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吴伟业不明白：中国的皇帝独裁成性，他们在左手给知识分子自由的时候，右手也随时准备收回自由；何况，崇祯又是一个疑心很重、喜欢朝令夕改的人！
所以，没过多久，复社就受到朝廷打压，张溥也遭到指控，大有“山雨欲来”之势。这时，吴伟业害怕了，觉得北京不是他待的地方，就主动当“逃兵”，跑到南京当了一个国子司业，虽然是冷板凳，但毕竟离开了政治漩涡，至少能睡一个安稳觉。
令许多人不能理解的是，像吴伟业这样一位文学名家，又深受崇祯的“知遇之恩”，为什么不能像陈子龙、夏完淳那样舍身取义，或者像顾炎武、黄宗羲那样隐姓埋名，坚决不肯为清朝服务呢？至少，他可以学王夫之那样，保存明朝的衣冠，躲在大山里读书。
不过，这些都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啊！在中国古代的文人里，强者太少，而弱者太多，许多人向来信奉“好死不如赖活”的哲学，宁愿跪下来求生，也不愿意站着去死！
吴伟业虽然身体不太好，向来多病，可他的入世之心却很重，虚荣之心更强。也许，他一生下来就有“鸿鹄之志”，对自己的期望值很高吧！因为他舍不得放弃荣华富贵，所以他既不能“杀身成仁”，也不能“隐身岩穴”。怎么办？没有别的选择，也只有“忍辱偷生”这一条路可以走了。
让吴伟业后来“痛心疾首”的是，自己竟然受不住诱惑，接受清朝征召，去北京做官，也毁掉了自己一生的清誉。
原来，明朝灭亡后，清廷在进行武力征服的同时，为了笼络汉人，也在进行“文化征服”，积极招诱天下名士。当时，“江左三大家”里的钱谦益、龚鼎孳早就投降清朝，不知怎么的，清朝政府偏偏没有注意到吴伟业。
顺治十年（1653年），在钱谦益的授意下，由吴伟业出面发起，江南九郡的文人齐聚虎丘广场。在上次崇祯六年（1633年）的虎丘大会上，吴是以榜眼和翰林院编修的身份出场的，充其量只是一位众望所归的“明日之星”。而这次虎丘大会，他是大出风头，成为一位众星捧月的“精神领袖”，一位举足轻重的“文坛泰斗”。所以，他的儿女亲家陈之遴一推荐，清廷就立即征召他进京。
此时，吴伟业真是“进退维谷”！就在吴伟业复出之说甚嚣尘上之时，他的好友、“明末四公子”之一的侯方域曾致书劝阻：吴曾蒙崇祯厚恩，科名第一，这是一不可出；短短数年内，吴就被崇祯提升为大臣，这是二不可出；吴若再次出山，官位、清望都会大打折扣，这是三不可出。当时，吴也曾回信，慷慨激昂地表示：“必不负良友！”
吴伟业虽是一个文人，但在张溥的诱导下，他也曾参与崇祯朝的党争，积极的方面是懂得了官场的险恶，消极的方面是亲身感受到了“权力场”的诱惑。在权力场的盛宴上，那一杯文学的美酒又算得了什么？所以，面对清朝的征召，吴伟业最终还是动心了，因为他不愿意“老死牖下”。何况，他身边还有一位早已卖身投靠清朝的密友兼亲家陈之遴在积极怂恿他！
临行前，亲朋好友都来为他送行。这时，有一位少年写了一封信，派人送到宴会上。吴伟业打开一看，脸色都变了——里面有一首诗：
“千人石上千人坐，一半清朝一半明，寄语娄东吴学士，两朝天子一朝臣。”
在这里，“寄语”二字，多少带有一点劝诫的意思：阁下，您的一生已经是一半清朝一半明朝了，还执意要去做“两朝天子一朝臣”吗？
让他大失所望的是，进京以后，“大名鼎鼎”的吴伟业竟然只捞到了一个几乎带有“羞辱”性质的的秘书院侍讲（从四品），甚至比他当初在南明政府里的詹事府少詹事还低了半级。为此，他付出了“变节”的代价，付出了数十年声名的代价，得到的却是冷遇、漠视和猜疑。要是早知如此，吴伟业还不如不降清呢！
吴伟业也真是一个“书呆子”，他也不想想：大清朝已经入关十年，早就坐稳龙廷了，像他这样一位归顺太迟的文人，还能指望顺治皇帝专门为他开“欢迎会”吗？
在北京的几年里，清朝的政局风云突变，大案迭起，吴伟业担心自己会被牵连进去，真可谓“无一刻不历艰难，无一境不尝辛苦”。最后，他拨拉一番“小算盘”后，发现自己真是干了一件大蠢事：在这场“零和游戏”中，什么都没有得到，连自己的未来和前途都搭了进去，真是输得够惨的！
“贰臣”的悲哀：吴伟业
特别是在吴伟业仕清以后，一想起崇祯皇帝过去赐给自己的种种恩典，他就会椎心泣血，悔恨万分，无法原谅自己。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忘恩（尤其是辜负帝王之恩）负义，最被人不齿。于是，他就以伯母张夫人病逝为由，辞官南归。
对于吴伟业来说，这几年的“贰臣生涯”犹如南柯一梦：清廷的戏弄、权贵的欺凌、舆论的耻笑、青史上的污点，或许还要加上对自己失足的悔恨。所有这些加在一块，应该足以令他清醒一点，从此循规蹈矩，不敢再有任何“非分之想”！
其实，也不能完全怪罪吴伟业！在皇权专制体制下，能够对“权力场”不抱任何幻想，决绝地挺直腰杆站立着的文人，古今又有几人？
从此，吴伟业一直生活在痛苦和忏悔之中。一直到死神来临的那一瞬间，他对自己的背叛和失足也不肯原谅：
“吾一生际遇，万事忧危。无一刻不历艰难，无一刻不尝辛苦，实为天下第一大苦人。吾死后，敛以僧袍，葬我于邓尉，灵岩相近，墓前立一圆石，题曰‘诗人吴梅村之墓’。”
一直到死亡，吴伟业都生活在一种“无时不在”的忏悔之中。忏悔，是一种崇高的美德，是对自己、对社会、对历史表现出来的一种负责任的态度。中国人通常不喜欢忏悔，特别是中国文人更缺乏一种“忏悔精神”。在西方文化史上，圣奥古斯丁和卢梭都写过《忏悔录》，而在数千年的中国文学史上，却找不到一本类似的著作。在这一点上，中国的文人甚至不如那些皇帝们，在实在混不下去的时候，他们还会下一道“罪己诏”，把自己痛骂一番，崇祯皇帝就曾“涕泪滂沱”地干过这桩事。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一些文人即使错了也不肯认账，还推诿、狡辩，甚至倒打一耙！
长期以来，在“江左三大家”中，一直是按钱谦益第一、吴伟业第二、龚鼎孳第三这样的次序排列的，逐渐形成了一种定论。不过，如果是从纯文学的角度，吴伟业和钱谦益至少是“不相上下”；要是从道德的角度衡量，在明清鼎革之际的政治表现，吴似乎要胜于钱，更胜于龚，这是毫无疑问的。
在中国文学史上，之所以将他们三个人列在一起，是因为他们生逢末世，命运不济，坎坷半生的遭遇大致相同。但是，具体到每个人，情况又不一样了：钱是一个政治化的文人，深陷政治漩涡；龚是一个带有几分“市侩气”的文人，热衷于政治投机；吴则是一个更纯粹些的文人，素来胆小怕事，又体弱多病，想躲开权力场，可是权力场偏偏不肯放过他。
也许，吴伟业的命运就是中国文人的“共同厄运”吧！在皇权国家体制下，皇帝老子要想和你过不去，你想对权力场来一个“不粘锅”，根本办不到！正如托尔斯泰所说的：时代要和你闹别扭的话，让你在盐水里煮三次，在碱水里煮三次，弄得你人不像人，鬼不像鬼，也是可能的。在这一点上，吴伟业似乎是“在劫难逃”，难怪他要痛苦万分地说自己是“沉吟不断，草间偷活”了！ “文字狱”的牺牲品
所谓“文字狱”，就是在皇权专制时代，为了维护自己的高压统治，专制帝王们不惜用暴力来打击异己分子，镇压那些不合自己口味的“持不同政见者”，从而制造出来的一些因为言论、思想而犯罪的案件。其中，一些文字狱完全没有政治意义，只不过是专制皇权膨胀到一定程度的产物。
在春秋战国时代，诸侯割据，谁也无法对思想进行控制，所以，中国思想界绚丽无比，出现了“百花齐放”的灿烂局面。当时，有十几家学说流行，而儒家只是其中一家而已，其流行程度甚至还比不上墨家学说，孔子门下实在是冷冷清清。
等到秦朝建立，秦始皇就把手伸得长长的，管起人民的思想来。由于秦始皇荒淫无道，性情又残暴，有许多人“引经据典”地批评他，嬴政勃然大怒，就放了一把火，把诸子百家的书全烧了，还把四百多位儒生、方士活埋。没过几年，曾经强盛一时的大秦帝国就“土崩瓦解”了。
到汉武帝时，采取了一种比较温和的办法，就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用儒家思想来一统天下。从此，诸子百家都不复存在了，只剩下一个儒家。到了隋朝，专制统治者做得更绝，建立了科举制度。要想做官，不仅要接受儒家思想，还得熟读《四书》、《五经》，才有出路。所以，唐、宋、元、明、清各朝都抬出科举制度来压人。
不过，说到底，儒家思想也只是封建帝王手中的一件“玩物”罢了。例如，孟子曾说过“民为本，社稷次之，君为轻”，明太祖朱元璋读后勃然大怒：“要是他还活着的话，我一定把这个老东西抓来宰了！”可见，那些专制帝王在“骨子里”并非真正信奉儒家思想，而是采取一种“拿来主义”的态度：对他们有用的，就拿过来，加以利用；对他们没用的，抑或有害的，即便是“亚圣”孟子的思想，也要抛弃。
在皇权至上的时代，专制帝王们压制异端思想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制造出大量的“文字狱”，使天下读书人在他们的淫威下“服首帖耳”。在这种高压统治下，别说是发表什么“异端思想”，就连在私下里骂一声“狗皇帝”，也要冒很大的风险，搞不好连自己的小命都保不住，还会株连九族（甚至十族）。
所以，一部“文字狱”的血泪史，就是一部中国人思想被压制、被摧残、被阉割的历史，也是一部中国老百姓被愚化的历史。千百年来，为了追求所谓的“长治久安”，一代又一代的统治者千方百计地压制各种异端思想，听不进任何“逆耳忠言”。即便是圣明的唐太宗李世民，有时也听不进那个忠心耿耿的魏征的劝谏。有一次，在与魏征吵架后，他甚至告诉大老婆——长孙皇后：“我真恨不得把这个乡巴佬活活宰掉才好！”幸亏长孙皇后比较贤明，非但没有落井下石，反而用好言好语劝解唐太宗，魏征这才没有人头落地，成为“刀下鬼”！
“文字狱”的牺牲品：再说“焚书坑儒”
在中国5000年的文明史上，焚书坑儒可以说是最大的“国耻”，也是皇权专制国家制造出来的最大的悲剧！
皇权社会里，中国人擅长的是“破旧立新”，经常把已经存在的文明消灭得干干净净，再“白手起家”，建立新文明，这是他们特有的一种思维方式。秦始皇焚书坑儒，“破天荒”地将这一思路付诸实施，并传给后人。
焚书运动，起源于秦始皇三十四年（公元前213年）博士淳于越与丞相李斯之间的一场辩论，这是士大夫与封建官僚之间的一场大辩论。这场辩论表面上是围绕着“分封制”进行的，但核心问题主要有两个：文化可不可以传承？士大夫可不可以议论朝政？也许，历史早已在冥冥中决定，这场辩论将对中国未来的历史走向起到巨大的作用。
关于这两个问题，西方早已解决了，而中国人经历了二千多年的苦苦探索，一直没有找到正确答案。
下面，我们先来看第一个问题。淳于越认为，从来没有听说过不“师法古人”而能长久的制度。对此，李斯“振振有词”地说：三皇五帝各不相同，夏、商、周也是各有自己的制度，并不存在“师法古人”的问题。
关于第二个问题，李斯“声色俱厉”地指出，不能允许士大夫们入朝时心里指责，出朝后街谈巷议；为了维护专制帝王的尊严，就必须堵住天下人的嘴。
最后，在秦始皇面前，淳于越只一个回合就败下阵来。还没有经过充分的讨论，嬴政就“一锤定音”，天下的书籍大多被焚毁。这实在是令人不可思议，经过几千年、多少代人辛辛苦苦地积累起来的文明成果就这样被付之一炬，不得不从头再来。从此，文明的延续成为中国社会发展和进步的一个“老大难”的问题。
也许有人认为，在秦朝统一中国后，实行郡县制，加强思想统一，有其历史必然性。这种说法似是而非，并不足以支持秦始皇的武断和孟浪。几千年来，中国一直是一个地域辽阔、人口众多的大国，究竟是采用郡县制还是分封制？这个问题其实大有“商榷”的余地。可是，秦始皇不容许别人提出不同意见，就悍然下达了“焚书令”。
至于坑儒，既是焚书的继续，又是焚书的必然结果。因为侯生、卢生说了一些对他不满的话，并离他而去，秦始皇就勃然大怒，非要彻底追查此事不可。最后，他让御史开了一个“黑名单”，将四百六十多人全部活埋。为此，嬴政的长子扶苏专门进谏，恳请父皇“三思而行”，却被发配到边境，去监督蒙恬的军队。结果，秦始皇一死，扶苏就被赵高假传“圣旨”害死。
在这之前，哪怕是再残暴的专制统治者，也没有像秦始皇那样彻底地毁灭古代文明，把老百姓的嘴巴封得“严严实实”，人民还是有一点言论自由。为什么要坑儒？嬴政的真正目的是“杀鸡给猴看”，以酷刑震慑天下读书人，“诛”读书人之心，以儆效尤。试想一下，四百多人同时被活埋，那是什么场景，也真够惨烈的。从今以后，谁还敢乱说话，议论朝政？
在这个问题上，李斯起到了非常恶劣的作用。作为专制皇帝的“鹰犬”，李斯担心读书人议论朝政，会使人心不安，对皇权专制国家不利，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可是，仅仅因为这个，就要将古代的书籍全部焚毁，那也太过分了，实在是让人难以理解：难道扫除了古代文化，人们就不会议论朝政，对专制皇权不满了吗？这是什么道理！
所以，李斯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号投机家”，他的这个“馊主意”并非出于自己的学识和良知，而是出于他那肮脏的心理和卑鄙的目的。结果，李斯的意见正中嬴政的“下怀”他立即付诸实施。要是嬴政不采纳这个“馊主意”，或许大秦帝国还能够多“苟延残喘”一些日子。不幸的是，秦始皇偏偏采纳了李斯的建议，铲除古代文明，禁锢思想，堵塞言路，确立了一种“彻头彻尾”的高压统治，最终导致秦朝迅速崩溃。
翻一翻世界各国的历史，就可以发现一条“铁律”：即使是再专制的社会，也要留一些“出气口”，给人们一点点发言权，否则就会造成一种“高压效应”。在最黑暗的中世纪，西方学者们虽然不能公开地议论国政，但还是可以悄悄地做自己的学问，统治者也就只当没看见，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无论是多么强大的统治者，他们也没有力量实行“彻头彻尾”的专制统治，将社会的方方面面都管得“严严实实”。所以，“焚书坑儒”绝对是一个“下下之策”，只会引发强大的反作用力，反过来冲击皇权专制体制。李斯是一个聪明人，他不可能不明白这个道理，但是权势压倒一切，蒙蔽了他的眼睛，导致他只为自己打算，不考虑大秦王朝和皇权专制国家的长远利益。
至于李斯提出的“以吏为师”的主张，更是恶毒无比。从孔子开始，中国就有私人办学的传统，李斯此举纯粹是大开“历史倒车”，其结果与“焚书坑儒”殊途同归，导致了“高压效应”。可惜的是，后来的专制帝王大多把李斯的这句话奉为“金玉良言”，不遗余力地推行，根本不允许知识分子有自己独立的思想和组织，总是千方百计地压制天下读书人，迫使他们依附于专制皇权。
有意思的是，中国历史偏偏与嬴政、李斯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那些被秦始皇弃如撇履，下令焚毁的“书”，恰恰成为此后各个朝代的统治依据，成为被后人奉为“圭皋”的道统；那些被坑杀的“儒生”，偏偏帮助历代帝王巩固江山，不仅不能“坑”，还要奉为上宾。当然，后来的儒生也逐渐学乖了，不再像淳于越那样动不动就露出“反骨”，而是生出了“媚骨”：阿谀奉迎，无所不用其极。
这从一个侧面说明，秦朝之所以迅速灭亡，最主要的原因就是“焚书坑儒”，其他都是次要的。即便是从皇权专制国家的长远利益出发，“焚书坑儒”也是一个最笨的办法。到最后，秦朝政府越来越孤立，仅仅依靠李斯、赵高等一小撮人为其撑腰，仅凭赤裸裸的暴政来维持统治，这样的王朝当然难以持久。
许多人都知道，在研究历史时，要历史地看问题。众所周知，秦始皇统一中国，厥功至伟，这是无可否认的。不过，即便是历史地看问题，“焚书坑儒”也是一个“不可饶恕”的错误。与西方相比，中国古代文明显然缺乏民主的胚芽。经过“焚书坑儒”，秦始皇对人民进行高压统治，他为老百姓制造了一个“牢笼”，不允许人民“越雷池一步”，专制皇权也变得空前的畸形、残暴，充满了血腥气息。其实，这样的皇权专制统治没有丝毫“进步性”可言！
“文字狱”的牺牲品：“文字狱大师”朱元璋
明太祖朱元璋，是明朝的开国皇帝。他的出身不好，家里很穷，父母、兄长早亡。所以，他先是替人打零工，后来又当了和尚。在和尚庙被红巾军烧毁后，朱元璋无路可走，只好去投奔红巾军，一步一步地往上爬，竟然坐上了皇帝的宝座。
可是，由于朱元璋出身低下，文化水平不高，学历又不够，导致他在内心深处有一种很强烈的“自卑感”。所以，他对臣下的言辞格外敏感，导致了无数的文字狱，中国的皇权专制统治也因此而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峰！
过去，朱元璋曾经当过和尚，而和尚的一个最明显特征就是“光头”。所以，在当上皇帝以后，朱元璋对“僧”、“光”、“秃”之类的字眼特别反感。此外，朱元璋又是从红巾军起家，而红巾军向来被地主、官僚们骂作“贼”。于是，朱元璋不只是恨“贼”字，就连声音与“贼”相似的“则”字也一并在厌恶之列。
明朝初年，朱元璋规定：凡是遇到正旦（岁首）、冬至、万寿圣节（皇帝生日）等节日，以及册立皇太子、皇太孙等庆典，各级官府必须上表、笺祝贺。这些表、笺主要是由官府的训导、学正之类的官员写成的，本来是“官样文章”，反正都是一些阿谀奉承之词，谁也不会在意。
谁知道，细心的朱元璋竟然对这个特别计较，总是戴着“有色眼镜”去阅读。因为他读书不多，文化水平不高，所以朱元璋对字音、字义、用典也不大明白。于是，这些“官样文章”经他一读，就都成了语含讥讽的文章，许多训导、学正都成了他的“刀下之鬼”（据说，逃过此难的只有蒲州学正张某）。下面，请读者诸君看一看朱元璋的“光荣榜”：
有一次，河南府尉氏县教谕许元为本府作《万寿贺表》，其中有“体干法坤，藻饰太平”八个字，被朱元璋读成“发髡”（等于骂他是“秃驴”），而“藻饰太平”就是“早失太平”，所以许元全家都被抄斩。
陈州训导周冕曾作《万寿贺表》，内有“寿域千秋”一语，本来这是一个美好的词句。可是，朱元璋竟把“寿”附会为“兽”，又不认识“域”字，把“域”读为“或”字，而“或”字又和“祸”字同音，于是周冕也难逃一死。
在德安县训导吴宪所作的《贺立皇太孙表》中，有“天下有道，望拜青门”的话。结果，朱元璋认为“有道”就是“有盗”，“青门”自然是和尚庙了，这可就犯了他的大忌。所以，他立即下令将吴宪全家一概处死。
当时，北平府学训导林伯瑾写了一份《贺冬节表》，内有“垂子孙而作则”一句，本来是歌颂朱元璋不仅自己，就连他的子孙都是世人的楷模。没想到，明太祖竟然把“则”字附会为“贼”字。最后，林伯瑾“拍马屁拍到了马腿上”，也掉了脑袋。
由于朱元璋杀的人太多了，可把主管此事的礼部官员吓坏了，苦苦哀求他降一道表章，让天下臣民有章可循。洪武二十九年（1396年），“圣明仁慈”的明太祖终于动了“菩萨心肠”，命翰林学士刘三吾起草了一份《庆贺谢恩表笺程式》，颁布全国。从此，对于这一类“官样文章”，大小官僚只要填上官衔、姓名就可以了。可见，在朱元璋的皇权专制统治下，臣子们想要“安安稳稳”地做一个“奴才”都很困难，竟然要用无数“奴才”的鲜血来交换！ 退隐山林，以保全性命
几千年来，中国古代文人的最高追求就是十年寒窗苦读，“达则兼济天下”，青史留名；“穷则独善其身”，退隐山林。这种浪漫的理想，是中国传统文人延续了几千年的梦，已经深深地植根于读书人的人生观中，左右着无数读书人的命运。
可是，随着皇权专制统治的加强，专制主义的魔爪几乎是无处不在，读书人即使想独善其身，远离“权力场”这个大染缸，也很困难。所以，对中国古代的读书人来说，隐居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需要有顽强的毅力和忍耐精神。
顾宪成“金盆洗手”
顾宪成（1550～1612年），字叔时，号泾阳，江苏无锡人。万历八年（1580年），他以二甲第二名考中进士，出任户部主事。初涉权力场，他就锋芒毕露，竟然对权臣张居正不满，还写信给内阁次辅申时行，怂恿他站出来“匡救”时事。
当张居正病重时，文武百官纷纷为他祈祷。对于这种阿谀奉承，顾宪成感到羞耻，从不参与。一些同僚见了，都为他捏把汗，就代他在一封给张居正的“慰问信”上签名。不料，顾宪成知道后，急忙赶去把自己的名字抹掉。在这一点上，他的人品固然令人钦佩，却与当时的官场“格格不入”。
后来，万历帝不喜欢长子朱常洛，想立次子福王（他母亲是宠妃郑贵妃）为太子，结果遭到了群臣的反对。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考功员外郎顾宪成带头上书，建议立朱常洛为太子，触怒了万历皇帝，被革职为民。不久，他弟弟顾允成、朋友高攀龙也先后脱离权力场，回到无锡。
顾宪成兄弟和高攀龙等人都是生性比较豁达的人，一旦脱离权力场，他们就像出了笼的鸟儿一样，可以自由翱翔。于是，他们就将恼人的政治抛到一边，在一起讲求学问，显现出所未前有的洒脱。
因为顾氏兄弟的名声很大，学问又做得好，所以当地的士子们纷纷前来求教。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顾氏兄弟建造了“同人堂”，与士子们一起探讨学问。没多久，因为前来向他求教的人实在是太多了，同人堂又显得过于狭窄，所以，顾宪成就有意恢复宋朝人杨时在无锡城东创办的“东林书院”。
在征得当地官府的同意后，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顾宪成等人修缮了杨时的祠堂，又和一批同仁一起捐资重建精舍，这就是“名噪一时”的东林书院。
对于当时盛行的“阳明心学”，顾宪成有颇多微词，意欲拨乱反正，光大程朱理学。所以，在为东林书院草拟的《院规》中，他遵循朱熹白鹿洞书院的《学规》，制定了四要、二惑、九损，其核心就在于“尊经”——尊重儒家经典，反对空谈。可见，顾宪成创办东林书院的宗旨是：正本清源，使天下读书人信奉程朱理学，不为异端邪说（主要是“阳明心学”）所迷惑。
至于东林书院的日常功课以及他们的议论焦点，并不是时政，而是学术，这一点在《东林会约》中有明确规定：
“每会推一人为主，主说《四书》一章，此外有问则问，有商量则商量。凡在会中，各虚怀以听，即有所见，须俟两下讲论完毕，更端呈请，不必搀乱。”
显然，他们聚在一起，主要是读《四书》，交流自己的学习体会。在为弟弟顾允成写的《小传》中，顾宪成也提到东林书院的日常活动：
“每岁一大会，每月一小会，弟进而讲于堂，持论侃侃，远必称孔孟，近必称周程，有新奇险怪之说者，辄愀然改容，辞而却之。”
由此可见，备受后人瞩目的东林讲会，并不像某些人想象的那样群情激昂地抨击时政，而是在一起研讨《四书》，从孔孟一直谈到程朱。顾宪成去世后，主持书院的高攀龙、吴觐华继续坚持这一原则，再三强调：“东林之教原本程朱，以穷理致知”。
至于个中的缘由，不言自明。原来，顾宪成等人下野后，对于权力场上的纷争早已厌倦，所以，在回乡后，他们以创办东林书院来寄托心志，只谈学问、莫谈国事似乎已经成为他们的行为准则。万历三十六年（1608年），朝廷曾命顾宪成出山，担任南京光禄寺少卿。对此，顾宪成毫不动心，立即写了一份辞呈，强调自己早已不问朝政：
“入山唯恐不深，入林唯恐不密，恝然置安危理乱于不问，以自便其身。”
这是顾宪成当时心态的真实写照，他早就把自己看作一个“桃花源”中人，对官场已经丝毫不感兴趣了。
第二年，在给好友李三才的信中，顾宪成再次说明自己辞官不做的原因，表示自己要专心办好东林书院，优游于林间水下，不再过问朝政：
“东林之社是弟书生腐肠未断处，幸一二同志不我弃，欣然其事，相与日切月磨于其中。年来声气之孚渐多应求，庶几可冀之以补缉桑榆，无虚此生，一旦委而弃之，既有所不忍。凭轼而观，时局千难万难，必大才如丈（指李三才），卓识如丈，全副精神如丈，方有斡旋之望。如弟仅仅可于水间林下藏拙耳，出而驰驱世路，必至偾事。”
所以，在亲手制定的《东林书院院规》里，顾宪成谆谆告诫书院同仁：不许“评有司短长”、“议乡井曲直”。意思是，不得评论朝廷的官员以及地方政治。他的后继者吴觐华更是明确规定：“学问二字原不尚议论”；“自今谈经论道外，凡朝廷之上、郡邑之间是非得失，一切有闻不谈，有问不答，一味勤修讲学”。
凡此种种，都说明东林书院最多只是一个“学术团体”，只是为学问而学问，竭力远离政治纷争。可是，清朝人在编写《明史》时，竟然给东林书院戴上了一顶“（在）讲习之余往往讽议朝政，裁量人物”的“高帽子”，从而误导了后人，以至于一些人把东林书院误解为议论时政的讲坛。对此，美国学者贺凯“一针见血”地指出：
“明末东林运动的失败，代表传统儒家价值观念与现实恶劣政治势力斗争的一个典型，他们是一支重整道德的十字军，但不是一个改革政治的士大夫团体。”
不过，虽然顾宪成以“桃花源中人”自居，在东林书院潜心学问，不再过问时政，但是“树欲静而风不止”，政治还是找上了他，麻烦恰恰来自他的好友李三才。
李三才，是明朝后期罕见的“干才”。早在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他就以都察院右佥都御史的身份先后出任漕运总督、凤阳巡抚，政绩卓著。万历三十六年（1608年），内阁大学士朱赓病逝，补充阁员成为朝廷的“当务之急”。这时，一些官员认为，李三才是一个“理想”的阁员人选。
可是，朝廷里派系林立，互相倾轧，李三才这种既有声望又有才干的封疆大吏，当然不受某些权贵的欢迎。为了阻止他入阁，内阁大学士李廷机指使工部郎中邵辅忠出面弹劾李三才，无中生有地给李三才勾画出一副“贪官”的嘴脸，并将这个问题“上纲上线”：
“一时只知有（李）三才，不知有陛下，主上势孤，党与日甚。”
同时，御史徐兆魁也跳出来，在“结党营私”的问题上大做文章，“含沙射影”地指出：李三才背后有一个“党”，而且这个“党”就是“藉道学为名”的东林书院。
这么一来，早已退出江湖的顾宪成不得不出面为李三才辩白。为此，他曾给内阁首辅叶向高、吏部尚书孙丕扬写信：“（李）三才至廉至淡漠，勤学力行，为古淳儒，当行勘以服诸臣心”，希望他们能够查明真相，秉公处理。不料，这些信件竟然被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刊载在邸报（政府公报）上，引发了一场轩然大波。那些反对派以为抓住了“把柄”，纷纷攻击东林书院“遥执朝政”。
这真是大大出乎顾宪成的意料！他之所以写这些信，只是出于与李三才的深厚友情，不愿看到挚友落难，并没有别的意思。顾宪成大概是在“桃花源”里生活得太久了，实在是书生气太足了。过去，在权力场上，他就是特立独行；如今，他已经是一个在野人士了，依然对政治的险恶估计不足，导致事态越来越大，对李三才和东林书院的攻击也越来越升级。
古人云，“官场如战场”，政治斗争的险恶实在是难以预料，不仅李三才陷入了危机，就连顾宪成和东林书院也受到了牵连。一些别有用心的人乘机把李三才和顾宪成“挂钩”，并给他们扣上了一顶“大帽子”——“东林党”。
到了万历四十年（1612年）五月，在政敌的一片指责和诽谤声中，顾宪成不幸与世长辞。
此后，对东林书院的攻击越来越“上纲上线”，有人竟然给它扣上了一顶“大帽子”，说它是“遥制国是”的一个“党”。例如，御史田一甲宣称：东林书院“以道学之名号召天下”，“以故李三才、王元翰等一入其党，而贪可为廉；黄克赞、史继偕等不入其党，而贤可以为不肖”。在田一甲的眼里，东林书院不但是“党”，还有严密的组织关系：“入党”？“不入党”？真是荒唐之极！顾宪成到底何时“建党”？李三才等人又何时“入党”？
到了天启年间，魏忠贤专权，对东林书院的迫害更是变本加厉。当时，魏忠贤的亲信王绍徽炮制了一本《东林点将录》，公然将李三才列为“东林党”的第一号人物，其地位相当于梁山上的晁盖，“开山元帅托塔天王南京户部尚书李三才”，又把与东林书院有关的人，以及它的同情者全部网罗进去，毫不留情地镇压，上演了一幕幕人间悲剧！
最后，天启五年（1625年），由官方出面，将东林书院彻底捣毁。
至此，在明朝历史上曾经轰动一时的东林书院，前后只存在了短短的21年时间就毁于皇权专制国家的暴力之手，真是让人唏嘘不已！
“人来疯”尹嘉铨
这个故事的“主人公”名叫尹嘉铨，是一位道学先生，他专门讲授《朱子集注》，在当时已经是“小有名气”，官也做到了大理寺卿（相当于最高法院院长）。按说，做官能熬到这个位子上，已经可以了。可是，人就是这样贪心：在缺钱时，物质欲望特别强烈；有了钱以后，权力欲望又会上升；而在官瘾、钱瘾都满足以后，求名的欲望就会浓厚起来，最好是能“举世闻名”。
小孩子有时会说一些疯话，希望大人注意他，这恐怕是“初级阶段”的求名。至于成年人的“人来疯”，或者是故意装疯卖傻，或者是唱唱反调，或者是故作惊人之语。总之，为了求名，自己炒作自己，企图引起别人的注意。这事一点也不奇怪，至少在中国文坛，大家早就司空见惯了。
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尹嘉铨退休后，回到老家——直隶博野县时，已经是一名非常“体面”的乡绅了。按理说，他该在家享享清福了吧！可他却不甘于寂寞，因为“名”这个东西就好比是海洛因，一染上就没救了，甚至连死后墓志铭怎么写，都要斟酌再三，这就是求名的欲望在作怪！
最后，在名的诱惑和驱使下，尹嘉铨竟然做出了一件让乾隆皇帝“大为光火”的事情。
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四月，乾隆西巡五台山，驻跸保定。这时，尹嘉铨再也按捺不住自己的名欲了：这样的接驾盛典，又近在咫尺，乾隆怎么会忘记自己这个老臣呢？所以，他就像一只热锅上的蚂蚁，时常站在村口，向北眺望，看看会不会突然传来一道圣旨，传召他入觐。这位道学先生就一直站在村口，左等不来，右等不到，真是“心急如焚”啊！直到后来，他才想通了：那些地方官们才不愿意他出场，分享一份“皇恩”呢！
按说，博野县离保定府也很近，这位尹老先生完全可以自己去求见皇帝，尽一份老臣“护驾”之心，估计乾隆也会体恤他这一片“犬马之情”，不会一顿乱棍把他打出来；或者是采取“鸵鸟政策”，死心塌地在家呆着，只当没有这回事，也就不会出问题了。
但是，这位尹老先生偏偏做不到，在家里坐立不安。看来，他很可能得了一种“多动症”。根据现代医学的原理，这种病的患者往往具有很大的冲动性，做事经常不加思考，至于后果更是想也不想。
最后，尹嘉铨灵机一动，想出了为自己已经入土的老父亲——尹会一“添光加彩”的主意：一是请皇帝赐谥号；二是让父亲从祀文庙。如果皇上恩准，自己既当上了孝子，又可以大出风头，在父老乡亲面前露一露脸。所以，天刚蒙蒙亮，他就把大儿子叫了起来，命他火速前往保定府，呈上一份请谥的奏折。谁知，尹嘉铨不仅好梦破灭，还招来一场杀身大祸。直到被押赴刑场，他才后悔自己这一回的“人来疯”实在是玩得太过分了。
作为一个前任大理寺卿，尹嘉铨不可能不知道：此前，乾隆已经处理了已故江苏举人徐述夔的诗歌案子，这件案子涉及到许多人，还有很重要的高层人士。不过，他当时忙着讨小老婆，竟然忽略了这件大案。
尹嘉铨如果不是名欲熏心，就应该从徐述夔的案子里吸取教训：对于这些高级知识分子，乾隆是相当瞧不起的；如果他们妄自尊大、不安分，那就更是不可“饶恕”的了。
可是，尹嘉铨非但不以此为鉴，反而根本不当一回事，好像乾隆就是他的老朋友，皇帝都到了保定，他竟然只打发大儿子去看看。所以，一看到奏折，乾隆就恼了：“你尹嘉铨是什么东西，竟然派你儿子来，如此不将朕放在眼里，简直是混账之极！”于是，乾隆提起朱笔，在奏折上批道：
“与谥乃国家定典，岂可妄求？此奏本当交部治罪，念汝为父私情，姑免之。若再不安分家居，汝罪不可逭（赦免）矣！”
按说，乾隆的话够严厉了，要是换了别人，恐怕早就吓死了。但是，尹嘉铨名欲熏心，又派儿子送来一道奏折，请求皇上恩准他父亲从祀文庙。结果，这一回可真是闯出了大祸。
乾隆看后，顿时火冒三丈：“尹嘉铨竟敢大肆狂吠，不可恕矣！”
在皇权社会里，皇帝都说出这样的话了，尹嘉铨的脑袋还能保得住吗？
当时，内阁大学士三宝奉命审理此案，此人的审案手法有点特别：先从“私生活”入手，把尹嘉铨斗臭、斗倒，逼他自己骂自己。
对这位尹老先生最具杀伤力的攻击手段，就是弹劾他竟然强娶“烈女”为小老婆。结果，正中要害，尹嘉铨一边打自己的嘴巴，一边痛骂自己寡廉鲜耻，欺世盗名，是假道学、伪君子。然后，三宝得意地给他定罪：“请旨将尹嘉铨照‘大逆律’凌迟处死”。什么是“凌迟”？就是刽子手将犯人一刀一刀地活剐3000次后，才让他死，那可是中国最残酷的刑罚。
最后，还是乾隆“宽宏大量”，没有让他承受凌迟之罪，改为“绞立决”，恩准他痛快地死亡。看来，为自己的这次“人来疯”，尹嘉铨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写到这里，我不禁为今天的人庆幸！要是自己早生300年，生活在皇权专制时代，恐怕就不能活得这么逍遥、快活和自在了！ “绝对权力”法则——中国皇权社会的生存密码
引 言：中国古代皇权国家的形成
唐朝大诗人杜牧云：
“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复哀后人也。”
几千年来，中国历史的发展就像陀螺一样运动，不停地旋转，一圈又一圈，周而复始。在这种周期性的历史运动背后，似乎有某种“超稳定”的东西始终保持不变，也就是杜牧所说的“后人复哀后人”！这种恒定的东西，可以视为一种规律，它有一个专有名词——“历史定律”。
进入20世纪，我们经常可以看到：不同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出发，针对不同的历史事实，在阐释不同的历史定律。例如：黄炎培的“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定律，吴思的“血酬定律”，秦晖的“黄宗羲定律”，柏杨的“王朝瓶颈定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定律，“成王败寇”定律，“兔死狗烹”定律，“家族盛衰循环定律”，等等。
当然，这些说法是否都能够称为“历史定律”，也是大有疑问的。但是，在中国历史上，的确有那么一些东西在反复上演，呈现出某种规律性。现在，大家之所以对历史定律这么感兴趣，议论纷纷，就是想走出历史的怪圈，打破中国历史上那些亘古不变的东西，彻底摆脱那种“后人复哀后人”的痛苦，不让历史的悲剧重演！
笔者认为，自秦朝以来，中国封建社会就是一个以专制皇权为中心的社会（可以称之为“皇权社会”）。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揭开“皇权社会”的面纱，看一看它的“庐山真面目”！
公元前221年，经过长达十年的兼并战争，秦始皇终于消灭了东方六国，把中央集权制度推向全国，建立了一个以专制皇权为核心的新型国家（我们称之为“皇权国家”）。有史以来，如此广大的土地和众多的人民第一次被置于一个政权（准确地说是一个人）的统治之下。从此，“皇权国家”开始在中华大地上生根、成长，中国也进入了一个崭新的“皇权社会”。
虽然秦朝由于过分专制、残暴，在历史上只存在了15年便土崩瓦解了，可是，“秦亡，而秦法未败”，此后历代王朝在政体上无不继承了秦朝的制度，皇权专制遂成为中国政治文化的一大传统，并在中国历史上延续了二千多年！
那么，这种皇权专制制度究竟是如何产生的？在历史上，任何一种制度都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出现的。实际上，秦始皇建立的这种制度已经是一种比较完备的制度了，在此之前它有一个漫长的形成过程。
在中国历史上，君主专制可谓“源远流长”，严格地说，它并不是从秦始皇开始的。早在商周时代，中国虽然仍处于早期国家阶段，但国家机器已经具有浓厚的专制色彩，国王的权力就已经很大了。在《尚书》里，保存了一些国王的诰命，透过这些诰命，我们可以发现：这些君主大多摆出一副专断、独裁的嘴脸，全国臣民（包括贵族）都要绝对服从他的旨意。例如，商王盘庚准备将国都迁往殷，许多人留恋放土，不愿迁都。这时，盘庚就发出了严厉的威胁：如果谁胆敢违抗王命，不仅自己性命难保，就连子孙后代也要遭殃！可见，商王已经拥有很大的权威，君臣之间的关系已经与原始的民主政治相去甚远。
1． 血缘宗法关系——君主专制的“生长点”
众所周知，在中国历史上，血缘宗法关系和宗族组织曾经长期存在。在原始社会末期，当阶级矛盾日益尖锐，从而使国家成为一种社会需要时，原有的氏族组织依然存在，只是在功能上进行了一些调整，就开始履行国家机器的职能，即由原来的氏族组织转变为国家机器。
例如，在进入阶级社会后，支撑着商朝政府的社会支柱就是商族内的各个商人宗族（特别是同姓宗族），血缘纽带并没有被切断；在很大程度上，王朝的社会组织结构与商族共同体内的宗族组织是统一的。
商朝灭亡以后，西周实行“宗法分封制”，情况更为典型。在这一制度下，周王自为大宗，以分封出去的各国诸侯为小宗；诸侯又在其所辖封域内分封子弟、亲属、功臣为卿大夫；受封的卿大夫又依法炮制，建立“侧室”或“分族”，最终形成了一个“天子建国，诸侯立家，卿置侧室，大夫有贰宗”的体制。
当时，卿大夫以邑为家，诸侯以国为家，天子以天下为家。周天子与诸侯、诸侯与卿大夫、卿大夫与士的关系，一方面固然是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另一方面也是血缘宗族关系。在中国早期国家的形成过程中，血缘宗族组织非但没有受到破坏，反而和国家政权结合，政权与族权、君统与宗统结合，而君主专制制度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源于这种血缘宗族关系。
在中国古代，长期实行的是父权家长制。“父”字，《说文解字》云：“矩也，家长率教者，从又举杖”，这个字本身就含有“统治”和“权力”的意思。在父权家长制下，祖、父（通常是社会地位比较高的贵族）是本家族的首脑，一切权力都集中在他的手中，在家族内享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和权力，即所谓“家无二主，尊无二上”，整个家族都处于他的绝对权力之下。
所以，在春秋以前，没有独立的、具有自我意识的“人”，有的只是许许多多以贵族为家长的家族。作为家族首脑，某个卿大夫要是和另一个卿大夫作对，就是两族作对；一旦他作乱，就会率领全族作乱；如果他出走，就会率领全族出走；倘若他在政治斗争中失败，全族都要遭殃。在家族内部，其他成员对家长要绝对服从；对他们，家长拥有绝对的权力，甚至可以生杀予夺。鲁定公十三年（公元前497年），晋国贵族赵孟子与小宗邯郸午闹矛盾，“赵孟子怒，召午，而囚诸晋阳，……遂杀午。”大宗宗子一生气，对小宗就可以要召就召、要关就关、要杀就杀，可见大宗对小宗权力之大、权威之高。
自古以来，中国的家族关系从来就不是“横向”的，而是“纵向”的，其核心原则是“孝悌”，根本不讲究什么“民主”、“平等”。那么，什么是“孝悌”？按照孔子的说法，“孝悌”就是“无违”，强调家族成员对家长的绝对服从，而非维护家族内部每个成员的民主权利和人人平等；就其内涵来说，当然是属于专制的范畴。所以，历代帝王经常把君臣关系和父子关系并列，要求天下臣民像侍奉“父亲”一样事奉君主，对君主绝对服从。
可见，中国古代国家之所以会走上君主专制的道路，与这种父权家长制血缘宗族有着密切的联系。在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历代王朝都强调“一人之天下”、“一姓之天下”，皇帝把自己当作整个国家的大家长，其他人都是他的“子民”，正所谓“家天下”，国家成了皇帝及其一家一姓的“专利”，其他人不得染指。
2． 战争——君主专制的“催化剂”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在古人的眼里，战争与宗族祭祀一样重要。在君主专制制度产生的过程中，战争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
自从私有制产生以后，人们对财产的占有欲也就随之而来。司马迁有一句名言：“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这句话反映了人们追逐自己利益的共同心态。但是，在生产力水平十分低下的情况下，可供剥削的剩余产品非常有限，要想扩大自己的财富，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占有更多的土地和人口。于是，利用暴力直接掠夺其他国家和部落的财富、土地、人民，就成为积累财富的一条“终南捷径”，经常性的征服、屠杀、掠夺，以及随之而来的奴役、压迫和剥夺，就成为那个时代的基本动向。
只要稍微回顾一下中国历史，我们就不难发现：国家的形成、王朝的建立，都伴随着劫掠、战争和征服。例如，商朝原本是一个只有“七十里”的小邦国，商汤时开始对外扩张，“一征自葛始”，把葛国的土地、人民、财物全部占为己有。从此，商汤“十一征而天下无敌”，最后推翻夏朝，建立了一个“邦畿千里”的商朝。在这一点上，西周也不例外。“（周）文王以百里始”，直到灭商时，周武王仍自称“小邦周”。但是，在武王灭商、周公东征后，一个比商朝更为庞大的国家——周朝建立起来。总之，商、周国家都是军事征服的产物。
这种在征服过程中产生的王朝，很容易走上君主专制的道路。对于“王”字，林沄先生曾作过一番考证，发现：“王”字本为斧钺之形，而斧钺又是古代军事统帅的象征；用象征军事统帅的斧钺来构成“王”字，说明“中国古代世袭而拥有最高行政权力的王，也是以军事首长为其前身的”。
那么，军事首长为什么容易演变为君主专制政体下的“王”呢？
首先，这是由军队自身的特殊性决定的。在军事行动中，形势瞬息万变，只有步调一致、绝对服从指挥，才可能战胜对手、夺取胜利。所以，中国人有一句名言：“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在军队内部，讲究的是命令、权威和服从，而不是个人自由或不同意见。对不服从军令者，军事首长会毫不留情，不惜用死刑来制裁，以保证统一意志的贯彻。古人之所以要以斧钺作为军事统帅的象征，就因为斧钺不仅是一种兵器，更是一种执行死刑的刑具。特别是，在对外冲突不断、战争日益频繁的情况下，军事首长当然享有很高的权威。
其次，当时财富的扩张主要是靠军事行动来获取，而对于被征服人民的统治、剥削和掠夺也主要是要靠军队来保证，作为给整个部族带来安全和利益的军事首长，势必拥有更大的权力。所以，军事首长的权力很容易转化为君主专制下的王权；在对外战争和征服过程中产生的国家，很容易向君主专制的国家转化。
纵观中国古代历史，几千年来，一直是战、战、战，杀、杀、杀，充斥着军事争夺和武力杀伐。没有哪个王朝不是靠刀剑砍出来的、杀出来的，诚如汉高祖刘邦所云，是“马上得天下”。
3． 皇权国家体制的建立
在西周时，实行的是一种“宗法分封制”。按照宗法分封制的原则，作为大宗的臣属，小宗对大宗必须服从，而他的大宗又是更上一级大宗的小宗，对于上级大宗也必须服从。这样一来，层层服从，最后都服从于作为“天下大宗”的周天子，从而构成了一个从上到下的金字塔型统治序列，这就是分封制下的国家结构。
只要仔细观察，我们就会发现：这种体制本身存在着一个“致命”的缺陷。在宗法分封制下，君主对臣属要“胙之土而命之氏”，臣属可以得到封土、民众，建立自己的宗族政权。对周天子，这些受封者是小宗；但在自己的宗族内部，他们又是大宗，享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在本宗族里，一切成员都必须臣服于大宗，而不得臣服于其他任何人（包括大宗的大宗，甚至周天子），套一句西方的名言，就是：“主人的主人不是我的主人。”
在春秋时，各国的卿大夫都是由国君分封的贵族，当然是以诸侯作为自己的大宗。可是，一旦某个卿大夫被分封，就意味着一个宗族从国君的手中分离了出去。在这个新产生的宗族里，卿大夫（而非国君）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威，而这个宗族也只服从卿大夫（即自己的大宗），只把卿大夫当作自己的主人，哪怕是主人的“顶头上司”——国君，也不能直接指挥他们。
有一次，齐国大夫崔杼设计将齐庄公骗进自己家里，然后派家臣去杀他。这时，齐庄公哀求他们放自己一条生路。面对“一国之君”——齐庄公，崔氏的家臣们却是“义正词严”：
“君之臣杼疾病，不能听命，近于公宫，陪臣干掫有淫者，不知二命！”
意思是，我们的主人崔杼虽然是你的臣属，有义务听从你的命令，但他现在生病了，不在这里，我们只能服从自己主人的命令。最后，齐庄公还是难逃一死！
这个事例，生动地揭示了“宗法分封制”的内在矛盾。在这一体制下，周天子、诸侯（甚至卿大夫）都成了君主，各级受封贵族具有一种“亦臣亦君”的二元政治人格，往往出现这样一种“悖论”：在理论上，是“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人人都要服从周天子；在政治实践中，具体到每个“小宗”宗族的内部，其成员只服从自己的大宗，而不是诸侯国国君，更不是周天子。于是，作为臣子的下级领主也就有了不服从，甚至反抗自己君上的实力，最终会对上一级君主构成威胁（这种威胁也许是潜在的）。正因为如此，在分封制下，中央政府的权威不断下移，许多诸侯一旦羽翼丰满，就不去朝见周天子，周天子也无可奈何。总之，要想提高天子的权威，真正实现天下“定于一尊”，就必须突破旧的“宗法分封制”！
在春秋中期以后，情况发生了变化。当时，秦、楚、晋等国不再把兼并来的土地、民众分封出去，而是陆续设立县、郡，作为自己的直辖领地，直接任命官吏去管理。这些官吏与分封出去的“小宗”不同，他们没有自己的宗庙，不能自成一宗，更不可能像以前的受封者那样拥有封土。所以，他们也就失去了闹独立的“一亩三分地”，其命运都掌握在君主之手，君主的权威得到了很大提高。
特别是，进入战国以后，各国相继加强中央集权，推广郡县制，这种君主集权的形式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当时，各国虽然在不同程度上保留了封君制，但已不同于以往的分封制：封君虽然可以世袭，但他们要服从中央的命令，受到国王派去的“相”的监督，只能“食租税”，不能再独霸一方。此外，各国还实行符玺制度，用符来控制武官，以玺来控制文官；同时实行“上计”制度，对官吏进行考核和奖惩。到了战国后期，各国已经相继建立一种以官僚制度为基础的、区域性的君主专制政体。
春秋战国前后长达550年（公元前770年～公元前221年），是一个大分裂、大动乱的时代，争霸、兼并战争连绵不断。正是在这种剧烈的大动荡中，中华大地经历了一次前所未有的社会整合，在痛苦中新生，最后由西方的秦国完成了统一大业。
随后，在秦始皇的手里，建立了一整套中央集权的皇权国家体制，君主集权达到了空前的高度，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的“皇权国家”诞生了，从而开启了一个崭新的“皇权时代”！ 皇权社会权力三要素之一：军队
几千年来，在皇权国家体制下，军队、法律和哲学堪称“权力三要素”，就好像是三只巨足，共同支撑起专制权力这只沉重的大鼎。
古希腊大科学家阿基米德有一句名言：“只要给我一个支点，我就可以（用一个杠杆）把地球撬起来！”不过，在皇权社会里，真正能够决定国家命运的“杠杆”只能是权力，而权力的“守护神”却是军队。为了保持和夺取更多、更大的权力（特别是皇权），无数英雄豪杰都得向军队这个“守护神”顶礼膜拜，无论他们是否心甘情愿！
在春秋中期以后，情况发生了变化。当时，秦、楚、晋等国不再把兼并来的土地、民众分封出去，而是陆续设立县、郡，作为自己的直辖领地，直接任命官吏去管理。这些官吏与分封出去的“小宗”不同，他们没有自己的宗庙，不能自成一宗，更不可能像以前的受封者那样拥有封土。所以，他们也就失去了闹独立的“一亩三分地”，其命运都掌握在君主之手，君主的权威得到了很大提高。
特别是，进入战国以后，各国相继加强中央集权，推广郡县制，这种君主集权的形式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当时，各国虽然在不同程度上保留了封君制，但已不同于以往的分封制：封君虽然可以世袭，但他们要服从中央的命令，受到国王派去的“相”的监督，只能“食租税”，不能再独霸一方。此外，各国还实行符玺制度，用符来控制武官，以玺来控制文官；同时实行“上计”制度，对官吏进行考核和奖惩。到了战国后期，各国已经相继建立一种以官僚制度为基础的、区域性的君主专制政体。
春秋战国前后长达550年（公元前770年～公元前221年），是一个大分裂、大动乱的时代，争霸、兼并战争连绵不断。正是在这种剧烈的大动荡中，中华大地经历了一次前所未有的社会整合，在痛苦中新生，最后由西方的秦国完成了统一大业。
随后，在秦始皇的手里，建立了一整套中央集权的皇权国家体制，君主集权达到了空前的高度，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的“皇权国家”诞生了，从而开启了一个崭新的“皇权时代”！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这是一句政治真理。军队，历来是国家政权的“命根子”。特别是在皇权专制时代，有了“枪杆子”，就可以指挥“笔杆子”，也就有了一切；不论是名正言顺的政权、好政权，还是来路不正的政权、坏政权，都要靠“枪杆子”的保护才能坐稳位子。所以，在皇权专制体制下，谁的军队多，谁就力量大，谁就可以当皇帝，所以军权掌握在谁的手里至关紧要。
在中国历史上，被后人誉为“千古一帝”的秦始皇是一位出类拔萃的独裁者，他之所以能扫平六国，统一天下，靠的就是强大的军队。秦始皇二十三年（公元前224年），嬴政准备兴兵讨伐南方的楚国。为此，他专门召开了一次“御前会议”，征求几位大将的意见。
一开始，他问老将王翦：“老将军，要讨伐楚国，需要多少兵马？”王翦沉思了一会儿，说：“楚国地广人多，国力强大，非60万人马不可。”嬴政一听，就皱起了眉头，心想：王翦，你这不是让我把所有的军队都交给你吗？万一……
嬴政实在不敢想下去，就回头询问年轻的将领李信：“李将军，你看需要多少人马？”这李信最近立下了不少战功，非常骄傲，他毫不犹豫地答道：“依臣之见，20万人马足矣！”嬴政听后异常兴奋，又不太放心，便追问了一句：“李将军！只需要20万人马？”李信一拍胸脯：“不错，只要20万人马就可以消灭楚国！”
嬴政大喜，之后又叹了一口气：“王将军老矣！还是李将军勇敢可嘉！”于是，他立即拍板：派李信率领20万大军进攻楚国。
没想到，李信一与楚国的“守护神”——楚军交手，就被打得大败。嬴政这才懊悔不迭，急忙亲自登门向王翦道歉，请他出山。最后，架不住嬴政再三恳求，王翦才勉强同意出马，并说：“大王，要讨伐楚国，非60万人马不可。”嬴政无奈，也只好点头同意。
一个月后，王翦率领60万大军出征，嬴政在灞上亲自摆酒送行。一想到自己仅有的60万人马都被王翦带走，嬴政心里十分不安，脸上的肌肉一阵阵痉挛。
这时，王翦摆出一副“卑微”的贪婪神态：“大王！微臣还有一个小小的要求，请您批准！”嬴政一皱眉：“老将军，您还有什么要求？”王翦搓了搓手，嘿嘿一笑：“在咸阳东门外，有几亩薄田和几所房子，请大王赏赐给臣！”说完，他从怀里掏出一张清单，双手呈上。
一听这话，嬴政的心里才稍微放松了一些：“老将军，只要您得胜归来，还怕没有荣华富贵吗？”王翦一摇头：“陛下，臣已经老了，太多的荣华富贵我也享受不了，还是请陛下尽早赏给臣一点田地、房子，让臣安度晚年！”听了这一番“肺腑之言”，嬴政哈哈大笑，就爽快地答应了。
等大军走远了，王翦回头一望：只见嬴政仍然伫立在那里，向他张望；在嬴政身边，虽然也有文武百官拱卫，但那气势怎么也不能同自己身边浩浩荡荡的60万大军相提并论，王翦的心里不禁一抖！
所以，王翦一扎营，就派人赶回咸阳，请求恩赐一座亭园，嬴政也一口答应了。此后，王翦可就“狮子大开口”，不断派人向嬴政请求赏赐：今天是一个宽大的荷花池，明天是一座假山，后天又要一些好看的小鸟儿。
对于王翦的这种“小家子气”，副将蒙武大惑不解。见周围无人，王翦便悄悄地对他解释：“这次，我几乎把秦国的军队都带走了，而大王又是一个多疑的人，他怎么可能放心？现在，我一次又一次地请求赏赐，就是要让大王知道：我贪图的只是一些田地、房屋、亭台、水池，没有什么政治野心，大王才会放心！”蒙武一听，这才恍然大悟，十分佩服王翦。
果然，因为王翦多次请求赏赐，所以嬴政对他非常信任。第二年，在嬴政的全力支持下，王翦就消灭了强大的楚国，秦国统一天下已经是“指日可待”了。
以嬴政的雄才大略，眼见60万大军被王翦带走，尚且忧心忡忡。可见，对于那些专制帝王来说，军队是何等重要！要不是王翦老谋深算，耍了一个小计谋安慰嬴政，赢政迟早会对他产生疑心，王翦非但不能在短时间内消灭楚国，还可能“出师未捷身先死”！
在楚汉相争时，真正决定“鹿死谁手”的，既不是项羽的勇猛，也不是刘邦的狡猾、老练，而是足智多谋又手握重兵的大将韩信。
起初，项羽的实力要比刘邦强大，刘邦是屡战屡败。特别是，在荥阳失守后，刘邦退守广武山，与楚军隔涧对峙，处境很不妙。
这时，韩信已经率领大军平定齐国，派人来见刘邦，要求封他为“假齐王”（即代理齐王）。刘邦一听，勃然大怒：“我困守在这里，日夜盼望韩信前来增援。现在，他非但不发兵助我，反倒要做什么‘假齐王’……”谋士张良一听，大惊失色，急忙踩了一下刘邦的脚，悄悄地提醒他：“大王，现在我军处境危急，怎能制止韩信称王？还不如赶快许他称王，否则就会引来祸患！”刘邦这才省悟过来，急忙改口：“大丈夫杀敌立功，要做就做真齐王，怎么能做‘假齐王’呢？”于是，刘邦立即派张良带着诏书和齐王大印去齐国，正式封韩信为齐王。
刘邦这一招就是高，一下子堵住了韩信的嘴。随后，韩信指挥30万大军，在垓下设下埋伏，全歼楚军，迫使项羽自刎，结束了这场长达5年的楚汉战争。
可是，刘邦称帝后，第一道命令就是褫夺了韩信的兵权，改封他为楚王，很快又降为淮阴侯，一点兵权也没了。
有一次，刘邦和韩信闲聊，问他：“韩爱卿，你看朕能够指挥多少军队？”韩信是一个“老实人”，就答道：“陛下，您能指挥10万大军。”这时，刘邦又问：“那你能指挥多少兵马？”韩信得意地答道：“当然是多多益善！”
若论起军事才能，韩信自然是远在刘邦之上，但皇帝的宝座并没有落到“多多益善”的韩信之手，而是成为只能指挥10万人的刘邦的“囊中之物”。非但如此，这位曾经“不可一世”的数十万大军的统帅韩信，最后竟然落入了吕后的圈套，惨死在未央宫。
中国有一句俗话：“龙游浅滩遭虾戏。”韩信，这位“天才”的军事统帅，在战场上他可以统率千军万马，决定刘邦和项羽的命运，最后竟然惨死在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妇人之手，实在让人不可思议。其实，韩信不明白一个道理：在皇权专制时代，无论他多么“雄才大略”，一旦没有了军队的保护，便毫无反抗之力。
韩信之死，充分说明了权力与军队之间的紧密关系。
没有军队的权力是虚幻的
古往今来，就有那么一些“风云人物”，他们虽然一度占据着高位，有的甚至坐上了龙椅，但因为缺少军队这个“守护神”的保护，他们手中的权杖仍然是虚幻的，十分脆弱，不堪一击。这一点，在中国皇权专制时代非常突出，比较典型的是汉献帝、光绪帝。
东汉末年，政治腐败，皇帝昏庸无能，宦官专权，嚣张一时。不过，这些宦官手中的权力也是不牢靠的，因为在黄巾大起义后，各地出现了许多军阀，他们手握重兵，而朝廷却没有强大的军队作为靠山。
中平六年（189年），汉灵帝死去，皇子刘辩即位。因为刘辩年幼，便由何太后临朝称制，她的哥哥何进出任大将军，兄妹俩共同执政。当时，宦官张让、曹节等人在宫中很有势力，何进非常痛恨，准备铲除他们。张让、曹节等人急忙跑到何太后那里哭诉、求情，何太后心一软，就不同意何进杀宦官。
这时，“大笨蛋”何进竟然命令各地军阀率兵进京，以胁迫何太后诛杀宦官。为了铲除几个“六根不全”的宦官，何进竟然要招集天下诸侯进京，说明他的“大将军”的头衔也是空的，并没有真正掌握多少军队。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个“空头大将军”非但没有杀掉宦官，反倒被宦官们杀了。随后，何进的部将、司隶校尉袁绍率兵进宫，一下子就把两千多个宦官全部消灭。
可是，如狼似虎的西凉刺史董卓却乘机率兵进京了。
原来，董卓拥兵数十万，早就对中央政权虎视眈眈，就是苦于没有机会。所以，一接到何进的命令，董卓就立即统率20万大军入朝。在董卓的军刀下，袁绍被迫出走，皇帝刘辩被贬为“弘农王”，何太后也被毒死。随后，董卓另立刘协为皇帝，就是汉献帝。不过，刘协也是一个“傀儡皇帝”，整天生活在董卓的阴影下，连性命都没有保障，更谈不上什么皇权！
后来，董卓被司徒王允设计杀死，董卓的部将李傕、郭汜等人又起兵杀掉王允，同时把古都长安洗劫一空。于是，汉献帝带着一批朝臣匆忙逃出关中，手下是要兵没兵，要将没将，就连朝臣也是所剩无几。
这时，那些军阀们表面上打着“勤王”的旗号，却忙着争夺地盘，互相混战，把汉献帝撂到一边不管。最可气的是，大军阀袁术一抢到皇帝的玉玺，就公然做起皇帝来了。
建安元年（196年），富有远见的军阀曹操率兵西进，把汉献帝控制在手中。随后，他打出“汉献帝”这块招牌，“挟天子以令诸侯”，取得了政治优势，很快就扫平北方，最后只剩下刘备和孙权还能够同他抗衡。
当时，汉献帝名为“皇帝”，实际上只是曹操的傀儡。对曹操，伏皇后非常害怕，就给父亲伏完写信，让他设法杀曹操。没想到，伏完是一个大草包，一直“不敢发”。没多久，事情败露了，伏完也就真的“完”了。随后，曹操派御史大夫郗虑、尚书令华歆率兵入宫，逮捕伏皇后。伏皇后惊慌失措，披散着头发，光着脚丫子，哭着哀求自己的丈夫：“陛下，您不能救我一命吗？”可是，汉献帝也是一个“孬种”：“我也不知能活到什么时候？”千般无奈、万种委屈，尽在一言之中！
不久，曹操让汉献帝封他为魏王，建都邺城（今河北临漳县），建立了一个俨然新王朝的“魏国”，离当皇帝就差一步了。于是，江东的孙权便上表劝他当皇帝，曹操看后一笑：“孙权这小子挺鬼，想把我放到火炉上去烤呢！”原来，曹操之所以不当皇帝，是因为他觉得自己称帝的时机还不成熟；反正“枪杆子”掌握在自己手里，汉献帝只是一个傀儡，自己随时都可以将他废掉，取而代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