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虽然汉武帝推行“独尊儒术”的政策，为知识分子画了一个圈圈，但是，如何让他们自觉、自愿地进入这个圈圈，又是一个大问题。当时，汉朝统治者采用“察举”和“征辟”的办法选拔人才，分为孝廉科、茂才科、贤良方正科、明经科、明法科、童子科等等。可是，因为选拔人才的大权掌握在地方官吏手中，而且选拔的标准也不统一，这就给他们提供了徇私舞弊的机会，不少知识分子因为没有门第和靠山，被摒弃于政权之外。至于那些被举荐的“人才”，也实在是让最高统治者失望。当时民间有这样一首歌谣：
“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
后来，在魏晋南北朝时，推行“九品中正制”，将士人按家世和才德分为九品，根据品级来授官，更是违背了公平原则，极大地堵塞了一般知识分子进入统治集团的道路，他们愤愤不平，发出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感叹。
3． 科举考试
从隋朝开始，又推行科举制度。开科取士，给了几乎所有的知识分子进入统治集团的希望，使他们有了“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荣身之路。从此，统治者不仅为知识分子划定了学术的范围，更进一步指明了学术的目的：“学成文武艺，货卖帝王家。”天下知识分子都被阉割了！所以，当唐太宗看到新科进士们鱼贯而入时，得意洋洋地发出了“天下英雄尽入吾毂中”的感慨！
在科举制度下，知识分子可以自由报名参加考试，根据考试成绩选拔人才。此举，不仅使得统治者选拔人才的范围扩大，也比以前的察举制、九品中正制公平。于是，就出现了“士无贤不肖，耻不以文章达，其应诏而举者，多则二千人，少犹不减千人”的盛况，甚至有士子累死在科场上也毫无怨言。当时有诗云：
“太宗皇帝真长策，赚得英雄尽白头！”
不过，在唐宋时，考试的科目比较多，内容也比较广泛，知识分子可以自由发挥的余地还比较大。例如，唐朝的常科有秀才、明经、俊士、进士、明法、明字、明算、三史、开元礼、道举、童子、医举等科。在常科中，明算科考《九章算术》、《周髀算经》、《海岛》、《孙子》等，道举科考《老子》、《庄子》、《文子》、《列子》等，医举科考《本草》、《脉经》、《素问》、《伤寒论》等。至于制科，更是五花八门，甚至有“不求闻达科”、“高蹈丘园科”。在宋代，尽管曾对科举考试进行多次改革，科目、内容和方法都发生了很大变化，但仍然是诗赋和经义并重，文体也是以比较自由的散文为主。所以，当时知识分子的聪明才智主要被引导到文学方面，中国人的诗词、文章达到了一个高峰。
4． 八股取士
在中国历史上，阉割中国知识分子思想最为锋利的“利器”莫过于明清时期的“八股取士”制度。这一制度，可以说是吸收了秦代“焚书坑儒”、汉代“独尊儒术”、唐代“开科取士”的精髓，在阉割中国人的思想方面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据《明史》记载，明朝的科举制度是这样的：
“科目者，沿唐、宋之旧，而稍变其试之法，专取四子书及《易》、《书》、《诗》、《春秋》、《礼记》五经命题试士。盖太祖与刘基所定。其文略仿宋经义，然代古人语气为之，体用排偶，谓之八股，通谓之制义。”
一方面，将科举考试的出题范围限制在“四书”、“五经”里，另一方面要求天下士子代圣人立言，采用古代圣贤的口吻和思想，不能越雷池一步，在文体上也必须采用八股文，按照一定的格式和字数答卷，丝毫没有自由发挥的余地。
明清时期的科举制度，既苛酷、繁琐，又等级森严，集中体现了皇权专制体制的全部精神。专制帝王们之所以推行死板的“八股取士”，就是要将天下读书人囚禁在“四书”、“五经”和八股文的枷锁中，在文字狱的屠刀下瑟瑟发抖，奴化、禁锢他们的思想，使这些社会精英萎缩、沉沦，拜倒在专制皇权的脚下，彻底丧失独立、自主精神。
其实，对于“八股取士”的危害，许多有识之士早有指责。例如，顾炎武在《日知录》中大声疾呼：“八股之害，等于焚书，而败坏人心，有甚于咸阳之郊所坑者但四百六十余人也”；在《校邠庐抗议》里，冯桂芬也指出：“明（太）祖以时文取士，其事为孔、孟明理载道之事，其术为唐（太）宗‘英雄入毂’之术，其心为（秦）始皇‘焚书坑儒’之心。”
总之，专制皇权竭力打造一种单一的思想体系，然后以此为基础，建立了一整套人才选拔制度，把天下知识分子都纳入这一制度内，很少有人能够逃脱他们的魔爪！
对于那些肉体被阉割的人，他们的出路是进宫当太监，为皇帝服务。至于思想被阉割的人，他们的出路在于做官，当臣子，辅佐皇帝治理天下，阉割其他的人。正如太监难以产生性欲的冲动，那些被阉割了思想的人又怎么会产生思想的冲动，迸发出思想的火花呢？
在《管锥篇•昭公十八年•愚民说》里，钱钟书先生曾历数历代封建社会统治者推行的愚民政策。几千年来，正是这种思想上的阉割，使天下读书人丧失了活力，思想极大地萎缩，最终导致了全民的愚昧。经过长期的思想阉割，中国人的思想变得异常封闭，对皇权和权力场顶礼膜拜，如同行尸走肉，出现了一个“万马齐喑究可哀”的局面！
自由是创新的基础。江泽民同志指出：“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在明朝前期，中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富强的国家。当时，“三保太监”郑和带着永乐皇帝的圣旨，七次远航，先后到过中南半岛、南洋群岛、孟加拉、印度、伊朗、沙特阿拉伯，最远到达非洲东海岸的莫桑比克。
郑和下西洋非但比西方探索新航路早得多，其规模更是不可“同日而语”：哥伦布第一次远航时，整个船队只有3艘帆船、100余名水手，船上装的主要是生活用品；而郑和的船队非常庞大，仅第一次远航就“造大舶，修四十四丈，广十八丈者六十二”，“将士卒二万七千八百余人”，装载了无数金银珠宝、绫罗绸缎。两相比较，真是一个在地下，一个在天上！
可是，这一历史壮举却遭到了思想已经被阉割的朝臣们的强烈反对，他们一致声讨郑和：
“三保下西洋，费钱粮数万计，军民死且万计。纵得奇宝而回，于国家何益？此特一敝政，大臣所当切谏者也！”
所以，郑和七下西洋是中国封建王朝最后一次跨出国门，向全世界展示它的财富、力量、勇气和智慧。从此以后，它便关起国门来，安心靠吃老本过日子了。在明清时期的五百余年里，中国皇权社会迅速走向腐朽、没落，失去了生机，无务阻挡西方殖民者用大炮来撞开国门，只能任其羞辱和欺凌！
而西欧则不同，地理大发现以后，新兴的资产阶级如鱼得水，欣喜若狂，大力发展科学技术，使资本主义蓬勃发展。在这个基础上，大批殖民者涌向海外，实行侵略、殖民，在亚洲、非洲、美洲、大洋洲大肆掠夺，无数黄金、白银源源不断被地运往欧洲，使原本落后、分散、贫穷的欧洲迅速崛起，古老的中华帝国则被远远地抛在了后面！
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火药、造纸术、印刷术和指南针传到欧洲，反倒使欧洲各国强大起来。特别是，他们利用中国的火药技术造出威力巨大的大炮、机枪，乘着战舰，飘洋过海，来到东方，对古老的中国进行一次又一次武装侵略。这时，西方的新兴资产阶级就像一个身强力壮又手执枪炮的年轻人，而经过思想的阉割，中国封建王朝已经变成一个身体虚弱、步履蹒跚的老头儿，手里只有原始的大刀、长矛，简直不堪一击，除了遭受侮辱、瓜分之外，还有能力反抗吗？
可见，在皇权国家体制下，历代王朝推行“愚民政策”，对知识分子的思想进行一次又一次阉割，最终导致了整个民族的愚昧和中华文明发展的相对停滞落后。不过，对于那些“言必称三代”、迷信“祖宗之法”、梦想“传之万代”的帝王们，这种愚昧、停滞和落后又算得了什么？
这既是中国皇权社会的悲哀，也是中国人的悲哀！ 帝王秘诀之三：赏赐笼络
战国末期，作为先秦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韩非创立了一套“君人南面之术”。在韩非的眼里，君主控制臣下的手段可以简化为“二柄”，即“赏”和“罚”：
“为人臣者畏诛罚而利庆赏，故人主自用其刑德，则群臣畏其威而归其利矣！”
在皇权社会里，韩非的这套理论被历代帝王奉为“至宝”，并运用到政治实践中。其中，赏赐笼络是专制帝王们最常用、最基本的驭臣权术，主要是驱使臣下为君主效力。这里的“赏”，既有实实在在的官爵、财富、美女，也有“精神鼓励”，例如嘉奖、感情、荣誉等等。就像马儿离不开草料一样，这些东西从来都是君主控制臣下最有效的手段。
1． 汉元帝：赐匈奴单于“公主”以和亲
俗话说，“英雄难过美人关”，更何况是皇家的公主！只要美人媚眼一抛，或者是娇躯一送，再厉害的英雄也会笑口大开，沉迷于温柔乡中，也就消磨了他的斗志，达到了“以柔克刚”的目的。
当然，皇帝的女儿也就那么多，要嫁给谁，选择什么时候嫁，也是“大有学问”的。其实，在那些专制帝王的眼里，婚姻只不过是一种政治手段。这不，汉元帝就曾“忍痛割爱”地将美女王昭君远嫁匈奴，作为笼络、控制呼韩邪单于的一种伎俩，获得了极大的成功。
西汉竟宁元年（公元前33年），匈奴单于呼韩邪前来长安朝觐，迎娶汉朝“公主”王昭君，使得匈奴和汉朝的关系迅速升温，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
原来，自从汉朝建立后，匈奴与汉朝的关系一直是时好时坏。后来，匈奴发生内乱，分为两支，那支单于领导北匈奴，呼韩邪单于领导南匈奴。这时，汉朝西域都护甘延寿乘机发兵击败北匈奴，将那支单于的首级送往长安。呼韩邪单于知道后，真是又高兴，又害怕，赶忙上书西汉朝廷，请求来长安朝觐，以尽“藩臣”之礼。汉元帝知道后，当然是“龙颜大悦”！
于是，呼韩邪单于携带大批贡品来到长安。汉元帝大喜，便大摆筵席，招待这位远道而来的“贵宾”。在筵席中，呼韩邪单于忽然提出愿意迎娶一位汉朝的公主，成为“天朝之婿”。汉元帝早就想笼络呼韩邪单于，自然是满口答应，当即下了一道圣旨，让那些未曾临幸的宫女前来敬酒。
听说“万岁爷”召见，后宫佳丽们马上意识到这是一个引起皇帝注意的好机会。“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所以佳丽们个个使出浑身解数，希望获得汉元帝的“青睐”。
当时，宫女们一队队鱼贯而入，花枝招展，彩袖在眼前飞舞，香气在席间飘散。呼韩邪单于自幼生长在蒙古草原，哪里见过如此多姿多彩的场面，不禁心醉神驰，进入了“忘我”的境界。汉元帝见了，不禁暗暗得意，便随口说道：“呼韩邪单于，只要你看中谁，她就归你了！”
呼韩邪单于大喜过望，便睁开双目，顿时看得眼花缭乱。众里寻她千百度！突然间，他发现了一枝出墙红杏，犹如那万绿丛中的一点红，那么美艳！呼韩邪单于太高兴了，用手一指，喊道：“就是她！”汉元帝转眼望去，只见一位风华绝代的美女，云鬟雾鬓，光彩照人，两道黛眉轻颦微蹙，微露一丝幽怨。真是太美了！连汉元帝都看呆了，不禁怦然心动，但自己是皇帝陛下，又当着呼韩邪单于的面，金口玉言，无法反悔。无奈，汉元帝只好一狠心，册封她为“公主”，下嫁呼韩邪单于。
这位风情万种的美女，名叫王昭君，她出生在著名的长江三峡中一个叫“秭归”的地方，这里江水日夜咆哮，两岸都是悬崖峭壁。战国时，这里曾出过一位“大人物”，他就是屈原。
汉元帝即位后，下诏挑选天下美女补充后宫。王昭君当时年方二八，仿如空谷幽兰，被朝廷的“选美使”一眼看中，选入后宫。
当时，从各地挑选入宫的美女数以千计，汉元帝精力有限，无法一一欣赏，便命画工毛延寿给她们各画一幅肖像，进呈御览。这样一来，这些宫女的命运可就掌握在毛延寿的手里了。所以，那些富贵人家都想方设法地通过各种渠道贿赂毛延寿，只有王昭君家境贫寒，又自恃美冠群芳，不屑于行贿。毛延寿见了，自然很不是滋味，就在画像上做了一点“手脚”，不但把她画得非常平庸，还在面颊上点了一颗硕大的黑痣。所以，5年过去了，王昭君还是一个“待诏宫女”。
其实，5年的时间不算短，比现在读一个大学本科的时间还要长。在这段时间里，王昭君生活得比较自在，经常读书习字，唱歌跳舞，不断充实自己。然而，漫漫长夜，备感凄清与孤寂，不知何时才有出头之日，好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所以，这次一听说皇帝召见，王昭君便把自己着实装扮了一番，本想博得汉元帝的“垂青”，没想到，“无心插柳柳成荫”，竟然让呼韩邪单于看中了。
筵席结束后，呼韩邪单于心满意足，飞一般地赶回驿馆，准备择吉日迎娶汉宫美人王昭君。汉元帝却是追悔莫及，回到后宫，便找出了王昭君的画像，只见画像上面的女子平淡无奇，与本人真是有天壤之别，更何曾有什么黑痣？
刹那间，汉元帝就明白了，这都是毛延寿捣的鬼，便把痛失王昭君的懊悔心情转化成对毛延寿的无比愤怒，立即下令将毛延寿斩首示众。对此，后人有一首诗：
“曾闻汉主斩画师，何由画师定妍媸？
宫中多少如花女，不嫁单于君不知。”
临行时，王昭君一身戎装打扮，在妩媚之中更见几分英爽之气，来到未央宫拜别天子后，等出了长安北门，带着一种异样的感情，王昭君望了长安城最后一眼，便怀抱着琵琶上马而去。在大街两旁，万人空巷，人们都来争睹王昭君的风采。眼见如此风华绝代的“美人儿”离开繁华的京师，前往荒凉的蒙古草原，陪伴一位垂垂老矣的呼韩邪单于，人们无不为之嗟叹不已。
一路上，随行的乐师弹奏着琵琶，以消慰王昭君的离愁别恨，声声令人肝肠寸断。没几天，她就在漫漫长路上病倒了，车队只得暂时停止前进。在养病期间，王昭君想起了父母兄弟，便挑灯披衣，给皇帝写了一封信：
“臣妾有幸得备禁脔，谓身依日月，死有余芳，而失意丹青，远适异域。诚得捐躯报主，何敢自怜？惟惜国家黜陟，移于贱工。南望汉阙，徒增怆绝耳。有父母有兄弟，惟陛下少怜之！”
为了让王昭君更好地完成“和亲”的使命，汉元帝派人把她的父母、兄弟都接到长安，赐给田宅，给予妥善安置。
等出了雁门关，大队的匈奴骑士前来迎接。抵达王庭后，匈奴人张灯结彩，欢腾达旦，呼韩邪单于封她为“宁胡阏氏”（意思是安宁胡地的皇后），对她百般迁就，以博取她的欢心。可是，胡笳悲鸣，异邦风月，王昭君依然对故土充满思念之情。
自从得到王昭君这位绝色美人后，呼韩邪单于大为高兴，整日置酒作乐，又向西汉朝廷进贡大批珠宝、骏马，以报答汉朝天子的“隆恩”。
第二年，王昭君就为呼韩邪单于生了一个儿子，取名为“伊督智牙师”，被封为“右日逐王”。又过了一年，老迈的呼韩邪单于去世，长子雕陶莫皋继位。依照匈奴礼俗，年仅24岁的美艳少妇王昭君又成为雕陶莫皋单于的妻子。这位年轻的单于对她更加怜爱，夫妻生活十分甜蜜，接连生下两个女儿，后来分别嫁给匈奴贵族。
汉成帝鸿嘉元年（公元前20年），在与王昭君共同度过11个美好春秋之后，雕陶莫皋单于与世长辞。这时，王昭君已经35岁，正是灿烂的盛年，没有了婚姻的束缚，她更可以“好整以暇”地促进匈奴与汉朝的友好关系！
2． 苻坚：给王猛“加官进爵”
《周礼》云：“爵以驭其贵。”在以皇权为中心的权力场上，大小官吏们追求的核心就是一个“官”字，因为有官就有权，有权就拥有了地位、名望和财富。对于投身权力场的人来说，这个“官”字可以说是意义非凡，就像贾宝玉脖子上的“通灵宝玉”一样，是一时一刻也离不开的。对于那些在宦海中沉浮的臣子们来说，对高官厚禄的追逐无疑是他们为君主效力的最重要的动力。
所以，在皇权社会里，专制帝王们经常利用官爵来驾驭、控制臣下，这是他们手中“屡试不爽”的“法宝”。当大臣们为皇帝一次又一次给予的加官进爵而弹冠相庆时，同时也自然会为“龙恩浩荡”而山呼万岁！
在这一点上，前秦皇帝苻坚就很有一套：对名士王猛，苻坚连连给他加官进爵，促使他为自己效命，终于统一了北方。
王猛（325～375年），字景略，北海（今山东寿光）人。他自幼博学多才，喜欢阅读兵书战策，气度宏远，当时的浮华之士都拿他取笑，说他是一个“痴人”。
东晋永和十年（354年），权臣桓温第一次挥军入关时，王猛披着一件破长袍来见他。当着“桓大将军”的面，王猛一面摸着破衣服里的虱子，一面大谈天下大事，旁若无人。桓温见了，大为惊奇，认为他是一位“当世奇才”，拜他为督护，委以重任，并邀请王猛与他一起回南方。
对于“桓大将军”的这番好意，王猛有点举棋不定，就回华山请教老师。没想到，老师的态度“斩钉截铁”：“你怎么能和桓温相处呢？依你的才华，在北方也不愁富贵，又何必舍近求远？”所以，王猛就没有和桓温一起南下。
当时，前秦的东海王苻坚素有大志，要创立一番事业。一听说王猛的“大名”，他就派人携带重礼聘请他。等两个人一见面，便推心置腹，宛如平生好友，王猛成为苻坚的主要谋士。得到王猛后，苻坚真是“如虎添翼”，很快就发动政变，登上了大宝。
升平元年（357年），苻坚即位后，立即重用王猛，任命他为中书侍郎。在王猛的治理下，前秦法制严明，豪强们规规矩矩，谁也不敢欺负老百姓，一时间秦国大治。苻坚大喜，觉得自己真是没有看错人，便连连给他加官进爵，一年之内5次提升王猛的官职，让他做到了尚书左仆射、辅国将军、司隶校尉。当时，苻坚对王猛真是言听计从，荣宠莫比。
这时，东方的前燕内部矛盾激化，皇室又起内讧，大将慕容垂被逼得走投无路，只好带着一家老小前来投奔前秦。苻坚素来爱惜人才，自然大喜过望，一面派人迎接慕容垂，一面命王猛加紧谋划进攻前燕。
太和五年（370年），王猛率领邓羌、杨安、张蚝等十余名大将、精兵六万大举伐燕。临行前，苻坚亲自为他送别。当时，苻坚表示：自己将坐镇长安，支援前线；王猛可以专心伐燕，不要有后顾之忧。
为了报答苻坚的大恩，王猛挥军东进，一路所向披靡，相继攻下了壶关、晋阳等战略要地。没多久，前秦军队和燕军主力在渭源遭遇，准备展开决定两国历史命运的“决战”。
就在决战前的一天晚上，前秦小将徐成不慎犯了军规，依照军法应当处斩。因为徐成是大将邓羌的部下，所以邓羌出面替徐成求情。哪知道，王猛这个人倔得很，就是不买他的账。邓羌大怒，气冲斗牛，扬言要与王猛决斗。这时，王猛急忙派人告诉他：“刚才，我只是试探一下将军。既然您对自己的部将尚且如此爱护，对国家一定会忠心耿耿！”
第二天决战前，两军摆开阵势，燕军有好几十万，一望无际。这时，王猛计上心来，便故意“激”邓羌：“现在敌军众多，只有将军你出战才能马到成功。”邓羌却乘机摆开了架子，和王猛讲开了“条件”：“除非你答应让我做司隶校尉！”王猛有些为难，认为他开的条件太高：“战后，我保你能当上安定太守、封万户候。至于‘司隶校尉’那样高的职位，我可不敢答应你！”
说话间，两军已经开战，秦军不利，开始退却。可是，邓羌乘机耍开了无赖，躲在军帐中不出战。王猛最后狠了狠心：“也罢！只要将军出战，我就把自己这个‘司隶校尉’让给你！”于是，邓羌就在军帐中摆开酒席，猛灌了一通老酒后，与徐成、张蚝等人飞身上马，冲入燕军大营，杀了一个七进七出，如入无人之境，斩将夺旗，杀得燕军抱头鼠窜。才半天的时间，秦军就取得了决定性胜利，一举歼灭十几万燕军。
于是，王猛一面派人向苻坚报捷，一面挥军猛进，攻打前燕国都邺城。苻坚闻报大喜，连忙出动10万骑兵，以“帝王之尊”御驾亲征。结果，秦军很快就攻陷了邺城，俘虏了前燕末代皇帝慕容■、太傅慕容评，夺取了燕国157个郡、1579个县，获得998万人口。
消灭前燕后，王猛又写信给割据凉州的军阀张天锡，向他陈明利害。结果，不用一兵一卒，张天锡就向苻坚“俯首称臣”。苻坚大喜，立即提升王猛为大丞相，总理朝政。随后，在王猛的指挥下，前秦军队又攻取了梁州、益州，西南地区都划入前秦的版图。
到王猛逝世前，前秦已经基本统一了中国北方。当时，苻坚与王猛的关系非常融洽，只有刘备和诸葛亮的关系才可以相比。所以，苻坚经常对太子说：“汝事王公（指王猛），如事我也！”
不幸的是，到了宁康三年（375年），王猛就一病不起，享年51岁。在弥留之际，苻坚亲自前来看望。这时，王猛说出了自己内心的忧虑：“南方的东晋虽然地域狭小，毕竟是华夏正统，我们应该与他们和睦相处！鲜卑、羯羌和我国是世仇，如果留着他们，将来必为大患。”
可惜的是，在王猛生前，苻坚对他是“言听计从”，惟独没有听进他的临终遗言。几年后，苻坚一意孤行，坚持攻打东晋，结果在淝水之战中惨败，鲜卑、羯羌纷纷起来造反，苻坚也是身死国灭。
3． 宋太宗：对杨业“示以恩宠”
在皇权专制时代，对于那些投身于权力场的人来说，主要有三样东西在吸引他们的眼球——权、利、名。对于臣下来说，君主可以给予他们高官厚禄，可以满足他们对权和利的渴望。至于名，一些专制帝王也有自己独特的办法，经常玩弄一些无形的手法，通过某种表示，给予臣下某些特殊的荣耀和宠遇，使他们的内心得到极大的满足，而对皇帝感激涕零，“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千百年来，杨家将的故事一直在中国流传很广，脍炙人口。可是，谁又知道，身为北汉“降将”，杨业为什么会对大宋朝廷那么“忠心耿耿”？
原来，杨家本来是麟州（今属陕西神木）一带的土豪，在当地也是一霸。在五代时，像杨家这样的“草头王”有很多很多。杨业，便是武侠小说里的“杨老令公”，他从小就喜欢舞枪弄棒，武艺精湛。平时，大家出去打猎，杨业得来的猎物总比别人多一倍。所以，他曾经自信地说：“如果我当了将军，带兵打仗，也会像今天驱使鹰犬追逐野兔一样所向披靡。”后来，杨业投奔北汉，成为北汉国主的养子，改名为“刘继业”。在北汉，他前后当了20年的将军，屡立战功，人称“杨无敌”。
太平兴国四年（979年），宋太宗御驾亲征，讨伐北汉。经过一番苦战，北汉国主穷途末路，被迫出城投降，只有杨业不肯归降，仍然坚持抵抗。宋太宗早就听说“杨无敌”的英名，想把他收罗到帐下，便命北汉国主出面劝降。直到这时，杨业才痛哭一场，放下了武器。在归顺大宋后，宋太宗命他复姓杨，单名业，给予他很多赏赐，命他保卫北部边疆。从此，杨业又忠心耿耿地为大宋而战。
当时，杨业驻扎在代州，这里的冬天非常寒冷。平时，将士们就是穿着毡衣皮裘，还要躲在大帐里面烤火取暖，惟独杨业每天穿着单衣，在露天里督促大家练武，旁边也不生火，身旁的侍卫经常冻僵倒地，而他却照样谈笑风生，众将士都对他敬佩不已。
第二年，北方的辽国发兵10万进攻雁门关，杨业奉命率兵迎敌。这时，他领着几千精兵，绕到辽军背后发动突然袭击，打得辽兵丢盔弃甲。从此，辽兵经常是一见到写着“杨业”二字的旌旗，便望风而逃。因此，杨业受到了宋太宗的特别嘉奖。
当时，在与辽军作战时，其他将领带领的宋军经常打败仗，所以，一些将领对杨业这个“降将”非常嫉妒，就经常向皇帝打“小报告”，这个说杨业贪污军饷，那个说杨业暗中勾结辽国，将对大宋不利。可是，宋太宗看后，只是付之一笑，还把这些奏章“原封不动”地转给杨业。杨业看后，对宋太宗真是“感激涕零”，从此对太宗皇帝更加忠心了。
雍熙三年（986年），宋军第二次北伐，进攻辽国。当时，宋军兵分三路，宋太宗命东路军和中路军慢慢进军，以牵制辽军主力，而让潘美、杨业率领西路军出雁门关，迅速插入敌后，打击辽军。
起初，西路军以杨延昭（杨业的儿子）为先锋，一路势如破竹，把辽军打了个落花流水，很快就攻占了云州、应州、寰州、朔州。这时，东路军、中路军见了，非常眼红，便沉不住气了，不顾宋太宗的部署，挥军冒进，结果被辽军打得大败。宋太宗知道后，惟恐西路军孤军深入，寡不敌众，急忙命令他们撤退，并将云、应、寰、朔四州百姓迁入内地。
接到命令后，杨业对潘美说：“现在辽军势大，我们不能正面迎战，可以让百姓们先走，再派3000弓弩手在沿途阻击，并派一些骑兵骚扰敌军，我军就可平安撤回。”
可是，众将早就对杨业嫉恨在心，所以都对他的建议不屑一顾，撇着嘴冷笑。监军王诜仗着“钦差大臣”的身份，阴阳怪气地说：“我们有数万精兵，还要胆小如鼠吗？只要正面迎战就行了！”其他几个将军也跟在后面起哄，连声说好。
杨业一听，可真着了急：“万万使不得，这是下下之策！”王诜却瞪起了一双白眼珠，指着杨业的面门吼道：“杨业，你号称‘杨无敌’，却遇敌不战，是不是有什么企图？”
一听这话，杨业的脸涨得血红，急忙争辩：“我杨业绝非贪生怕死之辈！现在，形势对我军不利，如果白白牺牲，又有什么意义？我只是一个降将，本来应该被处死，皇帝陛下非但不杀我，还让我继续带兵，对我真是有天高地厚之恩。既然你们责备我不肯死战，那我就先去迎敌吧！”
临行前，杨业哭着对潘美说：“元帅，请您一定要在陈家谷口设下埋伏，等我转战至此，就对辽军来个两面夹攻。否则，我们就真要全军覆没了！”潘美也不禁被感动了，连连点头：“杨老将军，请您不必担心！”
杨业率军出发后不久，就遇到了辽军主力。由于辽军人多势众，杨业的部队又很少，寡不敌众，便向陈家谷口且战且退。
这时，潘美等人在陈家谷口等啊，等啊，一直等到中午，还未见到杨业的踪影。监军王诜站在一旁，恨恨地说：“杨业肯定是打了胜仗，我们可不能让这小子一个人抢了头功啊！”众将一听，便带着部队往陈家谷外跑。潘美急忙下令不许跑，却制止不住，只好随着他们奔过去。可是，他们只跑出二十来里，就遇到了前方退下来的败兵。一听说前面打了败仗，众将可就慌了神，再也不去和杨业争什么“功”了，转身就往雁门关内逃去。
没多久，杨业转战至陈家谷口，本指望潘美等人来接应，却连一个宋兵也没有。望着空空荡荡的陈家谷口，杨业不禁抱头痛哭。这时，他手下还有一百多名亲兵，杨业急忙告诉他们：“你们个个都有父母妻儿，快点儿逃走吧！”可是，众亲兵跟随杨业多年，都痛哭流涕，没有一个人肯离去。
不一会儿，大队辽军追了上来，这一百余人浴血奋战，无一人生还，杨业的儿子杨延玉也倒在血泊之中。最后，杨业受伤数十处，被辽兵俘虏。
当时，辽兵押着杨业，准备回去报功。在半路上，杨业看见路边有一块大石碑，上面刻着“李陵碑”三个大字，便仰天长叹：“皇上待我恩重如山！我本想杀敌立功，作为报答，却被奸臣嫉恨，被迫走上绝路。现在，我还有什么脸面在异邦苟活下去？”说完，杨业抢行几步，冲着“李陵碑”一头撞去，壮烈殉国。
看来，宋太宗真是玩弄权术的高手，他只是把别人打的“小报告”交给杨业，就起到了神奇的作用，使杨业对他“感激涕零”，简直比给予高官厚禄还要厉害。所以，“示以恩宠”可以说是一种“一本万利”的手段，是一种最为高明的权术！ 帝王秘诀之四：严刑酷法
在唐朝贞观年间，西域进贡了一匹宝马“狮子骢”，能够日行千里，但是性情暴躁，没有人能驯服它。这时，武则天却说：“我只要三件东西就能降服这匹马：一支皮鞭、一柄铁锤、一把锋利的刀子。我先用皮鞭把马打得皮开肉绽；要是马还不听话，就用铁锤敲它的脑袋，使它痛彻心肺；如果还不能制服它，就用刀子割断它的喉咙！”
在这里，武则天讲的虽然是制服烈马的方法，但是这番道理完全可以用来驾驭天下臣民，即严刑酷法，这也是最高统治者驾驭臣下的一种手段。
如何更好地驾驭群臣，使他们对自己服服帖帖？这是许多专制帝王日思夜想的一个问题。赏赐笼络固然是一个办法，但还不够，有时甚至行不通，因为人的欲望是一个“无底洞”，永远也填不满；如果臣下受到的封赏太多，还可能反过来威胁皇权，甚至会出现“奴大欺主”的现象。
所以，在皇权社会里，专制帝王们经常交替使用赏、罚二柄，胡萝卜和大棒并用，恩威并施。在很多帝王看来，刑罚甚至比赏赐更重要、更容易见效，因为赏赐只能诱导、激励臣下，诱使臣下为皇帝效力；而刑罚则是威慑、胁迫臣下，使他们不敢犯上作乱，不得不为皇帝卖命。
对此，曹操有一句名言：“宁肯我负天下人，不让天下人负我。”这是专制帝王们的共同心声。反正，只要能驾驭臣下，中国的皇帝可以不择手段，无所不用其极，什么样的事情都能干出来！
1． 周勃父子：“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所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就是处死人也要给一个说法，给一个罪名。这是小人们的一项“基本功”。为了陷害别人，即使对手并没有什么“把柄”落在他们的手里，但这也难不倒他们，因为他们是一群“魔术师”，可以“无中生有”地凭空捏造出许多罪名来。
乍看起来，给对手加一个“罪名”似乎要比随意杀人符合人道精神，实际上却为某些暴君滥杀功臣提供了堂而皇之的口实。这一点，在皇权专制国家建立的初期就表现得非常明显：西汉初年，周勃父子的遭遇，可以说是开了“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先河。
原来，周勃是西汉王朝的开国功臣，汉高祖刘邦对他十分倚重，对他的评价是“重厚少文，然安刘氏天下者必勃也”，所以，在临死之前任命他为太尉（相当于“三军总司令”）。周勃果然不负重托，在关键时刻铲除吕后余党，迎立代王刘恒（即汉文帝），使刘家的天下转危为安。
因为他的功劳太大，开国功臣陈平主动把“右丞相”的职位让给他，而自己屈居“左丞相”。后来，周勃自觉能力比不上陈平，便主动辞职，让陈平“专为丞相”，但在陈平死后，他又当上了丞相，位极人臣。此外，他和汉文帝还是儿女亲家。像他这样有大功又位高权重，而且和皇帝是亲戚的大臣，历代王朝能有几人？
可是，在退休后，这位周勃大人却被人诬告“谋反”，被廷尉逮捕，结果在监狱里吃了好多苦头。后来，还是他善于善随机应变，花重金买通了一位狱吏，托人传递消息，请身为“当朝公主”的儿媳妇进宫向薄太后（汉文帝的母亲）求情，才被释放。等走出牢门，周勃不胜感慨地说了一句流传千古的话：“我曾经统率雄师百万，到现在才知道狱吏的尊贵！”
写到此处，我不禁鼻子一酸：倘若周勃没有和皇帝联姻，这次他恐怕真是在劫难逃了！不过，他总算走运，最终脱离了牢狱之灾。而相比之下，他的儿子周亚夫可就要惨多了！
周亚夫自幼通晓军事，也是汉朝初年的一位名将，所以汉文帝临终前专门叮嘱太子：“若遇到危急之事，周亚夫可以依靠！”汉景帝前三年（公元前154年），吴王刘濞叛乱，声势浩大。汉景帝手忙脚乱，忽然想起了周亚夫，急忙任命他为太尉，率兵迎战。
在这场战争中，周亚夫运筹帏幄，指挥若定，终于平定了叛乱，使天下重新归于安定，真可以说是立下了“不世之功”。不过，他却因为顾全大局，不顾皇帝的谕旨，没有派兵救援汉景帝的亲弟弟梁孝王，得罪了这位窦太后最宠爱的小儿子，这就为他后来的杀身之祸埋下了“伏笔”。
不久，景帝要废去栗太子，周亚夫坚决反对，使汉景帝很不高兴。稍后，窦太后让汉景帝封王皇后的哥哥王信为列侯。作为丞相，周亚夫却很是“邪门”，竟然搬出汉高祖的“白马之盟”——“非刘氏不得王，非有功不得侯”，认为王信没有资格封侯。一句话，就把皇帝陛下、窦太后和王皇后全得罪了。
这时，梁孝王乘机在皇帝面前大讲他的坏话。汉景帝听信谗言，对周亚夫产生了恶感，在赐给他肉时不给筷子，故意冷落他。最后，连周亚夫也觉得自己在朝中待不下去，就称病辞职。汉景帝早就看他不顺眼，便来了一个“顺水推舟”，将他免职。
不过，“树欲静而风不止”，已经退休的周亚夫却未能安度晚年。当时，周亚夫的儿子买了500件盔甲盾牌，准备作为父亲去世时的随葬品。结果，被人告发，周亚夫也受到牵连，被逮捕入狱。
真是可怜得很！一代名将周亚夫能把军营治理得井井有条，让汉文帝肃然起敬，也能指挥百万大军叱咤风云，却不知道该怎么对付狱吏！所以，当狱吏一上门，周亚夫就准备自杀，被夫人拦住，没有死成。结果，到了监狱里，他不堪狱吏的凌辱，绝食五日，吐血而死。一代名将就这样含冤而死！
与周勃一样，周亚夫被安上的罪名也是“谋反”，这让人怀疑是“皇帝陛下”或者窦太后要诬陷他。据说，在审理此案时，周亚夫曾辩解：我儿子买的是葬器，就算违法，怎么能说是谋反呢？不料狱吏却是振振有词：“君纵不欲反于地上，即欲反于地下耳！”在阴间谋反，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这样的“逻辑”真是“天衣无缝”，“无懈可击”，让周亚夫还有何话可说？也只有含冤而死了。所以，后来名将李广宁肯引刀自杀，也不愿意去接受狱吏的羞辱：“广年六十余矣，终不能复对刀笔之吏！”
按说，周勃战功赫赫，又有拥立汉文帝之功，“安度晚年”应该没有问题。像他这样一个曾经统兵百万、出将入相的朝廷重臣，还会把小小的狱吏放在眼里吗？入狱前，如果有人要是提出这个问题，肯定会被周勃当成“弱智”，都懒得回答：狱吏他算老几！但是，如果谁真的这样小瞧狱吏，那就说明他的历史知识极其缺乏——周勃的儿子周亚夫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
就这样，中国历史往下演绎，越来越离谱，越来越荒唐，越来越让人不可思议。翻阅《二十四史》，比周勃父子更冤枉、更悲惨的功臣不计其数。到了南宋初年，则是做得更绝，索性把“罪名”这块遮羞布扯了下来，直接以“莫须有”的罪名将岳飞处死，这简直是荒唐至极。
其实，在皇权社会里，对于那些专制帝王来说，杀戮只是一种游戏，是每个帝王都得玩的游戏，至于具体安个什么罪名，那都是“小问题”。反正，“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在帝王们看来，杀人除了“治罪”的功用之外，还是维护皇权专制体制的一种手段。无论这把刀有没有用，时间长了，都应该拿出来磨一磨。为了显示皇帝至高无上的权威，就有必要开一开杀戒，吓唬吓唬臣子们，让他们不要仗着一点“功劳”就翘起尾巴来！至于那些“刀下鬼”，究竟是罪有应得，还是冤死鬼，专制帝王们又岂会在意呢？
2． 万历皇帝：“秋后算账”
在这里，“秋后算账”说的是等候时机实施惩罚。在皇权社会里，小皇帝继位后，因为年幼，无法亲自处理朝政，只好临时指定几位重臣辅政。这时，不管愿不愿意，小皇帝也只能暂时抑制自己对皇权的渴望，与重臣们周旋，对他们优礼有加，示以恩宠，甚至言听计从，仿佛甘心做一个大权旁落的“傀儡皇帝”。
但是，“忍字头上一把刀”，一旦时机成熟（例如重臣去世、病危），专制帝王就会立即发起击，将积压在心头的新仇旧恨一齐发泄出来，对那些重臣“新账老账一起算”！例如，万历皇帝亲政后，就翻脸无情，将自己过去“奉若神明”的张居正抄家，打翻在地！
经历正德、嘉靖和隆庆三朝近七十年的风风雨雨，大明朝早已是千疮百孔，风雨飘摇，开国皇帝朱元璋留下的“祖宗之法”已经越来越不能适应社会现实。说起来，也不能归咎于朱元璋，这位从凤阳乡下杀出来的“和尚皇帝”，做梦也不会料到二百多年后大明帝国的社会状况。不幸的是，只要大明帝国存在一天，他留下来的那一套“祖宗之法”就会被奉为“金科玉律”。到了万历初年，大明帝国在政治、经济、社会、军事等方面都面临着危机，已经到了难以为继的地步。
面对这种局面，万历帝这个还不满10岁的小皇帝自然是无能为力。幸运的是，帝国出现了一位“治世能臣”——内阁首辅张居正，他承担起辅佐幼主的重任，大胆地改革，使大明朝一度呈现出“中兴”的势头。
张居正（1525～1582年），字叔大，号太岳，江陵人。作为明朝最有作为、最有争议的权臣，在本质上，他属于那种才华出众、很会玩弄政治手腕的杰出文官。隆庆六年（1572年），隆庆皇帝驾崩后，张居正利用上层矛盾，很快就踢开了绊脚石高拱，爬到了“内阁首辅”的高位。
在万历朝最初的10年中，在李太后、司礼监太监冯保的大力支持下，张居正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不过，张居正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和太监冯保的私交不错，取得了内廷的支持。其实，张居正这样做也不足为奇，因为他虽然贵为“顾命大臣”、内阁首辅，但他的所作所为，只有凭借皇帝的名义进行，才具有政治合法性。可是，万历年幼，并不具备亲政的能力，张居正自然要设法取得冯保的支持。
当然，张居正也希望通过严格的教育，来引导小皇帝早日走上正路。尽管在天下臣民的心目中，万历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但张居正深知万历还是一个孩子，只有严加督导才能成为“一代明君”。当初，高拱曾说万历是一个10岁的幼童，“何能尽理天下事”？这句话虽然在政治上犯了大错，但也是“一语中的”，道出了实情。所以，张居正对小皇帝进行严厉管教，其“不敬”的程度当然要远远超过高拱那句话，以至于只要一听说“张先生来了”，小万历就打心眼里害怕。不过，张居正后来也为自己这种轻率的做法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万历十年（1582年）六月二十日，张居正病逝，享年57岁。这时，万历已经21岁了。在悲伤之余，他也隐约感到了一些轻松，因为那位令他敬畏的“张先生”终于走了。
张居正一死，冯保就失去了“政治靠山”，铲除冯保的时机成熟了。当初，冯保依仗李太后的宠信、张居正的支持，有恃无恐，对小皇帝管制过严，必然要引起反弹，一旦时机成熟，他的垮台也在意料之中。这年十二月，万历下了一道圣旨：
“冯保欺君蠹国，罪恶深重，本当显戮。念系竽考付托，效劳日久，故从宽着降奉御，发南京新房闲住。”
这是一个“政治信号”：既然冯保可以被推倒，张居正又有何不可？于是，弹劾张居正的奏章就像雪片一般飞来。打响头一炮的是善于窥伺的陕西道御史杨四知，他率先弹劾张居正十四大罪。万历看后，正中下怀：只有把“威权震主”达十年之久的张居正打倒，才能树立自己的威权！所以，尽管杨四知的奏章写得空洞无物，却给万历提供了一个极佳的口实，正好把自己积压在心头的怨恨发泄出来：
“（张）居正腾虚心委任，宠待甚隆，不思尽忠报国，顾乃怙宠行私，殊负恩眷。念系皇考付托，待朕冲龄，有十年辅佐之功，今已殁，姑贷不究，以全始终。”
原来，张居正死后，一些反对派就开始试探性地放出风声，旁敲侧击地把张居正生前的种种“罪行”揭露出来。在不知不觉之中，万历也受到了影响：原先那位令他敬佩的“张先生”的形象，已经逐步被欺君害民、卖官鬻爵、任人惟亲的“奸臣”形象所取代。
对于张居正的政治清算逐步升级！起初，张居正被剥夺了生前曾获得的“太师”的头衔，几个儿子也被罢官。到了万历十二年（1584年），万历又下令查抄张居正的家产。圣旨一下，为了防止张家暗中转移财产，湖广的地方官员立即派人封锁张府，不许任何人出入，以等待“钦差大臣”前来查抄。没想到，钦差姗姗来迟，却导致张府饿死了不少人。
按照万历的估计，张居正这个“大贪污犯”死后留下的家产一定非常“可观”。没想到，查抄的结果却大大出乎他的意料，并没有多少值得瞩目的奇珍异宝。于是，钦差大臣就对张居正的长子张敬修严刑逼供，张敬修受不了这样的折磨，自缢身亡。临死前，他留下了一纸“绝命书”，真实地记录了张府遭受抄家浩劫的惨状：
“……至五月初五日，丘侍郎到府，初七日提敬修面审，其当事沓之形，与吏卒咆哮之景，皆平生所未经受者……丘侍郎、任抚按，活阎王！你也有父母妻子之念，奉天命而来，如得其情，则哀矜勿喜可也，何忍陷人如此酷烈……”
不过，既然抄了“张先生”的家，万历皇帝当然要给他安一个罪名。至于到底是什么罪名，无关紧要，只要能证明“万岁爷”明察秋毫就行了。在张府被查抄4个月后，万历终于公布了张居正的罪状：诬蔑亲藩、侵夺王府府第、钳制言官、专权乱政，等等。按照这些“罪名”，张居正罪大恶极，本该“剖棺戮尸”，还是“龙恩浩荡”，加恩宽宥。对于张居正80岁的老母亲，万历“格外开恩”，还给她保留了空宅1所和1000亩薄田！
其实，在张居正的问题上，万历皇帝玩弄的是一种高超的驭臣权术：即便你功劳再大，哪怕是朝廷重臣，朕照样可以治你；即使生前不能把你怎样，在你死后朕也可以让你全家不得安宁，瞧以后谁还敢专权？
就这样，“张居正时代”凄凉地结束了。在事过境迁之后，许多人才想起了这位“权臣”的种种好处，甚至盼望大明朝再出一位类似的人物来扭转乾坤。所以，天启二年（1622年），皇帝下诏，给张居正平反，恢复官爵，并发还张府没有被变卖的房产。崇祯二年（1628年），朝廷又恢复张居正的官荫与诰命。后人有感于此，曾在江陵的张居正故宅题诗抒怀：
“恩怨尽时方论定，封疆危日见才难。” 帝王秘诀之五：深藏不露
在皇权专制体制下，有一种叫做“无为而治”的统治术，它包含了两方面的意思：一方面，“无为”是一种治国方针，主张无所作为，顺其自然，“与民休息”；另一方面，“无为”是一种统治手段，即“深藏不露”。
在时机尚未成熟之时，帝王们往往是冷眼旁观，不动声色，暂时把自己的思想感情隐藏起来，不让臣下摸清自己的“底细”，臣下也就难以钻空子，会对君上感到神秘莫测，产生一种畏惧感。这样一来，专制帝王就可以在暗中观察臣下的一举一动，伺机捕捉臣下的过失，然后发起反击，一举铲除对手。在政治上，这实在是一种非常高超的驭臣之术。
在这方面，唐宣宗李忱和明朝崇祯帝朱由检堪称“高手”，取得了惊人的“成就”！
“痴呆”的皇太叔
在唐朝国都长安城的西北角，有一大片华丽的宅宇，殿楼逶迤，飞檐相接，形成了一个相对完整的坊区，这是亲王们居住的地方——“十六宅”。在唐朝后期，十六宅里竟然出了好几位天子。
按照常理，皇太子是皇位的合法继承人，是根本轮不到十六宅的那些王爷的。可是，在唐朝后期偏偏出现了一个怪现象：好几位皇帝都是不享天年，不是绝种，就是皇子年幼。在这种情况下，由宦官们做主，皇位常常改由天子的兄弟继承。所以，十六宅里就有戏了！
第一个是文宗，在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他被神策军请到大明宫，首开十六宅诸王入登大宝的先例。接下来，是他的弟弟武宗，在皇太子被废黜的情况下，被大宦官仇士良迎为天子。奇怪的是，武宗也是英年早逝，他去世时长子杞王也是一个“乳臭未干”的孩童。于是，十六宅里再出一位皇帝又是不可避免的了。
在十六宅里，有一位光王非常特别。这位光王，是宪宗的第十三子李怡，虽然不是嫡子，但若论起辈分来，却是敬宗、文宗、武宗三位皇帝的叔叔。所以，在十六宅中，这位“三朝皇叔”是一个很受人注意的角色。
让人吃惊的是，光王有些名气不是因为他有什么功绩，或者有什么过人的才华，而让人感到他有觊觎皇位之心。大家之所以记得光王，是因为他似乎是一个痴呆，至少是一个智力不健全的人。
据说，小时候，光王就有严重的心理缺陷。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也没有多大改观，无论在哪方面都比不上正常人，这已经成为大家的共识。文宗在位时，光王的情况非但没有好转，反而变得更加沉默寡言起来。平时，不管什么事，他都是一言不发，让人无法捉摸。
对于这位“光叔”，文宗虽然也是由十六宅出去的，但他对光叔却没有什么好感，有时甚至故意作弄他，类似于“恶作剧”。这一天，文宗大摆宴席，款待诸王。席间，大家无话不谈，光王依旧是一言不发。这时，文宗笑道：“谁能让光叔说话，朕就有重赏！”于是，诸王哄然叫好。可是，不论大家怎么逗他、哄他、骂他，都是徒劳，这位“光叔”始终是三缄其口。看着大家无可奈何的样子，文宗被逗乐了，大笑不已。
时光如梭，一天天、一年年就这样过去了。朝廷里虽然是风起云涌，李党、牛党斗了个你死我活，也没有影响到十六宅里的平静，诸王们依旧在声色犬马中打发着时光。只有这位“光叔”，似乎与众不同：虽然也参加各种聚会，但在曲终人散之后，又默默地回到自己的宅第，谁也不清楚他到底在做什么。
不过，一个人如此韬光养晦，总会引起一些“有心人”的猜疑，唐武宗就是其中的一位。继位前，他在十六宅的日子比较长，也比其他人更了解这位“光叔”，同时也比别人更加疑惑，更加摸不着头脑！
武宗这个人虽然性格粗率，喜欢不拘小节，但他似乎有一种预感：“光叔”的沉默、与世无争，全都是装出来的。所以，在登上大宝后，这种“第六感”就会时常涌上武宗的心头。特别是，当他望着光王那无动于衷的表情时，武宗总觉得那张脸背后“深不可测”。
于是，光王李怡就经常出现一些“意外情况”：不是今天在与皇上击毬时突然落马，便是明天在入宫时突然失足。种种灾祸，似乎都在“不经意”间突然降临到光王的头上，让人猝不及防。可是，光王依然顽强地活着，而且不出一句怨言，仿佛他是一位不谙世事的“顽童”，只要没有受到大人的斥责，就感到无比幸福了。
幸亏武宗在位的时间不长，还没等他弄清楚这位“光叔”的底细，就因为仙丹吃得太多毒发身亡，突然离开了这个世界。他走得是这么急，着实让所有人大吃一惊。在这个关键时刻，总会有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出来主持大局。于是，宫里的宦官们又一次“义无反顾”地担当了这个角色。
会昌六年（846年）春，武宗突然得了一场大病，有两个多月不能上朝，就连宰相都见不着他的面，朝廷内外顿时人心惶惶，忧惧万分。
俗语云，“种豆得豆，种瓜得瓜”，作为皇帝的“贴身人”，宦官们比朝臣更懂得：如果天子是在我们的手里产生的，而新天子又是一个平庸、懦弱之辈，那么好处岂非多多？
这时，内侍仇公武提出：皇叔光王可当大任！左军中尉马元贽一听，眼珠子转了几转，马上就明白这里头的“奥妙”，立即随声附和。至于枢密使和右军中尉，虽然没有他们反应快，过了一会儿也都恍然大悟。
这个主意真是妙！对于文宗、武宗两位皇帝的厉害，他们都有切身体会，所以，在拥立新天子的问题上，他们不得不小心谨慎，斟酌再三。但在此时此刻，他们的意见竟然得到了“出乎意料”的统一：只要这位有几分痴呆的“光叔”坐在龙床上，他们就再也不用担惊受怕了。
于是，宦官们马上就忙活开了。一切都是按照既定程序，首先是发布遗诏：
“皇子冲幼，须选贤德，光王怡可立为皇太叔，更名忱，应军国政事令权勾当。”
随后，皇太叔在少阳院接见文武百官。当朝臣们步入大殿时，大概谁也没有对这位“皇太叔”抱有任何幻想，因为大家都知道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大唐朝的命运竟然要系托在这么一位天子的身上，大家在无可奈何之余，还有些许感慨！可是，宦官当权，遗诏已经发出，他们又有什么办法？
这时，皇太叔出现了，他的脚步是那样沉稳有力，目光炯炯有神，他的面容满含着一种悲哀，一切都如常人。不过，从那坚毅的表情来看，他的聪明、睿智绝对要超过一般人！
所以，大家都被皇太叔不凡的气象震住了，他们都惊在当场。
随后，皇太叔开始处理已经积压了好几个月的奏章，一件件地处理，无不明白、合理。短短一个上午，皇太叔一举手、一投足之间，都让所有人大跌眼镜：他们以往的认识真是大错特错了！所以，在场的人先是惊诧，然后是欣慰，最后竟有一阵寒意袭上心头。当一阵料峭的春风吹过时，他们忽然发现：自己的衣衫已经被汗水湿透。当然，没人能料到：这样的冷汗竟然要流上13年！
随后，皇太叔正式即位，这就是唐宣宗！这一年，他已经36岁了。这是忍耐、毅力的胜利，也是处心积虑和坚忍不拔的最好回报。这件事再次证明了一个真理：只有很好地保存自己，才可能战胜强敌，取得最后的成功。
宣宗一上台，首先要做的便是推翻武宗所做的一切。为了这一天，他已经等待了很久，再也无法忍耐了。所以，新天子立即开始行动！
第一个倒霉的是宰相李德裕。在会昌年间，李德裕可是“首席宰相”，威权赫赫，也是唐武宗最信赖的大臣。但是，对于宣宗来说，李德裕既然代表着先帝武宗，就是要打击的对象。于是，在新天子即位后的第8天，执掌朝纲近6年的李德裕就被罢相，从他的政治顶峰跌落下来，连他的政敌也没有料到会这么快！两天后，李德裕最有力的助手和同志、工部尚书兼盐铁转运使薛元赏也被贬出京师。
自从“安史之乱”以来，大唐帝国就没有一天安宁过：今天是这个藩镇叛乱，明天是那个地方发生兵变，后天又是朝廷内部闹党争，一直闹腾了将近100年的时间。不过，在宣宗当政的13年里，帝国竟然是出奇地平静：河北的几个藩镇虽然继续割据一方，却也老老实实，没有野心；朝野上下虽有波动，却很快就趋于安宁，人民可以安居乐业。在大中（宣宗的年号）年间（847～859年），即使比不上本朝的盛世——“贞观之治”和“开元之治”，却也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太平之世”。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只要天下太平无事，就是无上的幸福。
在唐宣宗的“超绝睿智”面前，所有的朝臣、家奴都要冷汗淋淋。其实，宣宗整日面对这些人，心里又何尝“轻松”：因为他不能容许自己有丝毫的懈怠，更不想被人欺骗，所以只能全力以赴。在他执政期间，虽然在某种程度上实行了法治，使天下太平，但这种“法”的实质依然是“天子之法”，仍然是一种“人治”，而人治的最大悲哀就在于：它只能在短期内将国家治理好，而不能使国家永远强盛！
不错，在唐宣宗面前，所有人都变得“循规蹈矩”了。可是，倘若今后的天子不再是如此聪明的天子，这些藩镇、朝臣还会这样俯首帖耳吗？至于宦官们，也不得不收敛了许多，因为他们选错了人，竟然“种豆得瓜”，让一位“大智若愚”的人登上了皇位。虽然宦官们确实斗不过宣宗，但他们手中却有一件“百战百胜”的“法宝”：再造就一位新天子，难道你宣宗还真能“万寿无疆”不成？果然，13年后，唐宣宗病危，宦官们就把他扔在一边，另外拥立了一位昏庸无能的“懿宗”，使刚刚有一点起色的大唐朝又迅速走向衰亡。
所以，在皇权专制体制下，唐宣宗的作用毕竟是有限的，因为他只看到了眼前，没有为子孙后代留下一套制度，确保大唐的万里江山“永不变色”，确保国家永远太平无事。不过，放眼历代王朝，像他这样“韬光养晦”而登上大宝的又有几人？
崇祯帝：不动声色，铲除巨阉
明朝天启七年（1627年）八月二十二日，天启皇帝驾崩。根据遗诏，信王朱由检登基，改元崇祯。虽然崇祯帝即位时还不足18岁，但是大家千万不要小看了这位“少年天子”，因为他比哥哥天启帝、父亲泰昌帝要强得多。特别是，在即位之初，他就“不动声色”地铲除了那位人见人怕的“九千岁”魏忠贤及其党羽，巩固了自己的统治，建立起自己的绝对权威。
朱由检虽然从小长在宫廷里，锦衣玉食，但有一件事对他打击很大，使他有“切肤之痛”，那就是养母李选侍之死。对于朱由检，李选侍可是倾注了全部的心血和母爱。就是这样一位可亲可敬的长者，最后却忧郁而死，朱由检不能不受到极大的震动。很快，他就明白了养母的死因。原来，养母为人正直，不愿与客氏、魏忠贤之流同流合污，招来忌恨，被百般刁难，最后忧郁成疾，撒手归西。
养母的死，对朱由检幼小的心灵是一个极大的打击，使他逐渐感到人世间的复杂，开始对身边的人持怀疑态度。对于魏忠贤和客氏的一手遮天，他也有所警觉，开始隐藏自己的真实想法，注意保护自己。
对于弟弟朱由检，那位爱做木匠活的天启皇帝倒是十二分地爱护，两个人的关系十分融洽。据说，有一天，当时还不太懂事的朱由检，竟然当面问过天启皇帝一个“非同小可”的问题：
“你这个位子我能不能坐？”
也许是兄弟情深吧！对这个“大逆不道”的问题，天启皇帝竟然笑着答道：“可以，可以！过几年，就让你来坐！”当然，这只是天启皇帝的一句戏言，没想到后来真的应验了。
不过，命运往往就是造化弄人，由不得你自己做主！天启帝突然撒手归西，竟然使朱由检在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匆匆登上了皇帝的宝座。
天启七年（1627）八月，皇宫里突然传出天启帝病重的消息。到了八月二十二日，天启已经不行了，望着弟弟朱由检，眼光中包含着无限的哀怜、惜别之情：“你当为尧舜之君！”
一听这话，朱由检真是如“五雷轰顶”一般。不过，他很沉着，知道这是关键时刻，千万不能出错，所以他急忙回头与旁边的魏忠贤搭话，称赞他侍候皇兄劳苦功高！
这时，朱由检大概是悲喜交集：皇兄英年早逝，自己当然很悲痛；皇兄之死，竟意外地把自己推上了皇帝的宝座，心里自然有一阵欣喜之感。可是，魏忠贤权倾朝野，自己能否坐稳龙椅，朱由检也是心里没数。此番心境，是局外人难以体会的。
所以，在天启驾崩后，朱由检就在乾清宫里坐着，绝不轻易开口，一切顺其自然，没有人能摸透他的心思。
过了几天，朱由检正式登基。至于《即位诏书》，还是老一套：先是歌颂列祖列宗，再对刚刚过世的天启帝大唱赞歌，然后是叙述登基经过，公布新朝的年号——“崇祯”，最后以新天子的口吻说出了他的“治国大计”：
“朕以冲龄统承鸿业。祖功宗德，惟祗服于典章；吏治民艰，将求宜于变通。毗尔中外文武之贤，赞予股肱耳目之用，光昭旧绪，愈茂新猷。”
不过，这份《即位诏书》只是内阁大学士们的杰作，并不代表新天子的“真意”，因为内阁这时仍然是由阉党分子把持，所以在字里行间自然也充溢着魏忠贤的“旨意”。在某种程度上，这是魏忠贤给新天子今后的大政方针划出了一个“框框”，大有“既定方针”的味道。
对于这一切，新天子能甘心顺从吗？他还能容忍魏忠贤之流继续一手遮天吗？因为新天子在许多问题上不动声色，所以群臣暂时还找不到答案：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集团仍然心存一丝侥幸；而他们的对手，似乎看到了一点朦胧的希望；当然，更多的人还在拭目以待！此时此刻，这位新天子的心里到底在盘算些什么呢？那只有他自己清楚！
与前朝皇帝大不一样的是，崇祯对朝政是事必躬亲，认认真真地处理。
对于魏忠贤，崇祯像皇兄天启一样非常器重，该赏赐的照样赏赐，该荫官的也照样荫，绝不吝啬。至于皇兄天启帝原来准备赐给魏忠贤的匾额，崇祯也照赐不误。所以，人们似乎看不出新天子和魏忠贤之间有什么“不和”的迹象。不过，人们也不免有些怀疑：他们两个人之间果真如此融洽吗？就是新鞍配老马，也还需要一段“磨合期”，更何况是两个活生生的人呢？
最后，就连魏忠贤也感到有点不对劲！九月初一，魏忠贤终于沉不住气了，便来了一个以退为进，假意提出辞去“东厂提督”一职，以试探崇祯的态度。奇怪的是，崇祯非但没有批准，反而好言相劝，命他安心任职。所以，魏忠贤这一招就像打在棉花上，没有发出力来。
当时，崇祯的处境依然非常险恶，因为他孤身入宫，周围全是魏忠贤的党羽，政府各部门也大多是由魏忠贤的死党把持。在这种情况下，崇祯帝连自己的生命安全都成问题，哪还敢贸然出击呢？
不过，崇祯深知魏忠贤的为人，也明白：魏阉一日不除，自己就无法亲掌大权，更谈不上什么“中兴大业”。所以，他还得耐心等待机会！崇祯心里非常清楚：新天子即位后，总会有人跳出来，或者是想翻旧案，或者是想投机，讨好新天子，而把矛头指向魏忠贤及其党羽。
在阉党中，第一个倒霉的是兵部尚书崔呈秀。他不仅位高权重，而且手握兵权，一直是魏忠贤最得力的助手。所以，崇祯就把矛头首先指向崔呈秀，利用阉党的内部矛盾，迫使他于十月初辞职。崔呈秀的垮台，既斩断了魏忠贤的一条臂膀，又发出了一个政治信号——魏忠贤快要完蛋了。
于是，许多官员闻风而动，攻击的矛头也开始直指魏忠贤。十月二十六日，嘉兴贡生钱嘉征上疏，公开声讨魏忠贤的“十大罪状”——“并帝、蔑后、弄兵、无君、克剥、无圣、滥爵、滥冒武功、建生祠、通关节”！
自从天启四年（1624年）杨涟弹劾魏忠贤“二十四大罪”以来，还没有人如此公开尖锐地弹劾魏忠贤。所以，魏忠贤非常恐慌，急忙跑到崇祯面前，连呼冤枉，痛哭流涕。虽说“男儿有泪不轻弹”，但魏忠贤是一个太监，可能已经算不上男儿，而且痛哭流涕对他来说也是“家常便饭”：想当初，杨涟上疏弹劾时，魏阉就是用痛哭流涕取得天启的同情和支持，从而反败为胜的。不过，他这一次却是失算了：崇祯似乎根本不相信他的眼泪，反而让人当场宣读钱贡生的奏疏，还要魏忠贤洗耳恭听，魏忠贤当时的心情如何，就不难想象了！
魏忠贤实在是受不了这种“羞辱”，立即称病辞职。在权力场上，“病”真是一个好东西，说有就有，说没有就没有。魏忠贤本来是想以“病”为托词，躲过这个风头，好以退为进。没想到，崇祯竟然来了一个“将计就计”，命他去白虎殿为天启守灵。
这时，魏忠贤就像一个输红了眼的“赌徒”似的，上疏辞去爵位、诰券、田宅。崇祯倒好，也来了一个“得理不饶人”，竟然全部批准，并趁机对朝廷的人事安排进行调整。
这一次，魏忠贤是彻底失算了！魏忠贤虽然老奸巨滑，却忘记了官场上的一条“铁律”——只有锦上添花，没有雪中送炭。或许魏阉自作聪明，想以退为进，伺机东山再起；或许他高估了自己，没想到自己会有那么多对手。无论如何，他走了一步“臭棋”！
现在，魏忠贤既然已经是一条“落水狗”，许多人便赶来痛打。于是，讨伐魏阉的奏章就像雪片一样飞进皇宫，送到崇祯皇帝的龙书案旁。或许，崇祯要的就是这种效果！这也是中国传统政治的特点：几年前，镇压东林党人时，天下人都是口诛笔伐，几乎是人人喊打；对魏忠贤，则是歌功颂德，无以复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