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观豁达
董伟
有位我所敬重的学兄，性格十分执著，无论是在万马齐喑的艰苦岁月里，还是在春光明媚的得意之时，始终心态平和，不急不躁，不悲不喜。他有一句感悟人生的口头禅：“一切都会过去。”
“文化大革命”中，我们都是二十几岁的青年，同在一所大学里读书，他长我两岁，高我两级。在学生“停课闹革命”、工人“停产闹革命”、造反派“文攻武卫”的疯狂年月里，学生中有的去“大串联”，有的去“砸四旧”，有的醉心于“造反夺权”、斗“走资派”，有的参加了“武斗队”搞打砸抢。我虽也留在学校，没有出去“疯”，但也卷进了漩涡，看大字报，参加各种集会，后来又成了逍遥派，整天无所事事。只有他与众不同，躲在孤寂的寝室里，学外语，读专业书，还偷偷摸摸地找老师补习。同学们对他冷嘲热讽，笑他太痴，说他“不可理喻”，他却旁若无人，不为所动，照学不停。我同他私交甚好，能说说心里话，曾不解地问他，现在还学这些能有啥用？他的回答掷地有声，让我永难忘记：“一切都会过去，知识早晚会有用的！”这在当时确是卓见，闻之醍醐灌顶，振聋发聩。毕业时，其他同学征尘满面，两手空空，只混得一纸文凭，他却满载而归，熟练掌握一门外语和必备的专业知识，踌躇满志地奔赴工作岗位。
由于他业务精，能力强，粉碎“四人帮”后，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提倡干部“四化”的年月，他最早走上领导岗位，能力超群，政绩卓著，不仅职务一提再提，而且劳动模范、五一奖章、科技发明等各种奖项和荣誉头衔也纷至沓来，声名远播，事业如日中天。面对此情此景，有些人往往忘乎所以，不能自持，膨胀已极，尾巴翘到天上去了。这位学兄却相反，他还像过去那样，对亲友谦恭有礼，跟同学往来密切，对家人和美如初，对下属爱护备至。同我接触，他还能袒露襟怀，说心里话：“权力和荣誉都是暂时的，一切都会过去，亲情、友情和造福百姓才是永久的！”
有时和同学们闲聊，大家对目前的党风和社会风气颇有微词，甚至认为解决无望，只能越来越糟，充满悲观情绪。这位学兄却是十足的乐天派，他认为腐败问题是世界性的难题，特别是在经济起飞、法治尚不完备的阶段更难避免，用不着大惊小怪。他还是那句老话：“一切都会过去。只要大家既不随波逐流，更不推波助澜，也不听之任之，度过这个困难时期，党风和社会风气会好起来的！”
这位学兄年过六旬，已经退出领导岗位，由于他从来不张狂，始终心态平和，即使最辉煌的时候，依然保持低调，所以退下来后并不感到失落，而是心情舒畅，开始了新的生活。
“一切都会过去”，这句伴随我学兄大半生的口头禅，细思之颇有道理。从哲学的角度看，任何事物都是发展变化的，都不会静止不动，看人看事要有发展的眼光。今天遭受挫折和失败，如果从中汲取了教训，变压力为动力，明天就可能取得成功，走向辉煌。“失败是成功之母”，就是这个意思。相反，如果陶醉在胜利喜悦之中，看不到潜在的矛盾和问题，并及时采取相应措施加以解决，最终走向反面，导致失败，酿成灾难也说不定。所谓“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也是这个道理。
浮华虚荣，过眼烟云；天赐良机，稍纵即逝；崎岖坎坷，终有尽期。战略家高瞻远瞩，始终保持清醒头脑，鼠目寸光的人才会只看眼前。郭沫若在《甲申三百年祭》中，讲述了李自成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取得灭亡明朝的胜利后，就得意忘形，很快走向失败的教训。毛泽东把它当作整风文件，号召全党戒骄戒躁，永远保持谦虚谨慎的作风，永远警惕被糖衣裹着的炮弹的袭击，永远不脱离群众，成为指导新中国前进的灯塔。我们党的第二代和第三代领导人也是这样的战略家，才保证了我们国家穿过惊涛骇浪，绕过急流险滩，从胜利走向胜利。
“一切都会过去”，这句话不是主张消极地看待今天，而是冀望不沉湎于眼前，满怀信心地面向未来，坚持与时俱进，开拓进取，才能创造更美好的明天。
滑稽日月
董伟
方树从小爱耍嘎，7 岁那年，有一次他一本正经地告诉妈妈，他屁股上长个疖子，妈妈自然着急。当他摆好姿势，脱下裤子，撅起屁股，妈妈俯下身子细心查看时，他却使劲放了个臭屁，哪里有什么疖子，为此挨了妈妈一顿胖揍。此事传扬出去，人送绰号——“屁小子”。
后来在乡里读初中，他脑瓜灵，在班上常考第一，在学校也有知名度。有一天，方树随父亲去乡里赶集，他吹牛说路上同他打招呼的会比父亲多。父亲是个技艺精湛的木匠，十里八村有名，自然不服气。于是，方树同父亲打赌。他走在父亲后面，背上偷偷地贴张纸条：“方树赶集。”认识不认识的人看到纸条，都好奇地念叨一遍：“方树赶集”。他则马上应答：“赶集，赶集！”父亲不解其故，以为这些搭话的行人真的同儿子彼此相识，只得认输，心里还为认识儿子的人如此之多而颇感荣光呢。
方树在县城念高中时，正是温饱刚刚解决的时候，人们肚子里的油水不多。有个星期天，他去街里闲逛。中午时分不免肚饿，身上没带钱，眼前有位老汉摆小摊卖麻花。方树的嘎劲又上来了，趋步向前，向老汉献计，说他有做麻花省油的妙法。老汉信以为真，连忙求教，并顺手拿给他两根麻花作为酬谢。方树吃罢麻花，一抹嘴笑笑说：“你买个笼屉，蒸啊！”弄得老汉哭笑不得。玩笑开过之后，隔几天再上街，方树还是将钱如数补付给老汉。
方树大学毕业后参加工作，思路开阔，富于创新，聪明机智，诙谐幽默。常能于枯燥中觅出欢笑，困境中屡出奇招。他曾用别人意想不到的方法，冰释了领导之间日久年深的矛盾，化解了一些影响社会稳定的老大难问题。他偶尔也略施小计，做点不该做的事情，但只做一次，博人一笑而已。比如，方树刚参加工作的时候，逢年过节，社会上时兴给机关送土特产品。当时机关管的严，领导交代门卫将此情况记录在案，因此机关干部都不敢收。他所在单位也想借此联络感情，却屡屡受挫，送不上去，颇伤脑筋。方树得知后，不以为然，主动请缨。他把农副产品送进机关后，将东西尽数从箱中倒出，然后抱着空箱走出来，路过门卫时还不停地说：“这机关要求真严，送点破土特产品说什么也不要！”
还有一次，上级领导前来检查指导工作，业余时间安排打网球。这位领导酷爱网球，球技却一般。为了让上级领导玩得开心，方树所在单位精心挑选陪打人员。第一个当过职业球员，不敢放开打，一味“喂球”，这位领导觉得没劲，不客气地提出能不能换个强手。第二个接受前者教训，奋力拼杀，打得这位领导一败涂地，狼狈不堪，大丢面子，没等终局就悻悻然要退出球场。方树球打得不错，见此情景，自告奋勇，第三个上场陪打。第一场他卖出一些破绽输给领导，但输得不惨；第二场他稍一用力赢了对方，也赢得不多；第三场是决胜局，方树使出浑身解数，让比分交替上升，引得领导斗志昂扬，场外观众掌声如潮， 最后恰如其分地让领导胜出。方树“让”得巧妙，不露痕迹，领导毫无觉察，由衷高兴，连连夸赞还是方树技艺高超。
方树机敏勤奋，一步步走上领导岗位。几十年过去，他职务虽升，但嘎劲不改，因此人缘好，朋友多。他平日里有两大嗜好，一是旅游，二是喝酒。同他结伴出游，可尽情享受他制造的欢乐。有一次外出旅游，徒步跋涉颇为辛苦，为了活跃空气，缓解疲劳，他在景点内漫无目标地喊：“小王！”对面人群中果然有人应声作答：“唉！”他又喊：“什么时候来的？”对方答：“昨天！”走到跟前那人才发觉不认识方树，露出茫然的表情，逗得大家一阵欢笑。
方树酒量奇大，一次能喝 5 瓶二锅头，天长日久身体也大受影响。终于有一天，他与朋友聚会时喝了 4 瓶酒，当晚心脏病突发，幸亏发现及时，送进医院抢救。朋友们前往探望时，他正打点滴，仍然不改诙谐乐观，说：“吊瓶里要是酒就好了，我的肚里还缺一瓶二锅头呢。”
喜欢低调
董伟
陈静是个土生土长的干部，在地区担任主要领导不少年了。他个头不高，相貌平平，穿戴随便，混在人群中往往认不出来。
陈静三十年前当过工人，和工厂的师傅们感情甚笃，尽管几十年过去，他现在又身居高位，但往来不断。师傅们有个大事小情都不忘告诉他，有什么困难也习惯向他求助，只要不违背原则，他也愿意伸出援手。“文革”期间娱乐活动太少，业余时间有位工人师傅经常拉他下象棋，棋艺不相上下，双方各有胜负，谁也不服谁。陈静走上领导岗位后，业余时间除了公务活动外很少其他活动，也没有别的爱好，还经常把老对手约来对弈，几十年来已经累计下了几百局，仍然各有输赢，分不出高下。他们夏天玩到高兴的时候，有时还会像当年那样脱光上衣，打赤背。老师傅有时同他开玩笑说：你的官越做越大，棋艺却不看长。陈静听了认真地分辩说：不是我没有长进，是你不断提高把我显的。
陈静小时家境贫寒，从小学到初中、高中，都有对他给过真诚帮助的人，他至今念念不忘。三年困难时期，他正读初中，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在学校食堂吃饭，一天三顿面糊糊，没有一点油水，撒泡尿就没了。家境稍好的往往从家里带点干粮补充，陈静没有这个条件，饿得眼发蓝，腿浮肿，人都脱了相。有位同学经常把自己带来的干粮分一半给他，帮他渡过难关。他同这位同学一直保持联系，多年以后这位同学得了糖尿病，家里没钱医治。他自掏腰包，把同学接到市里，精心治疗，以后逐月寄给他医疗费。
陈静当上地区主要领导以来，经常下基层调查研究，但不搞兴师动众，时常是只身一人，并且事先不打招呼。有时为了解决某个问题，需要某个部门参加，他也要求，谁了解情况谁来，不必次次由部门主要负责人作陪。而且明确表示，无关部门不用参加，别都跟着“陪绑”。他还有个特点，就是下基层从不带记者，不作报道。对此，新闻单位有意见，说报道领导行踪是我们的职责，他不同意，说新闻宣传应该把镜头主要对准基层，对准群众。办公部门也有想法，觉得宣传报道领导下基层指示是为了指导面上的工作，他却认为，关系全局的意见大会上都讲过了，到基层主要是解决实际问题、具体问题、个性问题。也有好心的朋友劝他，说下基层活动不登报纸，不上电视，有人会说你没做工作，威信要受影响，他则表示，威信不
长袖善舞舞翩跹
董伟
刘华“文革”期间大学毕业，分到企业职工食堂当服务员，负责付饭付菜工作。在“吃不饱肚子”的年代，在“接受再教育”的“臭老九”中，这也不失为既能“填饱肚皮”，又不辛苦的“俏活”。而且简单易学，还有一定“权力”——多给少给，他手中的勺子说了算。当时的主食主要是馒头，副食则是“大菜汤”。到食堂就餐时，同样付粮票，同样花钱，买到的馒头大一点，菜汤干一些，都会暗自欢喜。但是，“十个指头有长短”，一盆馒头做得再均匀也会稍有差别，有大有小。至于大菜汤，更难保证一勺中都有同样多的菜叶。有心计的人开始讨好服务员。而怎样让大家都满意，则成了刘华钻研的课题。久而久之，他终于想出了办法。每当人们怀着期盼的目光站在付饭口前时，他总是在盛馒头盆中选来选去，选出相对大的付给来人，又总是在汤盆中捞来捞去，尽量多捞几片菜叶给来人。于是乎，不管谁来，他都如法炮制，照此办理。因此，人人满意，个个欢喜。很快他以“对工人阶级有感情”的美誉，成了接受“再教育”的典型，被评为市级活学活用毛著的积极分子，并从服务员升为炊事班长、后勤组负责人。
斗转星移 , 刘华在改革开放、提拔年轻干部的大潮中已经一个“三级跳”，跃升为某市分管城建工作的副市长，手中握有分房大权。在走后门主要集中在“孩子、房子”的年代里 , 给谁批一套新房，可谓是天大的恩惠，得到房子的人会感激涕零的。于是乎，刘华成为最受欢迎的人，整天应接不暇，条子雪片般从四处飞来。然而，房子数量是有限的，不可能谁要给谁。否则，再多的房源也不够。但是，又不能当面回绝，回绝一个就得罪一人乃至一家。一时间，面对诸多的“条子”，有权的喜悦变成了难以用权的苦恼。
然而 , 这也难不倒“聪明”的刘华。他很快想出了新的“不得罪人”的妙法。他坚持有条必批，来者不拒，而且批示明确，绝不模棱两可。往往是“认真办理”“努力解决”“不得有误”“抓紧落实”云云。条子被其批过的老领导、老同志、老同学，满心欢喜，笑逐颜开，交口称赞，莫不被刘华的尊敬老领导，不忘旧情谊，有求必应，处事果断所感动。
然而，背地里刘华却对房产局长、房管办主任明确交待，他用三种笔批条子，批语相同，含义不同。用红蓝铅笔批的必须办，用园珠笔批的可办可不办，用钢笔批的不用办。这样最终如愿以偿的自然千恩万谢，把情记在刘华头上；没有分到住房的，也会抱怨具体办事人员，而不会迁怒于他。在这个极难驾驭的权力岗位上，靠着他的左右逢源，他结交了诸多有权势、有发展潜力的人，又没有得罪任何人，为继续升迁创造了条件。
刘华的官阶越来越高，职权越来越大 , 机谋也越来越深。在“三讲”教育中，他也拿起了“批评”的武器，对一位比他职务高的领导，他“批评”其“不爱惜身体，玩命地工作，而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对一位职级相同的领导，他批评其“忽视宣传舆论工作”，本来这位领导所在的地区成绩突出，经验丰富， 外面却不知道。这样既落实了“批评”的要求，又使被“批评”者非常舒坦。
他也开始爱护自己的“羽毛”，注重“形象”。比如，西服和衬衣都用一种衣料，一个颜色，一个款式的，外人看起来他的衣服很少，是“艰苦朴素”的。而实际上他的西服有几十件，都是高档服装店订制的；他的衬衣更多，都是纯棉的。
他也开始讲究生活“质量”，但绝不造成负面影响。比如 , 供他专用的车有几辆，各有各的用途。坐沙漠风暴出游，穿街入巷，舒适安全 ，警察肃然，百姓悄然；坐奥迪去开会工作，符合规定，与身份地位相符；坐桑塔纳去见老领导，“纳言慎行”之余，让他们看看，都什么年月了，本人还坐着这样的车，自然可以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无可奈何花落去
董伟
吴耐在部门担任副职，虽是副职，业务却比主官还熟。这一方面得益于他年轻记性好，另一方面也缘于他敬业精神强。
有一次，上级主要领导来检查工作，听汇报时，问了几个问题，其中有两个问题，负责汇报工作的部门主官答不上来，急得面红耳赤，汗珠也渗了出来。恰好吴耐这时走过来，见状赶紧伸出援手，三言两语就把领导所提问题，回答得明明白白，解了“白马之围”，也使上级领导的脸色由阴转晴，绽出灿烂的笑容。
这之后，这个部门主官，每当上级领导来检查工作时，或者去上面汇报工作时，总要把吴耐带在身边，让他“堵漏”。这个部门主官，凡事不求甚解，工作大而化之，往往上级领导问的细了，抠的深了，追的紧了，就要“卡壳”。每当这个时候，吴耐总要挺身而出，迎难而上，针对所提问题，回答得干净利落，清清楚楚，有骨头有肉，有数据有事例，让人无懈可击，使上级领导频频点头。
渐渐地，上级领导已弄明白，其实这个部门真正熟悉情况的是吴耐，于是为了搞清某个情况，弄懂某个问题，不再经过部门主官这个中间环节，而是径直找到吴耐头上。
渐渐地，这个部门主官也已感到不是滋味。上级领导越过他直接找吴耐，使他产生被冷落的感觉，进而产生出危机感。每逢遇到上级领导提出尖刻问题，而吴耐对答如流，领导又投来赞许目光时，他都如芒在背。他感到，吴耐在领导面前，已经不是在为自己“补台”，而是在竭力展示自己，而让他难堪，相形见绌。特别是，有时上级领导提出的问题，本来他也可以回答，吴耐却不识时务地抢着回答，多嘴多舌，使他很反感。更让他不能容忍的是，有时他回答上级领导的提问答错了，本来可以糊弄过去拉倒，吴耐却偏要较真，当场“直罗锅”，显“大眼”，让他下不了台，搞得他狼狈不堪，有地缝都能钻进去。
这个看起来粗粗拉拉，实际上心细如毛的主官，至此已经不能容忍吴耐的“放肆”和“妄为”，拿出“政治家”手段，开始对聪明而不精明、能干而不会干、熟悉业务而不熟谙世情的吴耐，进行坚决制裁和反击。一方面，不再给吴耐接触领导，展示自己，借以“贬低”主官的机会，使吴耐空有一身本事，而无施展才华的舞台；另一方面，开始为吴耐罗织罪名，诸如骄傲自满，目中无人，相容性差，难以共事，好表现自己，私心太重等等。领导听了这些“罪名”，开始将信将疑，逐渐信以为真，对吴耐失去了往日的信任，吴耐至此真就被打入冷宫了。
不久进行机构改革，实行双向选择，这个部门主官表明态度，不愿与吴耐共事，希望将其调走，或改任虚职，获得支持。吴耐就这样离开了熟悉的岗位。
李铁板的软肋
董伟
李君是部门分管行政工作的副官，刚从外单位提调过来。所谓提调，是既提拔又调转，在调转的过程中提拔的意思。
此君握有实权，这个部门每年工程量不小，设备更新量很大，办公用品采购额惊人，基本是他一个人说了算。
现在的单位一般仍然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这个部门既有工程队，又有采购办，还有维修组，基本无事可干，处于婴儿嗷嗷待哺的状态。
过去的主管领导，采取“肥水不流外人田”的做法，把活留给自己，让肉烂在锅里，自然皆大欢喜。李君到位后，提出面向社会，公开招标，不保护落后，使毫无竞争力的部内各家企业无可奈何。
于是，他们采取惯用的伎俩，祭起“十八般武器”，向李君发起猛攻。结果是，请吃饭，他通通谢绝；给衣物，他一概拒收；送钱财，他严辞痛斥。
在习惯了用不正当手段攫取好处的人们面前，李君显得“针插不进，水泼不进”“刀枪不入”，成了不可逾越的屏障。因此，人们怀着敬畏又无奈的心情，送给李君一个雅号，叫“李铁板”。
在挺长一段时间里，李铁板仿佛高不可攀，坚不可摧，搞不正之风的人，对他望而却步，无计可施，甚至不敢接近他。他变得森然可怖，办公室都无人问津，只有秘书处一位女士偶尔进去倒水。
不怕人算计，就怕人琢磨。工程队的人最先发现这个秘密：就是秘书处这位女士，开始进去给李铁板倒水时，来去匆匆，时间很短。随着时间的推移，倒水进出间隔时间越来越长。而且，这位女士开始倒水出来时，脸是绷着的，后来露出了笑容，再后来按耐不住喜悦的心情，绽成了一朵花。
工程队长当机立断，决定不惜以破格提拔和高薪录用为代价，将这位女士挖到工程队工作，然后派去专门给李铁板服务。这位女士不假思索，欣然接受。李铁板佯作不知，其实也已默许。
这以后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该部门工程悉数留给了所属工程队，搞招标也是掩人耳目，做做样子。采购办和维修组见状，也请那位女士当顾问，同样达到了目的。至此，李铁板的神话被打破了。
工程队们由此又得出一条体会，叫一把钥匙开一把锁。李铁板这把“锁”，金钱打不开，物质也打不开，但女人能打开。
鉴定师的诚信
董伟
中国是具有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文物古迹浩如烟海，眼下古玩收藏热方兴未艾，中央电视台的《鉴宝》节目具有很高的收视率，当场鉴定的有些古玩的价格令人咋舌。同时，受利益驱使，某些角落造假之风颇为盛行，古玩假货赝品充斥市场。这两者加在一起，必然导致在文物市场上，呼唤有更多更好的鉴定高手。在人们物质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今天，文物市场越来越大，鉴定师可谓大有可为。然而，泥沙俱下，鱼龙混杂，文物鉴定师良莠不齐，在鉴定文物之前，也需要首先对鉴定师鉴定一番，不仅鉴定其水平，也要特别鉴定其诚信。下面的事例就说明了这个问题。
我的朋友是位书画爱好者和收藏家，最近搞到一幅当代书法名人的画作，喜不自胜，特意托人找到一位鉴定师鉴定。这位鉴定师说他对该名家非常熟识，共过事，对他的作品特色更是烂熟于心，鉴定起来十拿九稳。鉴定师边说边拿起放大镜细心观看，反反复复看了几遍，然后斩钉截铁地说，这是假画、赝品。他还不容质疑地进一步解释说，这位名家专攻书法，也确实偶有画作，但线条比这幅酣畅，运笔比这幅老道，着墨比这幅匀称，而这幅赝品十分稚嫩，比真品相差何止十万八千里！
我的朋友在鉴定师的鉴定面前十分沮丧，因为他的这幅画作是托人从文物鉴定机构花大价钱买来的。他开始怀疑画作的真伪，抱怨鉴定机构的诚信，甚至怀疑中间人掉了包。情急之下，他找到售出该画的鉴定机构要求退货。鉴定机构问明原委后，找来同该机构具有签约关系的上述鉴定师。于是，具有戏剧性的一幕开锣了。
这位鉴定师面对这幅画作，也许因为“日理万机”，早已忘记了上述情由，也许由于对该鉴定机构肃然起敬，不敢造次。总之，佯装不知，判若两人，态度迥异。首先显出又惊又喜的样子，大喜过望的神态，连称好画好画，然后拿出放大镜仔细观察，赞不绝口，最后在机构负责人的要求下，写下了酣畅淋漓的鉴定评语。评语中盛赞这幅画，是某某先生的呕心之作，是难得一见的精品，价值不菲，弥足宝贵，值得珍藏。
我的朋友亲历这位鉴定师对同一幅画，在不同场合，两种截然不同的评语，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如果说这位鉴定师第一次鉴定说的是真话，那么他第二次鉴定时，就是碍于签约关系，顺情说了假话。而如果第一次他鉴定得不准，则或者是他说了假话，其实他与这位作者并不熟悉，对其画作毫无研究，或者他鉴定时不认真，草率应付，故意玩弄否定才能显出水平的把戏。
我的朋友觉得，这位鉴定师的表现不只是水平问题，而是职业道德问题，诚信问题。到底他的哪个评语是真的？仍旧是个谜。
拍卖师的玄机
董伟
民营企业林老板大字不识几个，本来对书画作品，擀面杖吹火——一窍不通，却有疯狂的令人难以置信的收藏癖，经常参加拍卖会，踊跃竞拍。而且，凡是有他参加的竞拍会，总能成交，往往满载而归。按照现场成交价格，有时这位老板需要拿出几十万甚至上百万收购一幅名画，出手阔绰，令人咋舌。
起初，我一直以为，这只不过是胸无点墨的企业老板，财大气粗，附庸风雅而已。后来从知情人处得知，这其中大有奥妙，颇为复杂，远非善良人所能想象。从中可以看出如今无孔不入、令人发指的鬼蜮行径，国有资产流失的让人意想不到的一个孔道。
事情要从拍卖行从民间收购名画时开始，这里边名堂很多，此时老板已悄悄提前介入，使出浑身解数，采取各种手段，尽量压低收购价格，因为这个价格将是老板最后购买此画的实际价格。
接下来，是请拍卖行组织规格高、声势大、像模像样的拍卖会，尽量聘请高水平的拍卖师。在这里，拍卖师的水平非常关键，他很像合唱团、大乐队的指挥，也像戏剧舞台和电影、电视剧的导演，水平高低关系到拍卖会成败，因此要舍得花高价聘请。拍卖会前后，老板继续紧密介入，而且提出明确要求，竞拍会要搞得热火朝天，价格拍得越高越好，最后名画要万无一失地落在老板自己手里。
拍卖师为此做了精心准备，安排了“托”儿，跟着起哄。“托”们心里有底，知道抬得再高，也不会被“套”住，不会“窝”在自己手里，所以憋足劲举牌子，放心大胆往上抬，可以把10万元收购的画作，哄抬到50万乃至100万。竞拍会开得十分火爆，老板总能达到预期目的。
竞拍闹剧结束后，迫不及待的是要将竞拍最终价格堂而皇之地写进证书，作为永久的证明。这是拍卖会的成果，也是拍卖师的杰作。
最后一招出人意外，可谓奇思妙想，让人始料不及。原来，这位老板不是要做收藏家，不是想把画作珍藏起来，束之高阁，自己把玩，或者将来择机卖高价，而是转手送给银行，用来抵顶自己欠银行的贷款，抵顶数额自然是画作已经炒起来的并已写进证书的价格。
而老板实际购买这幅画作的画款，仍是从民间收购时的价格，只是按着拍卖时炒起来的幅度，老板又分别向拍卖行和拍卖师支付了一定的提成。至此，这位老板同银行和拍卖行互相勾结，侵吞国家资财的闹剧才算完全收场。
在这场闹剧中，老板获益最大，拍卖行和拍卖师也有斩获，银行有关人员肯定也大有猫腻，唯一吃亏的是银行，而银行的出资者是国家，因此可以说，真正被算计、受损失的是国家。
贾汇报心得
董伟
我的一位朋友，多年从事文字综合工作，尤其擅长起草汇报材料，深得领导青睐。有一次，上级机关来检查某项工作，本来这项工作这里尚未贯彻，领导和办公部门同事对此都感到束手无策，不知如何应对。关键时刻，我的这位朋友主动请缨，自告奋勇，挥动生花妙笔，草就了汇报材料。汇报之后，效果颇佳，不仅完全掩饰了真实情况，而且获得好评。我的朋友姓贾名子虚，从此人送外号——贾汇报，意思是他最善于撰写汇报稿。
由于同“贾汇报”私交甚好，使我有机会经常接触并向他请教。老贾城府很深，不轻易向人袒露心曲，总想留给别人最完美的形象，颇像他起草汇报材料时的心态和追求的目标。但接触多了时间长了，还是不免透漏一二，特别是在他刚刚完成任务、获得成功的时候，他会得意忘形，情不自禁地自我表白一番，然后不由自主地泄露点天机。到了这个时候，说话听声，锣鼓听音，你会多少悟出些他的窍门。
“贾汇报”的窍门，首先是看人下菜碟，给谁写材料要符合谁的口味，同样，向谁汇报也要特别注意对准那人的喜好。他有句行话，叫对准“簧”。比如，有的领导喜欢观点新颖，特别是喜欢新观点新概念，他就绞尽脑汁，在归纳、整理、提炼、拔高上下功夫，使听汇报者有耳目一新之感。至于该单位在实践中，提没提到这些观点，是否做过这种概括，这些概括能否经得起推敲，大可不去管他。也有的领导喜欢听生动的事例，他就挖地三尺，广泛收集，然后添油加醋，进行加工升华，务必做到具体、形象、感人，使人听后打上永难忘怀的烙印。至于这些事例有没有水份，有没有普遍性和代表性，也可不必顾及。还有的领导喜欢用数字说话，数字越多越好，越具体越佳，遇有这样的领导前来检查工作，他就挖空心思，上下催要，没有的现凑，凑不全硬编，除了主汇报材料充满数字外，还要附上若干张数字图表，设计几个指标体系，务必给上级造成该单位业绩突出，汇报者心中有“数”的感觉。至于那些数字是否真实、准确、有用，也不用考虑。“贾汇报”对付这三类领导的绝招，屡试不爽。他杜撰的“观点”极有新意，编的“故事”非常精彩，凑的“数字”严实合缝，无懈可击，让人拍案叫绝。
“贾汇报”的再一个窍门，是善于移花接木，避实就虚。汇报甲项工作情况，他可以把乙项、丙项、丁项工作情况罗列其中；汇报今年工作，他可以把前几年工作杂陈其间；汇报领导机关情况，他可以把基层情况掺合进去。而且做到天衣无缝，不露痕迹，不留破绽。所以他起草的材料都显得厚实、丰满，值得咀嚼，耐得品味。至于“穿衣戴帽”、“上挂下联”，更是他的拿手好戏，这里不用赘说。
当然，贾兄的心得远不止此，上面所述也是挂一漏万。
郑老办点兵
董伟
老郑在一个单位当了十几年办公室主任，人称郑老办。郑老办有两句口头禅，一句是“人多好干活”，一句叫“一个萝卜一个坑”。主张每人干好一摊活，别吃一看二眼观三，这山望那山高。每当机关精简人员的时候，他总是竭尽全力，四处游说，争争讲讲，希望少减人，保存实力。为此，他没少挨领导批评。但是，积习既深，要改也难。 下面记述的是这个单位最近一次外出招商，郑老办组织办公系统队伍，调动人员，行兵布阵的情况。
这次外出招商活动，领导明确要求，参加人员和随行人员都要“少而精”。面对这个要求，郑老办首先遇到了人员素质上的难题。由于他历来主张“专一”“一铆顶一楔”，所以这里工作人员技能单一。比如文字工作，搞文电的不会写讲话，起草讲话的写不了调查报告，组织简报信息的写不了新闻稿，写消息的写不了通讯。更令人费解的是，时至今日，搞文字工作竟然不会用电脑，不能打字。因此，单是为了文字工作，郑老办就带去十几个人，其中包括两个打字员。
出于同样的原因，事务工作也难以控制住人数。过去分工过细，有的专门应付会，有的专门琢磨事，有的专门摆弄人，有的专搞迎来送往，有的专事对外联络。平素又“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造成“隔行如隔山”。每个活都有不少说道，许多“套头”，不能出差错。因此，每件事都不可忽视，谁也代替不了谁，必须成建制拉出人马，做到行当齐全，才能确保万无一失。结果，为了完成事务工作，又带去十几个人。
前些年，媒体上曾经讨论过机关需要培养什么样人的问题。许多人主张培养“多面手”，培养能够“一脚踢”的人，做到“一个萝卜几个坑”，适合多种工作的需要。郑老办不以为然，嗤之以鼻。他认为，机关是“上层建筑”，应该培养“专才”，而不是“通才”。他把两者对立起来，认为“通”就不能“精”，而机关需要精益求精，出类拔萃。于是，他还是单摆浮搁，越分越细，而且没有交流，互不来往。
办公系统除了文秘和事务工作外，还有一摊后勤工作，也不甘示弱，要求随同前往。这又给郑老办出了难题，因为按照需要实在大可不必。然而他擅长搞平衡，觉得不能厚此薄彼，冷落一方。于是，后勤人员也获准参加，但人数要少。落实的结果，谁都想去，最后“落一屯不落一人”，又去了十几个人。
办公系统一共去了40多人，完全违背了领导“少而精”的要求，理所当然地又挨了批评。但是，郑老办皮糙肉厚，无所谓了，仍旧会我行我素的。
会海泛舟一得
董伟
久泛会海，少不得喝几口咸水，但也渐次摸出些规律来，其中包括何以使平平淡淡变得起伏跌宕，使单薄刻板变得厚重深沉，使宽泛寂寥变得趣味横生，化繁杂为简单，化一般为重要。
一曰紧跟照办法。上面开个会，下面最妙的方法是依样画葫芦。不用在落实上花气力，只须在传达上造舆论。内容不用选择，讲话材料也大可不必劳神费力，个别字句稍作变动就行了。会是上面咋开咱咋开，话是上面咋说咱咋说，最省劲又最保险，最便当又最实用。如此行事，对上可以交待，对下可以敷衍，可谓数全其美。
二曰钓鱼法。不用在会议选题上动脑筋，不用在捕捉锤炼典型上花气力，也不用在讲话材料上耗精神，只须在会议规格和拉长陪会名单上费心思。目标是越高越好，最佳结构是坐在主席台上的比听会的还多。因为请来陪会的人越多，方面越全，级别越高，往往被与会者视为会议的重要程度，被主持者看作是有关方面和有关领导对自己工作的支持程度，而被老于世故的人理解为主持者在领导心目中有地位。因而同时召开几个会议，要勇于展开争夺战。争夺的妙法是：请在职领导时，要虚言离休的哪位老同志已答应参加，使前者觉得不与会就有失礼之嫌；请甲单位头头时，应假说乙单位头头已决定出席，使前者有不光临就落后了之感。要使被拉来陪会的人既被当作鱼饵，又都变成鱼而不自知，被当作填充物、装饰品而反以为荣。
三曰拉长会议法。一是讲话人要多，全体头头都登场，各样话种都用上，互有分工，各有侧重。既有堂而皇之的开场白，又有落落大方的结束语；既有照稿宣科，又有即席发言；既有警世危言，又有插科打诨。二是材料袋要厚。从中央至地方有关文件文文必发，从大会到小会场场讲话有言必录。有会上讲过又发书面的，也有只发书面会上不讲的；有反映领导言论的讲话类，有汇集先进经验的典型类，也有搜集讨论情况的简报类。而材料袋呢，也应随着内涵增加，最好由纸袋扩为布兜，进而发展为皮箱。三是安排要多样。电影一天不可少，舞会最好晚晚搞，录像安排至半夜，麻将一打到通宵。而且会议地点也须山明水秀，风光宜人，以增加吸引力、向心力和附着力。
以上数法乃鄙人久泛会海所得，本拟申请专利，又自惭浅薄。故先制一文，就正于方家。
如此“最佳时机”
董伟
齐娄今年四十几岁，三年前由机关调至芜明县任行政一把手，政绩看不出，“贪”这面旗帜却是打出来了。
他有一个弟弟，原在家乡务农，被他用最短的时间调到身边，办起了公司，一家之中一个行政长官、一个董事长。行政长官的权力用得很充分，董事长不择手段，财富积累得很快。
忽然有一天，齐娄病了，病不重，但需要去外地治疗。齐娄暗自高兴，因为他知道，这可是聚敛钱财的“最佳时机”。于是，除了妻子陪护外，他特意点将让一位最信任的办公室副主任前往调度。
他还让秘书放风出去，分寸要把握好，既不要大张旗鼓，沸沸扬扬，又要家喻户晓，人人知道。
由于齐娄的“贪”是出了名的，因此，他有病，对于有求于他的个体户，对于提拔有望的年轻干部，对于想密切感情的机关干部，都是送礼的“最佳时机”。
于是，在飞机和火车上，在医院附近的宾馆和饭店里，在齐娄的病房中，涌来了川流不息的人流。在这些场合见面，大家心照不宣，互不搭话，形同路人。
在病房中相遇也不显尴尬，那位副主任做了精心调度。齐娄在医院住的是套间，里面是病床，外面是会客室。这位副主任只安排一个人进入里屋，并且嘱咐快进快出，其他人在会客室等候。进去的人惴惴不安，出来后如释重负。
一时间病房成了集贸市场，人群络绎不绝，惹得医护人员怨声载道，周围病房骂声连天。
与此同时，有位老干部也在该地住院，原来无人问津，门可罗雀。后来看齐娄的人越来越多，其中有些人良心未泯，捎带脚也过来看一看，请吃顿饭。一时间周边饭馆生意红火，营业额陡增。
这期间出现了戏剧性的变化，齐娄由于反映太大，实在呆不下去了，病房里的闹剧还没有收场，一纸调令又将其调离该县。
在这前后出现了一个令人哭笑不得的故事：
有两位干部同时去给齐娄送礼，晚上不期而遇，住在同一宾馆，不免惺惺相息，吐露真情。两人同时送礼金，但反差不小，礼轻的拿不出手，决定回去补齐再来。回去后得知齐娄已调离，自然不用再去。为此，这位干部特意备了一桌酒席，请了不少人，还专门请了向他提供情况的干部，庆幸歪打正着，失而复得。
这样“忙里偷闲”
董伟
有人作过统计，现今公职人员公休的时间很多，双休日、黄金周、法定假，加在一起118天，一年365天中每三天差不多休息一天，和发达国家不相上下了。但是有些基层干部仍嫌不够，还要“忙里偷闲”，自己给自己“放假”。
陈县长前一段风风火火，集中抓了企业转制，颇为辛苦，想出去放松放松。作为一县之长，他有支配工作的主动权，特意决定一个星期不安排需要县长出席的会议。这当然是很容易的事，再要紧的工作推迟几天也没关系，天塌不下来。
这里的关键是，县政府办公室主任要运筹好。对于县长来说，选择办公室主任至关重要，从某种意义上说，比挑选副县长还重要，副县长可以将就，而办公室主任一点不能胡弄。办公室主任这个职务，要求一要忠诚，二要机敏，三要善于协调。此人不可不老实，也不可太老实；不可太圆滑，也不可不圆滑。
有个笑话：有一天某县长和办公室主任同乘一辆小轿车，车上另有一位客人。县长胃肠不适，放了个屁，觉得不雅。于是半开玩笑似的对主任说：你放屁啦！这位主任是个死心眼，竟然认真地分辨说：我没有啊！这之后主任被免了职，主任不解其故，很不服气，找到县长。县长说：屁大点的事你都不敢替我顶着，你能当好主任吗？！从这则笑话中，可以看出一些领导对办公室主任的特殊要求，也可理解履行这个职务的个中甘苦和技巧。
这个县的办公室主任可是个机灵鬼，他对县长这次自我放松的掩护，真是做到天衣无缝，不留半点破绽。县长没在县里，他要让人确信仍留在县里；县长正在外面尽情游玩，他要让人觉得仍在县里忘我工作。
县长出去一个星期，“掩护行动”分为三个阶段。一是“找不着”阶段。前段企业转制太紧张，县长没时间坐下来思考问题，需要找个背静的地方总结一下，请不要打扰。二是“不好找”阶段。县长前段集中抓了工业，现在去农村调研，有事等几天再找他。三是“没法找”阶段。县长去市里汇报企业转制情况，事情再急也得等一等了。这个方案自始至终都同前段企业转制紧紧相连，有不容置疑的可信度。随着时间推移，找的人越来越多，因此设计的方案也是越来越难找，又完全在情理之中。
为了证实县长确实没有离开本县，办公室主任在此期间还时不时地向下传达县长“口谕”，颇似本•拉登那样，经常通过半岛电视台公布讲话，让人时刻感觉到他的存在。
一个星期转瞬即过，县长玩得十分开心，除了办公室主任没有人觉察到他的“神秘失踪”，自然没有造成任何负面影响。
与忙结缘
董伟
自从当上谁也离不开忘不了的官，他就同忙字结下了不解之缘。
一提到中国的官员，有人就想到“一杯茶，一包烟，一张报纸看半天”的讽言。其实对于不少机关干部来说，是书籍只能看皮，报纸只能看题的。工作时间往往是涉会海，攀文山，一忙就是一整天。
会以外的时间是主要用在谈话上。谈话的种类各式各样：有事先约好的，有突如其来的，有叩门求见的，有破门而入的，有初次接谈的，有谈了再谈的……谈的对象五花八门：诉说苦闷者有之，反映问题者有之，汇报工作者有之，沟通情况者有之，求官谋位者有之，无理取闹者有之……谈后的反映也千差万别：有的心满意足，有的满心不快，有的满面春风，有的满眼含泪……
也有几位上访户，或者逢一必来，或者逢六必到，还有的把他的办公室当作了自己的接谈室，每天要光顾一次。
不知道是出于什么动机，或许是觉得他白天行踪不定难以晤面，或许是觉得屈尊寒舍倍觉亲切，不少人习惯于找上门来。每当他拖着疲惫不堪的身体打开房门的时候，总有几位恭候在他那一专多能的会客室里。话谈了又谈，饭热了又热，饥肠辘辘，大脑麻木，但来人谈锋正健，他自然不敢怠慢，还要抖擞精神，挺直腰板，洗耳恭听。
多少年来，他难得看到完整的新闻联播，海湾战争期间心痒难耐，也看不着热门新闻。“爱国者”能拦住“飞毛腿”，却没有阻住涌向他家的人流。听说他的蹩脚形象时常在电视屏幕上“曝光”，他却无缘自我欣赏，总算不污耳目。
早晨是通话时间，从起床之始就电话铃声不断。大抵是猜度他晏眠贪睡，或在户外健身，总之铃声往往伴着他的喝粥声。人们常用一波三折形容干扰曲折之多，他则达到一饭五接，冷热无挑，果腹足矣！所以每每吃早餐时他总是狼吞虎咽，努力缩短时间，免得留下“半截子工程”，害得家人不好收拾。
入口不易，出口也难顺畅。有时刚刚蹲在茅厕里，铃声骤起，传呼声不断，欲便不忍，欲停不能，真是急煞人也！
他有舞文弄墨的积习，长期不写手痒得很。后来总算想出法子——星期天躲到机关去。一、两个星期天虽然奏效，但三星期后电话铃声又钻进来，有人竟推门而入……真是：夜里下雨白天晴，要想偷闲万不能。
他喜欢忙，也习惯了忙，因为他从忙中感受到了自身的价值。然而，他也不无疑惑：这其中有没有虚功和无用功？他有时也企望宁静，但那只能发生在风雨交加的夜晚，“雪拥兰关马不前”的天气，万家团圆的年三十晚上。
另一种忙
董伟
每当见面寒暄起来，他总是一连迭声地说：“哎呀！忙啊！忙得裤带都快系不上了！”时间长了，人们都叫他“老忙”。
“老忙”刚到机关的时候，正是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他初来乍到，写文章词不行，抄材料字不中，就选择了翻报纸。他给自己定的指标是每天要找出二十个以上错别字。一个月以后，他又给自己加码，奋斗目标定在四十个以上。这样一天下来，自然是头昏眼花。
“老忙”很有进取精神，他很快从挑错别字发展到寻找“政治错误”，首先从字里行间，后来又“力透纸背”——每遇报纸刊登领袖像时，再后来又发展到每有领袖名字或“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红色司令部”的字样时，他都要迎着阳光看看背面印着什么，如果对应的是批判攻击字眼，就算发现了一起政治事故。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他紧张得简直夜不能寐。
“多年的媳妇熬成了婆”，“老忙”后来挂了“长”，自然忙的内容有所不同了。“老忙”最忙的时候是上级领导检查工作之前，他要指挥部下赶紧打电话向下属要材料。组织汇报稿时，他往往把早年见微知著、无限上纲的本事拿出来，可以把芝麻吹成黄豆，把蚊子扩成大象，务求产生轰动效应，而且要求起草人尽量口语化，还要工工整整地抄在小本上，以便念起来显得自然，造成自己动手的印象，最好是得出“不念稿”“很有水平”的结论。
“老忙”逐步摸索出让属下都忙起来的方法。起草一个会议通知，他让大家讨论三天，会议目的是用“为了”表示，还是用“主要是”说明，争论必须争得面红耳赤；某某领导是写“讲话”还是“重要讲话”，也应辩得难解难分，主席台上的座位排列，也要求拿出几个方案，然后逐一论证。
近年来，“杯赛”日炽，“老忙”所在系统采取“会”“文”积分法。“老忙”很快组织了“开会大会战”和“撰文大拉练”。要求组自为战，人自为战，每组周开一会，每人日撰一文。“老忙”自己率先垂范，发明了“以会养会”“以会带会”“以会帮会”，创造了“会外会”“会前会”“会后会”“会中会”“会套会”“连环会”“连珠会”。“撰文大拉练”的成果更是辉煌，不出一月，一个十人的单位竟然写出三百篇材料，累计九十余万字。数字传扬出去，闻者大骇，自然中了“头彩”。至于三百篇的可用性，那是不必顾及的。他把修改权交给了他的副手，“拉练”除了练部下就是练副手，他自己充当了超级教练的角色。
当然，“老忙”仍不改其忙，只是另有所忙。“老忙”年事渐高，囊中羞涩，一个时期来重操旧业，又开始翻阅报纸，但目的已大相径庭，他是寻找发放彩券、奖券的消息。据说，怎样才能中彩，也并不是“瞎猫碰上死耗子”，学问大得很呢！“老忙”已经掌握了个中规律，并有初步收获。“要想富，买奖券是条路”，“老忙”愈发忙到了点子上。
“活得累”一种
董伟
B公司机关金处长，四十几岁，正是“紧一紧上去，松一松停下”的年纪。该人业务能力一般，只有一个本事：善于察言观色。在“上不去就下来”的关键年龄段里，他开始施展这种本事。
金处长对公司董事长表现得非常尊重，每逢董事长在场时，他都要一手拿本，一手拿笔，低头猛记，有言必录。偶而抬起头来，他也要紧锁双眉，一副聚精会神的样子。而且记录的时候总要站在领导视线所及的地方，让领导看得到，越是别人不记的时候越要记，显出他比任何人都对领导尊重和忠诚。
每逢同领导单独相对的时候，或者向领导请示工作，或者领导约见，金处长都要搬个硬板凳坐在对面，或者坐在对面沙发边上，屁股只坐沙发的五分之一，身体挺直前倾，双腿并拢，双臂伸直，手放膝上，显出诚惶诚恐、毕恭毕敬的样子。
金处长除了悉心体味领导讲话意图外，还要同领导身边人员紧密接触，交上朋友。此时不要怕失身份，尽管他已人到中年，身为处长，而领导秘书小小年纪，又只是科长，他也能屈尊俯就，曲意逢迎。
通过这种接触，可以了解领导想些什么，干些什么，有哪些难言之隐。这样他就可以投其所好，说领导之想说，做领导之想做，自然会深得领导欢心。他还通过领导身边人员向领导致意，转达对领导的忠诚之心、崇拜之意。
为了向领导展示自己的水平和勤奋，金处长还会精心制造一些耸人听闻的小故事。
比如，他收集到的信息，得知主要领导的某项工作获得一致好评，而这项工作的基础工作正是他做的，领导得知后当然满意。其实这个信息是他编造的。
又比如，在完成主要领导交办的任务时，金处长连续几天没合眼，连轴转，最后任务完成了，但他累病了，晕过去了，腿也动不了了，等等。这个情况也是首先由他传出，真假无人知晓。他又通过领导身边人员将此传给领导。
“人心都是肉长的”，听到金处长这样忘我工作，谁能不为之动容？公司领导深深感动，并让人捎话给他，向他表示慰问。
“这个干部该用了，再不用就耽搁了！”终于有一天，公司董事长说出了让金处长盼望已久的话。
“活得累”又一种
霍县长年已45岁，在这个位置上已干了五年。一任干上五年，按理是正常现象，没有这么长时间，做点表面文章可以，真要解决实质性问题，改变面貌，造福于民，也难。但是，在这个地区，两三年换一茬，同这位县长同时期的干部，提拔的提拔，进城的进城，都走了。
霍县长看在眼里，急在心上，开始查找原因。他终于得出一个结论：以往的教训，就在于只注意闷头干活，没注意抬头跟人。这个结论使人似曾相识，同“文化大革命”时期“只知低头拉车，不知抬头看路”的“格言”相似，听起来颇为可笑。但这位县长却似乎体会得真真切切，并着意加以解决。
霍县长不再一门心思琢磨县里的工作，而是挖空心思打探上面的动静，绞尽脑汁揣摩未来的干部人事走向，诸如：上级领导变动趋势，还要分短期、中期、长期三种情况，既要确认近期有没有变化，也要预测何时会有变化和变化以后可能的接替人选；上级领导的人际关系是不是和谐，都有没有后台，如果有矛盾，焦点在哪里；每位领导的主要政见是什么，有没有不一致的地方，如果有，不同点在哪里；每位领导都有什么喜好，有哪些不同的特点；还有，在市委常委会上，除了主要领导以外，谁最爱发言，谁最敢讲话，谁最有影响力，等等。
近年来，他不仅密切关心直接上级的情况，而且开始越级关注，到处打探小道消息。他认为，只关心顶头上司，不关注上司的上司，是近视眼。因为，上下是紧密相连，密不可分的。他俨然成了这方面的专家。
潜心研究是为了投其所好，窥测方向是为了“以求一逞”。这位县长在摸清底数的基础上，总的行动准则，是以变应变，看风使舵，东风硬随东风，西风硬随西风。但也不轻举妄动，盲目从事，而是不见兔子不撒鹰。对主要领导，在敏感问题上，要保持高度一致，包括口号、提法之类，不能标新立异，自显其能。上面领导不一致时，谁大听谁的，谁说话算，听谁的。上面来调研，要投其所好，高兴听什么，就汇报什么，喜欢看什么，就安排什么。对于有发展前途的年轻领导，要高看一眼，厚待一层，不可只看眼前，但要秘密接触，尽量缩小影响。
霍县长经过这番调整之后，自然更加辛苦，因为除了必要的工作不得不做外，他还要分出绝大精力，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上窜下跳、左右逢源，以至白天精神恍惚，晚上夜不能寐。至于情况有否改观，最后能不能如愿以偿，也还是未知数。
有那个事不是那么回事
董伟
袁公善于“圆道”，对于已经发生的不愉快的事情，他轻启利唇，稍加点染，就可以化大为小，化有为无，甚至化坏为好。面对这类麻烦事，他往往先肯定，后否定，抽象肯定，具体否定。“先肯定”“抽象肯定”能给人以尊重事实的感觉，可为“后否定”“具体否定”奠定诚信基础。他有一句口头禅：“有那个事儿，但不是那么回事儿！”
袁公长期身居要职，门生故旧颇多，号称：“贤人七十，弟子三千”。其中有一位原为企业工人，几年时间里，已经被他运作提拔为副区长，但由于能力差，水平低，群众威信不高，换届选举前夕，不得不四处活动，八方游说，做了大量拉选票工作，以致举报信纷至沓来，反映到上级党委。正巧袁公负责调查此事，他草草了解之后，得出的结论是，“有那个事”，给一些人打了电话，走访了一些人家，但“不是那么回事”，不是为了拉票。给一些熟人打电话是打招呼，让他们别搞小动作，别为自己做工作，免得旁人说闲话；走访是征求对自己的意见，都是无可厚非的。
袁公有位老同事，曾在一起工作多年，并对他有过帮助，两人一直感情甚笃。这位同事现在是他的下级。此人不拘小节，经常出入歌厅舞厅迪厅浴厅，找“三陪”小姐，搞异性按摩，放浪形骸，在群众中影响不好，被机关干部称作“花花公子”。事情反映到上级领导机关，正巧也由袁公负责调查处理。他的结论是，“有这类事”，他这位老同事确实经常去这些不该去的场所，但“不是那么回事”，每次去都是陪外地客人或上级领导，并且从未有过火行为。他这位同事其实很不情愿，没有办法而已。
袁公自己没有孩子，将妹妹的儿子带在身边，视同己出。不料此子颇不省心，念书时打架斗殴，荒废学业，文化水平不高；参加工作后，同社会上不三不四的人鬼混。偏偏袁公对此子的期许很大，寄希望予其光宗耀祖，所以经常打电话向部门领导施加压力，要求提拔。不知是谁将此事捅上去了，于是有领导找袁公谈话。袁公承认“有那个事”，他确实给部门领导挂过电话，但“不是那回事”，他没有施加压力，而是希望他们严格管束自己的外甥，别留情面。
不巧得很，在袁公所在的领导班子即将换届之际，袁公体检中被查出患有癌症，医生自然要求他马上住院治疗。袁公担心此事张扬出去影响自己的提名和选举，拒绝入院医治。当别人问及此事时，他还是那句老话，“有那个事”，身上发现个肿块，但“不是那回事”，不是恶性的，是良性肿瘤。
袁公装作没事人一样，别人不好勉强，但癌细胞却毫不留情地悄悄地迅速扩散。他病入膏肓，终于无可奈何地住进医院，但已错过了治疗时机。
弥留之际，他睁眼看到家人守候在旁，哭得泪人一般，仍喃喃地说“没那个事，我死不了”，说完就闭上眼睛，再也没有睁开。
见什么人说什么话
董伟
市井间有类“会说话”之人，特点是见什么人说什么话，《红楼梦》里的王熙凤就是其一。《红楼梦》第三回，林黛玉抛父进京城，小心翼翼初登荣国府时，王熙凤的几段话就展现了她“会说话”的超凡才能。先是人未到话先行：“我来迟了，不曾迎接远客！”尚未出场，就给人以热情似火的感觉。随后拉过黛玉的手，上下细细打量了一回，仍送至贾母身边坐下，笑着说：“天下竟有这样标致的人物，我今儿算见了！况且这通身的气派，竟不像老祖宗的外孙女儿，竟是个嫡亲的孙女儿，怨不得老祖宗天天口头心头一时不忘。只可怜我这妹妹这样命苦，怎么姑妈偏就去世了！”一席话，既让老祖宗悲中含喜，心里舒坦，又叫林妹妹情动于衷，感激涕零。而当贾母半嗔半怪说不该再让她伤心时，王熙凤话头一转，又说：“正是呢！我一见了妹妹，一心都在她身上了，又是喜欢，又是伤心，竟忘了老祖宗。该打，该打！”至此，她把初次见到林妹妹应有的又悲又喜又爱又怜的情绪，抒发表演得淋漓尽致。
在现代社会里，仍然不乏这类“会说话”之人。他们身处不同的社会环境，从事不同的职业，在这方面都有不俗的表现。他们往往出身于复杂的家庭背景，成长于多变的社会氛围，从小养成谨小慎微、见风使舵的性格。他们不乏应变之才，但机敏有余，原则性不足。置身一个环境，必先搞清人和人的关系，搞清身边每个人的所好所忌，搞清喜欢听什么厌恶什么，高兴听什么就说什么，讨嫌的话绝对不说。特别是面对互相矛盾的双方，他们会左右逢源，两面讨好：说此好，能挠到痒处，引来发自内心的欢喜；论彼非，能点到痛处，触及软肋 ，让人频频颌首。到了一个陌生的环境，他们会十分谨慎，对谁都露笑脸，唱颂歌，对谁都客客气气，热情洋溢，对谁都不讲掏心窝子的话，你好我好大家都好。如果参加讨论会，他们会尽量避免开第一腔，轻易不亮自己的观点。有时逼到头上不得不讲时，也是多讲模棱两可的话，不疼不痒的话，可伸可缩的话。一旦后面发言同自己观点不一致时，能够很自然地拉回来，拉成并无不同，绝对避免观点交锋。在领导面前，更是鼓动如簧之舌，说恭维话，说体己话，但由于“会说话”，还要落落大方，言词恳切，娓娓动听，不愠不火，既不显得谦卑，又不露阿谀奉承之态，领导听了不讨嫌，很舒服，有时还心旷神怡。
当然，这种“会说话”之人，一般很少说真话，说实话，说心里话，而习惯于说假话，说虚话，说套话。他们说话不是站在自己的角度，言由心生，说自己想说之话，而是揣摸对方的感觉，讲言不由衷的话。这种人，其实也很累。当然，如果发展下去，信口雌黄，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可就不是一个“累”字所能涵盖的了。
搅劲孩子多吃奶
董伟
“搅劲孩子多吃奶”，这句俗话是我早知道的。然而“搅劲”何以“多吃奶”，过去从未深想。后来听朋友讲了一则“搅劲孩子”的真实故事。
事情是这样的，某单位分房时，遇到一位“搅劲”科长。这位科长全家两辈三口人，头一年由一间扩为两间，这一次又申请要“三室”。起初听到这件事，人们，包括他的领导，都是“摇头派”。可是，事隔不久。却意外地发现，“摇头派”变成了“点头派”。正在人们大惑不解的时候，这位科长得意忘形，自己揭开了“谜底”：原来他经过“调查研究”，掌握不少摇头派们见不得人的事情，一一记在本子上，进行了“火力申请”。“我要三室！”——这位科长开门见山。“不行！”行政领导一口回绝。“为什么？”——这位科长步步紧逼。“你心里明白！”——行政领导毫不退让。“那么好吧，还是让你自己先明白明白吧！”——这位科长不慌不忙地掏出一个笔记本，“堡垒”随之被攻破了……
故事还没有完，这位科长觉得光一个人“软”了还不行。于是乎，在班子讨论房子的会议上，他突然闯进去宣称：“你们今天研究房子，我知道！你们每人身上的‘小尾巴’，我知道！你们讨论中谁‘卡’我，我也能知道！”这“三个知道”很有震慑力，话虽不多，却好像托起一个“炸药包”，没等“引爆”就搞掉了“火力点”……“三室”就这样拍板定案了。
在现实生活中，像这位科长那样“搅劲”十足的“吃奶孩子”为数不多，像这位行政领导这样满身瑕疵的“奶妈子”也属鲜见。但由这则故事所反映出的问题，却值得人们深思。
这位科长的“搅劲”之所以起作用，主要还是遇到了怕“搅”的“奶妈子”。像那位行政领导那样，生怕“搅”动自己身上的污秽，蓄意用“奶头”去堵“孩子”的嘴是一种；娇宠溺爱，心慈面软，顺势用“奶水”去慰抚“孩子”的，是又一种；不堪搅闹，息事宁人，是再一种。在这样一些“奶妈子”面前，“搅劲孩子”的要求悉数得到满足，是不消说了。但若遇到更多的另一种干部——一身清白，无所顾忌，任其搅闹，不为所动，那情况就一定完全两样了。
由此看来，要使“搅劲孩子”不多“吃奶”，首先应使“孩子他妈”不软弱、行为正。
迷糊官一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