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克诚自述
黄克诚自述/黄克诚著
　　
　　1我的家庭情况
我的家在湖南省永兴县油麻圩下青村。我小时家中有父、母、姐、兄、弟和我一共六口人；当我离开学校，参加革命时有十口人，因我兄弟均已结婚，老兄已有两个孩子。家中有水田三亩多点，旱土二三亩。（湖南旱土不收田赋，从来不大准确。）有住房六小间，与另一户农民合养一头耕牛。还租种公会水田五亩多点，议定每年交田租谷子十五石多点。（每石老秤约九十斤左右。）大旱年请田主来吃饭，看禾议租。借高利贷有二十多元，年利加三，即每一元每年交利息三角；不还利息，则利上加利。在收成好、人不害病、牲畜不死亡的情况下，一年劳动所得，勉强可以糊口，半年吃粗米，半年吃红薯、杂粮。如果遇到灾年，或者人、畜出问题，就要借债。
　　我于1902年（清光绪二十八年）出生，生日折合阳历，恰好是10月1日。父亲名叫黄清主，母亲姓邓。
　　我家住的那个村子坐落在两条自西向东流的溪水之间，村北的一条叫做杨家江，村南的一条叫做沙子江，都是由西边山上流下来的溪水。村庄坐西面东，背靠青山，村前面是一片起伏的水田。沿两条水溪筑有一道道堤堰，可以引水自流灌溉。两溪之间还有几道泉水流向田间。溪水冬夏长流，夏季水少时，宽不过二三十米，人可1以徒涉而过。村后面的山上长满树木，以松柏居多，间有少许油桐，其余都是杂树。双手合抱不交的树木遍山可见，也有两三个人合抱不交的大树。这些树木在1958年大炼钢铁时，都被砍光了，实在可惜。按说，这里的自然条件并非很差，然而，在我的记忆之中，我的家乡始终是一副贫穷落后、杂乱不堪的面貌。
　　我从五岁起开始参加劳动。每天除拾粪外，还得陪伴比我大十岁的姐姐到田里做农活。姐姐自小害羊角疯病，家里无钱替她医治，时常发病，一发作起来就倒在地上，口吐白沫，人事不知，所以家里就让我伴随她在田里劳动，以便在她发病时能及时喊救。在姐姐很小的时候，家里就给她订了婚。但她自己心里明白，害着这种病，连亲生父母尚且讨厌，将来到了婆家以后，还会有什么好结果？
　　所以，她非常悲观，整天只是闷着头干活，极少言笑。在我六岁那年，有一次她偷偷上吊自杀，脚下踩的凳子还没有踢倒，恰巧被父亲进屋看见了。但父亲并没有去解救她，而是上前将她脚下的凳子推倒，好让她快死。父亲刚走，就又有人进屋来，才把她救活。打这以后，姐姐也就更加明白自己是家里的一个累赘，尤其为父亲所不容。后来，她又找了一个空儿，终于上吊死了。姐姐死后，父亲感到松了一口气。母亲有些难过，但也感到姐姐还是死了好，也松了口气。母亲嘱咐我说：到外边不要说姐姐是上吊死的，就说是跌死的。
　　这是我第一次接触到的实际社会问题，亲眼看见环境是怎样把人逼上绝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何等淡薄，甚至父母子女之间竟会变得如此冷酷无情。但这种事情在那时的农村又是十分平常！
　　我还记得有一个堂婶母，仅仅因为连生好几胎都养不活，虽然她丈夫并没有抱怨，她就自怨自艾，自叹命苦而上吊自杀了。农村妇女的性命，不但被别人看得贱，连她们自己也看得贱，上吊、投水而死，不算一回事。
　　农村男人的情况虽比女人稍好，但同样苦得很。一般贫苦农民2一年到头，辛勤劳动，还有时连糠菜半年粮的日子都过不下去。所以许多地方，农民都自称为“受苦人”。这就是20世纪初，中国农村相当普遍的状况。我离家时，家中还欠着三十多块银元的债务。
　　我的母亲是个体弱多病的农村妇女，加之缠了足，不能到田里做农活，只能在家里做针线，操持家务。母亲的娘家比我家富裕些，在她的长辈中曾出了几个秀才。母亲受封建礼教影响很深，相信命运。她自小在娘家学到一些封建礼教、迷信鬼神之类的故事和格言，常常讲给我们听，总是教我们安分守己，循规蹈矩，勤奋诚实，不许冒犯神灵。
　　全家人都不大喜欢我父亲，但实际上他心地并不坏。他辛辛苦苦，勤勤恳恳，成年累月地在生活中艰难地挣扎着。农作之余，他还常常跑几百里路到广东乐昌县坪石镇挑盐回来卖。往返一趟行程大约十天左右时间，除掉开销外，仅能赚得块把钱。全家就靠养一口猪和挑盐赚到的一点钱供穿衣和买灯油等零用。父亲从来安守本分，胆小怕事，在村子里常常受人欺负而忍气吞声，从不敢与人抗争。由于家里人口逐渐增多，生活越发困难，只得借高利贷，年复一年，利上加利，总也还不清。父亲一横心，忍痛卖掉仅有的三亩水田抵债。他对我们说，欠别人的债如果今生今世还不清，来世就得变牛变马去抵偿。
　　父亲在外边挨了打也不敢还手，但在我们家里他却说一不二。
　　生活的艰难和世道的凶残，使父亲变得冷酷而严厉，时常对家里人发脾气，对孩子们动辄非打即骂，其中我挨的打最多。我刚满五岁，天不亮就得爬起来去拾粪，起晚了一点儿就要挨打。拾粪回来，父亲还要检查数量，拾少了也要挨打。平时吃饭掉了米粒要挨打，吃红薯时挖掉一块烂皮也要挨打。到我六岁时，每天除了拾粪以外，还要割草、砍柴、看牛。有时在外头和别的孩子偷空玩一会儿，割的草、砍的柴自然会少一些，回到家里又要挨打。我年纪幼小，睡眠不3足，干起活来总想打瞌睡。没奈何，我就想了个法子，在放牛的时候，用一根长绳子把牛拴在我腰上，牛可以走得远点儿去吃草，我就可以借机会偷着打个盹儿。但不久就被父亲发现了，更是吃了一顿好打。
　　这使我想起苏联十月革命前夕，工人中流传的一首歌，歌词中有几句说：
　　生活像流着的泥河，无处泄恨无奈何，常见父亲打他儿子，丈夫敲他们老婆。
　　我的家庭生活就也是这种样子。
　　这歌最后号召工人联合起来，破坏这个旧世界。就是说：只有革命，才有出路。
　　当然，我那时并不懂得什么叫革命，这个歌也是后来参加革命才听到的。但这歌却唱出了穷苦劳动人民当时的状况。
　　我从五岁到九岁，天天劳动又几乎天天挨打。到九岁开始上私塾读书，又挨先生的打。刚一开始读书，很不习惯，有时一天甚至挨先生三次打：背书背不出来打头，写错了字打手心，认错了字打屁股。后来我的学习成绩渐渐好了，才不大挨打了。
　　我自出生一直到十九岁，没有尝过冬季穿棉衣是什么滋味。那时全家只有父亲和母亲各有一件棉背心，其他的人谁也没有棉衣穿。冬季天冷时，冻得浑身发抖，就只好拼命干活，让身上出点热气。直到我二十岁那年，考取了设在衡阳的湖南省立第三师范，要出远门去读书了，家里才设法凑了点钱给我做了一件棉衣，这是我有生以来穿上的第一件棉衣。
　　这就是我的童年、少年的生活，对我后来性格的养成影响很大，它使我经受了磨练，不怕吃苦，也受得住委屈。在我六十余年的4革命生涯中，历尽艰辛，屡经坎坷，甚至蒙受极大的委屈，我都挺受住了。这虽然不能完全归因于自小经受了痛苦的磨练，但至少可以说与此不无关系。
　　2上学
我们这个村子里当时有一百多户人家，全都姓黄。族大人多，而我父亲这一支是弱房，经常受人欺凌。父亲和叔父等人商量打算培养一个孩子读书，学点文化，不求飞黄腾达，只图将来写个状子、祭文之类的东西不用求人。于是，议定从祭田里每房抽一担谷作为学费（当时称作“束修”），供一个孩子上私塾。不知怎么把我选中，作为培养对象。于是，从九岁起我就入私塾读书，间或参加一些农田劳动。
　　入私塾的第一年，先生教我读《三字经》、《论语》、《大学》、《中庸》、《孟子》等。我似乎还不笨，记性也好，又肯用功，第一年就读到了《孟子》的“离娄章”，受到先生的夸奖，这就使父亲、伯、叔们决心让我继续读下去。一读就是五年。除“四书”读完之外，还读了《幼学》、《鉴略》、《诗经》、《书经》、《左传》等。但这位先生只管教认字，而不能讲解字义。所学的这些书，尽管可以背诵如流，却不能理解其中含意，纯粹是死记硬背。对这种读书方法，我越来越不满意，就向家里提出换先生的要求。但先生是几房公请的，强房的人不答应换，我们这弱房的人就没有办法。那位先生也很恃强，不准我到别处就读。扬言如果我到别处就读，仍要照旧给他交一份“束修”。一6见这种状况，父亲就害怕了，认为哪一方也得罪不起，只得让我停了学在家参加农田劳动。我停学约有一年光景，成天在田间劳动，顶得半个劳力。除掌犁、撒种还不行外，其它的农活全能干了。割草一天能割二三百斤，还能从十五公里外挑五六十斤煤炭回来。
　　我十五岁时，那些长辈们觉得我的学业半途而废太可惜，又让我到一个邓先生处读书。这个先生学识挺高，但非常懒，毫无责任心，只是敷衍了事。我在这里马马虎虎凑和了两年，通过堂伯父家的关系又换到一个史先生处读书。我哥哥送我去时，嘱咐史先生对我要严格，要多教给功课。史先生是前清的秀才，写得一手好字，对学生要求严格，责任心很强。他给我讲解古文，教读《了凡纲鉴》之类的经史书，教我写大字、作文章。我在史先生处认认真真地读了两年书，很有些收获。我的史学知识主要靠这两年打了一点基础。
　　这个时期，我的思想是大大落后于时代的。我的家乡地处湘南偏僻的丘陵地区，风气闭塞，很不开通。那时已经是民国十年，而我家乡的人们对于君主、民主、总统、皇帝还分不清楚。我小时候，受母亲的影响，还肯安于现状。但这时我已经对家乡人们的生活状况发生疑问了。我常常问自己：人到底是为什么活着？似这样一年到头受苦受累，勉强维持个半饥不饱的生活，岂不是活着就是受罪，受罪是为了求活？那么，生活的意义究竟何在呢？我读了一些书之后，开始相信孔孟之道。古人中对我影响较大的是陶渊明和文天祥。我爱读《归去来辞》和《正气歌》，总想学习他们，对个人名利看得很淡泊，觉得为人必须做个忠诚正直之士。
　　到我十八岁的时候，已经整整读了八年书了。虽然学会了咬文嚼字地写文章，但以后怎么办？我却茫然无所知。在我们这个百多户人家的村子里，当时只有两名中学毕业生。一名叫黄锡珍，中学毕业后在县里劝学所当所员（相当于后来的县教育局的职员）；一名叫黄廷珍，中学毕业后在县立高等小学当算术教员。这一年的春7节，黄锡珍从县城回家过年，他动员我去县城读书。进县城上学，这在我们那家族里看来，可是件了不起的大事。于是，家庭讨论，族房会商，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我母亲不赞成，一是怕我远离家门放心不下，二是考虑到家庭无力负担我读书的学费。我父亲对我进城上学的事模棱两可、犹豫不定。只有我哥哥坚决赞成我去，堂伯、叔父等也多数赞成。他们认为已经花了许多谷子供我读了这多年书，如果就此作罢，我仍旧务农，岂不是亏了么？于是大家议妥：每年由嫡堂公房继续凑六七担谷子，供我进县城读书。当时家里备不起衣服行李，族里各家纷纷来帮忙。黄廷珍把他一个旧书箱子借给我，并送给我一套他穿旧了的学生制服和一件布夹袄、一件长衫，其他人又凑了几担谷子和其它用品。1920年春节过后，我哥哥挑着书箱和行李，一直把我送到永兴县城。
　　由于我的学业基础只有古文的经史知识，所以只能考县立高等小学。十八岁还读小学，这在现在看来未免有些稀奇，但在那个时代并不奇怪。在当时的同班同学当中，有不少人比我的年龄还大得多。县立高小规定三年毕业，我只读了一年半。从学业上来讲，除了新学得一些简单的数学基础知识外，其他收获可说是寥寥无几。我入学的头一年，每学期都是考第一名，可以获得几块钱的奖学金。又由黄锡珍在劝学所里帮我找点课余抄写的差事，一年能收入几块钱。就这样凑凑和和读了三个学期的高小。
　　课余做些抄写的事情，不仅给我补贴了一部分费用，同时也给了我接触社会、了解社会的机会，使我增加了不少在课堂上学不到的社会知识。如帮助华洋筹赈会编造灾民册，为赵恒惕的省宪选举编造选民册等，使我懂得这统统是些骗人的把戏。名册上的名字多是伪造的，达官要人们以此来骗钱、骗地位，还要冠冕堂皇地标榜是兴办慈善事业、实行民主政治等等。这些都增加了我的愤意和不平。
　　我在县立高小读到第三学期时，黄锡珍告诉我说衡阳省立第三师范要在暑期招生，动员我去报考。因为读师范可以免费，我决心报考。为此，这年的暑假我没有回家，就住在县城劝学所黄锡珍处，一边替劝学所抄写文件赚钱糊口，一边补习未学完的高小课程，准备报考师范。由于我高小尚未读完，没有领到毕业文凭，只得借了别人（也姓黄）的一张文凭报考。初试、复试都很顺利，遂于1922年夏，考取了衡阳省立第三师范。那年我整二十岁。
　　衡阳省立第三师范，是当时湘南地区很有影响的一所中等专业学校。始建于1904年（光绪三十年），原名省立南路师范学堂。辛亥革命后，改名为湖南省立第三师范学校。校址设在衡阳江东岸晏家坪，位于湘、耒、蒸三水汇合之处，是个风景优雅的所在。清朝末年，曾在此地办过几所学堂。在学区与外界相联的石桥前面，立有一块牌坊，上书“南学津梁”四个大字，把此地称为南方人士寻求新学的必经之途。在我入学的那几年，第三师范每年招考两班学生，共一百二三十名。其中湘南每县各择优录取四名，免试选送部分师范附小的优等生，此外便是不分县别地择优录取若干名。学生考取入校以后，免收学费、膳食费、讲义费，只稍许收一点课本费。这是我当时唯一能读得起的学校。我考取后，被编入第二十三班。
　　入学之初，我情绪很高。对我来说，真是好不容易才争取到这个免费读书的机会，高兴的心情，溢于言表。学校食堂的伙食虽一向为学生们所大为不满，但对我说来已经很满足了，因为比起我在家时要好得多。衡阳比永兴县城远为繁华、开通，在这里可以看到许多报刊杂志，环境使我耳目一新，眼界大大开阔。我如饥似渴地读书学习，脑子里除了想学习之外，似乎再没有其他的想头了，心情很平静。但这种平静没有维持多久，思想上就发生了变化。环境的改变，接触面的逐渐扩大，特别是读了一些报刊杂志以后，脑子里开始考虑许多问题：社会的弊端，国家的前途，个人的出路等等，9使我无法安静下来。因为，这许多问题都使我感到忧虑。加之由于我家境贫寒，在同学中间显得格外土气；我患了一场重感冒后，因无钱医治，也吃不起滋补食品，身体失于调养，便形成慢性气管炎，时常咳嗽，被看作是痨病鬼，在学校里大受歧视。我在读私塾和高小时成绩突出的优越性没有了。这里看重英文和数理化，而我在英文和数理化方面的基础很差，我所熟悉的古文在这里却不大受重视。于是，我逐渐产生了自卑感，形成孤僻、不爱活动的习惯，常常一个人坐在那里考虑问题。展望将来，不知向何处去。读了师范又如何？对国家、社会、家庭能起到什么作用？当时社会上就业很困难，我这个贫苦农民的子弟有什么办法去谋个职业？家族花那么大力气培养我，岂不使他们大失所望。要能考上大学也许会好一点，但路费、学费又从何而来？不能上大学，又不能就业，那么眼下学这些功课又有什么用？想到这些，脑子里像一团乱麻，总也理不出个头绪。因此，我的情绪日渐低沉，学习的积极性没有了。
　　到了第二学期，学生们因为伙食问题而大闹学潮，我也跟着卷了进去。按规定，学生每人每天伙食费是两毛钱，但实际上只有八分钱用在伙食上，余者均被校长刘志远及经办人员等克扣、中饱，因而激起公愤。刘志远平时顽固守旧，惯用封建专制手段压制学生，在大多数学生中不得人心。学生们本来就恨他，这次着实抓住了他的把柄，于是，就对刘志远群起而攻之。学潮开始时，学生们的行动完全一致。当时学生们举行罢课，纷纷走上街头，游行示威，发表宣言，向外界通告第三师范学潮的真相，揭露刘志远等人的种种劣迹。学校当局不但不理睬学生们的合理要求，反而牌示开除袁痴、罗严、唐朝英等三名为首的学生，这就激起了同学们的更大义愤。同学们遂选派代表到省城长沙向教育司请愿，呼吁社会各界同情声援。前去请愿的学生代表露宿省城教育坪，闹得满城风雨，全省哗然。省长赵恒惕看到事态越闹越大，不好收拾，便出面进行镇10压，将请愿的学生代表强行押解回校。学校当局遂开除了五十名学生。但学潮非但没有被平息，反而更加剧烈地展开，尤其是一些为首的学生，态度相当坚决，毫不妥协。当学潮逐步发展到驱逐校长刘志远时，情况就发生了变化，学生中分成了两派，一派赶校长，一派保校长。两派的矛盾相当尖锐。我那时还有点“君子群而不党”的思想，又不理解这场斗争的意义，遂采取了旁观的态度，两派我都不介入。
　　后来我才知道三师学潮的真实背景，这里有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的领导和影响，赶校长的一派多是具有革命思想的进步学生，而为首者多是党、团员。第三师范是一所具有革命传统的学校，我党早期曾在这里播下过革命火种。早在1920年8月，毛泽东在长沙创办文化书社时，就在第三师范设立了衡阳分社，并开办书报贩卖部，出售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和《向导》《先驱》《新潮》、《新青年》、《少年中国》、《劳动界》等革命报章杂志。1921年10月，毛泽东在上海参加党的“一大”回长沙不久，就乘轮船溯湘江而上，到衡阳考察。翌年4月，毛泽东再次来到衡阳，在湘南学生联合会厅堂和第三师范风雨操场，发表关于马克思的革命斗争史、社会问题、中国农民运动等著名讲演，并在这里发展了一批共产党员，蒋先云、黄静源、雷晋乾、唐朝英等即是其中的优秀分子。当时在衡阳省立第三甲种工业学校读书的著名共产党员夏明翰，曾是毛泽东为培养党团骨干所创办的湖南自修大学的第一批学员。1922年暑假期间，我党早期著名的活动家张秋人，经陈独秀推荐，从上海来到湖南，先在长沙会见了毛泽东，随即被聘为衡阳省立第三师范英语教员。毛泽东、何叔衡还介绍第一师范学生、共产党员戴述人到第三师范担任国文教员。这批优秀的共产党员，分别以读书和当教员作掩护，秘密领导着衡阳地区的党团活动，第三师范成了湘南地区党团组织和革命学生运动的中心。自五四运动以来，以第三师范11为基地，联合设在衡阳的省立三女师、省立第三甲种工业学校、省立第三中学等学校的进步师生，开展了许多次颇具影响的爱国学生运动。
　　三师学潮从1923年的3月一直闹到6月，学生坚持斗争，拒不复课。学校当局没有办法，就宣布放假，食堂不开饭，学生只好散掉了。张秋人、蒋啸青、屈子健、贺恕等党员教师被强行辞退。张秋人后来在黄埔军校任教官，1927年9月在任中共浙江省委书记时，不幸被捕，翌年2月遭反动派杀害。他是我在第三师范时最尊敬的一位教师，至今仍深深地怀念他。
　　三师学潮是我接触的第一次群众性的斗争，它给我的教育很深，感触甚多。虽然当时我还不能理解这场斗争的意义，但那些为首的学生们不畏强暴、奋不顾身的斗争精神，使我由衷地钦佩。事后我曾问自己：是什么力量驱使袁痴他们那样勇敢忘我地去进行斗争？为什么我就没有这种力量？答案当然是后来才找到的。
　　由于三师学潮在湖南全省引起很大震动，省长赵恒惕不得不对三师校长职务作了调整。到了1923年下半年，第三学期开学以后，第三师范的校长换成夏寿康。夏校长是一位庸碌无能的老学究，又未聘到得力的教员和助手，因而把学校搞得死气沉沉。学生中因袁痴、罗严、唐朝英等一批革命分子被开除，也不活跃了。整个学校处于一片沉寂之中。这时我对学业已毫无兴趣，全神贯注地阅读我所能接触到的各种书刊报章，深入地探索国家、民族、社会、阶级等政治问题。一时间，国内的各种政治思潮一齐进入我的视野，我从中发现了许多过去不知道的问题。例如国家、民族正受到外国列强的宰割；军阀战争连年不断，土匪蜂起，灾民遍地等等。我看到，不光是我一个人苦于无出路，整个中华民族都处在水深火热之中。既然国家、民族、社会都面临着生死存亡的问题，个人出路还从何谈起？这样，我思想上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开始跳出了个人的小12圈子，不再考虑个人的出路问题了，由过去为个人寻找出路变为立志要为国家、民族、社会寻找出路。
　　当时，国内的救国论调多得很，教育救国，科学救国，实业救国，佛教救国，基督教救国……形形色色，五花八门。究竟什么才是拯救国家、民族和社会的正确道路，自己该何去何从，我一时又找不出满意的答案。我开始广泛地接触和了解社会，积极参加一些政治活动，像抵制日货运动、援助工人罢工运动、反基督教运动等等，我都是自觉主动地参加进去的。
　　到了1924年春，第四学期开学以后，我认真地阅读了《向导》、《新青年》等革命刊物以及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和孙中山的一些著作，开始明白了一条道理：只有打倒帝国主义和军阀，中国才会有出路；要救中国，必须进行革命；而要革命，就须有革命党，即由立志革命者加入革命政党，领导全国人民进行革命斗争。
　　当时，孙中山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并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着手改组国民党，实行国共合作，国民党在全国各地大发展。我认为国民党“一大”的宣言不错，就决定去找国民党。那时国民党还不完全公开，直到1924年冬或者是1925年春节前，我才在衡阳加入了国民党组织。当时主持国民党衡阳党部的是共产党员贺恕等人。
　　加入国民党之后，参加了一些有组织的革命活动，思想上似乎有了寄托，一扫过去那种苦闷消沉的精神状态，情绪为之一振，显得积极活跃起来。自1924年下半年起，我就自动发起成立进步学生团体，在校内组织了一个讲演会，又联合其他学校的永兴籍进步学生，组织了永兴县旅衡学友互助社，其宗旨是联络互助，读书讨论，共同学习新思潮。大家凑钱买了一批书籍。我自己担任图书管理员，负责购书和保管。后来参加湘南暴动的共产党员黄平、刘申、刘木、李卜成、黄庭芳等，都是当年学友互助社的成员。当时我们除13购买国内的书籍外，还购买了一批外文译著阅读，如达尔文的进化论、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考茨基的阶级斗争、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以及布哈林等人的著述。读了这些译著，使我有机会接触到国际上的各种思潮，眼界更加开阔了。在许多译著中，引起我最大兴趣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合著的《共产党宣言》，因此，我读得最认真，并从而对马克思主义学说发生了兴趣。为了进一步学习和理解马克思主义学说，我又找了《新青年》丛书中的《阶级斗争》、《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等书来阅读。还读了一些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小册子，如《通俗资本论》、《剩余价值论》、《价值、价格和利润》、《工银、劳动与资本》、《唯物史观浅释》以及介绍苏俄情况的书籍等。通过认真阅读这些书籍，在我的思想上又引起了新的变化，开始接受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的思想，并认识到孙中山的国民革命思想是不彻底的，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社会诸问题。从而，使我进一步认识到，人类社会问题的根本解决，是走社会主义道路，即实行彻底的无产阶级革命。于是，我最后选定了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的道路，并决心去寻找中国共产党。
　　从1922年到1925年在衡阳省立第三师范这段时期，可以说是我一生中的一个转折点。在此之前，我受古书的影响，眼界不宽，思想狭窄，只想独善其身，做一个淡泊正直的人，随遇而安，知足长乐。来到第三师范之后，我才开始接触到时代的脉搏，开阔了视野，就如同从一个狭小的圈子里突然进到广阔的天地，别开生面。经过三年的摸索、探求，先是在国内的各种救国方案之中，我选择了孙中山的国民革命的道路，进而又在国际的各种思潮之中，选定了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我的这个决心不是轻易下定的，而是认真、郑重的，经过长期考虑的，因而是不可动摇的。
　　3加入中国共产党
我决心已定，便想方设法去寻找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争取早日加入中国共产党。当时中国共产党处于秘密阶段，党的活动不公开，像我这样一个平素不善交际、接触面有限的人，要找到共产党的组织，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考虑党组织不会了解我的情况，更不可能知道我要求入党的迫切心情和坚定志向。怎样才能找到共产党的组织，并向党表明自己的心迹呢？我想来想去，想到了一位好朋友黄庭芳。黄庭芳是衡阳大同中学的学生，是我们永兴旅衡学友互助社的成员，与我关系很好，彼此志同道合，能相互谈心里话。黄庭芳是大同中学学生运动的领导人之一，接触面广，认识的人也多，我相信他会有办法找到共产党的关系。黄庭芳也很想参加共产党，与我的想法不谋而合。我就动员他设法去找共产党的关系，找到后代我一起向共产党的组织提出入党申请，争取一同加入共产党。我还要求黄庭芳把我介绍给第三师范学生运动的领导人刘寅生、蒋元斋，表示如果刘、蒋二人是共产党员，我就请他们作我的入党介绍人。
　　到1925年秋，黄庭芳告诉我，说他已经找到了共产党的关系，把我俩的情况向党组织作了介绍，并代我提出了入党的申请。这年1510月的一天，黄庭芳通知我，说中共衡阳区委的一位同志约我们去谈话。我和黄庭芳二人，按照约定的时间、地点，与中共衡阳区委的同志见了面。事后我才知道与我们见面谈话的这位同志名叫龚际飞。龚际飞与我们谈话的内容略谓：党组织已接到我们二人的入党申请，经过考察，已正式批准接受我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龚际飞还告诉我说，我的入党介绍人，就是刘寅生和蒋元斋。龚际飞还嘱咐我们说，今后我们与党组织的关系，就由黄庭芳与龚直接联系。
　　我终于找到了中国共产党，并加入了党的组织，兴奋的心情使我好像换了一个人。此时，我精神上有了真正的寄托，思想上更加充实，胸怀豁然开朗，参加群众运动的积极性更高了。我再不是盲目地参加各种活动，而是在党组织的直接领导下，为着一个伟大的理想去斗争，这是多么有意义的人生！从此，我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再也没有消极过。实现共产主义，成了我终生不渝的追求目标，不论遇到什么样的艰难困苦，此志不移。
　　我加入中国共产党之后了解到，衡阳地区早在1921年冬就由蒋先云、贺恕、夏明翰等人建立了共产党的组织，第三师范有共产党的支部。我入党之后不久离开衡阳去了广州。在衡阳这段时间，就是通过黄庭芳与中共湘南区委的龚际飞发生关系，没有参加第三师范的党组织活动。我的入党介绍人之一的刘寅生同志后来牺牲了，我的另一名入党介绍人蒋元斋在大革命失败后消极脱党，以后又重新入党。
　　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在广州的湘籍高级军政领导人，成立了以研究有关湖南革命运动为宗旨的“湖南政治研究会”。1925年12月，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百二十七次会议决定开办国民党中央政治讲习班，并指定由“湖南政治研究会”具体领导讲习班的工作。实际上主持讲习班的是林伯渠、毛泽东、李富春等共产党人。
　　16为了培养我党的政治工作干部，并为进军湖南作准备，党中央指示湖南党的组织选送一批学生去投考国民党中央政治讲习班。我和黄庭芳都被选送上，经过报名考试，均被录取。我接到录取通知书，已是1925年底。
　　国民党中央政治讲习班附设在广州东山国民党中央党部内，课堂就设在临时搭起来的棚子里。当时讲习班招收的学员共三百八十多人，绝大部分是湖南籍。讲习班的领导机构是理事会，理事会的成员有谭延闿、程潜、林祖涵（即林伯渠）、鲁涤平、陈嘉佑、毛泽东、李富春等七人。李富春兼任班主任，朱剑凡担任教育干事，彭国钧担任管理干事。学员编为一个大队，四个中队。我被编在第三中队。现在只记得大队长是刘楚雄，湖南长沙人，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生。
　　讲习班把学习革命理论作为主要内容。同时也有一部分军事课程。讲课的有汪精卫、陈公博、高语罕、张太雷、毛泽东、邓中夏、萧楚女、恽代英、蒋先云、朱剑凡等人。宋庆龄、蒋介石、吴稚晖、彭湃等都来讲演过。党员学员还经常到广东省农民协会去上党课，讲党课的主要是广东省委书记陈延年，周恩来也来讲过党课。军事课除学习军事学等军事理论外，还进行军事训练，从单个教练到连教练，从制式教练到战斗教练，每天不间断。
　　那时候我还不懂得变更环境地点须自带组织关系，当初离开衡阳来广州时，匆匆忙忙卷起行李就走了。到了广州以后，在政治讲习班开学的前夕，遇到原在衡阳省立第三师范的同学雷克长。雷克长在三师学潮时被开除后，即在衡阳以教书作掩护，从事革命活动。他来广州比我们晚到几天。当时雷克长把我和黄庭芳拉到讲习班附近的空坪上，很严肃地说道：“你们连组织关系都不带，就跑到广州来，这是违反组织纪律的行为。现在我把你们的组织关系带来了，已经交给这里的党组织，以后你们可不许再这样随便了。”在17雷克长同我们谈话之后不久，与我同住一室的傅光夏（湖南华容人）通知我说，我的组织关系已由衡阳转来，就编在他那个党小组，以后有关党内的事情就直接找他联系。从此以后，我就在傅光夏那个党小组过组织生活。
　　我在政治讲习班学习期间，社会上发生了几起重大事件，在我的思想上引起了很大震动。
　　一件事是1926年3月18日，北京各界十万多人在天安门举行反对“八国通牒”的示威大会，并组织二千多人的请愿团到执政府请愿，在执政府门前（北京铁狮子胡同内），遭到段祺瑞政府预伏军警的屠杀，当场死四十多人，伤二百多人，造成“三?一八”惨案。鲁迅称3月18日是“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
　　另一件事是1926年3月20日，蒋介石一手策划了“中山舰事件”。中山舰曾是孙中山避过难的一艘军舰，当时由共产党人负责指挥。蒋介石诬称共产党阴谋暴动，中山舰要炮轰黄埔云云。旋即下令逮捕共产党员李之龙等五十余人，并劫夺中山舰，包围省港罢工委员会，收缴工人纠察队的武器，包围苏联顾问的住宅，宣布广州全市戒严。同时，又密令第一师师长何应钦将潮汕第一军中的共产党员逮捕，取消第一军党代表制度。接着又取消了黄埔军校青年军人联合会，逼走在黄埔军校和第一军中已经公开的共产党员二百五十多人。第一军的军权遂落入蒋介石手中。“中山舰事件”是蒋介石篡夺革命领导权的一个信号。蒋介石借此打击了中国共产党，控制了广州局面，并取代汪精卫当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主席。
　　继“中山舰事件”之后不久，蒋介石又在5月15日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抛出了“整理党务案”。规定国民党高级党部，包括中央党部、省党部、特别市党部的执行委员，共产党员的总数不得超过三分之一，共产党员不能担任国民党中央党部部长；加入国民党的18共产党员名单必须全部交出，由国民党执行委员会主席保管等等。
　　“整理党务案”通过之后，国民党右派分子纷纷进入国民党中央领导机关，代替了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在国民党领导机关的领导职务。我们党的领导陈独秀对蒋介石采取了妥协、退让和委曲求全的政策，遂使蒋介石的阴谋步步得逞。不过，当时工农运动的领导权仍然掌握在我党的手里，我党在国民党、国民革命军和黄埔军校中还保存有相当的力量，并且直接领导着一千多人的工人武装纠察队和十多万有组织的工人。蒋介石心中是有数的，他自知他的羽翼尚未丰满，还不敢和共产党就此彻底决裂。因此，他在打击共产党的同时，又施展反革命两面派手法，继续伪装革命，高喊革命口号，从而篡夺了更大的权力，当上了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军事部长、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形成了蒋众石在国民党内的专制局面。
　　我当时虽然对所发生的一系列事件感到震惊，但却不理解其中的奥秘，很长时间找不出正确的答案。不过，我开始懂得了一点革命的复杂性，不像过去设想得那么简单。特别是当我看到在共产党内部也存在不同的意见和主张时，头脑里的疑问就越来越多了。我带着这些疑问与周围的同志进行探讨和争论时，大家也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最终仍然是不知所以然。可以想见，当时我无论是对革命理论还是对革命实践，都缺乏应有的了解，就像一个年幼的孩童，对许多事情尚处于似懂非懂之中。
　4北伐前后
1925年，广州国民革命政府完成了对广东全省的统一，为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奠定了基础。当时广州国民政府将所辖的军队统一改编为六个军，北伐的时机日益成熟。我党两广区委军事部通过各种渠道向国民革命军和黄埔军校派遣干部，开展党的工作，积极推动北伐。1926年5月底，以黄埔军校部分学生为骨干、由共产党员担任各级领导干部的叶挺独立团出兵湖南，揭开了北伐战争的序幕，为北伐开辟了胜利的道路。7月6日，广州国民政府发表国民革命军出师宣言，9日国民革命军八个军共十万人正式出师北伐。大批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参加了北伐军，不少共产党员参加了北伐军的各级领导工作。
　　由于北伐的需要，国民党中央政治讲习班提前结业，要求学员自己填报志愿。我表示愿意到军队去做政治工作，并向党组织递了申请书。经党组织同意，我于1926年6月下旬转到北伐军总政治部办的训练班，接受军队政治工作训练。我的党组织关系也随之转来总政治部。我在训练班里，结识了段德昌同志，彼此谈得很投机。
　　北伐开始，他先后任唐生智部第八军第一师政治部秘书长和第三十五军第一师政治部主任。国共分裂后，他到了南（县）、华（容）、安20（乡）地区从事党的地下活动，在那里他发展了彭德怀入党。段德昌后来成为红军的一名优秀指挥员，1933年5月，在湘鄂西肃反扩大化中，不幸遭到错误杀害。
　　北伐战争的直接目的，是打倒北洋军阀吴佩孚、孙传芳、张作霖三个军阀集团。
　　我在北伐军总政治部训练班经过约两个星期的训练之后，被编入北伐军前敌政治部宣传队。我的党组织关系也随之转来。这个宣传队总共有一百多人，负责宣传队领导工作的是前敌政治部主任刘文岛和秘书长张其雄。刘文岛是国民党员。张其雄是共产党员。7月初，宣传队随前敌政治部自广州直抵衡阳。在此之前，吴佩孚曾派叶开鑫率部反攻长沙，唐生智被迫退守衡阳。待叶挺独立团出兵湖南之后，首战告捷，稳定了湖南战局。当我们到达衡阳时，唐生智的第八军正与叶开鑫部在衡山以北对峙。唐生智的前敌指挥部及其第八军正缺少政治工作干部，于是，就将我们这个宣传队全部编入唐生智所部。我被分配到第八军第四师第十三团，担任团指导员办公室政治助理员。
　　我们到衡阳后约十天时间，叶开鑫所部被击溃，北伐军乘胜占领长沙。我们自韶关到长沙这一路上，沿途开展了群众工作，召开群众大会，进行革命宣传，张贴标语，散发传单。所到之处，群众敲锣打鼓，鸣放鞭炮，欢迎北伐军。抵达岳阳东南之筻口附近，与吴佩孚的军阀部队肖耀南部交起火来。战斗打响后，我初次听到枪炮声，还以为是群众放鞭炮欢迎我们。后来听得枪炮声越来越密集，才知道是打起仗来。在此之前，我从未经历过战斗。此时听到枪炮声大作，子弹不断地从头顶上飞过或落在身旁，发出嗖嗖和噗噗的声响，我的心里不禁有些紧张。当时我紧紧地跟着徐恂一起行动，他比我沉着，一边往前走，一边嘱咐我要沉住气，别慌张。敌人的炮弹打来，他就拉住我卧倒在地上。不久，北洋军队被击退，北伐军占21领岳阳后，继续向北挺进，进至武昌以南之纸坊镇。当时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张发奎、陈铭枢两个师行进在我们的前面。叶挺独立团则在最前面打先锋。他们在汀泗桥、贺胜桥一线与吴佩孚所部发生过激战，将吴军打得大败。当我们经过这里时，看到沿途遗尸遍地，被打死的北洋军尸体横躺竖卧，由于天气炎热，所有的尸体都已肿胀腐变，真是目不忍睹。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这么多死人的场面，给我这个初上战场的人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使我切身体会到战争的残酷性，亲眼看到革命所付出的血的代价。此后，战争就成了我的日常生活，见到流血牺牲也习以为常了。
　　由于李济深的第四军尚未攻下武昌。唐生智的第八军即由武汉的长江上游渡过长江，攻击汉阳、汉口，与吴佩孚所部打了一仗，随即占领了汉阳。继之，架设浮桥渡过汉水，进入汉口。当地群众纷纷出来欢迎北伐军，情绪颇为热烈。部队继续北进，由第四师担任前卫，在汉口以北之横店又与吴佩孚所部打了一仗，吴军被击溃后，我们即进入黄陂。我所在的第四师第十三团，沿铁路东侧继续尾敌追击。沿途与北洋军队只有小的接触，未发生大的战斗。等进至鸡公山、武胜关一线，吴佩孚所部即据险固守，我们遂发起攻击。
　　第十三团担任对鸡公山的主攻。经两天激战，攻占鸡公山。武胜关正面之敌遂放弃阵地，退守信阳。我们乘胜进至河南新店、柳林之线。
　　是年10月，北伐军攻克武昌，全歼守敌。至此，北伐军先后歼灭吴佩孚部队十余万人，吴佩孚率残部逃往河南郑州，湖北战事即告一段落。唐生智遂将其所辖的第八军扩编为三个军。我所在的原第十三团改编为第二师第四团，由原第三营营长凌兆尧升任第四团团长。凌升任团长后，为了培养下级军官，办了一个教导队，让我到教导队担任政治教官。这个教导队办了三四个月的时间，因继续北伐而停办，先后轮训了一百多名军士。部队继续北伐前，我被派到第三营任政治指导员。第三营营长彭光闾，是保定军校第八期的毕业生。
　　北伐进展顺利，蒋介石却叛变了。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东南各省陷入白色恐怖之中，奉系军阀张作霖亦在北方屠杀共产党人。李大钊、陈延年、汪寿华、肖楚女等著名共产党员先后被杀。在此情况之下，我们党内部分同志曾提出东征讨蒋的建议，部分国民党左派人士亦纷纷发表讨蒋通电。但中共中央的决策者却不赞成东征讨蒋。武汉国民政府则主张继续北伐，希望同冯玉祥的国民军相配合，消灭奉系军阀，打通同苏联的交通线，然后再回头讨伐蒋介石。于是，任命唐生智为北伐军总司令，于1927年4月19日再次誓师北伐，出兵河南。我们即由新店、柳林驻地出动，未经战斗，即占领信阳、驻马店等地。待进至郾城、漯河之线，始与奉军隔河对峙，每日互相炮击，并不断派出小股部队乘夜渡河袭扰。我所在的第三营驻守在漯河街一段。有一次，奉军派出约一营兵力，于拂晓突破我军前沿防御阵地，进到漯河街上。我同营长彭光闾立即离开指挥所，到街上带领部队进行反击，经激烈战斗，将奉军这股部队击溃。象这类规模的战斗，当时时常发生。
　　正当北伐军与奉军在豫南展开激战的时候，冯玉祥的国民军东出潼关，策应北伐军会攻河南。至5月，奉军大败，向北溃退。北伐军沿铁路尾敌追击，于6月进至郑州，与冯玉祥的国民军会师。我在郑州被晋级为上尉。这一段时间，我经常上前线，同战士们一起作战、谈话，因而与基层官兵建立了密切的联系。战士们对我很有好感，说这个指导员不错。他们有什么心里话也愿意对我说。我由此体会到，政治工作人员只有深入第一线，起带头作用，与战士们同甘共苦，才能得到战士们的信任。
　　在北伐军对奉军作战取得胜利的同时，武汉政府内部的危机日益增长。一方面，蒋介石煽动和勾结其他军阀对武汉实行包围、23封锁；帝国主义者又调集大批军舰停泊武汉，以武力相威胁。另一方面，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政府和国民党领导集团的反动面目逐渐暴露出来。他们以“纠正农民运动过火”为借口，采取了一系列压制工农的政策。与此同时，武汉政府管辖地区的国民党反动军官的叛变接踵而来。5月17日，驻在宜昌的独立十四师师长夏斗寅发动叛变，攻打武汉，幸被叶挺领导的警卫部队、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和中央农民讲习所的学生军以及武汉地区工农武装所击退。21日，湖南军阀何键部许克祥团在长沙叛变，封闭革命团体、解散工农武装，屠杀革命者，制造了“马日事变”。6月10日，汪精卫、孙科、唐生智等人与冯玉祥举行郑州会议，策划“分共”，并决定以“东征讨蒋”为口号，将北伐军唐生智部和张发奎部由河南前线南撤。
　　这样，我随唐生智部从河南撤回湖北，第二师第四团驻防孝感。这时第四团的政治指导员调走，改派我担任该团的政治指导员。
　　唐生智率部回师武汉，其真实目的是准备反共，镇压两湖工农运动。我当时并不了解这个内幕。我到北伐军工作之后，党的组织关系改为单线联系。与我联系的人先后是孙志豪、夏秀峰（即夏明钢）、曹壮父。起初，部队中的共产党员经常开会、碰头。尽管当时上级不准许在部队中发展党员，但我还是发展了几名党员。后来形势日趋紧张，共产党员纷纷离去，党员会也不开了，也没有人给我通报情况，因此，我对形势的真实情况很不了解。当时我们党被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所统治，先是对蒋介石的阴谋叛变一味妥协、退让，甚至在蒋介石杀机毕露，许多共产党人和革命者人头落地之时，陈独秀还与汪精卫发表“汪陈宣言”，麻痹群众，解除共产党人应付突然事变的思想武装。结果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中遭到了惨重损失。继之，又对汪精卫日益暴露出来的反革命面目不予揭露，不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也不对党员进行教育，更不在党内作应变的准备，直至宁汉合流势成，汪精卫集团已举起屠刀，准备对24共产党下手之时，党内的右倾投降主义者还大谈“国共合作”，高喊“均应受国民党党部之领导与监督”的口号，并于6月28日决定解散武汉工人纠察队，6月30日在党中央举行的扩大会议上通过了《国共合作十一条决议》。这样，我们党在突然事变面前处于完全被动的局面，遭受到更大的损失。6月29日，驻武汉的国民党第三十五军军长何键发出反共训令，宣布与共产党分裂，并控制了汉口和汉阳。唐生智也以“处理湘事”为名，在长沙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7月9日，武汉国民党举行中执委扩大会议，决议限制共产党在国民党内的活动，取缔共产党在国民革命军中宣传共产主义。15日，汪精卫举行“分共”会议，正式宣布和共产党决裂，公开背叛革命。随后，汪精卫集团在“宁可错杀一千，不可使一人漏网”的口号下，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进行血腥屠杀。
　　我对当时所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在震惊之余，又极为愤慨。但由于得不到党组织的明确指示，我无法了解事变的真相。起初，我对武汉政府及汪精卫、唐生智等人存有幻想。记得尚在河南与奉军作战时，军队中就有许多关于“农民运动过火，军人家属被游街，财产被没收”之类的流言。不仅国民党人这样说，我们党内也有人跟在别人后面应和，对当时的农民运动横加指责。只有毛泽东对农民运动提出了正确的见解。但他所写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我们在下边根本看不到。因此，我还不能认识上述种种流言正是在煽惑军心，制造反革命舆论。后来听到长沙发生了“马日事变”，有上万名革命群众和共产党员被杀的梢息，心中不禁对武汉政府产生了怀疑。但当时汪精卫还没有公开反共，唐生智也在口头上声称要查办许克祥。所以，我仍然没有对当时的严重形势看清楚，还幻想汪、唐等人会对“马日事变”有妥善处理办法。当北伐军回师，我随部队驻守孝感以后，看到和我一起在军队中工作的共产党员纷纷离去，我又陷入迷茫之中。自己该何去何从？留下来会不会出问题？
　　25离开又该到哪里去？左思右想，总也拿不定主意。我急切地盼望这时能得到党组织的指示，但总不见来人与我联系。我决定自己去找上级党请示。于是，我找了一个借口，请了几天假，到武汉去设法找党。
　　那时武汉形势正处于剧变之中，我虽不了解内幕，但已感觉到空气异常紧张，变化莫测。在武汉我找到第二师政治部主任曹壮父，问他我现在该怎么办？曹问了我和团长凌兆尧相处的情况后，认为我一时还不会有危险，就嘱咐我仍回凌团，他答应随后派人和我联系，最迟不会超过三个月。这样，我从武汉又回到孝感团部。这时我接到一封家信，得知永兴县农民协会委员长黄庭芳已被反动派杀害。我和黄庭芳在学生时代就非常要好，又一起找党，一起入党。得知他的死讯，使我非常难过。而各处不断传来共产党员被杀害的消息，更使我痛心不已，此时，我才真正认识到革命并非一帆风顺，将来曲折可能会更多。从前头脑中认为革命军打到哪里，革命就会在哪里取得胜利的幼稚想法，一扫而空。此时，我对唐生智部带兵军官及其旧军队完全失望，认为靠他们取得革命胜利是根本不可能的。因此，我不安心在旧军队中工作了。我自7月在武汉与曹壮父见过一面之后，一直盼望上级党派人来取联系。但三个月过去了，我望眼欲穿，始终杳无音讯。我担心日子久了，会失掉党组织关系，也感到在唐生智部不可久留。于是，我决定离开此地，再去武汉找党。我把要走的决定告诉了团长凌兆尧时，凌对我加以挽留，说我继续留在他那里工作，安全会有保障。但我决心已定，坚辞不干，遂向军政治部请长假。当时军政治部主任已换成国民党派来的皮作琼，皮立即准了我的假。我即离开，直奔武汉。
　　10月的武汉，完全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报纸上天天登载杀人的消息和共产党员脱党的启事。找党的关系已非常困难。当时第三十六军第二师第四团在汉口大智门车站附近设有留守处。
　　我在留守处住下之后，就天天到街上去转悠，希望能够碰到熟识的党员同志，打听党组织的下落。因我身着唐生智部队的军装，还不致引起敌人的注意。有一天，我转到江汉关附近的马路上，突然碰见一个熟人。此人名叫何家兴，四川人，是留法勤工俭学时加入共产党的，后来他又到莫斯科学习过。我一见到何家兴，不禁心中大喜，一把将他拉住，悄悄告诉他说，我是专为找党组织而来武汉的，问他是否知道党组织现在何处。何家兴见到我后，先是一言不发，待到我说明来意后，他往周围看了看；见无人注意我们，便从身上掏出一个小本子，撕下一页纸，匆忙写了一个地址，递到我手里之后，他就扭头走开了。我一看他写的地址是武昌某地，我便按照这个地址赶到武昌。何家兴后来到了上海，成了叛徒，被我党中央特科派陈赓将其处死。但他当时写给我的地址是真实的。我在武昌长江边附近的一条小街上，找到了接头地点，接头的人正好是与我相识的曾在广州国民党中央政治讲习班学习过的刘镇一、朱国中夫妇。我当即与他们接上了组织关系。刘镇一问明了我的住处后，即告我先回住地等候，过几天组织上会派人找我联系。我回到汉口没有几天，党组织就派人来联系，并交给我一封组织介绍信，介绍我到长沙去找中共湖南省委取得联系，参加湖南地方党的工作。于是，我即离开汉口，奔赴长沙。后来听别人告诉我说，我离开武汉没多久，刘镇一、朱国中夫妇就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了。
　　我到了长沙后，先在永兴旅省同乡会的公寓里住下，然后就到湖南省委接头处接组织关系。当时党组织活动已转入地下，我来到接头地点，与省委接上组织关系后，我又回到原住处等候分配工作。过了几天，省委派了一位同志给我送来一封组织介绍信，介绍我到衡阳找湘南特委。于是，我又赶往衡阳。湘南特委的接头处设在一爿小商店里，我按照预先约定的接头办法前去接头，不料他们见我穿一身国民党军装，便产生了怀疑，不肯与我接头。我先后去27过几次，与他们搭话，他们都不理睬我。没有办法，我只好先回家乡去，永兴的熟人多，或许能够找到当地的党组织，然后再设法与上级党取得联系。这样，我就回到了永兴，开始了大革命失败后的地下革命活动。
　　回顾大革命失败前后这段历史，深感自己的政治水平太低，思想幼稚，在许多问题上都带有盲目性，更不懂得阶级斗争的复杂性和革命运动的曲折性。因而，我对大革命失败，对蒋介石、汪精卫、唐生智等相继叛变革命，毫无思想准备。当时，我曾对陈独秀颇为迷信，以为此人很有本事，在党内很有威望。但后来的事实告诉我，陈独秀所推行的右倾投降路线，正是大革命失败得如此惨痛的原因之一。当然，我并不认为陈独秀是存心出卖党，但他那右倾的理论和错误的指导思想，确使我们党深受其害。他又固执己见，坚持错误立场，听不得逆耳的正确意见，这就必然使他的错误犯得愈加严重，对全党的危害就愈大。而我自己当时好像蒙在鼓里一样，在武汉国民党公开叛变，到处捕杀共产党人的时候，还不知道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已经失败了。
　　1927年8月1日，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周恩来和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领导北伐部队三万余人，在南昌举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从此，开始了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武装斗争的新时期。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总结了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撤销了陈独秀的领导职务，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并把发动农民举行秋收起义，作为当前党的最主要的任务。但“八七”会议在共产国际新任代表罗明纳兹的错误观点影响之下，否认革命处在低潮，错误的认为，革命的重新高涨，不但在最近时期内是可能的，而且是不可免的。这就使党内的“左”倾情绪迅速滋长，为瞿秋白的“左”倾盲动主义奠定了基础。根据“八七”会28议的决定，是年9月，毛泽东在湖南领导了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继八一南昌起义和湘赣边界秋收起义之后，还有广东琼崖武装起义，海陆丰农民自卫军武装起义，湖北黄（安）、麻（城）武装起义和广州武装起义等等。不过，那时候我们党还缺乏经验，起义部队纷纷遭到挫折和失败。南昌起义部队撤离南昌之后，南下广东，原打算占领海口，取得国际援助，恢复广东革命根据地，再行北伐。但却不懂得改变战略战术，仍采用北伐时打北洋军阀时的方式，一路攻坚，打硬仗，加之孤军无援，使部队遭到很大伤亡。不久蔡廷锴率所部第十师脱离起义军，部队中病、逃、减员剧增。在攻占广东三河坝地区和潮汕一带后，起义军在敌人优势兵力的围攻之下，遭到失败，队伍被打散。后来，朱德、陈毅收拢了余部几百人，转入湘南，后来上了井冈山，保留下来一部分骨干。湘赣边界秋收起义部队的主力，是卢德铭指挥的原武昌国民政府警卫团，加上安源煤矿工人、浏阳、平江等地农民自卫军以及收编的原夏斗寅部一个团。这支部队由于执行“会攻长沙”的计划，受到了严重损失，大部被打散。毛泽东力主改变进攻长沙的计划，收拢起不足千人的队伍，在江西永新县三湾村进行改编，建立了党的各级组织和党代表制度，把支部建在连上，并设立士兵委员会，实行官兵一致的原则，建立了军队内部的民主制度。之后又争取了井冈山地区袁文才、王佐的地方武装，将起义部队全部拉上了井冈山，建立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开创了井冈山地区“工农割据”的局面。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创立，这在中国革命斗争史上的意义是无法估量的。如果没有井冈山这块革命根据地的接应，则朱德率领的南昌起义余部以及后来彭德怀领导的平江起义部队，都很难立足。而井冈山上有了朱德、彭德怀这两位行伍出身、久经战阵的优秀军事指挥员指挥作战，就犹如猛虎添翼，大大增强了红军的战斗力。井冈山上的红旗不倒，极大地鼓舞了共产党人进行武装斗争的29斗志，坚定了革命必胜的信念。在井冈山红旗的指引下，各地被打散了的革命力量又纷纷聚集起来，星星之火，终成燎原之势。
　　失败的教训往往比成功的经验给人以更深刻的教育。因为这些教训的取得，是用大量的流血牺牲换来的。从大革命失败以后，我学到了不少东西，不再像从前那样盲目了，自然而然地、更多地动脑筋思考各种问题。我认识到，作为一个革命者，自己应该有独立的思考和见解，不能够一味地盲从，人云亦云。这样才是真正对革命事业负责。
　　5湘南暴动
我回到永兴家乡后，一边了解当地的情况，一边设法寻找大革命时期的共产党员、青年团员和革命积极分子，然后再设法与上级党取得联系，开展革命活动。
　　“马日事变”后，湘南各县的革命力量受到严重摧残，大批党、团员和革命群众遭到杀害，幸免于难的也都隐蔽起来，不敢露面了。在外地读书的一批青年学生，于大革命失败后陆续返回家乡。
　　他们当中有的是共产党员，有的是青年团员，有的是革命积极分子。由于永兴县党的创始人、县农民协会委员长黄庭芳在“马日事变”中被国民党反动派捕杀，县农民自卫军负责人尹子韶被反动派称作“暴徒头子”，正遭通缉而潜伏了起来，从外地回来的青年学生无法与党组织取得联系，只好暂时在家里躲藏，不能开展活动。我回来后，首先与这批青年学生建立了联系，商量找党和开展革命活动的办法。我当时主要联系了八个人，他们是：
　　刘申，原衡阳成章中学的学生，1925年在北京中国大学读书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邝振兴，衡阳省立第三师范的学生，在衡阳加入中国共产党。
　　黄平（原名黄景藩），衡阳第三中学的学生，在衡阳加入中国社31会主义青年团，是当时学生运动的积极分子。
　　李卜成，衡阳省立第三师范的学生，学生运动的积极分子。
　　刘木、何宝成、刘明初，三人都是衡阳大同中学的学生，学生运动的积极分子。
　　上述七人都是以前我在衡阳组织的“永兴旅衡学友互助社”的成员。此外，还有一个尹子韶，是我读高小时的老师，被反动派称作“暴徒头子”而遭通缉。我回到永兴后，很快也同他联系上了。我们这些人彼此早就互相了解。我们商量决定首先设法找到上级党组织，然后再按照党的指示开展革命活动。过了些日子，黄平打听到湘南特委已派人到了永兴县城。我便和刘申、邝振兴、黄平、李卜成五人，于1927年12月初进城，找到了湘南特委派来永兴担任特支书记的向大复。我用湖南省委的介绍信同特支接上了组织关系，并介绍李卜成、尹子韶、刘木、何宝成、刘明初等人加入中国共产党。
　　原来已是党、团员的，则承认其组织关系。
　　向大复是湖南衡山人，原来也是在衡阳读书的学生。他刚被湘南特委派来永兴工作时间不久，以开照相馆作掩护进行革命活动。
　　在我们去找他联系之前，他联系到的人还不多。他看到我们这些人主动来找，非常高兴。不久，就在永兴县城北一座塔上，由向大复主持，召开了中共永兴特别支部扩大会议，有十多人与会。会议的主要议题是传达由瞿秋白主持召开的临时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决议。该决议提出反对军阀战争，反对帝国主义，组织工农武装暴动，一切权力归工农兵代表会议，建立工农革命军，实行土地革命等主张。这个决议在当时具有非常大的指明道路、鼓舞人心的作用。但同时，决议又提出了一些不适当的口号和“左”倾盲动政策，如要求在工农武装暴动中，不仅要对豪绅工贼、反革命采取无顾惜的歼灭政策，而且对上层小资产阶级——店东、商人等，也要毫不犹豫地实行革命独裁，对群众过激的革命行动不许加以阻止等。听了传32达之后，与会同志群情激愤，一致赞成组织农民暴动。但在讨论行动方案时，发生了意见分歧。邝振兴主张立即暴动，得到多数人的赞成。我主张先做群众工作，积聚革命力量，为举行暴动准备条件，待机而动。邝振兴立即指责我胆小怕死，是右倾机会主义。我反复说明目前立即举行暴动的时机还不成熟，缺乏群众工作基础，我们人数太少，连“暴徒”都没有联系上几个，单凭我们少数几个人干，是不可能把暴动搞起来的。但由于当时与会者多数赞成邝振兴的意见，我被当作右倾机会主义者而受到批评。后来的永兴县委也一直认为我右倾，以至暴动胜利后，有一段时间不让我参加县委。这是我参加革命后被批判为右倾的开始。
　　尽管多数同志主张立即举行暴动，但毕竟没有多少力量，立即暴动只能是一个口号而已。在研究具体部署时，向大复同意按我的意见进行，先做准备工作，党员分头下去联络“暴徒”，发动群众，发展党员，壮大组织，积极准备武装暴动。会议决定永兴全县以便江（即耒河）为界，江东的工作由向大复负责，江西的工作由我负责。
　　准备工作进行了一个多月的时间，有一天，几个到广东乐昌县坪石镇挑盐的农民告诉我说，坪石来了红军，为首的姓朱，打垮了白军，实行土地革命，平时一担盐卖九到十块钱，现在红军按一块钱一担的价钱卖给农民，群众非常拥护。我听到这个消息，心里非常高兴！我意识到我们举行暴动的时机到来了，立即找刘申、黄平、尹子韶等人商议，决定发动农民暴动响应红军。考虑到尹子韶曾担任过县农民自卫军的负责人，在广大“暴徒”和农民群众中有号召力，遂决定仍由尹子韶公开出面领导武装暴动。
　　1928年年关时节，朱德、陈毅率南昌起义余部，自广东转战到湘粤边界一带，发动湘南起义，首先占领宜章和坪石，成立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师。不久即挥师向郴县、耒阳推进。当地的反动地主武装民团（亦称“挨户团”）大部被消灭，少数逃到外县躲避。宜章县33有一股民团逃到永兴县的板梁。板梁是个大村子，在便江西岸，这里是我们群众工作最好的地方。当时我们已在便江以西地区组织起一百余人的革命力量，宜章民团逃到这里，恰是送上门来的好机会。我们当即决定由尹子韶率领已组织起来的一百余人，乘夜赶到板梁，将这股民团包围起来，全部予以缴械，一下子缴获到二三十支步枪，将自己武装起来。随后，将队伍拉到油麻圩一带，打起红旗，发动群众起来暴动。群众纷纷响应，几天之间，队伍发展到千余人。与此同时，刘木在油榨圩一带发动农民暴动，也拉起了近千人的队伍。
　　朱、陈的红一师占领郴县后，在郴县建立了苏维埃政权。曾任郴县农民协会委员长的李才佳担任了县苏维埃委员长，夏明翰的弟弟夏明震任县委书记。郴县暴动拉起了两千余人的武装，组成工农革命军第七师，由参加过辛亥革命的老同盟会员邓允庭担任师长。朱德、陈毅率红一师自郴县乘胜向耒阳挺进，路过永兴的油榨圩时，留下一个主力排，由张山川带领，协助刘木的农民暴动武装去攻打永兴县城。永兴县城里只有一些民团驻守，一击即溃。刘木率队占领了县城，随后，尹子韶也率队进城。我在家里接到通知，要我立即赶到县城开会。我同刘申、黄平、李卜成赶到县城后，才知道特支书记向大复调往郴县任县委宣传部长，湘南特委派了李一鼎来永兴主持党的工作，并改特支为县委，由李一鼎任县委书记，刘申任组织部长，李卜成任宣传部长，黄平任青年团县委书记。原由刘木、尹子韶率领的两支暴动农民武装和县城里的革命武装合编为永兴红军警卫团（亦称永兴红色警卫团），由尹子韶任团长，我任党代表兼参谋长。同时宣布成立永兴县苏维埃政府。随即，县委又派邝振兴、何宝成、刘明初、龙先图等人分赴各区去发动群众，进行土地革命，建立区乡苏维埃政权，组建群众武装。不久，全县各区乡的苏维埃政权纷纷建立起来，并成立了农民赤卫队。许多农民臂缠34红箍，打着红旗，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打土豪、分田地的革命斗争，全县上下一片欢腾。
　　在暴动之前曾是激进分子的邝振兴，这时却因工作中受到一些挫折躺倒不干了，躲在家里不肯出来。我到他家里去看望他，动员他出来继续为革命工作，但他仍犹豫不决。我就将了他一军，我说：“过去你骂我是右倾机会主义，现在革命轰轰烈烈地搞起来了，你却躲起来了，你这是什么主义？”他无言以对，便跟我出来干工作了。这位同志后来一直表现不错，为革命事业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继永兴暴动之后，资兴也举行了暴动。资兴县委书记黄义藻是原衡阳第三中学的学生，公开出面领导资兴农民暴动的曹亮华是原衡阳第三师范的学生。由于当时资兴的群众工作基础还比较薄弱，农民武装比较弱小，缺少枪支，曹亮华只身跑到永兴县城来搬援兵。永兴县红军警卫团当时已拥有二千余人，百多条枪。县委当即决定，由团长尹子韶率警卫团主力去支援资兴县农民暴动。很快即将资兴县城攻占，宣布成立资兴县苏维埃政权。尹子韶率部队返回永兴后，永兴县委又派他率部队去支援安仁县农民暴动，打开了安仁县城，建立了安仁县及各区乡苏维埃政权，由唐天际出任县苏维埃委员长。唐天际是安仁人，原来也是在衡阳读书的学生，参加南昌起义后，到了广东部队被打散，他便回到家乡从事革命活动。
　　朱德、陈毅率红一师在永兴没有停留，即向耒阳前进，攻占了耒阳县城。耒阳是湘南各县当中党群工作基础最好的地方，那里的干部也很强。耒阳前任县委书记就是介绍我和黄庭芳入党的刘寅生，后来他调到酃县工作，不久就牺牲在酃县。接替刘寅生任耒阳县委书记职务的是邓宗海。邓是耒阳人，也是在衡阳读书的中学生。公开出面领导耒阳农民暴动的则是刘泰，原衡阳成章中学的学生。刘泰在当地群众中有很高的威望，暴动胜利后，他出任耒阳县苏维埃委员长。当时耒阳暴动组建的武装有两千余人，枪支也多，35是一支很强的武装力量，团长邝鄘是黄埔军校第三期学生。
　　湘南暴动后，湘南特委自衡阳迁到耒阳。特委书记陈佑魁“左”得很，执行“左”倾盲动路线非常坚决。他下令各县大烧大杀，不仅烧衙门机关、土豪劣绅的房子，还要把县城的整条街道和所有商店都烧掉，而且还要将沿衡阳至坪石公路两侧十五华里的所有村庄统统烧掉，使敌人来进攻时无房可住，想用这个办法阻止敌人的进攻。当时已是3月份，各乡农民已分配了土地，正忙于春耕。农民对这种乱烧的做法非常反感。我哥哥是个同情革命的老实农民，他曾悄悄对我说过：你们为什么要烧房子呢？把这么多、这么好的房子烧掉多么可惜！即使是土豪劣绅的房子也不应该烧掉，可以分配给穷人住嘛。烧房子的做法很不得人心，使老百姓不得安生。我哥哥的这席话，是人民群众的心里话，使我很受启示。我本就对这种做法有怀疑，很抵触。听了我哥哥的话后，更加坚定了自己的看法。当永兴县委开会讨论贯彻湘南特委的指示时，我坚决反对烧房子。县委书记李一鼎严厉地指责我右倾，并责成我负责烧县城。我拒绝执行。李一鼎以组织名义命令我必须执行，否则将受到严厉处分。我被迫服从了，但采取了折衷的办法，只在县城烧了衙门、祠堂、庙宇和个别商店，没有整条街地烧，最后永兴县城的大部分房屋商店还是保留下来了。当时郴县、耒阳都按照特委的指示，把县城烧得一空。
　　郴县位于南北交通线上，县委在城郊召开群众大会，动员烧掉城郊的房子。地主豪绅反动派趁机进行煽惑，策动农民“反水”，将县委书记夏明震等一批干部打死。直到陈毅率领红一师的部队前来，才将骚乱平息下去。陈毅即留驻郴县主持县委的工作。
　　这时，湘南特委委员周鲁奉命到井冈山传达省委的指示，回来路过永兴，谈他在遂川的见闻，大讲毛泽东右倾，不实行烧杀政策云云。我一听说毛泽东也反对乱烧滥杀政策，心里很高兴，进一步36坚定了我自己的看法。
　　不久，永兴县马田圩高亭司一带的农民，受到邻县农民“反水”
　　的影响，在地主豪绅的策动下，也打出白旗，反对苏维埃政府。县委当即派尹子韶率领警卫团主力和张山川排前往弹压。尹子韶带队伍出发之后，我在县城里总是放心不下，担心他们会对“反水”农民采取乱烧滥杀的报复行动。于是，我乘夜离开县城，去追赶尹子韶的队伍。待我于拂晓前赶到马田圩时，尹子韶正指挥部队放火焚烧马田刘家。马田刘家是打白旗的村子，全村有三百来户人家，此时已笼罩在一片火海之中。我赶忙找到尹子韶问明情况，原来他们还准备去焚烧另外几个打白旗的大村子。我坚决予以制止，说明这种蛮干的做法太脱离群众，只会造成与农民的尖锐对立情绪，并有可能被反动派所利用。我先说服了尹子韶，然后召集干部开会，宣布今后不许烧农民的房子，并作为部队的一条纪律，严格遵守。
　　队伍返回永兴县城。正赶上桂阳派人来报告说，桂阳北乡发生了农民“反水”骚乱，要求永兴县派部队前去帮助平息。永兴县委决定仍由尹子韶带领警卫团主力和张山川排去桂阳，平息“反水”骚乱后，再协助桂阳暴动武装夺取桂阳县城。这时，永兴城里只留下不足三分之一的部队和妇幼老小，枪支只有二十余条，由我负责留守县城。
　　1928年4月间，敌人集结兵力向我大举进攻。敌军自衡阳出发，向耒阳、永兴、郴县、宜章一路杀来。这时陈佑魁已被调回省委，由杨福焘接任湘南特委书记。耒阳县城烧毁后，朱德率红一师移驻耒阳乡间，湘南特委机关亦经永兴迁到郴县。敌军大举进攻时，朱德率部撤向井冈山，陈毅率特委机关和郴县农民暴动武装先撤往资兴，再从资兴撤往井冈山。当从资兴向井冈山撤退时，特委书记杨福焘说什么也不肯上山，他说特委守土有责，不能离开湘南。杨福焘是湖南省委委员，原是长沙泥木工人罢工的领导人。他带领特37委机关几十名同志自资兴与陈毅分手，单独向衡阳进发。这些同志对革命真是忠勇无比，但确实缺乏对敌斗争的经验。离开资兴后没走多远，就被民团包围，全部遇害牺牲。
　　敌军占领耒阳后，即向永兴进攻。我当时带领少数部队和一批家属留守在永兴县城，由于不懂得要做必要的情报工作，外边的情况一点儿也不了解。县委书记李一鼎与朱德、陈毅所部及特委保持一定联系，对敌人大举进攻的情况他应有所闻，至少敌人进攻耒阳他不会不知道。但不知出于什么原因，他对我始终守口如瓶。直至敌军快打来了，我还蒙在鼓里，一无所知。后来我回顾这一段的历史，估计当时李一鼎已对我不大信任了，觉得我太右倾，处处与县委、特委唱反调。李一鼎对我存有戒心，像敌人大举进攻，耒阳失守这样的大事，他也不通知我。直至敌人快抵近永兴了，我才从别处得知消息。情况已非常紧迫，我急忙找到李一鼎，建议速将尹子韶带领的部队和分散在各区的干部和武装收拢起来，到县城里集中，以应付敌人的进攻，一旦情况严重时，也便于组织撤退，免遭损头。李一鼎听了我的建议后，大骂了我一通右倾，又说我是怕死鬼，敌人还没有到就考虑撤退等等。当敌军离永兴县城已很近的时候，我又建议县委乘夜撤离县城，李一鼎执意不肯撤。直至敌人兵临城下，敌我力量过于悬殊，我们根本无法招架，李一鼎才慌了手脚，命令我指挥县城里仅有的少数部队，掩护县委机关干部和部分家属向资兴方向撤退。幸好敌军不明了城里的情况，攻势不算太猛，我们在县城里的这部分队伍、干部和家属总算安全撤出去了，但分散在各区乡的党员、干部由于事先毫无准备，全部被敌人打散，大部牺牲了。刘木、李腾芳、邝振兴、黄楚魁、龙先图、唐乐尧、罗树梅、刘芳全、何宝成、刘明初等一批干部，都是在这次敌人进攻时遇害的。
　　还有一大批参加暴动的农民群众，也惨遭敌人的报复屠杀。更令我痛心的是，尹子韶所带领的警卫团主力和张山川排千余人武装尚38在桂阳，由于事先没有得到县委的通知，毫无准备，全部被敌人消灭了，连一人一枪也没有回来。对于这一惨痛损失，我虽然不能原谅李一鼎那种刚愎自用、固执己见的不负责任作风，但作为县委主管军事工作的负责人，我还是深深地责备自己被胜利冲昏了头脑，过于麻痹大意，缺乏应有的警惕性，未能做到及时掌握敌情，以致在敌人迫近的情况下，来不及采取应变措施，而使我们的同志付出了重大牺牲。
　　这时，湘粤军阀开始联合对湘南进行“会剿”。敌人大军压境，敌我众寡悬殊，朱德、陈毅率部撤离湘南，向井冈山转移。各县农军亦随之上山。我率领永兴县城里的部队和干部、家属共八百余人，出县城南门，撤到资兴县三都集结。再撤至彭公庙，到达酃县县城。
　　在酃县住了三四天，县委决定将全部人员编为永兴独立团，由我任团长，李一鼎任党代表。县委委员刘申、李卜成、黄平等人都在军中分别担任组织、宣传和青年团的工作。邓孝榜、刘在南也随军行动，邓仍负责财政。由于人少枪更少，独立团之下只设两个营，分别由刘承高和一名姓黄的同志任营长。这时候我比较有决定权了。我下令严禁部队乱烧滥杀，部队纪律比以前好些了。
　　部队改编成独立团后，即向井冈山进发，于4月下旬经沔渡到达井冈山下的大陇。这里已属江西省宁冈县的地界。当时朱德、陈毅的部队已经和毛泽东的秋收起义部队在井冈山会师了。耒阳、资兴、郴县、宜章各县的暴动武装都相继到达井冈山。这几个县的武装因组织撤退及时，损失不大，每县都保留有二千余人的武装。耒阳县因首当敌冲，撤退时虽遭到一些损失，但干部保存得很完整。
　　加上我们带来的永兴独立团，湘南五县撤到井冈山的农民暴动武装总共八千余人。
　　朱、毛会师后，将部队整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下辖第十、第十一、第十二共三个师。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
　　39第十师师长由朱德兼，辖第二十八、第二十九两个团。第十一师师长由毛泽东兼，辖第三十一、第三十二、第三十三共三个团。第十二师由陈毅任师长，辖第三十四、第三十五、第三十六共三个团。第三十五团是永兴独立团，团长是我，党代表李一鼎。
　　部队整编完毕，陈毅师长从砻市来大陇视察。我由于身体弱，视力差，向陈毅提出希望上级派一个团长来，我自己仍以做政治工作较为适宜。
　　我们在大陇住了十天左右时间，即经茅坪上井冈山。部队在黄坳与朱培德部的一个营打了一仗，该敌被我击溃，逃向五斗江。黄坳战斗中，第三十五团姓黄的营长因畏缩不前，于战斗结束后被枪毙，改由曹福昌继任营长。曹是黄埔军校第四期的学生，后来在南京被敌人杀害。当晚在黄坳召开了一次干部会议，由朱德军长作形势报告。次日我军进至五斗江，将溃退之敌大部歼灭。五斗江战斗结束的第二天，正好是5月5日马克思诞辰，部队召开了纪念马克思诞辰大会。5月6日，陈毅率第十二师进至永新县的拿山，做发动群众的工作。第十、第十一师则发动对永新县城的攻击，即日攻占永新县城。
　　部队在拿山活动的时候，上级派戴诚本来任第三十五团团长。
　　戴是浙江人，黄埔军校第三期学生。几天之后，部队又进行整编，第三十四、第三十五、第三十六三个团合编为第三十团，由原第十二师参谋长刘之致任团长。原来的各团依次改编为第一、第二、第三营。我先是被派到第三营（资兴暴动武装）任党代表，没过几天，又调回第二营（永兴暴动武装）任党代表。不久，部队即由拿山撤回井冈山。
　　回到井冈山后的一天晚上，部队正在大井宿营，李一鼎突然告诉我说，上级已决定把耒阳、永兴、郴县、资兴四个县的农民武装编成四路游击队，返回湘南各县去打游击。我觉得我们对撤离后的湘40南各县情况还不明了，部队匆忙分散回去活动把握不大，因而对上级所作出的这个决定心里在犯嘀咕。由于考虑到自己一再被批判为右倾，所以这次没有贸然提什么意见。很快上级就正式宣布了这个决定，任命我为第二路游击司令，李一鼎任党代表并担任永兴县委书记。原来的两个营长刘承高、曹福昌任副司令。我当然只能服从命令，并于第二天率部队返回湘南。永兴和耒阳的部队走的是同一条路线，经酃县中村和安仁船形，到达永兴县界。当部队正在向永兴龙形前进的途中，李一鼎告诉我说，他要到衡阳去找特委，让我代理县委书记的工作，并负责将部队带回永兴打游击。说完他就带着妻子走了。从此，我再也没有见到他的踪影，也不知道他的下落。
　　我们和耒阳的部队走到离永兴县城三十里的树头下宿营。在这里，两县的部队将要分路。这时，我们已得知永兴县城里驻有国民党正规军一个团。我们这支游击队虽然有几百号人，但枪支极少，战斗力很弱，而且还带着一些老幼妇女，机动性差。李一鼎一走，我是主要负责人，必须对这几百号人负责，下一步如何行动，需要迅速作出决定。我于当晚宿营时召集县委和游击队的干部开会，讨论研究部队的行动部署。我分析了当时的形势，认为敌我力量相差悬殊，不仅没有力量攻打县城，而且部队也不能过到江西岸；即使侥幸过到江西岸，敌人发觉后，我们也不可能站住脚。因此，我提议先动员妇女老幼分散回家，留下精干力量在江东岸，活动于永兴、资兴、安仁三县边界一带，机动作战。一旦形势不利，也便于向井冈山靠拢。对于我的这个意见，县委的几位干部都赞成，部队中的干部却极力反对。尤其是以副司令刘承高为首的一些人，坚持要去攻打永兴县城，否则也一定要回到江西岸。他向我发牢骚说：“你既然把我们从家乡带出来，就得把我们带回家乡去。”当时部队都是刚刚组织起来的农民，组织纪律观念很差，而家乡观念极重，思41家心切。我们暴动后即忙于开辟工作，接着就是仓促撤退、改编、上山、下山、作战等等，没有来得及进行必要的整顿和训练教育。老实讲，我当时还没有真正认识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因而也没有抓紧时间做这方面的工作。
　　经刘承高带头一煽动，大家异口同声要求过江回家，尤其是部队背枪的多系便江西岸人，都听从刘承高的话，谁也不想到三县交界处去打游击。我再三陈说利害关系，终不能扭转大家的情绪。这时夜已经深了，有些人已很不耐烦了，说是太累了，要休息。我看意见一下子很难统一，只好宣布散会，先宿营休息，明天再议。
　　当时我疲劳已极，躺下不大功夫，就睡着了。一觉醒来，天已放亮。我翻身起来一看，除了刘申、黄平、李卜成三人之外，其他的人都不知去向。原来在拂晓前，刘承高就悄悄拉着队伍跑掉了，连邓孝榜、刘在南也随他们去了。我急忙叫醒剩下的几个人，他们醒来一看就明白出了问题。大家又惊又气，你看我，我看你，一筹莫展。
　　没有别的办法，只能去追赶部队，设法把部队拉过来。
　　我们四人离开宿营地没走多远，就听见前边传来枪声。我们加快了脚步往前赶，又走了一阵，就见有两个背枪的战士上气不接下气地跑了回来。一问，才知道刘承高带着部队还没有接近县城，一听到枪响，就乱了营，各人奔自己的家乡跑散了。一支几百人的队伍，就这样一哄而散地垮掉了。这些人跑回家乡以后，陆续被民团抓住杀掉，刘承高亦未能幸免。我这个人一向被领导视为右倾，考虑问题总是要充分想到不利因素。但眼前所发生的这种突然变故，却是我作梦都没有想到的。一支几百人的部队，说垮一下子就全部垮掉了，什么组织纪律性，全然不顾了。思想的涣散竟然会起到如此大的破坏作用，这对我的教训实在是太深刻了！
　　我和刘申、黄平、李卜成以及刚跑回来的两名战士共六人，重新回到原来的宿营地，经过商量，决定去追赶耒阳的部队。耒阳部42队骨干较强，枪也多，刘泰、邝鄘、邓宗海都在部队里，我们彼此很熟悉，希望借助他们的力量在附近先立住脚，再图发展。耒阳部队刚出发不久，我们很快就追上了他们。
　　我们六个人随耒阳部队渡过耒阳河，到了耒阳南乡后，即与耒阳部队分了手，来到永、耒交界一带。离开部队，我们单独行动，只好昼伏夜行，白天在山林之中隐蔽，夜间下山到村子里找点吃的。
　　这样经过两天之后，就潜回到我们的家乡附近。先在黄平家附近的山上隐蔽起来，到了夜间，找到黄平的父亲黄开桂。我知道我父亲反对我参加革命，不敢告诉父母我回来的消息，便设法与我哥、嫂取上了联系。通过黄开桂和我哥、嫂，了解到这一阵子敌人搜查很紧，白色恐怖很厉害。为了便于存身，我们经过商量，决定六个人分开活动。刘申、黄平带枪到桂阳、常宁两县交界的太平山区活动。太平山一带人烟稀少，是土匪出没地。打算在那一带串联群众，并相机做山上土匪的工作，搞点武装，以求建立一个活动基地。我与李卜成以及两名战士暂回我村中潜伏，进一步了解情况，并设法与上级党取得联系，开展工作。我们这样商量决定之后，约定了互通情况的联络办法，就分头行动了。
　　我和李卜成等四人潜回我村后，我哥、嫂对我们十分同情和关心，帮助我们在附近一座山上找了个地方潜伏，每天由我嫂子偷偷给我们送饭。我哥哥还帮我找到了远房堂叔黄品清，帮助我们打探消息。黄品清是个有胆识、讲义气的人，同情共产党，好打抱不平。他与三教九流都有交往，关系颇多。因此，他能方便地打探到各种消息，对我们帮助很大。
　　和我们在一起活动的两名战士，其中一名叫廖子厚，是永兴城里人，他要求设法送他回家。我们就给了他二十块钱，通过黄品清找了一个可靠的人，把廖子厚送到永兴县城。廖子厚后来参加了十九路军，在江西与红军作战时，他又跑回到红军中来，我与他又见43过一面，不久他就牺牲了。另一名战士的姓名已记不起来了，只记得他是衡阳人，原来在永兴城里当铁匠，永兴暴动胜利时，他参加了警卫团。他见廖子厚回家了，就也提出要求回衡阳老家。我和李卜成把身上仅余的二三十块银元又都给了这个战士，让他回家。听说他在回衡阳的路上，曾被民团抓住盘问，他什么也不讲，敌人只好把他放了。后来我再也没有见到他。
　　就剩下我和李卜成两个人，在我村附近的山上继续潜伏。白天我们躲进树林深处，以防被人发现。晚上到了夜深人静之时，便悄悄摸回村里，爬在我家房后的猪栏上边睡上一小会儿觉。不等天亮，就由我嫂子来把我们喊醒，赶快回到山上躲藏。我们的行动，必须非常小心缜密，不但不能让村里人知道，而且还得瞒着我父母。我父母始终不知道我已回到家乡来了。
　　我们请黄品清到外边打探各地的情况，寻找保存下来的革命力量，以便进行联络，开展工作。从黄品清打探到的消息中，我们才知道，自我们撤离永兴城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疯狂的报复屠杀。永兴全县被杀三千多人。原来旅衡学友互助社的成员，凡留在永兴未走的，几乎全部被杀掉了。邓孝榜、刘在南回去后也牺牲了。
　　听说尹子韶正被通缉，不知下落。曹福昌夫妇二人回到家乡后就分了手，曹妻跑到南京，背叛了革命。曹福昌在家乡存身不住，也跑到南京，被其妻出卖而牺牲。和永兴相邻的几个县的情况，与永兴差不多，被杀掉的人成千上万。仅耒阳一个县，被杀的有上万人。我们还了解到，耒阳游击队在同我们分手以后不久，也被打散垮掉了。刘泰、邝鄘等领导人遇害牺牲。郴县游击队回去以后，也垮掉了，只有少数人半路折返井冈山才保留下来。邓华、向大复、邝朱权、邓允庭等人，就是半路折返井冈山才幸免于难的。资兴县离井冈山较近，境内多是大山。资兴游击队回去以后，保存了一个时期，并在龙溪洞一带建立了一小块根据地。但坚持了一年左右时间后，44也垮掉了，县委书记黄义藻牺牲。
　　上述这些情况，有的是我后来才了解到的。
　　我和李卜成经过两个来月时间的活动，千方百计寻找上下级关系，最终一无所获。原来县委派到各区乡的特派员和区苏维埃干部，凡未逃到外地的，全都被杀掉了。乡干部和暴动积极分子也大部被杀。从井冈山上回来的人，除个别小孩外，大都被杀害。少数埋伏下来的，也不敢出来活动，找不到他们的下落。我们多方打听湘南特委的消息，也杳无音讯。当时传说耒阳捕杀了几个大共产党，不知是不是特委的干部。我们在村子附近隐蔽活动的时间久了，挨户团已察觉到了一点风声，不断搜山围捕。我们经过慎重考虑，目前干部死的死，逃的逃，群众情绪低落，与上级党又联系不上，开展工作很困难；敌人搜捕越来越紧，继续在这里潜伏已是害多利少；况且，生活上全靠哥、嫂暗中接济，终非长久之计。鉴于这种情况，我们决定离开家乡，到外边去寻找党组织。我和李卜成找到刘申、黄平，把我们的想法同他们谈了，他们都赞成，并商定我和李卜成两人先走，等找到党组织后，再与他们联系。
　　我和李卜成回到我村附近的山上，作外出的准备。因为整天在山林里生活，不见阳光，两人的脸色十分苍白。如果就这样出去，容易引人注目。我们便每天到山下去晒一阵太阳，以恢复正常。有一天，我们俩正在山下晒太阳，还没有上山，我弟弟就送饭来了。我对李卜成说：“这几天风声很紧，我们还是把饭拿到山上去吃稳当些。”李卜成还想多晒一会儿太阳，他不以为然地说：“你怕什么？难道吃顿饭的工夫，敌人就会来吗？”我没有跟他多说，端起饭就往山上走。他无法，只好跟着我上了山。就在我俩刚刚爬上高坡，尚未进入树林之中时，山下的村子已突然被民团包围起来。我们见势不妙，急忙钻进树林之中。李卜成这时真有点慌神了，摔了个大跤。我见他那着急的样子，与方才在山下不想上山吃饭时的神情判若两45人，便半开玩笑地说：“你慌什么？难道吃顿饭的功夫，敌人就会来吗？”他不好意思地说：“幸好我们没有在山下吃饭，不然的话，这次可就逃不脱了。”
　　我俩在树林深处吃过饭后，一直不敢出来。到了深夜，我们估计敌人已经撤走了，才下山摸进村子里探听动静。经过了解才知道，白天我弟弟给我们送饭回去的路上，就被敌人抓住了。敌人问他我家住在什么地方，指名要抓捕我。来到我家附近，我弟弟把我家的房子指给他们，敌人就冲入我家搜查，我弟弟趁机溜走了。敌人在我家里翻腾了一阵子，没有找见我，就逼迫全村男女老少到一个打谷场上集合。敌人在人群中逐个辨认，并派兵在全村逐户逐屋搜查，折腾了大半天，还是没有抓到我。敌人就把我父亲抓起来拷问。我父亲确实不知道我回来的消息，拷问了一通，还是一无所获。
　　敌人临撤走时，要把我父亲带走。有个豪绅说：这老家伙一点油水也没有，带走也没有用，还得白管饭吃。众乡亲又一再说好话求情，敌人才把我父亲放了。
　　敌人这次围捕，更提高了我们的警觉性，促使我们加快了外出的准备。我们让黄品清到李卜成家中，设法筹措到几十块钱作路费，我和李卜成二人就离家上路了。临走前，我回家去见了父母一面。父亲一见到我，气得暴跳如雷，指着我大骂一通。骂着骂着，气噎胸喉，骂不成声。我母亲在一旁讲风凉话，她说：“这都是你们让他出去读书的报应！这下可好，读书读成气候了，读得好！读得好嘛！”我一见这种场面，不能再说什么，就扭头走出家门。从此，我再也没有见到父母的面。这次我离家出走的时间，大约是在1928年10月初。
　　轰轰烈烈的湘南暴动，就这样失败了。暴动后拉到井冈山上的湘南八千子弟兵，除保留下来少量干部和第二十九团少数部队外，其余都损失掉了，没有能形成一支武装力量。这主要是由于当时46“左”倾盲动路线造成的结果，当然也和我们这一批县一级干部缺乏经验、缺少能力有关。但我始终认为，当暴动队伍拉上井冈山之后，上级作出让各县武装返回湘南打游击的决定，过于匆忙，欠缺周密的考虑。当时上级作出这样的决定，固然是因山上生活给养不济、环境困难所迫，但这个决定实非上策。先行下山的四县武装相继垮掉后，留在井冈山上的宜章暴动武装（第二十九团），又于同年8月和第二十八团一起，随朱德下山到了湘南。虽曾一度打下郴县县城，但不久，第二十九团就在敌人集结兵力反攻下瓦解。这支拥有两干余人的暴动武装，只保存下来一小部分，由胡少海、胡士俭、李子超、肖克等带领随着第二十八团返回井冈山。以后陈毅曾对我说过，毛泽东由于接受了我们那次失败的教训，对第二次回返湘南的行动坚决反对。但是，部队没有听从毛泽东同志的劝说，贸然下山，故而再次受到损失。
　　总的来说，湘南暴动每一步都有严酷的教训。这些教训，都是许许多多的同志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每当我回顾这段历史，总是深切地怀念那些为革命而捐躯的先烈们。
　　476千里奔波找党辗转白区一年1928年10月初的一天夜里，我和李卜成离开家乡，打算取道武汉、南京，到上海去找党。黄品清又找了两个可靠的农民一起护送我们到常宁县白沙镇。在白沙河下游，找到开往衡阳的民船后，两农民即转回家，由黄品清一人扮作小商贩，送我们去衡阳。船驶到衡阳，我和李卜成没有下船，黄品清一人上岸去为我们买了去长沙的船票，把我们送上开往长沙的轮船后，他才与我们告别回家。这一阵子黄品清对我们的帮助真是太大了，他那种助人为乐、认真负责的精神，令我至今感念不已。
　　我和李卜成乘船到了长沙，没有停留，直奔火车站，爬上一列开往武昌的煤车，向武昌而去。来到武昌，刚过双十节没有几天，街上庆祝双十节的标语、牌匾等举目皆是。我们用化名住进汉阳门附近的斗级营旅馆，我化名黄彬，李卜成化名李天赞。我们已半年多没有洗澡、理发了，头发长得盖住了耳朵。住下后，我俩就上街理了发，痛痛快快洗了个澡，买了点衣服、鞋袜等生活用品，我还配了一副眼镜（我是高度近视）。我们整理好外表仪容，感到与常人没什么两样了，就去逛大街，撞大运，希图能碰上个把熟人，设法寻找党的关系。但转悠了三四天，一个熟悉的同志也没碰到。我们不敢到处48乱闯，手头的钱也不多，不便在此地久留，决定赶往南京。
　　我们买好去南京的船票，在去码头上船的路上，遇见了一个过去和我在唐生智部共过事的小军官，名字已忘记了。他告诉我说，唐部失败后，他转到桂系军队工作，现驻武汉，并邀我到他那里去玩。我怕引出麻烦，没有去找他，当即同李卜成一起乘船到南京。到南京一上岸，我们就在下关一个比较偏僻的巷子，找到一家旧式旅馆住下。巧得很，我们在这里与曾希圣不期而遇。曾希圣是我在衡阳读书时的同学，后来又同进广州政治讲习班。他比我们早来几天，也住在这家旅馆里。相见之下，我们都非常高兴，互相畅谈了别后的情形。从交谈中，我才知道曾希圣到南京来也是为了寻找党的关系，但至今没有找到。
　　我离开永兴时，因家里穷，又受到挨户团的搜抢，临走时没有弄到一点钱，从李卜成家里筹借的钱也花得差不多了。为了今后的生活，我们一边打听党组织的消息，一边了解是否有同乡好友在南京，以便求得经济上的帮助。过了几天，我们打听到有个名叫曹日晖的永兴同乡，是黄埔军校第一期的学生，现在是国民党军队中团一级的军官，在南京有公馆。我和李卜成在衡阳读书时曾与曹同学，彼此关系不错。李卜成主张去找曹日晖，一方面想向曹了解些情况，另一方面想向曹求帮点钱。我表示赞同。
　　一天晚上，我同李卜成到了南京城内曹日晖的公馆，李进到宅内，我留在外边观察动静，以便发生不测时好有个照应。李卜成进去没有几分钟，就出来了，匆忙拉着我离开曹宅，转回下关旅馆。进到房间以后，李卜成才告诉我去见曹日晖的情形。曹日晖一见到李卜成，十分惊愕，张口便说：“你真好胆大！竟敢到南京来！这里同乡人很多，正在到处通缉你们。前不久曹福昌逃到南京，当即被人告发枪毙了。幸好今天我这里没有别的同乡在，算你幸运，否则，真是太危险了！你赶快离开，不要在南京呆了。”李卜成见曹日晖这种49神情，也不便向他打问什么情况，就干脆要求他接济点路费，好离开南京。曹日晖不肯在自己身上拔毛，就介绍李卜成去找另一个同乡刘乙光。说刘乙光现在国民党中央军校工作，人靠得住，可以帮助我们。
　　我们按照曹日晖介绍的地址，找到了刘乙光。刘乙光是黄埔军校第四期的学生，原来是衡阳省立第三师范的学生，我们与他早就相识，彼此关系不错，是我鼓动他去投考黄埔军校的。从黄埔军校毕业后，他到北伐军中作政治工作。大革命失败时，他逃离原来的部队，来到武汉，我曾在汉口的马路上碰到过他。那时他说他是从江西逃来武汉，并说江西方面的形势很紧张，难以存身。我告诉他武汉的形势也不妙，革命左派人士已纷纷离武汉去江西，我劝他还是回江西去。刘说身上已无盘缠、无法上路了。我把自己身上所有的钱都给了他，他答应立即回江西。此后便再无联系，不知他怎么到的中央军校做事。这次我们同刘乙光一见面，刘也感到愕然。我开门见山地说明来意：一是了解各方面的情况，二是请他帮助解决去上海的路费。刘先对我们谈了他所了解的情况后，说我们不能在南京久留，如果碰到坏同乡，就会出危险。但刘也不愿意为我们出这笔路费，他说过几天他要到上海公干，可以把我们一起带到上海。我们考虑随刘乙光去上海，比较安全些，就答应了。
　　两天以后的夜里，我们同刘乙光乘火车去上海。一路上既不用买车票，也没有受到盘查，很顺利地到达上海。刘乙光把我们送出车站，就与我们告别而去。临别前刘对我们说，在上海找下固定住所后，就给他写信，他每月给我们寄几块钱的生活费。
　　上海是当时我们党中央所在地，我们相信在这里一定能够接上组织关系。但由于白色恐怖气氛很浓，党的活动是在极为秘密的状况下进行的，我们究竟何时才能找到党组织，心里没有把握。考虑到我们身边的钱很少，不敢住旅馆，就采取白天逛大街、晚上在50小店里租一张床位过夜的办法，以节省开支。这样过了几天，没有遇见一个熟悉的同志，心里非常焦急。我们感到这样没有固定住所，到处游荡也不是个办法，就设法找了一间出租的房屋，价钱很便宜，房东是个家庭妇女，丈夫不在家，住在这里比较安全。但没住几天，房东的丈夫回家来，看到我们既无行李，又无家具，也不像考大学的学生，就起了疑心，不准我们在那里住了，我们只好另找地方栖身。这次我们在闸北一个茶馆的后楼上租下一间小房子，老板是个警察兼流氓，他不怕我们不交房租，我们就在这里住下了。因为没有行李，我们就在街上买了一块苇席，铺在地板上睡觉；又买了几件简单的炊具，自己烧饭吃。
　　这时已是1928年的10月下旬了。我们两人都是第一次来大上海，人生地疏，每天除了上街东碰西撞想遇见熟识的同志外，就是钻书店看书。起初我们进书店，店员以为我们是来买书的顾客，热情地招呼我们。后来见我们光翻书不买书，就怀疑我们是偷书的扒手，店员的两只眼睛紧紧盯着我们，进行严密地监视。以后我们去的次数多了，他明白了我们是来揩油白看书的，便不大管我们了，由我们自己随便翻阅。
　　就这样，我们在上海住了两个月时间，还没有找到组织关系，生活越来越拮据，心里更加焦急。开始，刘乙光还给我们寄来几块钱的生活费，后来他也失业了，又另外给我们介绍了一个在上海的永兴同乡厉良圭，是个黄埔军校学生，在复旦大学任军训教官。我们到复旦找厉良圭求助，他给了我们三块钱后，就再不理会我们了。别的关系又找不到，房东又天天催逼房租，真是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了。这期间，我们尝尽了厚着脸皮求人告助的难堪滋味，但依然是走投无路。
　　我们决定先去找个职业以谋生，再慢慢寻找组织关系。但几乎跑遍了所有的佣工行，所得到的答复都是：女工尚可考虑，男工一51概不招。人到了走投无路的时候，真是连稻草也要抓。偶然听说湖南衡阳人聂云台，是上海一家纱厂的资本家，我们就以湖南大同乡的名义给聂云台写信，说我们是来上海考大学的学生，费用花尽，生活无着，请他收留我们在他的纱厂里做工。可是信发出去之后，如石沉大海，毫无音讯。
　　有一天，我在报纸上看到永兴著名的留学生黄璧的名字。黄璧是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的毕业生，现在上海兵工厂炮弹部任主任。我以黄楚珍的化名给他写了一封信，冒称我是程潜所部的下级军官，在江西被缴械后漂流上海，因找不到职业，想到南洋去谋生，请他给予帮助。几天之后，接到黄璧的回信，约我到厂里同他面谈。真是喜出望外，我立即赶到上海兵工厂，找到黄璧的办公室，同他见了面。刚坐下没谈上几句，就有人进来找黄璧。黄璧出去了一会儿回来对我说，他有要事，不能继续同我谈话，委托他的一个亲戚、同事同我谈。说完他就走了。不大功夫，黄璧委托同我谈话的那个人就来了。这个人一进屋，我一眼就认出了他。此人叫邓丰立，是湖南桂阳县北鸦山村有名的大恶霸。我有个姑夫是北鸦山村人，我这个姑夫去世时我曾去北鸦山吊丧，见到过邓丰立。我在史先生处读私塾时，邓丰立因与史先生有亲戚关系曾来过私塾，我也见到过他。湘南暴动失败后，这个邓丰立在北鸦山杀了很多参加暴动的农民和共产党员。幸而我这几年变化较大，邓丰立已认不出我了。他与我寒暄过后，首先问我过去的情况，如何当的兵。我竭力保持镇静，装作素不相识的样子与他胡扯了一气。他突然问我：“下青村黄清正的侄子黄时暄（我读私塾时用过的名字）你认识吗？”我沉住气淡淡地回答道：“过去在家时认识的。”邓又问道：“黄时暄现在在什么地方你知道吗？”我说：“我离家出来当兵很久了，从没有与他联系过，不知他后来怎么样了。”邓恶狠狠地说道：“黄时暄是个杀人放火的共产党。”我佯作惊讶道“啊？他那样的人还会当共产党，52真出人意料。”邓接着说：“他领头在我们那一带搞暴动，当局正在通缉他。我要是找见他，决不能轻饶了他！”我又感叹道：“他那样的人也会搞暴动，可真看不出来。”接着我把话题一转，问了问邓一家人的情况。最后我问邓，黄璧先生什么时候能回来？邓说今天不一定能回来了。我就势说道：“黄璧先生今天不回来，那么我改日再来拜访，今天我就告辞了。”说完我站起身就往外走，邓丰立一直把我送到工厂大门口才回去。我手心里一直捏了一把汗，离了兵工厂，才如释重负，长长地舒了一口气。此后我再也不敢去找黄璧了。
　　我有个朋友叫曹勤余，大革命时期的共产党员，曾和我同在北伐军一个团里当营指导员。听说他家住在上海法租界，我就设法找到他家。当时曹勤余已不在家，我见到曹的哥哥，要到曹勤余的通信处，并说好利用曹家作为我在上海的通信地址。我与曹勤余通过信之后，才了解到他于大革命失败后脱党，又参加了第三党，现在福建漳州的一个部队里工作。他知道我目前处境困难，就劝我到漳州他所在的部队做事，条件是我必须改变信仰。我回信告诉他，我的信仰决不会改变。打这以后他就不给我写信了。到了阴历年前，我去了他家一趟，想看看有无我的信件，恰巧他探亲回家，我同他见了面。我劝他继续干革命，回到共产党的队伍中来。他沉默了一阵子，才向我表示他不愿再干共产党了，但保证不会出卖我，他的家可继续做我的通信地址使用。但我已不再想与他联系了，从此就断绝了来往。
　　我久困上海，受着找不到组织和经济来源断绝的煎熬，整天神经极度紧张，饥寒交迫，人眼看着就变老了。真是天无绝人之路。正在我苦于无路可走之时，偶然在一张报纸上看到了凌兆尧的名字。
　　凌兆尧是我在北伐军唐生智部当团指导员时的团长，彼此间的关系相当不错。现在凌兆尧在国民革命军第五十三师第一五八旅当旅长，驻防唐山。所部归桂系白崇禧指挥。见到这个消息使我兴奋53起来，我意识到这个关系可能给我经济上的资助。于是，我立即给凌兆尧写了一封信，介绍了我在上海的困境。凌兆尧很快就给我回了信，并寄来二十块钱。这对我说来，不仅是雪中送炭，而且是绝处逢生，使我得以渡过最困难的关头。
　　天下事贵在坚持，最困难的时候也往往是出现转机的时候。
　　1929年1月间，曾希圣由南京来到上海，找到我和李卜成，告诉我们说他已在上海接上组织关系了。我们一听，高兴得几乎要蹦起来。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原来曾希圣的哥哥曾钟圣已由莫斯科回国，在上海党中央军委工作。曾希圣找见他哥哥后，就与党中央联系上了。曾希圣还告诉我们说，袁策夷（即袁仲贤）和徐德二人也在上海。我一听更加高兴：袁策夷是黄埔军校第一期的学生，北伐时曾任前敌政治部宣传队总队长，他当时就认识我，彼此都知道是共产党员。徐德与我更熟，都是广州政治讲习班的学员，后来同在唐生智部做政治工作，曾在一起参加过多次党的会议。
　　我和李卜成当即给党中央写了一个报告，请求接组织关系，并请袁策夷、徐德两人作我们的证明人。报告由曾希圣通过他哥哥转交党中央。党中央很快承认了我们的组织关系，并派人来看望我们，还给我们每个人三十块钱，接济生活。我们终于又找到了党，回到了组织里面，身心都有了归宿了。时值隆冬天气，我和李卜成身上还只穿两件单衣。我们这才上街买了棉衣，并付清了房租。
　　过了阴历年，我们在法租界租了一间亭子间，集中精力阅读党中央派人送来的党的六大会议文件。当时徐德在中央军委工作，也住在法租界，我们常常在一起交谈互相所了解的各方面情况。我从党的六大文件中，才第一次见到“大革命失败”的提法。组织上还不断给我们送来大批学习资料，其中包括共产国际的有关文件、各种革命刊物等。有许多是我过去没有接触到的，如列宁的《两个策54略》、《国家与革命》、《无产阶级革命与叛徒考茨基》、《左派幼稚病》
　　以及斯大林的《列宁主义概论》等等。我如饥似渴地读着，从中懂得了许多新的道理。这时我才知道中国革命正处于低潮，懂得了什么是右倾机会主义，什么是“左”倾盲动主义。也了解到共产国际内部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争论，中国党内对过去问题的检讨和解决等等。这使我对中国革命问题的理论认识上提高了一大步。
　　这期间，我除了与徐德、曾希圣来往以外，还与熊受暄、柯乃康（柯庆施）等人有过来往。湖南省委遭彻底破坏后，逃到上海的同志又组织了新省委，正准备回湖南去，他们也曾来和我们联系过几次，向我们了解湖南的情况。
　　不久，中央军委派人同我谈话，告诉我的组织关系属军委系统，李卜成属地方系统。并告诉我们说，党的经济来源很困难，只能保障少数职业革命家最低限度的开支，不可能把所有党员的生活都包下来。因此，党中央号召广大党员自找社会职业，实行职业化，解决生活来源问题，更重要的是可以借职业作掩护，联系各方面的群众，开展革命活动。根据党的这个指示，我又写信给凌兆尧，说我在上海几个月没有找到职业，请他考虑能否在他那里帮助我谋个差事做。凌兆尧回信说，可以先来唐山，工作问题来后再想办法。我将这个情况报告了中央军委，请示是否可去唐山，当即得到中央军委的同意，要我做好去唐山的准备。
　　一天，曾希圣到我的住处来看我，我将凌兆尧要我去唐山和中央军委已同意我去唐山的情况告诉了他。曾希圣说中央军委已同意他去烟台工作，给他发了路费，他日内就出发，这次是来向我告辞的。我们互相勉励了一番，就此分手。
　　不久，中央军委派一位负责同志与我谈话，交代给我到凌部后怎样开展工作，怎样同中央军委保持联系。嘱咐我到唐山站住脚后，就给军委写信，军委将派人去找我联系，自己不要跟地方党发55生关系等等。谈话后，军委派人给我送来路费，并交给我一份与中央军委通信联络的地址。地址是上海的一所学校，收信人的名字现在已经忘记了。
　　李卜成因属于地方组织系统，暂留在上海工作。我和李卜成自湖南永兴家乡出来找党，奔波数千里，历时近半年，朝夕相处，患难与共，这时不得不恋恋不舍地分别了。在我临离开上海的时候，徐德曾来与我话别。我们互相勉励一番，约定今后经常保持私人通信联系。
　　这次我与党组织接上了关系后，以后再无间断过。
　　1929年春，我自上海乘海轮抵塘沽。由于我不谙旧社会那套走码头、闯江湖的规矩，一路上受了不少的窝囊气。本来在上海买的是卧铺船票，不料，上船后还得另外花钱打关节才能给铺位。我不肯花这个冤枉钱，只好自认倒霉，在船底仓坐了三天三夜。到塘沽上岸后，我仍不懂得给港口检查站送钱，惹恼了检查站的兵丁，除把我全身上下搜查个遍外，还用锋利的铁钎子把我仅有的一点东西戳个稀烂。
　　我在塘沽转乘火车到了唐山，就直奔凌兆尧的旅部。凌旅驻扎在唐山附近的乡村。凌兆尧见到我后，谈了一会儿话，就派一位副官把我领到军需处和军医处合住的一所大院内住下。北方农村睡的土炕，我是头一次见到，平生头一次知道天下还有土炕这种东西，觉得很新鲜。
　　我在凌部住下后，凌兆尧给我做了点衣服，发了些零用钱。凌兆尧有空就找我聊天谈话，从国民党谈到共产党，从唐生智谈到蒋桂冯阎各派，都是关于政治方面的问题。后来我才察觉，凌兆尧找我谈话是在摸我的底，想了解我目前的政治态度究竟如何。
　　这期间，我给上海中央军委写了信，报告我已安全到达凌兆尧的旅部，暂时尚未安排工作。同时我也给徐德写了封信，告诉了他56我的情况。
　　在凌部通过过去的熟人还了解到吴永钦现在天津中山中学当教员。吴永钦是北伐时凌兆尧团的书记官，我到该团当指导员后介绍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得知他的下落，我给他写了封信，告诉他我已来到凌兆尧处，彼此沟通了联系。
　　凌兆尧的部队里，有许多我过去认识的中下级军官，特别是当年我在教导队教过的学生，现在都是连排长。听说我回来了，他们纷纷来看我，显得很亲热。我还到当年我工作过的第四团，会见了现任团长张嗣基和该团的营连长，彼此谈了别后的情形。
　　平时我接触最多的是住在同院的军需处长和军医处长及这两处过去的熟人。军需处的军需官凌旭，是我在衡阳省立第三师范读书时的同学，大革命时他曾在湖南酃县搞过农民运动。“马日事变”后他逃到堂兄凌兆尧处，当了军需官。大革命失败后，他受的刺激很深，情绪低落。我来后常跟他在一起交谈，想争取他继续为革命工作，但他始终未表明态度。
　　我除了接触凌部的中下级军官外，还抽空到开平、唐山一带的煤矿去过几次，接触一些煤矿工人，了解矿区的情况，为今后开展党的工作作些调查和准备。
　　随着蒋、桂矛盾的发展，唐生智旧部官兵开始秘密串联，酝酿驱白迎唐。凌兆尧还发动全旅官兵到处张贴“打倒桂系！”“打倒白崇禧！”“欢迎唐总司令东山再起！”的标语，并把反桂迎唐的标语贴到来往于北平、天津的火车车厢上。一时间，军中反桂迎唐的声势很大，迫使白崇禧在军中不能立足，只好在廖磊的保护下，化装由塘沽搭日轮逃走。蒋介石为了利用唐生智倒桂，任命唐生智为第五路军总指挥，刘兴亦回部就任第五十三师师长，廖磊被迫离职下野。唐、刘回到军中，受到全体官兵热烈欢迎。当即整饬所部，宣布讨伐桂系。
　　57蒋桂之战，以桂系失败而告终。
　　不久，蒋介石又委任唐生智为讨逆军第五路总司令职，配合蒋介石嫡系部队沿陇海路西进，讨伐冯玉祥。我随凌兆尧旅自兖州徒步向河南开进。行军途中，凌兆尧要我起草一个进军河南的白话文布告。我按照凌的授意，很快将布告起草好，送凌审阅后，即用石印印出，沿途张贴。凌对我起草的布告很满意，高兴地对我说，部队到了河南后，就要成立政治部，暗示要委任我政治部主任职。
　　不久，冯玉祥通电下野，所部由河南撤至潼关。唐生智部官兵则在河南一线就地驻防，我随凌兆尧旅驻扎在商丘城附近的乡村。
　　在商丘驻防期间，凌兆尧照旧经常与我谈话聊天，但对于安排我的工作问题却只字不提，好像根本就没有这回事一般。我暗暗责怪凌兆尧食言。过了一段时间，我看凌兆尧仍无安排我工作之意，就当面正式向他提出要求分配工作。凌兆尧则以工作不要急，慢慢想办法相推诿。我再三向他提出要求，凌却总是询问我倒底是不是共产党员，回避谈工作问题。后来我才弄清楚，是我自己做了蠢事。原来我以为凌兆尧的堂弟凌旭靠得住，在与之交谈中，为了争取他继续为革命工作，我将自己参加湘南暴动，上井冈山等情况都告诉了他。同时，还根据我学习到的党的六大文件精神，对他分析了当前的革命形势，鼓励他坚定革命信心。不想，凌旭将我同他谈的话：和盘告诉了凌兆尧，引起了凌兆尧对我的戒心。凌兆尧一方面顾虑收留一个共产党员在部队中工作，被上面发现追查起来承担不了责任；另一方面，他知道我与他部下的军官士兵关系很好，害怕我在部队中开展工作会挖他的墙脚。于是，就再也不提给我安排工作的事情了。
　　事已至此，我自知在凌部工作已无可能，继续留下来毫无必要，便写信给天津的吴永钦，告诉他凌兆尧不想给我分配工作，我决意离开凌部。吴永钦回信要我到他那里去，设法当个教员作掩58护，开展工作。接到吴永钦的信后，我就向凌兆尧提出要走。凌开始予以挽留，说我留在他这里生活上不成问题。我心里说，我又不是来混饭吃的，怎么能在他那里当食客？我表示决心要走，凌兆尧也就不再挽留，当下给我开了一张护照，送了我一些路费。过去曾在教导队学习过的一批学员，听说我要离开，都来为我送行，大家还为我凑了一笔钱，以备今后生活之用。我离开商丘的时候，正是1929年的盛夏，天气热得很。我先乘火车到徐州，转乘津浦路火车去天津。
　　我来到天津，直奔中山中学找到吴永钦。见面一谈，才知道中山中学因为闹学潮已停课，校长逃走了，学生散了，吴永钦也失业了。由于该校的学潮是吴永钦鼓动起来的，他在这里已安身不住，正在设法另谋出路。我来后，与吴永钦交流情况，并讨论今后的去向。
　　我和吴永钦在一起分析，估计唐生智的部队在河南不可能久留。唐部官兵都是湖南人，家乡观念十分强烈，而唐生智与蒋介石是貌合神离，附蒋是迫于一时的权宜之计，蒋唐迟早会火并。因此，唐生智所部肯定要向两湖发展。我们考虑在唐军中关系较多，将来开展工作比较便利。我们于是商定先去武汉，在那里等待唐军到后，再相机打入唐军工作。恰在这时，接到李卜成的来信，说他已回到武汉，接上了组织关系，要我和吴永钦都去武汉。这样，我们就决定立即动身南下武汉。动身前，我给上海中央军委写了信，报告了情况。
　　我与吴永钦二人离开天津后，先乘津浦路火车到浦口，过江后在南京下关找了一家小旅馆住下。夏天的南京，闷热得令人难受，旅馆里的臭虫之多，更是令人望而生畏。晚上一躺下，人从头到脚底整个被臭虫包围住；抬头一看，天花板上密密麻麻聚满了一层臭虫，似乎在向住宿的客人示威。我们是路过南京，很快即搭船奔赴59武汉。
　　到了武汉，我们见到李卜成，彼此畅叙了别后情形。李卜成仍以李天赞的化名，在武汉考入清查丈量土地的清丈人员训练班，正在汉口的一所学校里受训。李卜成告诉我说，刘乙光也在武汉，现在陆军第二师第二旅某团任少校训练官。我当即写信与刘乙光联系，说明我在上海没有找到职业，又回到武汉，请他帮助设法谋个职业。刘乙光当时已随部队驻在孝感，他接到我的信后，即派人接我去孝感。吴永钦因为与唐生智部队的历史关系较久，熟人亦多，就给在河南的唐部熟人写信，希望重回部队工作。河南方面很快来了回信，要吴永钦马上去河南。这样，吴永钦即与我分手，单独去了河南。
　　我来到孝感，见到刘乙光，相互谈了别后的情形。这时我才知道，刘乙光所在的部队，是蒋介石的嫡系陆军第二师第二旅，师长顾祝同，旅长郑洞国。我考虑在蒋介石的嫡系部队里开展工作有困难，又担心一旦唐生智部南下武汉后，我在蒋的嫡系部队里不容易出来，便没有急于要刘乙光介绍工作，暂在刘乙光处闲住。
　　过了一段时间，刘乙光对我说，你这么闲着也不是个办法，还是找个工作先干着，有了薪水，慢慢积蓄点钱，将来做什么都方便。
　　我看唐生智部迟迟没有南下的消息，也感到长期闲住不是个办法，便同意由刘乙光给我介绍工作。刘乙光给我造了一份师范学校毕业后，当了几年小学教员的履历，并取了个黄仕诚的化名，介绍我到陆军第二师政治训练处训育科当少尉科员，具体工作就是管理图书。
　　不久，陆二师第二旅由孝感回到武汉。我随部队到了武汉后，立即到李卜成受训的学校去找他。一进到学校，就见学员们正在一个大教室里上自习课。我进教室找了个遍，没有发现李卜成在里边。我就问那些学员：李天赞哪里去了？我连问了几遍，那些学员60自顾埋头看书写字，谁也不理睬我。我又一再问李天赞哪里去了？这时有一个学员偷偷地朝我摇摇手，示意我快离开。我立时意识到李卜成可能出了问题，便扭头跑回我的住处。恰巧刘乙光来找我，我就告诉刘乙光说，李卜成多半是出了问题，我到学校去没有找到他，别人也不敢说明情况。为防万一，我向刘乙光表示要离武汉去上海，请刘给我筹措些路费。刘乙光听了我谈的情况后说：“你先不要急着马上就走，待我去打听一下情况再决定去留。”我同意了刘乙光意见，就催他快去打听李卜成的消息。
　　刘乙光先到李卜成受训的学校了解到，李卜成被武汉警备司令部的便衣队抓走了，什么原因说不清楚。刘乙光又赶到武汉警备司令部找到熟人，证实了李卜成确系关押在警备司令部内。刘乙光通过朋友的帮助，到监所会见了李卜成。李卜成告诉刘乙光，中共武汉特别支部遭到破坏，特支书记刘家驹被捕后叛变，带领便衣特务将李卜成抓捕。刘乙光问李卜成，黄克诚现在有无危险？李卜成说，黄克诚与特支没有发生过关系，他也没向特支介绍过黄的情况，刘家驹根本不知道黄的情况，估计黄暂时不会有危险。刘乙光回来后，把他探听到的这些情况告诉了我，劝我暂时不要走。刘还说他问过警备司令部的熟人，说李卜成不会有生命危险。我请刘乙光设法保释李卜成，刘说保释暂时不可能，需等等再看。我经过考虑，觉得李卜成分析得有道理，我暂时还不至于有危险。我决定暂时不离开武汉，先写信报告中央军委武汉发生的情况，请示我的去向，然后再筹积点钱，安顿李卜成在狱中的生活，同时还要为李卜成出狱后的生活准备点钱和其他用品。
　　我在陆二师政训处图书室上班工作后，每天除应付借阅图书的差事以外，我还将图书室所有的书籍进行了一次清查整理登记，并抽空剪贴报纸，到街上各书店购书等。工作之余，我一方面阅读书报杂志，了解各方面的情况，另一方面我对政训处的工作人员进61行接触，摸清他们的政治思想倾向，相机开展工作。
　　在这个政训处里工作的人员，情况相当复杂。既有死心塌地效忠于蒋介石的反革命骨干分子，如政训处主任康泽之类；也有像刘乙光那样的左派军人；还有坐牢刚出来的大革命时期的革命者。他们之中，有些是政局变幻中的失意者，也有共产党队伍中的脱党分子。大家对各人过去的历史大都相互了解，但都不认真对待，对彼此的遭遇相互很同情。上尉科员申孔国，湖北人，黄埔军校第五期学生，对现实很不满，经常发牢骚，具有一定的革命倾向。还有一个勤务兵，已忘记姓名，是江苏徐州一带的人，家里很贫穷，为了糊口才出来当兵，不满现状，有反抗情绪。
　　我当时把申孔国和那个勤务兵作为主要工作对象，经常同他们谈心，启发他们的革命觉悟，但还没有敢向他们暴露我的真实身份。因为我清楚地懂得，在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中，犹如身在狼窝里，随时都会有危险发生，不得不小心谨慎从事。尤其是政训处主任康泽，虽然他那时尚未搞特务工作，但已是个很反动的角色。
　　到了1929年的10月，冯玉祥又鼓动西北军将领反蒋。蒋介石乘机纠集各路杂牌军，以蒋之嫡系军队为骨干，围攻西北军。蒋、冯再度开战后，陆二师奉命向河南开拔。我随陆二师政训处在汉口大智门车站乘火车，开抵河南许昌车站下车，稍事停留，即徒步向豫西开进。未等陆二师上到前线，就听说西北军已被打败，我就随部队沿原路线开回武汉。在河南徒步行军中，我曾借宿营的机会，到附近找当地农民谈话，了解一些情况。农民对新军阀互相争战深恶痛绝，尤其是豫西一带的农民，由于连年的灾荒和战乱，使得民不聊生，苦不堪言。
　　重新回到武汉不久的一天，我同刘乙光二人上街闲逛，在闹市区突然与刘雄迎面相遇。刘雄是湖南永兴县一个大地主的儿子，黄埔军校第四期学生，曾和我在衡阳省立第三师范同过学。湘南暴动62时，刘家曾被暴动农民抄没，刘雄有个兄弟也被杀掉。湘南暴动失败后，刘家便对参加过暴动的农民进行屠杀报复，刘雄更是像一条鹰犬，到处捕杀共产党员，干尽了坏事。后来李卜成就是死在刘雄之手。我的情况刘雄完全清楚，也是他日夜搜捕的目标之一。这次我和他迎面相遇，已来不及躲避。乘刘雄还没反应过来，我就来了个先发制人，上前一把拉住他的手，装作很亲热的样子说道：“啊！
　　老朋友，多年不见了，一向可好！”我一边说着话，一边紧紧地攥住他的手。我这突如其来的举动，使他出其不意，弄得他膛目结舌，一时说不出话来。他想抽开手，我更加用力地攥住，使他不得不就地站住听我讲话。说完，未等他开口，我便一松手快步钻进大街上的人群中去。这时，刘乙光又拉住他的手，继续缠住他讲话，问长问短，使他一时难以脱身。这样，我才得以跑脱。打这以后，我就不再轻易上街了，有空也呆在屋子里看别人下围棋。我后来爱好下围棋，就是这个时期看棋学得的一点基础知识。
　　蒋介石打败了西北军之后，进一步加紧了剪除异己、消灭各路杂牌军的步骤。陆二师又奉命开赴南京，参加讨伐石友三之役。我即随部队由武汉乘轮船到了南京。
　　这期间，我思想上反复考虑的一个问题，就是看到从大革命的失败，到目前白区党组织到处遭受敌人的破坏，许多共产党员和革命者血流成河的现实，认识到我们在军队中只抓政治工作，而不注重抓军权，以致“人为刀俎，我为鱼肉”。这个教训太深刻了。我深深地感到，革命必须依靠武装斗争。没有革命武装作后盾，迟早会成为敌人的俎上肉，任人宰割。于是，我逐渐形成了一个坚定的信念：到游击区去，重回红军搞军事斗争。所以，我到南京一下船，就找了个借口请假，连夜乘火车赶到上海，立即找到徐德。详细地向徐德作了汇报。我请徐德将我的情况和请求，设法立即转报中央军委，希望迅速得到答复。
　　63当天晚上，徐德告诉我说，已将我的情况向中央军委作了报告。军委的同志说以前我写的信都收到了，情况都已了解，同意我去游击区参加军事斗争的请求，要我速作准备。徐德还告诉我说，军委已决定派他到赣东北方志敏处工作，问我是否可以同他一道前往。我说现在我还不能马上随他走，我得先回南京办理请假或辞职手续，免得不告而辞会使介绍人刘乙光受到牵累。同时我还必须回一趟武汉，去看看正在狱中的李卜成，待把李卜成的事情安排一下之后，才能再回上海听候军委的工作分配。徐德说我下次来上海时，他可能已经离开了。他嘱咐我再回上海时，如果他不在了，要我去他家看看他的夫人。并要我在离上海去苏区之前，设法给他夫人留下点钱，以接济今后的生活。
　　我从上海回到南京，正是1930年元旦前夕。我赶着打请长假报告，以便名正言顺地离开陆二师。还未等我的报告送上去，陆二师政训处已奉命宣布解散，工作人员领一个月的薪饷，作为遣散费，自寻出路。这样一来，我假也不用请了，就着手打点行装准备去武汉。遣散时，政训处主任康泽对每个工作人员逐个谈话，询问各人的去向。当问到我打算去何处时，我回答说：我过去当过小学教员，这次打算回家乡去，仍设法觅个小学教员的差事干。康泽听了后点头说：那很好嘛。
　　我与刘乙光这位同乡可算是有点患难交情了。通过这一段的相处，我感到他是一个热情助人又能同情革命的人。因此，在临分别时，我对自己的去向没有向他隐瞒，据实以告。刘乙光听了后对我说，他也有去当红军的想法，等将家属安顿好后，再考虑去苏区参加红军。但他以后并没有去苏区，我也没有再同他联系。可能他以后又向右转，完全投到反革命一边去了。
　　元旦过后，我即离开南京去武汉，总算脱离了这个令人不安的是非之地。我来到武汉，先在一位湖南永兴同乡刘参的家里落下64脚。刘参是黄埔军校第四期的学生，同情革命，与我私交很好。刘参在武汉的职业是搞水利工程建设。我找到刘参家里时，刘参已去鄂西荆沙堤防工地，不在武汉。我只见到刘参的夫人徐冰华。在刘参家里，我还见到了李卜成的弟弟李翔，他是听说李卜成被捕的消息后赶来武汉的，就住在刘参家中。我将自己的行李和剩下的钱都放在刘参家，留待李卜成出狱后使用。然后我到监狱里去探视李卜成。李卜成已被判了有期徒刑，具体判了几年记不清了。我告诉李卜成我已决定去苏区，这次来武汉的目的，就是来探视他，并为他出狱后准备了行李、衣物和一部分钱，放在刘参家里，让他出狱后就到刘参家里去取。我嘱咐他刑满出狱后，就立即离开武汉，最好也去苏区参加红军，否则就到上海找党中央，要求分配到其他地区工作，如果能争取到北平去读书也好。千万不要留在武汉，也不要回湖南。我认为李卜成和我的情况差不多，在湖南和武汉都很难站住脚，多半会被坏同乡和叛徒特务捉去请功，白白地牺牲掉。
　　我告别了李卜成后，又对李翔也做了一番嘱咐，要他等到李卜成出狱后，一起离开武汉，不要在此地停留。不幸的是，李卜成出狱后并没有离开武汉，就在武汉搞革命活动，很快就被坏同乡刘雄发现告发，惨遭杀害。时间大约在1930年夏。
　　正当我准备离武汉去上海之际，不期与吴永钦在汉口街头相遇。吴永钦对我说，他离武汉到河南唐生智部工作不久，就赶上唐生智起兵反蒋。战争打起来以后，原来与唐部联合反蒋的一些地方杂牌部队，分别被蒋介石分化，纷纷加入附蒋讨唐的行列，使唐部四面受敌，结果很快遭到失败。这次唐生智部失败得相当惨，所部官兵全被蒋军缴械，听候改编。唐生智见大势已去，化装离开部队，经开封逃到天津租界隐居起来。吴永钦是在作战中被俘后，被遣散来武汉领取遣散费的。吴永钦还告诉我说，曾希圣也在唐生智部队中，这次也被俘遣散回武汉。但我在武汉时没有见到曾希圣。
　　65我陪同吴永钦到武昌领了遣散费，顺便到凌兆尧旅第四团下级军官的住地，找了一些过去我熟悉的人谈话，想动员他们，主要是过去我教过的教导队学员去苏区当红军。我考虑唐部下级军官战败被俘后就没了出路，他们大部分有实战经验，如果能参加红军当会成长为骨干。经过我动员，有三个连长愿意跟我去参加红军。
　　这三个连长都是过去教导队的学员，其中一个是迫击炮连连长，名字己念记了；另两个都是步兵连长，一个名叫刘玉生，一个名叫张高寿。
　　我在武汉把应该办的事情办完之后，就和刘玉生、张高寿等一行四人，搭轮船离开武汉去上海。时间大约是在1930年2月上旬。
　　到了上海后，我们先在英租界一家小旅馆里住下。我当即按预先约定的方法写信同中央军委联系，报告我已来到上海，等候分配工作。信发出去之后，我就赶到法租界徐德家里。此时徐德已离开上海去了赣东北，徐德的夫人刚生了小孩不久。我给徐德夫人留下一部分钱，接济她一点生活费用，就回到我们住的旅馆里，等候与中央军委接头。自上次我与徐德在上海分手后，再也没有见到过他。他后来在自己队伍内部遭到怀疑而被处死了。当我听到这个消息时，心中感到十分悲痛和惋惜！
　　直到2月中旬，中央军委才派人与我接头。我像离乡久别的游子见到了亲人一样，心情既高兴又激动。我向军委的同志详细地汇报了一年来我的情况，再次提出到苏区去的请求。军委来与我接头的同志听过我的汇报后，告诉我说去苏区的请求已经批准，具体到哪里去，何时动身，要我等候另行通知。又过了几天，军委派人通知我准备去广西。那时邓小平、张云逸等领导的广西百色武装起义已成功，起义部队编为工农红军第七军，正在开辟右江革命根据地。
　　军委决定派我到红七军工作。正在我们要动身启程之时，军委又决定我不去红七军了，改派我到鄂南游击区去，并指示我立即启程前66往。原来，中央军委临时得到一个情报，蒋介石有一批军火最近要从南京运往汉口，中央军委决定要活动于鄂南阳新、大冶一带的红五军部队截夺这批军火。遂改派我携带中央给鄂南特委的密写指示信件，立即奔赴鄂南。我按中央军委的指示，领了一笔路费，带上中央给鄂南特委的密写指示信，即动身离开上海去鄂南。这样，我结束了一年来流离辗转于白区的生活。
　　677来到红三军团两次打长沙1930年2月下旬，我奉命离开上海赴鄂南游击区。刘玉生、张高寿和那个炮兵连长随同我前往。临出发前，我在上海的马路上碰到吴永钦。吴告诉我说，他从武汉来上海后，就在党中央办的党训班里受训。我与吴永钦匆匆话别，即登程上路。
　　我们一行四人自上海搭乘轮船，驶到湖北武穴镇下船。由于我们四人都身穿国民党军队服装，一路上也无人盘查。在武穴镇上岸后，我们雇了一只小划子，准备渡江到对岸阳新县与鄂南特委接头。这时，码头上过来一名警兵，问我们到哪里去？我们知道阳新县城驻军是罗霖的第七十四师，原是唐生智的旧部，我们就对那警兵说，我们要到阳新县城找罗霖师长，并把护照拿出来给他看。警兵见我们一身军官服装，又持有部队护照，便不怀疑。他还满认真地指点说，对岸有匪（指共产党游击队），很不太平，要多加注意云云。我们表示感谢他的关照，就上了划子向对岸划去。
　　接头地点是位于长江边上约有百十户人家的一座小村庄，这里离武穴镇有一百多华里的路程。我们很顺利地来到这座村庄，心情颇为欢畅。岂知天下事往往在意外处生曲折。我们来到交通站，按事先约定的暗语上去接头，但交通站里一位四五十岁农民打扮68的人，却不肯接应。大概是他见我们穿着国民党军装，起了疑心。我把接头暗语复述了好几遍，他就是不认这个帐，始终不理睬我们。
　　这时已经围拢上来好多农民，上上下下打量我们。我们在交通站等了好长时间，围观的农民也渐渐散去，最后只剩下几个年岁比较大的人还没走。我就悄悄问他们知道鲁连在什么地方吗？鲁连是鄂南特委的一位负责人，我在上海曾见到过他。但这几个老人问他什么都不知道，只是摇头不搭话。天渐渐黑下来了，与我同行的刘玉生、张高寿等人已经不耐烦了，直催我回武汉再想办法。此时我确实没有别的办法可想，无奈只好同意先回武汉。
　　我们四个人又雇划子划回武穴镇，在码头上又碰上那个警兵。警兵见我们回来了，就上前来问情况。我说果然如他所说，那边是不好走，只得回来再想办法。警兵再也没多问什么，就走开了。我们在武穴镇住了一夜后，就搭轮船去武汉。这次没能与鄂南特委接上头，我心里很是不安。身上带着秘密文件，生怕夜长梦多，出什么问题。事后我很后悔，想到当初还不如就在交通站里赖着不走，让他们把我们捆送到游击队，总可以接上关系的。现在到武汉去，又不知要耽搁多少时日。
　　我们到武汉后，住进江汉关一家旅馆。这时，那个迫击炮连连长表示不愿与我同行了，坚决要求回湖南家乡去。我劝勉一气也不起作用，只好让他走了。我怕刘玉生、张高寿受到影响，就对他俩作了一番说服、鼓励的工作，使他们坚定信心。
　　我们在江汉关住了两天，突然有人主动来找我们取联系。先问我们是不是从上海来的，我们说是的。然后就讲了接头暗语，与事先约定的一毫不差。我相信不会有什么差错了，便交出从上海带来的信件。来人看过信件后，又还给了我们，告诉我们在这里等着，明天有交通带我们去特委。想必是交通站将我们的情况报告了特委，特委派人追踪到武汉，与我们才接上头。第二天来了一位交通，带69我们乘轮船到黄冈。下船后即雇划子准备过江。
　　黄冈当时属广济管辖，驻有国民党郭汝栋的部队。我们在黄冈渡口被哨兵发现。哨兵喝令我们站住，端着枪气势汹汹地向我们走过来。这时，护送我们的那位交通机警地溜走了。我悄悄嘱咐刘玉生、张高寿二人不要作声，由我出面应付。待哨兵走近了，见我们身着军官服装，态度马上和缓下来，由端枪姿势改作持枪姿势。哨兵问我们到哪里去？我告以到阳新县城找罗霖师长。哨兵看了我的护照，又看了刘玉生、张高寿二人的遣散证书，便很客气地对我们说，南岸是共产党活动的地盘，从这里过江到不了阳新县城。我问他该怎么走才对？哨兵说，得坐船往下游去，到富池口再打听到阳新县城的路。我即表示要坐划子先去富池口，并向哨兵表示谢意。
　　我们坐上划子，向下游划去，对哨兵作出要去富池口的样子。待划到江心，岸上的哨兵看不大清楚的时候，我就叫船工直接向南靠岸。船工似乎理解我们的意图，也说不定就是自己人，渡惯了我们这样的乘客，便一言不发，掉转船头，一直向对岸划去。靠岸后，我们向船工付了船钱，就上岸来到离岸边约二华里一条小街上。这条小街上有几家店铺，我们就在一家店铺里坐下吃东西，打算看看能不能等到那位交通到来。不大一会儿，那位交通就来了。他是从上游的一个地方渡过江来的。我们一起吃过饭后，交通就带领我们到了鄂南特委所在地大王店，找到特委机关。我把带来的密件交给特委负责同志，就在特委机关的院子里住下了。从此，我就摆脱了黑暗恐怖的白区生活，进到红军活动的区域里，长期以来一直绷得很紧的神经顿时松弛了下来。这里周围都是自己的同志，再不用躲躲藏藏、隐名埋姓、提心吊胆、求人告帮了。我第一次来到这样的新天地，呼吸着新鲜的空气，心情格外兴奋、舒畅！
　　由于红五军的部队已离开鄂南转战到江西，原定截夺敌人军火的计划不能实施，鄂南特委让我们先在当地组织训练游击队。470月中旬，红五军第五纵队自江西返回鄂南，驻在阳新龙港。我们三人便结束训练游击队的工作，被派到第五纵队。刘玉生（已改名刘瑜）任第四大队大队长，张高寿（已改名张焘）任第八大队大队长，我任第八大队政治委员。当时第五纵队司令员是李灿，政治委员是邓乾元。不久，第五纵队奉军部命令离开阳新，经江西修水、渣津、马场，进到湖南平江县长寿街，与红五军主力会合。我们到达长寿街时，适逢5月5日马克思诞辰。在纪念马克思诞辰的大会上，红五军军长彭德怀作了演讲。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彭德怀同志。彭德怀还在会上作了攻打平江县城的战斗动员。纪念大会结束之后，部队分头进行了两三天的战前准备，便向平江县城开进，一举攻克平江县城，守敌何键部余贤立团及平江县城里的地主武装民团大部就歼。红五军在平江县城停驻约五六天时间，敌人增兵反扑，我军又撤回到长寿街。
　　平江战斗后，刘瑜对我说：“看来我们来到这里就别想活着回去啦。”我问他何以出此言？他说：“红军打仗那么勇敢！干部又要带头冲锋，我们准得把命丢在这里。”刘瑜刚刚脱离旧军队为时不久，对红军的战斗生活还不大适应，尚缺乏为革命献身的精神，因而才对我讲出这番话来。我针对他的这种思想情绪，耐心地进行帮助、鼓励，要他下定决心革命到底。这个同志一直表现不错，后来在攻打阳新县城的战斗中牺牲了。张焘后来在攻打长沙战斗中负了重伤，被送到平江养伤。红三军团离开之后，他参加了阳新地方武装，任游击队大队长。以后又在鄂东南地方红军中任师长，在一次战斗中手被打残，住进医院。当时正赶上肃反，他有些恐慌，从医院里偷偷地跑掉了，从此便离开了革命队伍。全国解放以后，他回到湖南祁阳家乡，土改中表现很积极，当了农村基层干部。我曾关照当地政府照顾他的生活。后来他退休的时候，政府给他发了一笔退休金。
　　打完平江之后，部队稍事休整，即向江西开进。大约在五月中旬的一天，红五军将修水县城团团围住。经一夜激战，全歼守敌，占领了修水县城。这次战斗中，第五纵队担任主攻，我率领攻城部队，冒着敌人的枪林弹雨，爬云梯登上城头。这是我参加红军后，第一次在战斗中爬城。
　　打开修水之后，红五军撤回到阳新、三溪口一带。这里的群众工作基础很好，当地群众对红军像对待自己的亲人一样，非常亲热，使我们深受感动。彭德怀更是高兴得不得了，连声赞叹：“根据地的人民群众太好了！”记得当时特委的负责人是吴致民、鲁连，还有一个忘记了名字，人们都称呼他刘瞎子。在特委工作的一大批地方干部，都是些很优秀的同志。后来，这批同志几乎全部损失掉了，有一部分是在肃反中被错误地杀掉的，非常可惜！
　　在阳新县境内，红五军进行了整编。
　　我调到第三纵队第二支队任政治委员，支队长是黄云桥。
　　在当地群众的要求下，红五军集中全力攻打阳新县城。阳新守敌罗霖部，很有些战斗力，工事也筑得比较坚固。那时候红军的武器装备很差，更缺乏攻城器材。虽经指战员一整天的奋勇冲杀，终未能奏效，部队伤亡很大，乃于黄昏时撤出战斗。众多伤员全部被群众抢救下来，进行医治。刘瑜负了重伤，被抬下来时，伤口已经包扎不住，血流如注。我跑过去看他，他见到我只说一句“我不行了”，就再也无气力说话了。按他伤的部位，本不至于致命。但当时红军的医疗条件太简陋，刘瑜被抬走后不久，终因失血过多而牺牲。
　　部队撤出战斗之后，群众纷纷前来慰问。当地青年踊跃报名参加红军，部队很快就补充齐了。面对这种热烈的场面，我深深地感到，人民群众是红军的命根子。如果没有根据地群众的大力支持，红军不要说打仗，连立足生存也不可能。
　　1930年6月，滕代远、何长工等同志参加了全国红军代表会议之后，从上海回到鄂南。湘鄂赣特委和红五军军委在湖北大冶刘仁八举行联席会议，根据全国红军代表会议的决定，将红五军扩编为红三军团，下辖第五、第八两个军。历经两次攻打长沙、中央革命根据地五次反“围剿”和二万五千里长征，我自始至终在红三军团随军转战，在红三军团的战斗经历，是我一生戎马生涯中的最难忘怀的一幕。这不仅在于我自己在红三军团中经受了严酷、曲折、艰险的锻炼和考验，还由于红三军团是一支功勋卓著的英雄部队。在彭德怀的率领和指挥下，这支英雄部队从初创时期就以能打硬仗、打恶仗而闻名于全军上下，逐渐锤炼出所向披靡、无坚不摧、百折不挠的硬骨头作风。在五年多的艰苦转战中，红三军团中数不清的战友先后为革命捐躯，他们的热血从中央苏区一直洒到陕北。
　　1930年6月，中央政治局通过了李立三起草的《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决议案，“左”倾冒险主义统治了中央领导机关。“左”倾冒险主义者把中心城市的武装暴动看成是中国革命决定胜负的关键，并为此制定了组织全国中心城市武装起义和集中全国红军攻打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这一计划，通过参加全国红军代表会议的同志传达到红三军团。当时正值新军阀混战，蒋介石暂时无暇顾及革命根据地和红军，为苏区的发展和红军的壮大造成了十分有利的时机，形势对我们非常有利。中央关于攻打中心城市的指示一经传达，无论军队还是地方，从上到下，无不群情振奋，摩拳擦掌，踊跃响应。当时尚无“立三路线”这个名词，但“立三路线”在一度时期内确实得到大多数同志的积极拥护。
　　我听了传达之后，却是另一番心情，预感到情况不妙。我从自己的亲身经历中意识到，夺取中心城市的计划，在当时是很不现实的。自湘南失败之后，我几经辗转，颠沛流离，这期间，我慢慢悟出了一个道理，即红军的发展壮大，是与根据地的巩固发展密切相关联的。没有根据地作依托，红军就无法生存。离开建立巩固的根据73地，单凭攻打几座城市求发展，是不可能持久的。回想起南昌起义时，起义部队在没有根据地的情况下，挥戈南下，一路攻坚披锐，结果在汤坑、三河坝遭到失败，三万多人的一支部队几乎打光了。朱德和陈毅收拢了南昌起义保存下来的八九百人，拉到湘粤交界一带，发动了著名的湘南暴动，近万农军揭竿而起，整个湘南树起了红旗，何等壮烈！但于井冈山会师之后不久，立足未稳，就把湘南农军派回攻打县城，结果纷纷失败，八千湘南子弟所剩无几。继之，湘南暴动时装备最好、战斗力最强的第二十九团，再度远离根据地，向湘南冒进。虽一度占领郴县县城，但很快又招致失败，只剩下肖克等同志带着约一连人回到井冈山。最后，还是靠毛泽东在井冈山坚持的这块革命根据地，保存了革命力量，站稳了脚跟，并逐渐发展壮大起来。现在，形势虽然有所好转，红军也得到发展壮大，但敌强我弱的总形势并没有根本改变。靠我们现有的力量去夺取中心城市，无异于以卵击石，很有可能重蹈以往几次失败的覆辙。基于上述考虑，我便给彭德怀写了一封信，陈述现在不能够去攻打大城市的理由。在此期间，我几乎每天都在同纵队政治委员张纯清进行争论，争论的问题就是围绕中央关于夺取以武汉为中心的大城市的计划。我俩一路行军一路吵，宿营时接着吵。我说，我刚离开武汉时间不久，知道我们党在武汉没有多少力量，那里的党组织大部遭到破坏。因此，现在搞以武汉为中心的城市暴动，不具备条件；采取军事进攻的手段，靠现有红军的力量，也不足以夺取武汉。张纯清说我过高估计敌人的力量，是十足的右倾机会主义。我俩吵来吵去，谁也说服不了谁。
　　尽管当时要去攻打武汉的呼声颇高，但彭德怀军团长也考虑到确实没有足够力量攻取武汉，就没有下令去攻打武汉，而是率红三军团沿粤汉路北段行动，向湖南发展，相继占领了通山、崇阳、蒲圻、通城、临湘一带地方，控制了粤汉路一大段，并对粤汉路进行破74坏。于6月底、7月初攻克岳州城（今岳阳市），歼灭岳州守敌何键部一个营和民团武装一部。部队进入岳州城。
　　红三军团在岳州未及停留，即乘胜向东开进，扑向平江。平江城守敌见红军来势很猛，未敢抵抗，弃城而逃。我军未经战斗，即占领了平江城。嗣后，红三军团前委、湖南省委、湘鄂赣特委在平江城里举行联席会议。
　　会上一部分同志，尤其是红八军的同志，极力主张按照中央的部署，实行武装夺取武汉的行动；另一部分同志，主要是军团部和省委的同志，则提出暴动夺取长沙、先取长沙后取武汉的主张。双方争论非常激烈，相持不下。我在这次会议上又发表了反对攻打中心城市的意见。我说，现在提出夺取武汉的主张是不现实的，因为目前我们根本不具备夺取武汉的条件。我进一步指出，长沙不是不可以打，但不是暴动夺取长沙，也不可能是先取长沙后取武汉，而只能是采取游击军事行动，设法将长沙守敌吸引到野外歼灭之。若打胜了，相机占领长沙，可以达到扩大政治影响和扩军筹款之目的。
　　我讲完上述意见之后，立即受到与会同志的严厉批评，指责我的观点是严重右倾机会主义。领导认为我目前的思想状态，已不适宜担任重要领导工作。于是，撤销了原要我担任纵队政治委员的任命，决定我继续留在支队工作。
　　平江联席会议刚刚结束，长沙守敌何键所部即逼近平江。何键时任国民党湖南省政府主席、第四路军总指挥。当时，何键正以其大部兵力追击张发奎所部和李宗仁所部，而以约七个团的兵力由长沙向集结在平江一线的红三军团梯次进逼。彭德怀得悉这一情况后，立即将红三军团主力移至平江城南二十华里外之晋坑就敌。
　　晋坑一带是山地，适合我军集结荫蔽，待机歼敌。战斗打响之后，敌我双方很快即成混战胶着状态。从早晨一直激战到黄昏，我军经反75复勇猛冲杀，终于将敌军击溃。
　　晋坑战斗开始不久，支队长黄云桥就与部队失去联络，不知去向，我只好一个人指挥部队与敌军交战。当敌我混战在一起时，我突然发现身后有一支队伍向我逼近。我是高度近视，这时眼镜片上已沾满了汗水，视线更加模糊，无法辨清对方究竟是什么部队。再看周围，遍是厮杀拼搏的人群，已无法进行联络。情况紧迫，容不得多作思考，我便迎着向我逼近的这支部队走过去，心想待弄清情况之后，再见机行事。当双方快靠近时，我模模糊糊地看见对方许多黑洞洞的枪口瞄着我作射击姿势。我意识到是碰上了敌人，稍一迟疑，便向他们摆摆手，口里喊道：“别打枪！”话音刚落，几支枪一齐向我开了火。我在喊话的同时，就势卧倒，伏地一个转身，顺着山坡滚了下去。只听子弹在耳边嗖嗖作响，料定此番必死无疑。待我滚到山脚下，感到自己还有知觉，但眼镜、帽子和身上的挎包已不见了。我用手在周身上下摸了一遍，没有中弹。我从山顶一直滚到山底，并没有大伤。而在山顶上敌人那么多支枪一齐冲我开火，居然没有打中，实属侥幸。警卫员在山顶上见我倒地滚下山去，以为我中弹牺牲，就跑回去报告了部队。
　　我一个人在山脚下，没了眼镜，周围一片模糊，什么也看不清，只好摸索着前进。天黑下来时，我爬到公路边上的树林中，看见许多人在公路上奔跑呼喊。我定眼仔细辨认，恍惚看见奔跑的人群都佩带着袖标，断定是自己人，我便上了公路，找到了自己的部队。原来，敌军溃败后，我军正乘胜尾敌追击。
　　我军在彭德怀军团长的指挥下，一直追到长沙附近的金井，与长沙出援之敌约两三个团遭遇。我军采用猛打猛冲的战法，将该敌冲垮，歼灭其大部，溃敌掉头向长沙奔逃、我军继续尾敌猛追。待追到?梨市，彭德怀指挥部队架设浮桥渡过浏阳河，直扑长沙近郊，并乘势猛攻长沙城。长沙守敌凭借坚固城防工事，负隅顽抗，并76以猛烈火力向我军扫射。我军当时的武器装备很差，又没有攻城器材，故在攻击作战中，遭到很大伤亡，渐渐感到不支，并有撤退之势。这时，彭德怀军团长横刀立马守候在浏阳河边，果断地下令拆掉浮桥，并传令各部队：有后退者，军法从事，格杀勿论！这样一来，才将部队稳住，继续组织攻击。长沙守敌以为我攻击受挫后准备撤退，便派一支部队出击。该敌出城不久，我红八军即迂回到其侧翼，将其歼灭大部，残敌掉头向城里溃逃。我军紧追不舍，尾敌猛追入城。经过激烈战斗，长沙守敌全部被我击垮，何键率其余部退守岳麓山，我军随即占领湖南省会长沙。我军攻克长沙的时间，大约是在1930年7月28日。是为第一次打长沙。
　　长沙之战，我军以少胜多，打得相当出色。当时红三军团参战部队仅五六千人，而敌人前后共投入兵力达两万余，结果被我各个击破，仅俘敌即达四五千人，缴获各种武器、弹药、装备甚众。此役我军获胜，突出表现两点：一是红军作战勇敢顽强，一往直前；二是彭德怀军团长指挥沉着果断，有进无退。
　　部队在长沙城里驻扎下来后，我上街配了两副眼镜。两天之后，即奉命与黄云桥率第三纵队第二支队出城七十华里，进抵易家湾一线，担负向南警戒任务，以防御敌人由湘潭方向反攻长沙。
　　我军占领长沙后，打开了监狱，放出来大批被敌人关押的革命同志、工农群众和青年学生。这些人出狱后，大多都参加了红军，以后不少人成为我军的骨干。与此同时，还吸收了一大批俘虏来的国民党下级官兵加入红军，红三军团迅速扩大到一万余人。
　　当时我们还缺乏明确的城市政策。为了筹款，曾把长沙城里的资本家、商人统统抓来，以杀头和烧房子相要挟，迫其交出款来。结果，吓得那些资本家、商人纷纷逃离长沙。这时，躲藏在城里的敌何键部溃兵和地痞流氓勾结起来，趁机作乱，企图搞暴动，当即被我军镇压下去，杀掉了一批为非作歹分子，长沙市区的秩序随即安定77下来。
　　我军在长沙城里停留了大约十来天时间，敌人已集结完兵力，开始反攻长沙。敌军来势很猛，我军不敢恋战，乃趁夜晚撤出城去。由于组织撤退时比较仓促，不得不丢弃了大批物资装备，刚吸收进来的俘虏兵也乘机逃掉了不少。我们那个时候的经验不足。如果打开长沙之后，达到扩军筹款的目的，不等敌军反攻，就及时撤退，当不至于受此损失。
　　红三军团撤离长沙后，向平江开进，准备回到长寿街休整部队。途经浏阳古港时，彭德怀主持召开了一次干部会议，撤了红八军政治委员邓乾元的职务。因为邓乾元坚持要去攻打武汉，并准备率红八军单独向武汉行动。彭德怀对此非常恼火，在会上严厉地批评了红八军的一些同志。邓乾元原是湖南大学学生，既有文化水平，又有相当的工作能力，是位很能干的干部。只是思想上受盲动主义的影响太深，又不肯改变自己的观点，固执己见，甚至无视统一领导指挥，要单独行动，而他的这种观点对部队颇有影响。为了统一对部队的指挥，彭德怀不得不撤了他的职务。过了不久，邓乾元调任红三军团秘书长。
　　部队到了长寿街以后，就开始进行整编。为了加强部队的团结，便于统一指挥，彭德怀决定将第五、第八军混编，取消了纵队建制，全军团共编为两个军四个师。第五军辖第一、第三两个师，第八军辖第四、第六两个师。
　　由于我屡次发表被认为右倾的主张，不适宜担任师一级领导职务，将我由第五军调到第八军第四师第三团任政治委员。
　　红三军团在平江长寿街整编后，于1930年8月下旬南下浏阳，与红一军团会合。
　　红一军团原在闽西及闽赣边界一带活动。为执行中央攻打中心城市的命令，毛泽东、朱德率红一军团自福建长汀出发，经广昌、78兴国，向南昌挺进，准备相机攻打南昌、九江。当红一军团部队进抵南昌附近时，毛泽东针对敌坚城固守的情况，考虑我军若发起强攻，必遭不测。于是，他说服红一军团其他领导同志，放弃了攻打南昌、九江的计划，转而向湖南运动，以支援红三军团与湘敌何键部作战。当红三军团被迫撤出长沙城之后，敌何键部戴斗垣旅追击红三军团进至湘赣交界的文家市、孙家塅一线。此时，恰好红一军团已自南昌附近推进到万载以西的黄茅。乘敌戴斗垣旅立足未稳，红一军团即自黄茅挥师奔袭文家市，一举将戴旅之敌全歼，击毙敌旅长戴斗垣。文家市战斗胜利之后，毛泽东、朱德率红一军团进到浏阳东北之永和，与由平江长寿街南来的红三军团会合。时间约在1930年8月23日前后。
　　红一、红三军团会合后，召开了两军团前委联席会议，决定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朱德任方面军总司令，毛泽东任方面军总政委、总前委书记和中国工农革命委员会主席，红一方面军辖红一、红三两个军团。红一军团司令部由方面军司令部兼，红三军团仍由彭德怀任军团长，滕代远任政治委员。
　　根据中央“会攻武汉、饮马长江”的行动计划，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决定方面军以“消灭何键部队，进占长沙”为当前行动目标。8月底，毛泽东、朱德率红一方面军的两个军团进抵长沙近郊，组织指挥对长沙城的攻击。是为第二次打长沙。此次打长沙，以红一军团担负对长沙南城的攻击任务，红三军团担负对长沙东城的攻击任务。这时获悉长沙守敌已增至十万人，并筑有坚固的防御工事。根据这一敌情变化，毛泽东提出将长沙守敌诱出工事外边而逐个加以歼灭的方针。当时毛泽东提出的十六字诀是“接近壕沟，引其出击，消灭出击，夺取壕沟”。至9月3日，敌何键部阎仲儒旅自岳麓山过河出击，企图迂回攻击我军侧背。当该敌在猴子石一带滩头刚一上岸，即被我红一军团的红四军和红十二军包围全歼。其后，长79沙守敌一直坚守不出。
　　红三军团则采取蛮干的作法，搜集了好多水牛，将牛尾巴浇上煤油点燃，驱“火牛阵”冲撞敌电网工事。结果水牛乱跑乱撞，触电死了不少，敌人的电网也没有冲开。
　　在此期间，红一、红三军团曾以猛打猛冲的战法，对长沙城组织了两次总攻，均未奏效。我军遭到很大伤亡，尤其是红三军团伤亡更重。我所在的第四师第三团团长谢振亚牺牲，由副团长胡金生继任团长。第四师师长卢匿才反对攻打长沙，以“托派”罪名被枪毙，由红一军团派黄叶珍来接任第四师师长。
　　鉴于长沙久攻不克，经毛泽东耐心说服，红一方面军乃于9月12日撤长沙之围，部队转移至醴陵、萍乡一带。不久，红一、红三军团分头行动。进行发动群众，建立苏维埃政权，扩大红军、筹粮筹款等工作。我们第三团在这一带打了个大土豪，从其家地窖里挖出来六千多块银元和几十两黄金。直到敌人准备对中央苏区大举进攻时，红三军团才渡过赣江，撤到宁都县之黄陂、小布一线，准备进行反“围剿”作战。
　　红一军团离开醴陵、萍乡之后，会同黄公略的红三军攻打吉安城。吉安守敌是蒋介石收编的原陕西地方部队一个师，师长名邓英。邓师见红军势大，未敢抵抗，弃城西逃。红一军团遂于10月4日占领吉安城。
　　毛泽东在吉安城里搜集到大量报刊资料，进行研究分析，从中发现蒋、冯、阎中原大战已结束，冯玉祥、阎锡山败北下野，所部被蒋介石收编。毛泽东从这一形势中判断，蒋介石解决了冯玉祥、阎锡山之后，已腾出手来，将要转移兵力，大举进攻苏区。后来事变的发展，完全证实了毛泽东的这一判断。毛泽东还鉴于打长沙久攻未克，部队受到很大损失的事实，更明确地认识到目前红军去夺取敌人重兵把守、坚固设防的中心城市，不是正确的方针，对中央制定80的夺取以武汉为中心的大城市的计划，认为在当时是肯定行不通的。毛泽东还考虑到，在蒋介石正集结重兵，即将对苏区和红军大举进攻的情况下，若红军主力继续远离根据地，在白区分散作战，将会陷入十分危险的境地。于是，他果断地主张红军主力应尽快撤回到赣东最大的苏区集结，抓紧时机整训部队，待敌人大举进攻时，红军能依托根据地同敌人周旋作战。这就是著名的“诱敌深入”方针的提出。
　　“诱敌深入”方针与当时中央的方针是截然对立的，而中央的方针已被广泛接受和拥护。我虽然非常赞成毛泽东的方针，但由于我曾极力反对攻打长沙而被视为右倾，党内的一些会议已不准我参加，我也不便于发表自己的意见。尤其是长沙曾经被红三军团打开过，一些力主攻打大城市的同志，以此来证实中央的方针和计划是完全可以实现的。这样，我只好沉默不语。
　　在这期间，中央曾派周以栗以中央代表的身份，来督促红一方面军返湘再攻长沙，以执行中央会攻武汉的计划。为此，在红一方面军中曾引起激烈的争论。毛泽东就找周以栗反复交谈，阐述自己的观点，最后终于将周以栗说服，使周以栗放弃了攻打长沙的主张，转而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
　　当时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在新余罗坊和峡江举行紧急会议，研究部队下一步的行动计划。周以栗在会上帮助毛泽东作说服工作，使与会大多数同志接受了毛泽东的意见，放弃攻打长沙的主张。但红三军团一部分同志仍坚持攻打中心城市、会攻武汉的计划，不愿意东渡赣江。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委托周以栗到红三军团继续作说服工作，使之同意了毛泽东的主张。这样，才统一了全军的思想，决定红一、红三军团移师赣江东岸，向根据地中心退却，采取“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以粉碎敌人的大举进攻。
　　8第一、二、三次反“围剿”
　　1930年底，蒋介石调兵十万，以国民党江西省主席、第九路军总指挥鲁涤平为“陆海空军总司令南昌行营”主任，组织指挥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和红一方面军进行大规模“围剿”。敌人此次进攻中央苏区的主力部队，是张辉瓒的第十八师和谭道源的第五十师。以张辉瓒任前敌总指挥。
　　红一方面军总前委针对敌强我弱的情况，下达了“诱敌深入赤色区域，待其疲惫而歼灭之”的命令。红一、红三军团奉命于12月初退到根据地中部宁都县的黄陂、小布、麻田一线荫蔽集结，待机歼敌，同时严密封锁消息。
　　敌军进入我根据地以后，耳目闭塞，对我军的行动一无所知，因而处处扑空。而我军以逸待劳，消息灵通，对敌军的一举一动了如指掌。12月29日，张辉瓒率其第十八师直属队及两个旅进至龙冈。红一方面军总司令部于是日晚8时，下达歼灭该敌的作战训令，红一、红三军团即刻奔袭就敌。一夜之间，我军即从小布、麻田地区扑向龙冈，于翌日上午10时许，对敌第十八师发起总攻，由红一军团担任主攻。经过激战，将该敌两个旅一万余人全部歼灭，生擒敌师长、前敌总指挥张辉瓒。
　　82龙冈战斗一结束，我军即转头直取敌谭道源的第五十师。我红三军团抄近路，翻过一座高山，直插南团。这时，敌第五十师恰从东韶进至南团，当即被我歼灭一个多旅，残敌掉头向东韶方向逃窜。
　　龙冈、南团两仗，打得敌军丧魂落魄，丢盔解甲，抱头鼠窜。我军声威大振，乘胜转入反攻，将敌军全部逐出了中央苏区。我军还趁势在文昌、宁都、乐安、永丰等县，摧毁了反动地主武装盘踞的“土围子”，巩固和扩大了中央革命根据地。至此，红一方面军胜利地粉碎了敌军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一次大规模“围剿”。
　　毛泽东有首《渔家傲》词的上半阕，就是描述这次反“围剿”的情况：
　　万木霜天红烂漫，天兵怒气冲霄汉。
　　雾满龙冈千嶂暗，齐声唤，前头捉了张辉瓒。
　　这首词的下半阕，是写准备反第二次“围剿”的情形：
　　二十万军重入赣，风烟滚滚来天半。
　　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不周山下红旗乱。
　　红一方面军取得第一次反“围剿”胜利之后，红三军团开到东韶、罗川、麻田一线休整。在麻田召开了军民祝捷大会，毛泽东同志到会讲了话。祝捷大会开过之后，当地群众给张辉瓒戴了高帽子游街示众，旋即将其处死，割下其头颅，放在一条小船上，从赣江飘流而下，抵南昌后，被国民党收葬于岳麓山。
　　还在第一次反“围剿”之前，毛泽东同志曾根据中央的精神，代83表总前委提出“阶级决战”的口号。其内容一是动员反“围剿”，并相应地提出“诱敌深入”的军事方针；二是动员肃反打“AB团”。毛泽东当时针对国民党军队对中央革命根据地所进行的大规模“围剿”而提出的“诱敌深入”的军事方针，无疑是完全正确的。第一次反“围剿”就是运用这一方针，取得了红军有史以来对敌作战中最大的胜利。以后，红一方面军相继取得了第二、第三、第四次反“围剿”作战的伟大胜利，同样是在这一正确方针指导下进行的。“阶级决战”作为一个政治口号，在当时确实起到了振奋人心，鼓舞士气的作用。但是，在肃反打“AB团”的问题上，却出现了扩大化的偏差，造成了不应有的重大损失。
　　“AB团”是国民党右派在江西省党部中一小撮极端反动分子纠合起来的秘密组织。红一军团攻克吉安后，在缴获敌人的文件资料中，曾发现有关“AB团”的资料，并涉及到江西省行委和赣西南特委的某些干部。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因此认为赣西南的党组织存在“非常严重的危机”，必须“来一番根本改造”，以“挽救这一危机”。遂于12月初，派方面军总政治部政务处长李韶九，携带总前委的指示信，并率领一连部队，到江西省行委、省苏维埃政府所在地富田，实施肃反任务，准备“找到线索来一个大的破获”。
　　李韶九一到富田，就采用逼供信的手段，大肆捕人。几天之间，在省行委、省苏维埃及特委机关，抓捕了一百余人。旋即对被抓捕的干部轮番刑讯逼供，屈打成招后，按照口供继续捕人，连家属亦不能幸免。省行委、省苏维埃、特委及江西地方红军第二十军的一些负责干部段良弼、谢汉昌、刘敌、李文林等先后被抓捕，搞得机关上下人人自危。在这种情况之下，江西省行委及红二十军的部分负责人便铤而走险，干了两件很坏的事情：一是模仿毛泽东的笔迹，伪造了毛泽东给总前委秘书古柏的信，制造毛泽东要把朱德、彭德怀、黄公略打成“AB团”主犯的谣言，企图造成总前委分裂的局84面。他们故意把这封信送到彭德怀手里，当即被彭德怀识破系伪造。彭德怀立即将信送给了毛泽东，揭穿了这个阴谋。另一件事是，他们鼓动红二十军哗变，扣留李韶九（后逃走），放出被抓捕的人，并率红二十军西渡赣江，脱离总前委领导，单独到永新、莲花一带活动。他们沿途还提出“打倒毛泽东”，拥护“朱、彭、黄”的口号。这就是当时著名的“富田事变”。
　　“富田事变”给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以极大震惊，也使全党受到极大震动，认为“富田事变”是“AB团”里应外合，公开叛变。总前委对“富田事变”采取“坚决进攻的策略”，发表宣言和公开信，号召进行反击和镇压。毛泽东还以中国工农革命委员会的名义，起草了一份六言格式的讨逆布告，还记得其中有“段、谢、刘、李诸逆，叛变起于富田，赶走曾山主席，扣留中央委员，反对工农红军，反对分地分田……”等句。于是，中央苏区打“AB团”的肃反运动，在“阶级决战”的口号之下，不断升格，导致广泛扩大化。给党和红军造成了难以估量的惨痛损失。今天回忆这段历史，很令人痛心！造成当时肃反扩大化的原因是很复杂的，也是多方面的。在武装割据状态下，外有国民党大军对革命根据地的进攻“围剿”，内部又发生了像“富田事变”这样大规模的公开分裂破坏活动，作为中央革命根据地党和军队的领导机关的总前委，难免惊心动魄，以为革命阵营内部混入大批反革命分子，若不首先清理内部，便会葬送革命。于是，就错误地运用对敌斗争的手段去处理本属于党内的矛盾。加之像李韶九这样一个品质很不好的人，在具体执行肃反任务中，胡作非为，大搞逼供信，造成肃反扩大化的局面就不足为奇了。后来，毛泽东同志在延安审干时，提出了“一个不杀，大部不抓”，“重证据，不轻信口供”的方针，就是对这一惨痛教训的深刻总结。有了这一条原则方针，以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就不杀头了，留下了平反昭雪的余地，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重大的决策。
　　851931年1月，第四师政治委员石恒中患病住进后方医院，上级调我任第四师政治部主任并代理师政治委员。我利用第一次反“围剿”胜利后休整部队的机会，在东韶办了一个短期军事政治训练队，抽调二十多名优秀的班长进行培训。训练队的主要任务，是教练学员如何做部队的政治工作，为部队培养基层骨干。杨勇、曹祥仁等同志都是当时参加受训的学员。这批学员经过训练之后，便派到连队任政治委员。他们当中不少人后来成为我军的优秀指挥员。训练队办了两个多月的时间，因我调离第四师而停办。石恒中同志病愈归队后，我奉命到第三师任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时第三师政治委员谢翰文因在肃反打“AB团”中杀人过多而被免职。
　　在这次肃反打“AB团”扩大化的错误行动中，我对“AB团”的存在及其危害性、对“阶级决战”的口号和所谓“地主富农钻进革命阵营内部破坏革命”的事实，开始一段深信不疑，对上级的指示和部署，完全是自觉地遵照执行，从而，铸成了遗憾终生的大错，至今回想起来，犹感沉痛不已。如果要细算历史旧帐，仅此一笔，黄克诚项上这一颗人头是不够抵偿的。由于这次错误的教训太惨痛了，使我刻骨铭心，毕生难忘，所以，以后凡是碰到搞肃反、整人之类的政治运动时，我就不肯盲从了。
　　我离开第四师驻地东韶，独自牵着一匹马，驮着简单的行李和随身用具，径直来到乐安县城以南几十华里外的第三师驻地招携镇。第三师师长彭遨，是长沙楚怡工业学校毕业生，有文化，工作能力很强，是红三军团最出色的军事指挥员之一。我到第三师任职的时候，部队正在乐安县打土豪、扩军、筹款，并协助地方党委作群众工作。
　　第三师在招携镇驻了两个来月时间，即奉命开到兴国、宁都之间的龙冈、古龙冈一带打“土围子”，方面军总前委和红三军团司令部都驻在这一带。
　　自1931年1月起，中央苏区党的领导机构发生了一些变化，中央派项英带领一部分干部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组织成立了苏区党的中央局。根据中央的决定，周恩来、项英、毛泽东、朱德为苏区中央局成员，以周恩来为书记。因周恩来在中央工作一时离不开上海，暂由项英代理苏区中央局书记。直到是年12月底，周恩来才到达中央革命根据地，就任苏区中央局书记。在苏区中央局成立的同时，还成立了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项英任主席，朱德任副主席兼红一方面军总司令，毛泽东任副主席兼总政治部主任和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
　　1931年3、4月间，敌人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二次“围剿”业已形成，参加“围剿”的国民党军队已陆续进至中央苏区周围。在如何对付敌人新的“围剿”问题上，当时曾发生了争论。不过，毛泽东仍然能够起主要作用，第二次反“围剿”仍是在毛泽东的指挥下进行。
　　敌人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二次“围剿”，比第一次的规模更大，共调集了二十万兵力，由国民党南京政府军政部长何应钦以“陆海空军总司令南昌行营”主任的名义，坐镇南昌指挥。敌军采取的战术是“稳扎稳打，步步为营”。西起赣江，东至福建建宁，二十万敌军联营七百里，向我中央革命根据地中心区域推进，企图将我红一方面军压缩包围后，聚而歼之，敌军各部队集结就绪之后，即兵分数路向我步步筑堡推进。敌在以富田为中心的一路，自东固至富田之间，部署了公秉藩、王金钰、郭华宗三个师，分别由富田、泰和、吉水出发，向东固方向齐头并进。敌另一路由陈铭枢（驻吉安）指挥第十九路军进至兴国、崇贤一线。
　　我红一方面军主力提前集结在东固一带荫蔽待机，决定以相对优势兵力歼灭富田至东固一线的敌公、王、郭三个师，而以红十二军一部监视和牵制敌第十九路军。
　　87此时，红三军团已取消了第五、第八两个军部，直辖第一、第三、第四、第六四个师。
　　至5月中旬，各路敌军均未发现我红一方面军主力去向，亦未受到任何抵抗，于是，便放心大胆地继续向我根据地纵深推进。敌公秉藩的第二十八师和王金钰的第四十七师开始脱离富田坚固阵地，向东固前进，为我歼灭该两师之敌造成有利时机。我红一方面军总司令部乃于5月14日晚8时，下达首歼该两师之敌的军事训令，我军各参战部队迅即进入准备攻击阵地待敌。
　　从富田到东固大约有一天多的路程。16日上午，当敌第二十八师、第四十七师正行进在半路时，我集结在东固一带的红一方面军主力，乘敌在运动中，突然发起猛攻。敌公秉藩第二十八师的四个团全部被我红三军团歼灭，公秉藩被活捉，后混入俘虏中逃跑了。敌王金钰第四十七师亦被红一军团歼灭其大部，残敌向富田方面逃窜。
　　北路敌郭华宗第四十三师见势不妙，便掉头溜走。彭遨和我率第三师迂回二百余华里，于19日赶到富田，兜住郭师一个尾部，歼灭其一个旅，俘敌三千余，并缴获其大批武器装备。
　　接着，我军乘胜向北运动，经吉水进至永丰县境内的藤田一线。守敌郝梦龄的第五十四师未敢抵抗，望风而逃。5月21日晚，我军迅即挥师南指，经沙溪于翌日进至中村一线。敌第二十七师一部正在这一带山上构筑阵地。当即由红三军团主攻，第三师为前锋，红一军团则兜敌后路打包抄，旋歼敌一个旅，俘敌三千余。继之，我军东向攻打广昌城，由红一军团担任主攻。广昌守敌是胡祖玉的第五师。当胡祖玉到城墙上视察城防时，被我侦察部队击毙，该敌失去主帅，即弃城溃逃，我军遂于27日占领广昌城。
　　我军乘胜继续向东挺进，进至福建建宁县境，准备攻打建宁县城。6月1日，由红三军团担任主攻，红一军团打包抄，经半日激88战，将建宁守敌刘和鼎第五十六师的四个团几乎全歼，只一小部逃窜，我俘敌三千余。
　　攻打建宁县城时，我第三师指挥所抵进城下，不料被守敌发现。敌人在城墙上掉转两挺机枪，对准我师指挥所扫过来，我由于视力不好，未能察觉。亏得彭遨眼疾手快，他见敌人机枪向我们扫来，猛地拉住我后退了两三米卧倒。还未等我定住神，敌人的机枪子弹已经扫在了我们原先站立的位置上，子弹击起的沙土四散，溅了我们一身。彭遨拉着我滚向一处掩体后面，冲我开玩笑说：“敌人这一梭子机枪子弹是冲你这副眼镜来的，知道戴眼镜的必定是个大官，敌人想拣个大便宜，差一点儿把我也捎带上了。”这次要不是彭遨反应得快，我们两人就在一块报销了。
　　我军攻克建宁城之后，毛泽东、朱德率方面军总部进驻建宁，红三军团则前进至黎川一线驻防。
　　第二次反“围剿”作战，从5月中旬歼敌王金钰、公秉藩两师开始，至6月1日攻克建宁城，我红一方面军半个月横扫七百里，连战皆捷，歼敌三万余，缴获了大量枪支、弹药和各种物资装备。尤其是打高树勋的第二十七师和刘和鼎的第五十六师时，该两部敌之全部武器装备悉被我军缴获。我军痛快淋漓地粉碎了敌人的第二次“围剿”，并乘胜转入反攻，占领了赣东、闽西的黎川、南城、南丰、建宁、泰宁、将乐等广大地区，进一步巩固和扩大了根据地。毛泽东所填《渔家傲?反第二次“围剿”》这首词，生动地描述了当时的情景：
　　白云山头云欲立，白云山下呼声急，枯木朽株齐努力。
　　枪林逼，飞将军自重霄入。
　　七百里驱十五日，赣水苍茫闽山碧，横扫千军如卷席。
　　有人泣，为营步步嗟何及！
　　蒋介石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二次“围剿”遭到失败后，又调兵三十万，由蒋介石自任“围剿”总司令，坐镇南昌行营指挥，于1931年7月初开始，对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三次大规模“围剿”。蒋介石把前两次“围剿”的失败，归咎于非嫡系的杂牌部队作战不力，将士不肯用命。因此，其在第三次“围剿”中，主要使用嫡系部队参战，配合以少量杂牌部队。敌军兵力多，来势猛，采取“长驱直入”的战术，在苏区内横冲直撞，寻找我红一方面军主力决战。敌军接受以往失败的教训，行进中每两个师为一路，紧紧靠拢，相互策应，使之不容易被一口吃掉。
　　我红一方面军经过第二次反“围剿”连续苦战之后，未及充分休整补充，即于7月上旬离开闽西及赣东，绕道千余里，经建宁、泰宁、将乐，转移至宁化，再进至宁都、瑞金、于都边界壬田，抓紧时间休整了两天，并与自广西北上的李明瑞、葛耀山率领的红七军会合。红七军到了中央苏区后，先归红三军团指挥，参加反“围剿”作战，后来正式归入红三军团建制。
　　红一方面军先后取得两次反“围剿”的胜利，毛泽东在中央苏区和红一方面军中的威望大增，指挥作战更加得心应手。第三次反“围剿”中，毛泽东指挥红一方面军，继续采取“诱敌深入”的方针，决定“避敌主力，打其虚弱，胜后再追”。开始准备在富田一线兜敌军的尾部打，首求突破一点，尔后由西而东，向敌之后方联络线上横扫过去，使敌主力深入我赣南根据地置于无用之地，我再乘隙打其可打者。
　　8月5日晚，红一方面军主力利用夜暗通过了敌军间四十华里空隙地带，转到兴国莲塘，抓住了敌上官云相的第四十七师。8月7日，我红三军团向该敌发起猛烈攻击。当战斗进行到最激烈之时，林彪率领生力军红一军团的红四军赶到，立即投入战斗。红四军的攻势凶猛凌厉，一阵猛攻，就将敌军压垮，纷纷溃退，我军即尾敌猛追。敌第四十七师是北方部队，爬山的本领远不如红军。当该敌被追到永丰的良村时，已精疲力竭，旋被我军压迫到一条沟里，大部就歼，敌副师长魏我威被击毙。此时敌郝梦龄的第五十四师正在良村。我军歼灭了敌第四十七师后，立即又向敌第五十四师发起猛攻，歼其师部及两个旅。
　　就这样，红一方面军取得了第三次反“围剿”的首战胜利。在莲塘、良村战斗中，我军俘敌达七千余。我红三军团第一师师长李实行在莲塘战斗中负重伤，不久即牺牲，由团长侯中英接任第一师师长。
　　良村战斗结束后，红三军团乘胜向黄陂挺进，于8月11日攻克黄陂，歼守敌毛炳文第八师一个多旅，俘敌旅长曾志达以下三千余。至此，蒋介石用来参加“围剿”的军队已被我歼灭近三个师。而我军则愈战愈勇，情绪更加高涨。
　　敌人发现我军主力东去，立即集中其主力取密集的大包围姿势向东边包抄过来。8月15日夜，我军主力又从敌军二十华里间隙的大山中偷越过去，西返兴国崇贤镇以北之枫边地区，荫蔽休整。自七月初开始反第三次“围剿”以来，我们除了在平安寨休息了两三天外，一个多月来，几乎每天都是在山地、树林里行军打仗，已相当疲劳，这时才得到一个喘息休整的机会。
　　我从平安寨到达泰和、万安交界地区以后，就没有草鞋穿了，只好打赤脚跑路。往常，我身上总有战士们送给的一两双草鞋备91用。这一段时间由于每天行军打仗，战士们也没有机会打草鞋了，我自己更顾不上打。于是，直到进入枫边地区，我打赤脚跑了二十多天的路。起初赤脚跑路，感到脚板疼痛难忍，尤其害怕茅草茬、树茬和荆棘刺扎脚。后来，脚板皮磨硬了，什么都不怕了，在碎石子路上和树林里可以行走如飞。
　　那时红军行军打仗，经常要奔跑。记得在莲塘到良村的路上，敌人在前边逃跑，我们在后边紧紧追赶，敌机就在头顶上轰炸扫射。我们既要追击敌人，还得设法躲避敌机的轰炸扫射。由于红军没有对空射击的武器，敌人的飞机疯狂得很，在离地面只有百多米的低空上盘旋，追逐杀伤我军。有时连飞行员的面孔都能看得清楚，即使部队伏在地面不动，敌机也很容易找见目标。因此，敌机投弹、扫射的命中率比较高，一颗重磅炸弹投下来，往往可以毁掉我们一连人。这样，我们只好以快速奔跑来躲避敌机。有一次，我眼见一颗炸弹在我的头顶上落下来，我赶快向前奔跑躲避。谁知，当我跑出约四五十米远的时候，这颗炸弹就落地了，但不是落在我原先的位置上，而是不偏不倚恰好落在了我刚刚跑到的地方，就落在我的脚下。我一时不知所措，心想这一次可逃不掉了。事有凑巧，这颗炸弹落地之后竟没有爆炸，实属侥幸。
　　我们在枫边地区休息了个把星期的时间，指战员们都穿上了草鞋，部队又继续向西进至兴国以西之均村地区休整待机。及至敌军发觉我军去向，再掉头向西追来时，我军已经休息了半个多月时间。而敌军，则是东跑西奔，疲于奔命，饥渴沮丧，被拖得精疲力竭，狼狈不堪，最后只好收兵退却。后来我们从缴获敌人的文件中发现，敌指挥官纷纷抱怨：“肥者拖瘦，瘦者拖垮、拖死。”
　　敌人开始退却，我军即转入反击，抓住机会，就吃掉它一股。7月7日，我红三军团在兴国老营盘歼敌蒋鼎文第九师一个独立旅，俘敌团长王铭以下三千余。接着，红三军团和红一军团的红四军相92互配合，在高兴圩同敌第十九路军展开激战。蒋、蔡的第十九路军是一支比较强硬的部队，因此，这一仗是啃硬骨头。结果敌我双方打了个平手，伤亡都很大。这对红军来说，是一次不利的战斗。红军作战的原则是，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于我有利的就打，于我不利的不打。不能恋战，更不能同敌人拼消耗。因为我们不仅要靠打胜仗来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同时还要靠打胜仗来装备壮大红军。胜负难分的战斗，显然对红军不利。我参军作战以来，亲眼目睹了两次伤亡惨重的战斗：一次是在大革命时期，北伐军攻打汀泗桥之役，战场上的尸体横倒竖卧，比比皆是；再一次就是这次的高兴圩之役，满山遍野摆满了尸体，指战员们浑身上下都被汗水和鲜血浸透。此役红三军团担任主攻，伤亡更重。彭德怀的脚上也挂了花，但他未下火线，坚持指挥战斗。红三军团第四师师长黄云桥因生病未参加这次战斗，由邹平代理师长指挥战斗，邹平于此役牺牲。
　　高兴圩战斗以后，红三军团减员太多，即将所辖的四个师缩编为三个师，原第四师编散，原第六师改为第二师。
　　我军撤离高兴圩之后，进至崇贤与东固之间的方石岭，于9月15日将敌韩德勤的第五十二师全歼。方石岭战斗一开始，我军一个猛攻，就将敌第五十二师冲垮，该敌抱头溃逃。我军尾敌紧追不舍，一直追到东固附近的一座山底下，将该敌全部缴械，俘敌师长韩德勤、旅长张忠颐以下万余人。红军对待俘虏的政策是，愿意留下的欢迎，不愿意留下的，发给路费放走。敌师长韩德勤装扮成士兵，混在俘虏堆里，领了路费被放掉了。
　　方石岭战斗打完，第三次反“围剿”即告结束。敌军被迫退出中央苏区之后，较长时间没有再来进攻。在第三次反“围剿”中，红一方面军先后进行了四次较大的战斗，除高兴圩一仗打了个平手之外，莲塘、黄陂、方石岭三次战斗，都打了胜仗。这时的形势对我们93非常有利，红军的声势大振，根据地得到进一步巩固扩大。
　　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后，红一方面军奉命从兴国出发，向瑞金集中。当行至东固附近的六渡坳时，突遇敌机袭击，红三军军长黄公略在指挥部队隐蔽和对空射击中，不幸中弹牺牲，使红一方面军损失了一位著名的将领。为了纪念这位功勋卓著的红军优秀指挥员，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后，在江西东固六渡坳和瑞金叶坪修建了“公略亭”，红军步兵学校亦命名为“公略步兵学校”，并以吉安、吉水两县的红色区域为主成立了“公略县”。公略县成立之日，召开了隆重的追悼黄公略大会。会场主席台两侧悬挂着巨幅挽联上，写的挽词是：
　　广州暴动不死，平江暴动不死，如今竟牺牲，堪恨大祸从天降；革命战争有功，游击战争有功，毕生何奋勇，好教后世继君来。
　　红一方面军在瑞金集结休整了三天时间，便分散各地去开展群众工作，打“土围子”，筹粮、筹款、扩军，以便把整个中央苏区联成一片。
　　彭遨同我率第三师到了西江镇地区后，即确定全师以连为单位，组成若干个工作队，每个连包一个乡，深入发动群众，分配土地，建立地方苏维埃政权，并以西江镇为中心，建立了中共西江县委和西江县苏维埃政府。我们在该地区活动了三四个月的时间，将境内的白色据点全部敲掉了，群众也普遍发动了起来，根据地得以巩固扩大。
　　在红一方面军进行一至三次反“围剿”期间，曾发生过蒋介石派说客到中央苏区策反红军高级将领的事。因为这件事与我有一点关系，略述如下。
　　94蒋介石看到派大军进行“围剿”，不但没能消灭红军，自己反而连吃败仗，被红军消灭了不少有生力量。于是，便施展阴谋手段，妄图通过策反红军高级将领，使红军内部发生分裂，不战自乱，借以达到瓦解红军、摧毁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目的。在红一方面军取得第一次反“围剿”胜利之后，蒋介石曾派黄公略的异母哥哥潜入中央苏区，找到黄公略，许以高官厚禄，游说黄公略倒戈附蒋。黄公略不为所动，当即报告了毛泽东、朱德等方面军首长，将说客杀掉了。但此事对外秘而不宣，蒋介石还以为他派的说客在中央苏区立住了脚，期望阴谋有可能得逞。待敌人第二次大规模“围剿”失败后，蒋介石又派黄公略的叔父到中央苏区，妄图策反彭德怀。
　　当时，红三军团已进至江西黎川一线，第三师驻扎在硝石。黄公略的这位叔父奉蒋介石之命，自临川经南城到了黎川。他带着一个勤务兵作随从，刚一踏入硝石我第三师防地，就被哨兵查获。此人被带到师部后，即表明身份，自称是黄公略将军的叔父，要面见彭德怀总指挥，有要事相告云云。我当即从师部给彭德怀打电话报告说：“有个黄某人现在到了我的师部，要求见你。我看来者不善。”
　　彭德怀听完我的报告后说：“知道了。你立即派人把他给送来。”我按照彭德怀的嘱咐，派人把这个人送进黎川城。彭德怀在黎川城军团部与此人见面之后，先是盛情款待，宴以酒席。席间彭德怀单独作陪，频频劝酒，虚与周旋，以探明其来意。此人有了几分酒意，便将其奉蒋介石之命，以高官厚禄收买彭德怀的意图和盘托出。嗣后，彭德怀便将此人送进一间空房内安歇，派人看管起来。第二天，彭德怀打电话告诉我和彭遨，说那个黄某人已押送第三师师部，待此人到后，就把他宰掉，把脑袋割下来，交给他的勤务兵带给蒋介石交令。过了不大功夫，那个黄某人即被押来师部，我们按照彭德怀的吩咐将他处死。从此以后，就再没有听说蒋介石派说客来策反红军高级将领的事了。
　　95红一方面军运用毛泽东的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原则，连续取得了三次反“围剿”的胜利，不仅为中央苏区和红一方面军的进一步发展壮大创造了极为有利的形势，而且对全国各地苏区和红军产生了巨大影响。第三次反“围剿”胜利以后，毛泽东提出的“诱敌深入”，“集中优势兵力，选择敌人的弱点，在运动中有把握地消灭敌人的一部或大部，各个击破敌人”的游击战基本原则，在全国各地的红军中得到了普遍推广和运用，有力地促进了各个革命根据地的建设和发展。
　　969赣州、水口、乐宜诸役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后，相继发生了“九?一八”事变、“一?
　　二八”抗战和宁都起义等重大事件，整个形势的发展对革命非常有利。尤其是宁都起义，是继南昌起义之后最大的一次武装兵暴。在这次兵暴中，受蒋介石驱使，被迫来进攻中央苏区的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一万七千余人，在参谋长赵博生、旅长董振堂的率领下（该部原有我党的工作基础），于1931年12月14日在江西宁都举行起义，宣布加入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红五军团。宁都起义使红军增添了新的血液，极大地震动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
　　当时全国抗战御侮的呼声很高，人民群众情绪激昂，反动统治集团内部也在开始分化。如果当时我们党有一条正确的方针策略，发展这一大好形势，将会大大推进革命的进程。然而，尚处于幼年时期的党，缺乏足够的经验，加之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后成立的临时中央继续推行“左”倾冒险主义政策，没有能够及时地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支援第十九路军抗战”、“组织抗日联军”等口号和主张。后来，这些口号和主张虽然提了出来，但是在实际上并未受到重视，缺乏具体计划和部署，而且临时中央还错误地估计形势，夸大日本进攻苏联的可能性，提出了“武装保卫苏联”这一既脱离97实际又脱离群众的口号。
　　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之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路线逐渐在全党推行。在中央苏区，开始排斥毛泽东的正确领导。1931年11月，在江西瑞金召开了全国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选举毛泽东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会主席，项英、张国焘为副主席。接着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简称中革军委），由朱德任主席，王稼祥、彭德怀任副主席，统一领导各革命根据地红军的作战和武装建设。中革军委下设总参谋部、总政治部和总经理部，由叶剑英任总参谋长，王稼祥任总政治部主任，范树德（后叛变）任总经理部长。中革军委成立之后，红一方面军领导机构奉命撤销，原红一方面军所属各部队直接归中革军委领导指挥。同年12月，周恩来到达中央苏区，就任苏区中央局书记。这时的毛泽东处于一种非常尴尬的地位，一方面，他被免除了在红军中的领导职务，另一方面，他被挂上了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主席的名义。由于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只是个空架子，这个“执行主席”也只能是个空头衔，不起任何作用。起初，毛泽东曾试图利用他尚未离开部队的条件（当时毛泽东仍随红一军团行动）发挥影响，但终因党内斗争十分激烈，他一再受到排斥而无可奈何。宁都会议以后，毛泽东只好赋闲，到汀州医院去养病，到农村搞调查等等。《长冈乡调查》、《才溪乡调查》，就是这个时期写出来的。其后，毛泽东所填的几首词，与以前几次反“围剿”时期所填词的意境迥异，如“赤橙黄绿青蓝紫，谁持彩练当空舞”、“风景这边独好”等词句，颇有点闲情逸致的味道了。
　　临时中央一批干部自上海陆续进入中央苏区之后，逐步开始系统地批判毛泽东从前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实行的一整套方针政策。当时在瑞金发行的《红色中华》、《红星》、《斗争周刊》等报刊上，集中发表批判文章，只是没有直接点毛泽东的名字。与此同时，在98下面则找出一些拥护毛泽东主张的干部点名批判。如在闽西开展的反对所谓“罗明路线”和在江西开展的批判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的斗争，就是属于这种情况。“左”倾冒险主义者把毛泽东所坚持的正确主张，说成是“狭隘的经验主义”、“富农路线”和“极严重的一贯右倾机会主义”等等，号召在党内和红军中“要集中火力反右倾”，并提出了一整套“左”的纲领和政策，以取代过去在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实践中证明是正确的纲领和政策。比如，军事上提出要夺取中心城市，要大踏步地打出去；土地政策上提出实行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城市政策上提出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干部政策上提出所谓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化，把赞成和拥护毛泽东主张的一些干部撤换掉，等等。
　　1932年1月，临时中央发布《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提出集中红军主力夺取中心城市的军事冒险主义方针，并指示中央红军（原红一方面军）“首取赣州”，继而夺取吉安和南昌等。毛泽东极力反对这一错误决定，但苏区中央局坚持执行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方针，力主攻打赣州。
　　赣州城三面环水，易守难攻。一条赣江两条支流，漳水自南流向北，贡水自东流向西，赣州城就在两水汇合的口子上。当时赣州守敌是国民党云南部队一个旅，旅长名叫马昆，早年曾与朱德共过事。当时赣州城里还集中了一大批赣南各县的反动地主武装。中央红军参加攻打赣州的部队，是红三军团全部和红一军团的红四军。后来又增调红五军团和红三军参战。我当时任红三军团第一师政治委员，第一师师长是侯中英。我本来是任第三师政治委员，因为在第二次大规模肃反打“AB团”时，我对肃反委员会轻易捕人杀人的做法进行了抵制，从而被撤销了第三师政治委员职务。
　　第二次大规模肃反打“AB团”运动，大约是在第三次反“围剿”之前就开始了。由于有前一次的沉痛教训，我对打“AB团”由99怀疑而进行抵制，上边命令抓捕所谓“AB团”分子，我拒绝执行。
　　但是，当时的肃反委员会权力大得很，我所在的第三师还是损失了一批干部。其中有不少是很优秀的干部。组织科长周鉴、政务科长盛农、宣传科长何笃才等，都是这次被肃的。其中何笃才这个同志在我的记忆中，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平时我和何笃才接触较多，彼此很谈得来。我觉得他是一个很优秀的干部，他不仅具有相当高的政治水平和工作经验，而且对一些重大问题的分析上很有见地。他原来是红一军团的干部，对红一军团的情况了解颇深。我们在一起时无所不谈，在同他相处当中，使我获益匪浅。
　　何笃才是湖北黄冈人，大革命时期在南昌第一师范加入共产党，参加过南昌起义。井冈山会师以后，他任红二十八团迫击炮连党代表。当红二十八团第二营营长袁崇全胁迫该营及机关枪连、迫击炮连叛逃时，在团长王尔琢被叛徒打死的情况下，何笃才等同志设法把部队拉了回来，叛徒只身逃跑。在这件事情上，何笃才是有功的干部之一。但由于他在古田会议之前朱、毛的争论当中，反对毛泽东的正确意见，从此便不受重用。后来就将他调出红一军团，到红三军团我那个师里当了宣传科长。按照他的资历和水平，让他当宣传科长是不适当的。但当时上级把他当作犯了错误的干部来使用，他本人也无所谓，工作起来很认真负责，也很有魄力。平时与同志们交谈中，对他自己的观点从不掩饰。他曾对我说过，毛泽东这个人很了不起！论本事，还没有一个人能超过毛泽东；论政治主张，毛泽东的政治主张毫无疑问是最正确的。我问他：既然如此，你为什么要站到反对毛泽东的一边呢？他说，他不反对毛泽东的政治路线，而是反对毛泽东的组织路线。我说：政治路线正确，组织路线上有点偏差关系不大吧？他说：不行！政治路线、组织路线都不应该有偏差，都是左不得，右不得的。我问他：毛泽东的组织路线究竟有什么问题？他说：毛泽东过于信用顺从自己的人，对持不同意见100的人不能一视同仁，不及朱老总宽厚坦诚。何笃才还举例说，像李韶九这个人，品质很坏，就是因为会顺从，骗取了信任，因而受到重用，被赋予很大的权力。结果，干坏了事情也不被追究。像这样的组织路线，何以能服人？
　　对何笃才的这番话，我是在一年以后才品味出其中的某些道理。本来，毛泽东同志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军民中，已经有了很高的威望，大家都公认他的政治、军事路线正确。然而，临时中央从上海进入中央苏区后，轻而易举地夺了毛泽东的权，以错误的政治、军事路线，代替了正确的政治、军事路线。其所以会如此，苏区的同志相信党中央固然是一个重要原因。但是，如果不是毛泽东在组织路线上失掉了一部分人心，要想在中央苏区排斥毛泽东，当不会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何笃才等几个干部被肃之后，我更加意识到这种肃反路线是胡来。不久，肃反委员会又给第三师交来一份所谓“AB团”分子的名单，要按名单抓人进行审查处理。我就硬着头皮顶，坚决不肯抓人。我对肃反委员会的人说：以前是说地主富农钻进革命阵营破坏革命，要进行阶级决战，可是在你们所要抓捕的人当中，没有一个是地主富农，全都是经过我们自己培养起来的干部，他们怎么会是反革命呢？肃反委员会的人指着名单说，已经有人供出了他们，一定要抓起来审查。
　　肃反委员会这次提供的所谓“AB团”分子名单上的人，大多是连队基层干部。现在还记得其中有两个连政治委员，一个名叫石元祥，是井冈山上的小鬼，原是当号兵，人很机敏；另一个名叫曾彬农，是个农民出身的同志。这两个同志都是我到第三师以后提拔起来的基层干部，平时表现很不错，打起仗来非常勇敢。我根本不相信他们会是反革命，决心保护他们。既然肃反委员会一定要抓捕他们，我自知硬顶无济于事，便派警卫员悄悄告诉他们暂时上山找个101地方躲起来。肃反委员会几次来人抓捕，都未能抓到，也就无可奈何。
　　石元祥、曾彬农他们几个人在山上躲藏，每天由我派人偷偷给他们送饭吃，打起仗来就派人叫他们下山，各回自己的连队带兵参加战斗。战斗一结束，马上再上山躲藏。他们明知上边要抓捕他们，但并不逃跑，打起仗来更加勇敢地冲锋陷阵。他们曾向我表示，宁肯牺牲在战场上，决不当逃兵，以此表明自己无愧于党和革命。我愈加坚信他们是革命的忠诚战士、党的好干部，决心把他们保护好。可是，大约过了两个星期，事情终于被肃反委员会发觉了。在一次战斗刚刚结束之时，石元祥、曾彬农几个人尚未来得及上山躲避，就被肃反委员会抓捕了。我痛惜万分，深深责备自己没有能够保护好他们。我悲愤地质问肃反委员会，何以滥杀无辜！并同他们大吵了一通。我因此而被怀疑有问题，或说我是“AB团”分子，或说我是“托陈取消派”，于是决定将我抓起来进行“审查”。幸好彭德怀得知情况后，进行了干预。彭德怀问肃反委员会，为什么把他的师政治委员抓起来？肃反委员会自然拿不出我是“AB团”和“托派”的证据，只好说我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彭德怀说，对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可以批判斗争嘛，怎么可以采取捕抓的办法来处理呢？肃反委员会理屈词穷，只得将我释放。这样，我才幸免被捕。但是，兵是不准我带了，撤了我第三师政治委员职务。
　　我没有事情可干，又不想赋闲，就向彭德怀提出请求，随便分配点工作给我干干。彭德怀就让我到军团司令部去当秘书，1931年11月，彭德怀、滕代远等军团主要负责同志都到瑞金去参加全国第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他们就让我代理处置前委的日常工作。
　　待他们开完会回来以后，大约是在11月底，派我到寻乌县去调查打“AB团”的情况。我回到军团部后，把在寻乌所见到的情况，如实地向前委作了汇报。我还对领导同志说：我们不能再搞自相残杀102的蠢事情了，否则，我们将变成孤家寡人。
　　到1931年12月，上面对肃反扩大化问题开始纠正，承认在打“AB团”过程中，一方面“简单化了”，一方面又“扩大化了”，形成了“肃反中心论”。周恩来同志到了中央苏区后，主持作出了《关于苏区肃反工作决议案》，要求“以自我批评精神，承认对于过去肃反工作中路线错误的领导责任”，并提出给予“纪律上的制裁”。此后，苏区中央局还专门作出了关于处罚李韶九的决议，决定给其留党察看六个月的处分，下放基层工作。
　　肃反扩大化问题开始纠正以后，我才又被起用，派我到第一师任政治委员。我刚到第一师工作不久，就赶上打赣州。
　　中革军委根据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的指示，于1932年1月10日下达攻打赣州的军事训令，各参战部队陆续开至赣州城郊阵地。攻打赣州的战役，由彭德怀任前敌总指挥，红三军团担任主攻，红四军担任打援任务。同时调江西、闽西军区的地方部队担任游击、警戒任务，由江西省军区司令员陈毅任总指挥。
　　2月4日战斗打响后，我军首先扫除了敌外围工事，迅速分兵向赣州城垣推进。当时红三军团的部署是：红七军攻打城东门；第三师位于城东门与南门之间，占领附近一带高地，监视守敌动向；第二师攻打城南门；第一师攻打城西门。城西门以西是漳水河，第一师正面是城墙，我师部队就摆在城墙与漳水河之间。攻城的方法是掘坑道爆破和架梯爬城强攻。首次进攻由于爆破未成功而受挫，我攻城部队受到很大伤亡。
　　赣州战役开始之前，我就对此次攻打中心城市的行动持反对态度。待抵达赣州城下，我发现地形条件对我十分不利，越发感到这个仗打不得。第一次攻城受挫以后，我曾向军团司令部提出撤围的建议，但未获批准。
　　苏区中央局和总政治部力促红三军团加紧攻夺赣州城。于是，103各攻城部队在坑道内增添了大量炸药，再次实施爆破。位于城东门附近的红七军首先将炸药引爆，爆炸后冲起的砖石泥土飞到半空足有一百米高，落下来时正好压住了预伏在城下的我军突击队，一支二百余人的突击队被埋掉了。城墙被炸开一道口子后，守敌一个连被炸死，但敌人很快作了兵力调整，加强了突破口处的守备力量。我军重新组织突击队进攻时，战机已失，第二次攻城又未奏效。我再次提出撤围的建议，仍未获准。此后，我军又连续组织了两次爆破攻城，均未奏效。
　　我军屯兵坚城之下，屡攻不克，伤亡越来越多。这时，陈诚奉蒋介石之命，派第十一师师长罗卓英率部自吉安驰援赣州。敌援兵到达遂川以后，即架设浮桥渡江。我军发现敌援兵从北面逼近赣州，曾派出一支部队前去阻击，并用“火船”去焚烧敌军的浮桥和渡船。
　　红军战士勇敢得很，他们驾驶小船直冲敌阵，快要接敌时，将煤油浇在船上点燃，战士们才跳下船往回游。由于敌人的火力过于密集，我军驾船的战士纷纷中弹落水。其实，用“火船”阻止敌人渡江根本无济于事。敌渡船见“火船”漂来，就将渡船划开让过“火船”，连浮桥也没有烧着。
　　敌第十一师渡江后，由北门潜入赣州城，加强了守城兵力。敌另一部援兵则分路包抄我军侧后，并向飞机场方向进击。我见敌援兵已入城，并对我攻城部队形成分割包抄之势，我军攻城显已无望；且我军久战而疲，减员不断增加，若继续滞留赣州城下，后果将不堪设想。于是，我直接向彭德怀军团长建议撤围，并批评他是“半立三路线”。但彭德怀依然不予理睬。
　　援敌第十一师一部进城后，乘夜在城墙底下打了许多洞口。在一天的下半夜两点钟光景，敌军从洞口出城，突然向我军发起反攻，城外敌援兵也一齐向我进攻。敌人内外夹击，遂使我军陷入腹背受敌的不利境地。
　　104在敌人发起攻击之前，我军一无所知，根本没有想到敌人会在夜里出击。当时我正在师指挥所里，侯中英师长已经睡熟。我一到打仗不利的时候，就睡不稳觉，心里总放心不下。过了半夜之后，我隐约听到枪声，感到不对头，估计是敌人乘夜出击了。我立即把侯中英师长唤醒，告诉他说可能是敌人开始向我们进攻，让他到前边去看看情况，指挥部队。侯中英刚睡醒，有点迷糊，我硬是把他拖起来。他听到枪声大作，急忙跑出去指挥部队。
　　侯中英走后，我仍放心不下，就带着通信排长和通信班，离开师指挥所，走出一百多米，在一个比较隐蔽的地方设立了新的指挥所，并立即架线与军团司令部联系。电话接通后，我向军团部报告说，情况相当紧急，应下令部队立即撤退突围。接电话的是军团参谋长邓萍，他告诉我说不准撤退。这时，四周一片漆黑，只听见枪声越来越近，知道敌人已打到我们附近来了。情况已相当危险，我只好采取机动措施，先让师参谋长和师政治部主任江华带领师直属队撤到南门以东的山上去。然后，我让通信排长去通知特务连速作应急准备。特务连连长刘少卿带领特务连刚撤离原来的师指挥所，敌人就到了那里。我望见原来师指挥所的位置火起，就带通信班离开了临时指挥所，摸索着向前移动，设法去找部队。路上碰到一个连政治委员带着部队仓惶向后跑来，我把他叫住，稳住部队。这个连政治委员惊慌失措地连声说敌人多得很，我们不行了。我严厉地批评了他一顿，命令他就地抵抗，掩护指挥机关先撤。这个连当即在原地展开，阻击敌人，坚持了一阵子，赢得了一些时间。
　　我又往前走了一段路，发现军团部原来派在第二师和第三师之间负责联络的特务团的一个营还在原地未动，我就让他们赶快撤走，留在这等于白白送死。营长姚喆说没有接到军团部撤退命令，不敢撤走。我就对他说，你赶快带部队撤走就是，一切由我负责。这样，姚喆才带领全营撤出险地。
　　105我带着通信班继续去寻找其他被打散的部队，黑夜中辨不清方向，误入南门外敌人的飞机场。迎面碰见机场守军向我们大声喝问：“哪一部分？”我随口说了声“是一师的”。敌人误以为我们是罗卓英的第十一师的，就没有细问。我趁他们尚未察觉的当儿，带领通信班迅速穿过机场，到了南关外。在这里恰好碰见侯中英师长，他正在指挥部队撤退。我对侯中英说，应该同第二师联系一下，看他们撤了没有，如果还没有撤，告诉他们趁夜暗快撤离，否则到天明突围就困难了。侯中英说他还要到前边去，看看有没有第一师的部队还没有撤出来，说完他就走了。我只好自己赶到第二师指挥所，见第二师仍在原地未动。我就建议第二师师长郭炳生指挥部队撤退。郭炳生说他没有接到命令，不能撤退。我说现在部队已被敌人分割包围，能突围出去就是胜利，留下来怕要作无谓牺牲。郭炳生仍不同意撤走，坚持等候上级命令再行动。因为郭炳生曾是我的上级，他不肯撤走，我也就不便多说什么，便转回南关外去找侯中英和第一师的部队。我在南关外找了一阵子，也不见侯中英的踪影。后来才得知侯中英已被敌人俘获。
　　此时，我的四周都是敌人。在靠近河边的一座城楼上，敌人的两挺机枪正对着街面猛扫，我尚未撤出来的部队己被打散，失去了指挥建制，正在乱跑，我已无法和他们联系。我意识到自己也已经处在非常危险的境地，必须设法马上转移。我带领通信班的几名战士钻进临街一家店铺里，关上前门，打开后窗跳了出去，一气跑到城南的山上，才得以脱险。我在南山上迅即将零散部队收拢起来，就地组织扰击。这时，敌人开始从南街向外攻击前进，我指挥部队将进攻之敌击退。不久，敌人再次组织进攻，恰好红五军团及时赶到，将进攻之敌压了下去，我们才重新收拢部队，撤出战斗。
　　赣州之役，历时月余，我军遭到巨大伤亡，红三军团损失在三千人以上。我们第一师是主攻部队，后被敌军分割包抄而损失掉八106九百人，师长侯中英被俘后遭杀害。攻城之初，我军在数量上是占优势，红三军团参战部队达一万余人。但地形条件对我军十分不利。坚城之下屯重兵，旷日持久地攻城，乃兵家之大忌。负责打援的红四军把主要力量放在南面，用来对付广东方面的援敌，没有料到敌人会从赣州以北的吉安远道驰援。因此，未能在北面堵住援敌。待敌水半夜里从城内打洞出击，我军没有准备，措手不及。临战十分不利的情况之下，又不准部队撤退突围，遂导致重大损失。
　　我当时自作主张地采取了一些应急措施，使一部分部队免遭损失。虽然是在未接到上级命令的情况下指挥部队撤退，但由于我事前曾几次提出过撤退的建议，而当时我在那种情况下的处置亦属恰当，因此，事后上级并没有追究我。
　　毛泽东是不赞成打赣州的。他主张中央红军应在支援第十九路军抗战的口号下，集中力量向敌人统治比较薄弱、党和群众基础比较好、地形条件比较有利的赣东北方向发展，在赣江以东、闽浙沿海以西、长江以南、五岭山脉以北广大地区发展革命战争，消灭白色据点，逐步扩大巩固根据地。但这一正确主张未被采纳。
　　我军在久攻赣州未克，被迫撤围之后，于1932年3月中旬，在赣州东北之江口举行苏区中央局会议，继续讨论中央红军行动方针问题。与会多数人不赞成毛泽东关于集中兵力打运动战，向赣东北发展的主张。会议最后决定中央红军东西两路分兵，夹赣江而下，夺取赣江流域中心城市。遂以红一、红五军团组成东路军，入闽作战；以红三军团组成西路军，进至赣江以西的上犹、崇义，继而进至湘南的汝城、桂东、茶陵一带活动。
　　东路军入闽后，首取漳州。3月19日，于漳州外围歼敌张贞部第四十九师主力两个旅，缴获大批军用物资，包括两架飞机。于20日占领漳州城。
　　西路军于过赣江之前，在红三军团政治部主任袁国平主持下，107在田村召开会议，对我进行批判。会上批判我反对攻打中心城市是对抗中央路线；又说我主张打“土围子”、扩大苏区和反对“左”的土地政策是右倾机会主义等等。我对批判不服，在会上与他们发生激烈争论。部队出发过赣江向西运动后，一路走，一路批判我，我就同他们争吵了一路。这一次虽然对我批判得很严厉，但是没有给我处分，也没有撤职。
　　不久，红三军团恢复了红五军番号，由邓萍任军长，贺昌任政治委员，调我任军政治部主任。
　　我随邓萍、贺昌率红五军到了茶陵、莲花、永新一带活动了一个时期，本想收编一些地方武装以扩充主力部队，但收获不大。随即兜了一个大圈子，又回到上犹地区。
　　1932年6月，我们接到命令，要同东路军会合，解决进犯赣南、闽西中央苏区之粤敌，并相机攻夺赣江流域中心城市。于是，西路军即回师赣南，向南康、大余开进。行军中，我同军政治委员贺昌一起走，他继续批判我的右倾机会主义，我不服，就跟他争论。部队宿营时，我俩还是住到一块，继续争论，吵得很厉害，彼此各持己见，谁也说服不了谁。我对贺昌表示，准备同他争论二十年。贺昌不愧是个真正的共产党人，他作为上级，我无论怎样同他争吵，他都不在乎。争吵归争吵，吵过之后，照样相处，毫不计较，也不影响工作。
　　7月2日，红三军团在大余东北池江地区击溃由南康向大余集结之敌四个团，溃敌退守大余。3日，红一军团一部击溃梅岭关守敌一个团，占领梅岭关要隘。4日，红三军团开始围攻大余之敌。
　　8日到10日，中央红军主力在江西、闽西两军区地方武装配合下，发起水口战役。粤军的战斗力比较强，同粤军作战是硬碰硬，加之这次作战我军没有集中兵力打歼灭战，遂使水口之役打成了击溃战，未能大量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也没有缴获到多少东西，我们自108己还受到一些伤亡。这对红军作战来讲，是得不偿失的。
　　水口战役之后，中革军委根据苏区中央局兴国会议精神，于8月8日下达发起乐安、宜黄战役的军事训令，在江西、闽西两军区所属地方部队的配合下，红一军团于8月17日攻占乐安，全歼守敌一个多旅。红三军团于8月20日攻占宜黄，歼守敌近两个旅。乐宜之役我军共歼敌高树勋第二十七师三个旅，俘敌五千余，缴枪四千余，并击落敌机一架。
　　毛泽东已于8月8日被中革军委重新任命为红一方面军总政委。在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指挥下，红一方面军取得乐宜战役重大胜利后，没有按照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的意图去攻打中心城市，避免了可能造成的损失，使我军保持了战略主动。
　　当时我军已在大山里行动了个把月时间，没有得到休整、当地山高林密，气候潮湿，瘴气弥漫，部队中烂脚病大量发生，行走很困难。乐宜战役之后不久，红一方面军全部撤回到宁都、广昌地区休整。这时，红三军团又撤销了红五军番号，邓萍回到军团部任参谋长，贺昌调到中央工作，我被派到第三师任政治委员。
　　1932年10月，苏区中央局在江西宁都召开全体会议，集中对毛泽东进行系统地批判。这次会议上，把在历次反“围剿”中行之有效的“诱敌深入”方针，指责为“专去等待敌人进攻的右倾主要危险”；把毛泽东在江口会议上提出的向赣东北发展的正确主张，指责为对中央“夺取中心城市”方针的消极怠工；把毛泽东对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错误战略方针所提出的正确批评，指责为“不尊重党的领导机关”、“动摇并否认过去胜利成绩”；还指责毛泽东是用《三国演义》中诸葛亮摇羽毛扇子的方法指挥战争等等。宁都会议决定继续贯彻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进攻路线，要求红一方面军在敌人新的“围剿”开始之前，就以自己的进攻去粉碎敌人的进攻，夺取中心城市，实现江西省首先胜利。宁都会议开过之后，毛泽东109在红军中的领导职务即被免除，毛泽东被迫离开了红军，由周恩来兼任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
　　宁都会议之后不久，红三军团政治部在广昌召开干部会议，集中对我进行批判。王稼祥作为中央和中革军委的代表，出席了广昌会议，并在会议上作了讲话。广昌会议之后，我即被撤销第三师政治委员职务，调我到红三军团政治部任宣传部长。一个星期以后，又把我调到教导营任政治委员。
　　1932年底，红三军团政治部主任袁国平调任红一军团政治部主任，贺昌又回到红三军团任政治部主任。贺昌回来之后，就把我从教导营要了回来，任命我为红三军团政治部组织部长。这样，我便从后方回到前方，与贺昌又凑到一起工作。我们两个人重新相处后，都还是老样子，谁也没有改变自己的观点，因此，每天还是吵架，争论问题，他骂我一通，我回敬他一番。无非是他批我右倾机会主义，我批他盲动主义。但彼此之间仍然相处得很融洽，工作一点儿不受影响。
　　这个时期，有两件事情需要补述。
　　第一件事情，是在水口战役之后，部队向乐安、宜黄开进途中，我与曾希圣邂逅相遇。这时我才知道他已经由上海进入中央苏区，在中革军委当作战科长。我和曾希圣自上海分手之后，这是首次相逢，彼此都感到格外亲热。曾希圣向我谈了一些白区工作情况之后，说现在的情报工作很难搞，他准备下点功夫攻一攻密码破译这个难题。我听了之后，非常赞成他的想法，并鼓励他下决心干出个名堂来。曾希圣读过高等师范，数学基础很扎实，又在中央军委搞过一段秘密工作，现在要搞密码破译还是很有条件的。此后不久，曾希圣果然把密码破译攻下来了。他是红军中搞密码破译的创始人，对当时红军作战有很大的贡献。尤其是在红军长征时期，全靠破译敌台的密码来获取情报。如果没有这项工作，红军在长征中将110会增加更大的困难。因此，曾希圣这个功劳是值得记述的。
　　第二件事情，是在1932年秋，红三军团发生了师长郭炳生叛变事件。郭炳生跟彭德怀沾点亲故，曾参加过平江暴动。乐宜战役后，部队决定撤回到宁都、广昌地区休整。当时郭炳生任红三军团第二师师长，趁部队撤退转移之机，他拉走了一个团和师特务连去投奔国民党。第二师政治委员彭雪枫闻讯后，立即前去追赶，把被郭炳生拉走的那个团追了回来。师特务连是郭的老部下，又多系湘潭同乡，便跟随郭一起跑掉了。
　　郭炳生投敌叛变后，蒋介石委任了他一个第七师师长的头衔，其实只是个空架子，没有几个兵。蒋介石就派他到中央苏区来进攻红军。郭带着队伍刚到中央苏区的边缘，就被人打死了。中央苏区边缘一带并没有红军主力部队，我估计郭可能是被国民党特务干掉的。
　　11110第四次至第五次反“围剿”
　　1932年冬，蒋介石在南昌组织行营，部署对我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四次大规模“围剿”。其前敌由陈诚、顾祝同等嫡系将领负责指挥，采取“分进合击”的战略，兵分三路向我进犯，妄图消灭我红一方面军主力于黎川、建宁地区，尔后进攻广昌，摧毁我中央革命根据地。
　　这时，毛泽东虽然已经离开了红一方面军。但“诱敌深入”，集中优势兵力，在运动中寻机歼灭敌人有生力量的战略战术，已在红军中深入人心。第四次反“围剿”一开始，周恩来、朱德指挥红一方面军荫蔽地向北运动，寻机歼敌。根据曾希圣破译的敌台密码，我们对敌军的指挥调动可以了如指掌。而敌人进入中央苏区之后，由于群众封锁消息，对我军的行动毫无所知。我红一方面军主力进至南丰、南城、金溪、贵溪一带地区后，在上清宫抓住了敌周浑元的第五师。1933年1月5日，我军集中红一、红三、红五三个军团的兵力，协同作战，一举将敌第五师全歼，俘敌旅长周士达以下二千余。
　　上清宫是道教祖师张天师居住的地方，在张天师住室里，到处张挂着古字画，都是历代名人的大手笔。那时候我们还不懂得字画值钱，可以变卖用作军费，部队在那里住了三天，一张字画未曾动过。
　　112这时，中共临时中央已经从上海迁入中央苏区。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命令红一方面军进攻敌人重兵设防的南丰城，企图以此来破坏敌人的“围剿”计划。
　　南丰城高且固，守敌实力较强。我军担任主攻任务的红三军团，在彭德怀的指挥下，先后两次奋勇强攻南丰城，均未奏效，我军伤亡不小。第三师师长彭遨亲临前线侦察敌军城防情况时，不幸中弹牺牲。彭德怀见两次强攻未克，今又折损大将，心中十分不快。加之陈诚正督率优势兵力迅速向我进逼，我军将陷入不利境地。于是，彭德怀乃建议撤南丰之围。此时敌援兵正沿永丰、宜黄侧我苏区边缘东进，增援南丰。我红三军团遂改强攻为佯攻，主力与红一军团一起转移至宜黄、乐安之线以南，准备侧击东援之敌。我红军主力，经两天的急行军，进至广昌以西地区，埋伏在敌军行进必经之路两侧的大山树林之中待敌。
　　敌左翼援兵由罗卓英率第九、第十一师自宜黄南进，其右翼是李明的第五十二师和陈时骥的第五十九师，自乐安分成两路南进。敌人对我军的行动毫无察觉，摆成一字长龙行进。2月27日，当敌第五十二、第五十九两师行进至黄阪以西的桥头附近时，我红一方面军主力对该两师之敌发起突然猛攻，将敌行军纵队拦腰截成数段。经两天激战，将该两师之敌全歼，敌第五十二师师长李明被击伤后毙命，敌第五十九师师长陈时骥被生俘，并俘敌官兵一万六千余，缴枪一万五千余。
　　敌左翼第九师（师长李延年）、第十一师（师长肖乾）继续向广昌进发。我军在结束桥头战斗之后，乃移兵黄陂、东韶一线，荫蔽集结待敌。3月21日拂晓，我军突然问该敌发起攻击，经一天激战，歼敌第十一师五个团，敌师长肖乾被击伤，并歼敌第九师一个团，共俘敌官兵八千余，缴枪七千余。这一仗打得相当艰苦，我军的伤亡也很大。彭绍辉、洪超两位红军将领就是于此役被打掉手臂的，113此后即被称为独臂将军。这一仗打完之后，敌人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四次“围剿”就被彻底粉碎了。
　　第四次反“围剿”中，红一方面军在周恩来、朱德的指挥下，沿用毛泽东提出的军事战略方针，打了几个胜仗，吃掉敌人三个整编师，缴获了大批武器装备。特别是这次缴获到相当多的轻机枪，改善了我军的装备。在此之前，我军只有重机枪，没有轻机枪。而国民党军队中，每个连配备有三挺轻机枪。第四次反“围剿”胜利之后，我军每个连队才开始配备起两到三挺轻机枪。
　　这以后，李德来到中央苏区，直接指挥作战，红一方面军就再也没有打过好仗了。
　　1932年这一年，是决定中央苏区命运的关键一年。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后，形势非常有利。我军连续粉碎三次大规模“围剿”，使中央苏区联成一片。国民党军队连遭失败，被我歼灭的有生力量在十万人以上。我军虽然受到一些消耗，但不到三个月时间，就补充发展起来了，又胜利地粉碎了敌人的第四次大规模“围剿”，使国民党军队再次损兵折将，遭到惨败。当时的客观条件也有利于我而不利于敌。相继发生的“九?一八”事变、“一?二八”抗战和宁都起义，给国民党反动集团以很大震动，其内部矛盾激化，蒋介石被迫下野。这样的形势，对我们来说实在是太难得了。然而中共临时中关自上海转移到中央苏区之后，进一步排斥毛泽东的正确领导，并最终取消了毛泽东在党和军队中的领导职务，使毛泽东被迫离开了红一方面军，由此而造成的损失是无法估量的。与此同时，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把中央苏区坚持的一整套正确的方针政策统统视为右倾机会主义而加以批判，从而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和红军中造成了思想混乱。代之而来的，是一整套“左”的方针政策。原来红军的三大任务，现在只剩下打仗这一项了，造成了军队与地方、军队与群众相脱离的局面。而且，他们所实行的土地政策、工运政策、114城市政策、商业政策等等，都“左”得出奇，使自己陷入被动孤立的境地。在中央苏区内造成了新的赤白对立，给红军带来了许多意想不到的困难。过去可以从赣州、吉安等地把盐运进中央苏区，这时候中央苏区吃盐却成了大问题。国民党加紧对中央苏区实行封锁，固然是一个方面的重要原因，而另一方面，由于我们实行过“左”的政策，把私商这条线也割断了，等于自我封锁起来，这样就只好没盐吃。当时兄弟部队见面时，能向对方要到一点盐，就是很难得的收获了。军事上的分兵作战和瞎指挥，则使红一方面军连连受挫，逐渐削弱，以致丧失机动作战的能力。
　　第四次反“围剿”结束之后，红一方面军奉命开至永丰、乐安之间的大湖坪进行整编。部队在行进途中，红三军团政治部主任贺昌不慎坠马跌伤了腿，被送往瑞金后方医院治疗，上级任命我代理红三军团政治部主任。
　　红一方面军于1933年5月间到达大湖坪，开始进行整编。由于部队受到削弱，各部均进行了缩编。红一军团编了第一、第二两个师。红三军团编了第四、第五两个师。红五军团开始只编了一个第十三师，后来又从地方部队编了一个师。当时地方部队编了三个新的师，即兴国模范师、瑞金师、宁都师（即少共国际师）。不久即将兴国模范师归入红三军团建制，为第六师。宁都师（少共国际师）后来归入红五军团建制，为第十五师。上述这八个师，就是当时中央红军的主力部队。
　　过去红军部队包括三种武装力量，除主力红军之外，还有地方部队和赤卫队。主力红军一般不担负小的战斗任务，主要是集中优势兵力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主力红军的补充和扩大，主要依靠地方部队升级和改造敌军俘虏。大湖坪整编之后，主力红军削弱了，兵力也不充实，加之军事指挥上连连失误，基本上没有打过好的胜仗，俘获很少。地方上虽然相继又组建起一些新部队，但不是用于115充实主力红军，而是另外编了几个新军团（即红七、红八、红九军团）。同时又把活动于赣东北地区的红十军南调中央苏区，使之脱离了原来的根据地。表面看起来主力红军编制扩大了，由原来的三个军团增加至六个军团，但实际上是摆空架子，徒有虚名。从我们党的历史上看，凡是推行“左”倾路线的时候，总是把肥皂泡吹得满大，虚张声势，尽干那种自欺欺人的蠢事。其结果，无不以革命事业遭受巨大损失而告终。
　　不久，袁国平回到红三军团任政治部主任，我被派到第五师任政治部主任。
　　临时中央对第四次反“围剿”胜利后的形势缺乏实事求是的分析，同时把李德捧为军事指挥上的权威。他们不从实际情况出发，于大湖坪整编后，决定红一方面军分离作战，实行“全线出击”，“两个拳头打人”的战略，遂将红一方面军分成两部分：一部分以红一军团为主，称中央军，在抚河、赣江之间作战，看守中央苏区的北大门；另一部分以红三军团为主，称东方军，入闽作战。临时中央的打算是，要在两个战略方向上同时取胜，进而夺取抚州、南昌等中心城市，以实现革命在江西和邻近省区的首先胜利。
　　东方军以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兼司令员，红三军团政治委员滕代远兼政治委员。不久滕代远调任中革军委武装动员部部长，由杨尚昆接任红三军团政治委员。东方军于1933年7月孤军东进，先在福建连城之朋口地区击溃敌第十九路军区寿年部的第七十八师，并歼其一部。东方军乘胜尾敌追击了一百余里，遂占领了连城、清流、归化等县城。我们第五师奉命到归化消灭白色据点，在泉上镇采取爆破的方法炸开了一个大“土围子”，歼灭了敌卢兴邦部一个团及反动民团武装千余人。
　　这时我患了痢疾，病得相当厉害。因为没有药，卫生队长就给我反复灌肠，我全身瘫软，走不动路，但仍然坚持随部队行动。后116来，买到一只鸡，加上一点人参须子，熬了一锅汤，吃下以后，才慢慢恢复了一些体力。
　　部队旋即进至闽江流域的延平（今南平）、顺昌之线，经沙县下武夷山，进至夏茂镇，在这一带搞扩军、筹款。夏茂镇当时比较繁华，商品很丰富，我们在这里筹集到不少物资，也吸收了一批新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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