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对魏忠贤进行“总清算”的时机成熟了。十一月一日，崇祯公开宣布魏忠贤的罪行：
“朕闻去恶务尽，驭世之大权；人臣无将，有位之炯戒。我国家明悬三尺，严惩大憨，典至重也。朕览诸臣屡列逆恶魏忠贤罪状，俱已洞悉。窃思先帝以左右微劳，稍假恩宠，忠贤不报国酬遇，专逞私植党，盗弄国柄，擅作威福，难以枚举，略数其概……”
结果，魏忠贤被发配到凤阳祖陵，客氏被送到浣衣局，他们的家产也全部被查抄。没几天，这一对狗男女就双双自杀，到地下追随天启皇帝去了。
到了崇祯元年（1628年）正月，崇祯又对魏忠贤、客氏、崔呈秀这三位“祸首”加重处罚，虽然他们本人已死，但他们的尸体仍然被处以“凌迟”（民间俗称为“杀千刀”）的极刑。
这时，崇祯也许早就忘了当初进宫接受皇兄遗命时，口口声声称誉魏忠贤的情景，也忘记了自己刚即位时对魏阉的态度。当然，有人会替崇祯辩解，说他是迫于形势，韬光养晦，故作姿态，为的是日后彻底清除阉党。既然崇祯贵为天子，尚且迫于形势，要羁縻魏阉，那么群臣是否也可以仿效他，大捧魏忠贤的臭脚呢？如果崇祯这样做是英明的抉择，为什么群臣这样做却被视为“附逆”，受到清算，被打入“十八层地狱”，在政治上永远不能翻身呢？可是，在皇权专制体制下，这种没有道理的、无情的“宫廷政治逻辑”偏偏大行其道！ 官场红人——皇权体制下的“众生相”
引 言：皇权社会中官场是一个巨大的权力舞台
在中国皇权社会中，官场可以说是一个古老而又久远的存在。几千年来，中华大地不知经历过多少沧桑巨变：一个个王朝兴起，一个个王朝垮台，国家治乱无常，既有过路不拾遗的“太平盛世”，也有过一次又一次的大动乱。在皇权社会中这个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官场却一直存在着，如同一座永不谢幕的权力大舞台，既令人垂涎三尺，又让人望而生畏，无数的悲剧和喜剧在上面启幕，又落幕，不断地上演着。
在《丑陋的中国人》一书中，台湾的柏杨先生曾以“酱缸”来比喻中国文化。我以为，柏杨先生有胆有识，说出了许多人不敢说出来的话，只是比喻的对象有点不正确：不应是“中国文化”，而应是中国古代的“官场化”社会。
自皇权体制诞生以来，中国皇权社会就一直是一个以“官场”为轴心的特殊社会（我们称之为“官场化社会”），一切以权力（主要是皇权）为中心，一切为权力服务。长期以来，中国古人已经习惯于生活在皇权专制体制下，整日追逐权力，更习惯于被权力支配，离开了权力，人们反而会不知所措。
在这个“官场化”的皇权社会里，权力就代表着荣耀、财富、幸福，权力就是生命价值的体现，权力就是生命本身，而权力的背后却是一个“鬼魅横行”的世界：暴力、凶杀、冷酷、无情、残忍，胜者为王，败者为寇！
只要细心一点，我们就会发现：中国的8部著名古典小说——《封神演义》、《东周列国志》、《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儒林外史》、《金瓶梅》、《红楼梦》，无不围绕权力展开，以权力决定论为主线。翻遍《二十四史》，满纸都是帝王、后妃、外戚、宰相、文臣、武将、宦官们在肆无忌惮地上演数千年的传统旧剧。一部中国皇权社会历史，充斥着无数个杀父、杀母、杀夫、杀妻、杀兄、杀弟、杀子、杀友的故事。数千年来，这种蛮横的“权力逻辑”竟然在皇权社会里大行其道！
在中国皇权社会，官场既是戏场，又是战场，生活在官场上的人既要会逢场作戏，更要会耍弄真刀真枪。为了争夺更多、更大的权力，全社会的人无不使出浑身解数，拼命厮杀，大到国与国之间的战争，小到个人之间的明争暗斗。在这里，没有什么情义可言，只有权力和利益的争夺。就这样，皇权社会里的中国人一直忙于“窝里斗”，陷入了争夺权力的沼泽烂泥之中，不能自拔，顾不上什么“建设”和“发展”，更丧失了信仰和求知精神，人性价值的光辉几乎全部被淹没。
几千年来，这张由专制帝王们编织的天罗地网笼罩着中华大地，无所不在，无时不在，几乎没有人可以逃脱，成为“漏网之鱼”！ 皇帝与宰相：难解的“矛盾体”
在皇权社会里，作为“天下第一人”，皇帝是国家元首，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在皇帝的下面，最重要的人物当属宰相。不过，在中国历史上，除了辽国以外，其他朝代都没有“宰相”这个官职，宰相只是一个俗称！
对于专制帝王来说，宰相是一个不可缺少的“祸害”，他们对宰相真是既恨又爱。因为中国实在是太大了，皇帝纵然有三头六臂，也不可能一个人包揽所有的事务，所以皇帝必须找一个“助手”，而这个助手就是宰相。
在皇权体制内，作为最高行政首脑，宰相的地位非常特殊，堪称是整个皇权国家的“二把手”，在中国历史上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
多少年来，中国人一直用一句话来描绘宰相的特殊地位：“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宋朝人张方平指出：“君为元首，宰相乃其股肱，动静休戚，义犹一体。”所谓元首，指的是脑袋；股就是大腿，肱就是肩膀。毫无疑问，如果把整个国家机器比作一个人的话，那么皇帝就相当于脑袋，而宰相则处于全身运动的枢纽部位，行立俯仰，莫不关之。
宰相的职权有多大？
关于宰相的职责，西汉初年的丞相陈平有一句非常“经典”的名言：“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阴阳、顺四时，下育万物之宜，外镇抚四夷诸侯，内亲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职焉。”一句话，宰相对内要辅佐皇帝，为皇帝出谋划策，并统领百官，指挥内外百司；对外，要妥善处理与周边各民族的关系，真是国防、内政、外交无所不管。所以，《宋史•职官志》称“宰相之职，总百官，平庶政，事无不统”。
具体来说，宰相大致有以下几项权力：
一是谋议权。所谓“谋议权”，就是宰相就国家的方针、政策、法令、措施提出建议，并与皇帝共同讨论。所以，西汉初年，宰相曹参推行“无为而治”的方针，不主动入宫向皇帝提出建议，汉惠帝就责怪他“无所请事”。
二是副署权。就是皇帝的诏令、制敕和上谕要由宰相签署，并由宰相机构发布。在制度上，如果宰相没有在诏书上签字，诏书也就没有法律效力，有关部门可以拒绝执行。例如，武则天当政时，曾派肃州刺史王本立去“宣敕”逮捕宰相刘祎之，结果遭到刘祎之的抗议：“不经凤阁（即中书省）、鸾台（即门下省），何名为‘敕’？”意思是，这道“敕书”没有经过中书、门下两省宰相的签署，仅仅是武则天的一纸命令，在法律上是无效的，怎么能称为“敕”呢？
三是用人权。包括选任贤才与罢免不称职的官员。在宰相拥有的各项权力中，用人权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古往今来，那些“良相”大多能够充分并恰当地行使用人权。在唐玄宗初年，有两位名相——姚崇、宋璟：姚崇“进贤退不肖，而天下治”；宋璟“务在择人，随材授任，使百官各称其职”。
四是裁决一般政务权。对于朝廷内外的一般政务（即所谓“小事”），宰相有权直接处理，无须请示皇帝。譬如，唐代的宰相可以以“政事堂”的名义发布堂案、堂帖，直接指挥内外百司，处理各种“小事”。
总之，宰相的地位非常特殊：“受命天子，总理万揆。”古往今来的无数事例表明，在皇权专制政体下，宰相与皇帝的关系至关重要，与王朝的兴衰存亡关系甚大，相权的消长可以说是观察历代政治得失的一个重要“指针”。政治的“秘诀”就是对权力进行互相制约，每一种权力都不能无限膨胀，皇权和相权什么时候能够实现平衡，什么时候就能实现政治清明。
在皇权国家里，在某种程度上，宰相的作用甚至比天子更为重要，因为专制帝王虽然高高在上，大权在握，但宰相处在皇帝与各部门之间，在皇帝与各级官吏之间充当“桥梁”；同时，宰相又是道德和忠诚的象征，它是确保皇权不被滥用的一道防线、一种保证。所以，宰相必须拥有丰富的政治经验和灵活的政治手腕，才能处理好朝廷内外各种错综复杂的关系。
宰相制度的演变
在中国古代的政治体制中，宰相制度居于核心地位，是连接政治制度的中心环节。从中国历史来看，宰相制度的起源甚早，而且复杂多变，其演变过程大致可分为五个时期：萌芽期、创立期、鼎盛期、调整期、衰落期。
（1）萌芽期：黄帝至西周。
在史书中，这一时期已经出现了“宰”、“相”、“百揆”等一些关于官职的记载。在政治实践中，这些职位已经有辅助君主处理政务的职责，但宰相尚未成为正式的官称，更谈不上建立宰相制度。
（2）创立期：春秋至秦
这是一个大分裂的时代，内外矛盾交织，国家政务日渐繁忙，国君一个人实在是难以应付，于是出现了一个以宰相为最高首长的官僚集团。在这个大变革的时代，各国纷纷招贤纳士，选贤用能，一批名相也应运而生，如管仲、晏子、商鞅、张仪等人，他们活跃在周秦之际的历史舞台上。
经过几百年的政治实践，到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创立完整、成熟的宰相制度便水到渠成了。其实，早在战国后期，秦国就率先设立“丞相”一职。至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在中央设立丞相，“掌丞天子，助理万机”，使之成为正式制度。
（3）鼎盛期：汉初至汉武帝时
到西汉初期，宰相的权力迅速膨胀，并很快达到了顶峰。当时，宰相处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无所不管，并出现了萧何、曹参、陈平等一大批名相。不过，就在相权膨胀之时，相权和皇权之间的矛盾也开始显露出来。由于相权的膨胀对皇权构成了威胁，所以皇帝就想方设法地制约相权，一些宰相很快“厄运当头”：从西汉建立到汉武帝时期，共有三十多位宰相被杀，被贬黜的更多。
（4）调整期：汉武帝时期至元朝
在两汉时期，由于皇权与相权的矛盾开始显现，宰相制度很快进入了调整期，核心是：皇权日益集中，相权不断被分割。因为历史条件不一样，不同的皇帝又有不同的特点和喜好，所以宰相的权力也有变化：时而强化，时而弱化。
汉武帝以后，皇帝开始倚重身边的心腹——尚书台，削弱相权。不过，时间一长，尚书台逐渐坐大，又形成一个实际的行政中心，分割乃至取代了相权，最后形成了内外朝互相消长的局面。
在进入调整期后，宰相制度也多有变化，最重要的特征是多相并存、三省出现。在曹魏时，三公（太尉、司徒、司空）只是名义上的宰相，只有录尚书事、尚书令及尚书仆射才能实际执掌朝政。至两晋时，中书监、中书令、侍中的地位提高，又分割了尚书省的权力，宋、齐、梁、陈时多有沿袭。北魏、北齐时，门下省逐渐发展起来，侍中的权力大增。西魏时，宇文泰改革官制，以“大冢宰”为宰相，后来又改设左、右丞相。隋朝建立后，杨坚废三公，以三省长官知政事，称为“真宰相”。
唐朝是中国宰相制度演变的一个重要阶段，其宰相机构与宰相名称复杂多变。在唐朝前期实行的是三省制，中后期演变为中书门下体制。在唐前期，真正掌握实权的是尚书省、中书省和门下省。作为中央最高行政机构，尚书省下设吏、户、礼、兵、刑、工六部，长官为尚书令，副长官为左、右仆射；中书省负责处理表章、起草诏令，长官为中书令，副长官为中书侍郎；门下省负责审查奏抄、签署诏令，长官为侍中，副长官为黄门侍郎。
在三省之外，又有“政事堂”。政事堂本来是三省长官商议军国大事的场所，从唐太宗时起，皇帝经常指派别的官员去政事堂，参与讨论国家大事：一是给资历较浅的官员加上“参与朝政”、“参知机务”、“参知政事”、“专典机密”和“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等名号；二是给一些资历较老的元勋功臣加上“同中书门下三品”的名号。至唐玄宗开元十一年（723年），改政事堂为“中书门下”，使其成为国家最高权力机构，政治体制又发生了很大变化。
宋朝时，设置“中书门下省”作为宰相机构。为了分散相权，皇帝有意设立多位宰相，一般是以“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为正宰相，“参知政事”为副宰相。起初，参知政事的地位还比较低，后来与正宰相没有多大差别，使宰相的权力更加分散。此外，又设立枢密院（长官是枢密使）、三司（长官是三司使），负责掌管全国的军队、财政，以分割相权。
金国入主中原后，废去中书省、门下省，以尚书省总揽政务。元朝时，在中央设立中书省，负责统领六部，长官为中书令，下面有平章政事等多位官员，相权又有所恢复。
（5）衰落期：明朝至清朝末年
宰相制度无论怎么调整，都不能彻底解决皇权与相权之间的矛盾。明朝洪武十三年（1380年），朱元璋下令诛杀丞相胡惟庸，并废除中书省，命六部直属皇帝，同时，将相权分给六部，朝廷的权力都集于皇帝一身，君主专制制度发展到了顶峰。明成祖时，设立内阁，以内阁大学士负责批答奏章、草拟圣旨。其实，内阁大学士只是相当于皇帝的“私人秘书”，其权力要比原来的丞相小得多，但世人一般把内阁大学士比作宰相。
清朝初年，设内秘书院、内国史院、内宏文院等三院，不久改为内阁，但也只能处理一般政务，军国大事是由“议政王大臣会议”决定。至雍正时，设立“军机处”，负责商议军国大计、草拟上谕，皇帝集权达到了极点。清朝末年，进行官制改革，废除军机处，另设“责任内阁”，以内阁总理大臣为首长，相权又有所回升。最后，随着武昌起义一声枪响，清朝灭亡，宰相制度也走到了它的历史尽头。 “帝相关系”的范式：刘邦与萧何
古人云：“读史使人明智。”在皇权国家体制下，要想探究宰相和皇帝之间的微妙关系，不可不读《史记•萧相国世家》。
在大一统的皇权国家体制下，皇帝与宰相的关系范式，是在汉朝初年确立的。总的来说，这一范式是由以下内容构成的：皇帝用人，以权、术、势掌控大局；宰相主事，从各方面为皇帝效力。
若论起才干，中国古代的皇帝大多属于二流甚至三流人才（刘邦只是一个无赖，他再精明，也顶多是一个二流人才），而宰相则多为一流人才（在这一点上，萧何是没有争议的）。作为皇帝，他们的心思主要用在坐稳龙椅，防止大臣（特别是宰相）谋反，保证政局稳定；而宰相的心思，主要是用来谋划国事，只有极少数宰相有僭越、谋反之意。
总之，皇权与相权既相克相制，又相辅相成，皇帝与宰相因而构成了一对难解的“矛盾体”，这个矛盾贯穿于整个皇权专制国家的始终。所以，对宰相这个“二把手”，皇帝是时而相信，时而猜疑；反过来，宰相对皇帝往往是始终如一（正所谓“忠臣不事二主”），有“反骨”的极少，多数是愚忠不改。
具体来说，萧何这个人既精通法律，又很有经济头脑，善于调配钱粮，是宰相的最佳人选。但是，在传统的皇位争夺战中，萧何的优势发挥不出来，只有选择一位好的主子，为他效力。刘邦与萧何，一个是国家的最高权力中心，一个是行政部门的最高首脑，只有通力配合，才能使刚刚建立起来的西汉王朝政治清明，百姓乐业。在实践中，虽然刘邦和萧何是多年的“老关系”，相处得比较融洽，但刘邦对萧何也难免猜忌，不太放心。
当时，就发生了这么一件怪事：汉高祖十二年（公元前195年），淮南王英布举兵造反，刘邦命萧何留守京师，自己御驾亲征，去讨伐英布。可是，就在出征期间，刘邦不放心，几次派人打探萧何正在做什么。探来探去，也没发现这位萧宰相有什么“劣迹”，只听说他正在变卖家财，努力支援前线。本来，萧宰相做的是好事，但“万岁爷”刘邦一听，却是脸色大变。
不知怎么的，这件事被萧何的一位门客知道了，赶忙告诉萧何：“萧大人，您马上就要大祸临头了！现在，您功高盖世，又位居宰相，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民心归附；而皇上又远征在外，他能不起疑心吗？眼下，皇上多次派人打探您的情况，就是怕您功高震主啊！您为什么不做一些坏事情，比如广置田园、放高利贷，来让皇上放心呢？”
于是，萧何便依计而行。果然，当刘邦得知一向清廉自守的萧何竟然也贪起“小便宜”来，才长出了一口气，原来他心中早就有一把“算盘”：只要萧何贪图小利，他就不会有什么政治野心。其实，在专制帝王的眼里，贪污腐败虽然可恶，但还不至于危及“国本”——专制皇权，有政治野心才是最可怕的事情。
由此看来，在皇权国家体制下，贪污腐败之风之所以愈演愈烈，也不能完全归咎于那些贪官污吏。在一定程度上，是皇帝怂恿（有时甚至是逼迫）官员们贪污，他们搞腐败也有其不得已的苦衷。对于皇帝来说，官员贪污腐败固然不好，但也有一个莫大的好处：谁只要贪污，就在无形中将“把柄”交给皇帝了，一旦皇帝看他不顺眼，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处置他。所以，在圣明的“万岁爷”面前，本身手脚就不那么“干净”的群臣也只有俯首帖耳，皇帝的万里江山反而因腐败更牢固了。
不过，“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在一定限度内，腐败或许是维持专制皇权的“良方”；要是贪污腐败过了头，也要付出惨痛的政治代价，许多王朝就是被贪污腐败搞垮的。当然，这是另外一个问题，暂且不论。
汉高祖刘邦虽然是地痞无赖出身，但在玩弄权术方面却是“无师自通”。萧何是大汉帝国的开国宰相，真可谓劳苦功高，对“老板”——刘邦更是忠心耿耿，即便如此，他还是遭到刘邦的猜忌，甚至下过大狱，坐过几天牢房。可悲的是，后世的帝王纷纷效仿刘邦，久而久之，就形成了一种恶劣的传统：宰相或要么故意装傻充愣，要么无所作为，二者必居其一，绝对没有“第三种选择”。总之，宰相的地位虽然崇高，是“二把手”，但在皇权国家体制下，宰相与“一把手”——皇帝之间却有天壤之别，实际上没有完整的人格可言，必须要看皇帝的眼色办事，夹起尾巴，老老实实地做人。 宰相得人，利国利民
在某种意义上，在皇权国家体制下，作为帝国的最高行政首脑，宰相对中国历史的影响可能不亚于专制帝王。因为在“家天下”的格局下，皇帝是世袭的，这就决定了皇帝不可能都是贤明的，但是宰相并非是世袭的，在贤明的几率上当然要远远高于皇帝。
几千年来，在中国历史上，不乏一些贤明的宰相（如管仲、曹参）。他们对上辅佐天子，对下统率百官，既有眼光和能力，又有手腕，将国家治理得井井有条，促进了社会的发展，对人民有好处，因而备受后人的颂扬。
管仲：“中国第一宰相”
在中国历史上，管仲可是一个“大大有名”的“重量级”人物。管仲之所以能够浮出水面，得益于齐桓公不拘一格地任用贤才。
周庄王十二年（公元前685年），齐国国君无知在雍林被杀。当时，有资格继承君位的有两个人：一个是逃往莒国的公子小白，有鲍叔牙辅佐；另一个是逃往鲁国的公子纠，有管仲辅佐。一得知无知死去，这两个人就急着赶回齐国，展开了一场争夺时间的竞赛。
为了铲除竞争对手，管仲率领一队人马在半路上拦住小白的去路，并一箭射中了小白的衣带钩。小白这个人很聪明，当即咬破舌头，口吐鲜血，躺倒在车上。管仲以为小白已“死”，急忙回去报信，公子纠大喜，便放慢了行进的速度。结果，小白捷足先登，抢先赶回国都临淄，成为国君，这就是齐桓公。
随后，齐桓公和公子纠血战一场，公子纠惨败，被杀。本来，齐桓公打算处死管仲，以报一箭之仇。不料，师傅鲍叔牙出面力谏：“您如果只想做一国之君，就可以杀了管仲；如果您还想称霸列国，就要重用管仲，因为他是一个绝世奇才。”于是，齐桓公不计前嫌，起用管仲为“相”，并拜他为“仲父”，委以重任，终于成就了辉煌的霸业。
其实，管仲这个人并非以计谋见长，他擅长的是治国安民，特别是具有战略眼光。周釐王元年（公元前681年），齐桓公与鲁国国君在柯地会盟。当时，鲁国大将曹沫突然把匕首架在齐桓公的脖子上，要求他将齐国占领的土地归还鲁国。经管仲出面疏通，齐桓公才勉强答应。事后，齐桓公视之为“奇耻大辱”，打算抵赖。幸亏管仲及时进言，陈明利害，齐桓公这才履行了诺言。结果，此举赢得了诸侯们的拥戴，使齐桓公威信大增，最终成为春秋时期第一位霸主，取得了“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的成就。所以，就连孔老夫子也很佩服管仲先生。
管仲不仅政绩突出，人格也很高尚。周襄王四年（公元前648年），齐桓公派管仲去洛阳朝见周天子。本来，周襄王准备用“上卿”之礼欢迎管仲，管仲急忙推辞，最后勉强接受了“下卿”之礼。
不久，管仲病重，他留给齐桓公的遗言是：不要重用易牙、开方、竖刁这三个小人。可是，管仲一死，齐桓公就将这句话置之脑后。结果，齐桓公一死，这三个家伙就兴兵作乱，齐国的霸业随即烟消云散。不过，这也是“人亡政息”的中国古代政治所不可避免的现象。
在君主专制体制下，政治的好坏主要是靠政治家个人的努力，而不是依靠制度与机制来设定、规范的，具有很大的偶然性，经常是遇到能人就昌盛，否则则衰落。春秋前期，齐国之所以能够强盛，主要是因为“伯乐”——鲍叔牙慧眼识人，向齐桓公鼎力推荐管仲，使他可以人尽其才，协助齐桓公称霸。所以，管仲对鲍叔牙十分感激：“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叔也！”
管仲与齐桓公这一对“最佳搭档”，为后来的中国皇权政治确立了“贤君■良相”的标准模式。不过，在君主专制体制下，这种模式往往是可遇而不可求：不是君主不贤明或宰相不好，就是有好宰相却不被君主重用，再不就是君主和宰相都是平庸之辈，无所作为。可是，皇权社会中的中国人却对这种纯粹是碰运气的“标准模式”注入了极大热情，希望天降贤人，恩泽万民。
其实，这种“贤君■良相”的模式依然属于“能人政治”。多少年来，能人每每是人们竭力赞美和崇拜的“偶像”。若是从政治体制的角度来考查，我对这种政治模式却不大敢苟同，因为它的成本极其高昂（每个能人只能被动地被君主使用，完全没有主动性）。此外，能人政治很难持久：能人在，国家就强盛；能人一旦不在，大家就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国家一天天地衰落下去。
当然，管仲的历史功绩是抹杀不了的，后来有许多人要向管仲学习也是可以理解的。可是，管仲对于自己死后齐国的混乱和衰落却是无能为力的。这不，八百多年后，“自比管仲”的诸葛亮死后，蜀国的政局也是乱得一塌糊涂。
所以，100个管仲也都比不上一个合理而又切实可行的政治制度。可悲的是，几千年来，皇权社会的中国人一直不明白这个浅显的道理，不知有多少人拜倒在专制帝王的脚下，对权位孜孜以求，陷入“权力场”而不能自拔。在他们眼里，制度与机制又值几个钱？
曹参：“萧规曹随”
从汉高祖刘邦到汉景帝刘启的70年间，西汉政府信奉清静无为的“黄老之术”，实行“休养生息”的政策，轻徭薄赋，与民休息，使得国力迅速恢复，达到了“文景之治”的繁荣局面。究其原因，宰相曹参“无为而治”的治国方针起到了特别重要的作用。
曹参是汉高祖刘邦的老乡，也是西汉初年的开国元勋之一。所以，刘邦一坐上龙椅，就任命他为齐国的“相”。
当时，齐国总共有七十余座城池，是最重要的诸侯国，统治着山东沿海的大片地方。
曹参新官上任后，首先就如何治理好齐国征求社会各界的意见。可是，大家意见纷纭，众口不一，弄得曹参也是一头雾水，不知如何是好。后来，曹参听说胶西有一位盖老先生德高望重，就恭恭敬敬地向他求教。盖老先生只说了一句话：“治国之道，贵在清静无为，不扰民！”曹参听后，大受启发，便以“黄老之术”治理齐国。9年过去了，齐国国泰民安，成为一片乐土，曹参声名大震，被人们称为“贤相”。
汉惠帝二年（公元前193年），丞相萧何病故。曹参知道后，就让手下人立即收拾行李：“我要去长安当宰相了！”听了这话，许多人不相信，有人还在等着看他的笑话。哪知道，几天后，朝廷的使者就到了，命他进京担任丞相。
俗话说，“新官上任三把火”，这位“曹宰相”倒好，却是一把火也不烧：在处理政务时，他全都按照萧何留下来的规矩办理；在任免官吏时，也只选拔那些年龄比较大、忠厚老实的人，对于那些口若悬河、喜欢追求功名者，他是一概不用。总之，他这个宰相当得倒是挺“自在”，可以每天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弄得屋子里是酒气熏天。
时间一长，许多人都搞不清楚这位“宰相大人”卖的究竟是什么药。于是，一些好心人就忍不住想找他探个究竟。谁知道，一见到曹参，话还没有说出口，曹参就会热情地拉着他去喝酒，不醉不休。所以，整个丞相府里鸦雀无声，国家也是太平无事。
在丞相府旁边，有一座小花园，本来是相府属吏们休息的地方。既然曹宰相整天饮酒作乐，“上梁不正下梁歪”，这帮家伙也就跟着整日聚会狂饮，三杯酒一下肚，又是唱歌，又是跳舞，大家玩得忘乎所以。最后，有一个官员实在看不下去了，便把曹参拉来，想让“曹宰相”把这帮家伙好好教训一顿。可是，让他大吃一惊的是，曹宰相竟然也欢呼着拿起酒杯，和大家一起喝开了。
没几天，这位曹宰相的“德政”就传到了皇帝刘盈（惠帝）的耳朵里了。听说曹宰相这副做派，汉惠帝刘盈也很疑惑。正好曹参的儿子就在宫里做侍从，刘盈便命他回家打探一下，看曹参究竟打的是什么主意。没想到，儿子的话刚出口，曹参勃然大怒，一拳把他撂倒在地，接着就是一顿胖揍。打完后，曹参只说了一句话：“小子，你给我滚回去，好好做你的侍从，天下大事不是你这个小孩子应该过问的。”
最后，刘盈实在忍不住了，便派人把曹参召进皇宫，并责备他：“是朕让你儿子劝你，你怎么把他打得那么惨？”曹参急忙脱掉帽子，跪下道歉，然后问道：“陛下，您觉得自己与高祖（指汉高祖刘邦，刘盈的父亲）谁更英明？”刘盈答道：“我怎敢和高祖相比？”曹参又问：“那么，在您看来，我和萧何谁更贤明？”刘盈答道：“与萧何相比，先生似乎要差一点。”曹参说：“现在，高祖和萧何已经制定了很好的治国方略和政策法令，我们只要坚持不变，不就可以‘无为而治’了吗？”刘盈这才恍然大悟：“对，你说得没错！”
这就是著名的“萧规曹随”的典故，也是西汉初年一直坚持以黄老之术治国，推行无为而治、与民休息政策的由来。
乍看起来，这位曹宰相一切都按汉高祖和萧何留下来的规矩办，似乎是坚持“祖宗之法”，无所作为。其实，曹参抓住了传统的中国皇权政治的一个最深层的“要害”：在皇权国家体制下，最难治理的其实不是一般的老百姓，而是各级官吏。只要这些“如狼似虎”的官吏能够不生事、不扰民，人民就可以过上太平日子；只要不给官吏们敲诈勒索百姓的机会，不让他们乱来，老百姓就可以安居乐业，创造出无穷无尽的财富，使国家富强起来。后来，曹参的这套治国思想和方略被汉文帝、汉景帝继承，终于促成了“文景之治”的太平盛世。 嫉贤妒能、残害忠良的宰相
古人云：“相者，君之贰也。”意思是宰相可以相当于半个君主。平心而论，这句话大体上还是符合历史实际的。在皇权国家体制下，一旦宰相不好，要想“天下大治”的可能性至少丧失了一半。
在中国皇权社会里，就有那么一些宰相，比如李林甫、贾似道之流，不是把心思和精力放在如何治理好国家上，反而是忙于内斗，排斥异己，导致朝政混乱，社会动荡不安，最后他们自己也是“身败名裂”，受到后人的指责和唾骂！
李林甫：“一雕挟两兔”
唐玄宗开元初年，李林甫还只是一个小小的“太子中允”。不过，他这个人野心还挺大，总嫌自己官职太小。这时，有人劝他走科举之路，到考场里显显本事。李林甫自己掂量掂量，觉得腹中空空，没有多少学问。此路不通，怎么办？这也难不倒他，因为有一条“终南捷径”，就是拉关系、走后门！
于是，他就设法巴结上了侍中源乾曜的儿子源洁，通过源洁向他的父亲央求“司门郎中”一职。不料，这位侍中大人平日看不起李林甫，认为他根本不是“那块料”，又迫于情面，就安排他做了一个太子喻德。不过，这也是一个闲职，形同虚设，李林甫当然感觉很“委屈”。
所以，他又四处活动，巴结上了正红得发紫的御史中丞宇文融。“工夫不负有心人”，开元十四年（726年），经宇文融引荐，李林甫也爬上了御史中丞的高位。这位“李中丞”一上任，就伙同宇文融一起弹劾当朝宰相张说，使许多人对他“刮目相看”。
在报答了宇文融的引荐之恩后，李林甫便来了一个“鲤鱼脱却金钩去，摇头摆尾再不来”，另攀高枝，当上了吏部侍郎。
李林甫相信“枕边风”的力量，竭力巴结、讨好那些贵夫人。侍中裴光庭的夫人，原本是武三思的女儿，李林甫便大献殷勤，讨得她的欢心。开元二十一年（733年），裴光庭一病死，李林甫就伺机而动，瞄上了宰相的高位。于是，他就通过新寡的裴夫人请求大宦官高力士帮忙。正好唐玄宗准备起用尚书右丞韩休为宰相，李林甫一从高力士那里得到“喜信儿”，就抢先去向韩休报喜。“投桃报李”，韩休就向玄宗推荐李林甫有大才，应当重用。
为了能爬上宰相的高位，李林甫又施展开了浑身解数，去巴结后宫，再次展开“夫人外交”。这时，武惠妃宠冠后宫，她的儿子寿王也深受玄宗的宠爱，而皇太子李瑛则逐渐受到疏远。于是，李林甫趁机向武惠妃大表“忠心”——“愿保护寿王”。这一招虽然有点冒险，却大见成效：武惠妃很感激，就在皇帝面前大吹“枕边风”。这样一来，李林甫外有宰相韩休引荐，内有武惠妃暗中帮助，很快就官拜黄门侍郎，受到玄宗的“青睐”。
开元二十二年（734年），李林甫正式出任礼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跻身宰相的行列，成为朝廷“三巨头”之一。当时，朝廷里还有两位宰相，一位是中书令张九龄，一位是侍中裴耀卿，都是有名的贤臣，敢于当面直言进谏。在这一点上，李林甫倒是很有“自知之明”，与他们同列，自觉相形见绌，心虚得很！
不过，李林甫自知才能比不上别人，却不设法提高自己的能力，与张九龄、裴耀卿展开“公平竞争”，而是在暗地里“放冷箭”，对他们进行人身攻击，这正是中国几千年来奸佞小人惯用的“鬼伎俩”。
因为在位时间长了，唐玄宗志得意满，也就逐渐放松了对自己的警惕，开始追求骄奢淫逸的生活。对此，张九龄、裴耀卿很不安，经常当面进谏，闹得玄宗心里很不痛快。这时，李林甫却是唯唯诺诺，经常顺着皇帝的心意办事。为了及时掌握皇帝的想法，他又在玄宗身边的宦官身上下功夫，送给他们许多礼物。这么一来，皇帝的言行举止，李林甫“皆预知之，故出言进奏，动必称旨”，讨得了玄宗的欢心。
李林甫一面迎合皇上，一面找机会煽阴风、点鬼火，攻击张、裴两位宰相。为了打倒太子瑛，让寿王取而代之，武惠妃开始在玄宗面前大进谗言：“太子结交外人，将谋害妾妃母子，也指斥至尊（指皇上）。”唐玄宗大怒，就要下诏废去太子瑛，张九龄坚决反对，使玄宗很不高兴。对此，李林甫表面上中立，不发表意见，背后却对人说：“废不废太子，是皇上的家事，外人瞎掺和啥？”
随后发生的一件事，使李林甫的阴谋得逞。当时，户部侍郎萧炅是李林甫的亲信，此人不学无术，竟然当着中书侍郎严挺之的面，把“伏腊”读为“伏猎”。严挺之很不高兴，就向中书令张九龄反映，结果萧炅很快就被贬出京城。
李林甫知道后，暗自怨恨严挺之，就抓住严的“一朝之错”，要严办他。严挺之获罪后，张九龄急忙出面为他说情、开脱。于是，唐玄宗就怀疑张九龄在拉帮结派，便将他和裴耀卿免职，改任没有什么实权的左、右丞相，并提升李林甫为中书令。
这份诏书一下，李林甫毫无谦恭之色，喜气流露于眉宇之间，幸灾乐祸地说：“唉，我的左、右丞相哟！”所以，大臣们都在私下议论：“这不是一雕（指李林甫）挟两兔（指张九龄、裴耀卿）嘛！”
开元二十五年（737年），监察御史周子谅上书弹劾宰相牛仙客“非才，滥登相位”，并援引谶书为证。没想到，此举犯了玄宗的大忌，当即下令杖责周子谅，将他活活打死。这时，李林甫认为时机难得，又在一旁落井下石：“周子谅是张九龄推荐的人啊！”于是，玄宗下诏将张九龄贬为荆州大都督府长史，永远不许他返回京城。随后，在李林甫的怂恿下，玄宗下诏废去太子瑛，命他自尽。
“功高盖世”的贾似道
贾似道（1213～1275年），字师宪，台州天台（今浙江台州）人。此人其貌不扬，原本是一个轻薄寡耻，经常出入青楼的“花花公子”。
他的姐姐被选入皇宫，因为姿色超群而受到宋理宗的宠爱，被封为贵妃。从此，贾似道可真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了。嘉熙二年（1238年），通过一场“徒有虚名”的科举考试，年仅25岁的贾似道就摇身一变成了太常丞、军器使。从此，他仗着姐姐作“靠山”，更加放荡不羁，白天出入于秦楼楚馆，夜间则泛游西湖，整日过着声色犬马的糜烂生活。
一天夜里，理宗信步来到御花园，凭栏远望，只见西湖上波光、灯火遥相辉映，歌舞之声隐约可闻。这时，理宗叹了一口气：“这一定是贾似道在宴饮取乐。”然后，派人一打听，果然不错。
不过，要说贾似道这个人不学无术，只知道寻欢作乐，那也太低估他的“政治能量”了。因为他出生在一个腐朽的官僚家庭，对于官场上的尔虞我诈、勾心斗角自幼耳濡目染，无师自通，所以，没过几年功夫，这位“国舅爷”就已经进入了“宰执”的行列，做到了“知枢密院事”的高位（当时才41岁），一时权倾朝野。
且说从高宗到理宗，南宋的皇帝都换了好几位，可是北方金国的侵扰、欺凌倒是日甚一日，南宋帝国从皇帝到平头老百姓竟没有过上一天“扬眉吐气”的日子。这时，一个更加强悍的民族——蒙古开始在北方崛起，并派使者王檝前来游说南宋君臣，希望蒙宋结盟，共破金国，并许诺将河南的土地归还大宋。可笑的是，南宋的庸君懦臣又忘记了宋徽宗联金灭辽的教训，贪图小便宜，只顾“眼前之利”，不顾事后之危，轻易与蒙古订立了盟约。
端平元年（1234年），南宋派大将孟珙北伐，与蒙古合兵一处，灭掉金国。不料，强悍的蒙古人却践踏了盟约，派兵攻打南宋。这场蒙宋战争一打就是几十年，到宝祐六年（1258年），蒙古大举兴兵伐宋，大汗蒙哥兵分三路：自己率兵进攻四川；弟弟忽必烈进攻鄂州；元帅兀良哈得由云南进入交趾，然后北上。南宋王朝真是倒霉，才离虎口，又入狼群！
宋理宗闻讯，非常恐慌，忽然想起了平素喜欢说大话的小舅子贾似道，认为他既然敢吹牛皮，肯定有两下子，便命他统率大军奔赴汉阳前线。为了给贾似道壮胆，理宗又在临行前来了个“突击提干”，任命他为右丞相。
真是可怜得很！这位素来只知眠花宿柳的花花太岁，一走出秦楼楚馆，来到两军战阵，一见刀光剑影、血流成河，早就吓破了胆，哪还谈得上跃马横枪、统率三军？更何况，对于打仗他根本就是外行。不过，作为元帅，贾似道虽然不懂，还得不懂装懂，否则着实有损这位宰相大人的威风。于是，独断专行、瞎指挥等错误就层出不穷，导致宋军节节失利。
到最后，连大将高达对“贾宰相”都失去了信心，只好拒绝执行他的指令，曹士雄、向士壁等将领也不买他的账。对此，贾似道虽然恼火万分，但大敌当前，他也无可奈何，便私下派人去与蒙古人议和，并擅自表示：愿意称臣纳贡。这时，蒙古军连打了好几个胜仗，士气方盛，对议和不感兴趣，他的“如意算盘”破产了。
不久，蒙古大汗蒙哥死在四川钓鱼台。正在汉阳前线的忽必烈闻讯后，急着要赶回去和弟弟阿里不哥争夺大汗之位，就准备火速班师。一探得这个“最高机密”，合州守将卫坚立刻派人飞报贾似道。这位贾相爷倒好，不是利用敌人无心恋战之机一举破敌，而是赶紧派使者再次去求和，并表示：愿意称臣，以长江为界，每年进贡白银20万两、绢20万匹。此时，忽必烈归心似箭，当然求之不得，立即拍板同意，然后率军拔营北归，只留下张杰、阎旺率领少数人马，接应正从湖南北上的兀良哈得。
在与兀良哈得会师后，蒙古军撤到新生矶，准备渡江北还，这就为南宋一举歼灭这支蒙古军提供了大好时机。不过，这位贾大帅倒好，只是采纳了刘整的计策，命大将夏贵切断浮桥，杀伤垫后的敌军170人。与已经撤走的数十万蒙古军相比，这个数目简直是微不足道，无异于丢了西瓜，捡个芝麻。但是，在贾宰相的历史上，这可是一次空前绝后的“大捷”，难怪他要借题发挥，向朝廷“报捷”：
“诸路大捷，鄂围始解，江汉肃清。宗社危而复安，实万世无疆之福！”
远在临安的宋理宗接到这个“特大喜讯”后，真是心花怒放，还当自己慧眼识人，选中了一位军事奇才，便立即晋封贾似道为太子少师、卫国公，并亲自草拟圣旨，嘉奖这位“功高盖世”的贾宰相：
“贾似道为吾股肱之臣，隐然殄敌，奋不顾身。吾民赖之而更生，王室有于再造。”
随后，在贾贵妃的怂恿下，理宗又命文武百官出城30里，欢迎贾似道“凯旋”！
这位贾宰相有一个特点，那就是“外战外行，内战内行”。在与蒙古军作战时，他是一个孬种，但在与政敌交手时，他可是厉害得很！
想当初，贾似道在汉阳前线督战时，正执掌朝纲的左丞相吴潜采纳了监察御史饶应子的建议，命贾似道将指挥部转移到黄州（今湖北黄岗）。这黄州虽然地处长江下游，却是兵家必争的战略要地，蒙古军早就对它虎视眈眈。所以，一接到调令，贾似道就惊呼：“吴潜啊！吴潜！你竟然要借蒙古人的刀置我于死地，我又哪里得罪你了！”不过，“军令如山”，贾宰相虽然心里是十二万分的不愿意，也只好硬着头皮，命亲信孙虎臣率领700名精锐骑兵护送自己去黄州。
一行人马刚到茅草坪，就有向导前来报告：“前面有一队蒙古兵正往这里开来！”贾似道一听，顿时面如土色，慌慌张张地跳下马来，躲到路旁的草丛里。这时，贾宰相已经泪流满面，只当自己半世的荣华富贵今日休矣！
可是，等这些“蒙古兵”来到眼前，贾宰相才发现并非什么“虎狼之师”，而是蒙古人押送俘虏的队伍，为首的是南宋降将储再兴，他正骑在一头牛上，一颠一簸地赶路。这回，贾宰相可神气了，赶忙把孙虎臣叫来，对他“面授机宜”。然后，孙虎臣呼啸一声，大家一齐冲上去，不费“吹灰之力”，就活捉了储再兴。这时，贾宰相急忙擦干眼泪，又抖擞精神，奋笔疾书，向朝廷报告“茅草坪大捷”的喜讯！
不过，他从此可是把吴潜给恨透了，就经常派人去临安打探消息。没多久，这些人就回来报告：在指挥作战时，吴潜经常不请示皇帝，就先斩后奏；理宗欲改立次子赵孟启为太子，遭到吴潜的反对。
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于是，在“班师回朝”的路上，贾似道就“迫不及待”地奏了一本，建议改立皇太子。理宗看后，自然对“贾爱卿”非常赞赏，认为他既有“军事才华”，又具有独到的“政治眼光”。随后，贾又指使亲信沈炎上表弹劾吴潜目无圣上、指挥无方，致使全、衡、永、桂等州被蒙古军攻陷。理宗本来就对吴潜不满，所以他当即御笔一挥，就把“吴宰相”流放到循州，并提升贾似道为“当朝宰相”！
其实，贾似道这个人本来就是“鼠肚鸡肠”：凡是对他“不敬”的人，他都是睚眦必报。前面，我们已经提到，在汉阳前线曹士雄、向士壁对他不够“尊敬”，贾似道就给他们扣上了一个“贪污军饷”、“侵盗官钱”的罪名，贬谪到偏远之地。大将高达仗着自己勇武过人，经常嘲笑贾似道：“彼何能为哉？”每次作战前，都得要“贾大人”亲自来“请”，高达才肯出战。为了讨好贾似道，大将吕文德曾当面呵叱高达：“贾大帅在此，你敢怎么样？”对这一切，贾似道都看在眼里，记在心头。所以，在“奏凯还朝”后，他多次在理宗面前“告御状”，想害死高达。幸亏理宗明鉴，认为高达有大功，没有同意。不过，在论功行赏时，贾似道却耍了一个小花招，把那位军事才能和自己“不相上下”的吕文德排在第一位，而把骁勇善战的高达放在后面。
最后，等他把这些不顺眼的人一一打发干净，贾宰相又动开了“脑筋”，指使门客廖莹中、翁应龙等人编撰了一部《福华编》，颂扬他在汉阳前线抗击蒙古军时立下的“赫赫战功”，好名垂青史，“永垂不朽”！ 得过且过，太平宰相
俗话说得好：“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历代王朝，在皇权体制下，就有那么一些宰相，如冯道、曹振镛之流，原本庸庸碌碌，根本不是当宰相的那块“料”，只是因为机缘巧合，才爬上了宰相的高位。
所以，当上宰相后，他们只想保住自己的位子，不敢放开手脚，经常是模棱两可，一味地摇摆于皇帝和权贵之间，“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得过且过”。可悲的是，在皇权社会里，这种“尸位素餐”的宰相往往是无灾无难，偏偏是政坛上的“不倒翁”！也许，中国的皇帝就喜欢这样的“庸相”！
冯道：“政治不倒翁”
在中国历史上，五代前后不过54年的光景，却跟是走马灯似的，总共换了5个朝代，出了十几位皇帝。古人常说，“一朝天子一朝臣”，皇帝既然短命，当然会有一批短命的大臣，他们往往当不了几年官，就随着王朝的垮台而成“过眼云烟”。但是，也有一个人创造了“政治奇迹”，在这不断的王朝更迭中，他竟然泰然自若，从未跌倒过，他就是“长乐老”冯道：终其一生，先后在5个政权当官，侍奉过10位皇帝，均能处变不惊，进退得当。
那么，是不是冯道先生怀抱“经天纬地”之才，这么多皇帝都离不开他呢？恰恰相反，这个人在政治上既无多大建树，又没有什么气节，一旦大难临头，他就会比泥鳅还滑，另攀高枝，溜之大吉。这位冯大人毕生追求的只是高官厚禄，从不以国家兴亡为己任，背君弃国对他来说简直就如同“家常便饭”。
冯道（882～954年），字可道，河北瀛州景城人。相传，在未成名时，他曾赋诗一首以表心志：
“莫为危时便怆神，前程往往有期因。终闻海岳归明主，未省乾坤陷吉人。
道德几时曾去世，舟车何处不通津。但教方寸无诸恶，虎狼丛中也立身。”
唐朝末年，冯道曾在幽州大军阀刘守光的手下担任参军一职。刘守光失败后，他转而投靠大宦官、河东监军使张承业。张承业对他很器重，任命他为巡官，不久又将他推荐给晋王李克用，担任河东节度使掌书记。后唐建立后，冯道便官拜户部侍郎，充翰林学士。唐明宗时，他再拜端明殿学士，并当上了宰相。
唐明宗死后，愍帝即位，潞王李从珂在凤翔起兵，愍帝只好逃往卫州。愍帝前脚刚走，冯道这位“当朝宰相”就率领文武百官夹道欢迎潞王。既然冯道这么“识时务”，李从珂也不能亏待他，便命他继续担任宰相。
后唐清泰三年（936年），在契丹的武力支持下，石敬瑭灭掉后唐，建立后晋。冯道倒好，“打个包”，又来投奔后晋。经过一番巧言游说，石敬瑭仿佛被灌了一碗“迷魂汤”，竟然任命他为司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加司徒，兼侍中，晋封鲁国公。石敬瑭死后，晋出帝石重贵上台，冯道又被加太尉，封燕国公。
不久，契丹大军压境而来，攻入开封，晋出帝被俘，后晋的大臣们或死或逃。至于冯道先生，依然是“临危不乱”，就像一位没事人似地前来朝拜契丹国主耶律德光。耶律德光起初很生气，“劈头盖脸”就是一顿斥责：“冯道，你在后唐曾事奉四位皇帝，可谓‘君恩深厚’。后唐灭亡，你又投靠后晋，也经历了两位皇帝。如今，你竟然还要改换门庭，如此不忠不义，我怎么能相信你？”要是别人，这时恐怕早就羞愧而死。冯道的脸皮大概特别厚，所以能“心平气和”地站在那里听耶律德光责骂。
最后，耶律德光骂完了，又问冯道：“你为什么来朝见我？”冯道竟然“大言不惭”地说：“我既没有城池，又没有军队，怎么敢不来？”耶律德光又讥讽他：“那你是什么样的老头儿？”冯道一听，故意装疯卖傻：“我是一个无才无德的痴顽老头儿！”听了这话，耶律德光哈哈大笑：“冯道，你倒也乖巧。我再问你一句，如何救得天下苍生？”冯道答道：“此时佛出救不得，只有皇帝陛下救得。”耶律德光大喜，当场封冯道为太傅。
后来，契丹军队北归，刘知远建立后汉，冯道又来归附，被封为太师。几年后，郭威灭掉后汉，建立后周。冯道先生“处变不惊”，依然脸不红、心不跳地来到郭威的旗下，凭着两排伶牙利齿和一张老脸，博得太师兼中书令的位子。
三年后，周世宗柴荣即位。这位柴荣先生可了不得，他是郭威的养子，其文治武功在五代可谓“空前绝后”。他刚即位，北汉就对其来了一个“下马威”，大举进攻上党。柴荣闻讯，急忙召见群臣，说：“我国新有大丧，北汉欺朕年少，以为朕一定不敢出兵迎战。眼下，只有出其不意，才能击败敌军，朕准备亲自出征！”
这时，冯道却站出来劝阻。起初，柴荣感到很奇怪：“过去，唐太宗平定天下，经常亲自出征，朕为何不可？”冯道欺负柴荣年幼，所以出言无忌：“依为臣看，陛下还比不上唐太宗！”柴荣一听，勃然大怒。原来，他早就看这个已经事奉过9位皇帝的“老家伙”不顺眼，所以他立即下诏免去冯道的“太师”一职。随后，柴荣亲自率兵出征，在“高平之战”中大败北汉军队。冯道这个“老滑头”过去不知闯过多少大风大浪，这回倒好，竟然在小小的柴荣这里翻了船，他不禁又羞又恼，很快就病死了。
出乎许多人的意料，这位冯道不同于以往或以后的大多数奸臣，他从不盛气凌人，仿佛是一位刻苦、自励的“忠厚长者”。当后唐、后梁两军在黄河沿岸决战时，冯道住在一个茅庵里，晚上他就睡在一捆枯草上。当时，有一位朋友怕他晚上寂寞难熬，就把从别人那里抢来的一个美女送给他，冯道实在推辞不掉，就将她安置在别的屋子里。等过了一段时间，冯道又将她送还给原来的主人，因而受到许多人的称赞。
在他生活的那个时代——五代时期，天下纷纷扰扰，战乱不休，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冯道却怡然自得地做起“政治不倒翁”，非但不以为耻，还反以为荣，亲自著书津津乐道地讲述自己的光荣史，自号“长乐老”，给自己戴上一顶“高帽子”：
“孝于家、忠于国，为子、为弟、为人臣、为师长、为夫、为父，有子、有孙，时饮一杯，食味、别声、被色，老安于当代，老而自乐，何乐如之？”
读后真是令人作呕！看来，在厚颜无耻上，冯道大概是天下第一人、古今中外第一人，真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曹振镛：“多磕头，少说话”
历史进入清代，在道光朝满朝文武中，最得宠、最走红的当数曹振镛。
曹振镛（1755～1835年），字俪笙，号怿嘉，安徽歙县人。最奇怪的是，曹振镛这个人政绩平平，并没有多少建树，却仕途通达，上升得很快。
在嘉庆皇帝逝世后，朝廷里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情：托津、戴均元、卢荫溥、文孚等几位军机大臣草拟遗诏，其中说到乾隆皇帝生在热河避暑山庄。这份遗诏颁布后，文武百官（包括道光皇帝）都没有挑出什么毛病，偏偏让太子太保、体仁阁大学士曹振镛挑出了一个“小毛病”：乾隆不是生在避暑山庄，而是生在雍和宫。
乾隆是道光的祖父，竟然把祖父的出生地都搞错了，这还了得！所以，道光龙颜大怒，很快就将这几个军机大臣赶出军机处，并命曹振镛在军机处行走。三个月后，曹振镛又交上了红运，荣任军机处领班，成为名副其实的“首辅”。
奇怪的是，曹振镛不仅得宠让人吃惊，其固宠也让人吃惊。在随后的那些岁月里，也没见这位曹大人有什么“不寻常”的事迹，却见他仍然一个劲地往上蹿，许多荣耀接连不断地落在他的头上。道光三年（1823年），道光在玉澜堂赐宴15位老臣，曹的年龄最小，却也分享到了赐宴、绘像之荣。第二年，他出任上书房总师傅，成为未来皇帝的师傅头儿。道光六年（1826年），平定张格尔叛乱，曹振镛又晋升为太子太师。次年，张格尔被擒，道光将曹振镛提升为太傅，赐予紫缰，在紫光阁陈列画像，进入显赫功臣的行列。此外，道光还亲笔题词，嘉奖曹振镛：
“亲政之始，先进正人。密勿之地，心腹之臣。学问渊博，献替精醇。克勤克慎，首掌丝纶。”
道光十一年（1831年），万寿节庆典，曹振镛被赐予双眼花翎，他们曹家真是“祖坟冒青烟”了。道光十五年（1835年），曹振镛病死，道光十分伤心，下诏对他“盖棺定论”：
“大学士曹振镛，人品端方。自授军机大臣以来，靖恭正直，历久不渝。凡所陈奏，务得大体。前大学士刘统勋、朱珪，于乾隆、嘉庆中蒙皇祖、皇考鉴其品节，赐谥‘文正’。曹振镛实心任事，外貌讷然，而献替不避嫌怨，朕深倚赖而人不知。揆诸谥法，足以当‘正’字而无媿。其予谥‘文正’。”
所以，《清史稿》称：道光帝对曹振镛是“恩眷之隆，时无与比”！
可是，只要我们细心点，就会发现：无论是品德，还是功业，这位曹大人都没有什么过人之处。
看来，平平庸庸，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是曹公的一贯作风。据说，嘉庆十八年（1813年），当天理教首领林清突袭紫禁城时，嘉庆帝正在热河行宫，群臣都劝皇上暂时不要回京，先调兵镇压再说，只有首席军机大臣、上书房总师傅董诰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劝皇上回銮，以亲自掌控局势。至于正留守北京的曹振镛，则把功夫下在当好“维持会长”上，设法维持城内的秩序。所以，当时有人写了一副对联讥讽曹、董二人：
“庸庸碌碌曹丞相，哭哭啼啼董太师。”
因为确实没有多少大事可以记述，所以《清史稿•曹振镛传》的篇幅很短，只有700多字。那么，既然曹振镛平平庸庸，无所建树，为何能在政治上平步青云，长盛不衰呢？其中肯定大有“奥秘”！
据《瞑庵杂识》记载：
“曹文正公（指曹振镛）晚年恩遇日隆，声名俱泰。门生某请其故，曹曰：‘无他，但多磕头、少说话耳。’”
在这里，“多磕头”是肢体语言，表示顺从、谦恭，人见人爱（皇帝也不例外）；“少说话”，就是见什么人说什么话，言简意赅。古人云，“伴君如伴虎”，曹公“多磕头、少说话”就能让“万岁爷”满意，能让道光皇帝15年如一日地满意，曹公的这份功夫绝对高深。
在曹振镛的手里，“多磕头、少说话”上升做为之官道，成为官场上屡试不爽的“葵花宝典”。虽然曹振镛的一生没有什么事迹可以“名垂青史”，但这个“做官六字诀”绝对可以流传百世。要不然，这条只传授“得意门生”的做官真经又怎么会广泛流传，经久不衰呢？
“多磕头、少说话”是曹振镛为官几十年切身体悟的智慧结晶。至于他为什么要奉行这一“六字真经”，关键是他切实读懂了道光皇帝。因为道光是一个守成的皇帝，但他所处的时代又是一个特殊的历史转折时期：大清王朝正在由盛转衰；在中国延续几千年的皇权国家体制正在走向尽头，即将分崩离析；东方文明正在与西方文明进行大碰撞。面对这个“五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作为中国这条古老大船的船长，道光皇帝显然是不合格的：他缺乏进行变革的魄力和能力，只能抱残守缺，一味坚持“祖宗成法”，使中国失去了变法图强的良机，眼看着这条大船日渐沉没。
在政治上，曹振镛和道光跟得很紧：道光喜欢求全责备，曹也喜欢挑小毛病。曹振镛一生曾3次充当学政，4次主持乡试，肯定会做文章、看文章，但在文章的评判标准上，此公却与皇帝保持高度一致——专挑小毛病，是典型的“一叶障目，不见泰山”。只要八股文做得好，滴水不漏，道光帝肯定喜欢，否则“龙颜震怒”，可就不得了了。至于文章里有没有治国安邦的“真知灼见”，那倒是无关紧要。
其实，道光也想治理好国家，但他个人能力有限，力不从心，又缺乏革除积弊的勇气和措施，往往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命令很多，落实的很少，经常是“雷声大、雨点小”。到最后，连他自己也对朝政失去了信心，心灰意冷。
当时，道光每天都要批阅大量的奏章，但他一个人精力毕竟有限，实在是苦不堪言：要是仔细看，夜里不睡觉也看不过来；不认真看吧，又怕被臣下欺骗。这时，对皇帝的心态“了如指掌”的曹振镛便献上一条“妙计”：
“皇上几暇，但抽阅数本，见有点画谬误者，用朱笔抹出。发出后，臣下传观，知乙览所及，细微不遗，自不敢怠忽从事矣。”
道光一听，不禁暗暗称绝。于是，他依计而行，果然省时省力，大臣们都战战兢兢，惟恐被皇上抓到一朝之错，只好把许多精力花在“细枝末节”上。所以，台湾史学家苏同炳称：
“曹振镛琐鄙无能，养成了道光一朝政治风气之柔糜泄沓，所以他实际上是道光帝的罪人。在他所养成的风气下，官吏以不负责任之圆滑弥缝为做官之能事，不但有用的人才因之而销磨殆尽，国事亦因之而不堪闻问。”
古人云：“上有所好，下必有效者焉！”在高度集权的皇权国家体制下，既然有道光皇帝，就会有曹宰相；有了曹宰相，就会有曹振镛式的大小官吏。曹振镛的这套做官之道，对道光一朝的官场风气影响很大。对这种圆滑、颓废的官场习气，有人作了一首《一剪梅》以讽之：
“仕途钻刺要精工，京信常通，炭敬常丰。
莫谈时事逞英雄，一味圆通，一味谦恭。
大臣经济在从容，莫显奇功，莫说精忠。
万般人事要朦胧，驳也无庸，议也无庸。
八方无事岁年丰，国运方隆，官运方通。
大家襄赞要和衷，好也弥缝，歹也弥缝。
无灾无难到三公，妻受荣封，子荫郎中。
流芳身后更无穷，不谥文忠，也谥文恭。”
这首《一剪梅》，可以说是对曹宰相“多磕头、少说话”的六字做官真经的绝妙注解！ 文臣：帝王的“网中鱼”
士大夫，是对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统称，这是一个社会精英群体。他们学习知识，既是中国文化艺术的创造者、传承者，又直接参与国家政治，是统治集团的主要成员。几千年的皇权社会中，活跃在“权力场”上的主要就是这个集团的代表。
不过，在大一统的皇权国家体制下，“天下定于一尊”，士大夫的出路非常狭窄，入仕做官是最理想的人生设计。于是，中国的读书人只能像被豢养的狗一样，纷纷拜倒在专制帝王的脚下，向皇帝讨饭吃，成为帝王的“网中鱼”。
因为天下文人太多，专制政权需要的少，供远远大于求，对专制帝王来说，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有充分的挑选余地，自然不需要珍惜。反之，为了衣食富贵，士人们奔走在“羊肠小道”上，必须多方钻营，一方面互相争斗，抢夺那一点残羹剩饭；另一方面，对专制帝王阿谀奉承，曲意逢迎，希望能分享到一点点“龙恩雨露”。
纵观皇权社会，中国古代的文人们不论是得意，还是失意，他们始终是专制帝王的奴仆和工具。所以，从根本上说，他们不可能脱离“权力场”，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的社会集团。由于士大夫们的一生总要围绕着皇权和权力场进退取舍，缺乏独立的人格，所以，他们虽然掌握着知识，却与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相去甚远！
“学而优则仕”
“书中自有黄金屋”，古往今来，多少中国文人就是在这一信条下读书、做学问的。反之，真正为了做学问而读书的文人，则是“凤毛麟角”。对于那些专制帝王来说，这些文人真是又可爱又可恨：没有文人，便不能治理天下；有了文人，他们又可能翘起尾巴，时而掀起一些政治波澜，甚至与皇帝对着干。
于是，在专制帝王们的精心策划下，这条“康庄大道”便铺就了：只有把那些喜欢兴风作浪的文人都纳入自己直接控制的范围内，专制帝王才能高枕无忧；只有驱使读书人为做官而读书，才能最大限度地磨灭文人们的“独立性”和“创造性”。千百年来，在高官厚禄的诱惑下，多少读书人趋之若鹜，拥挤在那条越来越窄的“独木桥”上，乐此不疲。所以，中国古代文人虽然被戴上了一副“政治枷锁”，在思想上被阉割，却浑然不觉，心甘情愿地接受着专制帝王的“嗟来之食”。
皇权社会中，在这条羊肠小道上奔走的汹涌人潮中，能够完全置身事外，冷眼旁观“权力场”的又有几人？当然，也有个别洁身自好、不为名利所动的“真正的文人”，譬如陶渊明，但也是“凤毛麟角”！的观念，恐怕早已深入中国古代文人的“骨髓”了。其实，人们并不是不知道“学”与“仕”之间是对立的，但中国古代文人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竟然将两者巧妙地结合在一起，而且天衣无缝。
几千年来，中国皇权社会有一支“举世罕见”的文人队伍，但是这些素来以宏扬民族文化、启迪智慧为己任的文人却是“囊中羞涩”，没有留下多少可以流传后世的好作品，岂非咄咄怪事？细想一下，一点也不奇怪：这些“御用文人”热衷于功名利禄，为此孜孜以求，连“知识分子”应该具有的“独立性”都丧失了。试想一下，他们连“独立人格”都不具备，又怎么会写出发人深省、启迪智慧的作品，创造出好的民族文化呢？
其实，中国古代文人“独立性”的丧失由来已久。自从孔老夫子以来，中国古代的读书人就大都怀着一颗“治国、平天下”的雄心，走上了的道路，自觉地与权力场贴近，这是古代文人们丧失“独立人格”的主要原因。对此，国学大师王国维颇有感慨：
“呜呼！美术之无独立价值也久矣，此无怪历代诗人，多托忠君爱国、劝善惩恶之意，以自解免，而纯粹美术之著述，往往受世之迫害而无人昭雪也。此亦我国哲学美术不发达之一原因也。”
王国维的这段话寓意深远，揭示了中国古代文人没有自己的“独立价值”，只知道追逐功名利禄的心态。
作为儒学的创始人，孔子早年曾周游列国，是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并给后人留下了许多至理名言，诸如“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等，鼓励读书人积极投身名利场。于是，在“孔圣人”的号召下，无数读书人受到错误的诱导，都拼命地往官场这条“独木桥”上挤，竟然忘记了自己的天职——“治学”、“著文”，丧失了进行独立思考的能力。其实，受到功利主义戕害的又何止是天下读书人，更贻害整个民族，毒害后世。
几千年来，加强思想控制一直是历代王朝的“既定方针”，并且愈演愈烈。中国的皇权国家体制一建立，秦始皇就迫不及待地“焚书”、“坑儒”，使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天下读书人遭到了一次沉重的打击。到汉武帝时，推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使刚刚苏醒过来的文人迷失了自我，投身于“名利场”，丧失了自主性。
特别是，到了明清时期，皇权国家体制进一步完备，对于文人的压迫更加残酷，使无数读书人不敢进行独立思考，更不敢批判社会现实，只好钻入故纸堆中，以考据为业。至于那些真正具有独立思考能力的读书人，从来都是处于文化的边缘地带，所以，关汉卿只能写剧本，施耐庵、曹雪芹只能写小说，而那些热衷于功名利禄的“墙头草”——骑墙文人，如洪承畴、曾国藩，却受到统治者的高度礼遇。在这种客观现实面前，为了生存，中国皇权社会的文人又怎么能不为“五斗米”而向专制帝王们折腰？
“东门犬”李斯
“牵犬东门岂可得乎？”这是秦朝丞相李斯（？～公元前208年）对和他一起奔赴法场的儿子，既是临终，也是临别时的一句话。死到临头，还能说出这么一番名言的人，肯定不是一个“平常人”。纵观古今，除了一些有着坚定信仰的文人外，恐怕再也找不到类似李斯这样坦然面对死神、勇于解剖自己的“硬汉子”了！
至于封建社会或旧社会的芸芸众生，大多是在苟活着，只有鲁迅先生笔下的阿Q，在被绑赴法场时对着围观的人群“无师自通”地喊出了一句：“过了二十年又是一条好汉！”至于一般文人，也就是所谓的“知识分子”，一碰到这样的场面，实在是让我们泄气：他们可以向专制统治者叩头求饶，乞求活命，却很少有人能够像秋瑾烈士那样写出“秋风秋雨愁煞人”的绝命诗。所以，在临死前，李斯能说出“牵犬东门岂可得乎”的名言，的确是一个不寻常的举动！
李斯相秦，后功至伟，我们可以这么说，“千古一帝”嬴政的功绩，有一半得归功于李斯；同样，秦始皇的万世骂名，也有一半得归罪于这位“李丞相”出的坏主意。可是，奇怪的是，李斯这个计谋高深的“非常之人”，竟然干出一件“非常之事”：为了保住自己的权位，在秦始皇驾崩后，他竟然与赵高、胡亥策划了一场宫廷政变，为虎作伥，害死了秦始皇临终前指定的“法定继承人”扶苏，并篡改遗诏，将胡亥推上了皇帝的宝座。
真是让人无法相信，李斯这位曾经纵横捭阖一时，为秦始皇吞并六国、统一天下出谋划策，无不得心应手的“超级政治家”，怎么会如此缺乏远见卓识，被智商不高、六根不全的宦官赵高玩弄于股掌之上，竟然“近视眼”似地拥立一个“政治低能儿”——胡亥？看来，权力还是太诱人了，以致于迷住了李斯的双眼，使他丧失了进行正常判断的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