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高瞻远瞩，决定对两广和西南各敌，均取大迂回动作，迅速插至敌后，先完成包围，再回头歼灭之。四野遵照中央指示精神，不沿铁路线进攻，部队从湘西插下去，绕过桂林、南宁，直插友谊关封口。友谊关原名镇南关，解放后改名睦南关，后又改为友谊关。
二野刘、邓大军在广东的部队，一步不停地占领了雷州半岛，封锁敌军退占海南岛的道路。这一路的敌军，全部被陈赓的部队吃掉了。陈赓部又是一步不停地从广西、越南边界插到云南的河口，使敌在云南的军队也不能越境逃往越南。
两路大军封锁了广西、云南的国境线和广东的海上通路，实现了中央军委、毛主席对敌大包围，切断其退路的计划。这样，我军很快地歼灭了全部敌人。零散逃向国境外的残军为数极少。
这时杨勇率军进入贵州，陈锡联率军进入重庆。贺龙亲自率领我十八兵团，经宝鸡进入四川成都。我军战无不胜，所向披靡。毛主席诗曰：“宜将剩勇追穷寇”，实际上，简直是“大”勇追穷寇，其势如破竹。国民党军队兵败如山倒。
这一时期内长沙和平解放，干部群众都正在忙于支前。我在“辽沈战役”时期，曾作过这方面的工作，对此比较有经验了。湖南支前的工作比那时条件好得多，因为形势已大大不同了；军队又都是过境的，本地打仗不多。但由于湖南是新解放区，过境军队数量又大；我们动员各地群众，接待各路大军，组织各种运输工具，运送粮食军需，组织补给工作，任务仍是极其繁忙紧张。
我在湖南工作了三年左右。在三年中，除支前外，我们主要搞222了：“清匪、反霸”、“土地改革”“支援抗美援朝”“镇反”和“三反”、“五反”运动。经常工作则是稳定社会秩序，恢复发展生产，调整城乡关系和发展文化、教育事业等。
这里涉及一些重要的政策问题。（一）关于粮食控制我一到湖南时就碰到了饥荒。那年湖南遭到水灾，讨饭的很多。再加上有些私商垄断粮食、囤积居奇，使得粮价飞涨，市场紊乱，人民生活困难，人心不稳。湖南基本是和平解放的新区，社会情况很复杂。我们忙支前，又要救灾，处处需要粮食。那些不法私商，就以粮食问题和我们作斗争。“民以食为天”，人民一天没有饭吃也不行。老百姓眼睁睁看我们能不能解决这个“民生”问题。而我们却不能用武力逼迫私商平价卖粮。当时社会上流传着一种说法：共产党、解放军是土包子，只会打仗，不会治国。共产党能打天下，而不会治天下。我们必须迅速稳定粮价，才能安定人心。
我们决定采取两个措施来限制私商。
第一、省政府规定：湖南全省任何地方，凡采购粮食者，必须持有政府所发的许可证，否则就是违法私购。违犯者可酌情予以处理，甚至没收。这样就控制了不法私商的粮食来源。
第二、我们控制了粮食加工业。一切粮食加工厂、米厂，只准给政府和政府控制的粮食加工，不准给不法私商加工，违者必究。我们还严禁不法私商经营粮食加工业，不准他们办米厂。
我们知道，要保持粮价稳定，首先必需我们自己手里有粮食，能保证军需、民食的供应；否则还是解决不了问题。这方面我们早有估计，而且做了准备。
当省委在天津集议南下时，即已考虑到“支前”要用大批粮食，湖南省人口众多，民食的供应自然需要量也大。省政府主席王首道、省委副书记金明等都懂得粮食的重要性。他们比我早到湖南几223个月，政府一直抓紧征粮征税，金明亲率大批干部，下去进行征集、采购粮食。所以那时我们手中已握有相当数量的粮食，一时不至发生什么困难。这时我们将上述措施和办法报告中央。那时，陈云担任中央财经委员会主任，他很快批准了我们的措施。我们就照这个办法实行，效果很显著。粮食被私商操纵、囤积的状况立即改变。党和人民政府在粮食的购、销两方面，都掌握了主动权。市场供应没有问题，粮价稳定，人心稳定。对于新解放区取得社会安定局面，这是至关重要的一着。
我们经受住了这个考验，证明共产党并不是只会打仗，而且能够治国安民。
（二）关于工会工作当时全国工会主席是李立三同志。他在全国范围提出“工会代表工人，政府代表国家”的说法。
这个观点传达到湖南，我即感到不妥。我认为“工会代表工人，政府代表国家”是一种可以导致“两个立场”的提法。尽管提者并无此意，是想说明分工，但表达得不清楚，不确切，容易导致偏差，甚至形成对立。
我们的国家是共产党领导的国家，共产党是无产阶级也即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政府是共产党领导的政府，工会是共产党领导的工人组织，政府和工会当然不会有两个立场。工会代表工人利益，难道工会就可以不管国家的利益么？政府代表国家，难道工人阶级先锋队所领导的国家会不顾工人的利益么？简单地把政府和工会分为双方，这个概念是不准确的。即使在眼前和局部利益上，工人和政府出现矛盾，也应该在党的领导下，从长远和全局利益着眼，互相协商，取得一致意见，求得妥善解决。
我认为，做任何工作都必须有明确的指导思想，才不会出大偏差。我于是找了湖南省工会的负责人谈话，针对他们传达的提法，224提出我自己的意见。我说：工人和国家的利益是一致的，政府和工会的立场也是一致的，相互间只有分工的不同。政府的任务是搞好生产，工会的主要任务也是搞好生产。工会要特别关心工人的福利，深入了解工人的意见、要求，解决一切可能解决的问题，这还是帮助工人安心和关心生产，搞好生产。只有搞好了生产，才能更好地为工人谋福利。如果工厂生产下降，甚至停止生产，首先吃亏的将是工人自己。
我对这个问题如此重视，不仅因为省委有责任领导好工会工作，更重要的是，我们必须保证工业生产的顺利发展。工农业的发展、上升，标志着社会的安定和繁荣。但实际工作中，我们对组织教育工人，救济失业等工作，仍然是抓得较晚，抓得不够。只交给专门机构来抓，是不够的。应动员全党来抓。不过当时实际情况做不到这样；也只得看到这些缺点的存在，逐渐改正了。
（三）关于湘西剿匪湖南的剿匪工作，主要在于湘西。湘西多山，在历史上土匪从未被肃清过，是有名的匪患区。我军在湘西剿匪，开始由于摸不清情况，缺乏有效的对策，虽然部队用了很大力量，成效却不显著。
省委副书记金明深入湘西，检查了剿匪的情况。他回来向省委报告说：我军兵力分散，没有重点。土匪到处跑，我军随后追。军队来，匪就走；军队走，匪又来。所以军队很疲劳而收效不大。于是省委专门研究了剿匪问题，决定了新的方针、对策；发指示给全省剿匪部队。省委要求：集中兵力打歼灭仗；先剿重点，围而后剿；断其逃路，彻底歼灭。对土匪实行一点点地吃，一块块地吃，吃一块就吃光，搞得干干净净，然后再吃另一块。这都是毛泽东的战争思想，用于剿匪也是战无不胜。我们要求湘西剿匪部队，由东到西，由南到北；照上述方针，认真执行。
这以后，剿匪工作的收效日益显著。部队也越打越有经验，剿225匪的效果越好，部队的情绪也越高。我们终于把湘西这个土匪窝打扫得干干净净，解决了这个历史上从来未曾解决的问题。
（四）“镇反”和“三反”、“五反”运动对于新解放的地区来说，镇压反革命本是立即要做的工作。因为湖南基本是和平解放的地区，情况就又复杂一些，反革命潜伏势力很大，尤以湘西为甚。有和土匪合流的，有在地方称霸的，也有以合法身份掩护，待机而动的。建国之初，国家首先要安定人心，稳定社会秩序，政令尚于宽大，没有立即提出“镇反”问题。湖南当然也是如此。
但反革命势力错会了意，以为我们被军事胜利陶醉了，不注意他们了。于是一有机会就活动起来，而且越来越猖狂，形势逼人，非镇压不可了。于是省委开始考虑镇压，要开杀戒。和一些有关领导同志商量时，许多同志已习惯于从宽大方面考虑问题，或许还有点轻视这些反动势力，以为他们是小残余，不足为大患。所以对镇压思想不通，认为开杀戒不符合中央精神。
抗美援朝开始，中国人民志愿军决定入朝参战，与美军正面为敌，打硬仗。这个形势，使所有潜伏的反动势力都大喜若狂。认为他们的时机到来，反攻有望；解放军怎么会打得过美国军队呢？他们活动得更肆无忌惮了。社会上谣言满天飞，什么“国民党马上要反攻大陆”啦，“第三次世界大战即将爆发”啦，等等，弄得社会上又有点人心不稳。许多群众都反映：共产党怎么这样宽大无边呢？连这样公开叫嚣的反革命言行都不管、不杀，不是要酿成大乱吗？基层干部也感到形势严重。赞成镇压反革命的人就多起来了。但一些中层负责同志仍然顾虑颇多，下不得手，怕犯错误。此刻问题的关键在于中央下决心。
这时全国的情况都是一样，反革命势力都在“抗美援朝”的形势下，蠢蠢欲动。中央早看到这点，于1950年10月作出决定，要开226展“镇反”运动。但湖南有个别同志仍迟疑不决，不相信中央有这个决定。湘西的负责人周赤萍就是这样。我到湘西去督促他镇反，对他说：湖南反革命最多的地方就是湘西，开杀戒的命令是中央决定的；根据湘西情况，我估计总得杀掉相当数量的反革命，才能控制住局面。你下决心干吧！周赤萍听说要杀人，顾虑更大了。他亲自跑到武汉中南局，找到邓子恢问这事，经邓子恢证实以后，才相信确实是中央的决定。这才决心严厉打击反动势力，打开了湘西镇反的局面。真开了杀戒后，20天里就处死了不少人，这时我认为必须加以控制了，否则就会搞得扩大化。
1951年3月下旬，我发电报给邓子恢并报中央，说：湖南执行中央决议以来，杀的反革命人数已不少；目前已个别出现了逮捕范围扩大，处理方式简单的情况；我们拟即收缩，停止大捕杀，转入经常工作；限制范围，更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斗争。中央很快同意了我们的意见。
毛主席在1951年3月30日电报中说：我认为黄克诚3月23日的意见是正确的。镇压反革命无论何时，都应是准确地、精细地、有计划、有步骤地、并且完全应由上面控制。……各地如有“逮捕范围扩大，处理方式简单”的情况者，应立即加以收缩。……运动尚未开展者，则应当推动其开展。……在向中央发电的同时，我们已决定在省内加强控制，收缩范围。下令不许随便杀人，没有省委批准，一个人也不许杀。可是收缩也不是那么容易的。杀戒已开，又有点停不住了。惯性是客观规律；物质运动还能精确计算，群众运动则是很多人的运动，人又不同于物，各有各的主观能动性。所以领导者就更得认真、仔细地注意观察及掌握运动的发展、变化；及时地给予指导和控制。否则就会出现推不动、展不开；或展开后收缩不住、控制不了、造成扩大化的情况。湖南省委决定停杀，已严令下达，还是过了个把星期才完227全停下来；那还是我们下力气狠抓的结果。我们化了很大力气，才刹住了车。
停杀后、计算总数，已经超过我的估计。我原估计时，就倾向于保守一些，因为运动展开后必然会突破原来的估计。保守些可留点余地；但如估计过头，就一定会扩大化了。由于控制及时，湖南杀的反革命，绝大多数是该杀的，是人民赞成杀的；可杀、可不杀而杀了的，为数很少。镇反打下了敌人的气焰，鼓舞了群众的斗志，清醒了干部的头脑。
中央决定“镇反”是完全正确的。湖南下决心这么一镇压，杀了一大批反革命，治安情况完全改观。肃清了土匪，镇压了反革命，湖南就太平了。连湘西这个历史上最不太平的地方，也从此平安无事；政府可正常工作，法令通行无阻，人民可以安居乐业了。
总起来看，湖南“镇反”运动，起先是推不动；后来慢慢动了，以后越动就越快。真正动手开杀戒，不过二十天左右，杀的数字已超过估计甚多。我们密切注视着运动，一看有过头迹象，立即刹车，这才免于发生扩大化。这又一次教育了我们，对发动群众运动，决不可掉以轻心。领导一定要紧紧掌握对运动的控制权，始终保持主动。
以后又开展了“三反”、“五反”运动。
“五反”运动，清除了工商业者的五毒行为。由于湖南工商业不太发达，较易处理，这方面问题不多。问题较多的是“三反”运动。
“三反”运动主要是整肃党和政府内部的贪污腐败分子。毛主席早在二中全会就警告过我们要警惕糖衣炮弹。自我党成为执政党后，他特别注意资本主义通过和平演变的方式，在我国搞复辟，特别注意他们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思想上、生活上，影响、腐蚀我们的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所以他一个运动接一个运动地来打击他认为危险的倾向。防右、反右成为他的主导思想。
228反贪污运动被称为“打老虎”，大老虎即指大贪污犯。这个运动比“镇反”还要难于开展。镇反的对象是反革命，难在“开杀戒”这个政策问题上。中央下了决心就好办了。“三反”则是在内部清除贪污分子。一是难于找准对象；二是难于下手打击自己的同志。中央决心很大，为了避免下面走过场、敷衍了事，一方面惩治贪污从严，枪毙了两个地级党员领导干部刘青山、张子善以示范；另一方面下达了数字指标，以便督促各地，认真查找，进行斗争，把贪污分子挖出来。
湖南试行几天以后，我就感到有问题。“镇反”是敌我矛盾，目标明确，根据情况可以估计一个大约数字。在国家和党的内部“打老虎”，目标和数字都不易搞清楚；采用限定数字的办法，会使一些单位，一些群众，为了完成任务，而硬找对象，为了完成任务，而搞变相的逼、供、信。这样就会搞得扩大化，搞出冤、假、错案。于是我召开省委会研究，决定县里不搞“三反”，以免控制不了，搞出许多错误来。我们报告中央，中央批准，我们就这样办了。县里和区、乡不搞运动，基层就稳定了。稳定基层，十分重要。基层稳定，大面上就不乱了。“三反”只在上层搞，省委比较容易控制。
湖南省工业厅副厅长陈钧，是上海的工人出身。我一向认为，他为人正派，是个好同志。在“三反”运动中，他被告发为贪污分子，省里决定他离职审查。审查结果证明告发不实，完全是个冤案。本人虽在查清后，宣告无罪；但一经离职审查，他就难于回原单位工作了。这给我们的教训是：对政府和党内干部被揭发时，应不忙于令其离职审查。要先进行调查，掌握一定的根据、证据后，再停职，进行审讯。否则就有可能伤害一些无辜的好同志。这对我们的事业是一种损失。
我这时正奉命调离湖南，行前匆匆，未顾上向陈钧同志赔礼道歉。他不能回原职工作，完全由于我们失于慎重，行动轻率的过失。
229我是书记，首先负这责任；理当面见陈钧，认错、道歉。此事未办，心中颇有不安。到北京后，我曾就此事向中央组织部长安子文说及：
过失在我，希望中组部在给陈钧分配工作时，照正常调动处理，将弄错了的所谓“贪污”问题，不存档案，不留痕迹，以免影响他的将来。
许多年以后，在“文化大革命”后期，我被解除监护审查，又从山西回到北京治病时，才打听到：陈钧当时工作分配未受影响，仍在纺织部或轻工部任局长职务。后来他死于“文化大革命”期间。我最后也未能见到他一面，没有表示歉意的机会，至今思及，还感到遗憾。
（五）土地改革在土地改革政策问题上，我和某些同志有过争论。1950年春，新区土改开始前，刘少奇曾召集华东的饶漱石、江西的陈正人和湖南的我，参加讨论“土改法”，准备写一个土地改革工作报告。会议上，为了如何处理富农的土地问题，我和饶漱石发生了争论。我主张湖南要征收富农多余的土地，饶漱石反对，刘少奇当时未作结论。
我认为，过去康生在土改问题上过“左”，得到一些同志支持，实行了“贫雇农”路线、“搬石头”等等错误作法。那时我在东北，我坚决反对这样做，跟他们争得很激烈。但现在我认为饶漱石右了，因为政策必须从实际情况出发。像湖南这样的地方和那些土地非常集中的地方差别很大。这里大小地主一共也没有多少土地，而贫下中农人数却很多。只靠分地主的土地，解决不了问题，达不到土地改革的目的。所以我对饶漱石说：你主张土改法怎么写，我不管，但湖南必须征收富农的多余的土地，否则，贫雇农就分不到什么土地了。
后来，“土地法”定了，我们先试点。试点结果，发现用“土地230法”进行和平土改，不能解决问题。我们就写报告给中央，经中央同意后，采取发动群众斗争的方式，征收富农多余的土地。这样才把湖南的土地改革搞成了。
但我们在土改前的减租、退押中，对中立富农的工作却做得很不够。富农在生产上是个重要力量，不但劳动力强，而且在特种作物的经营上，在城乡贸易的沟通上，都有重要作用。在减租退押时，中立富农对发展生产有好处。就是对待地主，开明的和反动的，大的和小的，也应有区别。这样才能尽量团结大多数。征收富农的多余土地，应特别注意“多余”二字，掌握政策。更不得损害中农的利益，注意把富裕中农与富农界限划清。但我们的干部，在运动中常不免有点“左”的情绪，以致损害了党和群众的关系。不管有什么客观原因，领导者必须清醒地认识这方面的问题。
（六）工业建设在上述种种紧张的工作中，稍有余力，我们就着力抓工业。原有的工业早已恢复。这时我们决定自筹资金扩建和新建一些工矿企业；提出“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落后到先进”的口号；动员各级都干，量力而行，半年后整顿；有利的继续，不利的就停办。这样，湖南各地多少建立了一点工业基础。
那时，财政尚未完全统上去，省里的工业收入大部份上交国家，剩下的一点就用来自主经营。省里对财政开支抓得很紧，不搞机关建房，不许任何浪费，把每个可以节省的钱都集中起来，用以投资办工业。
长沙电厂原来只有1200千瓦电力，三年中增加到5000千瓦。
又新建了一个机械厂，一个自来水厂。原来的裕湘纱厂只有一万二千纱锭，一年后扩建到四万纱锭。此外还筹建了湘潭纱厂。本来，按我们照原样兴建的办法，一两年即可建成。但这时提倡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要先做设计、预算，经上面审查批准。这办法当然是科231学的，先进的；可是我们的干部都不懂得搞设计这一套，现在实行新法，就得请专家重做设计，湘潭纱厂的建设就推迟了，直到我调走时，仍未建成。此外，我们还自力筹办了资兴煤矿，并为这个矿修建了运输铁路，投资一百余万。在当时看来，就是不小的一笔钱。修建成功后，上交国家统管了。
这些厂矿，现在看来规模极小，技术也很落后。但在当年，我们精打细算，辛苦经营，却颇不容易。当时要办的事很多，处处需要钱，建这点工矿企业，国家不投资，都是我们自力更生办的。所以不免有点沾沾自喜，敝帚自珍。但另一方面，我们对扶持原有的某些工厂，使之扭亏为盈，则做得不够。从经济上说，扶植旧厂更节省资金，扭亏为盈则必须改进经营、管理，取得这方面的经验。我们忽视扶植旧厂，更没有注意扶助那些有利于人民生计的私营工商业；还不大懂得商业、贸易对生产力的促进作用。这就说明我们在经济工作上还缺乏知识；我们要建设好国家，就必需学会自己原来不懂的东西。
各级干部都存在一个学习的问题。在基层工作，尤其是农村工作中，干部的政策水平和他们的工作作风，极为重要。党执政后，极易产生官僚主义，机构多、文件多、会议多，基层干部无法完成任务，就常常对上级敷衍应付，对群众强迫命令。有的甚至很严重、很恶劣。基层干部的作风直接影响党和人民群众的关系，搞得不好，就会使我们脱离群众，孤立自己。
因此，省委决定：建立定期整风制度，实行轮训干部。要求省、地、县各级领导，克服官僚主义，组织要精干，减少文牍和会议，多作调查研究，对基层多检查，多进行具体领导帮助。对违反政策、作风恶劣者要处分，对混入党内的坏分子要清除。
当然，最根本的问题还是要普遍提高干部和人民的素质。通过培训、普及教育和普遍养成良好的习惯、作风；使广大干部和人民232群众都能成为：有理想、有文化、有科学知识、有道德、有纪律、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的公民。但这是长期的工作，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培养一代新人、一代新风的工作，有待我党的长期努力。
我在湖南工作约三年，那里的生产事业得到了初步的恢复和发展。统计资料表明：湖南省工农业总产值1950年为23.33亿元（按现行币值计算），1951年即达27.73亿元，一年就增加了约18％。农村的大宗经济作物，如棉花，1950年为1.09万吨，1951年增加到2.93万吨，增加了168.8％。农业的增产，搞活了农村，也搞活了城市。城市工业的发展又促进了农业生产。事实证明，抓好农业、工业生产，再抓紧恢复商业，使城乡贸易畅通，就百业俱兴了。
我一向不赞成中央“统”得太死。我在湖南时，因还有条件允许我们自行筹办一些小型工业，所以特别有劲头。
当中央调我回京到军队工作时，我还有点恋恋地舍不得离去。
23317在中央军委、总参、总后工作1952年春夏之间，我奉中央调令，交代了湖南省委的工作，仍回军队任职。这年8、9月间，我到北京报到。于10月奉令担任第三副总参谋长和总后勤部长兼政委。
我先到总后工作。那是一个铺开不久的大摊子。除抗美援朝的战勤工作仍需继续进行外，已面对着统一全军后勤的重担。每天都有许许多多急待解决的问题潮涌而来，应接不暇。原来的总后负责人是杨立三同志，他那时最繁重的任务就是战勤。抗美援朝虽有整个东北地区的支援，总后的任务仍极繁重。那时邓华、洪学智的兵团是首先入朝的主力。他们二人都是彭德怀志愿军司令部的副司令员，洪学智还负担了志愿军后勤工作的总责。洪学智是一个头脑清楚、精力充沛、能干实事的人。抗美援朝战争激烈时期，战勤工作非常艰苦。他和杨立三同志以及前后方千千万万的后勤人员，为此作出了极大的努力和贡献。特别是那些司机同志，在没有空防的条件下，不惧敌机频繁轰炸的危险，千方百计克服困难，坚持运输，保证前方供应，真是不容易。
我到总后时，朝鲜战争已近尾声；我们仍不敢对之有所松懈。
但全面组织建设全军后勤工作的任务已迫在眉睫。我看到工作那234么忙乱，就和杨立三及其他领导成员研究，要迅速改变这种情况。
我一向认为：领导任何工作，都必须掌握主动，决不能被工作推着走；搞成被动应付局面，就办不好事情。无论事情有多么杂乱、困难，也得把局面打开。当时我们已有条件把主要力量放在建设总后的工作上，我们就应尽早做出全面规划、统一安排；对各方面来的问题分出主次、轻重、缓急；对难办的事要找出有效的解决对策。
我们很快就召开了后勤党委扩大会议。经过充分地交换意见，明确了后勤工作的方针、任务，制定了一系列规章制度，作出了工作部署安排等等。我们将会议决定写成报告，送军委和毛主席审阅。此件后经中央批转全军。
关于总后的工作方针，根据当时的情况，我们特别强调：对国家负责和对军队负责的一致性；强调全局观点，强调局部利益要服从全局利益。我说：过去我们是军事财政，一切为了保证战争的胜利。现在我们已由军事第一让位给国家第一。毛主席提出：目前全部的国家行政费用，包括军费，不得超过国家总支出的30％。我们要坚决执行这个指示，决不向国家多要钱。
国家是大全局，军队还有军队的全局，后勤本身也有自己的全局；小局要服从大局，一切从全局出发，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这是个政治立场、观点问题，决定着我们的工作方法。我们要在这个方针的指导下，决定经费的分配，处理好各部门工作的关系，把这个方针落在实处。
在经费的使用上，我们强调反浪费。提倡少化钱，多办事。
我军正在统一建军的开始，各军、兵种的建设，军事院校、训练基地的建设，边防、海防和空军基地的建设，军队的新式装备和营房的建设，还要修医院、仓库等等设施。处处要建设，处处要用钱。经费有限而需求甚多，就必需善于安排，学会动脑筋、想办法，克服困难，自力更生。
235总后任务很多。除当时还有战勤外，总的可概括为一句话：提供一切后勤保障，为把我军尽快建设成为一支正规化、现代化的革命大军而努力。军队愈是正规化、现代化，对后勤的要求也愈高。我军过去一直在作战（分散作战）的环境中、在没有任何物资保障的战争条件下生存成长。武器装备主要靠缴获，供应、补充主要靠根据地人民的支援。那时后勤的担子较轻，后勤显示的重要性较小。
领导多把优秀干部派到军、政岗位上工作，而对后勤干部要求较低。因此，有些后勤干部不安心，要求调动；有的人产生自卑感。一直到解放战争大决战时期，才有点改变。到抗美援朝时，后勤的这种状况就大大地跟不上形势要求了。形势逼迫我们改变看法，改进工作。现代战争物资消耗之巨大，运输之重要、艰难，为我军历史所未见。因此，彭总在谈到后勤工作时，曾强调要总结抗美援朝的经验。
建国以后，情况起了根本变化。主要是：（一）全军的一切需要，都由国家统一供应，总后主管其事，担子十分重大。（二）后勤工作搞得好不好，对战争胜负的关系，日益密切，越是现代化战争，关系就越大，后勤的责任也就越重。（三）军队正规化、现代化的水平愈高，对后勤干部的管理水平、政治、文化、技术、业务水平，要求也愈高。为了适应工作的需要，必须迅速提拔、培养大批优秀的、高水平的后勤干部。
因此，就需要动员全军各级领导都重视后勤工作，要选调优秀的、有水平、有能力的干部去从事后勤工作。还必须及早建立各级、各种后勤院校，培养专业的后勤人才、后勤专家。在职人员也要采取各种办法，不断地培养提高。要使大家懂得：后勤是一门科学、一门专业。建立干部对后勤工作的事业心，建立高度的责任感和荣誉感。
因此，我到后勤不久，就筹备开办后勤学院，筹建颇具规模的236陆军总医院等等，认为经费用在这里是必要的。
因此，彭总在军队高干会议的报告中，专门讲了后勤工作的重要性，要求各级领导重视后勤，选派优秀干部抓这个工作。
在具体工作中，总后也有一道难题，就是修建营房的问题。全国战争结束时，数百万计的军队借住了许多民房，时间长了，群众有意见，军队也不方便。建设营房成为急务，而实际上却进展缓慢、麻烦甚多。当时，我们正学习先进经验，一切建筑都要先做设计，批准预算后才能动工。当时，设计是个新事物，得请工程技术人员来做，又没有一定标准，这就差异甚大，不好平衡。预算要列举大大小小各项建筑材料、设备、工价等等，很难审查。审查没有力量，不审又是失职；不批下面要骂，批了大家又吵不公平。本来好办的事，弄得非常难办，下面不满，上面头痛。
我了解情况后，认为：建设营房和农村建设民房，并无很大区别，没有很特殊的技术要求。农民盖房都是自己动手，请个有经验的师傅指导就行。我军战士多是农民出身，又是年轻力壮，又有组织领导，条件优越，何不自力更生？
我们提出“包干”的办法，得到军委同意就实行下去。我们按不同情况，规定营房每平方米造价，提倡自烧砖瓦、自出人工；造价包干后，超过不补，节余归己。为保证质量，包干除包造价外，还要包质量、包使用年限。
这样一办，问题就简单了。部队自力造营房的积极性很高，盖得又快、又好、又节省。军队住进营房，退还民房，群众也高兴了。
我在总后工作没几个月，大约在1952年12月，聂荣臻代总长要我到总参去上班，帮助处理日常工作。我就奉命前往，但那时仍兼总后的工作。到1953年，总后实际工作交给了洪学智；我向中央作了总后工作的报告，正式结束了我在总后的工作，全力放在军委、总参日常工作上。
2371952年末，我刚到总参时，正赶上彭德怀从朝鲜前线回来，在他的住处，召集军队有关负责人开会，研究军队的改革和建设工作。参加这个会的，我记得有：朱德、彭德怀、聂荣臻、粟裕、陈赓、肖华、肖克、肖向荣、赖传珠、徐立清、杨立三等人，我也参加了这个会。以后，这个会就形成常会，开过很多次。当时也被称为军委会，因为它实际上是做这个工作，再向上就是报中央、毛主席批示了。
但它却不是中央任命的军委会，只是个适应急需的工作组织。
1953年7月，朝、中、美三方在朝鲜板门店签署停战协定，彭德怀代表中国签字。这以后，彭德怀正式回国。1954年9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任命彭德怀为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聂荣臻离开了总参。粟裕任总参谋长。我也被任命为国防部副部长，仍兼副总长，仍负责军委、总参的日常工作。当时总参和军委是一个办公厅，没有以后那样详细的分工。
1954年11月，中央正式任命以毛泽东、邓小平和后来受衔的十位元帅，共十二人组成军委会；毛泽东为军委主席。毛主席召开了第一次军委会议；正式把军队工作交给彭德怀主持，彭德怀成了常务副主席；重大问题则由军委开会决定，报中央及主席批示。我虽不是军委委员，因工作需要，实际早就担负了秘书长的责任，帮助彭德怀做经常工作，成为彭德怀抓军事的主要日常助手。1954年10月我被正式任命为军委秘书长。1956年11月才被正式任命为军委委员。
毛主席在1958年6月的军委扩大会上讲话曾说：我四年未管军事，一切推给彭德怀同志，……不是军事工作都搞坏了，基本上搞得好。……讲责任，第一是我，第二是彭德怀，第三是黄老（黄老的称呼是当时一般对我的习惯叫法），因为他是秘书长，还有各总部……。主席的话即指上述情况而言。实际上，军队的一切大政、方针都是要交军委讨论，经主席批准的。
238处于开创时期的军委、总参，工作问题多得不得了。首先是明确方针、任务。我国是爱好和平的国家，我们的战略方针是“防御”，但不是单纯防御，消极防御，而是“积极防御”。
中央军委决定我国采取“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即是要我军在防御中，仍需处于积极主动的地位。我们必须拥有强大的武装力量，争取制止侵略战争于未发，使敌人不敢冒险来犯。如敌人悍然发动侵略的战争，我们就坚决回击，把敌人打出去，打得它不敢再来。毛主席早就说过：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彭总1957年在国防委员会的报告中，曾专门论述过这个战略方针。
我们军队的任务是：对外抵抗帝国主义的侵犯，对内巩固人民民主专政，保卫社会主义祖国；还要准备在时机成熟时，解放我国的领土台湾。我们的建军任务是：把原来单一的陆军，建设成为现代化诸兵种合成的强大陆军；要从无到有的建设一支强大的空军和强大的海军；要尽力加快各种军事建设的步伐，加强空防、海防、边防；加强各种军事训练；加强各种军事设施、军事装备；规定一系列统一的军事条令、军事法规和各种制度。我们要尽快把我军建设成为一支优良的、现代化的强大的革命军队。
明确了方针、任务，我们的工作就有了方向，但遇到具体问题，还是很难办。我刚到总参工作时感到最伤脑筋的问题，是军费分配问题。时当国家初建，财力有限而百事待举。国家要现代化，就必须工业化，就首先要建设重工业，就需要大量投资。军事建设虽然重要，也不能多拨经费。我们只能在有限的军费中想办法，尽量把钱用在最重要的地方。同时还得照顾全局，平衡各方面的需要。我们不但要会省钱，更得要会用钱。同样的钱使用得当，便可更好地发挥效益。
那时、我们的各军、兵种都在初建，领导者都是身经百战的将军，魄力大、个性强、工作积极性非常高，都要在新岗位上作出新贡239献。他们都向军委、总参、总后强调自己这个部门的重要性，争取多拨一些经费。他们要钱、要物资、要外汇，争论得不可开交。这只能由军委、总参会同总后来解决，总后主要是执行者。
在军委、总长的领导下，我们采取的方针、办法是：第一、不向国家伸手，矛盾不上交，只在国家批准的范围内，自行调节、安排、处理。第二、先做政治思想工作，先讲国家的困难，讲顾全大局的重要性，鼓舞大家要有克服困难的决心，把过去艰苦奋斗的精神拿出来，千方百计，打一个“少化钱、多办事”的胜仗、好仗。第三、把经费分配的情况摆出来，全部公开，使大家都了解全貌，才便于从全局着想。同时，向大家讲明这样分配的理由，求得理解和谅解。
我说：我们也要顾军队全局，只强调某个局部是不行的，平均主义的分配也是不行的。我们都是高级将领，都懂得战时不能平均使用兵力，必须从全局考虑，有主次，善配合，才能打胜仗。现在建设也一样，要全面考虑，区别缓急，先抓重点、急需的工作。比如：海军要建设舰队，当然是合理要求，但费用大、时间长，不是我们目前的力所能及，就应把它当作长期任务来考虑。海军目前重点是海防，可以先抓急需，搞那些既能加强海防、又能建设较快、费用较低的，如潜艇部队、快艇、小型舰艇等，就实际可行些，又能较快发挥作用。空军在建军中是当务之急，我国因没有空防，抗美援朝时牺牲极大；建设空军队伍比海军舰队费用要少一些，而需要更急一些。所以我们应考虑重点先建空军。……像这样摆情况、讲道理，同时虚心倾听并吸收大家的合理意见，一般就比较容易解决问题些。即使有个别坚持己见，仍然争论不休者，我们也不妥协，坚持说服，慢慢就解决了。这时重要的在于保持冷静，不怕吵、骂，坚不动摇。如对吵骂凶狠者稍有退让，那就只会鼓励大家都来吵骂，弄得更乱、更无法处理了。
当然这样做要得罪不少人，使一些军队高级干部不满，也只得240听之任之了。总后有些干部，常常被不留情面地斥责，感到很苦恼，甚至不愿干这个工作。我劝他们说：我们不要怕挨骂，当面骂就和他讲道理，背后骂就只当不知道。共产党员只要做的事对国家、对党有利，就要能任劳任怨，挨骂、受委屈都是光荣的。对工作要从党性原则出发，不要计较个人的得失。
为了军队的逐步现代化，我国在这样的困难情况下很快地建立了一套军事工业体系，建立了各种军事工厂，建立了国防工办，并建立了军事工业学院。我国不但自制先进的常规武器，自制飞机、舰艇；而且设立了国防科研系统，开始研制国际上先进的尖端武器。为此，军委决定建立国防科委，由聂荣臻元帅负责领导国防科委工作。我国有许多热爱祖国的、高水平的科学技术专家，为了建设新中国，不少人抛弃了国外的良好条件和优厚待遇，甘愿在祖国的困难条件下，从事国防科研工作。他们和一大批从事这方面工作的同志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使我国在短期内就能屹立于两个超级大国之间，这方面的成就曾使世界震惊。
50年代里我军刚从战争转入和平建设时期，许多方面要迅速改革。我记忆较深的有这样几件事：
（一）我军过去由于战争需要而形成的庞大队伍，各地建立的许多军事机构，应如何整编裁减，以适应从战争到和平，从落后到先进的转变？
为此，我们先规定了总定额。层层动员精简。预拟1954年裁军百万，以后逐年继续精简。1956年，彭德怀在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的军事报告中说：我军已实行了有计划的整编，先后集体转入生产建设部门的部队，有31个师零8个团。转业干部、复员士兵已达500万人。目前我军员额，包括征集的新兵在内，比解放初已减少270余万人。我军已在原来步兵的基础上，建立了空军、海军、防空军、公安军，以及炮兵、装甲兵、工程兵、铁道兵、通讯兵、241防化兵等诸军兵种。……改革进行得不慢，但我们仍没有达到预定要求，精简、整编工作继续进行。1956年10月，军委又责成我研究裁军方案，在1957年1月的军委扩大会议上，作出裁减和整编军队的报告。此后，1958年的军委扩大会仍把精简整编作为议题之一。这说明了：精简、整编工作的繁重性和经常性。和平时期，机构、人员总有一种不断扩大的趋势，这种趋势不但导致机构臃肿，军费膨胀，而且导致官僚主义、文牍主义，使工作效率低下，办事不灵，互相推诿，无人负责。所以精简、整编是个做不完的工作。
（二）与精简、整编密切联系的是兵役制的改革问题。我军历来实行志愿兵制度。全国统一后，就不能这么做了，必须适应新情况有所改变。因为现代化战争往往规模极大，技术要求又高，国家不能在平时保持过于庞大的军队，那不但人民负担不起，而且真到战时，兵力还是不够用。必须平时常备军有定员，战时又能源源不断地补充，而且补充的还得是经过训练的预备人员。这只有实行义务兵役制才能解决。
实行义务兵役制，合格青年适龄入伍，定期退伍为预备役。这样，可使国家积蓄大量的、受过军事和技术训练的预备役兵员，战时不愁没有补充。
义务兵役制还可以培养青年人的爱国主义精神，体现“保卫祖国、人人有责”的观念。适龄青年入伍受训，不但可以获得军事、技术知识，而且可以在严格的集体生活中，得到组织性、纪律性的锻炼，得到平时得不到的良好素养。
中央军委决定1954年试行“义务兵役法”，取得经验；1955年我国正式颁布“兵役法”，实行“义务兵役制”。同时颁布了“军官服役条例”，使我军的战士与军官都有预备役人员储备，而我常备军则经常保持着年青的朝气。
242（三）过去因战争需要，各战区因地制宜，自行规定一套制度、办法。现在我们已经是统一的国家，应制定统一的、合乎现代要求的条令、规章、制度，使军队走向正规化；完成从分散到统一的转变。
在这些方面，我们向苏联学习了不少东西。我们借鉴了苏军的各种条令、规章，结合自身的经验，发布了一系列的规定，如：“纪律条令”、“战斗条令”、“政工条令”、“战备训练规定”、“军衔条令”、“军队的薪金制度”等。
我们实行了五统一：统一指挥、统一制度、统一编制、统一纪律、统一训练。“统一”并不等于首长决定一切、命令决定一切。集中和民主、统一和因地制宜是辩证的统一。因为我们实行的是：党委集体领导下的首长负责制，是以民主为基础的集中、统一。
（四）过去我们是在战争中学习战争，提高自己的军事水平。现在和平时期，就必得依靠正规化的军事训练。何况我军还必须迅速适应现代化战争所需要的水平，这就更必须加紧现代化军事训练。
在1954年初的军事高干会议上，彭德怀在报告中提出：以军事训练工作为全军军事工作的长期的、经常的中心，以培养、训练干部为中心的中心，争取迅速提高我军战略、战术、军事技术的现代化素养。军委并已颁发了一整套的训练计划。我军建立了军事学院、政治学院、军事工程学院，以及各军种的专业军事学院。各兵种也建立了各种专业学校，以培养各种军官和军事技术人员。甚至把培养干部的重要性提到“干部决定一切”的高度。
1955年4月，经军委批准，以总参军事训练部、军事学校管理部和军事出版局为基础，建立了训练总监部，由刘伯承元帅主持。
（五）我军（包括根据地地方工作人员）一向实行供给制。但现在全国解放，全国职工都实行工资制。从长远考虑，我们也必须实行工资制。地方干部首先改革了。军队在实行义务兵役制后，除义243务兵定期退伍，仍实行供给制外，职业军人就必须改行薪金制。
研究军人的薪金制时，我们发现了一个问题，就是：世界各国军官待遇均高于地方甚多，而我们的传统却是同等待遇。这就不大好办了。我们虽再三强调不要学人家的样子，尽量减少军队和地方的差别，但职业军人的待遇，仍不能不较高于地方，这就不免引起一些人的意见。从军人方面说，与世界一些国家比，待遇差别已经是低的。事难两全，这就需要使人民理解军人这个职业的特殊性。
军人得随时准备上前线，得随时准备流血牺牲，而且平时边防、海防、空防、训练以及试验基地的任务、生活条件，往往十分艰苦。作为军人自己，则应严格自律，不可脱离群众，时时注意军人的声誉。
薪金似乎是个具体的小问题，但又是个最容易引起意见的大问题。所以决定这个薪金制的办法（先是暂行办法），也颇费了些斟酌。
（六）我军过去从来不设军衔，军人只有职务的区别，没有军阶的差异。但军衔却是世界各国普遍实行的制度。以致当我们与外国军官接触时，党中央不得不临时授给我方代表以适当军衔，使便于和对方以对等之礼相待。于是我们以苏联的制度作参考，由军委颁布军衔制，并授与全体军官以适当军衔。这也是很费斟酌、平衡的工作。
颁发勋章也是世界上通行的办法。若论战功，敢说没有一个国家能和我军相比。军委从我国实际情况出发，决定颁发勋章，以表彰我军在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这三大阶段战争中，参战有功的将领。纪念过去，以励将来。
奖章则是着眼于现在和将来，立功者受奖不但公平合理，而且表彰先进，正是鼓励更多的人学习先进。
我国于1955年举行了授衔、授勋仪式。
（七）当时，西方发达国家对我国敌视、封锁。苏联为帮助我国244建设，在建国初期给了我们很大的支援，在各方面派了大批顾问、专家。我国早期重工业基础的建立，早期军事工业基础的建立，从设计到施工，从提供技术、设备，到指导施工及试生产，都得到他们国家和专家的助力。在建军方面，苏联派了总顾问和一批专业顾问，提供了他们的经验和各种资料给我们借鉴。
毛主席号召我们学习苏联先进经验。我们很懂得不学习科学的、先进的经验，就不可能实现“军队现代化”。
但对如何学习苏联经验，我们还是有自己的考虑，并不一律照搬。我们不会不考虑自己的国情和历史，决不轻易丢掉自己的好经验、好传统。对苏联的经验我们从实际出发，或采用、或不用、或修改后再采用。我们的方针是：以我为主、学习先进。
这正是毛泽东一贯的思想方针。我们党已经30岁了，在政治和军事斗争方面可说已很有经验了。学习人家，而丢掉了自己，如何能自立于世界？如何能在学习中有发展和创造，而赶超先进？
我们没有学习苏联的“一长制”。中央军委于1953年9月，正式确定我军的领导体制为：党委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司令员和政委有分工之别，无上下之差；意见有分歧，特别是对待关系重大的问题，由党委会作决定。有的还需报上级党委请示。军队的政治工作，保证我军永远是党领导的人民军队、革命军队，决定着我们军队的性质。政治工作是不可以削弱的。我军的上、下级关系，官兵关系、军民关系都有非常优良的传统，决不可以丢掉。长期艰苦斗争中创造、总结出来的宝贵经验，应当世代相传，并不断地充实提高。
到1956年，军委工作已稍稍就绪。虽然许多工作离做好和完成还有很大距离，问题仍然很多，但大体有了安排，已不像开始那样忙乱了。彭德怀下去视察，或出国进行对外活动，就让我负责日常工作，并授权我可以召集联席会议，商讨问题，重大事情则请示245军委处理。
1956年底，军委责成我于1957年初，在军委扩大会议上作整编、裁军的报告。彭德怀在这次会上提出交班、退休问题，要求大家做思想准备。我认为这是有远见的提法。当时我军干部平均还不算老，高干年龄在50岁以下者甚多。但和平岁月易过，而功业有成就的同志容易忘掉自己的年纪，忽视这个培养接班人的问题。及时、及早提醒颇为必要。
1958年是大跃进的一年，毛主席信心十足地到各地视察、开会，鼓舞生产、建设的干劲。毛主席在八大二次会议上提出“破除迷信、解放思想”。随之，“总路线”、“大跃进”搞得轰轰烈烈。接着又出现了“人民公社”，被总称为三面红旗。举国上下，热气腾腾。
主席在地方上的讲话，传到了军队。军队中早就有人提过：我军仍有教条主义。到这时一些同志就更忍不住了。首先在军事院校中，不断有人提出“反教条主义”问题。毛主席认为军队落后于形势，落后于地方。他在成都会议上提出，军队应开一次整风会。
1958年5月，军委召开扩大会议。彭德怀在开幕发言中说：会议主要任务是整风、整编，方式是大鸣放、大争辩。彭并检查了自己思想落后于实际。我在小型会议上传达了毛主席的号召：“把火线扯开，挑起战来，以便更好地解决问题”。彭德怀说：苏联那一套大都为了巩固“一长制”。我们虽然实行党委领导下的分工负责制，没有抄袭他们的“一长制”，但还是有些东西照搬了，所以要严肃批判“教条主义”，维护军队的优良传统，否则老干部死后，可能会像匈牙利那样出问题。
中央委托邓小平召集各位元帅开会，认为军委扩大会议温度不够高，决定采用整风方式开会，会议发言与大小字报相结合，一周内使空气紧张起来。
毛主席召集主席团和组长座谈，指出：这次会议主要是打倒奴246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大鸣大放，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吸取教训，着眼于团结全党、全军。会议中，整风、反教条声势日大，整编已提不上日程。这次会议，实际是中央领导军委整风，为彭德怀始料不及。我们未能领会中央精神，所以主持会议显得很被动。这可能是：毛主席在匈牙利事件之后，开始担心我军领导出问题。也许这就是庐山会议的先兆。
这次会后，粟裕总长心情不快。他本来身体不好，就请假休息。军委决定让我继任总长，我也只以为是要我填补一时的空缺。
1959年春，彭德怀出国访问东欧，我仍照常工作，一直到中央通知我到庐山开会时，我还带了两个一般工作问题，准备到会上去解决，真是“当局者迷”。
庐山会议后，彭德怀和我就都罢官、离职、长期离开军队了。
1952－1959这七年间，我除开头几个月完全在总后工作外，就一直在总参和军委工作，和彭德怀的关系也以这个时期为最密切。以前我虽多年是他的老部下，但从未这样日常共过事。经过这一段相处，相互了解深了，彼此都信得过。有一次，彭德怀曾口头答应了某个领导同志的要求，问题正式提出时，我觉得不妥，给否定了。和彭讲清了道理，彭同意支持我的意见。不满意的人就说我是“秘书长专政”。这话颇有刺激性，但彭并不在意，他说：我服从道理，谁更有理就听谁的。彭逐渐让我负较多责任，出去时让我代他管理日常工作，曾引起某种猜疑，以为我们有什么特殊关系。其实我们都不是那样的人。我们之间，言不及私，相待以诚，相争以理，性格、作风比较合得来，如此而已！一直到庐山会议，我们因观点相同，同受冤枉，同被惩处，这才成了患难之交。据说彭德怀临死时，曾说我是他最好的朋友。我也曾经几度梦见他。
24718庐山风云1959年的庐山会议已成为我党、我国历史上著名的重大事件，载入史册，影响深远。
彭德怀于6月底收到庐山开会的通知。在此以前，他在上海会议上受过毛主席的批评，心中不快。当大跃进刚刚开始时，他也曾兴高采烈，积极得很。但他在接触实际以后，几个月就改变了看法。
而我则是从一开始就持保守态度，对大跃进有怀疑、有保留。
后来彭出国访问，回国后非常认真地看了内部参考消息，把自己认为严重的情况都圈出来，送给主席看，数量颇多。他在会前去了一趟湖南，和周小舟、周惠谈了不少话，他们的看法基本相同。我也和他谈过一些国内情况，可能加重了他的忧虑情绪。彭德怀收到庐山会议的通知后，他不想去，让我替他去。我说：中央通知你去，没通知我，我怎能替你去呢？我又问他：他是不是受了批评，心里不舒服。彭说：也不是不服气，就是感情上觉得别扭。他后来还是去开会了。在会议中他对就事论事不满，对没有尖锐的意见不满，认为纠“左”的措施不力，因而写出了那份有名的“意见书”。
庐山会议开了半个月，我还在北京守摊子。彭真和林彪也未去庐山，似乎都没想到会出什么大问题。我还是把这个会当成一般的248政治局扩大会议，研究当前工作问题的会议。还在北京准备了两个有关工业工作的文件，打算送给中央考虑。一个文件是关于钢铁工业的，主要说：我国现已有一千万吨钢的产量，目前应着重质量，不要追求数量；并举了苏联和日本作例子。苏、日这两个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钢的年产量都不甚高，但在战争中都显示了很大的威力。这说明有一定的数量时，就应特别重视质量。第二个文件则是关于无线电工业的，现称电子工业，但当时尚无此称谓。军委非常重视军事工业，国家设二机部专管军工。开军委会时陈毅、聂荣臻、贺龙等几位元帅都主张不能削弱对军事工业的领导，我就根据会议精神起草了一个加强对无线电工业领导的文件。
此时，国内经济情况已有些乱了。河北、山东都有饥馑发生，青海也在闹饥荒，云南逃向缅甸的人相当多。我感到问题严重，心里非常不安。庐山会议开了半个月后，中央通知我去开会，我有点意识到会议上分歧严重。彭德怀7月14日写给毛主席的“意见书”已打印出来，看来可能要受批评。但我对有关党和国家命运的重大问题，确有很多意见，和彭德怀的看法基本相同，很希望有机会向党中央提出。彭真打电话给我，让我和他一起去。
我记得是7月17日到达庐山。上山后刚进住房，彭德怀就拿着他写给毛主席的信给我看；我仔仔细细看了一遍，说：这封信提的意见我赞成，但信的写法不好，语言中有些提法有刺激性，你那样干什么？他说：实际情况那么严重，会上没有人敢说尖锐的话，我就是要提得引起重视。我说：你总是感情用事，你和主席共事多年，应该互相了解较深，这些话何不与主席当面交谈，何必写信。
当天晚上或第二天早晨，周小舟、周惠、李锐三人到我住处看我。谈起来，他们意见一致，都认为：不改变“左”的方针不行，而且感到会议有压力，不能畅所欲言。我因刚来，不了解情况，就说：不要急，先看一看。随后我又和李先念谈了谈，先念也认为当时的做249法太过了，一定要改变才行。
接着，我又和谭震林谈，他是激进派，意见就完全相反了。而且他还问我：你为什么先去看先念，不先来找我，你受先念影响了。我说：我和先念有些看法相同，不能说是受他影响。我就阐述了自己的意见，因而和谭震林吵起来。我和谭一向关系很好，知道他性格直爽、态度鲜明，有话当面争吵，不会存在心里，所以丝毫没有顾虑，和他争论得非常激烈。谭发火说：你是不是吃了狗肉，发热了，这样来劲！你要知道，我们找你上山来，是搬救兵，想你支持我们的。我说：那你就想错了，我不是你的救兵，是反兵。这“反兵”二字，是针对谭震林说的“搬救兵”而言，说明我和他意见相反，后来却被人引为我“蓄意反党”的证明。
18日到19日开小组会，讨论彭德怀的那封信，不少人发言同意彭的意见。我也在19日发言，比较全面地阐述了自己的观点，支持了彭德怀的意见。当时组里除罗瑞卿、谭震林二人外，其他同志似乎都对我表示有同感。谭、罗发言批评我，我又反驳他们，争论了一通。这篇发言本应有详细记录在简报上印发，但因我乡音太重、说得太快，记录同志记不下来，整理时感到为难，就要求我自己整一个书面发言给他们。但形势变化很快，几天就形成了斗争局面；我已无时间和精力来整理这个材料。所以简报中就只有一个简单的发言记录。致使有些同志后来感到诧异，怎么庐山会议被斗争的主要角色之一，连个较全面的发言都没有呢？
我最担心的是粮食问题，几亿人民缺粮吃可不得了。会议上把粮食产量数字调整为7000亿斤，说是：6亿人口，人均产量超过千斤，粮食过了关。我说：不对，这个数字不符合实际情况。有人质问：
这话是谁说的？我说：是我说的，而且你也说过。我那时态度还是很强硬。
7月23日，毛主席召开大会讲话，这个讲话造成极大的震动，250扭转了会议的方向。
我记得主席讲话的内容主要是：一、现在党内外都在刮风。有些人发言讲话，无非是说：现在搞得一塌糊涂。好呵！越讲得一塌糊涂越好！我们要硬着头皮顶住；天不会塌下来，神州不会陆沉。因为有多数人的支持，腰杆子硬；我们多数派同志，腰杆子就是要硬起来。二、说有“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我有两条罪状：一是大炼钢铁，1070万吨是我下的决心；一条是搞人民公社，我无发明权，但有推广权。1070万吨钢，九千万人上阵，乱子大了，自己负责。其他一些大炮，别人也要分担一点。各人的责任都要分析一下，第一个责任者是我。出了些差错，付了代价，大家受了教育。对群众想早点搞共产主义的热情，不能说全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不能泼冷水。对“刮共产风”、“一平二调三提款”也要分析，其中有小资产阶级狂热性，主要是县、社两级，特别是公社干部。但我们说服了他们，坚决纠正。今年3、4月间就把风压下去，几个月就说通了，不办了。三、我劝另一部分同志，在紧急关头，不要动摇。做工作总会有错误，几十万个生产队的错误，都拿来说，都登报，一年到头也登不完。这样，国家必定垮台，帝国主义不来，我们也要被打倒。我劝一些同志，要注意讲话的“方向”，要坚定，别动摇。现在，有的同志动摇了，他们不是右派，却滑到右派边缘了，离右派只有30公里了。
主席的讲话，支持了左派，劝告了中间派，警告了“右派”，表明主席已经把会上意见的争论，作为党内路线斗争来看待了。
主席这样做不是偶然的。当时党内外的确是意见很多，甚至很激烈。主席在讲话中就曾提到：江西党校的反应是一个集中表现。
7月26日批发的《李云仲的意见书》，更是直言不讳地批评了党的错误。李是搞计划工作的司局级干部，熟悉情况，信中列举了许多事实和数字材料，说明问题的严重性。这信是在6月上旬直接寄给主席的。主席对这封信写了长达两三千字的批示。批示中肯定了251他敢于直言，对计划工作的缺点，批评的很中肯；但又说，李云仲认为从1958年第四季度以来，……党犯了“左倾冒险主义”、“机会主义”的错误，这一基本观点是错误的，几乎否定了一切。
这些在毛主席心里留下了阴影。由于党中央在这个时期一直和主席一致，从第一次郑州会议以来，开了许多会议，不断纠正错误，情况有所好转；主席颇有信心，认为照这样做下去，不要很长时间就能够解决问题。所以庐山会议前半个月被称为神仙会，提了十几个问题来讨论研究，发言虽有分歧，却无重大交锋，气氛并不紧张。但在表面的平静下，却隐藏着“左”、“右”之争。“左”的方面气势高，不愿听人谈问题严重，有人甚至在会上打断别人的发言。
“右”的方面则想把缺点、错误谈够，要求对情况的严重性有充分认识，认为不如此不能真正解决问题，同时对会上不能畅所欲言，感到压抑。这种情况主席是知道的，但也认为是正常的。这时，讨论已近结束，《会议纪要》已在起草讨论，准备通过《议定记录》，会议就结束了。
就在此时，彭德怀写了他的意见书，于14日送给主席。他正是因为会议即将结束，而又感觉并未真正解决问题，自己的意见亦未能畅述而写的。这封信对毛主席起了强刺激作用，免不掉又要亢奋失眠。主席自己在会上说，吃了三次安眠药睡不着。在神经过度兴奋的状态下，仔细琢磨的结果，就把这封信和党内外各种尖锐的反对意见，都联系起来；把彭总当作了代表人物，而且是在中央政治局里的代表人物。认为他的矛头是指向中央政治局和主席的，于是认为路线斗争不可避免。7月23日的讲话宣告了会议的性质已经改变，会议将扩大延长。
主席的讲话对我们是当头一棒，大家都十分震惊。彭德怀会后还曾向主席说，他的信是供主席参考，不应印发。但事已至此，彭的解释还能有什么用？我对主席的讲话，思想不通，心情沉重；彭德怀252负担更重，我们两人都吃不下晚饭；虽然住在同一栋房子里，但却避免交谈。我不明白主席为什么忽然来一个大转弯，把“纠左”的会议，变成了反“右”；反复思索，不得其解。
当晚，周小舟打电话来说：他们想和我谈谈。我觉得这时应谨慎一些，不同意他们来，但小舟很坚持，我也就让步了，来就来吧。
三人中，小舟最激动，李锐已意识到在这个时间来我处不好，可是未能阻住小舟。谁想得到，这次谈话竟成了“反党集团”活动的罪证呢？
小舟、周惠、李锐到来后，表现非常激动，说：我们都快成了右派了。我劝他们说：别着急，主席支持左的，也不会不要右的。小舟问：主席这样突变，有没有经过政治局常委讨论？又问：主席有没有斯大林晚年的危险？我说：我认为不会。又说：有意见还是应直接向主席提出，我们现在这样谈论，不好。小舟才平静下来，又谈了些湖南的情况。他们正准备走时，彭德怀拿一份军事电报走过来，小舟又说：老总，我们离右派只30公里了。彭说：着急有什么用。李锐催着小舟走，说太晚了。实际上，他大概是觉得，这些人还是早点离开这里为妙。周惠一向比较谨慎，没说什么话，他们就走了。他们出门时，正巧碰见罗瑞卿，罗持反“右”的观点，自然就注意了这件事。后来，这天晚上的谈话就成了逼我们交代的一个重要问题。
23日主席讲话后，各小组下午就开始讨论主席讲话。那时发言尚较缓和，对彭信的批判虽轻重不同，均未离开信的内容，有人说得厉害些，有人则还作些自我检讨。
7月26日传达了主席的指示：要对事，也要对人。这成了会议的另一个转折点。批评的火力大大加强，而且目标集中在人了。除了对彭总外，所谓“军事俱乐部”、“湖南集团”的提法也都出来了。
“左”派柯庆施等人气势很凶，温和派也被迫提高了调子。彭德怀和我们这些人就只有作检讨的份。我在26日作了检讨，谈到19日的253发言是嗅觉不灵，谈到自己思想方法上有多考虑困难和不利因素的老毛病；也谈到自己只认为彭信有些地方用词不妥，而认识不到问题的严重性，等等。这当然也有违心之论，但还不算太过。
7月26日除传达了主席说的“对事也要对人”的指示外，还印发了主席对李云仲信的批示，说的就更严重了：党内外出现了右倾思想，右倾活动，大有猖狂进攻之势。这样一说，谁还敢当中间派呢？自此，批判、斗争不断加热。既然对人，那就得追查组织、追查目的，还要追查历史地来进行斗争了。
7月30日，主席通知我、小舟、周惠、李锐四个人去谈话。谈话时主席显得火气不大，所以我们也较敢说话。这次谈话，主席给我戴了几顶帽子。说我：一是彭德怀的政治参谋长，二是湖南集团的首要人物，三是军事俱乐部的主要成员。还说我与彭德怀的观点基本一致，与彭德怀是“父子关系”。又谈到过去的三军团的历史问题，说不了解我的历史情况等。
我答辩说：我和彭德怀观点基本一致，只能就庐山会议这次的意见而言。过去我和彭德怀争论很多，有不同意见就争，几乎争论了半辈子，不能说我们的观点都是基本一致，但我们的争论不伤感情，过去打AB团时，有人要打我，彭还帮我说过话，不然我那次就可能被整掉了。我认为我们的关系是正常的，谈不上什么父子关系。
主席说：理性和感情是一致的东西，我自己总是一致的。看来我不了解你和彭的关系，也不了解你这个人，还得解开疙瘩。
我又说：我当彭的参谋长，是毛主席你要我来当的。我那时在湖南工作，并不想来；是你一定要我来。既然当了参谋长，政治和军事如何分得开？彭德怀的信是在山上写的，我那时还没有上山，怎么能在写“意见书”一事上当他的参谋长？我在湖南工作过多年，和湖南的负责同志多见几次面，多谈几次话，多关心一点湖南的工作，254如何就能成为“湖南集团”？至于“军事俱乐部”，更是从何谈起呢？
谈话还涉及到当年东北战场“保卫四平”问题和长时期炮打金门、马祖的问题，我都表示了反对的意见。主席说：“保卫四平”是我的决定，难道这也错了？我说：即使是你的决定，我认为那场消耗战也是不该打的。至于炮轰金门、马祖，稍打一阵示示威也就行了。既然我们并不准备真打，炮轰的意义就不大，打大炮花很多钱，搞得到处都紧张，何必呢？
主席笑笑，说：看来，让你当个“右”的参谋，还不错。
周小舟、周惠、李锐都说：会议上空气太紧张，叫人不能说话，一些问题不能辩论清楚。
主席说：要容许辩论、交锋，让大家把话说出来、说完讲透。小舟等又说：“湖南集团”的提法，有压力，希望能给以澄清。主席说：可能是有点误会。又说：我和你们湖南几个人，好像还不通心，尤其和周小舟有隔阂。
主席又把话引到他在遵义会议前，怎样争取张闻天、王稼祥等。主席要小舟“不远而复”。主席谈遵义会议，分明是要我们回头，与彭德怀划清界限，希望我们“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但我们的思想问题没解决，又都不会作伪，所以我们的表现可能使主席失望。
这次谈话，尽管主席对我的指责颇重，但空气不紧张，能让我们说话感不到压力；即使说的话让主席不满，他表示不同意时，态度也不严厉。所以我们的心情较好。我甚至还有点轻松感：到底有个机会，把话直接向主席说了。
7月31日和8月1日两天，毛主席在他住处的楼上，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批判彭德怀。连中午都不休息，午饭就是吃包子充饥。参加的人员有少奇、恩来、朱总、彭总、林彪、贺帅、彭真等同志，又通知我和二周及李锐四人列席。
255主席主持会议，讲话最多，从历史到理论，长篇大套，我无法记述。讲理论，主要是说彭不是马列主义者，思想中有不少封建的、资本主义的东西，是个经验主义者。其中也提到：彭是劳动人民出身，对革命有感情；要革命还是好的，寄以希望。讲历史则是批彭德怀在几次路线斗争中所犯的路线错误，说彭和他的关系是三分合作，七分不合作。彭说是一半对一半。主席仍说是三七开。
谈到彭的“意见书”时，主席说：信上说：“有失有得”，把“失”放在“得”的前面，反映了彭的灵魂深处。又说：我们没有经验，没有“失”如何能“得”，胜败兵家常事，要保护群众的革命积极性，不能泼冷水，气可鼓不可泄，要反右倾。又说彭：你讲“小资产阶级狂热性”，主要锋芒是向着中央领导，你是反中央、攻击中央。你的信是准备发表的，目的是用来争取群众、组织队伍。你要按照你的面貌改造党和世界。以前历史上许多重要问题，你都没写信，这次写那么长。对你那些挑拨的话要顶回去。
彭说：我过去在江西也给中央写过长信提意见，这次信是供你考虑，并没想发表。
主席又说：你过去挨了批评，心里怀恨。我们同在北京，连电话都难得打，打几次，没打通，就“老子跟你不往来”。在香山你找我，因我睡觉习惯特殊，警卫员说未起床，你就拂袖而去，不谈了。高、饶事件你陷得很深，你以后会怎样，也难说。
彭说：我过去追随王明、博古路线，1934年1、2月间就转过来了，曾和黄克诚谈过，还得请主席来领导。我今年61岁，以后还能有什么呢？
朱总司令发言温和，主席说是“隔靴搔痒”。
林彪发言说彭是“野心家”、“阴谋家”、“伪君子”；说彭自己有一套纲领、路线，独断专行，攻击主席，用心很深等。这个发言很厉害，以后成了定性的基调。
256其他同志多是举个例子，说明彭德怀有问题，表示同意主席意见。
毛主席还说到：整人就是要整得他睡不着觉，要触及灵魂深处。说彭：你组织性、纪律性很差，你有个说法：“只要有利于革命，专之可也”。打朱怀冰等，时机紧迫，还可说：“专之可也”，打百团大战，为何也不先报告请示一下？人们说你是伪君子，你历来就有野心。我66岁，你61岁，我会死在你前头，许多同志都对你有顾虑，怕难于团结你。
主席最重要的话是说：你们这回是站在右倾的立场上，有组织、有准备的进攻，其目的是动摇总路线、攻击中央领导。毛主席甚至还提到解放军跟不跟他走的问题。
我不能不表态说几句话，我说：我和彭相处久了，许多事都看不清楚。中央苏区后期，他说过还是要请主席来领导，我认为他不是不能辨别正确和错误。他的个人英雄主义我有感觉，今天的会使我认识更全面。希望彭能冷静地听取批评，常委领导同志讲的话，都是好意帮助，等等。
会后，主席把我们四个列席的人留下，又谈了一阵，要我们别再受彭的影响。特别对周小舟寄以希望，要他“迷途知返”。这一串的会议给我的感觉是：主席要教育和争取我们回头。虽然我被认为是彭的亲信，绝对脱不了身，但那时似还没有要定为“反党集团”的迹象。
8月2日开中央全会。
主席讲话着重谈路线问题，谈党内有分裂倾向，右倾机会主义向党猖狂进攻。谈允许犯错误的人改正错误，一看二帮，批评、改正、团结等。
接着就是各组开批斗会，批“军事俱乐部”进入高潮。康生是批斗中最积极的人，又是发言、又是插话，又是整理材料送主席，拼命257地表现他自己。林彪的作用也越来越重要。8月4日由少奇同志主持一个会，向新上山的中央委员通气，林彪第一个发言，长篇大论地指责彭，占了一大半时间。
原来小组会是按地区分组，后来就扩大了。我原在西北张德生负责的那个组，以后薄一波、罗瑞卿、谭震林、乌兰夫、蒋南翔、田家英等十几个人都参加了这个组。到中央全会时期，又合编两个大区的人为一个组，人数很多，林伯渠、吴玉章等也都到这个组来了。我平生受过无数次斗争，感到最严重、使我难以支持的，还是庐山会议这一次。我一向有失眠症，经常吃安眠药，但最多不过两粒，这时每晚吃到六粒，还是不能入睡。
开始我的态度还很强硬，有人说我是彭的走狗，我气得要命，说：你杀了我的头，我也不承认。对不合理的批评，就和批评者辩论。慢慢地，我意识到讲理、辩论都没用，就尽可能多听少说，多沉默，少争论。但我的检讨总是不能令人满意。
这时，有位中央领导同志找我谈话，谈了两次。他以帮助我摆脱困境的善意，劝我对彭德怀“反戈一击”。我说：“落井下石”得有石头，可是我一块石头也没有。我决不做诬陷别人、解脱自己的事。
但人们总以为我知道彭德怀的许多秘密，不满足于我只给自己戴帽子，逼着我交代彭的问题。我实在没办法，只好找彭的秘书来帮我回忆，还是搞不出什么东西。彭还在碰巧能单独说话时，劝我别那么紧张。我说：右倾机会主义还不要紧，“反党”可就要紧了，我确实是很紧张。彭说：我这个人一辈子就想搞“富国强兵”，没什么别的想头。又劝我别悲观，似乎他还比我乐观些。但也不便多说，马上就走开了。
大约在8月10日，组里正在追问7月23日晚上周小舟、周惠、李锐到我那里到底谈论些什么。这时罗瑞卿带着李锐到我这组来参加会议。我马上紧张起来，心想一定是那天晚上他们说的话被258揭露了①。这里最关键问题是议论毛主席象“斯大林晚年”那句话。
我深知他们当时很冲动，又都是一贯忠于革命事业的正直诚实的人，所以并不认为这话有什么了不起。但后来会议情况变得紧张、严重，我也明白这话必被误解。早些时，我曾劝过周小舟：23日晚你们出门便碰见罗瑞卿，定会引起注意，你们说过的这句话很容易被认为是反对毛主席，最好你们自己先向主席坦白说明情况。小舟说：不行了，晚了，现在去说，只会惹出祸来。因此，我也只能保持缄默。但这件事在我心里是个疙瘩。说不得，说了会加害无辜；不说又是在隐瞒，作为一个中央委员，也觉得良心上不安。而且，越拖得久，不是越显得“心虚”，显得事情严重么？组里正在穷追此事，我想，人家指明问那天晚上的事，我是中央委员，怎么能对组织隐瞒，只好如实说了那晚的前后经过，并说明我认为说话人并无不良用心，只是一时的冲动失言。
这就像爆发了一颗炸弹，全组立时哗然。我的解说毫无用处。他们又追问是谁说的？我当时并没对这话特别在意，实在记不清哪一个讲的。这时看到李锐，以为他说了此事，心想以他的为人，一定会自己承担责任，于是就说：可能是李锐说的，但也记不准了。后来周小舟自己承认是他说的。
这个“斯大林晚年”问题一出，会议就像烧开了的水一样，沸腾起来，似乎“反党集团”、“湖南集团”等均由此得到了确证。我前一段在组会上那么理直气壮地辩论，现在看来，都成了瞪着眼睛说谎话，证明我这个人非常不老实，完全不可信任。于是，“阴谋家”、“野心家”、“伪君子”的帽子都给我戴上了。身处此境，真是百口莫辩，跳进黄河洗不清，心里的那种痛苦，实在没法形容。可是还得开会，①平反后才知道罗瑞卿带李锐来组里，是为的高岗的事，黄克诚当时是误会了。——整理者259还得检讨，一次又一次，总是被认为不老实。
其他几个人也和我处于同样境地。听说彭德怀和张闻天也这么议论过毛主席，同样被揭露了。这就使参加会的同志都愤慨起来。
毛主席在党内的威信崇高，得到大家衷心拥护。到此时，那些在批“右倾”时内心里还对我们抱有同情的人，也改变了态度。毛主席当然更加重了“党内有阶级斗争”的看法。他以前着重在批斗彭德怀的右倾，还对我们做了许多争取工作。到这时，就完全认定我们是个“反党”集团了，只把周惠区别出来，说是沾了点边。按党内地位，我应排在张闻天之后，但我既是军事俱乐部的主要成员，又是联结湖南集团的纽带，罪状严重，所以把我名列第二，放在张闻天之前，说成是“彭、黄、张、周反党集团”。李锐是毛主席的兼职秘书，因而参加了庐山会议，又因和我们观点相同，也陷入此案，但由于不是中央委员，没有和我们一道并列点名。
主席这时已确认我们是有组织、有目的、有计划地进行反党活动。常委也同意这个判断。于是在作决议之前，主要任务就是要我们认罪。
为此，请了几位老帅做彭的工作，又让陶铸来做我的工作。我相信陶能理解我们，于是对陶毫无隐瞒，把上山前后的种种情况都和他讲了。我说：我们只是对当前情况看法相同；对主席23日讲话感到震惊；个别人在冲动中说了错话，又因怕被误解而不敢坦白交待；根本不存在反党活动，我无法认帐。陶铸第一次没有完成任务，第二次又来和我谈，说：不管你们主观上怎么想，但客观上表现出来的是有组织的反党活动；大家看法一致，你否定有什么用呢？我仍然不服地说：如果形迹可疑，就能定罪，那何必要我承认？陶铸又没有解决问题，于是第三次来谈。这次他对我责以大义，说：你总得为党、为国家大局着想才是。现在中央领导、各部门、各地区的主要260领导都聚集在此，7月开了一个月政治局扩大会议，8月开中央全会也半个月了。再拖下去，对工作大大不利。目前事已至此，你不承认，大家通不过，最后还是得承认，何必再拖下去呢？我反复思考，现在处境确实困难，主席性格之强，我所深知。而且中央全体，除我们几个人外，都站在主席一边。个人受委屈、背冤枉毕竟是小事。听说彭德怀表示：他想通了，要什么，就给什么。我也只好照陶铸说的，“顾大局”吧。
冤枉自己也是不容易的事。叫我承认右倾，我可以心甘情愿，因为我心里从没有赞成过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但要我承认反党，而且是有组织、有目的、有计划的反党，可太难了。实逼处此，硬着头皮违心地认帐后，心中耿耿，无日得安。
彭、黄、张一个个被劝认帐后，在大会上都做了检查，只有小舟没做。于是，八届八中全会在总理、彭真主持下，写出了决议草案。
写成后又要我们签字承认。这字好难签，但我们已经是不得不签了。
我们这样违心认罪，除了听从一些与我们关系好的同志劝告，要我们顾大局，暗示应牺牲自我外，还有一个因素，这因素不仅影响我们，而且还影响许多中央政治局的领导同志和与会的成员。许多年来，在内战、长征中，主席的英明、正确已为全党所公认。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更使全党钦服主席的领导高明。他不时力排众议，而结果常常证明他正确。所以我们已习惯于认为：主席比我们都高明，习惯于服从主席的决定，习惯于接受主席的批评，尽管心里有不同意见，也接受了。虽然这一次实在不能接受，也不应该接受，也强迫自己接受了。
等我冷静下来时，我认识到：违心地作检查，违心地同意“决议草案”，这才是我在庐山会议上真正的错误。使我后来一想起就非常痛苦。
261中央领导多数仍希望只限于批评这几个人，不要扩大。
彭德怀出身于贫苦的劳动人民家庭，全心全意地要改造旧社会，军功极大、地位很高，而从不忘本。他从小就是反抗性极强的人，而且总是带头为首。说他有个人英雄主义，入党后已改得很多了。说他桀鹜不驯、好犯上，那也只是在他认为不对的时候。他耿直，讨厌捧场，建国后对歌功颂德看不惯。看不惯就要说，而且说得很难听，从不怕得罪人。这样的性格，如何能不遭疑忌？
早有一次，主席对彭开玩笑似地说：老总，咱们定个协议，我死以后，你别造反，行不行？可见主席对彭顾忌之深，而彭并未因此稍增警惕，依然我行我素，想说就说。他性格刚烈，遇事不能容忍，不大能适应人类社会的复杂性。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所以不易和领导及周围同志搞好关系。从主席批评彭的话中，可以看出他们两人在生活方式上也是格格不入，相处得不很愉快，多有误会。
毛主席建党、建军、建国的伟业，彭德怀身经百战的功勋，都是昭昭卓著的。两个人都十分忠诚于革命事业。谁能料到：他们竟因为某些观点的分歧和性格的差异，发生了一系列的矛盾，形成颇深的成见。加以庐山会议时，上述种种因素，以至发展到不能相容的地步。庐山会议这一场悲剧有偶然的因素，但实非偶然，这个事件对我国历史发展的影响巨大深远。这不是一个人或几个人的悲剧，而是我党的悲剧。从此，党内失了敢言之士，而迁就、逢迎之风日盛。
8月16日，全会通过了公报和决议，其中主要的当然是《中国共产党八届八中全会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错误的决议》。这个决议当时没有公开发表，只在党内传达。《决议》宣布了对我们的处理，说：“把彭德怀同志和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同志调离国防、外交、省委第一书记等工作岗位是必要的，但他们的262中央委员会委员、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的职务，仍然可以保留，以观后效”。《决议》通过后，全会就闭幕了。
我于7月17日上山，主席23日讲话。从7月23日到8月16日，被斗二十余天。这时抱着一肚子冤枉，戴着“右倾反党”的帽子回到北京；真是没有面目见人了。
回京后的第二天，军委就开会。这头一次会议，人数不多。第二次大会在怀仁堂开，两千余人到会，声势浩大。彭德怀和我一起被批斗。对中央的决议，我们只能认帐。但对会上许多“揭”、“批”的不实之辞，我们就不认了。彭答辩，我也答辩。我已记不清彭在会场上的情况，只记得自己仍是一件、一件的和人们争论，甚至于吵起来。会场上显得很乱，开不下去。于是主持会议者决定：将彭、黄分成两个会场来批斗。
彭德怀可能仍在怀仁堂，我却改到紫光阁去开会了。但我的态度依旧，于是又批判我放毒。会议调整了对策，集中了所有和我关系多的人，要求他们揭发、批判我。为了避免包庇“反党分子”之嫌，许多人都得表现一下。于是这个说我是怕死鬼，那个说我是杀人犯。我明白，除了个别的人另有个人目的，大多数人是迫于形势不能不批我。他们即使说得重些，我也能谅解，反正我的罪名已经够大的了，不在乎别人再多说一句两句，能少牵累一些人，也是好事。
也有几位和我共事很久、了解我的为人的同志，在会上一直没有发言。这样做是要担风险的，连我都担心他们会受连累。
彭德怀被斗的情况，我不清楚；只听说，逼他交待军事俱乐部的人员时，他气极了，大叫：谁是军事俱乐部的成员，你们自己报名吧！这样，当然只能被认为是不老实。他又是反党集团的为首者，当然斗他更厉害。这样开了二十几天会，搞得人精疲力尽。连彭德怀这样的硬汉也吃不消。据说他打电话给毛主席，主席就通知军263委，不要再开斗争会了。
斗争会上对我的揭发中最耸人听闻的是莫须有的“黄金”问题。提出此事的是空军的吴法宪。这一来又像是爆发了一颗炸弹，会上一片哗然。我一向被认为是清廉、克己的人，忽然间似乎成了大贪污犯，人们都感到意外。但了解我的同志都不信。
所谓“黄金问题”，是指新四军三师奉令从苏北开到东北时所带的一部分经费。当时数万大军千里出动，当然不能不带钱。但当地的抗币只能在本地使用，一离开根据地就不能用了。三师在苏北根据地经营了好几年，经济情况较好，大军出动时，除换了些法币外，还设法换了些黄金，备紧急情况之用。由于用得节省，一直到东北根据地建立、部队改编时，师部所带的金子还有一些剩余。我取得组织同意，将这一部分经费，带到西满军区。东北解放后我出任天津市军管会主任及市委书记。那时这剩余的黄金，仍在负责保管它的翁徐文之手。翁问我怎么办？我当时已知将到湖南任省委书记。湖南的烈士很多，从前是老革命地区，现在又是新解放地区。我一向多考虑困难，怕有特殊需要，就让翁徐文请示并取得李富春批准，把这笔钱又带到湖南。到湖南后，开始还用过少许救济军属、烈属。但省的经济情况较快好转，问题均能解决，这笔钱就用不着了。
于是我让翁徐文将这笔钱上交给湖南省财政部门。这笔款项由始至终，均由翁徐文经管。我虽有批用权，但从没有直接经手过。
翁徐文为人十分老实，从不谋私，又十分谨慎。他为革命队伍经管这笔钱财，兢兢业业，手续、帐目都很清楚完备。钱上交以后，他仍保存着帐目收据，不敢销毁。当我调北京回军队时，他仍留湖南工作，曾为此问我，这些帐目是否仍由他保存？我一向都是个谨慎的人，这一次却由于问心无愧，十分自信，信口回答他说：这是你经手的帐，交给谁呢？要是你嫌它累赘，这陈年老帐就销毁了它也可以。
264军委斗争会揭发了这个问题以后，我真担心起来了。我怕的是翁徐文年纪大了记不清来龙去脉，又怕他已经将帐目销毁。而万一翁徐文死去，我就是百口难辩了。我尽管已经背上“右倾反党”的罪过，但实在耻于“贪污”的名声。为此，我写信给代替彭主持军委工作的林彪，要求迅速派人查清此案。
为查清此事，听说罗瑞卿率领一批人员亲赴湖南，把当年曾担任过财会工作的人员均召到长沙去查对，把多年前的老帐都翻出来，一天一天的查看追问。幸亏翁徐文比我还小心，事关钱财，怕有非议，帐簿、单据都完好无损地保存着，连富春批准的字据也在。
（富春自己已忘了此事，人们问他，他说不记得了。）这样一直查了半年，什么问题也没查出来，最后不了了之，不再提这事了。我由此得以解脱被诬陷的罪名。这真得感谢翁徐文的谨慎作风。
军委斗争会停止后，我就在家闲住。彭德怀在庐山曾表态说：不管如何处理，我一不自杀，二不叛党……。我当然也是这样。因此，不管心里感受如何，还得把日子过下去。这段时间里，我读了不少书，主要是读马列主义经典著作，读中国的历史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许多名人回忆录等等。
这时中央转发了一封张闻天给主席的信，主席批字鼓励。我看后没有表示。我老伴就使劲催我也写一封认罪悔过的信给主席。我说难写，空话无用。老伴不死心，就替我起草了一封，说些什么“罪过深重，寝食不安，痛悔莫及”之类的话。我向来不喜欢空话，这信虽言词甚切而无实际内容，我也不愿写。但我老伴在庐山会后吃了不少苦，被人批斗，几乎也戴了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最后受了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她无故受害，又没有经历过党内斗争的实际锻炼，有一段时间精神都有点失常。我看她把写这封信看得那么重，为了照顾她的情绪，就照抄一遍，把信发了出去。想不到，主席竟亲笔回了一信，意思是：1、欢迎认罪改过；2、要求有实际表现。主席一265眼就看出了问题所在。说空话是不中用的，但我无法有什么实际表现，也就没有再写信。
春节以后，对这种赋闲生活稍稍习惯了一些。我开始写点诗词。我青少年读书时重史论而轻文艺，本身既无这方面的灵感、才气，又不曾在这方面用过功，但我更不喜新诗，因此只能效旧诗的形式，表达一点自己的心情。直说无文，也不讲求格律。
一、七律（自况）少无雄心老何求，摘掉纱帽更自由。
蛰居矮屋看世界，漫步小园度白头。
书报诗棋能消遣，吃喝穿住不发愁。
但愿天公勿作恶，五湖四海庆丰收。
二、七律（有感）居近北海偶一行，景物依旧时势新。
花木枯荣犹有律，人事起伏竟无凭。
仰望高天百感集，俯视残躯一叶轻。
欲访故人行复止，无言相见何为情。
这两首诗都写于1959－1960年之间。其中第二首中的“故人”指的是当时住在北海照管文史馆的刘老。他是我棋友，自我到266北京工作以来，周末常常去他那里下棋。此时我有了很多的闲暇，却过门而不敢入，怕连累这位老人。何况，他见我为难，我见他亦难——不能说真心话，又不能不说话，实在无从举措，不见也罢！
到了1960－1961年，大跃进等政策的恶果已全部显露。经济上比例失调，生产下降，供应匮乏，尤其是缺粮严重，城市减量供应，农村死于饥荒者甚多。这年，我大哥从老家来看我。我们兄弟多年未见，见了面很高兴。他对我说：这些年来，你作了大官，我一直在替你担心，现在你不作官了，好得很。我大哥是个本份的农民，识不得几个字；但他的见识一向是令我佩服的。他还告诉我，我们家乡村子里，饿死了不少人。我问：农村有土地可以耕种，为什么还会饿死人？他说：前些时大家都不干农活了，哪里会有粮食！等到挨饿时再想干，就来不及了，而且也没力气干了。
1961年下半年，八届九中全会在北京召开，这一次我也参加了，会议只开了几天，在会上提出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以解决工业上出现的问题。陶铸见到我，再三劝我给主席写封有点内容的检讨信。我仔细琢磨他的用意：是不是他认为毛主席要转弯了，我们在这个时候写封适当的检讨信，可以使主席对庐山会议的事放松，促进他转弯？陶比较了解毛主席的性格。主席决不会认为自己的路线有错误，但可能承认工作有偏差，现实情况严重。
此外，他是否会觉得庐山会议对我们猜疑有点过度、处理有些过分了呢？毛若要转弯，得由他自己主动转弯，决不肯被别人逼着转弯。
我这两年罢职闲居，虚度岁月，也希望能做点工作。我基本上同意陶铸的劝告，但感到这信又实在不好写。正在为难，不知从哪一位同志的发言或什么文件中得到启示。于是写成一信，着重检查犯错误的思想、认识根源，谈我过去对阶级、政党、群众、领袖的看法，检查自己没能从马列主义理论高度上来认识问题，等等。
那时主席正在开广州会议，要解决农业问题，决定不搞农村大267食堂，实行评工计分等等。我听到也很高兴，认为早该这样做了。
1961年的国庆节，让我上天安门观礼，气氛缓和，确实像是有转机。我坐在休息室时，毛主席自己坐过来和我谈话。他告诉我，他收到我的信，很高兴。又说，蒙哥马利和斯诺来华谈了什么话等等。我乘机问主席，可以给我分配一点工作么？主席说：可以、可以。
他又问：还想回军队么？我说：不回军队了，做点调查研究工作，供领导作参考吧！
以后，中央决定召开七千人大会。正式开会是在1962年初。七千人大会对扭转形势起了极大的作用，得到广大干部和群众的拥护。会后，除了八届八中全会《决议》中点了名的彭、黄、张、周，及李锐等关连密切的少数人外，其他被戴上右倾帽子的及被株连的人，纷纷平反。
正是在这种气氛下，彭德怀忍不住要替自己申诉，写了一份8万言的《自述》，送给中央和主席。我却在3、4月间，向中央提出，请求允许到外地走走，并得到了许可。我原意想回湖南家乡看看，夏如爱同志却劝我避嫌。夏如爱曾在苏北、湖南工作过，后来与我没有什么工作关系。庐山会议后，他不怕牵累，仍常来看我。我接受了他的意见，改为去浙江走走。我在浙江跑了一大圈，看了十几个县，觉得农村情况均大有好转，心中很是欣慰。当时浙江省调出的粮食比较多，农民有意见。我劝他们说：你们支援国家，克服困难，是光荣的事情。农民说：光荣、光荣，就是自己肚子吃不饱了。我深有感触，觉得我们的人民群众真是太好了。经过三年困难，尽管不免有点怨言，但仍能照顾大局、克服困难，多么难能可贵呵！
有同志劝我到灵岩寺看看，晚上在那里住了一夜。这时心情较好。晨起，得《临江仙》一首：
临江仙（游灵岩寺）268石峰如笋环寺立，两涧合抱东行。
春水隆隆如雷鸣，扰人惊夜梦，倚枕听涛声。
壮丽江山人民有，亿众锐意经营。
但祈国泰民安平，从此皆盛世，再无巨变生。
随后，又到新安江水电站参观，又住了一晚。有一个山东渤海区的干部来看我，谈起三年灾难、死了不少人等等。对我说话毫无顾忌。反而是我怕给他惹是非，只是听他说，自己不说什么。最后说了一句：我们吸取过去的经验教训，更好地做工作吧。
到温州看了看雁荡山，又到天台山看了天台庙。这是个有名的庙宇，只见烧香拜佛求神者甚众，络绎不绝。人们纷纷祈求赐福、赐子，增禄、增寿，迷信思想的市场一时大有扩展。这恐怕与党犯了错误、人民生活发生困难、党的威信下降有关。后来再到绍兴、杭州后返回北京。此时已到4月下旬，快到“五一”劳动节了。我出门在外，全不知政治风云又已变化。
回京后，王世英来看我。他自1961年后，曾来看我几次。这一次他郑重地告诉我说：情况变了，我不能再来看你了，你要做点思想准备。果然，“五一”节的纪念大会就不让我参加了。听说毛看到彭的《自述》，认为他要翻案，加上其他一些事，决定召开八届十中全会。
269不久，中央召开八届十中全会，开头通知我参加，因我还是八届中委。我到会后，彭德怀的《自述》、《刘志丹传》（被认为是替高岗翻案的小说）、和有关邓子恢的材料均已印发，自然是供批判用的。会议开到一半，就不让我参加了。这虽然使我从不得不发言表态的困境中解脱，但也表明我们此后的处境将更恶化。中央决定组织专案组审查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三人。这个专案组以贺龙元帅为主任。另外一个专案组以康生为主任，审查习仲勋、贾拓夫、刘景范等人，情况我不大清楚。
这一次专案审查，不再搞过去那样的斗争，因而我的日子比较好过。只是依旧闭门家居，读书看报，不时与政治部派来的一位保卫干部下围棋。我的围棋是20年代末“打流”时，在旅店里看人下棋学会的。这位同志是新学，但他的工作就是陪我，所以天天能下，可消长日。听候审查，一候就是几年，也不知审成什么样子。直到“文化大革命”中，才听说：主席对审查情况，批了八个字的两句话，说：不作结论，寄予希望。
这次八届十中全会是一个极为重要的会议，“过渡时期的总路线”、“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等都是在这次会上提出的。国内形势又变得紧张了。
27019在“文化大革命”期间1965年9月，杨尚昆代表主席来看我，安子文则代表中央组织部找我谈话，说是毛主席决定派我到山西省去当副省长。同时听说彭德怀也被派到四川，去当三线建设副总指挥。我长期无所事事，渴望工作，只要允许做工作，干什么都是高兴的。他们要我快走，尽快离开北京。因国庆节将到，我问：可以过了节走么？答：不行，节前就得去山西。这样急使得我略感奇怪。
去山西前很高兴，写一首七律抒怀。
七律（抒怀）京华荏苒十三年，半是辛劳半是闲。
愧无建树对祖国，却有遗恨留史篇。
回思往事皆成梦，纵观万物尽争妍。
街命西去无别念，愿尽余生效薄绵。
271于是立即准备动身，收拾东西，交出公物住房等等。以前有人送我几幅字画，还有我保存的一点革命文物，如苏区的货币之类，这时都分别送给了有关的博物馆保存。这些年余下的一千多斤军用粮票，也都交给公家。唐棣华的工作准备过一年再调动，孩子们仍在京读书，我一人先迁居山西，但做的是在那里长期工作、安居的打算。
到达太原后，省政府分工让我管农业，我立即提出要到各县去看看，熟悉一下情况。于是先去晋南，跑了曲沃、临汾、洪洞、安泽、绛县、浮山、翼城、闻喜等11个县，进行参观访问，了解农业情况和农民生活。我感到农村已从前几年的灾难中恢复，而且干部群众得到了教训，知道生产是万万放松不得的。回到太原时，已到了年底。山西省召开省人代会，我参加了。会上由省委提名，补选我为副省长。
会后，我又到下面去跑，这次到晋西南运城地区，走了新绛、稷山、河津、万荣、临猗、永济、芮城、平陆、夏县，再回到运城。这一带是山西比较富裕的地方，号称粮仓。来回走了一个多月，回到太原，就要过春节了。这两趟一共走了21个县。我已是60岁出头的人，但并不觉疲劳，因为我一心急于投入工作。
记不清是过新年还是过春节时，听到彭（彭真）、罗（罗瑞卿）、陆（陆定一）、杨（杨尚昆）犯错误的消息，感到很诧异。春节后天旱，我又到县里去做抗旱工作，这一次去的是太行山区。到高平县时，想到1939年，彭德怀从延安到晋东南，我到平顺去接他，正是在高平地区接到了彭德怀。那时我们在一起研究部署反（国民党搞的）磨擦，他是何等地意气风发！此时念及，不胜怅惘，作《江城子》一首：
忆彭德怀（调寄江城子）久共患难自难忘。
不思量，又思量；272山水阻隔，无从话短长。
两地关怀当一样，太行顶，峨嵋冈。
犹得相逢在梦乡，宛当年，上战场；军号频吹，声震山河壮。
富国强兵愿必偿，且共勉，莫忧伤。
我在高平地区搞抗旱工作，从2月一直住到5月底；走了沁水、阳城、晋城、平顺、长治、壶关等县。一路去了不少基层社队，有时翻山越岭，汽车不通，就骑毛驴。这期间我去平顺看了李顺达，还到河南看了红旗渠，觉得红旗渠修得甚好，县委书记杨贵实在是做了一件好事。
这时“5．16通知”已经下达。省委传达了中央关于彭、罗、陆、杨问题的文件，高平县王副书记对我讲：黄老，我思想不通啊！这些都算是错误，我们天天犯错误，不知有多少错误呢！对此我难以回答，唯有默然。
此后我回到太原。那时我已移住省府大院宿舍。随便出门走走，街上已经有大字报了。有一天在街上竟碰到了杨尚昆，又觉高兴、又觉意外。我和他拉拉手，谈了几句一般的话，得知他那时住在太原饭店。他叫我不要去看他，我也知道他的处境定有为难之处，我去看望恐怕只会给他添麻烦，就依照他的话办了。
那时还没有揪斗我，也没有批我的大字报，我自以为和彭的问273题已经受过长期审查，这次可能不再搞我们了。大约6月上旬，老伴唐棣华从北京来看我，在太原住了三天。她认为这次还是不会放过我们，颇为担忧，说：文化革命首先抓了“海瑞罢官”这篇文章，说那是为彭德怀翻案，你们还跑得了吗？她刚从江西参加“四清”回来，只有几天假期，不敢多留，匆匆忙忙地又回北京去了。听说到了8月，她就成了被揪斗对象，戴上了黑帮的帽子，挨整的时间比我还早。
我后来还到晋西离石、中阳、临县、方山几个县去看农业工作的情况，在离石还看了贺昌烈士的老家。这次往返又是个把月，回来时是7月份，已经满街都是大字报了。我看这情形，已不便再去外地，就天天上街去看大字报。有时和同院的刘副省长下下棋，也不议论什么，因为实在闹不清楚，没法说。当时山西省委的负责同志我都不熟，我认识的陶鲁笳那时已经离开了。国庆节开会时，省委特别通知我不要去参加。周围气氛显得越来越令人不安。我虽经过无数次运动、斗争，但对“文化大革命”还是摸不清头脑，只觉得奇怪，对它会发展成什么样子，心中完全无底。
就这样过了1966年。1967年1月刚过新年，一天早饭后，北京地质学院、清华大学以及北航的学生一共二十几人，冲进我的宿舍。当时恰只我一人在家，我问：你们要干什么？他们说：要你黄克诚跟我们走。我说：为什么？他们说：你自己难道不明白？我又说：那得通知我的秘书，报告省委、省政府一下。我抓起电话机要打电话；他们就动手阻拦，不许我打。我故意发脾气，重重地摔了电话机，又大声喊叫：你们怎么不讲理？这一吵闹，就引来大院里许多人看热闹。我想：有这么多人看见，就不会没人知道我的去向了。再和他们争吵无益。于是回头和这些学生说：现在，我可以跟你们走了。
这些学生在太原关了我一天，那地方估计是社会主义学院。就274在这天，照顾我生活的小李给我送来了毛巾、牙刷之类的日用品。秘书也来看过一次，我更加放心了。晚上，他们让我睡在地板上。他们大概想叫我们这做“官”的吃点苦，可这些青年哪能体会到我们当年在革命战争中的艰苦？睡地板又算什么？但我对“文化大革命”实在无法理解：打击面那么大，方式又那么混乱，于国于民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呢？
第二天我被押上火车，没有卧铺。他们总算客气，让我住进列车员房里；大约还是为了不让我和乘客混杂，便于监管之故。车行一夜，便到了北京。总计我到太原，不过一年多一点，就又回来了，可笑我当初还打算在山西长久住下去呢。前后想想，不免也生些感慨。
在北京车站停留了一下，我就看了看大字报，看到江青、陈伯达关于陶铸的讲话，知道陶也垮台了。他本是中央特意从南方调来担任中央文革顾问的人，却这么快就倒了。另外，还有许多各种“打倒”、“火烧”、“炮轰”的大字报，我也记不清是针对谁的了。
此后我被带到地质学院，有不少学生监视我。我就和他们聊天、谈话，了解情况。有个学生说：薄一波也给抓起来了，是我们抓的。言下颇有得意之色。我本很想通过闲谈，劝他们清醒一点，但他们正陶醉在这种“革命”的举动中，自然没有我这大黑帮说话的余地。
又过了一天，他们议论着：上面不肯收容我。这下抓人的人们似乎也伤了一阵脑筋。后来终于得到了北京卫戍区对我实行“监护”的决定。于是我又被送到一个简朴的营房里，改由北京卫戍区“监护”了。当时我不知身在何处，有一次从一张买东西的发票上，看到五棵松某店字样，才知住处是在五棵松附近。记得那时在关押的地方，曾听到薄一波的声音。我虽然辨别声音的能力颇强，但再也听不出其他熟人的说话声。
275这以后：我常常和看守我的人吵架；他们对我有侮辱行为时，我就也还手。我明知自己年老体衰，和年轻小伙子打架是自找倒霉，但打不过也要打，不能白受侮辱。这一来，他们反感到为难了，说：这老家伙找死，动不动就拼命，难办！
1967年1月26日，我发作了前列腺急性炎症，痛苦异常。军营里找个军医给我在尿道里插了一根很粗的管子导尿，十分难受而又不能治病，长此下去总不是办法；我就写信给中央文革负责人陈伯达，说我病情严重，要求住院治疗。这以后才让我住进了267医院。我住在医院侧面平房里，听说是传染病房，也不知确否？我住的单人房间，对外完全保密，不接触外人。现在记不清是哪一位同志，可能是刘少文，这期间曾奉命来看过我一次。我问：为什么抓我？他说：在卫戍区是监护，对你有保护作用。我当时不了解情况，以为这不过是借口。后来听说张闻天在外面不断被各造反派组织揪斗，实在吃不消，自己请求要“监护”。果真如此，这“监护”就确有几分保护作用了。谈话中我还向他提出，我的情况要通知家属，他答应了。到了3月我病情基本得到了控制，准备要出院了。这时管我的专案组人员带了唐棣华来看我。在这种情况下相见，真不知该说什么。我们于是握握手，相对一笑，然后坐下来谈我的病情，谈家中孩子们的情况等等。给我看病的张医生一向对我很关心、很和气。他仔细向我老伴介绍病情，反复说明我的病是前列腺炎症，不是癌症，让家属放心。其情可感。不过，我们见面那一笑也引起了别人注意，甚至传到了唐棣华的单位。据她说，后来她单位的造反派还曾追问：你们笑什么？有什么名堂？
我3月10日出院，监护地点转移到玉渊潭一带，在那里北边八里庄附近，地名叫唐家庄。我们住处坐落在一个小山坡上，不知是什么单位的房子。在这里被监护者每人住一间小屋，相互隔离。
送我来京的秘书等二人已经返回山西。我就此单独关押，过着失去276自由的孤独日子。开始，在我门外放哨的战士还和我说说话。这个战士是冀鲁豫人，我告诉他，我在冀鲁豫打过游击等等，我们不时谈谈天。不久他就被调走了。新来的哨兵大约是受到了告诫，不进屋门，也不和我说话，只从门上的小孔里，时时窥视。
我的住房只有9平方米，除一张板床外，只有一个小桌，一只小凳；此外一无所有，再有也放不下。这时山西那边我的秘书把我定的报纸参考资料等按我的要求寄到这里，家里知我在卫戍区，也通过专案组送些衣服、食物和书籍来。马列主义和毛泽东著作当然是允许读的。有了书报，我的日子就好过多了。虽然房间很小，我仍坚持每天散步、走动的习惯，尽可能保持健康。
我又写了一首诗纪事。
七律（纪实）无端入狱亦寻常，且把牢房作学房。
日习楷书百余字，细研经典两三章。
粗粮淡菜情偏好，板床薄褥睡也香。
尚有闲情觅闲趣，斗居旋转乐洋洋。
这年3月仍然很冷，屋子没有暖气，叫我们自己生炉子。煤的质量不好，里面有许多烧不着的煤矸石，又要我们自己选煤。这对会烧炉子的人不是难事，但我不会生炉子，因我的家乡冬天是不烧煤火的，即使有煤炭我家也烧不起。所以我经常烧得满屋是烟，在乌烟瘴气中过日子。
4月仲春，看见窗外一株观赏桃树上开满了桃花，花红似火，277灿若云霞，但不久即为狂风所袭，零落不堪。有感而作词一首：
桃花（调寄蝶恋花）满树桃花红烂漫，一阵狂飙，吹掉一大半。落地残红何足羡，且待来年看新瓣。
人间变化千千万，升降起落，犹如急流泛。天翻地覆大转换，英雄转瞬成坏蛋。
1967年4、5月间，专案组找我谈话，要我写自传，要从小到老写出一分简要而全面的材料，而且限期两天写完。我说：不行，最少要给我四五天到二个星期，否则我写不出。他们放宽期限。结果我到6月份才写出了一万多字的简历。6月底、7月初召开了我们的斗争会，我和有关的同案人才得以见面。被斗的人中，彭德怀年纪最大，我很担心他吃不消，常常抬起头来看望他，这时造反派监视人员就狠狠地把我的头压下去。如此三番五次，他们就骂我不老实。
我一共被斗过20次左右，比起彭德怀来算是少的。三个总部、空军、海军、各兵种、各军事院校、国防科委等重要军事机关，都轮流斗过我们。开斗争会时都是以彭德怀为主，他站在中间，我和谭政站在他的两边，张爱萍、杨勇又站在我们的旁边；还有王尚荣、肖向荣、刘志坚、刘震、吴克华、雷英夫、李聚奎、饶正锡等十余人有时也在场陪斗，廖汉生、苏振华也可能在内，不过我记不清楚了，因为一则不准我们东张西望，二则除我们几个主要斗争对象外，其他陪278斗人员常有变化。彭德怀名气大，除军队外，还被地方上拉去斗争。
北航、北师大等大专院校以及地方上其他机关也来揪斗他。军队开的斗争会，从不动手打人。听说彭总挨过打，那大概是在外单位发生的事。
一连串斗争会开过了。9月，天已届秋，在押的人开始能够出来放风、见面。这时我才知道彭德怀、彭真、谭政、罗瑞卿、郑天翔、赵凡、林枫、徐冰、叶子龙、吴自立等人都和我关在一个地方，不过放风时大家不准说话，至多彼此看看，用眼色打个招呼而已。有一次我碰见彭总在散步，左右监视比较松懈，忍不住悄悄问他：天气已很冷了，你为何不穿棉鞋？彭总说：棉鞋带来了，是我没穿。又说：
别说话了，免得麻烦。我知道彭总的处境比我们这些人都困难得多，他性格又那么刚烈，忍受这些侮辱折磨更加不易。我虽极想多知道一点他的情况，但怕给他添是非，也只好闭口不问了。
从8月起，又重新对我们进行审查。审查者先是在我的自传中找矛盾，让我一件件事写书面交代。有些问题卡住了就进行调查。
我的专案组为了弄清情况，曾跑到我湖南老家两次。凡是我经过、到过的地方，认为能找、能查的都要处处跑到、一一调查。这样一直到1968年3月，一共审查了8个月。在1968年1－3月中常常有人来审问，3月里追查得特别紧。他们着重查我的入党问题，逼我承认我是假党员。这真令人哭笑不得。我在党领导下参加武装斗争，出生入死，已经超过40年，怎么会是“假”党员呢？审查组的理由是：我入党时，能证明我是党员的同志，都在年代久远的残酷斗争中牺牲了，只有一个介绍人活着，而这个人却说：不记得他介绍我入党。此人确实是当时湖南第三师范学生运动的负责人之一。但因我入党情况较为特殊，是和另一位同志先与特委接头，得到同意后，再请第三师范的同志担任介绍人的。我入党时和我们谈话的同志是由特委派来的，入党后又由特委和我们直接联系，所以和第三279师范的介绍人反而没有多少接触，也没有在学校过组织生活。他们忘记了，也不足为怪。但根据这一点判断我为假党员，可就真是不通事理了。专案组不管我说明的情况，在3月对我搞起“逼、供、信”，甚至采取车轮战法，通宵达旦，不许我休息，大有非逼我承认是假党员不罢休之势。有时甚至采取打、骂、侮辱等手段。
这一段通常总是十几个人围攻。有一天，忽然来了二十多个人，威风凛凛地摆出要打人的架式。先由两个人抓住我膀子，使我动不得，只能任他们摆布。我见情况不妙，不愿受辱，就使劲挣脱出一只手，抓住桌上的茶杯狠砸自己的头，砸得头上鲜血直喷，人马上休克了。他们没有料到会出现这种情况，只好偃旗息鼓而去。管理人员请医生来给我包扎了伤口，又让我休息了一天。我醒来后，神智仍很清楚，于是给林彪写信反映情况。我说：我入党四十余年，历史长得很，要找碴，可找之处甚多。他们根本不懂历史，不懂旧社会，不能理解我们的路是如何走过来的，一味瞎纠缠地搞下去，搞到我八十岁也搞不完。这种逼供办法，势必逼得人乱说，牵累许多无辜者。这个教训，历史上已经有不少。因主席事忙，只好写信给你，请考虑一下。这封信我请傅崇碧转交。后来知道林彪收到此信。
大约3月17日晚上，他们见我伤势已无大碍，就重整旗鼓，又来围攻，整整逼了我24个小时，仍无所得。我已精疲力竭，不能保持冷静了。恰在此时一个装腔作势的家伙骂我：你这混进党内的反革命，这么顽固！我大怒，火了，破口而出地回骂他：你他妈的懂个屁！这一下，他们几十个人哄起来：好呵！你骂人，气焰那么嚣张，真是“现行反革命”。我想：他们可以换班，我可必须争取休息，留点精神来对付他们。就说：好吧，我骂了你，你是革命造反派，骂你就是骂革命造反派，就算是“反革命”吧。他们听了这句话，觉得取得了初步胜利，这才罢手回去。
第二天我休息了一整天。第三天他们又来搞逼问“假党员”问280题，准备仍用上次的方法来达到目的。但我这时已想好了对策，不等他们开口，就不慌不忙地说：你们别急。我要发表声明。从你们开始对我逼供的那一天起，凡所有你们逼我写的检查材料、交代和讲话中被迫说的话，我现在宣布一律无效。今后，你们逼我再讲、再写的东西，也同样一概无效。特此当着你们大家，郑重声明。
他们又感到出乎意料，就改为追问我：为什么写信给林彪，不经过他们。我说：经过你们，这信就转不到了，我对你们有意见，写信给你们的上级领导，为什么一定要经过你们？这一次他们没有再搞逼供。
从此他们的态度有所改变，再搞“提审”、“批斗”时方式平和多了。那些彪形大汉的打手不再来了，对我改用说教、劝供方式。连续劝说了一个星期以后，他们问我：你听进去了没有？我说：有那么一两句我听进去了。你们王组长说：你是因为参加革命，才得到党和国家的任用，担任了重要职务。这句话说得对，我听进去了。其余的话，你们全白说了，我一句也没听进去。
我和彭德怀专案组都属“二办”领导。大约在3月24日左右，原主持“二办”工作的杨成武也出了问题。什么问题，怎么出的问题，我没法知道，只知道杨成武也垮了。这件事使那些起劲搞逼供的造反分子们大受影响。也许是看到了人事变化的无常吧，他们的劲头变小了，连诱供也不那么卖劲了。
以后就让我写详细的自传。我感到经过了这几个月以后，专案组的人头脑已经冷静了一些；可以听得一些道理，不至于一看到点什么问题，就大惊小怪，乱搞一气了。于是就在这次自传中，写了上次没写的一件事。这就是在大革命失败后因生活无着，迫不得已通过同乡介绍到康泽所管的一个单位中当图书管理员的一段经历。
其实这段时间很短，我过去也早就和彭德怀、滕代远等谈过。
这一次专案组比较讲理，懂得要重调查、不重逼供。他们派了281人出去找康泽、郑洞国进行调查。康泽那时是国民党陆军第二师政治训练处主任，郑洞国则是二师的一个旅长。我在那里的图书室，当过几个月管理员的事，他们不但说不知道，而且连名字也不记得。调查人员左调查、右调查，查了好久也查不出什么来，没有人还记得这件事。但我认为，虽然我过去向彭、滕正式交代过这件事，滕还作过调查；但已年代久远，战争时期也未必有档案留存，现在既写自传，就也应把这一段写明白。
1968年8月，大约是26日左右，我们又被转移到公主坟南边、某个部队驻地的平房里。我只知道彭德怀、罗瑞卿、谭政、王尚荣和我在一起。这里把原有的厕所、洗澡间都封闭了，在室外偏僻处，挖了一个大坑当厕所。冬天夜晚零下十几度时，也得到外面去上厕所；下雨、下雪都无遮无庇。
此外，在搬家时我写的那首“桃花”词被人发现。看守冬员说我讥讽时事，追查所指何人何事。于是我所有的笔、墨、纸张均被没收，我为此挨了斗，并且还要写交代。要写就写，我写道：我于1967年5月至12月间，填了一首《蝶恋花》词，题名是“桃花”。这首词表达了我在这个时期里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和心情。这样的检讨当然无法令人满意，但他们也没有再就此作出多少文章。这首词和所写的交代的原文却居然因此而保留了下来。
这一段时间里，我的家庭忽然完全断绝了音讯；1968年秋冬之际，在北京唯一和我有联系的老伴唐棣华随所在单位下放到河南信阳农村的干校去了。她临走以前给我送了一包衣服、用品和食物，并附一封信请专案组转交给我，说明：孩子们有的去农场劳动，有的下乡插队，她自己马上要去干校，以后不能再给我写信送东西了，让我自己注意保重身体。不知为什么，这封信竟然没有交给我。
长久得不到家人的音讯，使我莫名其妙，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变故，不由得担起心来。
282此外，我在押的时间已久，进行强烈对抗的阶段已经过去。我的情绪似乎也由当时的高度亢奋转为低沉。这时期又作了两首词，无纸笔记录，就记在脑子里。其中有“卧床时听蝉声鸣／彻夜不眠辗转到天明”、“分飞小雏今何在”、“老病手足（指我的哥哥）入梦来”
等字句，表达了一种孤苦凄凉的心境和殷切的思亲之情。
1970年还是照样坐班房。冬天冷得很，室内结冰，手臂疼痛。我采取了自我疗法，用强力按摩痛处，倒也颇为有效。以后我就经常进行自我按摩。后来我解除监护后，见了一些老同志，就向他们推荐我这自我按摩法，可惜肯照办的人不多。但我一直保留这个自我治疗的习惯。
这个时期，我经常因为监管人员的蛮横态度和无理干涉而和他们争执。有一次我又和哨兵吵起来，吵得管理人员来了好几个。他们对我早就不满了。其中有一个人指着我说：你别这么猖狂！你知道你现在是什么身份吗？我说：我当然知道，我是马列主义者，是无产阶级革命家。他们气极了，有人动手打我，我也和他们对打。但他们到底不能真把我打伤、打死，也有些无奈，以后便不再和我为难。此后再也没有发生打架的事。
我一辈子处事、待人、做工作都比较温和谨慎，从来没有这样“泼辣”过。过去我在新四军任三师师长时，见过经济理论家孙冶方同志，他后来说当时对我的印象是有“儒将”风度。“儒”字我不敢当，我读书不多，对马列主义重在领会精神实质，并未系统地读；其他亦未学有专长。这话只是说明我给人的印象是比较温文、讲理的。但是，面对不讲理的人，我也绝不“温、良、恭、俭、让”。那时我是囚徒，又年老体弱，反抗的力量和方式都很有限，但我毕竟表达了我反抗的意志，有时也多少有点效果。
我在1970年接到家中讯息，恢复了和家属的联系，最难过的日子似乎已熬了过去。1971年9月13日，林彪叛国事件发生后，283监管人员态度大大改变。厕所、洗澡间都开放给我们使用，暖气也好了一些，但我们当时却不知道原因。我因患感冒，咳得很厉害，发高烧不退，住进医院。在医院和哨兵谈话，才知道发生了林彪叛国大变。
1972年1月，我从广播中得知陈毅元帅去世的消息。陈毅和朱老总当年曾带动我们在湘南起义，起义失败、上井冈山改编后，陈毅是直接领导我的师长。抗日战争时期我从八路军调到新四军时，他又是直接领导我的军长。多年的老上级、老战友辞世，论公谊、论私交，我心中的难过是无可形容的。但我连去追悼他的资格也没有，只有心中默哀而已。后来又听说刘少奇、贺龙、陶铸等也都在“文革”期间去世，但详情一无所知。刘主席、贺元帅是我尊重的上级领导，陶铸和我还是谈得来的朋友。他们莫名其故地死去，令我悲伤不已。
1972年2月，我病稍好，出院回监。那时，我们同被监护的一批人已又迁移到政治干校。我出院后也搬了过去，陪我同去的连长态度较好。到干校后，管理制度未变，生活却有所改善。这里有一个天井，被监护的人可以分别时间到那里散步。住房有20平方米左右，有点余地可以走动。此外，这里是楼房，设有卫生间，厕所和洗澡设备齐全，日子好过多了。彭总、谭政就住在我隔壁，还不时听见李井泉向管理人员发脾气的声音。班禅后来告诉我，他住得也离我不远。其他同监者多半不在这里，听说彭真已和我们分开，万里则已经出狱，解除监护了。这是个好消息。
这以后不久就准许家属探视。一年可以见两次，特殊情况还可以提出申请，经批准见面。探视办法是：由专案组把时间通知家属，届时先把我送到部队驻地，在会议室等候。然后由他们用车把家属接来。大家围着一个长桌坐下，门口另设一套小桌椅，有监护人员坐在那里旁听。我记得第一次是我老伴带着我两个女儿和小儿子284来的，但也记不太清楚了。大女儿已经结了婚，1973年生了一个小外孙女，有一次还带了小家伙来。小孩刚出生不久，包在小被里，就放在那长桌上睡觉。我们除谈谈家庭生活情况外，主要是谈社会经济情况，这是我最关心的一个问题。我每天看报特别留心这个方面，而且还认真地辨别真伪。可惜家里人对此知识甚少，而且接触面也小，了解情况不多。
一般探视时间约两小时。会见结束后由专案组先送家属回去，然后我再回监护所。尽管有些话不便畅谈，但这已是隔离监护后的优待。我从谈话中得知：1970年我老伴唐棣华所在的干校盛传我已死亡，她无意中得知此事，半信半疑，乃写信给周总理，说我长女要结婚，想从山西取一点我的东西。总理批示将信转给我，并说东西可以给家属，令我写信给山西。这样我才在隔绝两年后得到家属的消息，而家属也得知我并未死亡。到此时能见面探视，我心里自是更为安定。
只是还得写检讨，实在没得写，也得东拉西扯地敷衍一下。好在专案组如今似乎也是在应付差使，对我这种作法并不苛求。审讯者曾逼我揭发刘少奇、彭真、杨尚昆等同志的问题，我都实实在在地说真心话，不作违心之言。他们知道我在新四军时曾受过少奇的严厉批评，想利用矛盾让我揭发他。我说：我和刘少奇因工作中意见不同有过争论，这在革命队伍中是常事。我不知道、也不认为刘有叛党的行为，不能瞎说。我和彭真只是有一次有过不同意见，更算不得个事；别的我都不知道。杨尚昆在三军团当政委，是我的上级领导。我这人意见多，愿找他反映我的想法。他一贯尊重党中央、毛主席，我不知道他有什么问题。林彪叛国后，他们也要我揭发、表态。我仍然实事求是地说：我过去对林彪印象不错，觉得他很能打仗，也能听取和采纳他认为正确的建议。这次，他叛党叛国出逃，自己否定了自己，用不着我说什么了。
285到了1973－1974年间，对我们的管制更加放松，问也不大问了。1974年我又因病住院，得知彭总也住在这个医院里。但因两人都在监护之中，仍是不通消息。我病房外设有一屏风，屏后坐一值班军人进行监管，想来彭总亦必如此。彭总因癌症逝世，我虽同在一个医院，竟完全不知情。后来才得知此事，又听说他死时，因癌症巨痛，把被头都咬烂了。一代英雄，如此萧然辞世！虽说死生是常事，苦乐也是常情，但彭德怀这样死，实在不能不令人为之痛惜。再见的希望成为泡影，长与故人生死别矣。
1974－1975年，周总理病了，病情逐渐加重。“四人帮”制造混乱，总理不得不一一处理善后，忧心忡忡，到处奔忙，心力交瘁。“四人帮”幸灾乐祸，以为总理病重，他们可以取而代之，没想到毛主席选择了邓小平来接替总理，特别提出：小平同志“人才难得，政治思想强”九个字的评语，在干部中进行传达。除“四人帮”及其死党外，听传达者无不欢欣鼓舞。
1975年1月，我前列腺炎又急性发作，尿道完全堵塞，疼得满地打滚。专案组急送我到301医院，不知何故医院这次竟不肯收。
我只得写信给家属，家属又赶紧写信给小平同志，小平马上批示下来，我才得以住进301医院治疗。住院一个时期后，病情逐渐好转。
唐棣华又给小平同志写报告，请求准许我解除监护；如果不行，也望能保外就医。
到这年夏天，专案组王组长来和我商量，说他们写了一个材料，我签字后，经向上报告就能解除监护。
因我仍有不同意见，反复争论，拖了很久。后来我的老伴极力劝我，说：这个材料其实与庐山会议的结论无大区别，你将来如能解除庐山的冤案，一些附加的罪名不辩自消。我勉强同意签了字。
王组长如释重负，看来专案组也早就想丢掉我这个包袱了。他宣布：中央决定给我解除监护，仍让我回山西任副省长。我出了医院，286在招待所住了几天，就又回山西去了。
1975年秋，我刚到太原时，省委还有让我参加工作之意，说是先住几天宾馆，等安排好住房，即迁往省领导大院宿舍。但不几天就变了，说我身体不好，还需休养，市内不宜居住，要我搬到晋祠去。晋祠招待所像个公园，最适于疗养。这实际上是不让我参加工作，我知道他们必有难言的苦衷，当然服从决定。
原来此时情况又发生了变化。
自从邓小平代替总理执政以后，全国人民都对他寄予厚望。他大刀阔斧地抓工作，各条战线都开始出现了生机勃勃的气象。形势对“四人帮”一伙十分不利。于是他们极力攻击小平同志，利用主席在听人读《水浒传》时说过的一些话，把“投降派”的帽子扣到邓小平头上，说他向党内“走资派”投降，像宋江驾空晁盖一样，驾空了毛主席，等等……主席批宋江的话曾在一定范围内传达。接着就开展了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小平又一次被整下台。主席指定华国锋为代总理，这时，我虽在野，但已撤消监护，有不少人来看我，既有老同志，也有年轻人，使我能听到很多消息和情况。对时局比以前明白得多。
1976年1月8日，周总理病逝，举国痛悼。送葬之日广大群众表示了深切的悲痛。从3月下旬开始到4月清明节，各方群众自发地来到天安门广场，追悼周总理。人们登上纪念碑，朗诵诗歌，发表讲演。一面追悼周总理，一面揭露“四人帮”，也表现出对毛主席任用“四人帮”的不满，同时表达了对邓小平的拥护和期望。人心向背，极为分明。刚过清明节，“四人帮”便连夜遣人驱散守护在场的群众，并撤除了全部花圈、挽联、悼词、诗歌。我虽僻处晋祠，也能不断地听到消息。我既为群众的觉悟感到高兴，也为毛主席、为党的过失和今后可能遇到的问题而忧虑、而难过。毛主席一辈子讲联系287实际、联系群众，现在在这事上却如此失了民心，实在不仅是他个人的悲剧。
1976年是一个不幸的年头，继总理逝世后，朱总司令于7月6日也去世了。朱总司令是我党建军的元勋。他虽然年事已高，但身体一向健康，我曾以为他必定能活过百岁。不想他甚至未能度过1976年。
接着，7月28日发生了唐山大地震。
1976年9月9日，毛主席逝世。一代伟人，从此与世长辞。他去世前决定：由华国锋做他的接班人。“四人帮”的野心又一次被主席所打破。主席晚年日子并不好过。他自己说：他一辈子干了两件大事。一件是推翻三座大山，建立新中国，这已经胜利地完成了。另一件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件事还没办完，结果如何，尚未可知。他的语气已经不那么信心十足了。
毛主席发动的这场“文化大革命”成了我党我国的大灾难。50年代后期他虽然也犯了错误，但还能够在党中央及全党同志的努力下较快地匡救过来。但这一次毛主席却力不从心了。过去群众运动搞过了头，还能够调整方向、克服困难，主要依靠我们的强大的党组织。而“文化大革命’，却恰恰破坏、摧毁了我们党的组织力量。“四人帮”一伙败事有余，成事不足，根本不能依靠。毛主席陷入了他自己制造的矛盾之中。
毛主席去世，我深深地感到难过。虽然我自庐山会议以来一直蒙冤，但我们这代人对他的感情是超越一切个人恩怨的。他是中国最早的马列主义者之一，他为创立中国共产党和人民的军队，为建立社会主义的新中国献出了自己的一切。他成功了，成了党和国家的领袖，全民爱戴的英雄。
不幸的是，主席晚年在急于建设社会主义和保卫社会主义的主观愿望驱使下，犯了一个又一个的错误。但不管他晚年的失误有288多么严重，后人还可以用大力量和长时间来补救。而主席已建立的功绩，则是无人可代替的。何况毛泽东系统地总结了中国革命的经验，是创造性地把马列主义理论联系中国实际的典范。马列主义的经典著作我们理解起来比较困难，而毛主席的著作则在理论上深入浅出，对指导我们的革命实践有极其重大的意义。毛泽东的思想和著作，永远是我党、我国的宝贵财富。当然，毛主席的思想认识也有其时代的局限性。毛已发挥了他的巨大作用，完成了他的历史任务。对新的时代、新的实践和新的探索，我们不能要求他能预见和解决。我们对毛主席在历史上的地位、作用和他的思想、著作，应有公正的评价，这才符合历史的真实，有利于下一代人的成长。
毛主席去世以后，中央在叶帅等老同志的主持下，与华国锋等议定采取紧急措施，一举逮捕了“四人帮”，一时人心大快。“四人帮”为祸十年，终于走到了末路。
1978年12月，党中央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邓小平同志重新主持中央工作。我可算是十分幸运，居然历尽劫难，看到党和国家的历史揭开了新的篇章。
289后记黄克诚在逝世前几年中对他自己的一生经历作了详细回忆，当时他双目已近失明，因此由克诚讲述，我和孩子们忠实地记录整理。文内所述之事，都是黄克诚自己说的，因此人民出版社选用《黄克诚自述》作为书名，很是得体。我作为和克诚风雨同舟半个世纪的伴侣，对人民出版社出版此书并定此书名，我和孩子们深表感谢。
唐棣华1994年5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