半年吃红薯、杂粮。如果遇到灾年,或者人、畜出问题,就要借债。
  我于1902年(清光绪二十八年)出生,生日折合阳历,恰好是10月1日。父亲名叫黄清主,母亲姓邓。
  我家住的那个村子坐落在两条自西向东流的溪水之间,村北的一条叫做杨家江,村南的一条叫做沙子江,都是由西边山上流下来的溪水。村庄坐西面东,背靠青山,村前面是一片起伏的水田。沿两条水溪筑有一道道堤堰,可以引水自流灌溉。两溪之间还有几道泉水流向田间。溪水冬夏长流,夏季水少时,宽不过二三十米,人可1以徒涉而过。村后面的山上长满树木,以松柏居多,间有少许油桐,其余都是杂树。双手合抱不交的树木遍山可见,也有两三个人合抱不交的大树。这些树木在1958年大炼钢铁时,都被砍光了,实在可惜。按说,这里的自然条件并非很差,然而,在我的记忆之中,我的家乡始终是一副贫穷落后、杂乱不堪的面貌。
  我从五岁起开始参加劳动。每天除拾粪外,还得陪伴比我大十岁的姐姐到田里做农活。姐姐自小害羊角疯病,家里无钱替她医治,时常发病,一发作起来就倒在地上,口吐白沫,人事不知,所以家里就让我伴随她在田里劳动,以便在她发病时能及时喊救。在姐姐很小的时候,家里就给她订了婚。但她自己心里明白,害着这种病,连亲生父母尚且讨厌,将来到了婆家以后,还会有什么好结果?
  所以,她非常悲观,整天只是闷着头干活,极少言笑。在我六岁那年,有一次她偷偷上吊自杀,脚下踩的凳子还没有踢倒,恰巧被父亲进屋看见了。但父亲并没有去解救她,而是上前将她脚下的凳子推倒,好让她快死。父亲刚走,就又有人进屋来,才把她救活。打这以后,姐姐也就更加明白自己是家里的一个累赘,尤其为父亲所不容。后来,她又找了一个空儿,终于上吊死了。姐姐死后,父亲感到松了一口气。母亲有些难过,但也感到姐姐还是死了好,也松了口气。母亲嘱咐我说:到外边不要说姐姐是上吊死的,就说是跌死的。
  这是我第一次接触到的实际社会问题,亲眼看见环境是怎样把人逼上绝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何等淡薄,甚至父母子女之间竟会变得如此冷酷无情。但这种事情在那时的农村又是十分平常!
  我还记得有一个堂婶母,仅仅因为连生好几胎都养不活,虽然她丈夫并没有抱怨,她就自怨自艾,自叹命苦而上吊自杀了。农村妇女的性命,不但被别人看得贱,连她们自己也看得贱,上吊、投水而死,不算一回事。
  农村男人的情况虽比女人稍好,但同样苦得很。一般贫苦农民2一年到头,辛勤劳动,还有时连糠菜半年粮的日子都过不下去。所以许多地方,农民都自称为“受苦人”。这就是20世纪初,中国农村相当普遍的状况。我离家时,家中还欠着三十多块银元的债务。
  我的母亲是个体弱多病的农村妇女,加之缠了足,不能到田里做农活,只能在家里做针线,操持家务。母亲的娘家比我家富裕些,在她的长辈中曾出了几个秀才。母亲受封建礼教影响很深,相信命运。她自小在娘家学到一些封建礼教、迷信鬼神之类的故事和格言,常常讲给我们听,总是教我们安分守己,循规蹈矩,勤奋诚实,不许冒犯神灵。
  全家人都不大喜欢我父亲,但实际上他心地并不坏。他辛辛苦苦,勤勤恳恳,成年累月地在生活中艰难地挣扎着。农作之余,他还常常跑几百里路到广东乐昌县坪石镇挑盐回来卖。往返一趟行程大约十天左右时间,除掉开销外,仅能赚得块把钱。全家就靠养一口猪和挑盐赚到的一点钱供穿衣和买灯油等零用。父亲从来安守本分,胆小怕事,在村子里常常受人欺负而忍气吞声,从不敢与人抗争。由于家里人口逐渐增多,生活越发困难,只得借高利贷,年复一年,利上加利,总也还不清。父亲一横心,忍痛卖掉仅有的三亩水田抵债。他对我们说,欠别人的债如果今生今世还不清,来世就得变牛变马去抵偿。
  父亲在外边挨了打也不敢还手,但在我们家里他却说一不二。
  生活的艰难和世道的凶残,使父亲变得冷酷而严厉,时常对家里人发脾气,对孩子们动辄非打即骂,其中我挨的打最多。我刚满五岁,天不亮就得爬起来去拾粪,起晚了一点儿就要挨打。拾粪回来,父亲还要检查数量,拾少了也要挨打。平时吃饭掉了米粒要挨打,吃红薯时挖掉一块烂皮也要挨打。到我六岁时,每天除了拾粪以外,还要割草、砍柴、看牛。有时在外头和别的孩子偷空玩一会儿,割的草、砍的柴自然会少一些,回到家里又要挨打。我年纪幼小,睡眠不3足,干起活来总想打瞌睡。没奈何,我就想了个法子,在放牛的时候,用一根长绳子把牛拴在我腰上,牛可以走得远点儿去吃草,我就可以借机会偷着打个盹儿。但不久就被父亲发现了,更是吃了一顿好打。
  这使我想起苏联十月革命前夕,工人中流传的一首歌,歌词中有几句说:
  生活像流着的泥河,无处泄恨无奈何,常见父亲打他儿子,丈夫敲他们老婆。
  我的家庭生活就也是这种样子。
  这歌最后号召工人联合起来,破坏这个旧世界。就是说:只有革命,才有出路。
  当然,我那时并不懂得什么叫革命,这个歌也是后来参加革命才听到的。但这歌却唱出了穷苦劳动人民当时的状况。
  我从五岁到九岁,天天劳动又几乎天天挨打。到九岁开始上私塾读书,又挨先生的打。刚一开始读书,很不习惯,有时一天甚至挨先生三次打:背书背不出来打头,写错了字打手心,认错了字打屁股。后来我的学习成绩渐渐好了,才不大挨打了。
  我自出生一直到十九岁,没有尝过冬季穿棉衣是什么滋味。那时全家只有父亲和母亲各有一件棉背心,其他的人谁也没有棉衣穿。冬季天冷时,冻得浑身发抖,就只好拼命干活,让身上出点热气。直到我二十岁那年,考取了设在衡阳的湖南省立第三师范,要出远门去读书了,家里才设法凑了点钱给我做了一件棉衣,这是我有生以来穿上的第一件棉衣。
  这就是我的童年、少年的生活,对我后来性格的养成影响很大,它使我经受了磨练,不怕吃苦,也受得住委屈。在我六十余年的4革命生涯中,历尽艰辛,屡经坎坷,甚至蒙受极大的委屈,我都挺受住了。这虽然不能完全归因于自小经受了痛苦的磨练,但至少可以说与此不无关系。
  2上学
我们这个村子里当时有一百多户人家,全都姓黄。族大人多,而我父亲这一支是弱房,经常受人欺凌。父亲和叔父等人商量打算培养一个孩子读书,学点文化,不求飞黄腾达,只图将来写个状子、祭文之类的东西不用求人。于是,议定从祭田里每房抽一担谷作为学费(当时称作“束修”),供一个孩子上私塾。不知怎么把我选中,作为培养对象。于是,从九岁起我就入私塾读书,间或参加一些农田劳动。
  入私塾的第一年,先生教我读《三字经》、《论语》、《大学》、《中庸》、《孟子》等。我似乎还不笨,记性也好,又肯用功,第一年就读到了《孟子》的“离娄章”,受到先生的夸奖,这就使父亲、伯、叔们决心让我继续读下去。一读就是五年。除“四书”读完之外,还读了《幼学》、《鉴略》、《诗经》、《书经》、《左传》等。但这位先生只管教认字,而不能讲解字义。所学的这些书,尽管可以背诵如流,却不能理解其中含意,纯粹是死记硬背。对这种读书方法,我越来越不满意,就向家里提出换先生的要求。但先生是几房公请的,强房的人不答应换,我们这弱房的人就没有办法。那位先生也很恃强,不准我到别处就读。扬言如果我到别处就读,仍要照旧给他交一份“束修”。一6见这种状况,父亲就害怕了,认为哪一方也得罪不起,只得让我停了学在家参加农田劳动。我停学约有一年光景,成天在田间劳动,顶得半个劳力。除掌犁、撒种还不行外,其它的农活全能干了。割草一天能割二三百斤,还能从十五公里外挑五六十斤煤炭回来。
  我十五岁时,那些长辈们觉得我的学业半途而废太可惜,又让我到一个邓先生处读书。这个先生学识挺高,但非常懒,毫无责任心,只是敷衍了事。我在这里马马虎虎凑和了两年,通过堂伯父家的关系又换到一个史先生处读书。我哥哥送我去时,嘱咐史先生对我要严格,要多教给功课。史先生是前清的秀才,写得一手好字,对学生要求严格,责任心很强。他给我讲解古文,教读《了凡纲鉴》之类的经史书,教我写大字、作文章。我在史先生处认认真真地读了两年书,很有些收获。我的史学知识主要靠这两年打了一点基础。
  这个时期,我的思想是大大落后于时代的。我的家乡地处湘南偏僻的丘陵地区,风气闭塞,很不开通。那时已经是民国十年,而我家乡的人们对于君主、民主、总统、皇帝还分不清楚。我小时候,受母亲的影响,还肯安于现状。但这时我已经对家乡人们的生活状况发生疑问了。我常常问自己:人到底是为什么活着?似这样一年到头受苦受累,勉强维持个半饥不饱的生活,岂不是活着就是受罪,受罪是为了求活?那么,生活的意义究竟何在呢?我读了一些书之后,开始相信孔孟之道。古人中对我影响较大的是陶渊明和文天祥。我爱读《归去来辞》和《正气歌》,总想学习他们,对个人名利看得很淡泊,觉得为人必须做个忠诚正直之士。
  到我十八岁的时候,已经整整读了八年书了。虽然学会了咬文嚼字地写文章,但以后怎么办?我却茫然无所知。在我们这个百多户人家的村子里,当时只有两名中学毕业生。一名叫黄锡珍,中学毕业后在县里劝学所当所员(相当于后来的县教育局的职员);一名叫黄廷珍,中学毕业后在县立高等小学当算术教员。这一年的春7节,黄锡珍从县城回家过年,他动员我去县城读书。进县城上学,这在我们那家族里看来,可是件了不起的大事。于是,家庭讨论,族房会商,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我母亲不赞成,一是怕我远离家门放心不下,二是考虑到家庭无力负担我读书的学费。我父亲对我进城上学的事模棱两可、犹豫不定。只有我哥哥坚决赞成我去,堂伯、叔父等也多数赞成。他们认为已经花了许多谷子供我读了这多年书,如果就此作罢,我仍旧务农,岂不是亏了么?于是大家议妥:每年由嫡堂公房继续凑六七担谷子,供我进县城读书。当时家里备不起衣服行李,族里各家纷纷来帮忙。黄廷珍把他一个旧书箱子借给我,并送给我一套他穿旧了的学生制服和一件布夹袄、一件长衫,其他人又凑了几担谷子和其它用品。1920年春节过后,我哥哥挑着书箱和行李,一直把我送到永兴县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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