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按照清朝的制度，凡是逢年过节，官员们都要进贡。特别是，乾隆又是一位“情趣高雅”的主子，对贡品非常讲究。过去，在两广总督任内，李侍尧经常与洋人打交道，自然不缺让皇上动心的“西洋镜”：什么会自动游弋的小船啦，会唱歌的盒子啦，会自动报时的自鸣钟啦，等等。这些千奇百怪的贡品，都是西方近代科学技术的结晶，其他总督、巡抚当然是“望尘莫及”！
但是，在调任云贵总督后，李侍尧可就犯愁了，因为新任两广总督在进贡方面必定更“新潮”，自己拍马都赶不上！思来想去，李侍尧忽然心头一动：云贵地区的优势是盛产金银，可以将金银打造成一些精妙绝伦的工艺品进贡。当然，这笔钱李侍尧不可能掏自己的“腰包”，就向下属大肆勒索“进贡费”。反正“羊毛出在羊身上”，皇帝向各省督抚勒索，各省督抚就向下属勒索，层层勒索、搜刮。总之，李侍尧只是大清朝官场搜刮体系中的一环。
不过，李侍尧倒是一条“好汉”，天塌下来自个顶着，在审问时就是不提“进贡”二字。
这时，和珅将全部心思集中到一点：如何处置李侍尧？是给他留一线生路，还是送他去阎罗殿？
要知道，乾隆对贪官污吏从来都不手软。乾隆一上台，就有一大批高官权贵成为他反腐倡廉的“刀下鬼”，如：兵部尚书鄂善、云贵总督恒文、两淮盐政高恒、贵州前任巡抚方世隽、贵州巡抚良卿、云南布政使钱度，等等。
纵观乾隆一朝的肃贪史，在李侍尧案发前，贪官免于一死者仅有浙江巡抚卢焯一人。那么，卢焯为什么能够逃脱杀身之祸？是不是因为卢焯是著名的能臣，政绩卓著，在民间颇有声望，所以皇帝对他网开一面？这也说不通。例如，两淮盐政高恒也是一位能臣，深得乾隆宠信，为什么他就未能逃过死劫呢？
所以，和珅将整个思绪聚焦到何焯、高恒的身上：前者何以生，后者何以死？本来，李侍尧的生死关他和珅屁事，根本用不着他这么瞎操心！但是，这个案子事关乾隆高兴不高兴，所以和珅必须高度重视。
于是，和珅想呀、想呀，一直想了个“昏天黑地”。最后，灵光一闪，他的眼睛忽然一亮，顿时开窍了，立即上奏：对李侍尧处以“斩监候”，查抄全部家产。
在清代的刑罚里，斩监候相当于今天的“死缓”，尚有一线生机，说不定皇上哪天高兴了，就可以保全性命，甚至官复原职。看来，和珅是认定乾隆不想要李侍尧的命。看来，在乾隆一朝的肃贪史上，注定还要多一个“卢焯”。
接到和珅的奏折后，乾隆立即命内阁大学士、九卿讨论此案。讨论来，讨论去，大家一致认为：对李侍尧处理过轻，应当将“斩监候”改成“斩立决”。对此，乾隆没有表态，却将这个题目交给各省督抚去做。为此，他颁布了一道“耐人寻味”的上谕，让地方督抚们讨论：究竟是采纳和珅的意见，还是大学士、九卿的意见？
为了与李侍尧划清界线，避免惹火烧身，各省总督、巡抚们几乎是“一边倒”地附和大学士、九卿的意见，只有“不识相”的安徽巡抚闵鄂元明确支持和珅，认为应该给李侍尧留一线生路。
整个形势对和珅很不利。不过，在舆论一边倒的情况下，他仍然相信自己的判断，坚持自己对李侍尧的处理意见。
果然，不出和珅所料，乾隆并没有采纳多数派的意见。十月初三，乾隆颁布上谕，力排众议，借闵鄂元之口采纳了和珅的意见。其实，乾隆早就拿定了主意，他之所以将这个题目抛给各省督抚，一来是教育这些封疆大吏，二来是借他们之口宽恕李侍尧。可惜，各省督抚中只有闵鄂元一人领会皇上的“苦心”！
在皇权专制时代，皇帝至高无上，只要他想做什么事，总是不愁找不到理由的，也都是“正确”的。反正，“一意孤行”这个词儿就是专门为皇帝“打造”的，顺之者昌，逆之者亡！
最后，李侍尧的结局大大出乎朝臣的意料：在大牢里，李侍尧只蹲了不到半年，就得到皇上的特赦，命他以“三品大员”的身份奔赴兰州，指挥镇压苏四十三起义；不久，又命他署理陕甘总督，授予头品顶戴，加太子太保衔；台湾林爽文起义爆发后，乾隆又命李侍尧出任闽浙总督，并将其画像陈列于紫光阁。
许多人都想不通，同样是犯下贪污、勒索大罪，这么多大臣都人头落地，为什么李侍尧能够死里逃生、东山再起？
其实，和珅早就想通了。原来，在拿捏李侍尧的生死之时，和珅将云贵总督恒文与浙江巡抚卢焯的命运作了比较，终于想通了：事发后，恒文说，自己勒索来的钱是用来进贡的，竟然将“屎盆子”扣到皇帝的头上；卢焯却咬紧牙关，丝毫不提进贡一事，不肯牵扯到“圣明”的皇上。所以，和珅“茅塞顿开”：只要给李侍尧留下一线生机，一定能深契“圣意”！
那么，乾隆为什么要出尔反尔，先是声色俱厉地查处李侍尧，到头来却是“监而不斩”，如此矛盾，到底是出于何种盘算？其实，乾隆如此处置李侍尧，充分体现了一种高超的“驭臣术”：即使你是宠臣、能臣，地位再高，只要犯了事，朕照样可以治你，既可以让你脑袋搬家，也可以让你官复原职，朕要你生就生，让你死就死，看谁还敢不听朕的话？反正，在皇权社会里，天下再大，皇帝最大！
在李侍尧一案上，和珅办得妥妥帖帖，乾隆龙心大悦，对他更加赏识。还在回京的路上，乾隆就毫不吝啬地将恩宠泼到和珅的身上：将他提升为户部尚书、议政大臣。回朝后，和珅又针对云南的盐务、钱法、边事提出许多建议，乾隆大喜，立即任命他为镶蓝旗都统，使他成为手握兵权的“朝廷大员”！
袁世凯：“毛遂自荐”
俗话说得好：“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在皇权专制时代，大家在权力场上角逐，各人的智商固然有高有低，参差不齐，关键就看谁能够掌握主动权，抓住机遇，取得成功，成为“英雄”；反之，如果机会来了，你却驾驭不了，就可能身败名裂，成为被世人唾弃的“狗熊”。
在这方面，“一代枭雄”袁世凯做得相当好：在转瞬即逝的机会面前，他及时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在平定“壬午兵变”时毛遂自荐，从而脱颖而出，“点亮”了自己的人生之路！
早年，袁世凯的命运很坎坷，先后在天津、上海等地混迹，非常潦倒。不过，他素来有大志，曾告诉一位好友：“如果我手上掌握10万精兵，就可以横行天下！”可是，袁世凯当时还是赤手空拳，到哪里去建功立业呢？
光绪七年（1881年），经友人推荐，袁世凯去山东登州投奔淮军名将吴长庆，在“庆军”的幕府中任职，并拜名士张謇为师。不过，他终究是属于乱世的人，不甘心做一名普通的幕僚，他的野心可大着呢，时刻都想干一番大事业。
很快，机会来了。光绪八年（1882年）七月，朝鲜发生兵变，驱逐闵妃，拥戴大院君李罡应执政，这就是著名的“壬午兵变”。八月初，清政府决定：派吴长庆率领庆军前往朝鲜平定叛乱。
一听说要开赴朝鲜，袁世凯就大为兴奋，几个晚上都睡不着觉：在国内，他既没有功名，资历又太浅，要是论资排辈的话，真不知猴年马月才能受到重用。去朝鲜，虽然是异国他乡，但也容易建功立业，自己就有机会大出风头了。
所以，袁世凯在写给哥哥的信里说：“弟限于资格，中原难期大用，抵高丽，能握兵权。”此外，他还断言：“李熙，庸主耳，无能为，夺其政权归我掌握，犹反手也。”很难相信，这些话出自一个才23岁的青年之口。这时，袁世凯虽然还很年轻，但他以其超人的政治嗅觉认定：发生在异国朝鲜的这场动乱，是自己千载难逢的良机。
在这个问题上，才20出头的袁世凯就比他的上司——庆军统领吴长庆站得高，看得远。当时，吴长庆想的只是去朝鲜平定叛乱，好赶快回国领赏，继续做他的统领，压根儿就没想过要在朝鲜“建功立业”！
袁世凯既然打定了主意，第二天一早就央求老师张謇：请他在吴长庆面前多多美言几句。于是，吴长庆命他在前敌营务处任职，负责军需供应和勘察进军路线。
八月二十三日，清军从登州启程，向朝鲜进发。这时，年青的袁世凯十分豪迈，站立船头，放眼远眺，大有“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之感！
几天后，运兵船抵达朝鲜南洋港。面对着一个完全陌生的国度，许多将士战战兢兢。这时，吴长庆命一营为先锋，火速登陆。在这个关键时刻，一营营官贪生怕死，竟然抗命，要求先探明朝鲜首都汉城（今韩国首都）的动静，再抢滩登陆。“军情如火”，岂能耽搁？吴长庆一听，非常窝火。
这当儿，袁世凯毛遂自荐，表示：愿意充当“开路先锋”。吴长庆大喜，当即宣布改派他为一营营官。随后，袁世凯杀气腾腾地宣布军纪，率军出击。当他“一马当先”地冲到岸边时，发现岸上只有几十名朝鲜士兵。一见“天朝上国”的军队来了，他们早就在港口毕恭毕敬地迎候。就这样，不费吹灰之力，袁世凯就立下头功，还白捡了一个营官。对此，吴长庆非常满意，回头对张謇说：“慰庭（指袁世凯）真不错，不负张先生提拔，我应当向张先生道谢！”
不过，让吴长庆惊喜的事情还在后头呢！
当时，清军已经极端腐朽，那些士兵多是临时征募而来，其中还夹杂着不少市井无赖，军纪败坏，烧杀抢掠时有发生，使得朝鲜百姓人心惶惶。
对此，吴长庆也是大动肝火，却束手无策。袁世凯觉得这是“天赐良机”，便挺身而出，愿意担当整顿军纪的重任。吴长庆大喜，当即颁给他一支令箭，命他全权督查军纪。
当天夜里，就有当地族长进营禀报：有一批清军正在抢劫老百姓的鸡鸭肉鱼。吴长庆便命人把袁世凯叫来，问他：为什么不严办？袁世凯赶来后报告：刚才，在军营外，他已经请出令箭，将为首的7个人斩首示众。
这时，朝鲜老族长赶忙倒身下拜，连连称颂王师纪律严明，表示：回去后一定让百姓们多准备一些上等食品，以犒劳“王师”。老族长走后，吴长庆拍拍袁世凯的肩膀：“好孩子！你干得不错！”
从此，庆军军纪肃然，袁世凯也是声威大振。对此，庆军中的许多“老兵油子”虽然恨得咬牙切齿，但又惧怕他手中的那支令箭，只好敢怒不敢言。当时，有一位姓周的幕僚悄悄写了一首“打油诗”，对袁世凯大加讥讽：
“本是中州假秀才，中书借得不须猜。
今朝大展经纶手，杀得七个人头来。”
原来，袁世凯并未中过“秀才”之类的头衔，但当地人都传说他是秀才，所以周某才讥讽他是“假秀才”。而且，袁世凯当时只是一个小小的“中书科中书”，还是叔父袁保庆花钱给他捐来的。
所以，袁世凯很快就取得了吴长庆的赏识，命他总理前敌营务处，还将军中的内务杂事都交给他处理，可以便宜行事。
庆军抵达汉城后，了解到这次兵变的“幕后主使人”是大院君李罡应。然后，他们设下一个计谋，把大院君骗到清军大营，将他捆了个严严实实。随后，袁世凯率领一队人马连夜出击，很快就控制了汉城。
兵变平定后，吴长庆称赞袁世凯“治军严肃，调度有方，争先攻剿，尤为奋勇”，列为“首功”。所以，在阅读这份战报时，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对出现频率很高的“袁世凯”印象很深。
随后，在李鸿章奏请朝廷嘉奖的名单上，袁世凯也赫然在列，并称赞他“治军严肃，剿抚应机”，奏请以同知补用，并赏给顶戴花翎。看来，李鸿章真是有眼光，虽然远在千里之外，与袁世凯素不相识，单凭着一份战报，就抓住了袁世凯最大的长处——临危不乱、长于应变。
至于吴长庆，对袁世凯的评价虽然没有李鸿章到位，但他也把袁世凯视为庆军的“第一有为青年”，所以又命袁世凯全权处理对朝鲜的外交事务。袁世凯知道后，真是大喜过望，因为这个职位非常特殊，从此他就可以以驻朝清军乃至大清国在朝鲜的“代言人”自居了！
中国有一句名言：“乱世出英雄。”平地一声雷，在“壬午兵变”中，袁世凯扶摇直上，登上了大清国的军事、政治舞台。
一个人的成功绝非是偶然的，他必须在某些重要关头表现出杰出的才华和能力，取得卓越的成就。当然，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独到的眼光和手段。世人一般认为，袁世凯是从天津小站练兵“起家”的。可是，如果袁世凯没有毛遂自荐，在平定“壬午兵变”时脱颖而出，获得吴长庆和李鸿章的赞赏，清政府就根本不会注意到他这个“乳臭未干”的“毛头小伙子”，更不会在甲午战争后把编练北洋新军的重任交给他；如果他不在天津小站练过兵，光绪帝和维新派就不会找他杀荣禄、包围颐和园，他也就无法向荣禄“告密”，从而取得慈禧太后的赏识。所以，这次“毛遂自荐”可以说是袁世凯毕生事业的起点！ “弄权”之二：同事相处之道
古人常说：“貌和心不和！”在皇权专制时代，同僚不同心，是封建官场的最大弊病。本来，同殿称臣，大家都是“同僚”，应该和衷共济、一团和气才是。再说，大家都是来自五湖四海，彼此之间原本没有什么矛盾和仇恨，更不应该有什么冲突。
可是，一旦置身权力场，相会在朝堂，大家难免意见和志趣不同，就产生了分歧，进而产生了敌意，到最后恨不得你吃了我，我吃了你。其中，固然少不了意见分歧，但主要是权力之争，另外还有什么门户之见、意气之争。这样一来，权力场上的争斗便永无宁日了。
当然，在皇权专制政体下，这场争斗还是有一个“总裁判”的，那就是专制帝王。于是，为了置对手于死地，大家都使出种种阴谋诡计，去陷害对手，去讨好这位并非“大公无私”的“总裁判”！
李斯：“挑拨离间”
在中国古代政治权术的“武库”中，有这么一种威力无穷的奇妙武器：它虽然没有刀光剑影，但是，只要在须臾之间，就可以使对手“中箭落马”，跌入十八层地狱。这种神奇的武器，叫做“挑拨离间”。所谓“挑拨离间”，就是故意拨弄是非，挑拨政敌与专制帝王之间的关系，使政敌失去皇帝的信任，再假最高统治者之手除去政敌。
韩非是一个大思想家，他曾经对君臣利害关系进行过非常透彻的论述。可惜，此人是一位思想的巨人、实践的侏儒，被老同学李斯几句谗言，就一命呜呼，真是一个悲剧！
早年，河南人李斯非常寒伧，“为郡小吏”，最多也只是一个“科级干部”而已。所以，在风肃霜白的深秋季节，李斯先生就只能在上蔡城东门外的旷野里遛一遛野狗，和儿子们一同玩耍。
尽管他的家庭出身不好、地位低，但李斯却不怎么安分，总想往上爬。有一天，他去上厕所，尚未解手，却惊动了厕所里的一只老鼠。这只老鼠瘦小枯干，缩头缩脑，毛色灰暗，身上又脏又臭，真是令人恶心。
看着看着，李斯忽然想起了粮仓中的老鼠，它们一个个脑满肠肥，整日在粮仓里逍遥自在，与眼前的这只老鼠相比，真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人生如鼠啊！不在仓，就在厕！”李斯真是感慨万千：同为老鼠，它们的命运却截然不同。最后，他不禁长叹一声：“这一辈子能否荣华富贵，就全看自己了！”
在李斯的眼里，上蔡这么小的县城，只是“厕”，而不是“仓”。所以，素来有大志的李斯实在是待不下去了，便出门闯四方去了。
起初，他在大师荀子的门下苦学了8年。当时，韩国的贵公子韩非也在荀子门下，两个人志同道合，情同手足，常常在一起切磋学问，谈论古今。门下弟子虽多，但荀子慧眼识人，认为韩非和李斯将来前途不可限量。
后来，李斯西去秦国，说动秦王嬴政，被提升为掌管刑罚的廷尉，成为秦王身边不可或缺的“头号红人”。看来，李斯“梦寐以求”的仓中老鼠的生活终于得到了。从今以后，他的任务就是保住这个来之不易的地位。为了这一点，他可以不顾一切，不择手段。
就在这时，对他的第一个威胁来了。原来，韩非的著作传到了秦国，嬴政读后大为钦佩：“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为了得到这个奇才，嬴政不惜发动一场战争，迫使韩王交出了韩非。
一到秦国，韩非先去拜见昔日的同窗好友——李斯。韩非素来心直口快，又视李斯为“知己”，便向他表示：既然秦王对自己如此器重，自己愿意留在秦国，一展宏图。
这天晚上，“忠厚老实”的李斯可就睡不着了，在床上辗转反侧。思来想去，李斯一咬牙，心说：无毒不丈夫，只有牺牲老同学韩非，才能保住自己刚刚得到的地位。
看来，像李斯这样一位穷苦出身的知识分子，虽然先天条件不好，但在“权力场”上的争夺战中，他们往往比贵族出身的知识分子多一点冒险意识、投机心理。为了达到目的，他们可以不择手段。按照“劣币驱除良币”的定律，在秦国权力场的斗争中，像李斯这样的人反倒容易处于优势地位。
对此，李斯作为当事人，“心如明镜”：无论是学术、个人修养、文章的思想深度，还是谋略、决策的运筹力度，自己都远远比不上老同学韩非；只有一点，自己胜过韩非——在卑鄙无耻上，李斯干得出来的事情，韩非却做不出来。这位高傲的公子，永远扬着那高傲的头颅，注视着动乱不已的列国纷争和天下大势，却没有提防脚下的“地雷”——一心要算计他的“红眼耗子”——李斯。
思谋已定，李斯立即去见嬴政：“陛下，听说您要重用韩非？”嬴政一楞：“是啊，寡人早就说过：‘若得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李斯忽然阴险地一笑：“陛下，您欲吞并列国，统一天下，难道不包括韩国吗？”秦王摇了摇头：“朕要统一四海，怎么会对韩国留情？”
这时，李斯急忙匍匐在台阶下，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地说道：“陛下，您别忘了，韩非是韩国的公子，他与韩国王室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说到底，他的心还是向着他的故国，而不是陛下啊！”
最后，秦王嬴政犹豫了，下令先把韩非关到监狱里再说。
李斯大喜，心想：老同学，明年的今天就是你的“忌日”了。然后，李斯悄悄派人给韩非送去一包毒药，“一代奇才”韩非就这样服毒自杀了。过了几天，秦王嬴政后悔了，派人去把韩非放出来，可是韩非已死，一切都晚了！
曾布：“上纲上线”
有人说，权力场是一个大染缸，一旦你投身权力场，就会被污染。在皇权专制时代，对手要想挑你的刺，当然很多，即使没有什么“把柄”落在政敌手里，也可以“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只要某人一失势，墙倒众人推，许多人就会“鸡蛋里挑骨头”，拿着放大镜审视你，什么残害百姓、贪赃枉法、沉溺酒色，甚至临阵脱逃，等等，但是，这些罪名都是官场的通病，大家半斤八两，彼此彼此，要想置对手于死地，似乎分量还不够。
那么，怎样才能将对手彻底打倒呢？在皇权专制体制下，君主对臣下的一个最基本的要求，就是一个“忠”字，最大的罪名莫过于谋反、叛逆。所以，一些小人就想方设法地将对手的罪名拔高到这样的高度。于是，一些无心的言语和举动就被夸大成为居心叵测的阴谋，一些忠心耿耿的大臣被描绘成张牙舞爪的恶魔……千百年来，这样的冤假错案代代不绝，不知冤枉了多少忠臣义士，进谗者的目的虽然达到了，却大伤了朝廷的元气，最终受害的还是专制帝王。
北宋元符三年（1100年）正月，宋哲宗突然病死。要命的是，哲宗死前并没有指定皇位继承人。俗话说，“国不可一日无君”！所以，哲宗死后，朝野一片慌乱。这时，宋神宗的正宫娘娘——向太后急忙召开“御前会议”，讨论新皇帝的人选问题。
这位向太后，是河内（今河南沁阳）人。她出身名门，是名相向敏中的曾孙女。哲宗即位后，要挑选皇后，并为他的几个弟弟娶妻。当时，向太后就告诫本家族的女子，不要因为贪图富贵而参与此事。对于本家族中一些想当官的人，她也一概拒之门外，绝不通融。所以，这位正直而贤淑的向太后，在朝野享有很高的威望。
哲宗驾崩后，向太后就成了宋朝的“当家人”，对群臣说：“国家不幸！大行皇帝无嗣，事须早定！”
关于新皇帝的人选，宰相章惇早有考虑，他心目中的“理想人选”是神宗的第十三子——简王赵姒，认为他很贤明，而且他已经和知枢密院事曾布预先“通过气”，曾布也是满口赞成。所以，章惇立即出班奏道：“应当立大行皇帝（指哲宗）同母弟简王！”
向太后叹道：“老身无子，诸王皆是神宗的庶子。”听向太后的意思，似乎立谁都一样。那么，向太后真的没有自己的意见吗？非也！她早就看中了神宗的第十一子——端王赵佶，认为他文彩风流，又相貌堂堂，将来一定是一个“好皇帝”。眼下，时机不成熟，向太后还不能把这个人选端到台面上来。
章惇急忙奏道：“若以长幼论，则申王赵佖当立；若以亲疏关系论，则大行皇帝同母弟简王当立。”这位申王赵佖，是神宗的第九子，他的几位哥哥早就去世了，所以，在神宗剩下的5位皇子中，他的年纪最大。
不过，向太后早就心有所属，便把话挑明了：“诸王都是神宗之子，何必强作区分！以次序论，也可以立端王。”
这一回，章惇可真是急了，急忙奏道：“端王轻佻，不可以君临天下！”
这时，曾布突然站出来，厉声奏道：“太后，章惇所发议论令人惊骇，不知他居心何在？”言下之意，是说章惇目无尊上，居心叵测。这顶“大帽子”一端出来，威力惊人，刚才还“理直气壮”的章惇也只好乖乖地闭嘴！
那么，曾布为什么要“一反常态”地与章惇大唱反调呢？原来，他和章惇早就有矛盾。自从哲宗亲政后，章惇就一直担任宰相，大权独揽，专横跋扈，盛气凌人，经常连曾布的意见也听不进去。现在，曾布对章惇“落井下石”，可谓“一箭双雕”：既讨好了向太后和未来的宋徽宗，又打击了章惇的嚣张气焰。
为此，曾布不顾“同僚之谊”，将问题“上纲上线”：用令人无法承受的罪名来迫使对手闭上嘴巴。几千年来，这种战术被许多人视为“利器”，具有极大的杀伤力，几乎所向无敌。
眼见章惇已经“溃不成军”，向太后暗暗得意，最后“拍板”：“申王有病，不能做皇帝。先帝曾说过，端王赵佶有福寿，而且有仁孝之德，当立为嗣君。”
就这样，后来证明绝不仅仅是“行为轻佻”的端王赵佶坐上了龙椅，变成了宋徽宗。过不了多久，许多人就会看到，那位被认为是“奸臣”的宰相章惇不幸言中了：赵佶根本不适合做皇帝。其实，“轻佻”云云，显然是太看轻了赵佶“祸国殃民”的本事。
章惇这个人虽然有种种过错，但他此时此刻的确说出了一句非常有远见的真话，却为此付出了惨痛的代价，成为徽宗时期的第一个“政治牺牲品”。新皇帝即位后，曾布又给章惇“下绊子”——在徽宗面前大肆攻击章惇，结果章惇很快就被贬，辗转飘零，最后悄无声息地死在了遥远的睦州，而曾布虽然“顺理成章”地坐上了宰相的位子，一跃而为时代的新宠，却犯下了一个“不可饶恕”的错误。历史虽然不是个人所能左右的，但某些重要人物却足以改变它的方向，曾布和向太后就是如此！ “弄权”之三：驭下之道
俗话说得好，“众人拾柴火焰高”！在皇权专制时代，权力场上往往是鱼龙混杂、刀光剑影，你如果只是一个“光杆司令”，没有一群得力的部下支持、拥护你，为你效力，那怎么行？但是，如何驾驭和控制下属，又是千变万化的，大有文章可做。
下面，我将要列举晏子和袁世凯这两个人，在对待人才方面，他们都有自己的“独到之处”，相信诸君读后一定会大有启发！
晏子：“设置陷阱”
春秋后期，齐国出现了一位“赫赫有名”的宰相晏子，被一些人吹捧为“贤相”。可是，只要仔细翻一翻《晏子春秋》，我们就会发现：在晏子当政时，齐国非但没有恢复霸业，反而政治腐败，内斗不断，民不聊生；当然，这些责任都被推给齐景公，说他昏庸无能。而且，我们也没有看到晏子有什么“杰出政绩”，却看到他扼杀人才，这就是著名的“二桃杀三士”的故事。
当时，齐国有三位勇士——公孙接、田开疆、古冶子，号称“齐人三杰”，都能赤手空拳打死老虎。
有一天，晏子从齐人三杰身旁走过，这几个人可能是没有看见晏子，或者是一贯瞧不起晏子，都没有站起来向他行礼。晏子见了，恼羞成怒，就去向景公打“小报告”：这三个人无礼，不讲究长幼之序，将来肯定会“祸国殃民”，不如趁早铲除他们。因为齐人三杰都是士人，政治地位很低，也没有什么官职，所以齐景公当然没有什么异议。
于是，晏子把两个桃子送给齐人三杰，说：“国君有旨意，这两个桃子是赏给你们当中最勇敢的两个人的！”
公孙接一听，仰天长叹：“晏子真是聪明啊！如果我不要桃子，就是不勇敢；我要是拿了桃子，别人又怎么办呢？不管怎样，国君有旨意，我也别无选择，就先说说吧！我头一次打死一只野猪，第二次又打死一只母老虎，像我这样的功劳，有资格吃桃子！”于是，他拿起一个桃子就啃。
随后，田开疆说：“几年前，我曾独自抵挡大批敌人的攻击，把他们击退，我也有资格！”于是，他也挑了一个桃子吃。
最后，古冶子说：“有一次，我为国君驾着马车横渡黄河。在河里，有一只大鼋咬住了我们的马，把马拖下水，我就跳下河，逆流潜行百步，又顺流起伏九里，才抓住那只大鼋，把它杀死。然后，我左手握着马尾巴，右手提着大鼋头，像仙鹤一样跃出水面，岸边的人都惊呆了，以为见到了河神！”
公孙接、田开疆听后，非常羞愧：“还是你厉害！我们俩都比不上你，拿桃子却不谦让，这是贪婪啊。知耻不死，又算什么勇敢？”于是，他们俩就拔剑自杀了。
看着地上的两具尸体，古冶子长叹一声：“我们三个人本来亲如兄弟。其实，你们俩可以合吃一个桃子，我独吃一个。现在，你们都死了，只有我还活着，这是不够义气。羞辱别人，吹捧自己，这是小人的行为。如果我不敢去死，哪里算得上勇敢？”说完，他也拔出宝剑抹脖子了。
读完这个故事，不禁想起了一个希腊神话。有一次，奥林匹克山上的众神举行宴会，却忘了邀请“不睦女神”厄里斯。对此，厄里斯耿耿于怀，便“别有用心”地将一个金苹果送到奥林匹斯山，献给最美丽的女神。这时，有三位女神都说自己很美貌：宙斯之妻赫拉、宙斯的女儿雅典娜、阿芙洛狄蒂。作为一家之长，宙斯不愿意开罪任何一个人，便让人世间最聪明的特洛伊王子——帕里斯来裁决。
这个希腊神话与“二桃杀三士”的故事惊人地相似：厄里斯相当于晏子，宙斯相当于齐景公；厄里斯送了一个金苹果，晏子送了两个桃子；至于送金苹果和送桃子，都是为了报私仇；争夺金苹果的是三个美女，争夺桃子的是三个勇士。
不过，女神厄里斯从未受到西方人的赞扬，但在中国历史上，晏子却成了一个“智者”和“贤相”，因为他的凶残有最神圣的借口：齐人三杰无礼，不遵守仁义道德，将来会祸国殃民。
可是，齐人三杰深明大义，从容蹈死，都是“泱泱君子”，哪一点像“坏人”？说一句不客气的话，这三位勇士比晏子更能安邦定国，他们的言行比晏子更符合仁义道德。
这个“二桃杀三士”的损招，只对君子有效，对小人无效，因为小人们极端自私，才不会为了几个桃子而不要命呢！齐人三杰自刎而死，恰恰说明他们是君子，因为只有君子才热爱荣誉，讲究原则。晏子也真是狠心和缺德，偏偏要杀这样的君子，这是他一生最大的“政治污点”。
不过，在传统史家的眼里，齐人三杰成了千古笑柄，晏子却是“一代贤相”。古往今来，很多人虽然敬佩项羽，嘲笑刘邦，却赞扬用阴谋诡计来帮助刘邦的张良，因为中国人历来崇拜阴谋诡计。几千年来，正是晏子这样的“贤相”，使中国人始终无法摆脱皇权专制国家的阴影，连盼望一个“仁慈君主”的愿望都难以实现，而不得不忍受那些专制帝王的奴役和压迫。
总之，晏子虽然享有“贤相”的美名，却是一个冷酷无情的“政客”。在我看来，和李斯一样，晏子也是一个“刻薄寡恩”之徒。若要论起“贤相”来，在秦始皇的眼里，李斯又何尝不是？
所以，诸葛亮曾写了一首《梁父吟》，对齐人三杰表示哀怜，并无情地鞭挞晏子：
“步出齐城门，遥望荡阴里。
里中有三坟，累累正相似。
问是谁家墓？田疆古冶子。
力能排南山，文能绝地纪。
一朝被谗言，二桃杀三士。
谁能为此谋？国相齐晏子。”
从这个“二桃杀三士”的故事，我们可以看出晏子对那些贤人、能人的态度：压制，限制使用。也许这就是晏子能够纵横齐国几十年，成为“政治不倒翁”的“秘诀”吧！要是我们生活在那个时代，恐怕也会像齐人三杰一样遭到晏子的排挤，甚至被他设计害死！
袁世凯：巧使“美人计”
人们常说：“自古英雄皆好色，若不好色非英雄。”千百年来，多少英雄难过美人关，连英雄也可以被美人攻克，为美人倾倒，可见美色有多么大的威力，又是多么惹人喜爱。在这方面，奸雄袁世凯堪称“高手”：为了笼络阮忠枢，他暗送美女“小玉”给他，使他感激涕零，死心塌地地追随自己。
阮忠枢，字斗赡，安徽合肥人，曾中过举人。甲午战争后，袁世凯奉命去天津小站练兵，阮就在他的手下做文案，是“新建陆军”出了名的“笔杆子”。
对于这个“大才子”，袁世凯非常赏识，总想让他为自己卖命。可是，在此之前，阮忠枢已经在李鸿章的幕府里任过职，算是小有成就，所以一般的提拔、重用并不能使他感恩戴德。不过，袁世凯这个人心很细，他稍一留心，就发现此公有一个最大的弱点——喜欢猎取女色，便计上心来。
阮忠枢风流倜傥，早就是天津青楼里的常客。有一次，阮忠枢告诉袁世凯：“我在天津一家妓院里看上了一名叫‘小玉’的女子，想为她赎身，纳她为妾。”谁知，袁世凯听后非常生气，警告他：“这种事违反了军纪，你也不嫌丢脸？”说完，袁世凯还将他狠狠地斥责了一通。“官大一级压死人”！无奈，阮忠枢也只有在背地里痛骂这厮不通人情。
半个月后，袁世凯却给了阮忠枢一个大大的惊喜。这一日，袁世凯以“出公差”为名，让阮忠枢陪他去天津。在天津下车后，天色已晚，袁世凯说：“快到傍晚了，我们不如先到一位朋友那里歇歇脚吧！”
不一会儿，阮忠枢跟着袁世凯走进一个小院。只见院子里大红灯笼高高挂，房里喜气洋洋，堂上也是红烛高烧，还摆了一桌酒席。这时，阮忠枢只道是朋友家办喜事，也没有多想。
等他们登堂入室，就见一个丫头高喊：“新姑爷到！”说着，从里间搀扶出一个新娘装束的俏丽美人，一名仆人将一条红绸带往阮忠枢的身上一套，然后禀道：“请新姑爷行礼！”
这时，袁世凯站在一旁哈哈大笑，连声说道：“妥了妥了！”那阮忠枢却如坠入雾里云中，连忙挣扎：“不要弄错了！”谁知新娘在红头巾下“咯咯咯”地娇笑，阮忠枢觉得有点耳熟，急忙把头巾掀开，见是一位大美人，正是自己朝思暮想的小玉，真是很诧异：“小玉，你怎么会在这里？”小玉腼腆地一笑：“你真是太老实了，还不赶快谢过恩公？”
原来，袁世凯虽然在表面上驳回了阮忠枢的请求，暗地里却悄悄派人用重金将小玉赎了出来，并布置好一切，才将阮带到洞房。这下，可把阮忠枢感动死了，还没拜天地，就先给袁世凯倒身下拜，袁世凯连忙拱手笑道：“恭喜老弟！贺喜老弟！你们是有情人终成眷属！从今以后，这座房子就是老弟的藏娇之所了。”
从此，阮忠枢对袁世凯自然是忠心不二，后来竟不顾世人的唾骂，与杨度等人一起拥戴袁世凯复辟帝制，登上了“洪宪皇帝”的宝座！
这是袁世凯运用“美人计”的一个经典案例。爱美之心，人皆有之，袁世凯利用阮忠枢喜好女色的弱点，将美女小玉送给他，使他对自己感激莫名，足见袁世凯很善于笼络部下！ “官场红人”的自保之道
记得，有一位文学家说过：这个世界就像是一条即将沉没的大船，最要紧的是先救起你自己！是啊，政海茫茫，大浪淘沙，谁能够永远“一帆风顺”？在皇权专制时代，权力场上风云变幻，瞬息万变，许多人不得不考虑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如何保全自己？可是，古往今来，真正能够全身而退，做到“善始善终”的人，又有几人？就如同“凤毛麟角”！
所以，你一旦投身权力场，在追求荣华富贵的同时，千万要学会自保，因为只有保存自己，才能更好地战胜对手，才能有美好的未来，套一句俗话，就是“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这是古今权术的第一要义，也是在官场上克敌制胜的良策。
在这方面，范蠡和袁世凯很有自知之明，他们在进退关系上处理得非常好，可以说是许多人的榜样！
范蠡：“激流勇退”
在《红楼梦》里，有一支曲子——《恨无常》：
“喜荣华正好，恨无常又到。眼睁睁，把万事全抛。荡悠悠，把芳魂消耗。望家乡，路远山高。故向爹娘梦里相寻告：儿命已入黄泉，天伦呵，须要退步抽身早！”
唱这首曲子的是贾元春，她虽然入宫做了贵妃，贾家也成了皇亲国戚，真是风光无限，但她却有一种“如临深渊”的感觉。在临死前，她给父母托梦，让他们赶快激流勇退。
那些置身权力场的人，应该把眼光放远一点。当你的权势达到顶峰时，千万不要以为自己已经稳如泰山，要清醒地认识到“福兮祸所伏”，在锦绣荣华的背后可能早就隐伏着危机。也许，你正坐在即将喷发的火山口上，只是自己不知道罢了！所以，许多聪明人（比如范蠡），就是因为认识到这种“祸福相倚”的关系，才能早做安排，及早抽身退步，避免灾祸。
范蠡，字少伯，春秋末年楚国宛县（今河南南阳）人。年轻时，他曾师从奇人计然。对于范蠡的才学，越国大夫文种非常敬佩，便把他推荐给越王勾践，成为勾践的主要谋士，开始走上了“平吴霸越”的坎坷之路。
周敬王二十六年（公元前494年），越王勾践被吴王夫差打败，退守会稽。于是，勾践采纳了范蠡的计谋，向吴国称臣纳贡，并亲自去吴国做人质。
当时，吴王夫差听说范蠡很有才能，便对他说：“听说聪明的妇女不会嫁给即将破亡的家庭，有才能的人不会去辅佐即将灭亡的国家。现在，你们君臣都是我的奴仆，我准备赦免你的罪过，让你改过自新，弃越归吴，你看怎么样？”
这时，越王勾践担心范蠡真的会离他而去，只好伏地哭泣。可是，范蠡却“不卑不亢”地回答：“我也听说，已经亡国的臣子没有资格议论朝政；已经战败的将军，也不配谈什么勇敢。过去，我没能好好地辅佐越王，以致得罪了大王，幸亏大王宽厚、仁慈，给我们留了一条命。现在，我已经很满足了，哪还敢奢望荣华富贵？”
就这样，范蠡陪着勾践在吴国当了几年人质。后来，他们又一起回到越国，卧薪尝胆，发愤图强。周元王四年（公元前473年），越王勾践出兵一举消灭了吴国。
班师回国后，君臣设宴庆功。席间，乐师作了一首《伐吴》之曲，称颂范蠡、文种之功，勾践听后却面无喜色。范蠡见了，不禁心里“咯噔”一下，立刻明白了一切：勾践这个人猜疑、嫉妒之心很强，不想归功于臣下。看来，自己若不及早脱身，日后难免招来杀身之祸。一想到这里，他便决定激流勇退。
第二天，范蠡就去见勾践：“臣闻主辱臣死！20年前，大王受辱于会稽，臣之所以忍辱偷生，只是为了能复兴越国。现在，吴国已灭，如果大王能赦免臣的罪过，我愿金盆洗手，退隐江湖。”勾践一听，神色凄然：“没有先生，寡人就没有今天。如果先生留在我身边，我将和您一起共享越国。倘若先生私自逃走，必将身败名裂，一家老小难保！”
范蠡曾辅佐越王勾践多年，对他的心思非常了解，而且早就看透了世态炎凉，根本不敢奢望“共享越国”，所以他断然表示：“大王，您如果要处死我，我也是罪有应得，但我的妻子儿女又有什么罪过？现在，他们的死活也只能听凭大王处置，我也管不了那么多！”
当晚，范蠡便不辞而别，乘着一叶小舟，涉三江，入五湖，辗转来到齐国陶山，在那里隐居，自称“陶朱公”，做起生意来，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大商人。
范蠡走后，忽然想起曾经“风雨同舟”的好朋友文种，便修书一封，派人送给他。文种打开信一看：
“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越王勾践为人，长颈鸟喙，可与共患难，不可与共安乐，先生何不速速出走？”
文种看后，想到勾践近来与功臣们日渐疏远，这才如梦方醒，便假托有病，不再上朝。可是，一切都晚了，勾践深知文种才华过人，担心他一旦有二心，没人能对付得了他，便对他起了杀心。这时，有人诬告文种图谋不轨，勾践就赐给文种一柄宝剑：“过去，先生教我伐吴七策，我仅用三策就灭掉吴国。现在，请先生去地下实行其他四策吧！”文种拣起宝剑一看，见上面写着“属镂”二字，正是吴王夫差令伍子胥自裁的那柄剑，只好仰天长叹，拔剑自刎。
由于范蠡的出色智慧，给春秋晚期的吴越争霸增添了一些传奇色彩，而范蠡本人也知道进退，所以后人曾有评论：“文种善图始，范蠡能虑终。”相比起来，文种的结局就有些悲凉，越发衬托出范蠡的过人之处。难能可贵的是，在自己事业的最高峰，范蠡看透了“权力场”，毅然激流勇退，这种大智大勇实在是千古罕见，不是常人所能及！
袁世凯：“以退为进”
俗话说：“胜败乃兵家常事。”世界上没有永远的“常胜将军”，就是百战百胜的西方名将拿破仑也曾兵败滑铁卢。在皇权专制时代，面对逆境，又该如何“自处”？在这方面，狡猾的袁世凯有自己的真知灼见——“见风使舵，随机应变”，这就是他的“秘诀”。在内外交困的不利形势下，袁世凯“以退为进”，果断地抽身离开朝鲜，不仅保全了自己，还迅速地东山再起。
光绪十年（1884年），中国和法国在越南的战争越打越大。为了拱卫京师，防止法军入侵，清政府下令调驻扎朝鲜的清军统帅吴长庆回国，镇守辽东。吴长庆走后，驻朝清军被一分为三：由袁世凯接统淮军“庆字营”，提督吴兆有和总兵张光前各统一军，但由吴兆有总统三军。
同年十二月，在日本驻朝公使竹添的支持下，朝鲜开化党人在首都汉城发动“甲申政变”，逼迫国王李熙移居别宫，并“邀请”日军入宫护卫。这时，袁世凯主张立即发兵平乱，而吴兆有等人则主张先请示北洋大臣李鸿章再行动。由于时间紧迫，袁世凯当机立断，立即率军出击，救出国王李熙，并一举消灭了开化党人。
可是，日本对朝鲜早就处心积虑，并不甘心失败，又开始增兵朝鲜，并向清政府提出抗议，指责袁世凯挑起中日冲突。
在驻朝清军内部，吴兆有等人早就对袁世凯的专横不满。原来，袁世凯的权力欲很强，骄傲自大，竟然看不起吴兆有。本来，按照官职，吴兆有既是二品总兵、记名提督，又是驻朝清军的最高统领，而袁世凯只是一个五品的“同知”，充其量只能算是吴兆有的“副手”！可是，袁世凯却目空一切，公然自封为“钦差北洋大臣会办朝鲜防务总理营务处”，处处以“清军主帅”的模样出现，对吴兆有行文时居然用上级对下级的格式——“札饬”，把吴气得肚子发胀，差点没背过气去。最后，连朝鲜国王李熙也被袁世凯弄得稀里糊涂，搞不清他与吴兆有到底谁的官大，应该谁指挥谁？
这时，吴兆有趁机“落井下石”，把一切责任都推给袁世凯，还控告他擅自挪用军费。原来，在“甲申政变”中被杀的朝鲜保守派官员平素与袁世凯交往密切。事后，袁世凯既顾念旧情，又为了提高中国在朝鲜的威望，就从军饷中拨款抚恤死者家属，打算作为“正常开销”入账。没想到，吴兆有竟拿此事大做文章。最后，官司打到李鸿章那里，李鸿章就给了袁世凯一顿“杀威棒”，命他自己掏腰包，照数赔偿。
因为日本指控袁世凯挑衅，所以李鸿章派吴大澂、续昌两人去朝鲜调查。袁世凯知道后，急忙使出浑身解数，将各个漏洞抹平，并预先做好了周密安排。
吴大澂和续昌一到汉城，袁世凯就用美女、银子将他们服侍得非常舒服，并恭恭敬敬地向他们报告了“甲申事变”的经过，并为擅自开衅之事自责。当然，他早已想好了各种理由，巧妙地穿插在“自我检讨”之中，既表明自己当时那么做是万不得已，又是怎样英明、果断，说得吴、续二人连连点头。
当时，日本派井上馨赴朝鲜与中国谈判。在中日谈判中，对井上馨咄咄逼人的过分要求，吴大澂、续昌不敢反驳，节节败退，袁世凯就站在一边，急得要命，却又没辙。当井上馨提出清政府从朝鲜撤军的要求时，软弱的吴大澂居然唯唯诺诺，尽管袁世凯坚决反对，但也没有用。“官大一级压死人”，在吴、续两人面前，袁世凯还得满脸堆笑，毕恭毕敬。
最后，袁世凯真是心灰意冷，满腔怨气。当时，驻朝清军里许多人对他独霸军权早就不满，现在见他失势了，便胆子壮起来，又在两位特使面前告了他一状，说他蓄养官妓、贪污军饷、贩卖烟土。虽然袁世凯绞尽脑汁，百般掩饰，总算应付过去，但他还是伤心至极，大叫：“官运恶极！”眼看处境艰难，哪一路“神仙”他也得罪不起，袁世凯忽然想到了一句古语：“识时务者为俊杰”，还是“走为上策”，便借口养母牛氏有“病”，向吴大澂请假回国。
光绪十一年（1885年）初，袁世凯“伤痕累累”地离开汉城，乘军舰抵达旅顺。在那里，袁世凯拜见堂叔袁保龄，将满肚子的委屈和苦水都向他倒了出来。对袁世凯此时主动“引退”，袁保龄却大加赞赏，认为他“识时务”！
几天后，吴大澂等人回到天津，在李鸿章面前高度赞扬袁世凯，称赞他在朝鲜怎样拓展外交，巩固中朝关系，怎样随机应变、果断英明。回到北京后，他们又多次对人称赞“袁（指袁世凯）才可用”。由于吴大澂等人的正面宣传，加上日本外相伊藤博文指名要求严惩袁世凯，反而使袁世凯名声大震，成为中外人士都关注的“风云人物”。
回到老家河南陈州府后，袁世凯虽然归隐田园，但他在朝鲜仍然有很大的影响力。当然，袁世凯也不甘寂寞，经常与堂叔袁保龄通信，谈论的也多是“朝事”、“政事”。
不过，袁世凯这次在家乡并没有待多久。1885年四月，李鸿章与日本特使伊藤博文签订了《天津条约》，中、日两国同时从朝鲜撤兵。七月，应朝鲜国王的一再请求，清政府决定释放大院君李昰应。至于护送大院君回国的人选，李鸿章考虑了很久，最后想起了袁世凯，认为他“有应变之才”，可以担当这个重任。
八月下旬，应李鸿章之召，袁世凯赶回天津。本来，李鸿章准备派丁汝昌率领北洋海军与袁世凯一起护送大院君回国。后来，他又担心此举既可能引起朝鲜政府的疑虑，又容易引发中日纠纷，便打消了这一念头。事后，李鸿章曾对袁世凯半开玩笑地作了解释：
“韩人（指朝鲜人）闻袁大将军至，欢声雷动，谁敢抗拒？原议诸员无所用，兵亦不须遣，只许汝带水师小队数十登岸，作导引足矣。”
临行前，李鸿章又亲自为袁世凯设宴饯行，并说道：“今如演戏，舞台已经搭好，就等着你这位主角登场了！”可见，李鸿章对这个后辈是多么器重，并对袁世凯的朝鲜之行寄予了很大的期望！想不到，自己年纪轻轻（这一年，他才26岁）就得到了朝廷“第一重臣”李鸿章的如此赏识，袁世凯真是感激涕零，便对着李鸿章一揖到地，然后大步踏上了征程。
随后，李鸿章又上奏朝廷，大力保荐袁世凯：
“……袁世凯胆略兼优，能知大体。前随吴长庆带兵东渡，久驻王京（指朝鲜首都汉城），壬午、甲申两次定乱，情形最为熟悉，朝鲜新旧党人咸相敬重。……袁世凯足智多谋，与朝鲜外署、廷臣素能联络，遇事冀可挽回匡正。今乘朝王函请，正可迎机而导，令其设法默为转移。该员带队两次戡定朝乱，厥功甚伟。”
所以，清政府很快就决定：破格提拔袁世凯为“钦命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大臣”，“以道员任用，加三品衔”。此前，袁世凯只是一个“同知”，地位只相当于知府之下的正五品官。所以，这道上谕一下，袁世凯立刻成为汉城最令人瞩目的人物。
此外，李鸿章还亲笔给朝鲜国王李熙写了一封密函：
“以后贵国内政、外交紧要事宜，望随时开诚布公，与之（指袁世凯）商榷，必于大局有裨。”
有了这封密函，李熙对他当然是“刮目相看”，袁世凯几乎成了朝鲜的“太上皇”：要是没有他的首肯，朝鲜任何重大问题都很难解决。这一年，袁世凯才二十几岁，投笔从戎也不过三载，就已经是一个“响当当”的人物了！
但是，袁保龄认为：朝鲜是一个“火药桶”，随时都可能爆炸，袁世凯在那里连生命都没有保障，所以他不赞成袁世凯重返朝鲜。不过，胸怀大志的袁世凯却不做如此打算：在国内，要想爬上一个三品官，不知得“熬”上多少年，他可不想把青春和热血都白白浪费掉！所以，袁世凯在给二姐的信里说：
“从前带兵身任战事，故危险。此时做使臣，无人能害，何险之有？……今日时势，惟出使尚有出头之日。带兵操练又无战事，将何由名闻天下？……弟年未三十，而名扬中外，俱赖出使之功也。”
对此，台湾著名史学家苏同炳先生有很高的评价：
“26岁的袁世凯，不但充分显示了他的勇敢、果决，并且还具有不惜金钱以买结人心的器识，足见袁世凯这个人实在具备做大事、做领袖的条件。”
自古以来，英雄也有“屈身”时！在风云变幻的权力斗争中，面对不利的局面，袁世凯运用“以退为进”的策略，主动请假回乡，“归隐”田园，不但避开了风口浪尖，还因祸得福，身价倍增，升任“钦命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大臣”。这说明：在权力场上，“退”有时要比“进”好！ 权力悲歌——皇权政治中的人生宿命
引言：皇权社会中丧失了独立人格的中国人
整个封建社会，中国就一直是一个以专制皇权为中心的“官场化”社会，或者说是一个“大官场”。在这里，既有聚光灯下大放异彩的荣耀，也有千尺水中触礁沉船的陷阱；既有万人之上一呼百应的显赫，也有中箭落马被踩成肉酱的惨状。其中，有的是喜剧，更多的却是悲剧！
于是，人们不禁要问：过去素来自命不凡的中国人，为什么始终无法摆脱这种“官场化”社会？究竟是我们的祖先缺少创新的智慧，还是有什么东西在束缚着我们的祖先思想的翅膀，以致于我们的祖先停滞不前？抑或是皇权社会里的中国人的人格被扭曲，喜欢这种尔虞我诈、勾心斗角的生活？
近代以来，西方崛起，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开始在历史舞台上扮演主要角色，特别是美国，可以称得上当今世界惟一的“超级大国”；而在此之前，世界上可以被称为“超级大国”并经久不衰的，只有中国。几千年来，中国的国力曾遥遥领先，经济发达，文化先进，其他国家望尘莫及。面对那些“蛮夷”、“番邦”，那时的中国人有一种与生俱来的优越感，这种优越感让我们的祖先过分自信，想怎么搞就怎么搞，反正我们最先进，就是标准；与我们不一样，就是不遵从教化。结果，在这种自高自大、惟我独尊的错误意识支配下，身处皇权社会的中国人逐渐失去了求新、求变的精神，一直信奉儒家学说，崇尚专制皇权，即使把国家弄得乱七八糟，天下大乱，社会崩溃，也是“九死而不悔”！久而久之，封建社会的中国人逐渐拜倒在专制皇权的脚下，成为帝王们的“奴仆”，丧失了独立的人格。
那么，什么是人格？在古代汉语中，虽然没有“人格”一词，但早已有了人格的观念。人格这个概念源于拉丁语Persona，起初是指演员在舞台上戴的面具，与我们今天戏剧舞台上不同角色的脸谱差不多。后来，心理学家借用这个术语，用来说明每个人在人生舞台上各自扮演的角色，及其不同于他人的精神面貌。
在中国皇权社会里，君有君格，臣有臣格，官有官格，民有民格，各有不同的“格”。其中，君格为专制帝王们独有，他们是圣人；举凡宰相、文臣、武将、后妃、外戚、宦官等大小官吏或贵族，都有官格，在皇帝面前是奴仆，在老百姓面前又是“主人”（狐假虎威而已），亦奴亦主；至于一般的平民百姓，则有民格，被剥夺了一切权利，是奴隶式的“草民”、“贱民”、“小民”、“蚁民”。
在皇权社会里，人们按照所拥有的权力大小，分为三六九等，社会地位也各不相同，分别拥有属于自己的“格”。反正，三教九流，什么样的人都有，就是没有具有独立人格的“人”。而缺少独立人格的一大表现，就是没有主见，不能（也不敢）为自己做主，对周围的舆论特别重视，所谓“人言可畏”在中国人的身上表现得特别明显。所以，中国人对外界的臧否总是特别重视，在倾听别人意见时更要“洗耳恭听”——耳朵特别长，眼睛特别亮，心眼特别小，报复心特别重。
在中国皇权社会的历史上，因为一言不慎而招来灭门之祸的事情数不胜数。时间一长，许多人就认定了一个信条：祸从口出，沉默是金，不该说的不说，该说的也不说。在皇权社会的官场上，“点头先生”、“划圈先生”、“叩头先生”、“是是先生”之所以那么多，这是根本原因！
其实，在很久很久以前，皇权社会的中国人就丧失了独立的人格，信仰和求知精神也被“阉割”了。自从先秦诸子百家之后，二千多年来，中国再也没有出现过具有独创性的思想家，即使出现一点苗头，也会立即被扼杀。在这个社会里，一切有思想的人都被压制得动弹不得。为了活着（像狗那样苟活着），不能不收敛锋芒，夹着尾巴做人，惟恐触犯了统治者的忌讳，招来“塌天大祸”。
这是为什么呢？这与皇权专制国家的残酷统治有关。从秦始皇“焚书坑儒”开始，历代帝王就大搞文字狱，“思想罪”大行其道，中国人受到了极大的挤压，缺乏自己的自由意志。
特别是历代帝王大力提倡儒家思想，使古代的文人士大夫只知道学习礼乐，取法先王，崇古复古，维护专制制度。隋唐以后，又推行科举制度，更是造就了一批又一批打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幌子，只会读死书、死读书，一心只想做官，成为争权夺利的社会蛀虫，他们缺乏“思想”和“人格”，一辈子也走不出儒家“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桎梏，自我封闭，不肯真正睁开眼睛看一看世界。这真是中国皇权社会的悲剧，更是皇权社会里中国人的宿命！
正因为皇权社会里的中国人缺乏独立的人格，所以他们很容易听天由命，随遇而安，逆来顺受。在权力场上活动的人，比如宰相、文臣、武将，绝大部分都是用儒家经典培养出来的人，信奉的是儒家的官场哲学，表面上彬彬有礼、温文尔雅，私下里相互嫉恨，恨不得你吃了我，我吃了你！
在中国古代，儒、道、佛三家并行，大行其道。虽然儒、释、道三家有“入世”、“出世”之分，但在劝世人逆来顺受、忍让克制方面，它们的功效却是高度一致，没有任何一家宣扬自尊、自强，宣扬的都是愚民思想，对个人自尊心百般打击。在它们的共同影响下，中国人被驯化成了只会为争名逐利而奔忙的动物人（甚至是机器人），宛如行尸走肉！
几千年来，在皇权社会里，儒家的“性本善”，道家的方术迷信，佛家的“来世”观念，成了中国人的“麻醉剂”、“安魂剂”，以至于中国人始终不敢用眼睛正视“权力”（特别是专制皇权）这只怪兽，只是一心企盼“圣王”、“明君”的恩赐，等待天命、圣人、大人的善举！
因此，在皇权社会里，大多数中国人的成就意识很低，具有严重的自卑心理，时刻准备逆来顺受，苟且偷生，缺乏创新、求知精神，感到自己的心灵生活在一片孤独的荒漠之中，处于一种极端压抑的状态，承受着巨大的精神痛苦，许多人只好脱离红尘，消极避世！
于是，类似“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逢人只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近来学得乌龟法，得缩头时且缩头”之类的处世格言，便在中国皇权社会历史上经久不衰，这种阿Q式的语言反映了皇权社会里中国人“缩头乌龟”式的人生态度。到最后，皇权社会里的中国人连仅有的一点人格和自尊也丧失了，糊里糊涂地生，糊里糊涂地死，得过且过，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在人生舞台上走一次过场，再无声无息地消失。一部中国历史，竟然变成了一部皇权社会中国人的人性悲剧史！
就这样，在皇权社会里，中国人身处精神被隔绝之中，越来越麻木、迟钝，他们的文化视野仅限于自己周围极其狭小的空间，无边无际的暴力、压迫、恐吓、威慑、死亡蔓延过来，吞噬了一个个鲜活的个体。所以，中国皇权社会不适合天才的生存、成长，成了天才的“地狱”。例如，屈原、曹植、嵇康、谢灵运、李白、杜甫、柳宗元、韩愈、白居易、苏轼、黄庭坚、李贽、龚自珍、谭嗣同……无不被告密、中伤，而遭到掌权者的治罪、贬斥、流放……反正没有好下场。像屈原的那种永远不“随波逐流”的高傲性格，就注定了他的悲剧命运。
总之，在皇权社会里，中国人就像是一头被拴上了鼻子的耕牛，或者是一匹被套上了缰绳和车轭的骡马，失去了创造力和创新精神。在这个顽固、封闭、愚昧的皇权社会里，中国人逐渐丧失了独立的人格，成为精神上的“侏儒”，默默地忍受着专制帝王对社会权力的垄断，让自己人性的良知在专制皇权的淫威面前默默地死去。
几千年来，在皇权社会里，中国人的精神领域越来越狭窄，越来越陷入颓境，民族精神越来越暗淡……与皇权社会里中国人的精神萎缩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人类历史上的“思想巨星”有一半以上是出现在17～19世纪的西方，如霍布斯、洛克、笛卡尔、牛顿、休谟、孟德斯鸠、卢梭、康德、黑格尔、马克思、恩格斯…… “天子也命苦”
在皇权社会里，专制政府的头儿是皇帝。在一般人的心目中，皇帝处于权力金字塔的最顶端，拥有最高权力，就可以一个人说了算，为所欲为。所以，有一句流传很广的老话：“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其实，历史上有很多现象正好相反，应该是“臣叫君死，君不得不死”。这种说法似乎有点“一鸣惊人”的味道，但是，只要仔细读一读中国历史，就不难发现：皇帝的权力并非在任何时候都大，有的人当皇帝简直就是受罪，不仅没有起码的“人身自由”，甚至连自己的脑袋也攥在别人的手心里，还不如当一个寻常老百姓潇洒、自在。
仅仅在汉代，因为讲话不知深浅，就有两位皇帝死于非命。一位是西汉少帝，从小只知道自己是汉惠帝的皇后（吕后的孙女）所生。等他长大后，才听说生母是惠帝的一位妃子，而且，自己出世没几天，生母就被吕后杀害了。在一怒之下，他发誓：“我将来一定要为母亲恢复名分！”谁知，祸从出口，不待“将来”，他就被绳捆索绑，囚禁在深宫。最后，少帝连向群臣叫一声“冤枉”的机会都没有，就“悄无声息”地走完了自己短促的一生。
另一位是东汉质帝，他的命运比少帝还要惨。这位才8岁的小皇帝非常聪明，刚坐上龙椅，就对大将军梁冀“不知深浅”地说了一句：“你是一个跋扈将军！”当时，梁冀倒是没有反驳，不过散朝后就派人给皇帝送去一包面饼。这些面饼可能味道不错，小皇帝吃了好几块，马上就“一命呜呼”了。看来，拿面饼毒杀皇帝的确是一个“好主意”，后来刘聪在杀害晋怀帝司马炽时玩的也是这套把戏。
当然，杀害皇帝的方式远远不限于送毒面饼，在历史上，弑君的手段有时可比送毒面饼要残酷得多。
梁武帝萧衍篡夺皇位后，把齐和帝萧宝融贬为“巴陵王”，迁往姑苏。没过几天，萧衍又想起他来，便派亲信郑伯禽去姑苏“以生金进王”。萧宝融自知要进“鬼门关”，就告诉郑伯禽：“金子你们留着，只要给我几坛烈酒就行了！”郑伯禽心想：让萧宝融做个“醉死鬼”也好，便来了一个顺水推舟，让和帝喝得烂醉如泥，在“不知不觉”中做了“刀下鬼”！
一报还一报！四十多年后，梁武帝的儿子简文帝萧纲也遭受了另一幕悲剧。当时，东魏降将侯景作乱，先是把梁武帝活活饿死在台城，然后又废萧纲为晋安王。即使这样，侯景还不放心，又派亲信王伟去给他“献酒祝寿”。对此，萧纲心知肚明，说：“什么寿酒，不就是要取我的性命吗？”说完，他开怀痛饮，喝得酩酊大醉。这时，王伟取出早已准备好的土袋，压在萧纲的脸上，没几分钟就将他活活闷死。在中国，当皇帝当到萧纲这份上，实在是一场灾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