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权统治下的中国古人 漫无边际的中国皇权
在进入正题之前，我先讲两个故事：
第一个故事，发生在17世纪初的英国。当时，英国处于国王詹姆斯一世的统治下。1608年的一天，詹姆斯一世忽然心血来潮，想去皇家法院亲自审理几件案子。
一进皇家法院，正好碰上首席大法官柯克爵士。等詹姆斯一世说明来意，柯克却略带遗憾地说：“对不起，陛下！我很理解您的意图，但是您没有审理案件的权力！”国王听后大怒，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便厉声质问柯克法官：“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整个英国都在朕的统治下，区区几桩案件，朕竟然无权亲自审理，这是哪门子道理？”
柯克法官毕恭毕敬地听完后，不慌不忙地答道：“陛下，请您暂息雷霆之怒，容臣禀告！陛下，您是国家元首，总揽国家的内政、外交大权。但是，您要亲自审理案件，却是万万不可！”
“哈哈，国王不能亲自审理案子，这真是天大的笑话！大法官阁下，我国的法律历来是以理性为依归，你不让朕审理案子，是否认为朕智商低下，不如你和你的同僚有理性？”
在国王的步步紧逼下，柯克并不退让，反而说出了下面一番话：
“不错，陛下您确实是知识丰富，而且天资聪颖。但是，陛下对英国的法律并不精通，而法官要处理的案件动辄涉及臣民的生命、财产，只靠自然理性是不够的，更需要人工理性。法律是一门艺术，它需要长期的学习和实践才能掌握，在没有达到精通以前，任何人都不能审理案件。陛下，不知您意下如何？”
“这……”听完柯克的话，国王的口气顿时软了下来，“爱卿，你说得不错，句句在理，于我心有戚戚焉，真是国家的栋梁之材啊！”国王一面打着哈哈，一面给自己找了个台阶下，然后就打道回宫了。
另一个故事，发生在19世纪的德国。
1866年10月，在一大群文武百官簇拥下，威廉一世来到波茨坦行宫。此公向来刚愎自用，早就因为血腥镇压1848年革命而得了一个绰号——“炮弹亲王”。现在，这位“炮弹亲王”已经贵为普鲁士国王，在两个月前他又被推举为北德意志联邦主席，更是威风得不可一世。
这一天，威廉一世兴致勃勃地登高远望，忽然发现宫墙外面不远处耸立着一座旧磨房，挡住了自己的视线，真是扫兴！于是，他就派一个大臣去和磨房主交涉，准备把磨房买下来，然后拆毁。
不料，磨房主却不识抬举：“这磨房是我们家祖传的产业，是无价之宝，我要把它一代一代地传下去！”威廉一世也不气馁，又开出很高的价钱来。可是，这位磨房主就是“死心眼”，偏偏不肯买他的账。威廉一世勃然大怒，便大手一挥，派人强行拆掉了磨房。
没想到，第二天，磨房主就将威廉一世告到最高法院。结果，几位法官一碰头，作出判决：国王违反了法律，必须重建磨房，并赔偿磨房主的损失。威廉一世知道后，苦笑着说：“唉，我这个国王有时也会头脑发热，做下一些错事。幸亏我国还有这么好的法官，能够刚正不阿地办案，实乃国家之幸！”于是，威廉一世命人重新建造了一座磨房。
读了这两个故事，我实在是大惑不解：都是专制君主，为什么人家的“国王”没有我们的“皇帝”威风？看上去，詹姆斯一世和威廉一世都还挺遵守法律的。在封建社会里，法律不是君主统治老百姓的工具吗？
贵为“一国之尊”，詹姆斯一世想去法院（而且还是皇家法院）亲自审理案子，这件事无论是对法院，还是对法官，都是多么“光荣”的一件事情，对于英国今后的司法工作也会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指导意义”，所以柯克法官真应该列队欢迎国王。可是，詹姆斯一世却在这里吃了一个“闭门羹”。这位柯克先生是不是有两个脑袋，竟敢对国王说“不”？他胆大包天，就不怕詹姆斯一世一怒之下会将他“就地免职”，甚至推出去开刀问斩吗？在君主专制时代，这可是一件再平常不过的事情。
威廉一世贵为“万乘之尊”，想拆掉一座又老又旧的磨房，还要和磨房主反复商量，这已经让人不可思议了，而且他还肯出重金，不是白拆。对此，我都快被感动得流出眼泪来了：这位威廉一世还像是一个国王吗？看上去，他似乎连中国古代的一个“县太爷”还不如呢。过去，一位县太爷想拆老百姓的房子，简直比拆一个鸡棚、狗窝还容易！可是，威廉一世要拆一个磨房都这么困难，那他还如何“大展宏图”，干出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呢？这位磨房主的胆量也真够大的，竟然敢控告国王，他哪来的胆量？普鲁士的最高法院怎么敢受理这么“棘手”的案子？那几位大法官怎么敢判国王败诉呢？他们是吃错药了，还是得了神经病，就不怕威廉一世在背后给他们“小鞋”穿？……
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上，如果出现这样的事情，那第确实是令人不可思议！几千年来，中国人从来就不相信法律，只敬畏执掌法令的人——大大小小的官吏（特别是专制帝王）。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本末倒置”的现象，是因为中国古代是一个皇权至上的时代，是一个典型的“皇权社会”。在皇权国家体制下，强大的国家机器对人民实行长期而又残酷的统治，特别是皇帝高高在上，凌驾于一切法律和社会力量之上，主宰一切，正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惟一的、至高无上的皇权就像天罗地网一样覆盖、笼罩着中华大地。所以，在历史的天平上，一位专制帝王的重量要远远超过另一端的亿万子民。
在这块土地上，皇权无孔不入地渗透到了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它的意志、权威可以主宰一切：在政治上，是绝对的君主集权；在经济上，实行国家垄断，推行“重农抑商”政策；在思想文化上，竭力控制人们的思想，等等。在这种皇权国家体制下，全国臣民都像奴仆一样诚惶诚恐，等待着那深不可测的“天威”或“天恩”的突然降临。而且，中国的专制帝王拥有无上的权威，没有任何机构和力量可以制衡他，足以令其他国家的帝王“相形见绌”，“自愧不如”。例如，威风凛凛的罗马皇帝要受到元老院的制约，不能一意孤行；埃及的法老、印度的国王，对于强大的宗教势力也不能任意干涉。所以，在封建社会中，中国人崇拜的是权力（特别是皇权），而不是法律。
在政治学上，权力、财富和荣誉，并称为人类的三大“价值维度”。关于权力的分量，几乎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其实，任何一个社会，任何一个人，或多或少都会对权力有那么一点“崇拜心理”，但是，从来没有哪个民族像封建社会中的中国人对权力这么痴狂，这么深入骨髓！
纵观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不惜一切代价去投机钻营，买官卖官？还不是只要当了官，就有权、有势、有钱！这也难怪，在皇权社会里，权力实在是太重要了：权力既是地位，又是利益和荣誉；与权力相伴，既有无上的荣耀，也有无比的风险。或许，正因为如此，它才多姿多彩，对许多人有一种难以抗拒的魔力和诱惑！ 皇帝：天使与恶魔的混合体
古往今来，权力几乎是无处不在，只要有人类，就会有权力。那么，产生在中华大地上拥有绝对权力的专制帝王们，到底是天使，还是恶魔？
1．天使，还是恶魔？
这个故事发生在三千多年前。
一位国王高踞在宝座上，他头戴王冠，身穿描花绣彩的锦袍，豹头环眼。在宝座两边，笔直地站着十几名手执长戈、腰挂利刃的卫士；在殿下，站立着一排排神态惶恐、连大气也不敢出的文武臣僚。
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暴君——夏桀。此时，在他的怀里还半躺着一个风骚美女——妺喜，她是夏桀心爱的宠妃。
在大殿阶沿下，有一群武士正在向一个大铜柱里面添炭加火，铜柱的颜色逐渐由青色变成紫红。这时，一个武士端来一盆清水，朝铜柱泼去。只听“嚓嚓”几声脆响，清水顷刻之间化成几缕青烟，消失得无影无踪。这是夏桀“别出心裁”发明的一种酷刑——“炮烙”。
当时，因“炮烙”而丧生的人不知有多少，今天厄运又轮到了大臣关龙逢的身上。那么，关龙逢究竟犯了什么罪？很简单，就因为他说了几句真话！
原来，夏桀生性荒淫而凶残，经常肆意妄为。例如，他大造宫室，派人四处搜寻美女，整日过着荒淫无耻的生活。在后宫群芳里，他最宠爱妺喜，而妺喜有一个非常特别的爱好：喜欢听撕裂布帛的声音。于是，夏桀就派人把成捆的布帛撕碎，逗她开心。
这一天，夏桀在凉台上纳凉，忽然发现市场里人头攒动。于是，他又“心血来潮”，命人将几只斑斓猛虎装入铁笼，送到闹市上。正当大家围着铁笼观赏猛虎时，夏桀突然下令打开铁笼。这几只老虎已经饿了好几天，正又饥又渴。所以，铁笼一打开，几只老虎就狂啸而出，张开血盆大口，扑向密密麻麻的人群。一时间，虎吼人哭，血肉横飞，真是惨不忍睹，夏桀却站在一旁仰天狂笑。
对于夏桀的荒淫暴虐，上大夫关龙逢实在是看不下去，便犯颜直谏：“大王，您这么做，会丧尽人心，微臣担心要出大乱子！”夏桀却把嘴一撇：“你又在胡说八道了！天上有太阳，地上有我夏桀；太阳不亡，我就不会灭亡！”
关龙逢听后，长叹一声：“大王，现在已经是民怨沸腾了。因为您自比太阳，民间有一首歌谣：‘太阳啊！你什么时候坠毁，我们宁肯和你同归于尽！’”夏桀大怒：“好你个关龙逢，竟敢诅咒孤王！那我就让你也尝一尝炮烙的滋味，让你自己灭亡！”
这时，铜柱已经被烧烤得红中泛白了，风骚妖媚的妺喜急忙娇滴滴地催促夏桀：“大王！快动手吧！我还要看一场好戏呢！”“好！好！我的小美人儿，这就动手！”说完，夏桀在她的脸蛋上重重地亲了一口，然后放下妺喜，杀气腾腾地来到白石阶沿上，冷笑一声：“关龙逢！今天，我要让你明白：我是太阳，是绝对不会灭亡的！”说罢，夏桀仰天狂笑，声震殿堂，群臣纷纷低下了头颅，有的竟然吓得尿了裤子。
面对死亡，关龙逢却毫不畏惧：“苍天啊！你快拯救天下的生灵吧，我纵然死在炮烙之下也瞑目了！”这时，夏桀大喊一声：“行刑！”四名武士用铁索将关龙逢抬到铜柱边，然后一声呐喊，猛地迫使关龙逢当胸抱住铜柱。只听一声惨叫，关龙逢顿时毙命，顷刻间变成了一副发黑的骨架……
在中国历史上，像夏桀这样赤裸裸的恶魔，绝非只有他一个，诸如商朝的最后一个国王——纣王，秦二世胡亥，隋炀帝杨广，清朝末年的女独裁者——慈禧太后，他们也都是十足的专制魔王。
尽管我们还可以举出许多这样的恶魔来，但是，对于大多数的独裁者，却不能如此简单地冠以“恶魔”的称号，例如秦始皇嬴政、汉高祖刘邦、宋太祖赵匡胤、明太祖朱元璋、清朝的康熙大帝玄烨，等等。
令人不解的是，甚至还有一些独裁者备受后人的颂扬，诸如消灭殷商、建立周朝的周文王和周武王，以及后来辅佐周成王的周公姬旦，都是后人眼里的“圣君贤相”。
在唐太宗李世民的手里，大唐王朝“天下太平”、“万方来朝”，是当时世界上惟一的“超级大国”。至于李世民本人，也以善于“用人”、“纳谏”的一代明君的形象而彪炳史册。
一些农民起义领袖也是受到许多人称颂的独裁者，诸如秦朝末年的陈胜、吴广，明朝末年的李自成，以及太平天国运动领袖洪秀全，等等，他们无一例外地被称为推动历史前进的英雄、伟人。
除此之外，还有许多独裁者，例如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威震世界的“一代天骄”成吉思汗、明成祖朱棣、后金皇帝努尔哈赤、清太宗皇太极、“十全老人”乾隆皇帝，以及“窃国大盗”袁世凯等人，他们究竟是天使，还是恶魔？
衮衮诸公，都是在不同历史时期掌握最高权力的独裁者，除袁世凯已经被后人定为大开历史倒车的“窃国大盗”外，其他人似乎都很难简单地用“天使”或者“恶魔”来评价。可以说，他们既是“伟人”，又是“罪魁”；既是“天使”，又是“恶魔”。一句话，他们是天使与恶魔的混合体！
2． 绝对权力将“天使”变成“恶魔”
古往今来，人们都是敬畏“天使”而害怕“恶魔”的，因为天使和恶魔都具有强大的威慑力，他们或者给世人带来福音，或者给人类带来灾祸。总之，是权力造就了“天使”和“恶魔”，没有权力的“天使”，谁会敬畏？没有权力的“恶魔”，谁会害怕？
在神话里，天使就是天使，恶魔就是恶魔，都是固定不变的：无论是真主，还是上帝，或者释迦牟尼，永远都是庇护苍生，降福人类，他们绝不会有朝一日突然变成祸害人类的妖魔。但是，在人间，“天使”却常常变成“恶魔”，促使他们蜕化和变质的是绝对权力。
对此，中国人有一句古话——“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就是对这种变化的生动概括和写照！
在这方面，最典型的莫过于历史上农民起义的领袖们。在起义之初，他们都称自己是“救苦救难”的“天使”，而一旦大权在握，胜利在望，就会撕下脸上的面具，逐渐变成“恶魔”，从陈胜到洪秀全莫不如此。
早年，陈胜家境贫寒，“尝与人佣耕”。不过，他胸有大志，不肯忍受这种生活。有一次，在田间劳动时，他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苟富贵，毋相忘！”和他一起干活的穷伙伴们听了，都很好笑，就问他：“若为佣耕，何富贵也？”意思是，现在我们为别人耕田，哪来的富贵？陈胜长叹一声：“嗟乎，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
几年后，陈胜在大泽乡起义，打进陈县，当上国王，就开始讲究享受和排场了。这时，一些老伙伴来找陈胜，谈起了陈胜过去贫贱时的情形。本来，这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陈胜却认为揭了自己的“老底”，脸上无光，就把这几个老伙伴全杀了，将自己昔日“苟富贵，毋相忘”的誓言忘得一干二净，因而丧尽了人心。最后，陈胜众叛亲离，被车夫庄贾所杀。
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农民领袖，陈胜之所以会发生这么大的变化，主要是因为他手中掌握了从未有过的大权。
黄巢，是唐朝末年的农民起义领袖。早年，在科举考试落第后，他曾愤然写下一首《不第后赋菊》：
“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
这首诗充分表现了黄巢对于专制帝王的仇恨，以及决心要推翻腐朽的李唐王朝的壮志豪情。
乾符二年（875年），黄巢发动起义。不久，他自称“冲天均平大将军”，展现了均平富、铲除恶邪之类的“天使”一般的胸襟和抱负，因而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包括一般的知识分子）的热烈拥护。
当黄巢率领起义军攻进京城长安时，也是秋毫无犯，惟恐惊扰了穷苦的老百姓，无愧为“天使”。据《旧唐书•黄巢传》记载：
“贼陷京师。时巢众累年为盗，行伍不胜其富，遇穷民于路，争行施遗。既入春明门，坊市聚观。尚让慰晓市人曰：‘黄王为生灵，不似李家不恤汝辈，但各为家。’巢贼众竞投物遗人。”
当时，黄巢命大将尚让安抚百姓，并表明他同李唐皇帝的根本区别在于：他是爱护百姓，而李唐皇帝则是坑害百姓。而且，起义军也不是光耍嘴皮子：起义军一个个争先恐后地向周围的老百姓抛送钱财。这时，黄巢及其部下真应该被称为“天使”。
没过多久，情况就发生了很大变化：
当黄巢从春明门浩浩荡荡地开进皇宫，登上太极殿，数千名宫女一齐下拜，高呼：“黄王万岁！万岁！万万岁！”那燕语莺声传入耳畔，黄巢真是觉得心旷神怡，顿感自己已经不是凡人了。所以，他仰天大笑：“今日之事殆天意欤！”
随后，黄巢就向封建统治阶级学习，自称皇帝，国号大齐，改元金统，又封自己的妻子曹氏为“皇后”。然后，黄巢登上丹凤门，向众人宣布大赦令，并得意地说：
“唐帝知朕起义，改元廣（广）明，以文字言之，唐已无天分矣：唐去丑口而安黄，天意令黄在唐下，乃黄家日月也。”
身为农民起义军领袖，黄巢竟然也向封建皇帝学习，耍起文字把戏来：把“廣（广）”字解释为“唐”字去掉“丑口”而安“黄”字，以说明自己当皇帝是天意。
同时，黄巢又重用唐朝的旧官僚，赐给他们高官厚禄，甚至派人到处去寻找唐朝的宰相，让他们来做大齐的宰相。
此时，黄巢已经摇身一变，成为新的王朝的独裁者了。所以，他对人民就变了一副嘴脸。
有一次，在与唐军作战时，起义军不利，一度退出长安城，“坊市百姓迎王师（指唐军）”。稍后，起义军反攻，又杀回长安。于是，黄巢迁怒于长安百姓，下令屠城，血流成河，这是何等残暴！这时，黄巢已经变成了地地道道的“恶魔”！
明朝末年，闯王李自成以“均田免粮”为口号，到处宣布：“三年不征，一民不杀”，“平买平卖”。在进北京前，起义军纪律严明，不许私藏金银、占住民房、踏坏田苗，因而深受人民群众的拥护，许多人就像“大旱盼云”似地盼望李闯王！
就是在进北京城之初，起义军也是秋毫无犯，“上将刘宗敏整军入，军容甚肃”。可是，没过几天，起义军就很快由“义军”变成了“害军”。作为起义军的领袖，李自成对此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其实，早在进入北京前，李自成就开始一步步地走向自己的反面。
在崇祯十六年（1643年）前后，李自成可以说是两个截然不同的形象：此前，他是农民起义军领袖；此后，他逐步蜕化为封建帝王。这年春天，李自成一攻克襄阳，就“改襄阳为襄京，修故王宫殿居之”。第二年正月，又改西安为西京，定国号为“大顺”，当上了专制帝王。随后，他又学着封建统治者那一套，给自己的祖宗八代各加“谥号”。
同时，李自成又忙着给自己整修宫殿，“据秦府为宫，收姬妾数百以充实之……发民夫，大修长安城，挑濠堑，具楼橹，视前制倍壮丽”。此时，李自成虽然仍是头戴白毡笠，身着蓝箭衣，胯下乌驳马，但他已经蜕变成一位封建帝王了。
崇祯十七年（1644年）三月，在黄龙旗的簇拥下，李自成攻进北京，明朝末代皇帝朱由检吊死在煤山，大顺皇帝取代了崇祯皇帝。搬进皇宫后，李自成册封妻子高氏为皇后，以谋士牛金星为宰相，大将刘宗敏掌管军队，下面的文臣武将也大多是明朝的高官显贵。
作为文官之首，大学士牛金星“大轿门棍，洒金扇上贴内阁字，玉带蓝袍圆领，往来拜客，遍请同乡”，享受起“大顺宰相”的滋味儿来了。至于刘宗敏这个铁匠出身的将领，也抓紧时间享福发威：一方面亲自拷问豪绅大富，大肆搜刮金银；另一方面把正在镇守山海关的明朝大将吴三桂的小老婆陈圆圆给霸占了，促使吴三桂叛变降清，带来千古祸害。
“上梁不正下梁歪”！集结在北京的40万起义军（也许应该称他们为“大顺官兵”）也跟着变质了，“贼将各踞巨室，籍没子女为乐”。当时，有人曾提醒刘宗敏，这样下去会激起民变，刘宗敏却说：
“此时只忧兵变，民何足言！军兴日费万金，安所取给？”
这等于是公开告诉40万大顺官兵：你们可以放心大胆地奸淫掳掠，胡作非为，谁也不会制止你们！
倘若大顺皇帝李自成不同意（至少是默许），刘宗敏又怎么敢如此纵容？他有几个脑袋？
由于新建立的大顺王朝迅速腐败，老百姓对他们大失所望，“始愤痛思旧矣”。现在，人民竟然怀念起腐朽的明朝来，这是多么惨痛的教训啊！
不久，吴三桂投降清朝，引八旗兵入关。其实，这也并不是十分危险的情况，因为此前清兵也曾多次绕开山海关南下，最后还是退回关外，何况清军面对的是比明军强悍十倍的大顺军！所以，清军统帅、摄政王多尔衮对李自成也心存畏惧：
“我军三次围困明都，不能立克，（李）自成一举破之，其智勇肯定过人，如今率大军而来，志在不小……”
这句话，可以说是既正确，又错误：说它正确，是因为李自成的确比清军厉害，竟能一举攻克北京；说它错误，是因为多尔衮没有看到大顺军队已经迅速腐化，不再是昔日斗志昂扬的农民军！
据《明季南略》记载，大顺官军东征山海关时，将士们一个个腰缠万贯，“多者千余金，少者亦不下三四百金。人人有富足还乡之心，无勇往赴战之气”。在八旗铁骑和拼死报仇雪恨的吴三桂的军队面前，这样的军队怎么能打胜仗呢？至于那位喜欢抢别人小老婆的大将刘宗敏，此时虽然仍是气冲斗牛，但毕竟是“中气不足”了，在与八旗兵交锋时挨了一箭，只好落荒而逃！
山海关战役后，李自成匆忙退回北京。这时，他不是设法坚守北京，而是急着要正式登基当皇帝，过一回“皇帝瘾”。在撤退前一天，李自成匆匆忙忙补办了一个“登基大典”：他头戴皇冠，身穿皇袍，登上武英殿的蟠龙宝座，就算是正式即位了。然后，他又追尊七代祖先为皇帝。这当儿，文武大臣一个个蟒袍金带，跪在下面山呼：“万岁！万岁！万万岁！”随后，李自成又颁发一道“大赦令”，宣布当年为“大顺永昌元年”。就这样，一个短命的、不被后人认可的王朝——大顺王朝正式诞生了！
在清军兵临城下的情况下，李自成还有心思演出这么一幕“加冕登基”的闹剧，实在是荒唐之极！
更可气的是，“登基大典”一结束，刚登基的“大顺皇帝”李自成竟然向西楚霸王项羽学习，下令焚毁皇宫和北京城。也许，这就是中国人的怪毛病：只要我得不到的东西，谁也别想得到，这叫“宁为玉碎，不为瓦全”！
这时，李自成还是进北京前那一付装束：白毡笠、蓝箭衣、乌驳马。在他的身后，是一大批愁眉苦脸、心怀鬼胎的明朝降官，还有几百名花枝招展的宫女，以及数不清的金银财宝。至于那几十万大顺官兵，当然是个个腰间缠着沉甸甸、鼓囊囊的钱袋儿，活像一批抢饱后的强盗。
现在，北京城里的老百姓家家关门闭户，透过窗棂望着被大火映红的夜空，心里说不出是什么滋味：到底是恐惧、惶惑，还是幸灾乐祸？总之，他们再也唱不出“迎闯王，不纳粮”的赞歌了。
算下来，大顺朝在北京号令了40天，李自成只坐了二十几天的金銮宝殿（其中，有14天是东征山海关）。退出北京后，在清军的穷追猛打下，李自成一蹶不振，最后战死在湖北九宫山，年仅39岁，这位“一代人杰”走完了自己从农民军领袖到封建帝王，即由“天使”变为“恶魔”的短暂旅途。很明显，造成这种剧变的巨大动力是“绝对权力”！
李自成死后二百多年，另一位“天使”——洪秀全在广西金田村发动了农民起义，这就是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运动。
洪秀全，原本是一位“名落孙山”的秀才，仗着自己读过一些西方书籍，便借用基督教的一些教义，创立了一个中西糅合、“不土不洋”的“拜上帝会”。当时，洪秀全自称：天父上帝派他到人间剿灭清妖，建立“人间天国”。于是，洪秀全就成了一位半“人”半“神”的“天使”。
至于他的助手杨秀清，则是做得更绝！有一天，他忽然手舞足蹈地宣称：天父上帝附体。从此，他就成了“天父上帝”的代言人，地位仅次于洪秀全；在特殊情况下，杨秀清还可以宣称上帝附体，假借“天父上帝”的名义责问甚至鞭笞洪秀全。
当时，洪秀全、杨秀清以“上帝”的名义号召群众，颁布了《天朝田亩制度》，明确宣布：要彻底废除私有制，建立一个“有田同耕，有饭同吃，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人间天国”。
不久，洪秀全打进南京，在那里当上了“天王”，杨秀清当上了“东王”，下面还有北王、翼王等一大堆王。太平天国建立了！这时，洪秀全虽然没有自称皇帝，但他是天王，照样大权在握，可以作威作福。
在金田起义之初，洪秀全这位“天使”曾明确宣布：世间有许多不平之事，他要把这个“乖离浇薄”、“凌夺斗杀”的社会改造成为一个“天下一家，共享太平”的理想世界。但是，就像陈胜说过的“苟富贵，毋相忘”一样，这些话只适用于未富贵时。一旦洪秀全做上天王，他就立即下诏，“总要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夫夫、妇妇”，并建立了一套严格的封建等级制度，任何人都不能越雷池一步。
起初，太平军官兵之间是平等而亲密无间的，彼此之间见面也就是一拱手而已；就是群臣参见洪秀全，也只是一膝着地，根本没有什么特殊的礼节，以至于“打躬叩首，皆呼为妖礼”。但是，在定都天京后，洪秀全就下诏，命全体官兵“学习为官称呼问答礼制”，如果见到大小官员，军民人等必须“各回避道旁呼万岁、万福、千岁……”，否则就要受到严厉处分。
在绝对权力的驱使下，洪秀全这个“天使”的面目越来越狰狞。当时，他长期深居宫中，头上戴着皇冠，身上穿的是绣龙描云的龙袍，说一句话就是“天旨”，“生杀由天子，诸官莫得违”。至于他的嫔妃（也就是大小老婆），多达200人，宫女更是不计其数，其他几个王也是姬妾成群。可是，根据天平天国的“天条”，一切官兵、百姓，都不能嫁娶婚配，连娶老婆都不准，更别提生孩子了。
总之，洪秀全已经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封建帝王。至于那个神圣的光环——《天朝田亩制度》，说穿了只是一个“乌托邦”而已，早就成为一纸空文。而且，没过多久，天王洪秀全就下诏“照旧交粮纳税”，恢复旧的生产关系，保护地主土地所有制。
此外，洪秀全还亲自签署告示，明确宣布：
“业户固贵按亩输粮，佃户尤当照额完租……倘有托词延宕，一经控追，抗租与抗粮同办！……各军乡官，设局照料弹压……如有顽佃抗还吞租，许即送局比追……严禁霸租、抗粮、盗树，犯者处斩！”
类似的告示、命令比比皆是！
好一副杀气腾腾的面孔！
一般的穷苦老百姓谁会想到，他们那样虔诚信奉、并为之浴血奋战的“太平天国”，竟然会是这个样子！在这个现象的背后，我们只能看到“绝对权力”又在作怪！
“嗜杀人民为草寇，到底岂能免祸灾？白起项羽终自刎，黄巢李闯安在哉！”
洪秀全这个“天使”明明知道这个非常朴素的“真理”，但他还是重蹈了“黄巢李闯安在哉”的覆辙。这个现象很复杂，我们似乎不能用一句“农民阶级的阶级局限性”来简单地概括！ 皇权国家体制的悲剧
读了这么多故事，有人就会问一个问题：为什么这些人会从“天使”变成“恶魔”？
有人说，权力之所以让那么多的天使中“毒”变质，甚至变成面目狰狞的恶魔，是因为这些“天使”的体内潜藏着一种邪恶之气——“权势欲”，这些人平日也许像“天使”，一旦大权在握，权力就会与肌体内的权势欲迅速结合，从而发生质变。
不过，这种看法仍然是停留在表面，失之肤浅，没有看到问题的本质。在中国历史上，也曾出现过一些“天使”般的人物，他们主动放弃最高权力，结局却是“出人意料”——引发了一场杀戮，以对权力的残酷争夺而告终。下面，让我们来读一则故事。
在中国历史上，吴国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国家，说它特别就在于，它曾具有数百年让国、让权的历史，虽然这一点没有对后来的中国历史产生多大影响，但是，作为中华民族的一份遗产，我们还是有责任将它发掘出来，传之后世。
千百年来，中国人一直都很敬佩和崇拜英雄。其实，中国人真正应该为之“奏黄钟歌大吕”的，并非杀人如麻的专制帝王，而是那些主动“让国让权”的英雄。可惜的是，中国人一直到今天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依然淹没在对专制帝王的崇拜里。君不见这些年各色各类的“帝王戏”、帝王小说，一直在国内红红火火、长盛不衰？
原来，吴国的始祖是太伯、仲雍兄弟，他们都是周太王的儿子。当时，周太王想把君位传给第三子季历（周文王的父亲）。于是，两个哥哥——太伯、仲雍主动出走，将太子之位让给季历。在南方，他们建立了一个名叫“句吴”的国家，所以吴国本身就是“让国让权”的产物。
周灵王十一年（公元前561年），吴王寿梦病死。临终前，他想把王位传给第四子季札。可是，季札坚决不肯接受，寿梦只好把王位传给长子诸樊，并留下遗言：自诸樊开始吴国的王位先不传子，而传弟，意在最终把王位传给季札。
就这样，王位传到了老三余昧手里。周景王十八年（公元前527年），余昧病死，遗命季札继位。但是，季札宁可离家出走，也不愿意当这个国王。“国不可一日无君”，最后，大臣们一商议，决定改变“兄终弟及”的定例，另立余昧的儿子王僚为吴王。
于是，在“权力合法性”的问题上，王僚与公子光发生了严重分歧。这位公子光是诸樊的儿子，他坚持“兄终弟及”的原则（实际上是他想当国王），认为自己才是吴国的“合法继承人”。
“一山不容二虎”，这个问题总得解决。不过，“请神容易送神难”，要想结束让国、让权，就必须采用暴力手段，付出生命的代价。最后，公子光抢先发难了。
当时，通过伍子胥的介绍，公子光待勇士专诸如上宾，把“宝”全都押在他的身上。
周敬王五年（公元前515年）四月，公子光请王僚赴宴。“宴无好宴”，王僚也很谨慎，身穿重甲，身旁又有许多士兵保护。可是，“智者千虑，必有一失”，专诸把匕首藏在鱼腹中，假装送菜，突然抽出匕首，一剑刺穿王僚，王僚当场毙命。事后，公子光如愿以偿，做上了吴王，是为“阖闾”。吴国“让国让权”的悲剧，也就此收场（阖闾死后，是他的儿子夫差继位）。
读完这则故事，真是让人心酸！面对王位和最高权力，上一代人（诸樊、余昧、季札）是谦和、仁爱的“让”，到了下一代人（王僚、公子光），就变成了残酷无情的“争”，正好形成了一种鲜明的对比，真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不可同日而语！
阴差阳错，这些“让国让权”的先辈们做梦都不曾想到：温文尔雅的“让国让权”非但没有达到消灭互相杀戮的目的，反而酿成了一场悲剧，而这场悲剧竟然要以鲜血来结束。所以，后人从中吸取了一个“宝贵”教训：在至高无上的皇权面前，绝对不能有“妇人之仁”，只能“先下手为强”，否则就要遭殃！这不，公子光就是一个聪明人，他下了狠心，而且下手比王僚快，结果笑到最后，还挤进了“春秋五霸”的行列，名垂青史，成为后人仰慕不已的英雄。
遗憾的是，在尧、舜、禹之后，让国让权在皇权社会就几成绝响，仅此一例，剩下的全都是尔虞我诈的杀伐。
所以，吴太伯、季札等人反而成为中国历史的“反面教材”，为后人所不齿。其实，在皇权社会的“权力场”上，根本没有让可言，“让”的结果只会使自己一无所有，一事无成。在皇权国家体制下，即使你肯主动让权，又如何自保，善始善终？
看来，还是大思想家韩非子说得好：“独视者谓明，独听者谓聪，能独断者，故可以为天下主。”几千年来，中国历代帝王大搞专制、独裁，他们的资本就在于掌握了最高权力，而最高权力不争何来？在这里，“专诸刺王僚”的血腥一幕，是让国让权的必然结果，也是“让权＝乌托邦”这条政治铁律的最好佐证。
皇权时代，中国实行的一直是“人治”，而非“法治”。在这种政治框架下，让国让权缺乏制度的支撑，只能是一个永远也实现不了的“乌托邦”。古代，“让”最多只是一种品德（也许该称为“美德”），虽然可歌可颂，但并不具有普遍性。一个社会要想正常发展，品德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确立一套能够“持之以恒”的运作机制，靠机制来约束人。
在皇权社会的政治斗争中，“争”才具有普遍性。问题不在一个“争”字，而在于如何“争”。是否一定要依靠暴力，要以杀戮为代价？看来，我们的先人最多只考虑过“让”，没有认真考虑如何建立一套有效的政治运行机制，进行公平、合理的“争”。
几千年的皇权社会，正因为迟迟没有确立一套文明的“游戏规则”，所以，在权力（特别是皇权）面前，大家无法“和平共处”。那时的中国人可以说是被权力这头“怪兽”弄得日夜不宁，哪怕哀鸿遍野、白骨遍地，也没有人过问。
在皇权国家体制下，那些异姓的“局外人”觊觎最高权力自不待言，就是在皇族内部也没有一天太平过：父亲杀儿子，儿子杀父亲，哥哥杀弟弟，弟弟杀哥哥，甚至连母亲也可以杀死亲生儿子。当然，这一切都是为了一个“权”字。“权”，这个字眼，让多少人为之朝思暮想、魂牵梦绕、黑白不分，甚至六亲不认，干出一些禽兽不如的事情来。
千百年来，这种皇族内部的杀戮早就是“家常便饭”了，中国人已经见怪不怪！唉，反正皇帝的大小老婆多，既然可以多生几个龙子龙孙，那么为权力的殿堂多供奉一些“祭品”也是应该的，这也构成了中国历史上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至于天下臣民，都是专制帝王的奴隶，被剥夺了一切权利，听任他们的践踏、宰割。在皇权国家体制下，专制帝王“受命于天”，是天下的主人，依次而下构成臣属关系，形成了一个一人为主，其他人均为臣仆的局面：除了皇帝拥有绝对的权力，“最自由”之外，其他人的人格都在不同程度上被扭曲，没有一个人具有独立的人格。
更有甚者，历代帝王大力推行“愚民政策”，致使中国人愚不可及，成了一盘散沙——这就是中国古代皇权国家留给我们的最大“治绩”——即使已经“治”到了这般已经“不成其为人”（马克思语）的略高于畜生，甚至不如畜生的境界，还要山呼万岁，对专制帝王顶礼膜拜，感谢“皇恩浩荡”！
总之，在皇权社会里，只有至高无上的“皇权”，没有“民权”，也就扼杀了中国社会发展、进步的生机，这真是中国历史上皇权国家体制的罪恶与悲剧！
几千年来，中国的皇权社会不知经历过多少沧桑巨变，既有过“路不拾遗”的太平盛世，也有过“暗无天日”的黑暗年代。在这个漫长的历史进程中，皇权主宰下的“权力场”却一直存在着，如同一座永不谢幕的大舞台。
为了争夺权力，有的人殚精竭虑于金殿之内，有的人奔走于草莽之间；有的人喋血宫门，有的人在疆场上浴血拼杀。时而祸起萧墙，时而乱起边陲。在“权力场”这个大舞台上，皇帝、宰相、文臣、武将、后妃、外戚、宦官，形形色色的人物粉墨登场，上演了无数个“悲剧”和“喜剧”：崇高的令人肃然起敬，悲壮的让人扼腕叹息；滑稽的让人捧腹大笑，丑恶的令人痛恨不已；有的让人既怜又恨，有的让人又喜又忧，真可谓五光十色，异彩纷呈。
不过，要想在“权力场”上取得立足之地，并飞黄腾达，又谈何容易？可悲的是，长期生活在皇权国家体制下的中国人，只知道对权力（特别是皇权）顶礼膜拜，把皇权和权力场看得无比神圣，甚至陷入权力场而不可自拔。纵观古今，真正看透专制皇权和权力场，达到“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的意境的，又有几人？
总之，皇权政治和权力场是一部永远也读不完的“百科全书”，博大精深！既然皇权政治和权力场如此令人着迷，“引无数英雄竞折腰”，那么，对其奥秘进行全方位揭示，就是时代赋予我们的一项重要任务，这也正是本书的宗旨所在！ 皇帝的宝座——耀眼而血腥的权力碑
引 言：血光闪闪的龙椅
巍巍紫禁城，金镶玉嵌的天子御座，充分显示出专制皇权的无限威严。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上，龙椅就象征着至高无上的皇权，为了能够坐上这把龙椅，多少人杀得头破血流、天昏地暗、日月无光！为了它，在金銮殿里上演过多少次父子反目、骨肉相残的历史悲剧！
从夏朝开始，到清朝灭亡，中国历代王朝始终没有确立一套君位继承的机制，在皇位更替之际经常会发生政治危机，老皇帝一驾崩，天下就大乱的事情屡见不鲜。从理论上说，中国的皇位继承不外乎“子承父业”和“兄终弟及”这两种方式（在个别情况下，也有隔代继承）。不过，在政治实践中，发生在皇位继承环节上的故事花样不断翻新，数不胜数，读后真让人既恐怖，又凄凉，唏嘘不已！
在中国传统的政治文化中，皇帝素来享有“半人半神”的至高无上的地位。可是，自从皇帝制度在中国诞生，它的“共生伴侣”——围绕皇位的拼死厮杀也就随之而来。几千年来，在中国历史上，不知发生过多少个血腥的宫廷故事！一般人读起来，往往是“一头雾水”，稀里糊涂，根本就无法理解。
可是，只要我们把它放到“中国古代皇权社会”这个大背景之下，就会豁然开朗，洞若观火。
汉武帝晚年，出于一片“护犊之心”，非常喜爱自己的小儿子刘弗陵，很想立他为太子。为了防止他的母亲临朝称制，威胁皇权，刘彻一狠心，就提前将这位曾经备受自己宠爱的“钩弋夫人”赐死。
在今天的人看来，立儿子为皇太子，却要处死太子的母亲，这是难以理解的事情。但是，在皇权专制时代，这件事却备受后人的赞扬，更被视为汉武帝“雄才大略”的一部分。类似这样糟糕的故事，在中国史不绝书，这是因为在传统的帝制文化最深处，具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凶残，为了确保皇位和专制皇权不受侵犯，最高统治者可以不择手段。
这也许就是鲁迅先生笔下的我们民族“劣根性”的一部分吧！ 专制帝王如何实现“绝对领导”？
在中国皇权社会的权力金字塔里，皇帝高踞于最顶端，拥有最高权力，对天下臣民拥有生杀予夺的支配权。很显然，在这种权力结构下，君臣关系只能是一种以权力为基础的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这样一来，如何维护皇权，实现对天下臣民的“绝对领导”，就成为专制帝王们要考虑的“核心问题”。
几千年来，历代帝王都秉持这样一个信条：对于专制皇权的威胁，主要是来自臣下，即所谓“萧墙之祸”。每当一个专制帝王将要谋求或登上大宝时，对皇权的渴望和失去权力的恐惧就“如影随形”似地跟定了他，所以，帝王们都把主要精力用于防范臣下，控制万民。在中国历史上，凡是能够有效地行使皇权，并创造出辉煌业绩的帝王，在权谋方面都很有一手，他们可以说是无愧于“权谋大师”的称号！
历代帝王在驾驭臣下时经常玩弄权术，不断推陈出新，其手段之卑鄙、圆滑、老练，真是让人“叹为观止”！下面，我们择其荦荦大端，看看他们是如何运用权术来驾驭臣下、统治万民的。 帝王秘诀之一：集权力于一身
在中国皇权社会里，国家的权力体系是以皇帝为核心营建的，而这个权力体系是否完善，关键就看皇帝能否有效地控制权力中心，指挥整个权力系统运转。为了完善权力中心，更好地支配这个权力体系，历代帝王绞尽脑汁，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千方百计地强化自己手中的皇权和对整个权力系统的支配能力，而且越到皇权社会的后期，这种集权的趋势就表现得越发明显，甚至达到了朱熹所说的“兵也收了，财也收了，赏罚刑政一切收了”的地步！
1． 赵匡胤：“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
宋朝初年，南唐后主李煜曾经对赵匡胤奴颜婢膝，以求苟延残喘。可是，赵匡胤在做好充分准备后，还是毫不犹豫地发兵进攻南唐。这时，李煜派使节去质问赵匡胤：南唐究竟有什么罪过，为何受到如此不公正的对待？不过，赵匡胤却“振振有词”地说出了一句直到今天还萦绕在我们心头的一套“歪理”：
“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
这句话，一语道出了皇权国家体制最真实的内涵，那就是专制皇权具有绝对性和独断性，它不允许有任何威胁自己的权力存在。
原来，“安史之乱”以后，各地的节度使们逐渐演变为“藩镇”，成了一群不受朝廷约束的骄兵悍将，兵变层出不穷，上演了一幕幕“兵骄则逐帅，帅强则叛上”的闹剧，皇权专制的国家体制遭到了极大的挑战和破坏。
在“陈桥兵变”后，赵匡胤“黄袍加身”，夺得帝位。这时，摆在他面前的首要问题就是：如何坐稳龙椅，让“赵家的天下”永不变色！
在皇权国家里，皇帝之所以至高无上，关键就在一个“权”字，即所谓“印把子”。如果皇帝大权旁落，那他就会变成傀儡，一钱不值，非但不能支配天下臣民，相反，他自己还得看别人的脸色行事。
于是，对“卧榻”非常热爱的赵匡胤在制度设计上颇费了一番心思，竭力加强皇权，削弱臣权，建立了一套完善的政治体制。在他的手里，中国的皇权国家体制被推到了一个绝对专制的新阶段，这是皇权国家发展史上的一个“分水岭”。
在政治上，赵匡胤建立了一套“三权分立”的新制度，将过去由宰相统一掌管的行政、军政、财政三大权力分开，使中央政府由互不隶属的三大部分构成：中书省（管理行政）、枢密院（管理军政）和三司（管理财政）。
中书省，就是政事堂，又称“中书门下”，是中央最高行政机关。它的首长是同平章事（即宰相），意思是与皇帝共同商议朝政；副首长是参知政事（相当于副宰相），意思是与宰相共同商议政事。
枢密院，是全国最高军政机构，最高首长为枢密使或知枢密院事，副首长为枢密副使或同知枢密院事。
中书省与枢密院分掌行政权和军权，号称“二府”。其中，中书省又称为政府、东府，枢密院又称为枢府、西府。在地位上，枢密使与宰相差不多，号称“执政”，二者互不隶属，自成体系，直接对皇帝负责。
至于中央政府的财政大权，则由三司执掌，最高首长是三司使（号称“计相”），下设盐铁、户部、度支三个部分，是仅次于“二府”的中央权力机关，也直接对皇帝负责。
在赵匡胤时代，宰相的地位发生了不小的变化。当时，赵匡胤除了竭力削弱宰相的权力之外，还在礼仪体制上刻意打压宰相。为此，这位赵匡胤先生还故意耍了一个“小花招”。
在中国古代，宰相的地位一直比较特殊。秦汉时期，宰相的地位极为崇高：在朝廷上，宰相甚至可以和皇帝一起共同接受百官的叩拜；要是在街上遇见宰相，皇帝要下车向宰相施礼；宰相生病了，皇帝应该到相府探视。到了隋唐时代，宰相的身份虽然没有那么尊贵了，但仍然可以面对面地坐在皇帝面前，一起商讨政事，轻松而从容，遂有“坐而论道”之说。
等赵匡胤当上皇帝，看到宰相们居然可以坐在自己面前，他心里就很不舒服。有一天，他吩咐宰相们：“我眼睛昏花，看不清楚，你们把奏章递给我。”几位宰相都是读书人，哪知道“皇帝陛下”的“花花肠子”，便走上前来。这时，赵匡胤悄悄地使了一个眼色，几个小宦官心领神会，趁机撤掉了宰相们的椅子。其实，赵匡胤这时才35岁，所谓“眼睛昏花”云云显然是他耍的一个小把戏。从此以后，在皇帝面前，宰相的地位“一落千丈”。特别是到了明太祖时，宰相竟然要跪着伺候皇帝了，再也没有人可以站在皇帝的面前。当然，这些都是后话了。
此外，赵匡胤又“独出心裁”地设计了一套军事制度，其核心理念就在于防止武将拥兵自重、尾大不掉，这对此后中国历史的影响更加深远。
为了从体制上杜绝武夫干政可能造成的危害，将兵权集中到皇帝的手里，宋朝开国之初就确立了“皇帝—枢密院—三衙”的统兵体制。在中央，枢密院负责掌管全国的军政事务，权力很大，类似于今天的国防部。至于尚书省下属的兵部，则是形同虚设，顶多是一个负责收发文书的机关而已，大权都掌握在枢密院。
“三衙”的全称是殿前都指挥使司、侍卫亲军马军都指挥使司和侍卫亲军步军都指挥使司，其职能是“掌殿前诸班直及步骑诸指挥之名籍，凡统制、训练、番卫、戍守、迁补、赏罚，皆总其政令”，实际上是负责管理中央的禁军。至于各部队的统兵将领，则是由皇帝临时委派，称为“率臣”。通常是，遇到战事，就临时委派元帅；一旦战争结束，元帅就要立即交出兵权，离开部队。
即便是一个对军事是“门外汉”的人，也能看出，这套纵横交错的军事体制，实际上把军权一分为三：枢密院虽有调兵权，却没有管辖权；三衙虽有管辖权，却没有调兵权；至于对部队有实际指挥权的统兵官，则是由皇帝临时任命。这种制度设计，完全符合相互制约与平衡的精神。在这套体制下，如果还有某一位将军想要拥兵自重、反抗朝廷的话，那么他要克服的困难实在是太多了。赵匡胤由此奠定了大宋王朝三百多年的江山，除了南宋初年外，他的子孙都可以高枕无忧，不用再担心“黄袍加身”之类的兵变了。
2． 朱元璋：乾纲独断，废除丞相
明朝初年，继承元朝的制度，在中央设立三大府：中书省、大都督府和御史台。其中，中书省组织庞大，职权很大，以左、右相国（不久改为丞相）为长官，还设有平章政事、左右丞、参知政事等高级官僚，以及作为具体办事人员的左右司郎中、员外郎、中书舍人等等，而中央政府的各部——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只是中书省下属的机构，六部的长官尚书、侍郎只不过是丞相的属员。
当时，中书省不但有“综理机务”的职权，而且全国各地、各部门给皇帝的奏章也要“先白中书省”，一切以皇帝的名义发出的诏令、谕旨，也要经过中书省传达，俨然是设在皇帝和各国家机关中间的一级权力部门，是皇帝与各国家机关进行联系的“中转站”。所以，丞相是处在皇帝一人之下，高踞于百官之上的“特殊人物”。
明朝一建立，最早担任左右相国（丞相）的是李善长、徐达。李善长是文官之首，而徐达是军队之帅，真可谓位高权重。后来，出任丞相一职的李文忠、汪广洋、胡惟庸等人，也都是勋贵之臣，更说明中书省的地位非常独特。
可是，设置中书省这样一个机构，并授予这么大的权力，不仅与中国传统的皇权国家体制几千年来不断压抑相权、抬高皇权的趋势相抵牾，而且也不符合封建社会晚期高度集权的皇权专制统治的需要，更是一贯喜欢独揽大权的明太祖朱元璋所不能容忍的。特别是，最后一任丞相胡惟庸独断专权，“专生杀黜陟，以恣威福。内外诸司封事入奏，（胡）惟庸先取视之，有病己者辄匿不闻。由是奔竞之徒，趋其门下”。由于皇权与相权的矛盾激化，洪武十三年（1380年），朱元璋掀起大狱，以“谋反”的罪名处死了胡惟庸。
其实，“胡惟庸案”只不过是一个偶然的事件。为了铲除胡惟庸，朱元璋硬给他扣上了私通日本和蒙古，图谋造反的罪名。罪名其实都是“莫须有”的，究其根源，是因为中书省（丞相）对于专制皇权造成了极大的威胁。对此，朱元璋早就心怀不满，而死到临头的胡惟庸却不知收敛，恃功骄纵，跋扈揽权，更促使朱元璋下定决心，作了断然处置。
其实，在此之前，朱元璋就已经着手削减中书省的权力，削弱中书省对各级国家机关的控制。早在洪武十年（1377年），他就下令设立“通政使司”，负责公文的上传下达，并规定“奏事毋先白中书省”，明显是要限制中书省的职权。但这些措施都是“治标不治本”，并不能从体制上解决问题，皇权与相权的矛盾依然存在。
在处治胡惟庸的同时，朱元璋又以此为“突破口”，宣布对中央政府的官制进行大规模的改革：
1. 撤销中书省，永远废除丞相制度。朱元璋特别强调：自古以来，丞相制度“弊多利少”，“自秦始置丞相，不旋踵而亡。汉、唐、宋虽有贤相，然其中多少人专权乱政”？所以，他在《大明祖训》里明确规定：永远“不许复立丞相；臣下敢以请者，置重典”。
2. 提高中央六部的官秩和职权，将原来中书省的职权分给六部，并直接向皇帝负责。
3. 将过去统领军政的大都督府一分为五：中、左、右、前、后五军都督府。在职权上，五军都督府与中央的兵部也是互相牵制：各都督府对军队虽有管辖权，却没有调兵权；兵部虽有调兵权，却不能直接管辖军队，无法向军队直接发号施令。
这样一来，在行政上，是皇权完全兼并相权，皇帝实际上成为“总尚书”，领导和指挥六部；在军事上，则是由五军都督府瓜分军队的指挥权，皇帝实际上也是“总都督”。于是，一切军政权力完全集中到皇帝一个人手中，并在制度上获得保障。朱元璋试图通过官制改革，“一劳永逸”地解决历史上长期存在的皇权与相权、帅权的矛盾，使自己的统治“安如磐石”，确保大明王朝的万里江山“永不变色”。
所以，朱元璋得意地向大臣们夸耀：
“我朝罢相（指丞相），设五府（指都督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衙门，分理天下庶务……事皆朝廷（指皇帝）总之，所以稳当。”
在中国历史上，朱元璋可以说是“最勤政”的皇帝。因为朱元璋不相信臣下，一味地集中权力，所以他真可以说是“日理万机”，每天天不亮就要起来批阅奏章，一直忙到深夜，非常辛苦，没有休息时间，也没有什么娱乐活动，三十年如一日，兢兢业业，丝毫不敢懈怠。特别是，在朱元璋废除丞相制度后，各种奏章就像潮水一般涌来，他每天要看二百多份奏章，处理四百多件政事。从朱元璋的身上，我们不难发现：对于绝对权力，专制帝王们真是有一种难以遏制的贪欲，甚至达到了令人“不可思议”的地步！
“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这是宋太祖赵匡胤的名言。其实，在皇权社会里，这种情结一直“根深蒂固”地存在着。几千年来，哪一次改朝换代不是尸积如山、血流成河？哪一次皇族内部的争夺不是骨肉相残？所有这些围绕皇权的殊死搏斗，无不植根于这个情结。
诸如赵匡胤、朱元璋这样的专制帝王，具有这种“卧榻情结”一点也不奇怪；相反，假如他们没有这种情结的话，倒是很让人惊诧！ 帝王秘诀之二：愚民政策
在皇权社会里，最高统治者需要大批宦官为后宫服务，因为帝王至高无上，占有成百上千的后宫嫔妃，而宦官已经被阉割，绝对不会淫乱宫闱。为了一己之私，最高统治者肆意践踏人权、灭绝人性，由此可见一斑。
不过，在历代帝王的心目中，与后宫佳丽相比，“天下”具有更大的价值。因为拥有“天下”是他们享有至高无上的特权的基础，所以他们处心积虑地加强对天下臣民的控制。从夏启“家天下”开始，到西周以后，更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把天下的土地、人民都当成专制帝王一个人的“私有财产”，并世代相传。
因为人是有意识的生物，他们的行为是受到思想支配的，所以，要想让天下臣民俯首帖耳，甘当最高统治者的“顺民”，一个“釜底抽薪”的办法就是：让他们丧失犯上作乱的思想。那么，能否像阉割人的生殖器，把他们变成宦官那样，把天下臣民的思想阉割掉呢？这是历代帝王无时无刻不在考虑的一个“重要问题”。为此，他们绞尽脑汁，想出了种种“锦囊妙计”！
1． 焚书坑儒
在秦朝统一全国之前，中国境内邦国林立（据说夏朝时有万邦，商代有3000方国，到武王伐纣时仍有800诸侯）。在诸侯割据的情况下，各邦国的统治者互相争斗，时刻都有危机感，他们既要自保，又要夺取别国的领土、财富和人口。因此，各国统治者非常重视人才，特别是在春秋战国时期“重士”、“养士”成风，思想界非常活跃，他们相互争论、诘难，相互吸收、融合，出现了“百家争鸣”的盛况。
可是，好景不长，自从秦始皇统一天下，建立皇权专制国家之后，消除内部的威胁已经成为历代帝王们的主要任务了。为了让万里江山流传万世，自诩“千古一帝”的秦始皇时刻都在盘算着如何防止臣民们起来犯上作乱。
这时，一位关键性的人物出场了。
李斯，这位来自楚国下蔡的士人、学术大师荀子的高徒，素来对时局和政治走向非常敏感。在全国统一后，他敏锐地察觉到了形势的变化和秦始皇的心理变化。秦始皇三十四年（公元前213年），在与博士淳于越辩论“分封问题”时，他竟然“史无前例”地提出：
“今皇帝并有天下，别黑白而定一尊。私学而相与非法教，人闻令下，则各以其学议之，入则心非，出则巷议，夸主以为名，异取以为高，率群下以造谤。如此弗禁，则主势降乎上，党与成乎下。”
听了李斯这番高论，秦始皇当然是“心有灵犀一点通”。结果，嬴政一声令下，大秦帝国境内到处点燃了焚书之火，秦朝以前的古典文献除了秦国史书和“医药、卜筮、种树之书”，尽皆化为灰烬，中国古代的思想文化遭到了一次前所未有的摧残，这就是著名的“焚书”事件。
为了消除文人对自己的非议，秦始皇又实施了残忍的“坑儒”政策。其实，在秦朝统一后，秦始皇一度对知识分子实施“拉拢政策”：“吾……悉召文学、方术士甚众，欲以兴太平，方士欲练以求奇药。”结果，这个政策不但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甚至起到了反作用：一些文人不识时务，居然“不师今而学古，以非当世，惑乱黔首”。更要命的是，一些文人本性难改，竟然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或为妖言以乱黔首”。表面上，是知识分子的不驯服导致了秦始皇政策的转变。其实，在“焚书”之后，“坑儒”也仅仅是个时间问题了。
据史书记载，秦始皇“坑儒”还不只一次，前一次是在咸阳公开坑杀的，后一次是在骊山陵谷中用欺骗的手段秘密坑杀的。所以，“坑儒”完全是秦始皇有预谋的一个政治事件。
在秦始皇的高压统治下，一切学术书籍几乎都被焚毁，一切思想流派都被禁绝，“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不过，这并不能改变秦朝二世而亡的命运，因为起来造反的是没有多少文化的农民，他们“斩木为兵，揭竿为旗”，推翻了秦朝。看来，秦始皇推行的“焚书坑儒”政策成效并不明显，只是一个笨办法，属于“下下之策”。
其实，“焚书坑儒”既是历史的巧合，也是历史的必然：从秦始皇开始在后宫推行宦官制度，而全国性的思想禁锢也是从秦始皇开始的。“焚书坑儒”可以说是对中国人的第一次思想阉割，它揭开了中国历代封建王朝推行“愚民政策”的大幕。
2．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秦朝灭亡以后，思想界又开始复苏。汉朝初年，实行的是“无为而治”的政策，黄老之学占了上风。当时，在学术上，各家学派相互论辩，一时热闹得很。
到了汉武帝时，经过卫绾、窦婴、田蚡等人的努力，儒学一步步占据了中国思想界的统治地位。特别是汉武帝采纳了儒学大师董仲舒的提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使儒学的统治地位上升到了无法动摇的程度。对此，顾颉刚先生曾“一针见血”地指出：
“秦始皇的统一思想是不要人民读书，他的手段是刑罚的制裁；汉武帝的统一思想是要人民只读一种书，他的手段是利禄的引诱。结果，秦始皇失败了，汉武帝成功了。”
打一个比方，就好像对付一头驴子：不是把驴子捆起来，不让它行动，甚至把它杀掉，而是蒙住它的双眼，让它在那里为你拉磨。因为被捆起来的驴子总是要反抗、挣扎，杀掉驴子就不能让它为人类服务了，而拉磨转圈的驴子就活得很“安分”，甚至心甘情愿地被利用。汉武帝推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就是专门指定一个磨，让知识分子去拉，让他们在那里转圈（就是在儒家思想的框框内转圈圈）。
所以，这个政策对中国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一方面，使汉代的儒学得到了很大发展，并使儒学成为历代王朝的指导思想：另一方面，它又极大地限制了人民的思想，使学术自由成为知识分子可望而不可及的“奢侈品”，中华民族也为此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