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语云：“虎毒不食子。”不过，在皇权专制时代，最高权力实在是太诱人了，不仅有谋篡之心的大臣要杀害皇帝，有时就连皇帝的亲生母亲也不例外！例如，北魏孝明帝元诩是胡太后的亲生儿子，可是，胡太后却把持最高权力不放，对孝明帝多有掣肘，母子之间感情破裂。于是，孝明帝密诏大军阀尔朱荣发兵“勤王”。这时，胡太后也不管什么“骨肉”不“骨肉”了，索性先下手为强，派人将孝明帝毒死，另立宗室元钊为帝。一个月后，尔朱荣杀进洛阳，将胡太后和元钊投入黄河。在这场皇位争夺战中，有两个皇帝死于非命，大的不过19岁，小的才3岁。
在历史上，更常见的是亲属之间的自相残杀。东魏孝静帝是权臣、大将军高澄的妹夫，他之所以能当上皇帝，多亏高欢和高澄父子的扶持，所以高澄对孝静帝很不客气。有一次，群臣大宴，孝静帝喝多了，就不肯再喝。这时，高澄端起一大杯酒，送到他面前，硬要他喝，孝静帝实在是咽不下这口气，说：“自古天下无不亡之国，朕又何必忍辱偷生！”高澄大怒，骂道：“朕？朕？你他妈的狗屁朕！”说完，他一回头，命令黄门侍郎崔舒：“给我打他三拳！”那崔舒也是狗仗人势，竟然冲上来“殴帝三拳”。
其实，这位孝静帝也并非“懦弱之辈”，还有几分能耐。据《魏书》记载，孝静帝“臂力过人，能挟石狮子踰宫墙，射无不中；好文学，从容沉雅”。可惜，就是生不逢时，碰到了高澄父子，他也只能是“人在屋檐之下，不得不低头”。
有一回，孝静帝出去打猎，就像鸟儿出了笼子一般，好不快活，“驰逐如飞”。正在得意之时，猛听得后面一位禁军将领大声提醒他：“陛下，您不要跑得太快，否则大将军（指高澄）会生气的！”作为“万岁爷”，连骑马的快慢也要看“大将军”的脸色行事，那光景实在是让人觉得“委屈”。为了保全性命，孝静帝也只能“忍气吞声”！
真要理论起来，皇帝难做，有时并不限于动乱的年代或者是王朝的后期，即便是“开国皇帝”，往往也不能随心所欲。例如，汉高祖刘邦晚年对太子刘盈（即汉惠帝）的过于“仁弱”不满，有意改立戚夫人之子刘如意为太子，却遭到了群臣的一致反对。最后，汉高祖憋了一肚子气，也只有摇头叹息而已。
隋文帝杨坚坐上龙椅后，“振长策而御宇内”，统一了华夏九州，也算是“一代雄主”了。不过，在朝廷里，杨坚虽然是威风八面，一言九鼎，但是，一回到后宫，他可就“雄”不起来了，还得乖乖地“听命”于大老婆独孤皇后，想要在皇宫里搞什么“自由恋爱”，那可是绝对不行的。有一回，隋文帝好不容易看中了一位宫女尉迟氏，独孤皇后就公然将她处死。隋文帝暴跳如雷，竟然远走高飞，“如山谷间20余里”，害得左仆射高颎率领文武百官在后面“穷追不舍”，苦苦规劝他不要抛弃天下臣民。最后，杨坚也只有长叹一声：“吾贵为天子，不得自由！”
因为贪恋权势，许多人当上了皇帝，才发现自己坐在“火山口”上，想要洗手不干时，已经是身不由己了。可惜，这个道理并非所有人都能明白！纵观古今，真正“大彻大悟”的人太少，隋朝皇泰帝杨侗就是其中一个。
在杨侗被赶下台前，权臣王世充曾经信誓旦旦地表示：“将来天下太平，还是你做皇帝！”不久，王世充要杀他，杨侗不想死，就让行刑者传话，希望王世充履行诺言。杨侗真是“糊涂透顶”，竟然糊涂到拿这种话去要求别人兑现，当然没人理睬他。在碰了南墙之后，杨侗又哀求与太后诀别，也被拒绝。直到这时，他才大彻大悟，痛不欲生地说：“愿自今以往，不复生帝王家！”这位皇泰帝，因为自己不想死，所以死得反而比别人更痛苦。在服下毒药后，他仍然留着一口气，就是不肯离开人世。最后，行刑者不耐烦了，便找来一根绳子，将这位“万岁爷”活活勒死。
俗话说，“不见棺材不掉泪”！一些人只有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才能明白这个道理，真是可悲啊！也许，这就是许多悲剧为什么会在历史上反复上演的原因吧！ 对死亡的恐惧：“英年早逝”的唐宪宗
在皇权专制时代，专制帝王们虽然高高在上，把持最高权力，威风八面，但是人终究难逃一死，这是自然规律，谁也不能例外。所以，许多皇帝非常忌讳一个“死”字，恨不得永远坐在龙椅上。因此，长生不老就成为他们“梦寐以求”的共同目标。
为了能延长自己的寿命，专制帝王们往往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不遗余力地寻找“长生不老”的灵丹妙药。可是，由于当时科学水平比较低，加上封建迷信的影响，一些帝王走上了歧途，他们长期服用道士炼制的所谓“仙丹”，结果适得其反，中毒而死。据统计，在中国历史上，总共有十几位帝王因为吃丹药而死，其中最有名的是雍正皇帝，他竟然亲笔书写十几份谕旨，命各省督抚遍访神医、道士，结果吃了“仙丹”后突然死去。从这件事上我们可以看出：专制帝王们是多么畏惧死亡，多么奢望长生不老！
到了元和十四年（819年）二月，大军阀李师道被部下杀死，朝廷收复了淄青十二州。淄青镇的灭亡，标志着元和时代“削藩战争”的顺利结束，大唐帝国重新实现了统一。
在皇权专制时代，历史往往就是那么奇怪，好事有时偏偏会变成坏事，因为统一并不意味着天下太平，更不意味着永久的太平。如果这时有人以为天下从此太平的话，那他就是大错特错了。自古以来，暂时的成功往往是彻底失败的最好的“温床”，正如已故宰相武元衡的堂弟、谏议大夫武儒衡在一份奏疏里警告的：“大功之后，逸欲易生！”特别是那些专制帝王，高高在上，一旦大功告成，他们就很容易自满，因而放松对自己的警惕，迅速走上下坡路。
不幸的是，武儒衡言中了！
宪宗虽然素来有大志，要实现大唐朝的“中兴”，并曾为此孜孜求治，但他也是一位专制帝王，也渴望长生不老。
自从唐朝开国，就奉太上老君李聃为远祖，所以以道教为“国教”，而道教又提倡“仙道”，宣传通过服用丹药，就可以长生不老。对此，唐宪宗十分执著。早在元和五年（810年），宦官张惟则从海路出使新罗，回来后他讲述了一个“离奇”的故事：在一座孤岛上，张惟则偶然遇到了一位神仙，这位神仙告诉他“唐朝皇帝乃吾友也，烦请传语”云云。张惟则说得天花乱坠，宪宗听后深信不疑：“吾前生岂非仙人？”从此，他就不断地下诏，搜求天下方士，访求长生不老的丹药。
于是，一些小人纷纷奔走于道路，以讨好宪宗。
元和十三年（818年）十月，朝臣李道古过去在鄂岳观察使任内做过不少坏事，所以，他日夜不宁，担心有一天会“东窗事发”，便苦苦地思索如何讨皇上的欢心。忽然，他的脑袋里灵光一闪，计上心来。于是，李道古立刻去找宰相皇甫镈，告诉他：“从前，我担任鄂岳观察使时，听说有一位山人柳泌能炼制长生不老药，请您报告圣上！”
宪宗大喜，立即命柳泌进京，住在兴唐观，为他炼制仙药。炼了一段时间，柳泌一无所获，又怕不好交差，就向皇帝报告：“听说台州天台山是一座仙山，山里面有很多奇花异草。如果陛下让我去那里任职，我一定能为陛下求得仙药。”宪宗求“药”心切，便命他暂时署理台州刺史。
这时，谏官们纷纷上奏：“本朝从来没有让方士出任刺史的先例！”
宪宗却是勃然大怒：朕是天下之主，富有四海，现在让柳泌去台州为朕炼制仙药，岂非好事？于是，他立即下诏，把这些谏官臭骂了一通，认为他们有失“为臣之道”，一点也不关心“皇帝陛下”的龙体。
不过，世上本来就没有什么“不死之药”，柳泌又怎么可能找到呢？所以，他在台州折腾了一年，还是一药无成。这时，他害怕了，想起一句古语“三十六计，走为上计”，便举家逃入深山。谁知，这事让浙东观察使知道了，急忙派兵把他抓了回来，解往长安。可是，皇甫镈、李道古又出面为他百般说情。最后，还是宪宗“宽大为怀”，不仅没有治柳泌的罪，又任命他为翰林待诏，继续服用他炼制的丹药。
服了这些“仙丹”，马上就会有两个不良反应：一是口渴难耐，二是脾气暴躁。所以，宪宗一服药，他身边的人可就倒霉了。到元和十四年（819年），宪宗已吃了许多“仙丹”，性情变得极为暴躁。在药力的作用下，他有时神智不清，狂怒得像一头猛虎，身边的宦官、宫女动不动就被他喝令推出去斩首。于是，皇宫里面人人自危，众宦官仿佛“末日来临”一般，惶惶不可终日。到最后，皇上身边的宦官们觉得，宪宗要是再服用这些“仙丹”，他们连这条小命也保不住了。
第二年（820年）元月，宪宗病重，连早朝也不能上了。对此，人们议论纷纷，非常恐慌。
这时，内侍陈弘志再也无法忍受了，担心下一个莫名其妙地“身首异处”的人就是自己。在这种极度恐惧的压力下，正月二十七日夜里，陈弘志将熟睡中的宪宗活活勒死。可怜一代英主，渴望“长生不老”，竟然惨死在家奴之手，真是可悲！
杀了宪宗后，陈弘志也觉得有些害怕，急忙把宫里的大宦官王守澄和梁守谦请来。他们几个商议了一番，决定严密封锁消息，然后打开宫门，迎接太子入宫，这就是“唐穆宗”。
对于这一切，穆宗当然是一清二楚，但他丝毫不在意。对他来说，宪宗的突然离去，自己正好可以早点当上皇帝，这就够了，他根本不想为别的事情烦心，而且他现在已经坐上了龙椅，是天命造就的“天下之主”，谁又敢说三道四？
不过，陈弘志等人当然不会这么想。要知道，宪宗临死前声望正如日中天，倘若消息走漏出去，他陈弘志纵然有三个脑袋，也会被人们剁成肉酱！
幸亏，大家都知道宪宗在服用“仙药”后，早已病重，所以，对他“毒发身亡”的官方解释并未产生怀疑。实际上，谁也不可能想到“一代英主”宪宗竟然会被一个小小的宦官谋杀，人们的想象力再丰富，也不可能产生这种猜测。再加上事发后王守澄等人严密封锁消息，所以大家都被“蒙在鼓里”。
其实，宪宗未享天年，既是他的不幸，也是他的大幸，因为宪宗可以保住自己的英名。在他死后河北三镇就再次叛乱，大唐帝国再也没有统一过。不幸的是，宪宗之死，标志着一个“宦官专权”时代的到来。在此后的几十年里，宦官得以把持朝政，左右皇帝，成为国家政治舞台上的主角。 对死亡的恐惧：雍正暴死之谜
岁月悠悠，沧海桑田。清朝第一位葬在西陵的皇帝是雍正，他的即位登基令人议论纷纷，而他的暴死，更是给后人留下了一个“难解之谜”。
据《雍正朝起居注》记载，雍正是在雍正十三年（1735年）八月归天的。雍正去世前几天，他还在照常办公，这说明他的身体还不错。直到八月二十二日晚上，雍正突然得了重病，才匆忙宣布传位给皇四子弘历。第二天，雍正就在圆明园咽气了，年仅58岁。
那么，雍正究竟是怎么死的？随着清宫档案被发现，越来越多的人相信：雍正是吃丹药中毒致死的。那么，我们就来看看，道家的炼丹炉能否揭开雍正暴死之谜？
在皇权专制时代，有许多帝王迷恋神丹仙药，幻想长生不老。从秦始皇几次派人出海访仙求药，到汉武帝命炼丹家李少君、栾大炼制“不死药”；从曹操遍招天下方士习炼“养性法”，到晋哀帝“饵长生药”丧命；从隋文帝指派道士潘诞“合炼金丹”，到“一代明君”唐太宗服用天竺方士的长生药“暴疾不救”；再从宋太祖召见道士苏澄隐询问“养生秘术”，到明朝泰昌帝服用“红丸”丧命……多少专制帝王对道家的炼丹术走火入魔，而清朝的雍正，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位迷恋丹药的皇帝。
雍正喜欢炼丹，是由来已久的。早在做皇子时，他就对丹药产生了浓厚兴趣，曾赋诗一首：
“铅砂和药物，松柏绕云坛。
炉运阴阳火，功兼内外丹。”
在这首诗里，又是铅砂，又是药物，还有炉火，烟雾缭绕，活脱脱一幅活灵活现的“炼丹写真图”。可见，雍正早就对炼丹感兴趣了。
在登上大宝后，雍正极力推崇金丹派南宗祖师张伯端，封他为“大慈圆通禅仙紫阳真人”，命他“发明金丹之要”。从雍正四年（1726年）开始，雍正经常服用他炼制的一种叫做“既济丹”的丹药，还把它赏赐给鄂尔泰、田文镜等一些宠臣。
雍正八年（1730年）春天，雍正闹了一场大病。为了治病，他命令内外百官大规模地访求名医、术士。为此，他分别给田文镜、李卫、鄂尔泰等一大批封疆大吏发去一份文字完全相同、由他亲笔书写的上谕：
“可留心访问有内外科好医生与深达修养性命之人，或道士，或讲道之儒士俗家。倘遇缘访得时，必委曲开导，令其乐从方好，不可迫之以势，厚赠以安其家，一面奏闻，一面着人优待送至京城，朕有用处。竭力代朕访求之，不必预存疑难之怀，便荐送非人，朕亦不怪也，朕自有试用之道。如有闻他省之人，可速将姓名、来历密奏以闻，朕再传谕该督抚访查，不可视为具文从事，可留神博问广访，以符朕意。慎密为之！”
这道密谕的核心是，让这些封疆大吏积极寻找会“修养性命”的道家术士。
雍正既然如此重视，又反复叮嘱臣下“不可视为具文从事”，做臣子的怎敢怠慢？所以，各地官员就展开了一场全国性的“大寻访”行动。很快，四川巡抚宪德报告：当地有一个龚伦，人称“龚仙人”，有长生之术，都86岁了，还和小老婆生了一个儿子。雍正大喜，立即命宪德把他送往北京。可是，就在这时，龚仙人突然升天了。
对此，雍正十分惋惜，但他仍然不死心，又命宪德秘密查访，看看龚仙人的儿子是否得到什么“秘传”。结果，他的几个儿子都说：“未曾领受其父秘传。”也许，龚伦的后人比较聪明，认为此事干系重大，万一出点差错，身家性命可就难保了，还是谨慎为妙。这不，河南道士贾士芳应召入宫，很快就命丧黄泉了。
贾士芳是如何进宫的？他是雍正面前的“大红人”、浙江总督李卫推荐的。这个贾士芳，本是北京白云观的道士，后来浪迹河南，远近闻名，素有“贾神仙”之称。他是雍正八年（1730年）七月进京，开始为皇上治病，竟然颇见疗效，所以雍正十分高兴，还特地表扬李卫：
“朕躬之安，皆得卿所荐贾文士（即贾士芳）之力所致。”
于是，贾士芳青云直上，由一个“野道士”变成一个倍受雍正宠信的“异人”，身价顿时陡增百倍。
可是，“伴君如伴虎”！没到两个月，雍正就突然翻脸了，竟然将“御用道士”贾士芳投入监狱。关于贾士芳获罪的原因，历来说法不一。后来，在清宫档案中，发现了一件由雍正亲笔修改过的上谕，才揭开了这个谜底。原来，这位贾道士的野心挺大，竟然利用“按摩”、“密咒”等方术逐渐控制了皇帝的健康，让雍正舒服便舒服，让雍正难受便难受。贵为天子，雍正又怎肯受人摆布？所以，雍正立即下令将贾道士处斩，罪名是：在皇帝面前使用“妖术”。
事发后，雍正虽然砍了贾道士的脑袋，却竭力为李卫开脱，说他当初推荐时并不知道贾某人的底细，只是将所见所闻报上来，并无过错，这就给那些准备推荐道士的官员们吃了一颗“定心丸”。
贾士芳死后，雍正并没有对道士们失去信任。据清宫档案记载，在皇宫里，除了专门进行道教活动的钦安殿外，雍正还请道士们在太和殿、乾清宫安放道神符板，在自己的寝宫——养心殿设立斗坛，请求神仙保佑他长生不老。
此外，雍正还在御花园建了几间房子，专门给道士娄近垣等人居住，以便随时请他们祈祷修炼，这实在是“破天荒”的举动了。雍正九年（1731年）正月二十七日，雍正又给内务府总管海望下了一道谕旨：
“朕看后花园千秋亭，若设斗坛不甚相宜，用后层方亭设斗坛好……玉翠亭之东有空地，量其地势，将小些的房添盖几间，给法官住。”
这些材料都证明，雍正不仅曾在全国范围内大规模地寻访道家术士，还在皇宫里与道士们打得火热。这些道士虽然来历不一，但均属于“修炼养生之人”，其目的都是为雍正修炼“仙丹”，好使其“长生不老”。
现在，我们大致可以得出一个结论：雍正是死于丹药中毒。所以，他的儿子乾隆一登基，就下令将道士张太虚等人全部赶出紫禁城，并警告他们出宫后不要胡言乱语！ “愿后身世世勿复生帝王家”
自从王莽导演的“禅让”例子一开，曹魏、晋、宋、齐、梁、陈、北齐、北周、隋、唐、后梁、北宋等等，无不借此名义。不过，对前朝的末代皇帝，曹魏、西晋，以及东晋的桓玄，都没有加以杀戮，所以，汉献帝、曹魏的陈留王曹奂以及被俘虏的蜀汉后主刘禅、东吴的孙皓，都得以苟全性命。
可是，南朝刘裕篡位后，这位寒人出身的老头子带头杀害前朝皇帝，再到沈约劝梁武帝萧衍不可“慕虚名而受实祸”，此后的王朝相蹈此习，末代皇帝及龙子龙孙们下场极惨，几乎无一善终。
例如，南朝刘宋的“末代皇帝”——宋顺帝刘准就被吓破了胆。当权臣萧道成要篡夺皇位时，年仅13岁的小刘准吓得魂不附体，竟然躲在佛龛之下。这时，萧道成手下的大将王敬则率兵赶来，要“遣送”他出宫。王太后见了，急忙一把将顺帝从佛龛下面拉了出来。直到这当儿，宋顺帝还惊魂未定，问王敬则：“你是不是要杀我？”王敬则答道：“陛下，臣只是让你换个地方去住！过去，你们刘家在夺取司马家天下时也是这么做的！”听了这话，顺帝带着哭腔说出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愿后身世世勿复生帝王家！”
真是可怜啊！“末代皇帝”刘准由于惊吓过度，竟然躲到观音菩萨的屁股下面不肯出来。但是，他的母亲——王太后却知道，他们孤儿寡母的生死只在萧道成和王敬则一念之间，如果惹恼了他们，那还得了！所以，她赶紧把小皇帝拉了出来。在确信不会被杀之后，这位小皇帝还是说出了一句让多少“亡国之君”伤心欲绝的话：“希望后世转世投胎再也不要生在帝王家！”
看来，在皇权国家体制下，要当个皇帝也不容易，整日提心吊胆，担心臣下造反不说，弄得不好，还可能掉脑袋，特别是那些亡国的君主！所以，有的人宁愿不当皇帝！ 李后主：“亡国又陪了夫人”
李煜（937～978年），字重光，五代后期南唐的国主，又称“李后主”。他虽然天资聪颖，相貌堂堂，才华横溢，却不以国事为重。平时，他经常以风流自命，每日谱词度曲，与妃嫔们一起饮酒作乐。
正当李煜忙于歌舞酣宴之时，宋太祖已经发兵消灭了南汉，又积极训练水师，准备荡平南唐。李煜知道后，非常震恐，急忙上表，表示愿意去掉帝号，改为“南唐国主”。宋太祖还不满意，又命李煜来汴梁朝见，李煜不肯，就推说自己有病，不愿入朝。于是，宋太祖便宣称李煜心怀异志，命大将曹彬领兵10万即日南下。
当时，南唐的边将毫无防备，根本不是宋军的对手，所以宋军战无不胜，攻无不克。李煜没有办法，只好在宫内召集大批和尚、道士，诵经烧香，乞求上天派天兵天将“下凡”，帮他击退宋军，同时派大臣徐铉驰赴汴梁，求见宋太祖，哀求宋朝退兵。尽管徐铉丑态百出，说尽千般好话，宋太祖仍然吼道：“卧榻之旁，岂能任他人酣睡？”
到了北宋开宝八年（975年），李煜知道已经山穷水尽，只好出城投降。随后，曹彬将李煜一行押往汴京，宋太祖封他为违命侯，并封他的妻子小周后为郑国夫人。
宋太宗即位后，又加封李煜为陇西郡公。虽然都是“亡国之君”，但是南汉的末代皇帝刘鋹长于口才，善于谄媚，经常在太宗面前曲意逢迎，所以太宗对他并无猜忌之心。可是，李煜就不同了，他只能拿起笔来吟风弄月，作几首华瞻哀怨的诗词，论起口才来，是一点也没有。渐渐地，太宗就怀疑李煜有怨望之心，便命人暗中监视李煜的一举一动。
作为一个亡国君主，李煜自然是百感交集，经常思念在江南的快乐时光，不觉涕泪交流，悲伤不已，便忍不住提起笔来，填了一阙《浪淘沙》：
“帘外雨潺潺，春意阑珊。罗衾不耐五更寒。梦里不知身是客，一晌贪欢。
独自莫凭栏，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
太平兴国三年（978年）的元宵节，依照宋朝制度，各位命妇入宫庆贺。不料，小周后自从元宵节入宫，一连好几天都没有回来，李煜急得在家里唉声叹气，踱来踱去。
直到正月底，小周后才从宫中乘轿而归，李煜急忙把她迎入房中，赔着笑脸，问她为何今日才出宫。小周后却一声不响地倒在床上，只是掩面痛哭。李煜有些不解，急忙上前细问情由。小周后突然坐起来，指着李煜骂道：“当初你只图快乐，不知道治理国家。现在，国破家亡，你又投降了，害我受到这种羞辱！”
原来，那天小周后进宫时，正好被宋太宗瞧见。见小周后生得花容月貌，太宗就动了“鬼心思”，便把她留在宫里，强迫她侍寝。“人在屋檐下，哪敢不低头”，无奈，小周后只好顺从了太宗。于是，太宗把她霸占了，玩弄了许久，才放她出来。
李煜听后，长叹一声，也只能仰天流泪。从此，李煜经常眼睁睁地看着心爱的妻子被太宗召去陪酒、陪宴、陪寝，成了真正的“三陪女”。
这一年七月七日，正是牛郎织女相会的日子，恰好是李煜的生日。李煜想起从前的歌舞欢饮，眼下却是凄凄惨惨，连身边的宫女也只剩下两三个，其余心爱的嫔妃都是死的死，走的走，一个也不在眼前，不由触动愁肠，填了一阙《虞美人》：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
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这时，小周后忽然从屋里走出来，对李煜说道：“夫君，你又在这里愁思悲吟！现在，我们虽然背时失势，也不该如此悲怨！何况隔墙有耳，你不要怀思感旧。如果让外人听到了，又会怀疑你对现实不满了。眼下，你我又处在这种境地，千万不要因笔墨招来灾祸！”李煜长叹了一声：“国破家亡，我心里苦得很，除了悲歌长吟，该怎样消遣呢？”小周后见他越说越不对劲，就一把将他拖到房内。
见桌上摆着几样菜肴，倒还精致，李煜便举起杯来，一饮而尽：“今朝有酒今朝醉！今天，我偶然填了两阙词，你何不按谱循声歌唱一回呢？”小周后推辞不得，便将《虞美人》一字一字依谱循声，轻启朱唇唱了起来。借着酒兴，李煜亲自吹起玉笛相和。虽然一吹一唱，并无别的乐器伴奏，倒也婉转抑扬，动人肺腑。
这当儿，在李煜周围监视的人急忙飞报太宗。读了《虞美人》这首词，太宗勃然变色，一拍龙书案说：“看来，李煜还没有忘记故国，若不将他除掉，必为后患！”于是，太宗赐给李煜一瓶“牵机药酒”，李煜喝完御酒，脸色大变，倒在床上，已是气息全无了。
太宗知道后，非常“悲痛”，追封李煜为太师、吴王，并废朝三日，把丧事办得“体体面面”。李煜下葬后，小周后自然要入宫谢恩，太宗就乘机把她留在后宫。
作为一国之君，李煜高高在上，却不知“家国”为何物？直到做了俘虏，他才在自己的词中“不合时宜”地有了一些家国之感，却因此换来“牵机药酒”。作为一个文学家，他是出类拔萃的，但作为一个国君他确实很荒唐。在皇权专制时代，这种身份的“错位”带给李煜的是人生的悲剧，而这种悲剧又反过来促使他在诗词方面取得了不朽的业绩！ 宋徽宗痛失江山
与宋徽宗的祖先宋太宗相比，女真人还算是比较“宽厚”的：徽宗在他们手里活了9年，而且是病死。临终前，这位天才的“艺术家皇帝”也曾写过一首怀念故国的词——《燕山亭•北行见杏花》：
“裁剪冰绡，轻叠数重，淡著胭脂匀注。新样靓妆，艳溢香融，羞杀蕊珠宫女。
易得凋零，更多少，无情风雨。愁苦！问院落凄凉，几番春暮？
凭寄离恨重重，这双燕，何曾会人言语。天遥地远，万水千山，知他故宫何处？
怎不思量？除梦里，有时曾去。无据，和梦也、新来不做。”
这首词表现了作者的悲怆与真情，可能是这位皇帝所有诗词中最好的一首：往昔的一切，就连做梦也梦不到了，悲怆之情可以想见。可惜，就是在这样一首词里，我们依然可以看出作者的浪漫和轻佻。
也许是受佛教的影响吧，中国人素来相信“轮回报应”之说，许多人“津津乐道”的是：宋徽宗赵佶是南唐后主李煜托生的。倘若这种说法是真的话，赵佶倒真是为李煜报了国破家亡的仇恨——让宋太宗的万里江山断送在他的子孙手中。
对于一些不太了解历史的人来说，他们可能对徽宗很陌生。但是，只要你读过施耐庵的《水浒传》，只要你熟悉那些梁山泊好汉，就知道，那位使国家奸臣当道、专门把好人逼上梁山、被李逵称为“皇帝老儿”的，就是此人。
徽宗赵佶，生于元丰五年（1082年）阴历十月十日。据说，在他出世前，父亲宋神宗曾经去秘书省观看李煜的画像，对这位“亡国之君”的儒雅风度颇为心仪，随后徽宗就降生了。仅此一条，就使许多人相信赵佶是由李煜转世投胎的。
其实，不少人早就发现，在许多方面，这位宋徽宗赵佶确实和李煜惊人地相似：
——他们的艺术天分都很高，而且才华横溢，文采风流。稍有不同的是，李煜是一位词人，而赵佶则是书法家、画家。
——在治理国家上，他们同样昏庸，同样不管老百姓的死活，只顾自己享乐，极其可恶。
——他们都是“亡国之君”。李煜的南唐是被赵佶的祖先赵匡胤灭亡的，赵佶的北宋帝国则是亡在了女真人的铁蹄之下。
——他们的归宿同样很悲惨。
宋徽宗刚即位时，北宋是一个非常富足的帝国（也许是当时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经过徽宗长达25年的统治，大宋帝国已经由一座锦绣江山变成了“名副其实”的破船漏屋，帝国的统治已经摇摇欲坠。
更可耻的是，当宣和七年（1125年），女真人的铁骑大举南下时，这位徽宗皇帝不是振作精神，奋起抵抗，反而不负责任地把皇位“禅让”给儿子钦宗赵桓，让他出来收拾残局。然后，他带上一大帮妃嫔、宫女、宦官南逃，准备一走了之。最后，迫于朝野舆论的压力，他才返回京城。
两年后，即靖康二年（1127年）的正月，大宋朝遭遇了一场“灭顶之灾”：帝国首都汴梁沦陷敌手，它的两位皇帝——已经退居太上皇的徽宗赵佶和他的儿子钦宗赵桓相继沦为女真骑兵的俘虏，只有徽宗的第九子——康王赵构侥幸脱身，在南方建立了政权，总算维持了大宋帝国的半壁河山。
在沦为女真人的俘虏后，按照“战争法则”，被掳去的皇子皇孙、王公贵戚，都成为“亡国奴”。在这场颠沛流离的大迁徙中，不少人由于饥寒交迫而抛尸荒野，其余的幸存者被迫垦田种地，自力更生。最不幸的是那些女子，无论是宗室妇女、名门闺秀，还是小家碧玉，或沦为奴婢，或被选为女乐，无一例外地成为金国贵族的淫具，被奸淫毙命者不计其数，幸存的也是强作笑颜，苟延残喘。至于徽宗的妻子、女儿，也不能例外：除了年老色衰的，都被女真人瓜分，沦为姬妾；等她们老了，再沦为奴婢、侍女。徽宗和钦宗，这一对“父子皇帝”，则被流放到金国北部边陲的一个偏僻小镇——五国城（今黑龙江省依兰县），在那里“坐井观天”，度过了屈辱的余生。
生活能够改变一切。命运的改变，使我们的宋徽宗从至高无上的“皇帝陛下”一落千丈，成为“阶下囚”，也使他从一个“异想天开”的艺术家变成了一个真正的诗人。在痛苦、悔恨、无奈和悲伤的煎熬中，他的诗词也一洗铅华，成为血泪心境的真实写照：
“彻夜西风撼破扉，萧条孤馆一灯微。
家山回首三千里，目断天南无雁飞。”
“九叶鸿基一旦休，猖狂不听直臣谋。
甘心万里为降虏，故国悲凉玉殿秋。”
南宋绍兴五年（1135年）六月，在饱经屈辱和伤痛之后，徽宗终于在五国城抑郁而死，终年54岁，钦宗则比他多活了26年，于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逝世。
不过，从被俘之日起，一直到客死五国城，徽宗从未放弃过有朝一日能够回到故国的幻想。最后，他也只能带着极大的遗憾告别人世。“狐死首丘”，临终时，徽宗遗愿归葬宋土。可是，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要求，女真人也不肯首肯。 “破天荒”的《训政细则》
从鸦片战争以后，中国进入了近代，皇权国家体制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其中，一个最突出的表现就是：皇帝不再是至高无上，上面还有一个“慈禧太后”凌驾于皇帝之上。这不，在慈禧的一手导演下，一个“空前绝后”的限制皇权的法律文件——《训政细则》出笼了。
同治十三年（1874年），亲政还不到一年的同治帝突然得了不治之症。消息一传出，嗜权如命的慈禧就全力以赴地投入皇位之争。在她的策划下，醇亲王奕■之子载湉即位，是为光绪帝。因为载湉即位时才4岁，所以慈禧再次垂帘听政，并“信誓旦旦”地表示：这是“权宜之举”，“一俟嗣皇帝（指光绪帝）典学有成，即行归政”。
到了光绪十二年（1886年），光绪已经16岁，快要成人了。这时，慈禧碍于祖制，不得不做出准备“归政”的姿态。六月，她亲自召见醇亲王奕■和礼亲王世铎等人，表示：从今年冬至开始，由皇帝亲自前往圜丘行礼，并于明年举行“亲政大典”。
乍看起来，慈禧是在信守诺言，准备把皇权归还给光绪。可是，慈禧这个人权力欲很强，不甘心“大权旁落”，盘算着如何在光绪亲政后继续操纵清廷的大权。对此，醇亲王奕■当然是“心领神会”。作为慈禧的亲信，奕■深知这个女人不简单，此举只不过是想考验一下群臣的态度，看他们对她是否忠诚？
奕■果然没有让慈禧失望！没到5天，他就想出了一个“训政”的主意，并带头上奏，请求皇太后“训政”。在这份奏折中，他首先对慈禧歌功颂德，吹嘘了一番她的“文治武功”，然后找出一些“冠冕堂皇”的借口，提出：待皇帝年满20岁才归政，而且光绪亲政后，也应当永远依照现有规制，一切事情先请示皇太后，再向皇帝奏闻。这样一来，不但大大推迟了光绪亲政的时间，而且把慈禧把持朝政的局面“永远”固定下来。
为了壮大声势，奕■又联络世铎、伯彦纳谟祜等人，一起请求慈禧再“训政”数年。十月，奕■、世铎等人制定了一个详细的《训政细则》：“必须永照现在规制，一切事件，先请懿旨，再于皇帝前奏闻……”根据这个细则，所有军国大事都要由慈禧处理，光绪即使亲政，也仍然是一个“傀儡皇帝”。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位醇亲王奕■恰好是光绪的生身父亲，却带头制定《训政细则》，给光绪打造了一副“政治枷锁”！中国的皇权政治就是这么奇怪，有时真是让人百思不得其解！
两年后，鉴于光绪即将大婚，慈禧不能再厚着脸皮不归政了，只好宣布：从光绪十五年（1889年）二月起正式“归政”。可是，在奕■的指使下，军机处起草了一个《酌拟归政事宜折》，提出：在皇帝亲政后，在京各衙门的奏折先由皇上披阅，另由军机处誊抄一份呈皇太后“慈览”；至于各级官吏，先由军机处开列名单，再由皇上奏明慈禧，才颁布谕旨。这样一来，光绪虽然可以批阅奏折，却没有最后决定权，慈禧仍然在幕后操纵着实权。
光绪十五年（1889年）一月，光绪帝大婚。婚后，慈禧宣布“撤帘归政”。二月初，光绪正式举行“亲政大典”。不过，这与其说是光绪“亲政”的开始，倒不如说是慈禧通过“训政”的方式为自己遥控朝政铺平了一条“金光大道”。
光绪亲政后，慈禧表面上搬到颐和园“颐养天年”，但是，根据《训政细则》，她继续操纵着朝政，并对光绪进行“遥控”。每个月，光绪帝至少要去颐和园向慈禧“请训”两次，有时甚至多达五六次。至于重要的奏折，光绪必须送呈慈禧“慈览”，才能作出决定。
说起来，也是光绪帝倒霉！中国的皇权国家体制素来有两面性：一方面，皇权至高无上，似乎无所不包；另一方面，对于皇权的具体范围和大小，历朝历代从来没有作出明确的规定。所以，尽管皇帝高高在上，但在实际的政治实践中，皇权可大可小，大可以大到皇帝包揽一切事务，小也可以小到皇帝大权旁落，甚至完全听命于他人。现在，光绪偏偏碰上了慈禧这么一个强悍又有心机的女人，给他制定了一个《训政细则》，将皇帝置于“陪衬”地位，并明确规定：一切军国大事都由慈禧定夺。在皇权社会里，这可是一件“破天荒”的事情，而且偏偏让刚刚“亲政”的光绪第一个“享受”这种“特殊待遇”。
所以，对于这份《训政细则》，光绪身边的一些大臣愤愤不平，御史安维峻就曾直接上疏指责慈禧：
“皇太后既归政于皇上，若仍遇事牵制，将何以上对祖宗，下对天下臣民？”
至于光绪本人，也不甘心永远做一个“傀儡皇帝”，他开始组织力量，试图摆脱慈禧的控制。
特别是在甲午战争后，光绪感到只有变法才能自强，对这份“碍手碍脚”的《训政细则》实在是忍无可忍，最后向慈禧摊牌：“如不与我权，我宁逊位”，慈禧被迫同意他实行“戊戌变法”。
不过，好景不长，慈禧很快就发动政变，将光绪押到瀛台囚禁起来，这就是震惊中外的“戊戌政变”。随后，慈禧再次以“训政”之名行“亲政”之实，光绪每天除了从瀛台被拉来早朝外，不得自由出入。从此，光绪就成了一位真正的“孤家寡人”，过着凄凉的、如同行尸走肉一般的“高级囚徒”的生活，只有终日长嘘短叹：
“朕不如汉献帝也！” 宰相：战战兢兢的“二把手”
在权力面前，谁能不动心？在皇权国家体制下，全国权力最大的人莫过于皇帝了，可惜这个龙椅不好坐。别的不说，先要有皇族血统，最好是皇帝的儿子，要不然是皇族后裔也行，再差也得和老皇帝是一个姓吧！就这条要求也怪苛刻的，因为血统是先天的，大多数人生下来就和皇帝的宝座无缘了。
相对来说，“宰相”这个位置就比皇帝现实得多了，因而被许多人所羡慕。当然，这个位置肯定是有许多好处，要不然就不会有那么多人去争夺了。首先是知名度高。要说起天下知名度最高的人，那一定是皇帝，但皇帝高高在上，又住在皇宫里面，和一般老百姓离得太远，老百姓最熟悉的还是宰相。所以，只要做到了宰相，当然是大大有名的。
除了名，还有利！先不说做了宰相以后，许多“灰色收入”会滚滚而来，就算合法的收入也不少啊！作为当朝一品，薪水自然是最丰厚的，待遇也是最高的，出门坐轿至少是不用回避别人了，很多生活起居也不需要自己“掏腰包”。此外，皇帝还会隔三差五地给赏赐，例如，刘备一攻下成都，就赏给诸葛亮黄金500斤、白银1000斤、钱5000万、蜀锦1000匹。只要做了宰相，即使不收贿赂，也是一个“富家翁”，绝对不会穷困潦倒！
在名、利之外，还有权！作为全国的“二把手”，宰相的权力也蛮大的。古往今来，中国人深受儒家教育，要济世安民，为天下苍生造福。在皇权社会里，要做事，就得做官，要做官就得做最大的官——宰相，正所谓“出将入相”也。例如，唐朝大诗人李白，在诗方面的成就登峰造极，他的诗真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但还是郁郁不得志，为什么呢？就是没做到大官（特别是宰相），不能为苍生造福啊！至于宋朝的王安石，诗词、文采都好，还要做宰相，干一番轰轰烈烈的大事业！
能爬上宰相这个位子的，自然不是凡人，不是政坛高手，就是理财高手，要不然也是个文学家，或者是由将而相，甚至人际关系专家也行，反正得有点本事才行，否则你“占着茅厕不拉屎”，不是被人架空，迟早也会被人灰溜溜地赶下台。
不过，世界上的事情都有两面性：只要有权力，就会有义务；只要有快乐，就会有痛苦。这样才符合辩证法啊！
要做事，就难免得罪人。特别是要为老百姓做好事，就容易得罪豪门权贵，而他们偏偏与皇帝关系最亲，随时可以上达圣听，到皇帝那里打“小报告”。听得多了，皇帝就会逐渐对你起疑心。对此，宰相也只能“忍”！俗话说，“宰相肚里能撑船”，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其实，最关键的还是皇帝。因为宰相位高权重，对皇帝这个“一把手”无形中构成威胁，所以皇帝难免对宰相有警惕心理。皇帝一不高兴，你就得准备下台；如果发生大事了，比如天灾什么的，宰相也要负责任，下台；就算你干得不错，像老黄牛一样，也不行，“一朝天子一朝臣”，新皇帝上台，你就得准备下台。在中国历史上，有很多“三朝元老”，“三朝宰相”倒是十分罕见。
所以，在皇权国家里，宰相虽然是“老二”，其实没有什么独立的人格，在许多方面还得看“老大”——皇帝的眼色行事！
其实，宰相“光荣”下台还算是命好的，搞得不好，还会掉脑袋。这不，雄才大略的汉武帝杀了好几个宰相，朱元璋一口气杀了三个宰相，“一代仁主”康熙也把内阁大学士索额图给杀了。这些宰相之所以倒霉，主要是因为他们有势力，已经对专制皇权构成威胁。
总之，“宰相”这个位子不好做，做得辛苦，但在皇权国家体制下，宰相毕竟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除了皇帝之外，就数宰相的权力大。几千年来，各式各样的能人志士们纷纷“飞蛾扑火”似地冲这个位子扑去，享受着宰相带来的快乐和痛苦！ 皇帝的“替罪羊”
俗话说：“伴君如伴虎。”在皇权国家体制下，要想做一个“好宰相”也不容易，因为皇帝是圣明的天子，至高无上，不可能有什么“过错”，所以，一旦发生什么事情，虽然追根究底是皇帝的错，但人们不能指责皇帝，只能指责“二把手”——宰相。没办法，宰相也只有自认倒霉，乖乖地下台，所以宰相们心里“苦”啊！
这不，千百年来，秦桧一直被视为“卖国贼”，饱受后人的痛骂。可是，人们何曾想到：秦桧只是宰相，只不过是一个“帮凶”而已，如果没有宋高宗的旨意，哪来“十二道金牌”？没有赵构的默许，秦桧怎么可能将名将岳飞以“莫须有”的罪名杀害？不过，在皇权社会里，人们不敢骂皇帝，秦桧只好作为“替罪羊”，永远跪在岳飞墓前，赵构却啥事也没有！ 皇帝的“替罪羊”：上官仪之死
上官仪（约605～665年），字游韶，陕州陕县人。早年，他就才华横溢，精通佛教经典，兼涉经史，文章（特别是诗词）写得好。贞观初年，他考中进士，出任弘文馆直学士，升秘书郎、起居郎。高宗即位后，上官仪改任秘书少监，不久当上了宰相（西台侍郎，同东西台三品）。
当时，软弱无能的高宗李治突然害了一场大病，整天头晕眼花，有时连眼睛都睁不开，实在是无法处理那些奏章，而皇后武则天很能干，又懂得一些文墨，高宗对她非常宠爱，便命她代为处理朝政。
武则天“一朝权在手”，就志得意满，逐渐不把高宗放在眼里，连高宗想干什么，都得她点头才行。时间一长，高宗就觉得自己这个皇帝太“窝囊”，对武则天很是不满。
麟德元年（664年）的一天，唐高宗忽然和武则天闹矛盾了，两个人吵了个面红耳赤。在一怒之下，高宗把宰相上官仪找来，向他“诉苦”！皇帝竟然要找宰相诉苦，告大老婆的状，真是古今罕见！
对于武则天的飞扬跋扈，上官仪早就看不惯，所以他就建议说：“陛下，既然您嫌皇后太专断，不如就把她废了。”高宗这个人向来没有主见，觉得有几分道理：“那好，你就代我起草一份诏书吧！”
这些话，都被旁边的两个小太监听见了，他们都是武则天的心腹，急忙飞报武则天。
上官仪毕竟是一个文人，他不懂得“兵贵神速”的道理，没能把握住这个有利的时机把武后废掉，而是把心思都放在起草诏书上，想构思出一篇“大文章”来，好青史留名。真是愚蠢啊！上官仪也不想一想：一旦废后失败，他就要第一个遭受杀身之祸。
结果，这份诏书还没有起草出来，武则天就“气势汹汹”地闯了进来，卷起了一股令人胆寒的阴风。她站在龙书案前，一步步逼近李治，追问：“陛下，你为什么要废掉我？十几年来，我为你生儿育女；在你生病期间，又是我辛辛苦苦地为你打理朝政，我究竟哪里得罪你了？为什么要把我们母子几个赶出皇宫？”
对武则天，李治素来是又爱又怕。现在，一听这话，他已经是浑身颤抖，急忙辩解：“不，不，这不是朕的意思！”
见他“服软”了，武则天还是不依不饶，又“得寸进尺”地追问：“既然不是圣上的意思，又是谁的意思？”这时，“窝囊废”李治竟然用手指着站立在一旁的上官仪说：“是他，是他劝朕这样做的！”
在“母老虎”武则天面前，懦弱无能的李治吓破了胆，竟然不敢承担“废后”的责任，就将上官仪作为一只“替罪羊”抛了出来。武则天勃然大怒，立刻下令处死上官仪。
从此，高宗只要上朝，武则天就坐在一旁监视，朝廷里不论大事、小事，都得她点头才能算数！
唉，不知道高宗李治是不是男子汉，竟然在武则天这个“母夜叉”面前当起了“缩头乌龟”。这可把无辜的上官仪给害惨了，最后他也只能听任武则天的宰割！看来，上官仪还是命不好，生在不讲理的皇权专制时代，既然高宗李治不肯承担责任，也就只能由他这个宰相来品尝“替罪羊”的苦果！ 皇帝的“替罪羊”：“冤死鬼”宋申锡
唐文宗永远也忘不了那个月黑风高之夜。宝历三年（827年）的一个晚上，几名神策军将领未经通报，便闯进门来说：“两位枢密使、两位神策军中尉（都是大宦官）有请江王大驾！”还未等他完全清醒过来，第二天就成了大唐帝国的新皇帝。同样，文宗也忘不了大宦官王守澄那张阴沉的脸，就是这个人杀了敬宗，把自己推上了龙椅。从此，文宗就再也无法挥去这个惨痛的记忆。
一夜之间，沧海桑田，什么都变了，江王已经成为大唐帝国的第12位天子了。文宗亲眼目睹了自己如何从亲王变成天子的全过程，他真是“痛心疾首”：本朝立国已经200年，从来没有出现过家奴血刃宫闱、废立皇帝的事，想不到今天竟然变成现实。一想到这里，文宗就思如泉涌。这时，他想起了“死于非命”的宪宗、穆宗、敬宗，才大梦初醒。从坐上龙椅的那一瞬间起，文宗的心里就涌起一种冲动：要为已经死去的几位天子报仇，要让家奴照旧为家奴，天子重新为天子。
可是，文宗即位后，王守澄竟然以“第一功臣”自居，经常对文宗指指点点、说三道四。所以，文宗更是恼丧万分：一方面宦官专权，另一方面朝臣们又分为牛、李两党，相互攻讦，谁也不肯为他分忧。最后，文宗左看右看，终于“相中”了一位可以“托付重任”的大臣——翰林侍讲学士宋申锡。
也是凑巧，大和四年（830年）六月的一天，文宗命宋申锡给他宣讲《贞观政要》。见左右无人，文宗觉得这是一个好机会，便突然问道：“宋爱卿，你每天与朕谈经论道，知道朕的心事吗？”
作为“天子近臣”，宋申锡对文宗当然很熟悉。一想到英明的天子却受制于一群宦官，他的心里何尝不是“戚戚然”！所以，他急忙惶恐地答道：“微臣不能替皇上分忧，罪该万死！”这时，文宗实在是忍不住了，便把压抑在心里的话都吐了出来：“宦官势力强盛，宪宗、穆宗、敬宗都是死于非命！朕身为天子，统御万民，却受制于家奴，何以面对宗庙社稷？”
听了这番“肺腑之言”，宋申锡激动不已，哽咽着说：“陛下且宽圣怀，微臣愿效死力！”文宗大喜，觉得他的确是一个“可用之人”。也是可怜，文宗身居九重，平时打交道的都是后妃、宫女和宦官，想找一个得力的人也不可得，而宋申锡身为翰林侍讲学士，正好处在内廷，皇上不靠他，又能倚靠何人？
几天后，文宗下诏，将宋申锡提升为尚书右丞，一个月后又提升为宰相——“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一切都进行得非常顺利，并未引起宦官集团的怀疑。
宋申锡当上宰相后，他的表现让许多本来对他还抱有一点希望的人大大失望。这也不奇怪，因为宋申锡当宰相，主要是为了铲除宦官，他的心思根本就不在治理朝政上，外人又如何知晓他的“苦心”？
大和五年（831年）新年前后，经过宋申锡的一番谋划，文宗准备对宦官集团动手。不过，此举并没有经过深思熟虑，注定是要失败的。
首先，宦官的势力很大，王守澄仍然大权在握，要想消灭宦官集团，又谈何容易？何况对方耳目众多，一着不慎，就会满盘皆输。其次，文宗选中的宋申锡，根本就不是一个可以担当大任的人选，因为他不是一个“阴谋家”，又如何能担当重任，行“阴谋”之事？
在不掌握禁军，又没有藩镇作为后盾的情况下，要对以王守澄为首的宦官集团采取行动，就必须得到帝国首都的行政长官——“京兆尹”的有力配合。对这一点，宋申锡还是清楚的。可是，不知出于什么原因，他竟然“草率”地挑中了吏部侍郎王璠。
当时，宋申锡秘密约见王璠，把文宗的密诏交给他看，并许给“京兆尹”一职。起初，王璠没有思想准备，只是说需要考虑考虑。不过，王璠在家里考虑来考虑去，觉得此举简直是“鸡蛋碰石头”，毫无成功的希望！
于是，自私的王璠急忙找到王守澄的亲信郑注，向他告密。郑注大吃一惊，赶忙禀告王守澄。王守澄问：“此事如何处理？”郑注答道：“先下手为强，应当立即铲除宋申锡，清君侧！”随后，郑注又献上一条“毒计”。原来，宋申锡过去曾与文宗的弟弟、漳王李凑有交往，郑注建议就以此为“突破口”。
第二天，在王守澄的指使下，神策军军官豆庐著突然入朝告密：宋申锡与晏敬则等人图谋拥立漳王为皇帝！
唐文宗一听，就知道宋申锡行事不密，走漏了消息。怎么办？眼下，文宗只能和宋申锡“划清界限”，要不然就可能“惹火烧身”，牵连到自己！一想到这里，文宗“勃然大怒”：“竟有这种事？”王守澄不容皇上喘息，要“乘胜追击”：“宋申锡大逆不道，请陛下立即下诏，全城戒严，搜捕逆党，并抄斩宋申锡的全家！”
一想到宋申锡马上就要“人头落地”，文宗可就犹豫了，实在是有点不忍心。
刹那间，大殿里的空气仿佛凝固了一般。
也许是宋申锡命不该绝！这时，大宦官、飞龙使马玄亮正好在旁边，他素来比较忠厚、老实，认为这件事还没有仔细调查，单凭豆庐著的揭发，就要把“当朝宰相”宋申锡满门抄斩，这实在是太过分！所以，他立即出班，表示反对。
这下子，文宗仿佛抓到了一根“救命稻草”，急忙表示：“此案事关重大，应该仔细调查，再做定夺！”
没想到，半路上竟然杀出一位“程咬金”来！王守澄哪能不气，恨恨地瞪了马玄亮一眼，便掉头而去。看着他的背影，文宗的心里真是百感交集，不知是什么滋味。一出皇宫，王守澄就将晏敬则抓了起来。经过一番拷打，晏敬则被迫“招供”。
现在，文宗再次被逼到了墙角，只得命令文武百官合议此案，希望有人能为宋申锡说几句好话，使事情有所缓解。这时，马玄亮急忙跪倒在地，叩头不止，流着眼泪说道：“人命关天，何况是宰相！”文宗见了，才鼓起勇气，下了一道圣旨：将漳王流放，宋申锡贬为开州司马。就这样，软弱无能的唐文宗自己不敢承担责任，却将宋申锡作为一只“替罪羊”抛了出去！
不过，宋申锡虽然逃过这一劫，但没过多久，他就在开州郁郁而终。直到临死前，他还在恨恨地念着一个人的名字，因为他知道：除了自己以外，此事只有王璠知道。所以，他要诅咒这个小人，就是要让他也不得善终。
就这样，唐文宗策划的铲除宦官势力的第一次行动尚未展开就彻底失败了。 “你方唱罢我登场”
千百年来，“宰相”这个位子实在是不好坐。在皇权国家体制下，作为皇帝的最主要助手和帝国的最高行政首脑，宰相既要应付皇帝，还得承受来自各方的压力，因为宰相这个位置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人人都想坐。不过，宰相的位子只有一个，一个人坐了，其他人就没有份了，所以，大家就对你下绊子、动手脚，也只有先把你打下去，他才能爬上来。明朝后期，徐阶、高拱、张居正三位大学士之所以明争暗斗，就是为了能够坐上“内阁首辅”的位置。
而且，你一做上宰相，就要办事，办事就容易得罪人，得罪的人越多，你的官位也就越不稳。于是，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你难免要重用几个亲信，罗织一点党羽。这样一来，你就不免有“结党营私”的嫌疑，皇帝就要怀疑你，群臣也会非议你，你这个宰相也就当不长了。
皇权社会里，宰相任期一般都不怎么长，短的一般只有几个月（最短的只有几天），长的一般也不过几年（能在宰相的位置上一干十几年的，几乎是屈指可数）。 “你方唱罢我登场”：乱哄哄的“牛李党争”
唐朝后期，在宦官干政的同时，朝廷里的官员们又分成两个派别：一个是“牛党”，一个是“李党”。这两派官员互相倾轧，争吵不休，一直吵吵闹闹了几十年，后人把这种争吵叫作“牛李党争”。
在这场党争中，有三位主角——李宗闵、牛僧孺、李德裕。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大唐帝国的政治，至少有一半是围绕着他们展开的，如果没有他们，9世纪的中国历史将会是多么平淡无奇！
一切都要从一次“制举”说起，这就是元和三年（808年）的“贤良方正能言直谏科”考试。
这次考试的中心人物，就是李宗闵、牛僧孺以及皇甫湜。本来，这件事很简单，他们在策文中主要是攻击宦官，也不赞成对河北藩镇用兵，结果得罪了力主用兵的宰相李吉甫，这就为后来的事情埋下了祸根。
看了李宗闵等人的卷子，几位考官大加赞赏，把他们推荐给皇帝。宰相李吉甫知道后，非常生气，在宪宗面前“告御状”：李宗闵等人与考官有私人关系。宪宗偏听偏信，就处分了这几个考官，李宗闵和牛僧孺也因此没有受到提拔。
也许在宰相李吉甫看来，这只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但他做梦也没有想到的是，自己犯了一个“不可饶恕”的错误。数十年后，有人仍然对此耿耿于怀，并给他的儿子——另一位杰出的宰相李德裕酿成了一场重大的灾难。要是能够“未卜先知”，预先知晓这件事的后果是多么严重的话，李吉甫一定会追悔莫及。
不过，这次制举案还只是一个原因，真正的“导火索”却是因为一次常科考试而点燃的，这就是长庆元年（821年）的进士科考试。
这时，李宗闵、牛僧孺、李德裕已经相继入朝为官，开始在政坛上有发言权。在这次考试前，有两位大臣曾私下托考官钱徽照顾他们的亲戚。偏偏，钱徽此人刚正不阿，没有理睬他们。于是，他们就揭发钱徽在主持考试时徇私舞弊。
恰好，李宗闵有一个亲戚也来参加考试，被钱徽录取了，穆宗就怀疑是李宗闵在幕后“捣鬼”，便询问翰林学士李德裕，李说确有此事。所以，钱徽立即被降职，李宗闵也受到牵连，被赶出朝廷。
这次事件，实际上是李宗闵与李德裕的冲突，而牛僧孺与李宗闵关系亲密，也站在他的一边。至于李德裕，在朝廷里也得到了不少官员的支持。从此，唐朝的官员正式分为两大派系，互相倾轧，两派明争暗斗。
文宗即位后，李宗闵又走宦官的路子，当上了宰相。经李宗闵推荐，牛僧孺也被提升为宰相。在李、牛二人联合执政期间，他们重用的都是自己的门生、故吏，当时长安城中流传着这样一句话：“门生故吏，不牛（牛僧孺）则李（李宗闵）。”至于李德裕，则被赶到西川去当节度使。
在西川任上，李德裕暗中联络一个吐蕃将领，收复了边陲重镇维州（今四川理县）。这本来是李德裕立了一功，宰相牛僧孺却非常嫉妒，就告诉唐文宗：“收复一个维州，算不了什么，要是跟吐蕃搞坏关系，才不划算呢！”就因为他这么一句话，文宗便命李德裕把维州“还”给吐蕃。眼看已经到手的“战利品”竟然要“完璧归赵”——归还给吐蕃，李德裕差点没有被气死。
没多久，有人告诉文宗：在战略上，退还维州城是一大失策，还说这是牛僧孺故意排挤李德裕。文宗知道后，非常懊悔，也就疏远了牛僧孺。
当时，宦官的势力非常大，经常干预朝政，而文宗本人又没有主见，一会儿用李德裕为宰相，一会儿让牛僧孺当宰相：李党当政了，就要排挤牛党；牛党在位，李党也没有好日子过。于是，这两派势力就像“走马灯”似地转悠着，把朝政搞得十分混乱。到最后，连文宗这位“万岁爷”也搞不清谁是谁非，说了一句无限感慨的话：
“去河北贼易，去此朋党实难！”
这时，唐文宗实际上受制于宦官，但他不敢公然指斥宦官，只能指责闹“藩镇割据”的河北三镇，用“河北贼”来与朝廷里的“朋党”相提并论。其实，在这里，如果用“家奴”来代替“河北贼”倒是更恰当！
为了争权夺利，牛党、李党都争着讨好宦官。李德裕在做淮南节度使时，大宦官、监军杨钦义被召回京城。临行前，李德裕专门为他办了一桌丰盛的酒席，还送给他一份厚礼。所以，杨钦义一回朝担任枢密使，就在武宗面前竭力推荐李德裕。结果，李德裕很快就做到了宰相，牛僧孺、李宗闵则掉到了“阴沟”里——都被贬到南方。
武宗在位时，李德裕深受宠信，当了好几年的宰相，执掌朝廷大权。会昌六年（846年），武宗病逝，皇叔李忱即位，是为“宣宗”。宣宗一上台，就把李德裕撤职，并重用牛党人士。不久，李德裕被贬到崖州（今海南省），病死在那里。直到懿宗即位，才开始重新起用李党人士。
至此，闹腾了几十年的“牛李党争”终于收场，但是大唐朝已经在这场党争中元气大伤了，正在一步步地走向灭亡。
其实，牛党和李党虽然在政坛上斗得你死我活，也主要是围绕“宰相”这个位子争夺。总之，谁当上宰相，执掌朝纲，这一派就得势，另一派就要失势，反之亦然！
古往今来，中国人向来讨厌朋党：一是“结党”很容易与“营私”挂钩；二是党派之间的争斗，对于皇权国家和政治安定不利。所以，许多年以后，还有不少人在喋喋不休：李宗闵、牛僧孺与李德裕为什么要争斗？牛党和李党，到底谁是谁非？换句话说，到底哪一方是“朋党”，还是两方都是“朋党”？
不过，这件事也不稀奇！几千年来，在皇权专制体制下，中国人素来喜欢“窝里斗”。其实，只要有人的地方就有左、中、右之分，何况是在残酷的、遵循“丛林法则”的“权力场”上！ “此起彼伏”的首辅争夺战
自从朱元璋废除丞相之后，在明朝就只设立内阁大学士，专门为皇帝草拟文墨，提出参考性的意见（即“票拟”），但最后决定权仍然掌握在皇帝的手里。从明成祖时开始，内阁大学士可以参与讨论国家大事。到了仁宗以后，內阁的地位逐步提高，开始高于六部。
总的来说，内阁大学士的权力要比过去的丞相小得多。不过，如果皇帝懒惰，或者是年幼，不能亲理朝政，这时内阁大学士的地位就会“非比寻常”，甚至可以代天子处理朝政。
当时，内阁里往往有好几位大学士，起初还不分彼此，没有谁的地位高谁的地位低的问题。时间一长，一些大学士深受皇帝的宠信，或者是资历比较老，就逐渐“凌驾”于其他大学士之上，成为“首辅”（即首席大学士）。在正德以后，内阁首辅负责“票拟”——起草上谕，其地位进一步上升。
特别是到了嘉靖、隆庆、万历年间，内阁的权力发展到了顶峰，出现了一大批赫赫有名的内阁首辅，实际上就是“权相”。因为首辅的地位日益显赫，所以，阁臣们为了争夺首辅的位置相互倾轧，愈演愈烈，往往是“首辅轮流做，明年到我家”。
嘉靖晚年，内阁大学士徐阶看准时机，利用严嵩失宠的机会，将他打倒，然后自己当上了首辅。
不久，嘉靖终于“成仙飞升”了，隆庆登基。不过，隆庆是一个“老实人”，没有多少政治才干，宽厚得甚至有点过分，上朝时经常是一言不发，任由群臣争吵。于是，大臣们就有些肆无忌惮，内阁里也开始了混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