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名臣张居正也进了内阁，但他当时还是一个“小字辈”，无论是他的老师徐阶，还是好友高拱，都比他资格老，他也只能先站在一旁静观内阁的混斗。
原来，在嘉靖帝死后，首辅徐阶私下草拟了一份遗诏，然后颁布，事先并未与高拱等阁臣商议。这份遗诏纠正了嘉靖时期的一些弊政，因而获得了朝野的称誉。但是，高拱原来是隆庆皇帝的藩邸旧臣，与皇帝关系密切，所以，他乘机攻击徐阶“大不敬”，竟然诽谤先帝，应当治罪。
当时，徐阶与高拱各自指使言官，相互攻击。最后，隆庆心烦意乱，就来了一个“各打五十大板”，先命高拱致仕，后命徐阶退休，让内阁大学士李春芳继任首辅。
不过，高拱毕竟是隆庆的老师，所以皇帝很快就将他召回，再次进入内阁。这时，内阁首辅是李春芳，他非常平庸，只想保住自己的位子，不思进取。就是这样，他还是遭到高拱的排挤，被迫下台，由高拱继任。
隆庆在位期间，忙于修建宫苑，整日在后宫游玩享乐，朝廷政事大多交由内阁处理，所以内阁的地位越发重要了。与张居正一样，高拱也是一位能臣，北方鞑靼的边患就是在他手里得到解决的。高拱这个人性格比较急躁，喜欢专权，不愿与别人分享权力，所以，他与张居正的政治观点虽然比较接近，但两个人很快就出现了矛盾，高拱对张居正不太放心，张居正也时刻在盯着高拱的位置。
隆庆六年（1572年），隆庆驾崩，年仅10岁的小皇帝万历登基。临死前，隆庆指定内阁大学士高拱、张居正、高仪为“顾命大臣”，负责辅政。
不过，问题并没有这么简单。原来，自从明成祖以后，太监的势力很大，特别是司礼监可以“批红”，借着皇帝的朱笔，其权力可以无限扩大，司礼监的掌印太监素来有“内相”之称。隆庆死后，小皇帝年幼，在陈太后和万历帝的生母李贵妃的支持下，太监冯保假托隆庆的遗诏，升任司礼监掌印太监，并兼管东厂。
对此，高拱很不高兴，便策动言官弹劾冯保。在他的眼里，冯保只不过是一个“小”太监，是根本斗不过自己这个内阁首辅的。可是，“得意忘形”的高拱忘记了两点：一是皇帝年幼，在皇宫里实际上是陈太后和李贵妃当家，而冯保既然能够升任掌印太监，必然得到了她们的支持；二是“打狗还得看主人”，小皇帝万历年幼，又刚刚登基，高拱就弹劾他身旁的冯保，未免有点过分。
这时，高拱弹劾冯保，十之八九是要碰个“头破血流”的。但是，高拱是一头“犟驴子”，竟然这样做了，最后也只好灰溜溜地下台。在这场斗争中，张居正表面上保持中立，实际上他是支持冯保的，所以，高拱一下台，他就立即升任首辅。随后，张居正秉政10年，成为有明朝权力最大的内阁首辅。 权力斗争的“牺牲品”：“刀下鬼”夏言
自从宰相出现后，这个职务往往是由好几个人来担任：在秦朝及汉朝初年，是设立左、右两位丞相；隋唐时，尚书、中书、门下三省长官都是宰相；宋朝在宰相之外另设“参知政事”，作为“副相”；明朝时，内阁里有好几位大学士；清朝也有好几位军机大臣。总之，宰相是作为一个集体存在的。
不过，宰相既然不只一个人，就存在一个谁的权力大谁的权力小的问题。例如，明代的内阁掌“票拟”——起草谕旨，但负责票拟的只是首辅，其他大学士只是“参论而已”。于是，为了争夺这个首席宰相（首辅）的地位，宰相们往往是明争暗斗，互相倾轧，不少宰相就在这种权力斗争中被赶下台，甚至丢掉了性命。
夏言（1482～1548年），字公谨，号桂州，江西贵溪人。嘉靖二年（1523年），夏言以兵科给事中的身份出按皇庄，力主归还被侵占的民田，禁止勋戚受献庄田，受到皇帝的赞许，升任吏科都给事中、礼部右侍郎、礼部尚书。嘉靖十五年（1536年），又加少保、少傅、太子少师，以礼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进入内阁。嘉靖十七年（1538年）升任内阁首辅。
纵观夏言的仕途，真是“一帆风顺”。最后，他竟然做到了首辅，真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好不得意。可是，好景不长，他很快就遇到了一位“劲敌”，就是他的江西老乡严嵩。
原来，严嵩的地位和声望都低于夏言，靠着巴结夏言，才逐渐受到重用。在夏言升任内阁首辅后，严嵩便接替他做了礼部尚书。但是，官欲熏心的严蒿并不满足，又盯住了“内阁首辅”的宝座。这时，在严嵩的眼里，夏言已经不再是他的“靠山”，反而成了他继续向上爬的“绊脚石”；而且，夏言恃才傲物，严嵩呈送的文稿经常被他改得一塌糊涂，有时干脆打回去让他重写。所以，严嵩对夏言真是又恨又怕，经常在暗地里咬牙切齿。
夏言为人正派，颇有才干，而且在朝廷里很有威望，因而深得皇帝的宠信。严嵩知道，夏言是一颗大树，想一斧子砍倒是不可能的。于是，他就采用“绵里藏针”的手法对付夏言：一方面，对夏言阳奉阴违，非常谦恭、和顺；另一方面，抓住夏言的弱点，为打倒夏言做准备。
当然，要扳倒夏言，主要还取决于嘉靖的态度。所以，严嵩就拼命在嘉靖的身上“下工夫”，投其所好，百般逢迎。嘉靖十八年（1539年），京城上空彩云满天，道士们都说这是五彩祥云，大吉大利。这时，严嵩便发挥自己“笔杆子”的长处，绞尽脑汁，写出了一篇《庆云赋》，呈献给皇帝。嘉靖看后，连连击节叫好，严嵩大受鼓舞。不久，他又趁热打铁，呈献了一篇《大礼告成颂》，嘉靖读后爱不释手。从此，他对严嵩另眼相看，宠眷日深。
当时，嘉靖信奉道教，便命人制作了5顶道士戴的沉水香叶冠，分别赐给夏言、严嵩等人。为了讨好皇帝，严嵩每次入朝时，都戴上香叶冠，还在冠上加罩轻纱，以示虔诚，嘉靖当然是满心欢喜。
相比之下，夏言认为香叶冠不是正式朝服，不适合朝臣穿戴，所以他从来不肯戴。嘉靖见了，心里当然不快活，就把对夏言的恩宠逐渐转移到严嵩的身上。
经过一段时间，严嵩见时机已经成熟，就公开向夏言发起攻势。这一天，嘉靖单独召见严嵩，并问起他与夏言之间的关系。机会难得，严嵩便立刻跪倒在嘉靖的脚下，全身颤抖，痛哭不已。见一个已经六十多岁的老头子竟然哭得如此伤心，嘉靖认为他一定是受了莫大的委屈，越发动了恻隐之心。严嵩这才哭诉起来，无中生有地将夏言诋毁一番。这场戏演得非常成功，嘉靖开始讨厌夏言。
过了几天，出现了一次日全蚀。这时，严嵩又趁机陷害夏言，说夏言罪孽深重，已经得罪了上天。嘉靖本来就很迷信，经过严嵩这么一挑拨，便于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打发夏言回老家。
夏言走后，严嵩去掉了一块心病，也搬掉了自己仕途上的一块“绊脚石”，乘机夺得了“第一把金交椅”——内阁首辅。从此，严嵩便肆无忌惮，开始为所欲为起来。
时间一长，嘉靖对他心生不满，又想起夏言的好处来。于是，嘉靖二十四年（1545年），他又下诏，将夏言召回，并官复原职。
夏言的卷土重来，对严嵩可是一个极大的打击。眼看着已经“煮熟的鸭子”——内阁首辅又被夏言夺走，严嵩当然是非常眼红。夏言复出后，也认清了严嵩的小人本性，对他十分鄙夷，处处打击他，毫不姑息。
“官大一级压死人”！这时，严嵩的心里直叫苦，牙齿咬得嘎嘎响，表面上他仍与夏言笑语周旋，暗地里则是诅咒发誓，一定要报仇雪恨。所以，他多方窥测，打定主意要将夏言置于死地，让他永世不得超生！
时隔不久，机会真的来了。嘉靖二十五年（1547年），鞑靼首领俺答大举进犯，并深入到三原、泾阳等地。陕西总督曾铣知道后，义愤填膺，决心要好好教训一下俺答，便向朝廷建议：发兵夺回河套地区这一战略要地。
对此，夏言认为：收复河套，可以永绝边患，就一方面与曾铣书信往来，商讨收复河套的计划，另一方面多次向皇帝举荐曾铣。起初，嘉靖也觉得收复河套是一件好事。可是，没多久，他又犹豫了，生怕轻启边衅，不好收拾残局。
严嵩知道后，认为这是陷害夏言的大好机会，便四处活动。首先，他买通了皇帝身边的一些太监，让他们不断吹冷风，说收复河套太冒险，会招来战祸。同时，他又使出了最卑鄙的一招，就是勾结边将仇蛮，让他上书污蔑夏言，说他收受了曾铣的贿赂。
所以，嘉靖就逐渐改变了态度，开始倾向严嵩。得到皇帝的支持，严嵩便有恃无恐，公开向夏言进攻。夏言当然不肯让步，两人便相互攻击，有时甚至当着皇帝的面争吵不休。昏庸的嘉靖哪能明辨是非？最后，他也不问是非曲直，于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再次把夏言革职，赶回江西老家。
赶走夏言后，严嵩又“得寸进尺”，想把夏言害死。对于嘉靖，严嵩非常了解，知道他骄傲自负，喜欢护短，又易怒好杀。于是，严嵩便唆使爪牙放出谣言：夏言离京时愤愤不平，口出怨言，说皇上出尔反尔。这一招果然奏效，嘉靖恼羞成怒，对夏言恨之入骨。
天下的事，有时真是“无巧不成书”！这时，俺答率军南下，侵扰宣化，严嵩乘机大进谗言：因为夏言、曾铣提议收复河套，激怒了俺答，这才率兵前来报复，嘉靖就更加相信夏言是“别有用心”，而严嵩是“忠心耿耿”。最后，嘉靖下旨，将夏言、曾铣斩首示众，其他曾经支持收复河套的官员也都受到了处分，杀的杀，罚的罚，贬的贬。就这样，利用“河套事件”，严嵩不顾国家大计，巧施毒计，陷害无辜，终于达到了铲除政敌夏言的卑鄙目的。
为了一己之私，严嵩竟然不惜以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为代价，可见，严嵩的用心是多么恶毒，他的手段是多么卑鄙，他的灵魂是多么可耻，已经达到了“丧尽天良”的地步！
至于冤死的夏言，表面上死在政敌严嵩之手，实际上是得罪了嘉靖皇帝，所以他也是专制皇权的“牺牲品”！ 权力斗争的“牺牲品”：严嵩的倒台
俗话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风水轮流转，过了十几年，也该轮到严嵩倒霉了。
在嘉靖年间，严嵩可是有名的大奸臣，他把持朝政多年，作恶多端。不过，在他得势时，要将这个“炙手可热”的大人物扳倒，却并非易事，因为有嘉靖皇帝为他撑腰。
自从进士及第以后，严嵩就一直官运亨通，从翰林院、国子监这些“清水衙门”做起，一直爬到内阁首辅的高位，前后把持朝政达20年之久。当时，嘉靖笃信道教，在宫中潜心修炼，根本无心治理国家。后来，海瑞曾在《治安疏》里批评他：“二十余年不视朝，纲纪弛矣”。
像嘉靖这样一位“懒皇帝”，当然需要一个既能够投其所好，又能让他放心的内阁首辅，来替他处理朝廷政务，而严嵩正是这样一个人物。为了讨好皇帝，他经常代嘉靖起草一些具有浓厚宗教色彩的“青词”。以严嵩的才华，他写的“青词”旁人自然难以“望其项背”，因而深得皇帝的欢心，严嵩也因此博得了一个“青词宰相”的美名。
所以，嘉靖和严嵩这一君一相之间的关系倒是非常和谐，“如鱼得水”。于是，严嵩以皇帝为“靠山”，和儿子严世蕃一起结党营私，贪赃枉法，无恶不作，一时间把个朝廷搞得乌烟瘴气。
不过，一些刚直不阿的官员，仍然不畏权势，不断上疏弹劾严氏父子。可是，严嵩仗着嘉靖的宠信，这些人不是被充军，便是被杀头。
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刑部员外郎杨继盛挺身而出，上疏弹劾严嵩十大罪状：破坏祖宗之成法、窃人主之大权、掩君上之治功、纵奸子之僭窃、冒朝廷之军功、引悖逆之奸臣、误国家之军机、专黜陟之大柄、失天下之人心、坏天下之风俗。此外，他还指责严嵩豢养“五奸”：皇帝的左右都是严嵩的间谍，皇帝的爪牙都是严的党羽，皇帝的耳目都是严的奴仆，朝廷的言官都是严的鹰犬，群臣都是严的心腹。
这份奏疏直指要害，言辞也非常尖锐。如果认真追究起来，其中任何一条罪状都可以置严嵩于死地。但是，在嘉靖依然宠信严嵩的情况下，弹劾严嵩的胜算几乎等于零。何况，杨继盛这个人“书生气”太盛，竟然在奏疏里批评皇帝“甘受嵩欺”，“堕于术中而不觉”，还要求皇帝的两个儿子——裕王和景王也站出来揭发严嵩。
所以，“老奸巨猾”的严嵩立即亲自出马，在皇帝面前指责杨继盛挑拨皇帝与裕王、景王的父子关系。嘉靖大怒，下了一道圣旨：
“这厮因谪官怀怨，摭拾浮言，恣肆渎奏。本内引二王为词，是何主意？着锦衣卫拿送镇抚司，好生打着究问明白来说!”
杨继盛被关进锦衣卫后，遭受种种非人的酷刑，要他交代幕后主使人。不过，杨继盛一身正气，拒不“认罪”。在临刑前，他十分坦然，赋诗明志：
“浩气还太虚，丹心照万古。生前未了事，留与后人补。”
真是迂腐啊！一直到死，杨继盛还向皇上表明自己的“赤胆忠心”，没有丝毫的怨言，而“皇帝陛下”却视他如草芥，竟然认为他是因为贬官而心怀怨恨，才诬陷“忠臣”严嵩。这既是杨继盛的悲剧，也是许多中国文人的悲剧（竟然寄希望于嘉靖，也未免太傻了），也是皇权专制时代的悲剧！
对于杨继盛这样的“傻瓜”，严嵩当然不怕，因为他们不讲究政治策略，只能是死路一条！不过，严嵩也并非没有遇到“真正的对手”，而这个对手就潜伏在他的身边——内阁次辅徐阶。论起来，徐阶早年还曾受到夏言的提拔，所以一直与严嵩有矛盾，但他也知道严嵩不是那么好对付的，只好苦苦地等待机会，并坚信这一天肯定会到来！
转机终于出现了。嘉靖四十年（1561年），向来善于逢迎的严嵩在无意间得罪了喜怒无常的嘉靖，从此恩宠渐衰。
原来，为了潜修学道，嘉靖长期住在西苑的永寿宫。这年十一月，一把大火竟然把永寿宫化作一片废墟。
当时，朝臣们议论纷纷，有的主张重修永寿宫，有的主张请皇帝搬回大内（指紫禁城），莫衷一是。于是，嘉靖就征求严嵩的意见，而严嵩主张皇帝暂时住在南宫（重华宫），这下子可犯了嘉靖的忌讳——南宫过去是景帝幽禁英宗的地方。
内阁次辅徐阶一向机警，马上意识到机会来了，便趁机提议修复永寿宫，并亲自主持这个工程，以最快的速度竣工，从而博得了皇帝的欢心。所以，嘉靖就逐渐把朝政交给徐阶处理。
为了扳倒严嵩，徐阶又利用嘉靖笃信道教的特点，不惜重金收买他身边的“大红人”——道士蓝道行，让他在扶乩时假借“神仙”之口攻击严嵩。
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很快，严嵩失宠这个“最高机密”被御史邹应龙在无意中获悉。机不可失，时不再来，邹应龙认为这是自己“建功立业”的大好机会。于是，他连夜动笔，“洋洋洒洒”地写了一篇弹劾严嵩及其儿子严世蕃的奏疏——《贪横荫臣欺君蠹国疏》：
“臣请斩（严）世蕃悬之篙竿，以为人臣凶横不忠者之戒。其父（严）嵩受国厚恩，不思图报，而溺爱恶子，播弄利权，植党蔽贤，黩货败法，亦宜亟令休退，以清政本。”
在奏疏的末尾，邹应龙还“信誓旦旦”地表示：
“如臣有一言不实，请即斩臣首以谢嵩父子，并为言官欺诳者戒。”
这时，嘉靖正对严嵩父子不满，而邹应龙的奏疏正好为他提供了一个口实，所以，他当然不会砍掉邹的脑袋，反而于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勒令严嵩致仕，将严世蕃逮捕。
其实，这一切，都是老奸巨滑的徐阶一手“导演”的，而蓝道行和邹应龙只是他的两个“枪手”而已。
一波已平，另一波又起。原来，严嵩只是“致仕”（即退休），并未“伤筋动骨”。至于他的儿子严世蕃，被流放到雷州，也只是“官样文章”：还没到雷州，他就中途返回老家——江西分宜，依旧是威风凛凛。
这时，巡江御史林润担心严世蕃会东山再起，急忙上报朝廷：严世蕃“蔑视国法”，“有负险不臣之志”，还“私通倭寇”。很快，严世蕃就被逮捕，押解到京师。
没想到，严世蕃居然花重金买通了“三法司”（指刑部、大理寺、都察院）的官员，让他们故意在“罪状”里写进曾弹劾严嵩父子的杨继盛等人，以激怒皇帝，因为嘉靖一向护短，从来不肯承认错误，只要他一看这份奏疏，肯定会同情严嵩父子，形势又会大变。
幸亏，内阁首辅徐阶精明，对这份文书进行修改，着重强调那些与嘉靖没有直接关联的罪状：严世蕃等人诅咒朝廷，招集亡命之徒几千人，妄图谋反，并准备“外投日本”。平心而论，严世蕃罪大恶极，不杀他不足以平民愤，但是“谋反”、“通倭”之类的罪状却是纯属“不实之辞”。徐阶之所以这么做，就是为了彻底斗倒严嵩，防止他东山再起。
果然嘉靖对严世蕃“谋反”、“通倭”不太相信，又命三法司重新核实这些罪状。于是，徐阶又代三法司起草了一份奏疏：严世蕃“谋反”、“通倭”证据确凿，理当问斩。到了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三月，严世蕃被斩首、抄家，严嵩则被贬为庶人。
在政敌徐阶的一手策划下，严嵩的儿子被斩首，孙子被发配充军，家产也被全部没收。在这一连串的打击下，严嵩的精神支柱彻底崩溃了，很快就一命呜呼。
其实，严嵩父子恶贯满盈，他们落得这么一个下场也是罪有应得。值得深思的是，为什么那么多人“义正词严”地弹劾严嵩，反而适得其反？为什么打倒严嵩的人偏偏是狡猾、奸诈的徐阶，而不是正直的夏言？乍看起来，这实在是有点“匪夷所思”！
问题的关键，是嘉靖皇帝的态度。徐阶这个人非常狡猾，善于玩弄权术，对嘉靖的心理了如指掌，所以，在对付严嵩时，他非常注意“技巧”：既要处死严世蕃，斗倒严嵩，又不能彰显曾长期宠信严嵩父子的嘉靖的过错；而“谋反”、“通倭”之类的罪行，都是在嘉靖罢免严嵩之后发生的，嘉靖当然毫不知情，丝毫无损于皇帝的“光辉形象”，所以能一举成功。
在那个专制时代，皇帝和皇权高于一切，徐阶这么做，显然是出于策略的考虑！都是弹劾严嵩，但弹劾的人却是形形色色。显然，徐阶、蓝道行、邹应龙等人的人品，是无法与杨继盛“相提并论”的！ 文臣：权力主宰了理性
自从有具体年代可考的西周共和元年（公元前841年）至今，中国历史已经有2800多年，其间有记载的文人真可谓“不可计数”。其中，既不乏流芳百世的名士，也不乏遗臭万年者，再加上那些庸庸碌碌者，就更是无法计算了。
在皇权社会里，中国的文人大多属于社会上层，一般受过比较良好的教育，是传统政治文化的承载者。作为传统社会的精英集团，他们自幼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立志要“治国、平天下”。但是，在皇权专制政体下，一旦投身权力场，在权力和名利的熏陶和挤压下，他们往往是有才难展，壮志难酬，屡遭小人的构陷、权臣的排挤；更有一些无耻的文人，竟然拜倒在专制帝王的脚下，卖身投靠权贵，干出许多不顾廉耻和名节的事情来。 士大夫的“工具化”
自从秦朝以来，中国封建社会就一直实行的是中央集权的皇权国家体制。在这种“大一统”的体制下，各种政治势力之间的相互制约（包括诸侯对天子的制约，以及天子对诸侯的制约）逐步丧失，皇权逐渐演变为一只无所不在、可以为所欲为的“超级怪兽”。
形式，是实质的保证。在秦朝统一天下后，丞相王绾曾建议分封诸侯王，把几位皇子派去镇抚偏远的燕、齐、楚等国，群臣都认为王绾的话有道理，只有廷尉李斯主张实行郡县制。结果，秦始皇拒绝了大多数人的建议，采纳了李斯的意见。于是，从秦始皇开始，中国封建社会就结束了分封制，政治权力归于一统，中央政府的权力直接延伸到社会基层，中国封建统治阶级不得不为维持这一庞大的国家机器而付出“惨痛”的代价。
随着中央集权的皇权国家的建立，不但政治、经济的权力都收归中央，就连话语权也归于一统。特别是，到了明清时期，这种皇权专制制度终于发展到了极端：皇帝随便说一句话，就是“金口御言”，顶臣下的一万句，他一个人垄断了话语权，芸芸众生只能“万马齐喑”，在他面前唯唯诺诺。所以，在皇权社会里，只有皇帝一个人是“自由”的，他可以蹦蹦跳跳，大展淫威。
从此，全国臣民都听命于皇帝，只听他一个“脑袋”指挥，中国文人的作用也发生了根本性转变：由原来的“士大夫”向诸侯王献计献策（这是一种近似于平等的关系），改为士大夫阿谀皇帝（这是主子和奴才的关系）。士大夫要想向皇帝提个建议，还得先看一看皇帝的脸色，看他高不高兴；如果不高兴的话，就可能掉脑袋。在中国历史上，也就多了一块“忠孝节义”的牌坊，而缺少了一座“理性”的丰碑，士大夫们逐渐丧失了独立的人格，不会独立思考问题，因为在皇权国家体制下，有皇帝一个人在思考，其他人也就没有必要再独立思考了。于是，在皇权社会里，中国人也逐渐变得因循守旧，不思进取，丧失了学习新鲜事物的能力。
士大夫的“工具化”：“儒狗”叔孙通
叔孙通（？～约公元前194年），鲁地薛（今山东枣庄）人，秦末汉初的儒生。此人是一个典型的“投机家”，喜欢见风使舵，左右逢源，先后换了十几个主子（这一点，就连五代时的冯道恐怕都“自愧不如”），最后才跟定汉高祖刘邦。
在这里，我们之所以称叔孙通为“儒狗”，是因为他有狗一样的嗅觉，活像一条“哈巴狗”，对主人阿谀顺从，谄媚讨好，而且他的身上还有一种“特异功能”——能够随时体察主人需要什么，也知道自己该怎样做，所以他能经常讨得主子的欢心。
起初，他是在秦二世胡亥的手下做“待诏博士”（即候补博士）。当时，陈胜、吴广在大泽乡起义，关东各地纷纷响应。可是，秦二世偏偏不相信，因为他只喜欢听“天下太平”之类的吉利话。
这一天，胡亥召开“御前会议”，讨论是否发兵讨伐陈胜吴广领导的起义军。叔孙通知道胡亥的“脾气”，便抢先奏道：“先皇在世时，早就拆毁城墙，销毁了天下的兵器。现在，上有明主，下有严明的法令，国家太平无事，谁会起来造反？陈胜这些人只不过是几个偷鸡摸狗的‘盗贼’而已，地方官已经在积极追捕，请陛下不必担心！”
胡亥听后，满心欢喜，直夸叔孙通讲得好，又问其他博士的意见。有的博士机灵，也说陈胜是“盗贼”；有的比较老实，则说是“造反”。结果，说“造反”的都被秦二世治罪，因为说“造反”就等于说天下大乱，这简直是在往皇帝的脸上“抹黑”；至于带头说“盗贼”的叔孙通，则成了“有功之臣”，胡亥赏给他帛20匹、锦衣1袭，还将他正式提升为“博士”。在这里，叔孙通简直是一个典型的“谄谀之辈”！
后来，他去投奔刘邦时，穿的是儒生衣服。可是，刘邦素来不喜欢儒生，所以对他就没有什么好感。叔孙通活像一条“变色龙”，具有超人的反应能力，所以，他马上改穿小袄，刘邦见了，当然是“眉开眼笑”！
最让刘邦开心的是，叔孙通为他制定礼仪，让他尝到了“天子”的快乐！原来，汉高祖打下天下之后，那些功臣都仗着自己是“有功之臣”，当面跟刘邦“称兄论弟”，没大没小。刘邦见了，很不痛快，觉得自己不像是一个“皇帝”，为此他头痛不已。
这时，叔孙通就来了一个“雪中送炭”，为他制定了一套礼仪。汉高祖七年（公元前200年），在长乐宫举行大朝会，第一次实行叔孙通制定的礼仪，大获成功。当时，群臣哗啦啦跪下一大片，高呼：“万岁！万岁！万万岁！”然后，刘邦说了一句：“众爱卿平身！”这真是一种痛快淋漓的“政治游戏”！刘邦在马背上打了大半辈子，什么阵势没见过，就是从来没有品尝过这种让他陶醉的感觉，所以，他脱口说了一句千古名言：“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
在皇权专制时代，权力（特别是至高无上的皇权）本来就很诱人。现在，叔孙通又在至高无上的皇权上面撒了一层“美味佐料”，使许多有“政治野心”的人更加垂涎三尺。为此，他们哪怕是冒着满门抄斩、诛灭九族的风险，也无怨无悔。
这套礼仪，是以美化、神化帝王，同时剥夺群臣的人格与尊严为前提的。自从叔孙通为刘邦制定礼仪开始，对专制帝王的崇拜就成为中国政治中的一个无法根治的“顽疾”。这种帝王崇拜，就像是“鸦片烟”一样，成为专制君主和臣下的共同需要：皇帝需要利用它来巩固政权，坐稳宝座；群臣需要用它为皇帝抬轿子，以巩固自己的地位。经过二千多年的渗透、发展，这种帝王崇拜已经深入到许多人的骨髓里，而这种崇拜与世界文明的潮流却是“格格不入”！
这不，连大史学家司马迁都对叔孙通非常崇拜：
“叔孙通希世度务，制礼进退，与时变化，卒为汉家儒宗，‘大直若诎，道固委蛇’，盖谓是乎？”
看来，司马迁非但没有看透叔孙通所制定的礼仪背后隐藏的“玄机”，及其对后世的恶劣影响，反而在《史记》里对他大肆吹捧，说他是“汉家儒宗”，是一位顺应时势的历史人物！其实，这位“汉家儒宗”也只不过是趴在刘邦脚下的一条“儒狗”而已。在中国历史上，叔孙通的最大功绩就是：除了自己带头做“狗”以外，还制定礼仪，让千千万万的人都做皇帝的“狗”！
士大夫的“工具化”：“两面派”韩愈
韩愈（768～824年），字退之，号昌黎，河北昌黎人。在中国历史上，这位韩愈先生可了不得，他是唐代儒学和古文运动的倡导者，其“文以载道”的主张影响巨大，所以又被尊称为“韩文公”，是中国文学史上著名的“唐宋八大家”之一。
让许多人大跌“眼镜”的是，这位被许多人“顶礼膜拜”的大家人品却不怎么样，喜欢在权力场上追名逐利。为此，他不惜翻云覆雨，阿谀权贵，把自己的“政治理想”践踏在脚下。
韩愈出生在一个官宦世家，因为父亲和两位兄长死得早，他是由寡嫂抚养成人的。早年，韩愈的生活颇为艰苦，经常是“饥不得食，寒不得衣”，“无僦屋赁仆之资”。所以，在《答崔立之书》中，韩愈自称：
“仆始年十六时，未知人事，读圣人之书，以为人之仕者，皆为人耳，非有利乎己也。及年二十时，苦家贫，衣食不足，谋于所亲，然后知仕之不唯为人耳。乃来京师，见有举进士者，人多贵之。仆诚乐之，就求其术。”
这段话非常重要，因为这里虽然说的是他早年的一段思想经历，却也反映了他的出仕观和人生观。纵观韩愈一生，无一不与这段话“符合若契”：早年，他“读圣人之书”，所以他一直认为做官乃“皆为人耳”，是要造福天下苍生，而不是为自己谋好处；等他成年后，也许是穷怕了，遂一改前念，将出仕视为摆脱贫苦生活的一条捷径，开始认为做官“不唯为人耳”；等他进京赶考时，发现举进士者“人多贵之”，又认识到做官可以使自己大富大贵，所以，他就开始一心向上爬，“诚乐之，就求其术”！
韩愈自从19岁进京应举，曾三次落第，直到25岁时才混上了一个进士。但是，在唐代，进士只是一个身份，想做官还要再通过吏部的考试才行。结果，韩愈连考三次，都没有考过去。于是，他又多次上书宰相，乞求“一官半职”，竟然石沉大海，连个回音都没有。30岁时，韩愈就去了汴州，在宣武节度使董晋的手下做了个小推官，开始踏入仕途。
为了求官，韩愈不惜颠倒黑白，阿谀权贵。当时，京兆尹李实是一个大贪官。有一年，京畿大旱，李实却向皇帝报告：“今岁虽旱而禾苗甚美。”最后，老百姓交不起皇粮国税，只好“坏屋卖瓦木，麦苗以输官”。为了求个官做，韩愈居然写信表示自己对李实的“仰慕之情”，“未有见赤心事上、忧国如家如阁下者”，还说自己“虽在千百年之前，犹敬而慕之，况亲逢阁下，得不候于左右以效其恳恳”，真是有点“肉麻”，读后让人大倒胃口！
在做人方面，韩愈也经常是大耍其“两面派”的手法。例如，在《上郑尚书相公启》中，他曾吹嘘自己“日与宦者为敌”，一向反对宦官监军。可是，在《送汴州监军俱文珍》一文中，韩愈却大肆吹捧俱文珍：
“故我监军俱公，辍侍从之荣，受腹心之寄，奋其武毅，张我皇威，遇变出奇，先事独运，偃息谈笑，危疑以平。天子无东顾之忧，方伯有同和之美。”
在唐朝历史上，这位俱文珍可是一个“非常人物”，就是他一手逼迫唐顺宗退位，致使“永贞革新”夭折，真可以说是臭名远扬。对这种人，韩愈竟然大加吹捧，真是让人作呕！
长期以来，韩愈被推崇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排斥佛教，并领导儒学复兴。元和十四年（819年），唐宪宗亲自迎佛骨入宫。一时间，此事成为京师长安的头号新闻，朝野震动。而韩愈一向自诩为“儒学领袖”，以排斥佛教为己任，当然无法保持缄默，便上了一篇《谏佛骨表》，触怒了皇帝。幸亏宰相裴度等人出面周旋，韩愈才免于一死，被贬为潮州刺史。
韩愈露出马脚，是在他被贬出朝廷以后。在半路上，他就写了《宿曾江口示侄孙湘二首》，里面有“嗟我亦拙谋，致身落南蛮。茫然失所诣，无路何能还”等语，悔恨之意已经溢于言表，同时表露出急于要还朝的心态。
一到潮州，韩愈就立刻上了一篇《到潮州谢上表》。如果说此前为了求官、保官，他曾“违心”地作过一些阿谀奉承的诗文的话，那么这份表章就写得真让人有些恶心。首先，他把自己“臭骂”了一通：“狂妄戆愚，不识礼度，陈佛骨事，言涉不恭，正名定罪，万死莫塞。”
然后，他把自己的文才大大地“吹嘘”了一番，说自己的文章可以“与《诗》、《书》相表里，作为歌诗，荐之郊庙，纪太山之封，镂白玉之牒，铺张对天之宏休，扬厉无前之伟绩，编于《诗》、《书》之策而无愧，措于天地之间而无亏，虽使古人复生，臣未肯让”，这真是往自己脸上“贴金”，有点厚颜无耻了。
最后，他又大肆吹捧宪宗的“文治武功”，乞求皇帝开恩：“而臣负罪婴衅，自拘海岛，戚戚嗟嗟，日与死迫，曾不得奏薄伎于从官之内、隶御之间，穷思毕精，以赎前过。怀痛穷天，死不闭目，伏惟陛下天地父母，哀而怜之。”作为“一代文宗”，韩愈居然写出这样的表章来，而且是用这种近似“哀求”的方式，真是让人“为之汗颜”！
此外，为了讨好皇帝，韩愈又用实际行动来表明自己对佛教的态度。所以，一到潮州，韩愈就不顾长途跋涉的疲劳，有点“迫不及待”地三次致函当地的名僧——大颠法师，表示自己的“景仰”之意，真可谓“三顾茅庐”了。
问题是，韩愈是一位闻名天下的排佛领袖，这次又因为劝谏皇帝迎佛骨而被贬到潮州。一到潮州，他竟然急着去结交一位地方上的名僧，还是一而再、再而三地要求见面，这让人做何感想？
对此，学术界有不同看法，有人说韩愈是对壁画感兴趣，也有人说他想与大颠法师交流学术，试图了解一下佛教。但是，韩愈刚刚到任，大概连自己手下的官吏还没有认全，就急忙再三求见一个他素未谋面，又是历来被他“深恶痛绝”的佛教人士，况且自己又恰恰是因为排佛而被贬到潮州的。最合乎逻辑，也是最合理的解释是：韩愈要借这一举动向素来崇敬佛教的宪宗表示悔改之意，好取得他的谅解。
韩愈的这些言论和行动，产生了两个直接后果：
一是宪宗的怒火逐渐平息。这年十月，韩愈调任袁州刺史，可见他的策略已经奏效。次年，穆宗即位，大赦天下，他就被召回京师，出任国子祭酒。
二是坊间开始谣传：韩愈开始信奉佛教。为此，朝廷大员、尚书孟简还写信批评他。韩愈向来是以“辟佛传道”的领袖自居，所以，他慌了手脚，马上写了一封《与孟尚书书》，着手辟谣：
“潮州时有一老僧，号大颠，颇聪明，识道理，实能外形骸，以理自胜，不为事物侵乱，要自以为难得，因与往来。及祭神至海上，遂造其庐，及来袁州留衣与之别，乃人之情，非崇信其法求福田利益也。”
随后，韩愈笔锋一转，大颠法师信奉的“佛祖”就遭到了他的质疑：“且彼佛者，果何人哉？其行类君子邪？小人邪？”而且，佛教的危害“过于杨墨”，“礼乐崩而夷狄横，几何其不为禽兽也”。至于他刚刚留衣作别的大颠法师，也从一位“颇聪明，识道理”的名士变成了一个“与之语，虽不尽解”的普通和尚。
如果我们联系韩愈这一时期的许多互相矛盾的言论和行动，就会得出一个结论：韩愈虽然信奉儒家思想，但他又是一个对“功名利禄”极其看重的人。自从踏上仕途，韩愈的权力欲就压倒了理性，信奉的是做官不只“为人”，更要“有利乎己”的观念。为了保住自己的仕途和地位，韩愈不但能够阿谀奉承、首鼠两端，甚至可以在自己一贯标榜的政治原则——“辟佛传道”上妥协，翻手为云，覆手为雨。
古往今来，中国人都“望子成龙”，因此留下了不少教育子孙后代的诗词，韩愈也不例外。例如，他有一首《示儿》诗：
“始我来京师，止携一束书。辛勤三十年，以有此屋庐……开门问谁来，无非卿大夫。不知官高卑，玉带悬金鱼。问客之所为，峨冠讲唐虞。酒食罢无为，棋槊以相娱。凡此座中人，十九持钧枢。”
开头两句，在叙述自己刚到京师时的窘境后，韩愈就开始对自己的仕途成就沾沾自喜，流露出一派“暴发户”的心态：夸耀自家门上非但“往来无白丁”，还都是“十九持钧枢”的朝廷重臣。对此，就连对韩愈仰慕之至，推崇他可以为“百世师”的苏东坡都读不下去，认为其“所示皆利禄事”，清人全祖望也持此种见解。
总之，韩愈虽是一代文豪，但因为他生活在皇权国家里，也无法抵抗“权力场”的诱惑，所以他在政治上经常是朝三暮四，翻云覆雨，拜倒在专制皇权的脚下，把自己的“理想”抛到一边，做出了许多让人难以理解，更不齿的事情！ “一朝天子一朝臣”
在皇权专制时代，虽说“千军万马齐奔独木桥”，许多人削尖了脑袋，也要挤进官场，好分一杯羹，但这“官”也不是那么好当的。别的不说，就算你干得不错，勤勤恳恳，像老黄牛似地做事，讨得了当朝皇帝的欢心和赏识，备受皇帝的宠信和重用，可是，中国的皇帝大多是“短命鬼”，老皇帝一死，你的位子就不一定能坐稳了。因为……新皇帝上台后，自然要重用自己喜欢的人，你就得准备下台了，这就叫“新人新气象”。而且，你在老皇帝手下做了那么多年，只有老皇帝能压住你，新皇帝用起来总觉得不太顺手，干脆让你下台得了。
不过，要是能够“体面”地下台，那倒也不错！这不，宋朝立誓不杀士大夫，为什么会被夸得天花乱坠？在中国历史上，专制帝王经常是杀人如草芥，被杀的文人太多了，偶尔出一两个“仁君”，大家当然要把他“奉若神明”！
“一朝天子一朝臣”：李德裕的垮台
在会昌年间（841～846年），大唐帝国最闪亮的一颗流星是宰相李德裕。在他当政期间，政绩卓著，最大的收获就是平定刘稹，收复了昭义镇。
原来，在德宗时，昭义镇还只是一个无足轻重的“昭义军”。直到宪宗时，朝廷对河北三镇用兵，昭义镇因为其地处河中、河东、魏博、成德四镇之间，战略地位非常重要，才变得强大起来，下辖泽州、潞州等好几个州。
在“甘露之变”后，昭义节度使刘从谏对宦官专权非常不满，是惟一敢于上表斥责大宦官仇士良罪行的藩镇。后来，仇士良拥立武宗，刘从谏大怒，与朝廷更是“水火不容”。到了会昌三年（843年）四月，刘从谏病危，遗命他的侄子刘稹继任。于是，刘稹自称“留后”，不听朝廷号令。
在李德裕的坚持下，武宗决心讨伐刘稹。对这场战争，李德裕的基本方针是稳扎稳打，先稳住河北的成德、魏博两镇。为此，他亲自给这两个藩镇草拟了一道诏书，晓以利害，明确表示：朝廷尊重以往的惯例，允许他们子孙世袭，并许以重赏，命他们出兵夹击刘稹。
结果，昭义镇孤立无援，很快就陷入了“四面楚歌”的困境。最后，刘稹哪里顶得住如此强大的压力，只坚持了一年，便宣告失败，昭义镇又回到了朝廷的手中。
随后，李德裕又做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在武宗的支持下，他对当时盛行的佛教发动了一场革命，共拆毁佛寺4600多所，僧尼还俗者26万多人，没收良田数万顷，解放奴婢15万人，其规模可谓“空前绝后”，史称“会昌法难”。
这时，李德裕被武宗提升为“太尉”，晋封卫国公，其威望也达到了顶点。在他当政的5年里，出于种种原因，他也曾数次上表辞职，但都没有被皇帝接受。想当初，他刚刚回朝时，曾说过一句“至理名言”：宰相在位的时间不能过长；一旦过长，就容易专权。结果，这句话在李德裕自己的身上应验了：到了武宗后期，他的权力越来越大，这是无可否认的事实。
至此，以李宗闵、牛僧孺为代表的“牛党”与以李德裕为首的“李党”的种种过节，似乎以李德裕的胜利而告一段落了。如果按照这种形势发展下去，李德裕笑到最后确实是可能的。可是，历史往往不是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有时实在是太难以预料了，李德裕最后也未能“善始善终”，问题只有一个：唐武宗“英年早逝”。
与前几代天子一样，武宗也贪恋长生之术，迷信丹药，到最后竟然弄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
武宗一即位，就非常赏识道士赵归真，命他在三大殿建“九天道场”，自己亲受法箓。为此，一名谏官上疏劝谏，还被他贬为河南府士曹参军。此后，武宗对赵归真的宠幸有增无减，连李德裕的劝谏也不以为意。
到了会昌五年（845年）十月，因为服用了赵归真炼制的金丹，武宗的性情开始变得暴躁起来，喜怒无常，这个症状与当年的宪宗差不多，已经不是“好兆头”了。入冬以后，连武宗自己也觉得身体一天不如一天，像是患了一场大病。这时，赵归真却奏道：“陛下，请您不必担心！这是脱胎换骨，请您一定要坚持。”所以，武宗也就没有放在心上，还叮嘱左右：“不可让外间知道！”于是，连宰相李德裕也被蒙在鼓里。
如此一来，一场悲剧又不可避免了。会昌六年（846年）三月二十三日，武宗终于去见“太上老君”了，年仅33岁。武宗逝世后，宫里的几个大宦官一碰头，决定：以光王为皇太叔，“权勾当军国事”。二十六日，光王正式即位，史称“宣宗”。
作为一个“外臣”，李德裕根本没有想到武宗竟然会这么快撒手而去。他更没想到的是，刚刚即位的宣宗将是一位“致他于死地”的天子。在皇权专制体制下，“一朝天子一朝臣”的古训，竟然会在他的身上变成一个最好的“范例”。
宣宗举行登基大典时，身为太尉的李德裕手捧皇帝的宝册，就站在一旁。大典结束后，宣宗带着一副无法猜测的表情问左右：“刚才站在朕身边的是不是李太尉？他每看朕一眼，朕的汗毛就会立起来！”
四月初三，李德裕就被贬为荆南节度使。第二天，他的亲信、工部尚书兼盐铁转运使薛元赏也被贬为忠州刺史。五月，李德裕的死敌、牛党骨干白敏中入朝为相。
大中元年（847年）二月，李德裕被贬为太子少保，分司东都。闰三月，宣宗下诏：恢复会昌五年（846年）所废佛寺。八月，李德裕的好友李回被赶到西川，担任节度使。九月，宣宗又重翻“吴湘旧案”，李德裕被贬为潮州司马。第二年九月，李德裕第4次被贬，降为崖州（今海南省三亚市）司户，李回再被贬为贺州刺史……
事情一目了然，凡是李德裕所做的，基本上都被宣宗否定，李德裕及其战友被彻底赶出朝廷，并且一贬再贬，直到永远从这个世界上消失。
大中三年（849年）正月，经过长途跋涉，李德裕终于抵达崖州，这时他已经63岁了。至于他的两位老对手——李宗闵、牛僧孺，都在他前面去世了。李德裕虽然活到了最后，但他心里也非常清楚：其实，最终失败的是自己而不是别人，因为自己的功绩都已经被新皇帝彻底否定了。十二月十日，李德裕忧郁而死。对此，有人感慨万千，写了一首诗：
“八百孤寒齐下泪，一时回看望崖州！”
就这样，这一场持续了几十年的“牛李党争”以三位首脑人物的相继去世而逐渐平息下来。关于这场党争，是非自有公论，但无论是牛党，还是李党，他们都不是最后的胜利者，真正的胜利者也许只有一个，就是大唐帝国的“新主人”——唐宣宗，这也是皇权专制时代的“宿命”！
“一朝天子一朝臣”：“和珅跌倒，嘉庆吃饱”
到了乾隆后期，和珅一跃成为权倾朝野的“政治暴发户”。当时，和珅虽然未能越过阿桂，坐上首席军机大臣的“金交椅”，实现“位极人臣”的梦想，但人们都是“心如明镜”：和珅才是乾隆最宠信的大臣。
对于和珅在朝廷里的独特地位，就连英国马戛尔尼使团的副使乔治•斯当东也发现了：
“这位中堂大人（指和珅）统率百僚，管理庶务，许多中国人私下称之为‘二皇帝’。”
这种现象具有特殊的意义，可以称为“和珅现象”。那么，和珅为什么能够飞速跃上政治舞台，并得到乾隆的专宠？这实在是一个“天大的谜”！
和珅（1750～1799年），字致斋，钮祜禄氏，满洲正红旗人。对于和珅来说，乾隆四十年（1775年）可以说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里程碑”。此前，和珅名不见经传，大家都不知他是何许人也。此后，和珅一炮走红，直蹿九霄，而且这颗新星从此照耀着苍穹，终乾隆一朝而不曾消殒。
最让人不解的是，和珅一受到乾隆的赏识，就像坐上了“直升飞机”，一个劲往上蹿：乾隆四十年（1775年），升任乾清宫御前侍卫兼正蓝旗满洲副都统；次年正月，和珅出任户部右侍郎；三月，升任军机大臣；四月，兼任总管内务府大臣；八月，调任镶黄旗满洲副都统；十二月，兼任步军统领（即“九门提督”，相当于京师卫戍司令），跻身于一品大员的行列，成为乾隆的“贴心人”。在此之前，和珅还只是一个三等侍卫、五品官，不过一年时间，就从一个默默无闻的小官员，一跃成为显赫的一品朝臣，成了乾隆眼前的“大红人”。
在升官的速度上，和珅虽然不是皇亲国戚，却超过了乾隆的小舅子傅恒：从一个侍卫到进入帝国的最高权力机构——军机处，傅恒花了5年时间，而和珅与乾隆结识才1年，就进了军机处。
和珅之所以能在官场骤起，得宠高升，到底有什么秘诀？世人众说纷纭！说起来，和珅可以称得上一位“投机钻营大师”，他钻营的一个最大特点，就是善于揣摩乾隆的心思。身为堂堂的军机大臣、一品大员，他在乾隆面前总是低三下四，“言不称臣，必曰奴才，随旨使令，殆同皂隶”。
俗话说得好，“龙眼无恩”！在皇权专制体制下，要想成为乾隆肚子里的一条“蛔虫”，可不容易，和珅却做到了。从前文提到的云贵总督李侍尧一案，我们就可以见识和珅“这一手”的厉害。当时，和珅体念“天心”，虽然李侍尧贪污罪行昭昭，但他力主从轻发落。结果，和珅这一宝“押”得很准，深契圣意，先后升任户部尚书、议政大臣、镶蓝旗都统。
嘉庆元年（1796年）初，乾隆禅位于第十五子颙琰。但是，在退居“太上皇”后，乾隆依然坚持“传位不传权”的方针，死死把持着最高权力，嘉庆顶多只是一个“实习皇帝”。
不过，乾隆尽管贪念最高权力，但岁月不饶人，他毕竟老了，记忆力也开始衰退，经常是“昨日之事，今日辄忘；早间所行，晚或不省”，大概是得了“老年健忘症”。平时，他说话含含糊糊，如同“天语”，就连嘉庆也不知道他在说些什么。环顾左右，只有和珅才能听懂这种“天语”，和珅也就成了太上皇面前“不可或缺”的“高级翻译”。于是，和珅俨然成为太上皇的“化身”，或者说，在太上皇头脑不清醒时，和珅就是太上皇。
所以，在乾隆的眼里，和珅可是一个“大大的忠臣”。嘉庆二年（1797年）八月，阿桂病死，乾隆就命和珅继任首席军机大臣，成为“名副其实”的宰相。至此，和珅终于爬上了自己仕途的巅峰，位极人臣。
可是，和珅虽然精明，可以把乾隆“哄得团团转”，但他却忘记了一条古语——“一朝天子一朝臣”，竟然得罪了眼下虽然没有多少实权，但迟早要掌握帝国最高权力的嘉庆帝颙琰。
原来，在当皇子时，颙琰有好几位老师，其中朱珪对他的影响最大，也最深，他对朱珪也最为敬重。颙琰即位后，朱珪正在遥远的南方担任两广总督兼广东巡抚，一听到嘉庆即位的消息，他非常高兴，急忙把自己编撰的诗册送呈嘉庆“御览”。不久，乾隆准备将朱珪召回京师，担任内阁大学士，辅佐儿子嘉庆。嘉庆知道后，非常高兴，急忙写了一首诗，派人送给恩师，表示祝贺之意。
不知怎地，这首诗竟然落到了和珅的手里。和珅看后，非常妒忌，担心朱珪一旦受到重用，会对自己构成威胁，就立即跑到太上皇那里“告密”，挑拨离间，说这是嘉庆帝“欲市恩于师傅”。乾隆虽然把皇位让了出去，但他还想独揽朝纲，尤其不愿意见到儿子向恩师卖好之类的事情发生，所以他很不痛快，便咨询东阁大学士、军机大臣董诰的意见。董诰担心这事会牵连到嘉庆，急忙叩头奏道：“圣主无过言！”乾隆这才冷静了一些，思虑了许久，认为“家丑”不可外扬，就告诉董诰：“汝大臣，善为朕辅导之（指嘉庆帝）！”
不过，乾隆虽然放了嘉庆一马，却把气都撒到了朱珪的身上。那朱珪正在广州翘首期盼来自京师的佳音，不料突然接到一道上谕，给了他“当头一棒”：
“前因大学士缺出，朱珪科分较深，学问素优，人亦端谨，是以降旨令其来京，原欲将伊补授大学士。乃节据魁伦奏到，粤东艇匪驶至闽浙洋面肆劫，是朱珪于署理总督任内不能认真缉捕，咎实难辞。本当治以应得之罪，姑念其操守尚好，前任安徽巡抚办理尚无贻误，兹特加恩，仍令补安徽巡抚。”
朱珪的好梦眼看就要成真，却被和珅给横插一杠，美梦破碎了不说，还弄得“鸡飞蛋打”，从两广总督的高位上跌落下来。作为臣子，朱珪又有什么办法？也只能将懊恼吞进肚子里！可是，对嘉庆来说，这真是一个“晴天霹雳”的消息，眼看着恩师被贬，自己却无能为力，所以他对和珅当然是恨之入骨！
嘉庆四年（1799年）正月初三，乾隆突然殡天！现在，在大清国里，是嘉庆说了算了！第二天和珅就倒霉了，被革职拿问。几天后，和珅被指控犯下二十大罪，被迫自尽。
经查抄，“贪污之王”和珅的财产真是多得惊人，玉器珠宝、西洋奇器多得数不胜数。在查抄时，把他的全部财产编列为109号，其中已估价的26号就价值白银23389万两；照此推算，未估价的83号，又有8亿多两，合计达11亿多两。当时，朝廷每年的国库收入不过7000万两，和珅的家产就抵得上国库16年的全部收入！在他死后，这些财富全部没入皇宫，所以民间就有“和珅跌倒，嘉庆吃饱”的谚语。
对于“和珅现象”，很多人不能理解：为什么在乾隆的身边会出现和珅这么一个“小丑”式的人物？其实，和珅与乾隆是一枚硬币的两个面。正是乾隆的宠信和纵容，和珅才有机会揽权滥用，这对乾隆后期政局的败坏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就连《清史稿》的作者赵尔巽也认为：乾隆晚年，“大臣（指和珅）恃宠乱政，民迫于饥寒，卒成祸乱”。
在《康乾盛世历史报告》中，郭成康教授认为：在康雍乾盛世，存在着三个严重的隐患——人口、物价和皇权的过度膨胀，尤其是后者造成的极端专制，“恐怕对康雍乾时代国势转衰更有其直接的促进作用，对十九世纪我们国家彻底败落的影响也更为深远”，因此是“最大的隐患”！
总之，和珅现象是极端专制的皇权国家体制的产物。和珅之所以能够“恃宠乱政”，关键是因为他得到了乾隆的宠信！所以，和珅的“靠山”——乾隆一死，他马上就倒台了！ “贰臣”的悲哀
在《现代汉语词典》里，“贰臣”一词，指在前一个朝代做官，投降后一个朝代又做官的人。
可见，“贰臣”是一个典型的政治术语。因为痛恨钱谦益，乾隆皇帝下令在《明史》中增列《贰臣传》。从此，“贰臣”这个特殊的词汇公然进入官方撰写的史书中。
根据传统儒家的政治伦理，中国封建文人们一直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视为“最高境界”。但是，中国古代是一个皇权社会，一旦进入“权力场”，他们就会发现自己处于一种两难的境地：要是刚直不阿，则为当权者所不容；如果曲阿附世，则为后世所不齿。特别是在改朝易代之际，他们经常是“不知所措”：到底是忠于旧王朝，还是投靠新王朝？所以，中国古代文人从政的悲剧便不绝于耳。
其实，中国历史上“贰臣”的面孔早已反复映现，数不胜数。从名相管仲开始，“贰臣”们的身上总是带着耻辱的烙印，但也有一些人不以为耻，甚至“恬不知耻”地以苏武自比！
“贰臣”的悲哀：钱谦益失节降清
钱谦益（1582～1664年），字受之，号牧斋，晚号蒙叟、东涧老人，江苏常熟人。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他考中进士，出任翰林院编修。没过几个月，因为父亲病故，他只好回乡守制。结果，他在家乡常熟一呆就是10年，直到泰昌元年（1620年）才官复原职。
天启元年（1621年），钱谦益出任浙江主考官，被牵扯进一桩科场舞弊案，虽然后来查明与他没有关系，但还是被罢官（皇权专制政府就是这么不讲理）。天启四年（1624年），他再度复出，以“詹事府少詹事”的头衔参与编撰《明神宗实录》。
因为钱谦益平时与高攀龙、杨涟、左光斗等东林党人关系不错，所以，他被阉党列入了“黑名单”——《东林点将录》：“天巧星浪子左春坊左谕德钱谦益。”不久，阉党大肆整肃东林党人，钱谦益也被革职回乡。
崇祯元年（1628年），崇祯帝为东林党人平反昭雪，钱谦益才官复原职，升任礼部侍郎。
但是，好景不长。因为钱谦益的声望高，又有才学，所以他被列入增补内阁成员的名单中。为了排挤钱谦益，礼部侍郎温体仁竟然翻出7年前的科场舞弊案，诬陷钱，使他有口难辩。可气的是，崇祯又偏听偏信，竟然将钱谦益革职。在干掉钱谦益后，温体仁终于挤进内阁，很快就升任首辅。
尽管如此，温体仁对钱谦益还是很忌惮，担心他有朝一日会“东山再起”。崇祯十年（1637年），温体仁指使常熟人张汉儒出面，诬告他58条罪状，将乡居8年的钱谦益逮捕入狱。
钱谦益无端蒙受冤屈，一面上疏朝廷，为自己申冤，一面通过亲朋好友，找到司礼监太监曹化淳。原来，钱谦益曾为天启初年的大太监王安撰写碑文，而曹化淳正好出自王安门下。曹化淳迫于情面，不好推辞，只得插手此案。结果，真相大白：此案是温体仁一手导演！直到这时，崇祯才恍然大悟：自己的宠臣温体仁竟然在背后结党营私。所以，他当机立断：立即罢免温体仁，释放钱谦益。但是，钱谦益的官运依然很差，没能官复原职。
崇祯十七年（1644年）三月，李自成打进北京城，崇祯在煤山上吊自杀。随后，马士英、阮大铖在南京拥立福王，建立弘光政权。因为钱谦益名气大，被弘光小朝廷委任为礼部尚书，达到了自己政治生涯的顶点。
不过，这一切都是“昙花一现”。南明弘光二年（1645年）五月，清军大举南下，福王、马士英、阮大铖等人只顾自个儿逃命，把百官都丢在南京。面对强大的满洲铁骑，钱谦益手下没有一兵一卒，束手无策。当时，爱妾柳如是曾劝他一死殉国。可是，钱谦益却暴露出贪生怕死的弱点，于五月乙酉率领文武官员出城投降。
降清后，钱谦益被清廷任命为礼部侍郎，充任修撰《明史》副总裁。不过，国破家亡，钱的心里也很不好受，在仕途与名节之间徘徊，陷入了一种深深的痛苦之中。几个月后，他就借口有病，请假回到家乡常熟。
顺治四年（1647年），钱谦益因为卷入抗清斗争，被清朝当局逮捕入狱。这种看似“出尔反尔”的行径，正反映了钱的痛苦和无奈：作为一个“失节者”，他在心底里为自己的错误忏悔，想以抗清举动来洗刷自己曾经降清的污点。最后，钱谦益却落得了一个“两面不是人”的下场：在明朝遗老遗少的眼里，他是一个“叛臣”；在清朝统治者看来，他又是一个“朝秦暮楚”的贰臣。
后来，经过柳如是多方奔走营救，请托斡旋，钱才侥幸逃过这一劫。出狱后，他移居红豆山庄，表面上“退隐林下”，但在暗中仍然与各地的反清势力保持联系。
到了康熙三年（1664年），钱谦益卧床不起，眼看不行了，家里却连“丧葬费”都出不起。恰好，有一位盐台顾大人来恳求钱代他写几篇文章，许给“润笔”（即稿费）1000两白银。可是，这时钱已经无力写作，只好求来访的黄宗羲代笔，黄觉得很为难。无奈，钱谦益就来了一个“霸王硬上弓”——命家人把黄反锁在书房内。最后，黄宗羲“被迫”写了几篇文章，这才帮钱处理后事。
据说，在临死前，钱谦益还在为自己的失节行为痛悔不已，说出了一句让人“肝肠寸断”的话：“当初不死在乙酉日（指南京城陷落之日），这不是太晚了吗？”
后来，黄宗羲写了一首《南雷诗历》，来纪念他：
“四海宗盟五十年，心期末后与谁传。凭裀引烛烧残话，嘱笔完文抵债钱。
红豆俄飘迷月路，美人欲绝指筝弦。平生知己谁人是？能不为公一泫然。”
钱谦益是明末清初的文坛领袖，他在文学和史学领域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但是，因为他在明朝灭亡后一度失节降清，所以遭到许多人的蔑视，因而对他的作品嗤之以鼻。这种观点虽然有一定道理，却失之偏颇，对钱谦益也不公平。
与那些“慷慨激昂”的仁人志士相比，钱谦益真是活得很累：在明清鼎革的历史剧变中，他显得过于优柔寡断，近似于苟且。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在仕途上，钱谦益接连遭受挫折，而他又一心要“治国平天下”，不甘心做一个平庸的文人，这个矛盾始终阴魂不散地萦绕在他的心头，难以摆脱，最终扭曲了他的心灵。
在皇权专制时代，钱谦益的人生悲剧，可以说是中国古代文人命运的“真实写照”！
“贰臣”的悲哀：“草间偷活”的吴伟业
明末清初，在江南地区有三位大诗人：钱谦益、吴伟业、龚鼎孳。其中，吴伟业有一首诗：
“为当年，沉吟不断，草间偷活。”
读起来，这句话很酸楚，也很凄凉。可以想见，在“江左三大家”当中，吴梅村应该是活得最“痛苦”的一位。
吴伟业（1609～1671年），字骏公，晚号梅村，又号鹿樵生，江苏太仓人。早年，他出身于书香门第，自幼就很聪明，后来又拜在名师张溥的门下，文章大有长进，学业精益求精。
崇祯四年（1631年），吴伟业进京参加会试，名列第一。殿试时，崇祯御笔在他的试卷上批了8个大字——“正大博雅，足式诡靡”，认为他的文章很合乎“上意”。随后，皇帝又特许这个新科榜眼“驰节还里门”，合卺完婚，这简直是轰动江南的一场婚礼。所以，他的恩师张溥很得意：“天下好事皆归子！”对此，吴伟业也有点得意忘形，自视甚高：
“陆机词赋，早年独步江东；苏轼文章，一日喧传天下。”
崇祯九年（1636年），吴伟业才28岁，就被任命为湖广乡试的主考官，可见崇祯对他多么信任！崇祯十年（1637年），他被任命为东宫讲读，这是多少饱学之士做梦才能做到的位置。次年，皇太子出阁，就读于文华殿，崇祯亲临，询问《尚书》大义，并赐给他“龙团月片，甘瓜脆李”。
在这一阶段，吴伟业真可谓“一帆风顺”，他的成就让人眼花缭乱，叫好鼓掌都来不及！
对于吴伟业的一生，有两个人对他影响很大，一位是老师张溥，另一位是亲家陈之遴：前者使他卷入了明末的党争，后者促使他接受清朝的征召。这两件事虽然相隔多年，但就吴伟业个人而言，后来他投靠清朝，正是他当初介入崇祯时期党争的必然结果。
在皇权社会里，如果说政客们喜欢附庸风雅的话，那么，文人们也大多具有“附庸政治”的兴致。张溥虽然是一位文学家，但他似乎更愿意当一位“政治活动家”。崇祯初年，皇帝清除阉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也比较宽松，张溥乘机发起“复社”，议论朝政，针砭时弊，俨然一派“反对党”的派头。
一般来说，中国的文人不善于玩弄政治，即使像张溥这样的名人，也经常在政治现实面前碰个头破血流。他不明白的是，在皇权专制时代，文人的命运都捏在皇帝的手心里：当他需要知识分子出声时，文人才可以出声；当他不需要时，文人们最好闭紧嘴巴，别自讨没趣。在历史上，那些被杀掉的文人，大多是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以为专制帝王多么爱护他们，而“不合时宜”地发出声音的结果。
在老师张溥的鼓励下，吴伟业竟然头脑发热，以为自己肩负着拯救“天下苍生”的重任，便上书陈词，甚至利用皇帝召见的机会，“进端本澄源之论”，将政敌狠狠批了一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