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伟
记得“文化大革命”期间，某地有一位造反起家的迷糊官，他有几个著名的滑稽小镜头，多少年过去，至今想起来让人捧腹。
一次是由他主持召开一个万人大会。那时候按惯例都要在会议开始时，齐声高唱一首革命歌曲，主持人责无旁贷负责起唱。本来主持语上写得明明白白，只要不犯糊涂，稍动脑筋，照稿宣科，刚刚脱盲之人也会胜任愉快。偏偏那天这位老兄犯了迷糊，当念完“下面高唱《东方红》”之后，他竟引吭高歌：“大海航行靠舵手，预备，唱！”引得全场哗然，哄堂大笑。
再一次，是欢送五七战士下乡，由他主持欢送仪式。其中有个议程是向五七战士献花环，他竟迷迷糊糊地念成了：“下面，向五七战士献花圈！”这些上山下乡插队落户干部，本来心情烦躁，无处发泄，闻听此言，各个怒火中烧，全场骂声一片。
还有一次，是地区党委讨论干部，他参加了讨论。伴随着宣读考核材料那抑扬顿挫的声音，他酣然入睡。当念到被考核人父亲已经过世时，他突然醒过来，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竟迷迷糊糊冒出一句：“人都死了，还讨论他干啥？！”自然又引起一片笑声。
斗转星移，时光到了改革开放的年代，这类迷糊官难得一见了，但也偶有所闻。
有位上个世纪80年代初走上领导岗位的干部，在一个部门担任主要负责人十几年，竟然迷迷糊糊说不清分管系统的主要统计数字，本部门百多名干部的名字叫不全，向领导汇报总要由别人起草，然后照本宣科，倘若深问几句，就张口结舌。
平日研究工作，或者有人请示工作，他总是闭目合眼，不知想些什么，哼哼哈哈，学着“老干部”的派头，口里不停地念叨：“好嘛！好嘛！”有一次，有人向他报告局里一位老同志去世，他也迷迷糊糊地连声说：“好嘛！好嘛！”让人哭笑不得。
他所在的部门负责经济仲裁，他经常在双方的申述书上批出完全相反的意见，让人啼笑皆非，无所适从。
此公还有一绝，就是常常在主持会议时，在众目睽睽之下，进入梦乡，以至鼾声大作，口水直流，搞得与会人员不知所措。当人们适应了这种情况，会议照常进行时，有时他会突然睁开双眼，插上几句，而且能接上茬，不走板，不跑调，让人叹为观止。说明此公似睡非睡，看似迷糊，并非真迷糊也。
都来“找感觉”
董伟
华光报社 M室刚刚重组，人员很精干，主任一人，副主任二人，记者一人。主任原为副主任，过去很少接触具体业务；两位副主任以前都是一般记者，业务平平；只有记者是业务骨干，学位和职称最高，业务能力最强。
两位副主任中有位女士，三十出头，同社长关系密切。这次 M室调整幅度大，引人注目，真实原因只有社长和这位女副主任知道，主要是为了解决她的晋升问题。另一位男副主任五十几岁，是员福将，没有能力有资历，这次是跟着坐“乘车”。原来的主任调到其他部门，新主任是被两位副主任“顶”上来的。
M室调整之初，三位主任无德邀宠，无功受禄，无能得位，自然喜不自禁，兴高采烈。时间不长，三个人冷静下来，慢慢变得烦燥不安，高兴不起来了。因为他们除了职务变化，其他都未变。特别是女副主任，过去由于业务欠佳，只能干打杂，如打水、取报纸、收拾卫生之类。现在职务虽变，其他工作仍插不上手，只好还干这类活。
按照美籍华人心理学家奚恺元教授创造的“幸福学”理论，人的幸福感产生于比较。职务本身不能带来幸福，那种“居高临下，颐指气使”的领导感觉，才能产生“幸福感”。新主任最早悟出这个道理，开始制造这种感觉，拿出领导派头，耍出主任威风，从部下身上“找感觉”。怎奈从两位副主任身上难以找到，因为女副主任有后台惹不起，男副主任不干活无错可找。最后苦了那位记者，活由他干，累由他挨，责任他担，稍有闪失，主任开始板起面孔，振振有词地数落他，偶有延误，更是不问青红皂白夹枪带棒地抢白他。到这时，新主任才算找到了做主任的感觉，并从那位记者沮丧的表情中获得了成功男人的“幸福感”。
女副主任也开始觉得打杂太低气、太掉价，很不符自己身份，也理直气壮地推给了那位记者，因为自己是“官”，他是兵。看到记者既干业务又干杂务，忙得不可开交的样子，女副主任也找到了当“官”的“幸福感”。
男副主任历来以静制动，以不变应万变。过去干不了大活干小活，总还干点力所能及的工作。现在觉得写稿是记者的差事，跑“龙套”是兵的活，都是记者的职责。男副主任一推六二五之后，只剩下玩电脑、打扑克的活了，悠哉游哉，尽享清福，“感觉”越来越好。
可怜那位记者在三位“领导”都找到“感觉”之后，也找到了自己的“感觉”。感觉为何？真是一言难尽。
火中取栗
董伟
吴县人事局长P君擅长挑拨离间，混水摸鱼。
这几年，该县党政班子不团结阴影挥之不去，主要领导每两年调换一次，已经换了三茬。刚搭班子时，关系正常，比较和谐，调离之前，却已剑拔弩张，闹得不可开交。
这期间，P君处在不同职位上，都充当了不光彩角色。此人智商不低，专能见缝下蛆，往往三言两语，就能挑起经久不息的战火。
第一茬班子时，P君在办公室任秘书股股长。书记心眼小，爱听小道消息，他投其所好，在县政府办公室里安放“眼线”，专门向书记源源不断地提供信息，特别是提供县政府所谓背着县委另搞一套的信息，引起书记的猜忌，导致书记和县长之间由疏远而紧张以至难以共事。在这个过程中，P君取得书记的信任，被提为县委办公室副主任。
第二茬班子时，书记比较主观，听不得不同意见，P君就专门搜集县长在各个场合的讲话，然后断章取义，鸡蛋里挑骨头，硬往县长不同书记保持一致上扯，甚至说县长背后诋毁书记，引起书记不满，进而发展为尖锐矛盾。P君又成了第二任书记的心腹，很快被提拔为县人事局局长。
这次是连续第三次调整，市里特意挑选原来关系较好的两位干部分别担任书记和县长，觉得万无一失。头半年，处于政治上的蜜月期，合作愉快，相安无事。
半年之后，出了个意想不到的小矛盾。事情很简单：市里有位干部想请县里安排个亲属，先找到书记遭到婉拒，又找到县长获得解决。这起小矛盾源于缺少沟通，作为人事局长已是难辞其咎。更可恨的是，当书记因此对县长有了意见后，他又推卸责任、添油加醋说他已预先告诉了书记对此事的态度。书记由此埋下了不满的种子。
事隔不久，市委组织部组织年度考核，并按惯例进行民主测评。结果县长的优秀票比书记多出几张，这本来是小事一桩，起初书记也没介意。P君得知此情况后，感到有机可乘，对书记煞有介事地说；“下面对这事议论不小，认为不正常，书记以后得多个心眼儿了！”书记前番已对县长心存芥蒂，经P君一挑，不满升级为气愤。
P君趁热打铁，向书记再进谗言：应该限制政府权力，不然县长利用职权使劲拉人，你将来就难以站脚了。此意正中书记下怀，于是书记在碰头会上立下两条规矩：一是政府系统再进副股以上的干部要报县委讨论；二是政府计划外动用5万元以上资金要报县人大审批。这个规定打破了过去惯例，属于明显的不信任和限制行为，自然引起县长的强烈不满。至此，两人的蜜月彻底结束了。
P君又取得了第三任书记的完全信任，下步如何使用正在书记的考虑中。
敛财新招
董伟
温久处长负责全市个体和私营企业的管理工作。这是一个论职务不高，论职权不小的“美差”。平日里，他用足用够用活职权，使个体和私营企业老板望而生惧，定期和不定期地“孝敬”他是避免不了的。但这位处长还嫌不够，胃口越来越大，敛财招术越来越多。
这几年，温处长由一窍不通的画盲，摇身一变成了“画家”。主要画山水，有时也画“动物”。据说最拿手的是画“虎”。他的画作悉数卖给个体和私营企业老板，价格不菲，便宜的几千元，贵的三五万元，最贵的虎画可以卖到八万元。老虎是“虎虎有生气”，“八”是“发”，寓意都是很“吉利”的。
温处长自称有绘画“天赋”，基本是无师自通，画作“畅销”后又请老师略加指点。他十分“勤奋”，往往是早上作画，一挥而就，每天都有新作问世。
他的画作令个体私营企业老板望而生威，苦不堪言。特别是被他“派买”虎画的，更是叫苦不迭。私下里纷纷议论：天不怕，地不怕，就怕温久卖虎画。
温久花样翻新，还代卖水果。春夏季，卖桃李；秋冬天，卖苹果和梨。价格比市场上的贵，质量比市场上的差，销售方法仍是派购。
近年来，他又开起了花店，强向个体私营企业老板兜售。一颗巴西木在别处是几百元，他这里卖 2 万元。有的老板花钱之后，花木又送还给他，让他“代养”，他于是再卖，一盆花可以连卖几次。
他还卖假货，从深圳买来1000多元一对假劳力士情侣表，竟以14万卖给一位老板。这位老板送表店鉴定后知道是假表，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适逢这位处长女儿要去国外定居，就把假表送去作礼物，将其物归原主，温久暗暗叫苦，但毕竟还是净得14万元。
此类事例不胜枚举，个体私营企业老板忍无可忍，在市里开展的对处级以上执法人员无记名信任投票中，纷纷投了他的反对票，温久也因此被调离了这个握有实权的执法岗位。
这个城市一位喜欢舞文弄墨的私营企业老板戏作一首打油诗：
温久处长真荒唐，敛财招术太别样。
不会绘画乱涂鸦，硬逼业户吃蟑螂。
利用职权强买卖，巧取豪夺黑心肠。
党纪国法昭然在，不信温久总疯狂。
贵族包装
董伟
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的若干年里，人们一直喜欢“红色包装”，特别希望自己是“里面三新”的贫雇农出身，最好父母是苦大仇深、房无一间、地无一垅、大字不识的人。似乎这样，才最令人骄傲，最值得炫耀，最让人尊重，也最可靠放心。
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更是按照家庭出身，把人分成三六九等，一类是“红五类”（贫农、雇农、下中农、革命干部、革命军人）子弟，一类是“黑七类”（地主、富农、资本家、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走资派）狗崽子。当时有个家喻户晓的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把出身的决定作用讲到了极致，把封建的血统论昭示的淋漓尽致，凸显出“红五类”子弟的优越感和所谓“黑七类”狗崽子的无奈。
近些年，具体不知从何时开始，在一些地区、一些领域和某些人那里，对出身的好恶、向往、评价，悄悄地发生了变化，甚至发生逆转，帝王后裔、官宦世家、书香门第，成了一些人的追求。不仅历史上声名显赫、功勋卓著、彪炳千秋的人物，不少人攀龙附凤，趋之若骛；有的历史人物名声不好，甚至声名狼藉，也不乏寻根问祖、津津乐道、颇感荣光之人。更有人祖上本是民族败类、反动军阀、不法奸商、恶霸地主，干了许多祸国殃民的勾当，竟也或亲自动手，或假手他人，在报刊或电视上，或明或暗地加以宣传，并堂而皇之地印在名片上，不以为耻，反以为荣。
只要是名人，不管是好名声还是坏名声，一律攀附，打上出身名门的标签，抬高自己的身价，扩大自己的知名度，这就是今天一些人追逐的信条。为名人建故居，为典故争属地，而好坏不分，美丑不辨，也是这个心态，于是就出现了拼命把夜郎自大的夜郎说成自己地区，耗资费力为民族败类建故居等咄咄怪事。“不留名千古，就遗臭万年”这类腐朽思想，重又在有些人头脑中作祟。
有些人的包装是全方位的，不仅包装成名门之后，还要包装成受过良好教育，穿衣打扮要十分考究，饮食起居要讲究质量，言谈举止要有绅士风度。于是，有的原本学历不高，现在通过各种方法，已经拿到最高学历，甚至是哈佛、牛津、剑桥的博士、硕士学位；有的工资本来不高，却穿的都是名牌，用的都是高档，甚至戴上几十万元的手表招摇过市；有的过去经常出口不逊，十分粗鲁，现在也附庸风雅，拿腔作调起来。
但是这样做的结果，自我感觉良好，别人却难首肯，说不定会嗤之以鼻。
一百个食客
董伟
乌有县县城是个国有企业居多的工业城镇，虽然前些年轰轰烈烈地搞了企业转制，但绝大多数企业转过去又转回来。因为这些企业转制后一切都没有改变，没有注入资金，没有更新改造设备，甚至没有调换经营者，只是换个名而已，很快就混不下去了。因此，在这个县城里，工业企业至今仍然基本姓“公”。这几年背负体制和机制双重压力的企业，步履维艰，越来越不景气，整个县城发展缓慢，经济缺少生机和活力。
然而，令人不解的是，在这个县城里，高档饭店、豪华洗浴和昂贵的娱乐场所，却雨后春笋般地发展起来，而且家家兴隆，个个红火，同这个县城经济的萧条景象形成强烈反差。
有细心之人对此情况作了一番调查，竟有惊人的发现：虽然这类场所数量不少，但在这个十万人口的县城里，出没这类场所的常客也就是一百多人。其中有要害岗位的实权派，有综合部门的负责人，更多的是国有企业老板。这些人的夜生活十分活跃，今天你请我，明天我请你，出手阔绰，一掷千金。
这一百食客白天互相难得一见，晚上在高档酒店中却可频频相逢，推杯换盏，呼天抢地，热闹非凡。偶有一家新酒店开业，众食客蜂拥而至，挤得水泄不通，都以先吃为快。
再细考究还可发现，这一百食客的高档消费都不是自己掏腰包，花的全是公款。偶有个体私营企业老板请客，座上之宾也都是要害部门的实权人物，目的性很明确，往往是为了打通关节，办正常渠道难以办通之事 。
据了解，一百食客这般消费还有堂而皇之的理由：一是吃点喝点不是大错，更不违法，花的虽是公款，但毕竟没往腰包里揣；二是吃饭是为了联络感情，增进友谊，发展经济，不陪好酒，不吃好玩好，不好办事；三是市场经济就是关系经济，不在乎吃什么，主要是营造一种气氛，其实我们这些人都吃腻了。食客们既然理由“正当”，出师有名，无可挑剔，当然可以照吃不误，无所顾忌了。这个县城这道“亮丽的风景线”也会继续存在下去。
然而，同样是这个县城，还有几千个下岗职工拿最低生活保障费，还有上万户农民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还有那么多教师和基层警察开不出工资。当一百个食客每天光顾高档饭店时，可曾想到还有那么多需要关心的弱势群体？当一百个食客大嚼山珍海味，杯盘堆积如山，浪费惊人的时候，可曾感到普通百姓正侧目而视？
那条“亮丽”的“风景线”继续下去的代价，是一百个食客越来越脱离群众！
面子值千金
董伟
中国人讲究面子，争面子是许多人的处事准则。特别是弱势群体，更以不丢面子为做人底线。
在历史上，有多少孀妇为了争得面子，立贞节牌坊，付出终生煎熬的代价；又有多少无辜女人被坏人强暴之后，丢了面子，不惜以死来洗刷耻辱；也有许多“才高八斗，学富五车”的文人，碍于面子，不愿卑躬屈膝，“垂眉折腰事权贵”，一生终老山林，郁郁不得志；还有像项羽那样“力拔山兮气盖世”的英雄，怕丢面子，失败之后“无颜见江东父老”，放弃东山再起、卷土重来的机会，宁可自刎乌江。
可见，在古人那里，看起来一张薄薄的面皮，分量无与伦比，可谓比什么都重要。
在今人看来， 面子仍然重要，但是宁要面子、不要性命的情况已极少见。然而，在特定的条件下，为了顾全自身面子，不惜牺牲国家或集体利益的事情，却偶有所闻。
比如，某开发区主任，在年初班子成员的工作分工中，负责一个几亿元以上大项目的招商引资工作。为此他亲自出马，一年之内五赴广东，两去美国，耗资近百万，却越招越远，越引越离，到年底，这位主任不得不绝望地宣布，这个招商项目他已经尽到最大努力，他已无能为力，看来是没有希望了。
到了第二年年初，再次进行工作分工时，偏偏有一位年轻副主任不信邪，自告奋勇要继续啃这块“骨头”。那位主任满心不愉快，心想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无功而返，最后已经宣布这个项目的“死刑”，你要继续这个项目，不是给我难堪吗？但一转念，我如果当面表示反对，显得我不大度 ，不以大局为重，反正再努力也不会有好结果，还是同意他的要求，用他的失败来反衬我的正确吧！
意想不到的是，这位副主任用了不到半年时间，竟然奇迹般地将此项目“起死回生”，并且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即将进入签订合同阶段。
这时，主任坐不住了，感到反差太大，大丢面子，于是采取各种方法加以阻止，诸如说对方的条件太苛刻，对方的产品不先进，对方的资金来路不明，等等。总之，主任大权在握，鸡蛋里挑骨头，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最后还是把项目搅黄了。
开发区要引进的这个项目，如能成功，效益很好，每年可提供几千万元的税收。为了这位主任这张薄薄的面皮，损失了数千万。在主任那里，面子值多少？回答是：值千金！
当然，在这里，今人面子的维护，是以国家和集体的损失为代价的。如果损失的是自己的利益，自己的钱或物，情况可能就两样了。到那时，有人就会说：面子值几个钱？！
企业出名之后
董伟
个体私营企业怕出名，出名以后麻烦事多，首先是上面来“指导工作”的多。来之前，要准备汇报材料，有的还要求材料要经得起推敲，耐得住玩味，有高度，有深度，有厚度，让老板很犯难。
因为，个体私营企业多的是管理人才、技术人才，缺的是舞文弄墨的人才，特别是能归纳、善总结、会拔高的人才。这类企业庙小池浅，往往养不起这类人才，也不愿意花钱供养这类人才。
每当这个时候，企业老板还愁接待条件太差。首先是没有可供大队人马听汇报的会议室。特别是有些企业，尚在初创时期，配套不完善，没有闲钱盖会议室，职工开会往往安排在食堂，头头碰头就在老板办公室，上面来“调研”、“指导”，这样安排似觉不妥。当然，许多领导对此并不在意，但企业老板心里不安。
更愁的是，没有拿得出手的接待人员，这些接待人员平日里迎来送往可以维持，但没见过大世面，经不起大阵势，上不了大台面，此时此刻往往漏洞百出，首尾难顾，时常好事没有办好，往往会弄得上面来人特别是随行人员，颇有烦言，老板听了心里很不舒服。
其实，懂行的领导调研之后，确能提出一些有真知灼见的意见，帮助个体私营企业开阔视野，理清思路，促其加快发展；负责任、办实事的领导干部，还能帮助企业解决一些实际问题，这也是应该承认的。而且企业知名度增高，对于扩大影响，开拓市场也有好处。问题是随着企业知名度增加，麻烦也就增加了。新闻媒体接踵而至，采访连绵不绝，老板频频出面，同样的话说了又说，烦不胜烦。接待出现纰漏，立刻招来闲话。而要天天如此，个体私营企业老板分身无术，无暇他顾，企业哪还会有发展？！也有个别新闻单位，巧立名目，借机拉赞助，死乞白赖请企业发广告，搞有偿宣传，参与某项活动。
人怕出名猪怕壮，出了名的个体私营企业，往往还会成为一些部门管理的重点，监督的热点，关注的焦点。默默无闻的企业，可以含糊、迷糊、模糊，打打“擦边球”，出了名的企业已经没有这个侥幸。
出了名的个体私营企业招蜂引蝶，机关、学校、街道，甚至是环卫部门，都会经常造访光顾。无事生非，无理取闹，鸡蛋里挑骨头的事情，接踵而至，让你防不胜防。而且，谁都可以“亮黄牌”，谁都有否决权，哪个庙都得拜，稍有不周，就给颜色看。
于是，保持低调成了一些个体私营企业老板的行为准则。
新官不理旧账
董伟
刘安调任S厂任新厂长后的第一件事，是理顺财务。他信奉新官不理旧账。所谓“不理”，不是对以往的账目一概不管不问，恰恰相反，他必须首先摸清财务底数，“不理”是为了“理”，“理”中要有“不理”。
第一个“不理”，是“不理睬”前任厂长的财务旧班底，代之以建立自己信得过的新的财务班子。任何一个企业，不管叫财务处长、科长，还是叫财务总监，必须跟厂长、经理一条心，没有“隔”，别的职务包括副厂长、副经理可以将就，这个职务却一点不能马虎；“前朝遗老”，别的可以顺其自然，这个职务则要当机立断。
第二个“不理”，是有意“不理论”前任厂长的“猫腻”，诸如：“崽花爷钱不心疼”的挥霍，“打通关节”“疏通渠道”的开销，个人“升迁高就”的铺路费，构筑“安乐窝”的花费，乃至积累财富的贪占等。这样做，一是显得宽容大度，会换得前任支持；二是笼络“前朝遗老”，不使他们有失落感；三是与人方便自己方便，将来自己仿效也可不被后任追究。当然，对前任留下的家底必须“理”得清清楚楚，只是轻易不说，但关键时刻又非说不可，比如：审计部门发现了过去的问题，必须能讲清楚，而不致归到自己头上；前任离任后如果不配合，背后拨弄是非，也要找其面谈，运用“理”出的把柄，点他的“软肋”，让他就范。这些只能在新财务班子到位后才能理清，这也是不言而喻的。
第三个“不理”，是“不理会”前任留下的麻烦，包括拖欠外面的债权债物，欠下的各种人情，也包括留下的纠缠不休的官司，还包括前任政绩工程中的半截子工程。他的原则是，一切从现在开始，过去遗留的，对不起，我弄不清，搞不懂，天晓得，鬼知道，让我“揩屁股”，没门儿。当然，外面欠我的，不管是新欠还是陈欠，都会穷追不舍，照讨不误，谁都休想滑过去。我和你没“瓜葛”，认理不认人，来别的，都没用。
两三个字的评语
董伟
有的人习惯于用两三个字评价一个干部。两三个字，字字千钧，往往能决定一个干部一生的命运。
两三个字的评语，对于一个干部来讲，有的是事出有因。比如我刚参加工作时，同科有位二十几岁的青年，家境贫寒，在吃不饱肚子的年代，用作废的四两餐券去食堂吃饭，让人发现，被冠以“不老实”的评语。以后，入党因为“不老实”而搁浅，提拔因为“不老实”而泡汤，在提倡“做老实人，说老实话，办老实事”的年代，谁能亲近、使用一个“不老实”的人呢？现在，他以一般干部的身份从工作岗位退休回家了，只好“老老实实”地呆在家里。四两餐券换来的三个字的评语，让他足足背了一辈子，透不过气来。
两三字的评语，有时则来自偏见。我的一位同学，在改革开放的初期，在“世人皆醉我独醒”的年代，率先起来改革，被当时的顶头上司冠以“胆太大”的评语。以后他调到别的单位工作，“X大胆”的雅号一直伴随着他。人们并不问“大胆”的名是怎么来的，只是由“大胆”想到他可能“不守规矩”，进而想到他可能“胡乱来”，可能干过违法乱纪的事，使用上自然也受到影响。
两三个字的评语，有时更是来自别有用心的人颠倒黑白的栽赃。我有一位朋友，在一个地区担任主要领导，要求自己颇严，官声尚好。上面的领导让他办事他不办，而且一而再、再而三地拒绝这位领导的不合理要求，尽管他做的对，但上级那位领导还是恼羞成怒，给他冠以“私心重”的评语，加以传播。“私心重”的含义是什么，表现何在？那位领导故意隐而不说，让别人去猜想。猜想的结果，最可能的是不能严以律己，“以权谋私”，甚至是“违法乱纪”。而实际上就是没给他办事。背上这个罪名，要想甩掉也要费点口舌，下点功夫。
当然，两三个字的评语，也成全过一些干部。有位干部不知何时得到“敢开拓”的美称，人云亦云，不了解内情的人都说他“开拓精神强”，自然成了重点提拔使用对象，一年一个台阶，跃居高位。后来，人们发现了他“敢开拓”的另一面，即肆无忌惮地侵吞国家财产，成了腐败分子。
也有人一直背着“谨慎”的美名，被委以重任，后来发现该人其实很不“谨慎”，不老实得很，人们都受骗了。
我罗列上述事例，说明两三个字评语的弊病，也并非是完全否定这种部分人的习惯作法。准确地评价一个人，并且用简洁的语言概括出来，也是必要的。但要有发展眼光，求实的精神，客观公正的态度。不能带有感情色彩，不能以偏概全。
当然，更希望领导者用干部的“四化”方针、五条标准来全面衡量评价一个干部。
一味“调角度”
董伟
华县一个时期文化市场出现混乱现象，急需整顿，准备召开动员大会。
文化市场属于行政范围，整顿工作无疑是政府的职责。但是文化工作又是精神文明建设的范畴，县委也责无旁贷。于是县文化局主动向县委宣传部汇报，同县委办公室沟通。决定以县委、县政府两家的名义召开会议，并首先由县委办公室和县政府办公室联合发出会议通知。
由于会议有县委参加，会议筹备工作自然应该以县委为主，但主要涉及行政工作，所以会务工作应该由县政府完成。
筹备工作的首要任务是组织领导讲话材料。因为会议研究部署文化方面的工作，非常重要，所以党政主要领导都要参加，并要分别作重要讲话。政府分管副县长也必须讲话。
每次类似的会议之前，都要召开一次协调会，会议由县委办公室主任主持，主要任务是确定几位领导讲话的提纲，避免讲重复。
会议的题目很窄，内容单一，本来一位领导讲话即可，偏要三位领导都讲，以示重视。所以必须把有限的材料资源加以合理分解，都讲一个事，又不讲一样的话。这就是办公部门组织材料的一句行话——“调角度”。
分管的副县长和县长的讲话有一个交叉，都要做工作部署，但副县长讲的具体一点，县长讲的原则一些；副县长提的要求主要针对分管部门，县长站得高，对相关部门以及各乡镇都有指示。副县长讲的比县长细，但也不能讲部门负责人的话，细到文化场所具体管理上去；县长讲的粗，但也不能套话连篇，给人一种“只讲套话，不干实事”的感觉。
因此，县长的讲话里也要针对性强，有主要数字，但要高屋建瓴，不能琐碎。
县长和书记的讲话也有一个交叉，都要讲重要性，讲重大意义。书记是管全面的，管一个地区的政治方向和贯彻党的大政方针，观察一个问题总要从政治的角度、全局的高度。讲重要性自然离不开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三个代表”、四项基本原则等。特别是文化工作，是“三个代表”的一个方面，当然要从“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的角度讲清楚。
县长讲重要性则要“就事论理”，从文化市场当前存在的问题说起。当然书记讲话也不能空对空，要有血有肉，因此县长讲问题要留有余地，不要讲多了，讲满了，讲全了，让书记不好再讲。既使角度的不同，写起来还会避免不了“碰车”，所以材料形成后还要协调。
动员会召开了半天，三位领导讲了 4 个小时，与会者昏昏欲睡，会后不少人嘀咕：
秘书真辛苦，
一味调角度，
速写变小说，
越听越迷糊。
“拖”法入门
董伟
许多事粗看起来简单得很，细细考究却往往大有学问。比如这推拖、拖拉看似容易，我那念小学的儿子，一年级刚进校门就会把今天的作业拖到明天、后天去做。被教师冠以“作业拖拉”的评语时，他对“拖拉”一词还大惑不解呢。但是，真要“拖”出技巧，“拖”出水平，“拖”得人眼花缭乱、莫测高深，还真非易事。可不要以为“人之初，性本拖”，就觉得拖本无技可谈，拖的学问大得很呢！
我自愧不是做学问的材料，自然写不出试论、浅论、略论之类堂而皇之的大块文章，更难以编著《拖法大全》或《拖法鉴赏辞典》一类的大部头作品，所以只好写点“入门”之类浅而又显、壮夫不为、难登大雅之堂的东西。
既为“入门”，当然是人们司空见惯平而又常的现象，也即在推拖学里最粗陋浅薄的部分。比如“拖”法中的直截了当式或曰单刀直入式就是其一。这种“拖”法惯用的话是：“别急，拖一拖！”“慢慢来，等一等！”“放一放，以后再说！”——这是态度平和时的语言。“你越急，我越不办，能怎的！”。或“等着吧，你那事早着呢！”，或“我就拖你，有法想法没法死去！”——这是不耐烦的语言。这类拖法对应的被拖对象往往是无权无职求告少门的老实百姓。拖的结果呢，或者拖得被拖者筋疲力尽，失去信心，最后不了了之；或者拖得需解决的问题，由大变小，由小变无；或者拖成“明日黄花”，拖得“水尽鹅飞罢”，“落得个白茫茫大地真干净”。
对被拖者施以何种拖法，切记别搞一刀切，要因人而异。对于那种虽无高职却有实权，虽无官位却很“嚼牙”的被拖者，可以采取“拖”法中的隐晦曲折或曰暗渡陈仓式。诸如：有的应以“没时间研究”相推托，有的则以“意见不一致”相搪塞。有时可以责任“横推”，说此事我们已同意，相关的某某部门还有不同意见，正在继续统一思想；也可以矛盾上交，说我们已讨论赞成，只是上面卡住不放，咱们还在争取；还可以问题“下卸”，就说我们头头没意见，下面做实际工作的还不通，需要深入做工作，等等。这个方法虽然并不罕见和深奥，但运用得当，效果妙不可言。既达到了“拖”下去的目的，又使被拖者提不出意见没有反感，有时还生感激之情呢！
比较起来，在常见的入门拖法中，大概要属以攻为守式或曰以办为拖式较为复杂和高深了。这类被拖者是居高临下的领导者，而拖者则往往是直接或间接下级。这种拖法较有风险，但也并非险象丛生。这里要注意不能硬顶，需要“口惠而实不至”，满口马上就办，行动雷厉风行，却又不真办，办不成。比如：上面把事情交下来时，先要立即应承，继而马上研究，寻找对策，出难题，搅混水，使被拖者自己觉得也应拖一拖。有时，拖者还会巧妙地搬出被拖者的同级或上级相制约，让被拖者欲办不能，欲罢不忍，无计可施，苦不堪言。
我自知难以撰写精深文章，没想到写“入门”也力不从心，因为“入门”又何尝如此简单呢？也只好就此打住。
万用标准讲稿提纲
董伟
A、 会议召开的背景
应写：这次会议是在什么样的国际国内形势下召开的（以示“站在下家洼，放眼亚非拉”），是为了贯彻上级的什么会议或什么文件精神召开的（以示“会”出有因，不在会海之列）。
B、 会议召开的重要性
应写：这次会议是在关键时刻开的关键会议，非常及时，非常必要（最好换成群众口气，如：“大家说”或“同志们一致认为”，这样更具有可信性、说服力）。
C、 成绩取得的原因
应写：在什么什么精神的指引下，在上上级的正确领导下，在上级的直接指导下，在兄弟部门和单位的大力支持下，在本单位全体的共同努力下（切记写全，宁拉一屯，不落一人）。
D、 对前段工作的估价
应写：取得了巨大的成绩，或很大成绩，或显著成绩，或明显成绩（不用以上几个词表述，可以换成“较好成绩”，或“可喜成绩”，实在没有成绩，也要写足成绩，因为任何时候成绩都是主要的）。
E、 对前段工作负面的分析
应写：尽管取得了成绩，但是仍然存在缺点和不足（这样写有分寸感，可千万别写“存在错误和失误”）。缺点和不足的表现是认识不够深，觉悟不够高，工作不够好，效益不够大，等等。（总之，要用好“不够”二字，因为这是模糊概念，什么叫够，什么叫不够，并没有准确的标准、程度，最易让人接受，这样写既表现出对工作是一分为二的，又没有否定自己——做工作哪有足够的时候呢？）
F、 下步工作指导思想和主要任务
应写：要贯彻什么精神，执行什么方针，坚持什么原则，注意几个界限，搞好几个结合，达到几个目标（切记：要写全，写高，不要太实。特别是目标，应写得模棱两可，似是而非，以免完不成，被动）。
G、 今后要做的第一项工作
应写：要进一步解决思想认识问题，不断提高自觉性、积极性、创造性（这里的关键是“进一步”和“不断”两个词，可谓万无一失，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什么对象都不错，不管原来的思想认识深浅，觉悟程度高低，“进一步解决”，“不断提高”总是需要的）。
H、 今后要做的最后一项工作
应写：要继续加强组织领导，强化机构，增加编制，要建立领导小组（思想认识开个头，组织领导压后阵，是屡试屡灵的讲话格式，至于增加机构和编制则是加强组织领导的核心内容，“人多好干活”嘛）。
玩得昏天黑地
董伟
中国的麻将牌举世闻名。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麻将，玩麻将成了经久不衰的“国玩”。
前些年有“全国山河一片麻”的说法。现在人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了，玩的种类比过去增多，比如青少年玩电子游戏机，青壮年逛卡拉OK厅，有些身份的人打网球，或者打高尔夫球等，但玩麻将仍然在诸种玩中占据主导地位。
麻将的吸引力如此之大，参加玩的人，“上至九十九，下到刚会走”；玩的时间，往往通宵达旦，一直到筋疲力尽为止。至于玩的地点，可以说到处摆战场，或在单位，或租宾馆，或寓于一地，或在旅行中。
旅行途中，麻将是必备之物，汽车中、飞机上常听到国人玩牌时的大呼小叫。有时空间狭小，颠簸不已，仍然玩得兴高采烈，笑声、叫骂声此起彼伏，使周围昏昏欲睡的旅客难以成眠。到旅馆后，衣不解带，马不下鞍，还要鏖战通宵，哪怕第二天没有精力观光旅游，干脆躲在旅馆里睡觉。
最可笑的是，有的旅游团不远万里，飞行十几个小时，花费数万元来到美国，竟然也宁可躲在旅馆打随身携带的麻将而不去外面观赏光怪陆离的异国风光。真是：撼山移，撼麻将瘾难！
打麻将者没有不动输赢的，只不过数额有大有小而已，不动钱的麻将没有刺激性，没有吸引力，玩不出劲头来。因此，即使是一家人聚在一起，也象征性拿出钱来，真枪实弹，麻得热火朝天。
有的国家“尚武”，有的国家“崇文”，或多或少都有其好处在。但如果我们从孩子小时开始，就让其在这样的环境中熏陶，在似赌非赌的气氛中长大，形成了“好赌”的恶习，就追悔莫及了。
有些行贿之人，也会利用麻将这块遮羞布，不动声色地把钱送给手中握有重权之人。当然，要做到不留痕迹也难，人们从他们专事“点炮”的行径中，也会看出破绽的。
疯狂的麻将热，其实也危害人的身体健康。“非典”过后，人们正在反思自身的卫生习惯和生活方式，麻将热也应在其中。
中国人的生活水平还在不断提高，休闲娱乐的方式也应该随之高雅健康起来。
吃得鸡飞狗跳
如今在一些干部中间，吃风太盛。传统节日要吃，洋节也要吃；升迁要吃，调转也要吃；分别要吃，重逢还要吃；婚丧要吃，寿诞也要吃；客来请吃，无客自吃；闲暇自娱吃，事繁抽空吃；有事相求吃，密切感情吃。吃的时间，过去是安排在中午、晚上，现在已扩展到早晨同吃早茶，晚上共进夜宵。
总之，对于一些人来说，大概家里吃饭的时间是屈指可数了。有一首流行歌曲，叫《常回家看看》，颇受欢迎，很有针对性；大概也需要写一首新歌，不妨就叫《常回家吃饭》，来规劝这部分颠倒主辅，把饭店当家的人了。
至于吃的种类正在向一低一高两个方向发展。一是地方风味，一是名贵佳肴。有些人吃熊掌，吃“三鞭”，吃山珍，吃野味。其中有的贵重，有的虽便宜，但是难以觅找，筹备之人也要既费钱财，又费脑筋。有些人于世界普通食物之外，还吃其他国人所不吃的珍馐：吃蛇，吃果子狸，吃癞蛤蟆，吃癞头之鼋，吃老鼠，有的甚至吃到小孩的胎衣，以及直接从人身上取得的东西，真是除了“两脚的爷娘、四脚的眠床不吃”，其他什么都吃。如果能够，怕是连天上的月亮也要摘下来尝尝哩。
对野生动物的吃风由来已久，从官场到商界到民间绵延不绝。在这种吃风中，不少野生动物遭殃。某省有关部门对某市的一项调查显示：该市有半数以上的人吃过野生动物，认为吃野味能增加营养或有滋补作用。
在崇尚美食的民族文化中，“吃”可以说无处不在。林语堂曾就此写道：“中国人之所以对动植物学一无贡献，是因为中国的学者不能冷静地观察一条鱼，只想着鱼在口中的滋味，而想吃掉它。对于客观对象的好奇心，始终没能超过品尝美味的好奇心。”此话虽显挖苦刻薄，也确实值得深思。
前些时肆虐的非典病毒，经过医学专家研究发现，病人身上的冠状病毒同果子狸身上的病毒具有同源性。因此呼吁，对高危野生动物应采取应急措施，停止一切捕猎活动，禁绝一些野生动物及其制品进入市场。然而，部分人冒着生命危险，仍然什么都敢吃。田间地头的大老鼠和未经烹调的生鱼片，仍受食客的欢迎。在南方某地的餐馆里，师傅最善烹调各类山珍美食，最出名的是“四大美人”宴，即西施猫、貂禅鼠、昭君兔、贵妃蛇。仅仅田鼠就可以做一个“九式鼠套餐”，做法有红烧、白灼等。
“吃”，已经吃出了疫情，影响了经济，吃成了重大的社会问题，吃得四邻不安，举世恐慌，还不应该进一步检讨“吃”的问题吗？！
一把赢把把输
市纺织厂王厂长是个有名的老面瓜，偏偏工厂效益不错，四面八方都来蚕食，连居委会、环卫所、驻地小学也不落后，老面瓜笑脸相迎，有求必应，倒也相安无事。
这个厂的税务征管员李科长，也是蚕食队伍中的一员。过去小小不然的事情很多，诸如外出旅游、朋友聚会、年节送礼、购买时令服装等等，都要掏王厂长的腰包。鉴于李科长身份特殊，加之数额不大，少则数百，多则几千，王厂长心知肚明，二话不说，一律照付不误。
这次李科长喜分新居，需要一笔装修费，开出的价码是 5 万元。王厂长尽管心疼，还是不愿意得罪李科长，一咬牙一跺脚，给了。没想到时间不长，李科长欲壑难填，提出再要 5 万元。王厂长到了忍耐极限，但也不敢轻易发作。
事有凑巧，王厂长在一次聚会中遇到了市税务局长，两人很熟，闲谈中提及此事，说完又后悔了，话已收不回来。税务局长对这种明显的勒索行为不能坐视不管，但也轻描淡写，免去其科长职务、调离现工作岗位了事。
从此以后，纺织厂的麻烦接踵而至。
先是那位李科长变为李干事之后，由工业分局调到税检分局工作，他首先检查纺织厂的欠税问题，拿厂办一个小卖店开刀。小卖店是安排该厂下岗职工的小商店，本小利微，勉强维持，工资不能正常开，欠税也在所难免。李干事从小卖店开张之日查起，竟查出需补交100多万元滞纳金，小店难以承受，只好关门大吉。
采取同样的办法，李干事又查了卫生所、托儿所等福利单位，同样有欠税问题，同样需交数额颇大的滞纳金，也只有关门黄铺。
与此同时，这个厂税收征管员换上了张科长，不再采取合作态度，完全“公事公办”，没有一点商量余地。
王厂长到这时才明白，得罪一人得罪一群，从此纺织厂的事更难办了。
假汝之名
董伟
前些年讲到新的不正之风特点时，有一个形象的说法，叫“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意思是有些人钻政策空子，采取“变通”的手法违背政策。现在随着时间推移，国家逐渐走上法治化轨道，党的政策变为国家法律、法规和政府规章，权威性提高了，但是漠视法律的仍有人在，采用各种方法达到个人目的仍不鲜见。这种人“你有千条妙计，我有一定之规”，看起来办事中规入矩，都按程序走，无懈可击，但是他们规外设规，法外施法，“弯弯绕”之后，到头来往往还是转进他们的圈套。“你有规定，我有定规”，可作为对这种现象的概括。
其实，许多事情也不是什么秘密：尽管工程承包已经立了法，规定必须向社会公布，必须公开竞标，必须组成小组进行评价，以体现“公开、公正、公平”的原则，但有些发包方早已“成竹在胸”、内定有人，法定程序只是拿来为其服务以披上合法外衣而已。至于如何实现其意图，方法多得很：或者向投标方泄露标底，或者向其透露设计意图，或者向评审组面授机宜。对于投标人中的“搅劲孩子”，可以少分一杯羹以堵其嘴；对于不识时务公开上告之人则施以制裁。在这里，法规条款被其变味后成了遮羞布。这种情况并不鲜见，田凤山在地方工作时就玩过这类把戏。还有选拔任用干部，尽管中央已有专门条例，规定得明明白白，但也有人塞进私货，如通过“过细”工作争取民意，在“考核”环节中寻找缝隙。尽管招收公务员规定严格，程序环环紧扣，看似很难作弊，但“面试”环节仍有伸缩性。还有“中考”“高考”，应该说“分数面前人人平等”，是最公正的，其实也不尽然。比如，“中考”可以“三好学生”“特长生”加分，“高考”可以采用“扩招”“特招”的方式达到目的。为了提高贷款质量，银行贷款目前规定极严，要求每笔贷款都要过几关，诸如经办人初审，处（科）会审，行长办公会终审，还有实行责任追究制，但真要执意给某人贷款，方法还是有的。真是如果法律法规有知，面对此情此景，也会惊呼：“有多少‘猫腻’正在假吾之名而行之啊！”
当然，上面所述各项法规的落实现状，也不尽然，也是千差万别，程度不一，问题各不相同。究其原因，也不排除现有法规尚有不完备的地方，但更重要的是执法人的素质，因为到任何时候法规都不能做到天衣无缝。
摒弃关系出干部
董伟
有一个流传时间很长、流传范围很广的对联叫：“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你不行，就是不行，行也不行。”横批是“不服不行”。在这里，“行”或“不行”的内在缘由，是“关系”到位，或者不到位。
有的地区或单位，每年都要成批成批地提拔使用干部，其中不乏德才兼备、众望所归的人才，但也有数量不等的被提拔者，完全是在人们的视野之外，缺德少才，不干工作，没有政绩，按“四化”衡量一化没一化，却能青云直上，安排在关键、要害岗位，使人莫名其妙，“丈二和尚摸不到头脑”。其实，都是“关系”作祟。
“关系”是怎样形成的，方法多种多样。纵观世间百态，总的“宗旨”，无非是“投其所好”四个字。现在一位领导到一个新的地区或单位工作，首先要接受一些干部“喜好什么”的“考察”。坊间就此戏言（其实也是真话）：新来领导“不怕爱好多，就怕没爱好”。贪财的，假以钱财；贪色的，荐之美色。附庸风雅之人，还可赠之古玩名画。靠“送”形成的关系，一旦建立起来，可谓“牢不可破”。因为“吃人家的嘴软，拿人家的手短”，“欠债”早晚要还的。
这里，“送”的多寡，要视当权者的胃口大小而定。有的领导贪欲无边，简直是“无底洞”，送少了不起作用。据说有位领导，其下属为了找他办事，东挪西借，凑足数万元送给他，竟然没留下任何印象，下次见面时，居然不认识，还要问人叫什么。也有的送少了还有副作用，当权者认为是瞧他不起呢。
当然，也并不是有钱就能送出去，“有猪头找不到庙门”的也有人在。过去有句话“能挣会花”，现在还得加上个“有钱会送”。“送”的里面大有“学问”。有人总结出“经验”：一是送礼要抓住时机。一般选在过年过节的日子，有病住院、出国考察的时候，子女或本人结婚、老人故去的关口。这个时候送礼，理由显得“正当”，送起来自然，容易笑纳。而且既显出送礼人通情达礼，又于潜移默化中培养了感情，比“临时抱佛脚”强。临时送礼，功利性太明显，有时让人反感生厌，也易落下“权钱交易”的把柄。二是送礼要给人以安全感。不是谁的礼都能收，谁的钱都可要，“聪明”的人一般情况下，要对送礼人有所了解，知根知底，“谨慎”选择。对那些看着就“眼晕”的人，是要退避三舍的。当然，也有的当权者来者不拒，无所顾忌，颇有明目张胆、明火执仗的味道。
“关系”要想充分发挥作用，还要编织成“网”，形成《红楼梦》中说的“连络有亲，一损皆损，一荣皆荣，扶持遮饰，俱有照应”的人际关系网。于是，同学会、同乡会、同业会等应运而生，频繁聚会，同气相求，遇有大事小情，纷纷出动，能行风的行风，能行雨的行雨，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现今，编织一张完整的网，不仅中间层要形成阵势，结交要广，人气要旺；上面还要有“根”，即后台，根越粗越好，越硬越佳；下面也要有“须”，有雄厚的社会基础。“网”，俗称“圈”，圈里人即是家里人，可以无话不说，无事不做。这种“网”编织精密，运用得妙，是可以把“圈”里人一个一个捧上去的。
慎防“数字”出干部
董伟
偶有这样的事，一个地区或单位的经济发展每年都是“两位数增长”，每年都被评为“先进”，其领导干部一个接一个提拔使用，而一旦接替人选中来了个“较真”的人，把“老账”都翻腾出来，弄个底朝天，竟发现“增长数字是假的”，“账目是编出来的”，“窟窿硕大”，“负债是惊人的”。
有些领导喜欢用统计数字说话，因为数字最能反映事情的真实性，重视数字无疑是求实精神的体现。然而有些数字难于统计，更难于检查，因此具有欺骗性。比如，精神文明建设方面的数字，某人好人好事做了多少件，某单位开展谈心活动多少次，一帮一结对子结了多少个；乃至开展微笑服务笑了多少回；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清除垃圾多少吨，喷洒消毒水多少次，消灭苍蝇、蚊子多少只，等等。
也有些数字是可以统计的，但如果不注重检查核实，难辨真伪，也会闹出笑话。如有的地区植树造林，每年植树多大面积，成活率90%以上，年年如此，累计起来不仅无山不绿，无土不林，甚至城市道路上，农村锅台上，也该郁郁葱葱了。又如有的地区下岗和失业职工就业人数，把每个月、每一年的数字累计起来，即使去掉再次下岗的，也早就超过100%了。
数字同其他事物一样也会有真有假，也要谨防虚假。对于一个机关来讲，干部人数应该是真实的，但机构改革中统计人数时，竟发现有的机关单位为了增加办公经费，退休职工仍然名列其中。对于街道和居委会来讲，所辖居民生死状况应该是了然于胸的，但在统计最低生活保障线情况时，竟出现死亡人口冒领低保费问题。对于一个企业来讲，增加值应该是衡量经营状况的权威指标，其中既包括速度，又包括效益，看似公允，其实增加值同产值密不可分，而产值的多少很难统计，虚报很容易，因而增加值的准确性就大打折扣了。对于一个地区来讲，GDP是衡量发展速度的重要指标，但其基础数字是诸如企业增加值等，如果基础不牢，最后的数字大厦就可想而知了。
于是，就出现了这样奇怪的现象：一个地区所属各地，GDP增长速度都是两位数，但整个地区GDP却被领导者和统计部门确定为一位数。可见虚假的情况，人人心知肚明。在此，虚假被悄悄地承认了，又不声不响地回避了。
在一般人看来，一个企业的利润，一个地区的财政收入应该是不会掺假的，其实也不然。比如企业利润，可以用银行贷款交税，叫做“虚收虚转”；也可以把第二年的收入予借到今年，叫做“寅吃卯粮”。
我罗列上述情况，并不是说数字都不能相信。在许多情况下，用数字说话是最有力的。这里关键是统计数字的人是否诚实，是否可信。如果原本诚信之人现在变得不可信了，则要看看上面有没有“逼良为娼”——硬下指标的问题；或者有没有“诱良为娼”——数字出干部的问题。
警惕“活动”出干部
董伟
记得上个世纪80年代初，小平同志刚刚提出干部“四化”方针的时候，一大批年轻干部脱颖而出，走上各级领导岗位。那时有个共同特点，就是被提拔者本人一无所知，毫无思想准备，处于完全接受选拔的地位。当时电影中有句话，叫“没有被遗忘的角落”，拿来形容那时干部使用状况，是颇为妥切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