敝人欣逢其盛，也是那个时期使用的干部，有切身的体会。我那时是市里中层干部，不知什么时候被列为市级后备干部，其时恰逢市委换届，我又不知不觉地成了市委常委候选人。后来因为某种原因，我没能参加那次选举，我认为事情也就过去了。没想到，我忘了组织没有忘，此后一段时间里，组织采取各种办法解决这一遗留问题，而且都是在我毫无觉察的情况下进行的。终于在两年后得到圆满解决。
今天，经过二十多年改革开放的战斗洗礼，我们党更加成熟了，党风和社会风气也正向健康方向继续发展。但也不能否认，在有些角落里，有个别地区、部门和单位，干部使用上的不正之风仍然存在。
“自己都不关心自己，谁能主动关心你。”这里所谓“关心”，就是不能守株待兔，要积极做工作。这是现今对待干部提拔使用问题的一个观点。受这种思想驱使，有的干部不在干工作上下功夫，只在挖门路、找关系上花气力。他们“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这个板凳没有坐热，又开始积极另谋高就，而且越是官当的容易，胃口越大，自我设计越精彩。这使我想起“文革”时期的一件事。那时我认识的一个小混混当上了厂革会副主任，以前他对厂领导迷信得很，认为高不可攀，而一旦自己坐上了这个板凳，开会讲话有人写，开场白、主持语都准备妥当，不用自己费脑筋。只要识字，别拿错稿，就万事大吉。他觉得不过如此，于是，狂妄地宣称：当官最容易，我多大官都能当！今天和那时当然不能同日而语，但官当得太容易了，也会产生小混混那样的误解和负面作用。
“做工作的人都难以平衡，妥贴安排，不做工作就更没希望。”这是一些当权者的心态。在有的地区和部门、单位，由于“活动”的人多了，一旦空出一个位置，或者即将空出一个位置，好多人都采取各种手段紧张工作。有的单刀直入，有的迂回曲折；有的面对面，有的人托人；有的靠老感情，有的托老关系。总之是能行风的行风，能行雨的行雨，绝不错过机会。面对这样一些“积极工作”之人，当权者往往权衡再三，左右为难，不好下决心。最后是，“不好办也得办”，总要确定一人，确定何人未有定论，但一般不会确定未做工作的人，则是肯定无疑的。“老实人总是吃亏”，“不做工作”的人在有的单位不管资历多老，德才条件多好，政绩多突出，都是干活有份，提拔无望，就是这个道理。
“找我的人我不一定选，不找我的人我肯定不选。”这是在各级人大选举中，某些代表的心态。这种心态也会驱使一些候选人做工作。而且这种工作在有的地区也有越演越烈的趋势。做工作的方式也由简单地打个招呼变为物质攻关。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应该重视和解决。唯其如此，“活动”出干部之风确不可长。
避免“频动”出干部
董伟
有人做过分析，一个战士要想当上军长，需要走19个台阶。下个台阶到上个台阶之间，又有最低时间的规定。即使都不耽误，上到军长这个位置，也需要三十年时间。而50岁之后，又已很难被提拔了。因此，“动”的勤，是干部成长不可或缺的要素。在哪个台阶上呆的时间久了，都有可能贻误成长的机遇。
俗话说：“人挪活，树挪死”。无论是军队干部，还是地方干部，都需要“动”，不能老“窝”在一个地方。特别是对于那些准备委以重任的干部，更需要“小步快走”，快上“台阶”，也需要多换岗位，以开阔其视野，增长其才干 。
但是，“动”也要有“度”，不能太“勤”。这个“板凳”没坐热，又换另一个“板凳”，蜻蜓点水，浅尝辄止，不仅本人没有受到锻炼，于成长不利，而且工作受到影响，贻害一个地区和单位的发展和进步。
尝闻，一个干部两年换三个岗位，在一个单位人尚未认全，工作还不熟悉，就又拔寨起程了。这种“动”，既不是对本人负责，更不是对工作负责。
实际上，一个干部到一个新单位工作，第一年熟悉情况，第二年才能干点事情，而真正落实自己的工作思路，应该有三五年时间。所以中央规定地方党政领导干部一个任期为五年，是有充分根据的。
有的干部频繁变动，循着一个固定的方向：即从小单位到大单位，从无权岗位向有权岗位，从一般部门到要害部门，怕是难免受到非议的。窃窃私语者一定说：“后面肯定有人，是谁呢？”
有的领导频繁地变动一个干部，目的并不是为了使其受到锻炼，而是要增加其资本，为提拔使用积累口实。而这样的干部一旦走上领导岗位，也会以同样的办法“运筹”干部，敷衍工作，这个地区和单位的前景也就可想而知了。
“响鼓也得重锤敲”。培养和锻炼一个干部，需要让他们到艰苦的环境挑重担，受磨炼，增知识，长才干。而且，确实应该落地生根，埋头苦干，做出成绩，创出政绩，造福于一方百姓。这样的干部才会有本事，有出息，有威信，担重任。
“动”能出干部，但“动”的目的，应该是培养、锻炼、造就出好干部。
人走政息要不得
董伟
每个领导干部到新的地方工作，都想干一番事业，创点业绩，造福一方百姓，留下好的名声，这是可以理解的，人过留名、雁过留声嘛！谁希望在一个地方工作几年，碌碌无为，一事无成，山河依旧，留下的只有遗憾呢？就是那种不干工作，只谋私利，所到之处，中饱私囊，自己捞个沟满壕平，群众却困苦不堪，以致怨声载道的人，也要粉饰遮掩，不愿留下更多的骂名呢！
但是，一个领导干部在一个位置上工作时间是有限的，少则二三年，多则五六年，要想干更多的事情也难。常有这样的事：一位领导干部到一个地区工作后，经过一番考察思考，提出了工作思路，勾画出发展蓝图，落实刚刚起步，或者刚刚打开局面，一纸调令会让他不得不停下脚步。有时实施一个大的工程，干到中间工作调离，如果资金充裕，还可以继续下去，遇有困难，就会顺势停下来。于是，人“走”政息，一些离任领导往往要留下半途而废的规划，留下或多或少的半截子工程。
对于继任者来说，来到一个新的岗位，往往要重打鼓另开张，规划新的蓝图，提出新的工作主张，而不愿延续前任。否则完成前任留下的半截子工程，继承他们的“未竟事业”，干出政绩来归谁所有呢？有些人往往怀有这样的心理。
于是，常可看到这种情况：一个地区的发展思路本来应该具有长期性、稳定性，一经确定，就要抓住不放、一抓到底，不达目标，誓不罢休。但由于领导人变动，往往思路中断，半途而废。同样一项工作，今天往东，明天往西，变来变去，老翻烧饼，结果一事无成。比如，有的地区，在确定发展思路时，连续几届班子在是否依托该地区大型企业上观点不同。有的认为“大树底下好乘凉”，发展地方经济离不开大型企业，因此要搞好联合，统盘规划，协调发展。有的则认为，“大树底下不长草”，大型企业对发展地方经济并不是优势，必须独辟蹊径，另谋发展，地方经济才有希望。显然，倘若一个地区总体发展战略摇摆不定，不能形成合力，优势难以得到充分发挥，一定程度上就会贻误这个地区经济的发展。
还有的城市，对于城市绿化的总体树种前后任领导看法不同，这任栽上去，下任拔出来，造成了不必要的浪费。对于城市的主要广场，不少新任市长都要重修一次。有的广场原本树木繁茂，郁郁葱葱，人们休闲健身，其乐融融。班子调整后，也要耗资数千万加以改造，群众并不欢迎。也有的城市，城市建设的方向争执不下，这届班子主张新区建设为主，下届班子主张以老区改造为主；这届班子主张城市往南发展，下届主张往北延伸，举棋不定，各不相让，最终把城市搞成了“四不象”。
解决这种人“走”政息的积弊，我以为对于领导者来说，主要还是应该出以公心，对于正确的决策不管是谁定的，都应该坚持不懈干下去，不以人废言，像愚公的后代那样，一代一代为着一个目标，挖山不止，才能抵达胜利的彼岸。
盲目行政危害烈
董伟
丰子恺有这样一段文字：“有一回我画一个人牵两只羊，画了两根绳子。有位先生教我，‘绳子只要画一根，牵了一只羊，后面的都会跟来。’我恍然自己阅历太少。后来留心观察，看见果然如此：就算走向屠场，也没有一只羊肯离群而另觅生路的。后来看见鸭也如此。赶鸭的人把数百只鸭放在河里，不用绳系住，群鸭自能互相追随，聚在一块。上岸的时候，赶鸭的人只要赶上一两只，其余的都会跟上了岸。即使在四通八达的港口，也没有一只鸭肯离群而走自己的路的。”
丰子恺在这里讲的是动物的盲目，其实，盲目并不是动物的专利，作为高等动物的人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记得上个世纪90年代初，房屋建筑上时兴白瓷砖。当时地不分南北，房无分城乡，凡是有点档次的，一律白瓷砖罩面。几年过去，人们很快发现，白瓷砖其实是装修厕所用的，用作房屋的外罩面不伦不类，还不如水泥或清水砖好。于是大家又不约而同地停止用其装饰房屋，而且开始动手砸掉瓷砖，必欲彻底清除而后快了。后来又时兴一阵欧式建筑，到处可见仿古欧式的房屋。古欧建筑要求精雕细刻，今天在欧洲新建筑中也已并不多见。我们盲目仿造，钱没少花，效果则不堪入目，因此，没几年又寿终正寝了。这种盲从造成的损失是显而易见的。
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又出现两股势头强劲的风。
一是搞开发区。不管市里还是县里，甚至乡里、镇里，村村点火，户户冒烟，到处圈地建房，搞“七通一平”，筑巢引凤，结果“巢”筑起来了，“凤”却引来寥寥，一些开发区长期闲置不用，杂草丛生，成了荒地一片。
这使我想起国外的情况，我曾去过韩国一个开发区，建在几个城市交界的地方，为多个城市所共有，交通便利，基础设施共享，既减少“七通一平”的投入，又易于形成规模，构成新的生产力平台，和我们的情况很是不同。
二是办节。几乎每个城市、每个县都要办一个节，有的甚至几个节、几十个节。在名目繁多的节中，有的是以本地的名胜命名，如名山大川、文物古迹；有的是以本地的土特物产命名，如瓜果梨桃、葱蒜菜蔬；有的是以本地特有的文化现象命名；有的是以一个拟大力发展的产业命名；也有随心所欲，没有一定，今年这个节，明年办那个节；更有一节带多节的。慕绥新当市长时，沈阳就曾同时办三十几个节，连名犬、美容美发也忝列其中……
各地区办节都秉承“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宗旨。有的“文化”的台是搭起来了——为了办节，组建专门强有力的班子，单列了专项费用，花高价请来大腕演员，并且全民总动员，营造出浓烈的节日气氛。甚至是倾其所有，尽其所能，搞得轰轰烈烈，热热闹闹的。最后真正的经济成果，有的却微乎其微。
这些年，确有不少搞得好的开发区，办得好的节，但其中也有一些盲目跟风，附庸风雅，劳民伤财。
不从实际出发，不讲实效的盲从，后果一般都不妙。
领导就是协调
董伟
乍看这题目，有的人一定会感到奇怪，进而会发出质疑：这个提法对吗？不是说领导就是服务吗？我认为，这两个提法并不矛盾，而且“领导就是协调”这个命题，是对目前各级行政工作现状最准确、最形象、也最无可奈何的表述。
现在上上下下都抱怨会多，其实对于政府机关来说，主要是协调会多。
政府工作千头万绪，概括起来无非是两大类：一是抓上级或本级政府领导部署工作的落实，二是抓下级机关申报上级机关问题的解决。无论是落实任务，还是解决问题，往往都不是单一部门可以完成的，都需要多个部门和单位通力合作，共同努力。而其中避免不了的，要涉及任务的交叉，矛盾的纠葛，问题的缠绕，利益的调整，职权的划分，因此协调就必不可少。
作为领导者，就是要理顺关系，抚平纠纷，统筹各方，兼顾公平，而且要不失原则。这是一门很高的领导艺术，一个领导者的领导能力大小、强弱、优劣，在很大程度上也表现在这里。
对于部门和地区、单位来讲，现今搞点本位主义似乎算不了什么，涉及本单位权益利益问题时，拼力相争在本单位会受到欢迎，在外面也会得到同情。相反，不争不讲，顺水推舟，会失掉群众的。
因而，有的部门领导，在一些庄重的会议上，会理直气壮、面红耳赤地为本单位争利益，不仅希望会上有所斩获，也愿意将此情此景传回本单位，落个好名声。
领导者常为“难以协调，争执不下”所苦恼，其实原因也是多方面的，法律和规章不健全就是其一。机构改革过程中确定部门职责分工时就发生过多起这样的事情。
比如，公共汽车的管理问题，原来规定公共汽车在市内运营归城建部门管理，出市归交通部门管理。但既在市内运营又在郊外运营的，该谁管理职责不清。还有水资源和供水的管理，建设部门和水利部门也职责交叉。
问题更在于，有关部门就此都有规定，但有时会互相矛盾，都有尚方宝剑，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唇枪舌剑，互不相让，难以定夺。
“东风吹，战鼓擂，现在社会谁怕谁。”有人把今天这种事情难以协调的局面归之于无政府主义。有的甚至偏激地认为，还是搞阶级斗争为纲的时候好，上面定啥是啥，谁也不敢说个“不”字。这种认识显然是错误的。
“官大一级压死人”是封建社会的产物，必须根除；动辄挥舞阶级斗争的大棒，使人三缄其口，不敢畅所欲言，是极“左”路线的遗毒，也该清除。这种有话就说，敢于直言的局面是社会进步的结果，来之不易。
当然，任何事物都有两重性，目前这种“协调难、定事难”，政令不畅通的情况，也是不足取的。
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也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当务之急是领导者要懂法、执法、依法办事，下属人员要出以公心，增强全局观念。
思路是什么
董伟
评价一位领导干部能力大小，工作优劣时，常可听到一句话，叫工作有“思路”，或“无思路”。这是一句份量很重的评语，一旦被冠以“无思路”，无论怎样废寝忘食，埋头苦干，轻者称“干不到点子上”，中者称“碌碌而无所为”，重者则称作“胡干乱干”。也有文雅些的说法，叫“此人是将才，不是帅才”，“难当大任”。
什么叫“思路”？我认为在这方面有许多误区。
“思路”不是豪言壮语。什么“一座座火山爆发，一顶顶王冠落地”，什么“胸怀全球，放眼世界”，“身在下家洼，心怀亚非拉”；什么“手把红旗不放，站在排头不让”，什么“大寨农民一声吼，地球也要抖三抖”，等等，这些豪言壮语，高则高矣，但只能高兴嘴巴，娱悦耳朵，并不能解决实际问题。
“思路”也不是套话。诸如“一个突出，二个优先，三个为主，四个重视，五个抓紧”，还如“抓住重点，突破难点，狠抓热点，打出亮点”，等等，这些套话，念起来铿锵有力，做起来不着边际。有些套话具有堂而皇之的出处，有不容质疑的正确性，但放之四海而皆准，说和不说一个样。
当然，“思路”又不是一味标新立异。中央有大政方针，有基本国策，如坚持农业的基础地位、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实行计划生育等，不管怎样“创新”，不能背离，不能动摇，不能改变。
“思路”是一个国家、一个政党、一个地区、一个单位、一位领导谋求发展的基本方略。“思路”要符合实际，要有创新意识和前瞻性。孙中山总结民主革命的教训后提出的革命方略：“联俄联共，扶助工农”。毛泽东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创造性地提出：“农村包围城市”，“枪杆子里面出政权”。邓小平总结了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经验和教训，提出“实行改革开放”，“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这些伟人的实践表明，“思路”不能“懒婆娘的裹脚布，又臭又长”，使人不得要领。“思路”需要言简意赅，通俗易懂，一句话、几个字就能道出实质，使人铭记在心，遵照执行。
对于一个地区、一个部门和单位，“思路”没有那样震聋发聩的力量和改天换地的影响力。但是，好“思路”，既符合中央的总体要求，又完全从本地实际出发，确能起到号召和组织群众的特殊作用，因而不容低估，应该下力量研究确定适合本地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思路。
不过，对基层来讲，中央的大政方针已定，地方关键是抓好落实，是实干。而不要把精力和时间虚掷在无谓的空泛议论上。更不能今天一个“思路”，明天一个“思路”，“思路”花样翻新。
“思路”是实践的结果，检验“思路”的对错也是实践。干好了，就是思路对；没干好，说出花儿来也白搭！
不许愿 不让份 不买好
董伟
我的朋友在某市担任主要领导，在干部提拔使用工作中，他提出“三不”：不许愿，不让份，不买好。不许愿，就是在干部任用之前，不向干部许愿，开支票，搞承诺；不让份，就是在干部酝酿、沟通乃至讨论决定过程中，坚持原则，按干部任用条例办事，不说违心的话，不办违心的事，充分听取大家意见；不买好，就是干部讨论决定任用之后，不向被提拔使用干部表白自己的作用，让其只感谢自己。
这三句话九个字，包括了领导干部在干部任用全过程中应取的正确态度，我认为应该加以提倡。
现今“业余组织部长”多，传播干部变动消息的大有人在。“业余党委书记”也不少，一位干部在提拔使用前后，许愿、买好的人会纷至沓来、接踵而至。有些在干部工作上完全没有决定权的人，看到一位干部有提拔的希望，也会主动找上门来，信誓旦旦地表示要“帮忙”。而一旦这位干部真的提拔使用，又会有不少人前来“邀功”，有声有色地描述“帮助”做工作的“经过”，言之凿凿地表白在班子会上力排众议的“壮举”。
尝闻，某市在差额选举副市长中，有位中层干部在拟选他人栏里被填上一票，会后竟有二十几人告诉他，这一票是自己写的。这位中层干部哭笑不得，当着几位好朋友说了实话：“这一票是我自己划的”。
还有些领导干部，每逢党委常委（党组）会开过，干部讨论决定完毕，分工找被提拔者谈话时，总是争先恐后，多多益善，而且千方百计向其暗示使用过程中自己发挥的作用。
可见，“三不”说到了点子上，针对性颇强，但要做到多数人（不说全部）如此，变成多数人的自觉行动，也不容易。
以“三放”换“三不”
董伟
几年前，我的一位朋友出任某县县长。在此之前，他一直做党务工作，他发挥党务工作经验丰富的优势，在班子建设上下功夫，注意调动一班人的积极性，收到了好的效果。 这个县前任县长在位十年，工作经验丰富，一个时期县政府的中心任务是什么，下阶段干什么，心中有数，遇有难题敢于拍板决策，这是他的优势。但也导致副县长们依赖性强，大事小情向他汇报，工作是被动型的，拨拉一下转一转，工作没有积极性，不敢负责。
针对这种情况和自身特点，我的这位朋友上任后，首先召开班子民主生活会，提出以“三放”换“三不”。“三放”，就是作为县长对副县长：要放心、放手、放权；“三不”，就是副县长要加强工作的积极性、主动性、责任感，做到不偷懒，不耍滑，不藏奸。
思路调整之后，各位副县长的工作积极性提高，纷纷主动谋划分管系统怎样打开工作局面，把一个人的积极性变成了几个人的积极性。过去对县里批地、批工号颇有非议，现在县长将此事交给分管副县长，副县长召开专门会议，听取建委、土地、房产、统建办等多个部门的意见，并采取招标竞卖的办法，做到公正、公平、公开，既提高经济效益，又铲除滋生腐败的土壤。
副县长们被焕发出来的积极性，在关键时刻经受住了考验。
新县长上任时间不长，就出现连续三起突发事件。一起是矿区工人因企业破产生活困难闹事事件；一起是火灾事件；一起是医疗事故。三起事故基本同时发生，县政府在县长的统一组织下，有关副县长分兵把口，各负其责，人自为战，都处理得井井有条，既理顺了当事人的情绪，又没有引起震荡，酿成大的事端，把损失降到最低程度。
更可贵的是，三位副县长敢于负责。当矿区工人阻拦铁路运输的关键时刻，分管副县长挺身而出，当机立断，采取强制性的有效措施；当医疗事故的受害者提出无理扩大事端的要求时，另一位副县长及时识破并加以坚决制止。还有一副县长负责消防工作，主动承担火灾的责任，迅速处理火灾事故。
这就给我们一个启示：作为一个领导者，不管是做党务工作的，还是做行政工作的，除了自身钻研业务、精通业务外，还应该努力当好班长，把一班人调动起来，争团体冠军。
一个人浑身是铁能打几个钉，只有把大家的积极性都调动起来，形成合力，才能做好工作。
别让屁股指挥脑袋
董伟
我在市里工作的时候，有位中层干部负责机构改革工作，对于县、区一些综合部门实行垂直领导颇为积极，后来他被调到县、区作行政主要领导，最坚决反对中层一些部门上收。在市里召开的有关座谈会上，他发言踊跃，态度鲜明，论据充分，言辞激烈。
市里一位领导半开玩笑地问他：“你职务一变，对待同样一个问题，怎么态度判若两人了？”他笑笑说：“屁股决定脑袋嘛！”
这位干部讲得坦白，“屁股指挥脑袋”，形象而贴切，反映了现今一种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
类似的事例很多，比如某位文化部门负责文物保护的干部，被调至基层担任领导职务。这个基层单位有一个闻名于世的文物景点。原来这位干部在文物保护部门工作时，更多地是强调保护，反对过度开发利用。到基层后则积极主张充分利用这个文物古迹，促进旅游事业发展，对限制和保护措施则颇有微词。
还有的干部，原来在甲部门担任主要领导，同乙部门就某一法规条款争执不休。一段时间后，该人由甲部门调至乙部门工作。再讨论同一问题时，这位干部却一反常态，完全站在乙部门的角度说话。
在某县也有这样的情况：原来县人大专门委员会同县政府一些部门就工作监督问题争执不休，观点相左，闹得不可开交。县委为了解决这个矛盾，换届时特意把政府经济部门的老同志安排到人大相关的专门委员会，以为这样可从组织上根本解决这个问题。结果事与愿违，政府部门的老同志坐到人大之后，力度更大，更加难以调和。
有位新过来的老同志，看到政府部门报来的材料，笑着说：“这份材料玩了许多技巧，没有说实话、报实帐、讲实情，这类把戏我在政府部门时也耍过，但比这高明得多。这是小儿科！”
“屁股指挥脑袋”的危害是明显的。对于一些重要的问题，由于受这种倾向影响，往往争论不休，长期统一不了思想，不能取得一致的意见，贻误了决策的时机； 对于一些重要的工作，由于本位主义作怪，不能认真落实法律、规章、规定，影响了工作质量和效果。
解决这种倾向的办法，还是应该从提高干部素质入手。作为共产党员，应该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克服本位主义，秉公执法，照章办事。
不管到了什么时候，共产党员还要讲修养，讲觉悟，讲道德，而不能让个人主义和放大了的个人主义——小团体主义成为时髦！
少点“内紧外松”
董伟
多少年来，我们遇到突发事件时一直采取“内紧外松”的方法。所谓“内紧外松”，就是让少数人知晓内情，而多数人却被封锁消息而蒙在鼓里。
我在基层工作时，曾遇到过两起突发事件，都或多或少受“内紧外松”的影响。一起是“扎错针”事件，涉及600多个小学生。事情发生在基层，学校组织给小学生扎预防针，本来应做“皮试”，然后再正式扎针。由于护士马虎大意，忽略了“皮试”这个环节，引起数百名儿童有过敏反应，有的发烧呕吐。下面想自己消化这起事故，贻误了治疗时机，导致有些孩子病情加重。最后市里多次被学生家长围攻、冲击，市委、市政府机关好长时间不能正常办公。基层单位更是狼狈不堪，将近半年时间无法正常工作，他们为封锁消息付出了沉痛的代价。
再一起是金融方面的突发事件。市里一家证券公司发放国库券，证券公司老板私自将钱拿到外地搞房地产，由于市场形势发生变化，钱变成了一个个半截工程，损失惨重。有关人员为了稳定认购国库券群众情绪，避免恐慌，采取了“内紧外松”的方法，没有及时向政府通报，采取补救办法，制定周密的防范措施，以致越演越烈，酿成了金融风险。
近些年来，我们一再提倡政务公开，增强工作透明度。但往往集中在不疼不痒的事情上，多数情况下还是流于形式。真正触及要害问题，还是不愿痛痛快快公之于众。以至于拿“内紧外松”来遮掩。
当然，有时搞“内紧外松”，骨子里还是一个不相信群众的问题。我们总是教育群众转变观念，而自己的“官”念往往还保留着计划经济时代的烙印。这种“内紧外松”的办法，实质是对自己权力的过分自信和过分迷恋，总是担心“外松”后对社会产生负面影响，只有自己才能解决问题。其实是对群众的不信任。实际上，信息的封锁往往加剧而不是减少恐慌和混乱。只有全面公开信息和真相，才能形成社会的凝聚力和群众的关注力。而群众的积极参与和密切配合，才能化解矛盾，克服危机，解决问题。
前些时的“非典”突发事件，再一次暴露了我们有些官员“内紧外松”危害严重。令人振奋的是中央及时纠正了这种错误做法，在防治“非典”斗争中采取了完全公开透明的做法，每天都准确、及时、毫无保留地向世人公布“非典”疫情，而且明确表示：对瞒报、迟报、漏报疫情的地区和负责人要严厉惩处。这可称作中国政务公开的革命性开端。
不看文字看效果
董伟
如何评价一个单位工作的好坏优劣？过去相当长的时间里，不少单位采取的是总结汇报的方式。为了写好工作总结，有的单位精挑细选，组建秀才班子，平日里秀才们事情不多，及至年终岁首，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则要千方百计收集素材，准备资料，力求形成一份数字可观，例子“打人”，文采飞扬，朗朗上口，内容翻新的总结。
有些工作总结成了新的八股文：一是语言都相近，空洞乏味，照抄照转，洋洋万言，没有几句实在话。二是结构都雷同，讲成绩一大堆，提问题一带而过，查原因都找客观，谈今后无所遵循。三是观点加例子，写起来热热闹闹，实际怎样说不清楚。因为偌大一个单位，抓几个好的例子并不难，难的是普遍如此，多数如此，而工作总结往往反映不出来。四是指标挑好的讲，看起来都赏心悦目。效益不好，讲速度；增加值不好，讲产值；同计划比不好，同上年比；同别人比不好，同自己比。反正有好的数字，哪个好就写哪个。五是拖沓冗长，越写越多，越写越全，使人难以卒读。
可喜的是，青岛市率先打破这种惯例，决定废除机关里写了几十年的年终总结。取而代之的是领导实地考察、抽察暗访和监督部门根据工作目标进度定期督查等，以了解实情。到年底，按照年初确立的目标进行综合考核。通过一系列实打实的考评手段来评价基层单位的工作。
也有的地区对所属单位工作实行量化考核，把全年主要工作指标分解下去，并把指标换算成分，用积分多少衡量完成各项指标的情况。每项指标变成分都有固定的运算公式，既考察每项指标的绝对数，又考虑增加幅度，加之严格考查，谨防作假。这种办法是否科学合理姑且不论，探索精神还是可佳的。
可见，人们已经开始意识到，一纸年终总结定乾坤不行了，必须进行深入的思索。
不欢迎这种“下来”
董伟
“一怕不下来，二怕都下来”，这是在机关作风转变、机关干部深入基层越来越多的新形势下，有些基层单位的一种担心。
机关干部“都下来”本来是好事，但是“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基层单位往往承受不了。所以“都下来”之后，确实有个“怎样下来”和“下来干什么”的问题。
“都下来”之后，基层最怕“下来”的是名目繁多的“检查团”，特别是不解决问题，同一内容、不同层次的重复“检查团”。这类“团”，大队人马，兴师动众。来之前，基层单位往往要昼夜赶班，突击准备，没做的事现补，情况不多现凑，材料不足硬编，搞得筋疲力尽，好一派“全民总动员，糊弄检查团”的景象。“检查团”下来之后，还必须前呼后拥，一把手亲自谈，班子成员都出面，否则就有重视不够之嫌。
基层最讨厌的“下来”，是有的干部下来“散心”。下之前，这些人没有明确的目的。到基层单位之后，走马观花，东拉西扯。这种“下来”，既不耗神，也不费力，往往比坐在机关看报纸轻松。还有的在春暖花开之时，“下”到山青水秀的地方，呼吸清新空气；炎热的夏天，“下”到避暑场所，消热解闷；到了冬天，则从这个机关单位“下”到另一个机关单位，喝点茶水，唠点闲嗑。这种下来，徒增基层单位的负担，着实让人厌恶。
要使机关干部“下来”同基层工作“上去”成正比，关键还是下去的干部要有正确的指导思想。下去之前，应该有充分的准备，调查什么，解决什么，心里至少有个小九九。在确定议题之后，下去就要竭尽全力，实实在在地帮助基层解决实际问题，而且应尽量少牵扯基层领导的精力。检查团的“同类项”应该合并，同一件事，几个部门最好一块下去办，一揽子解决问题，不要轮番出击，搞得基层单位应接不暇。这样既办了应办的实事，又减少了基层接待的负担，可谓两全其美。如此行事，大概一些基层单位就不会担心“都下来”了。
不能轻视“小吏弄权”
董伟
基层干部直面群众，在百姓眼里他们就代表党和政府，因此对他们加强教育，实行有效监督，非常必要。
常有这样的情况，一项法规已经进入国家法典，任何人都不能触犯，在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中没有阻碍，到了一些基层单位和基层干部那里却走形变样，甚至出现严重违法的问题；一个政策经过长期调研，慎重出台，深受群众欢迎，到基层却出现梗阻现象，落不下去；一个决策代表了群众的利益，下面有的单位却以种种理由拒不执行。更有的基层干部无法无天，可以把国家发放的救灾款和扶贫资金挪作他用，甚至滥用私刑，仗势欺人，胡作非为。
现在进行“三个代表”教育，抓党风党纪，从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做起，这无疑是对的。因为“上梁不正下梁歪，中梁不正倒下来”，上面裂个缝，下面出个洞，领导机关不能以身作则，上行下效，谬种流传，后果不堪设想。但是“基础不牢，地动山摇”。社会的构成离不开基础，基层干部是政权基础的一部分。小吏弄权，一旦失控，权倾“一方”，其后果不可谓不严重。可不要因为这些小吏官职太小，无碍大局。这种认识不仅错误，而且危险。须知对于任何一个政权来说，都是宝塔型结构，基层干部虽然“职低位卑”，但是人数众多，联系广泛，既伸至政权的神经末梢，又可触及宝塔的顶部。上面和下面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上面影响下面，下面也会反作用于上面，两者密切相关，紧紧相连。不能设想，在一个政治清明的国度里，上面清正廉明，下面乌烟瘴气。
所以，在反腐倡廉斗争中，既要打“老虎”，又要拍“苍蝇”，两者不可偏废。“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对于以身试法、鱼肉乡里的小吏，不能法外开恩，要抓住不放，严肃处理，以儆效尤。
治治人才“远视症”
董伟
“远来的和尚好念经”，这是选人用人上的通病。有的地区、部门和单位“千里马”长年困于马厩，不能驰骋千里，却不惜重金买“马骨”，让人困惑不解。这使我想起在气势磅礴的跨国商战中，泰国正大集团的人才战略。
泰国正大集团作为一家跨国性的巨型商团，早在1979年就开始了对华投资，迄今其投资区域已遍及中国大江南北，创设合资、独资企业30余家，总投资达数百亿元。
正大集团的指挥中枢深深懂得，具有管理的最佳能力至关重要，而如何实现对日益庞大的中国投资网络的最优化管理，一直是正大集团面临的重大课题。经过反复考察和百般运筹，正大集团终于决定：实施人才本地化战略。其理由：一是本地并不是没有人才，中国人口众多，人才济济，特别是党政机关里藏龙卧虎，所以完全可以选到称职的高素质管理人才；二是本地人才具有情况熟的优势，可以更快地进入角色，施展才能；三是本地人才报酬相对较低。这个战略保证了正大高级管理人才的需求。
一些领导漠视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的人才，有的是因为他们误把人才理解为全才。对于身边的人才，往往求全责备，更多的是看他们的缺点和不足。比如陈景润，在数学的某个领域取得了非凡的成就，但在许多方面往往还不及常人。在徐迟的报告文学《哥达巴赫猜想》面世之前，这位我国数学界的精英——杰出的科技人才几乎被埋没，待遇菲薄，疾病缠身。其实人无完人，人才在某个方面超出常人，而在另外一方面技不如人，这是正常现象。领导者的责任，就是用其所长，避其所短，使人尽其才。
有些领导者还忽视人才的多样性。有时只重视科技人才和管理人才。其实，振兴中华的宏图大业需要方方面面的人才。不仅需要经济建设人才，还需要治党治军人才；不仅需要高精尖的人才，还需要胜任各项普通工作的人才。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哪一行干得好，有突出贡献，都是可造之才，有用之才。不能期望都是治国安邦的杰出人才，经天纬地的栋梁之才，更多的还是在某个方面的某个领域有建树的人才。
当然，这里强调开掘本地人才，并不是排斥吸引外地人才。大胆引进外来技术、资金和人才，是发展中国家经济腾飞的必要条件。对本地缺少、能够创造巨大经济和社会效益的人才，还应重金招聘。
“菠菜原则”值得借鉴
董伟
日本人喜欢吃菠菜，菠菜在餐桌上不可或缺，于是他们把无一例外都要执行的原则称作“菠菜原则”。这里所谓“菠菜原则”由三个基本点组成，即“报告”“联络”“沟通”。这个原则首先是日本企业的基本原则，下自雇员上至社长都要执行。
所谓“报告”，就是把自己所做工作的进展情况，随时随地通知同事、报告上司，出差回来也要将所见所闻汇报一番，让大家分享收获。“联络”，就是把自己目前遇到的问题及时告诉同事，包括上班途中堵车可能迟到，何时才能到公司。“沟通”，就是工作遇到问题时，一定要找同事或者上司商量请教，依靠集体智慧加以解决。
这个原则说到底是个人与组织的协调性原则，它是日本教育体系和教育思想的产物。在日本人的观念中，教育的目的是培养能够适应严酷集体生活的有协调性的人，而不是培养精英。这种教育贯穿着一个基本点，即培养合格的国民，这种国民具有共同的教养，共同的信念。这个原则不仅体现了日本企业的管理思想，还折射出一种国家建设的基本理念。
中国是个有几千年封建专制历史的国度，也是有过半封建半殖民地近代史的国度，因此有“一个人说了算”和“一盘散沙”两大痼疾。人们经常拿中国人和日本人相比，往往得出单个比一般比他们强，组合成群体后由于内耗却比人家弱的结论。建国以后，虽然按着社会主义原则，经常进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民族精神、献身精神的教育，中国人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自信心和凝聚力有了很大增强，但是仍然存在不容忽视的问题。在建国以后相当长的时期里，过分地强调集中，过分地强调服从，忽视了个人的权利，甚至“以革命的名义”，侵犯个人的合法权利；由于权力过分集中，导致个人说了算，出现家长制，削弱了法律的庄严和公正，造成了“文化大革命”这样的人为灾难。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带头批判家长制，实行民主，国力增强，中国人扬眉吐气，“一盘散沙”的状况一去不复返了。但是片面强调个人作用而忽视集体作用的现象仍然存在，企业和不少单位不团结、不抱团的情况比较普遍。中国人不仅靠制度而且靠精神靠思想靠观念凝聚起来，还需要做工作。
借鉴日本企业的“菠菜原则”，我们的企业除了在体制和机制上继续努力外，在精神、思想、观念上也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下功夫：1、提倡团队精神。既要鼓励个人冒尖，更要激励集体先进。人人都有组织观念、集体荣誉感，心心相印，息息相通，拧成一股绳。争集体的高低，不争个人的短长。2、充分发扬民主，做到集思广益。重大的决策要走群众路线，不能少数人说了算。解决难题不能只靠几个人拍脑门，要集中集体的智慧。有福同享，有难同当。3、增加透明度，做到厂务公开。厂里的经营状况、财务情况应该让职工知道，增强职工对企业的关切度。上下级之间、职工之间要勤沟通、勤汇报、勤商量，绝不能老死不相往来。4、经营者要接受监督。经营者强不强，关键看能不能把大家的积极性都调动起来。经营者不是特殊职工，要同别人平等相处，不能一个人说了算。经营者要向全厂负责，接受职工监督，没有制约的权力会产生腐败。
“草”变“宝”的思考
董伟
每当人们谈论起东北人原在本地默默无闻，而奔赴异地，到南方成了叱吒风云人物时，常常会发出感叹说：“东北的一棵草，到南方也会变成宝”。人们对此津津乐道，并也往往将其归之于所谓“东北现象”。对于上述情况，我没做过统计，也没搞过调查，难以确切说清比例，在“杀”向南方的东北人中，到底有多少“草”变成了“宝”，又有多少“草”仍然是“草”的，既然众口一词，而且我也时常听到一些事例，因此只能信以为真。
不能否认，干部和人员的流动，是无时无处不在的。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符合社会和自然的发展规律。流动的结果，确实有助于解决人尽其才的问题。在当今“孔雀东南飞”的大趋势下，不排除也有“孔雀东北飞”的情况。在南方没有混出个人样来，跑到北方成了气候的，也不乏人。这是因为，人才的成长具有很强的机遇性，制约因素很多，不能一概而论。但是，从总体上说，前些年南方作为改革开放前沿阵地，更加适于人才成长，还是确实的。
东北的一棵“草”，到南方变成“宝”，原因很多，首先还是环境问题。“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叶徒相似，其实味不同。所以然者何？水土异也。”（引自《晏子春秋》）东北作为老工业基地，建国初期曾经汇集了来自全国各地的精英，从事大工业生产，技术密集，知识密集，文化土层不可谓不厚，人的普遍素质不可谓不高，人才不可谓不多。但是，计划经济的积淀太重，思想禁锢颇多，陈旧观念不少，很大程度上障碍了人的潜能充分发挥。而解决观念问题，又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不可能一蹴而就。所以一旦踏上南方这块热土，春风拂面，万木葱茏，生机勃发，百舸争流，小“草”就有了释放能量的外部条件。置身在这样的环境中，人的观念也会很快发生变化，精神面貌焕然一新，小“草”又有了变成“宝”的内在动因。于是，许多小“草”在南方脱颖而出，成了人人称羡的创业之“宝”。
小“草”在东北没有变成“宝”的原因也是多种，其中有用人观念问题。“杀”向南方的小“草”，不光是闯劲足，创业精神强，不少还是很有“棱角”的，其中有的是优点突出，缺点也突出。而在东北的传统观念中，习惯于横挑鼻子竖挑眼，往往喜欢四平八稳的人，没疤瘌没疖的人，因此这些人不被看重，很难得到重用。尽管谁都承认金无足赤、人无完人，真要缺点明显，档案有记载，领导有印象，优点再突出也白搭，往往被束之高阁，压到阴山背后。“用人不当其才，闻贤不试以事”，历来是人才的悲哀。在这样的环境中，这些“草”难有用武之地，不会变成“宝”。有的侥幸一时成了“宝”，不适应环境，还会重新沦落为“草”。
近几年，随着用人观念转变和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号角越吹越响，“孔雀东南飞”的现象比过去少了，“草”和“宝”的议论也在减弱。让金子都发光，所有“宝物”不被埋没，使英雄有用武之地，正在成为人们的共同追求。当然，现在还有距离，如果真要完全做到了，离最终实现振兴目标也就为期不远了。
保持“平民心态”
董伟
领导干部真想做到“亲民”“爱民”，首先要有一颗“平民心”，始终保持“平民心态”。
应该说，我们许多领导干部来自普通百姓家庭，又都是从基层干上来的，因此对群众有感情，老百姓想些什么、需要什么、拥护什么、反对什么，多数人并不陌生和无知。
但是，有的人官当久了，缺乏自我约束和调整，心逐渐离百姓远了，群众观念淡漠了，“平民心态”逐渐扭曲，发生了或大或小的变化。有的干部，一事当前，想的首先是自己，是对自己是否有利，而不是群众的根本利益。他们不在乎群众对自己怎么看，只在意上级对自己印象好不好。说这类干部“平民心态”基本消失，大概也不为过。
至于个别干部，唯利是图，以权谋私，疯狂地聚敛钱财，肆无忌惮地侵害群众利益，当属背叛“平民”行为，则应该算另一性质的问题了。
另有一类干部，“平民心态”有变化，但不明显，变化比较微妙，可以称之为“平民心态”淡化。其表现：
一是不愿涉足普通百姓集聚的场所。如沸沸扬扬的公园，人声嘈杂的集贸市场，琳琅满目的商店，热火朝天的健身房，大汗淋漓的浴池等等。偶与家人去了这种场合，浑身不自在，被人认出来觉得不体面。
二是不愿与穷亲戚来往。过去是农村缺衣少食的农民，现在是城市下岗失业的职工，找上门来感到厌烦，不愿伸出援手，避之惟恐不远。
三是讲究门当户对。平日交往，寻找儿女亲家，都要选择同一层面或更高层次的，否则就感到“掉价”，有失身份，很不光彩。
四是不关心市场。对稻谷菽薯、鱼肉蛋茶、瓜果菜蔬等必需品价格状况一无所知，起伏涨落漠不关心。
我上面列举的情况，也不能简单对号入座，有其中一二种表现，原因也是多方面的，不能都归之于“平民心态”淡化，但多数情况有这种因素，应该引起自我警惕。
“平民心态”淡化，对于当政者的危害是不言而喻的。对于离开领导岗位的老同志，这种倾向也不可轻视。老同志如果存在这种思想障碍，容易导致自我封闭的病态心理，对身心健康很是不利。另外，一个人的职务和心态不都成正比，在职时保持低调，有平民心态，退下来没有“落差”，不会有失落感。
以柔克刚
董伟
D县法院一年一度提交县人大的工作报告，付表决时都丢票甚多，去年赞成票更是刚过半数，搞得大家都很紧张。
今年年初换届，法院院长易人。新院长姓王，不是科班出身，但有两大常人难以企及的优点：一是协调能力特强。原在乡里担任副书记，这个乡的书记和乡长矛盾尖锐，剑拔弩张，其他乡领导都被裹协其中，难以脱身，只有他纵横捭阖，左右逢源，人人首肯；二是柔性特好。
鉴于他的上述特点，他被提拔到另一个镇当镇长，这个镇的书记很能干，但极难共事，前后已有两任镇长因难以与其配合，被迫调离。他到任后，以柔克刚，忍让忍让再忍让，赢得了信任，后来他们竟成了推心置腹的朋友。
王院长到任后，抱定基本目标，是尽快改变法院在老百姓心目中的形象。他亲自动手，啃最硬的“骨头”，给大家做出样子：应该怎样对待群众的批评。
这个县某乡有个积案，人大代表已经连续提了两年建议，法院办了两年，办理结果代表都不满意，成了老大难。今年王院长亲自办理此案，连续去了四次：第一次是亲自听取代表意见，什么意见都听，找出该案症结所在；第二次是拿出初步办理结果，直接征求代表意见，虚心接受大家的批评，有的批评很刺耳，甚至是愤怒质问、讽斥挖苦；第三次是针对代表提出的意见，去该乡深入调查取证，开座谈会，认真修改办理结果；第四次是再次向联名代表反馈办理结果，提出此建议的代表共11人，一个一个地反馈结果，不厌其烦地分别征求意见。
最后是，有 7 位代表对办理结果表示满意，提不出意见了；另有 4 位代表对结果仍不完全满意，但也不好意思再提意见了。
大家说，院长这样重视，这样谦逊诚恳，这样扎实深入，态度已经无可挑剔，工作已经竭尽所能，即便结果同我们的要求还有距离，我们也理解了。
有些所谓老大难，其实说难也不难。D县法院在王院长的带领下，只经过一年的努力，形象有了改观。群众说：像个执法为民的样子了！
“三个主义”并用
董伟
一个生产健身球的小企业闯出了大市场，产品不仅销往全国25个省市，而且远销东南亚地区和日本、美国、加拿大等国家，连续三年实现销售收入、利润、创汇额三个翻番，在一个地区传为佳话。当记者采访这个厂厂长，问及体会时，厂长言简意赅，用一句话概括了他们的经验：“三个主义”一起用。
一是用所谓共产主义的办法。这个厂有深受职工欢迎、人人有份的福利待遇，这些待遇过去有些企业有，现在都抛弃了。比如，每天都安排免费午餐和晚餐，而且颇为丰盛；制发厂服，而且设计新颖，制作精良，男装精神，女装漂亮；还为每个职工过生日，送上生日蛋糕，使他们感到家庭般的温暖。这个厂还备有浴池、保健站、托儿所等福利设施，职工感到很方便。因此，职工非常喜欢这个工厂，珍爱自己的岗位，愿意和企业同呼吸共命运，尽全力干好工作，为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做贡献。于是，这个企业对职工形成了很强的吸引力和凝聚力。
二是用所谓社会主义的办法。就是按劳分配、多劳多得。这个厂没有基础工资，完全实行计件工资，收入差距拉开。实行严格的质量管理制度，责任到人，记录在案，奖罚分明，毫不含糊。对于造成质量事故的职工，处理非常严肃，切实体现谁砸企业的牌子，就砸谁的饭碗。不愿对企业负责的人，企业也难以对他负责。
三是用所谓资本主义的办法。就是企业经营者要真正说了算，不光在生产经营上，而且在企业发展的重要决策上，在人事任免、职工去留上，都要有临机处置权、最终决策权。企业的事情不能谁都说了算，谁都说了不算；谁都想插手，谁都不负责；不能议而不决，决而不行，因为这样做会贻误时机。而对于企业来说，时机和时间比什么都重要，它关系到企业的兴衰成败。
“三个主义”的概括是否精当姑且不论，这个厂什么办法好就用什么办法，用就用好的精神，值得称道。多少年来，我们喜欢整齐划一，喜欢千篇一律，喜欢一阵风。一个方子好了，大家都开这个药方；一个曲调动听，大家都去模仿；一个衣服样式时髦，转眼间穿遍城乡。然而，大千世界，多姿多彩；广阔自然，千变万化；茫茫洪荒，永无穷尽。再好的方子也不能包治百病，再美的音乐天天唱也成滥调，再可口的佳肴常吃也会倒胃口。所以，应该鼓励企业勇于探索，大胆实践，而不要人云亦云，照猫画虎。
打破框框，什么办法管用就用什么办法，确实找到适合自己发展的路子，我认为，这就叫“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
用人上的“逆向思维”
董伟
在诸多不正之风中，用人上的不正之风是危害最烈的一种。
我们党在用人上历来讲究“众望所归”“顺理成章”“瓜熟蒂落”“水到渠成”，而搞“逆向思维”的人，则是反其道而行之。
一是主张“意想不到”。这是对待民意上的“逆向思维”。对于某项任命，不仅干部和群众“没想到”，有时甚至被提拔者本人都“没想到”。“逆向思维”者的逻辑是，用该用之人，被用者会觉得理所当然，一般不会有太大的感情冲动，更不会感谢某个人。而用本不该用之人，被用者有的做梦都没想到彩球会落到自己头上，自然大喜过望。而且越是不着边际，“意想不到”度越高，提起来后效果越“佳”，越会感谢“逆向思维”者本人。这样的被提拔使用者，往往会同“逆向思维”者建立起个人依附关系。后者在位时，前者视为“靠山”；后者退下后，前者成为其“依靠”。
二是追求“力排众议”。这是用人标准上的“逆向思维”。有时被提之人是“两头冒尖”、争议颇大之人，甚至还有明显劣迹。在这种情况下，如果“逆向思维”者固执己见，多方工作，对“劣迹”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为被提拔者卸掉“包袱”，最后如愿以偿，被提者会一辈子感恩戴德的。
三是“先入为主”。这是用人操作上的“逆向思维”。这类“逆向思维 ”者，往往拥有组织人事权。本来按照中央《干部任用条例》，任用某一领导职务，应该先搞民主推荐，然后选择民意集中者进行考核。而“逆向思维”者往往坐在上面，首先确定“意中人”，然后或明目张胆向下打招呼，或偷偷摸摸向下搞渗透。面对这类手中握有干部升迁大权之人，下面干部往往忍气吞声，不敢顶撞，多数情况也只好曲意逢迎，顺情说好话。否则“不同意见”一旦反馈回去，“不知好歹”的人不免“吃不了兜着走”，早晚会被“穿小鞋”的。
在干部工作中有一句行话，叫“运筹”。出于对干部的关心和负责，统筹考虑一个地区、一个部门或一个单位干部进退去留，使能者适位，退者满意，保持干部使用的平衡，无疑是好事，也是党的干部工作的传统美德。然而像“逆向思维”这样的“运筹”，违背党的政策，违背民主，则是干部工作中以权谋私的一种表现。
“排座次”的学问
董伟
在中国，历来重视“排座次”。《水浒传》中77回“梁山泊英雄排座次”，讲的就是这档事。书中神乎其神，蒙上许多神秘色彩，说是梁山泊忽一日天降石碑，陷入地下，挖出来后，上面刻着常人难以辨认的天书，最后由何道士识别出上面的蝌蚪文，是梁山泊一百单八将的排列顺序。其中有天罡星36 位，地煞星72位。谁在前，谁在后，一清二楚；谁在“天”，谁在“地”，一目了然。梁山众位好汉见此情景无话可说，只能顺从天意，接受安排。
小时候读到这里，该要佩服宋江感天动地的神通。及至参加工作，进了机关，特别是也干起了“排座次”的工作，才逐渐明白，原来这是宋江们玩的把戏。其实是宋江在诸位好汉齐聚梁山之后，遇到了“排座次”的难题。大概因为“论功”排序，多数人还没有建树；“比武”排序，又怕伤了和气。于是假托天意，由什么人用篆书按宋江意愿将排序刻上石碑，再将石碑埋入地下，骗得了那个年代迷信心理深重的人们的相信，避免了因“排序”而导致“你争我夺，互不服气”的局面，保持了山寨的稳定。
宋江虽出身小吏，但聪明过人，在“排序”上确有研究，搞了个大手笔，堪称后世“楷模”。
历史上的一幕是古人政治生活中的写照，在今人中也有反映。记得“文革”期间时兴“名单学”，人们都非常关注“两报一刊”上排列的高层人员名单。昨天把某某排在前面，今天把他排在后边，明天又将其列入“还有”栏内，后天他就可能被逐出“局”外了。所以当时“排序”权只能掌握在“最高层”，别人都休想染指。这种“排序”往往被视为政治上的寒暑表，本人和亲朋好友观之心惊肉跳，群众视之莫明其妙。
改革开放二十几年后的今天，政治安定，社会稳定，“排顺序”已没有触目惊心的政治含义了。但是“排序”仍是一根敏感神经。媒体上先报谁，后报谁，事关重大；主席台上谁坐前，谁坐后，寓意颇深。甚至步入主席台时也要按照顺序鱼贯而行，间距大小也有讲究。因此，“排顺序”也就成为办公系统、新闻单位不可小视的重要课题了。
积数年经验，深知办公部门组织会议首先要安排好主席台。安排主席台不能千篇一律。有时因会而异。有的会主席台上需要人多，人越多，人气越旺，气氛越浓；有的会需要人少，人越少，重点越突出，不致喧宾夺主。有时因时而异。比如中央这个时期提倡不宣传个人，主张“亲民”“近民”，主官位置就不宜太突出。
安排好主席台，还要把握两个原则：一是抓主要矛盾；二是宁落一屯，不落一人。在主席台台面设计上，有时不想突出排列顺序，还可以把方桌改成圆桌，或者干脆来个“排名不分先后”，或者由工作人员打个招呼，讲清理由，以免误会，等等。
应该说，在现实生活中，组织好会议，安排好主席台，排列好座次，也是办公系统工作题中应有之义。但我觉得，我们有时花在这方面的时间和精力还是多了些。
现在通讯发达，我们经常可以看到国外的情形，其实一些资本主义国家领导人出场并没有那么讲究，有时随意得很。相比之下，我们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更不应该等级森严，位次森严。
怎样看待“尖子”

返回书籍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