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对立面”，也就是党委和行政、企业领导和职工，产生分歧意见，认识不一致，甚至发生对立。我想这个问题并不在于它是国营企业还是私营企业，事情没有处理好，矛盾激化，肯定要发生问题，会出事。事情一旦闹大，那就不光是影响公司的经营活动，严重的会造成社会问题，那才不管你是国营企业还是私营企业呢，都一样！事情如果闹到那个份上，企业还搞得好吗？还谈得到什么效益？国营企业不说了，私营企业，再大的老板也顶不住啊！我觉得这种问题，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企业的老板，老板的素质和思想境界。要我讲，作为老板最起码的一条，要懂得尊重员工、关心员工。人是重感情的，也是讲道理的。我从来不会忘记自己是打工仔出身，不会忘记艰苦的打工仔经历，因此我这一点非常明确：老板和员工、打工仔都是人，大家到了一起共事，不说是什么“缘分”，确实也很不容易的呀，中国这么大，10多亿人口，就我们这些人凑到一块儿，要不是赶上党的好政策，改革开放搞活，经济大发展，哪有这种机会？大家天远地远地从四川跑到广东相聚一起，难道不应该好好珍惜吗！
至于我本人，有好机遇，当上了老板，其实按我原有的环境、条件，我比大多数人还差呢！因此，我直到现在，都和公司的部分员工同吃一锅饭，每月照样在公司领工资。按时发工资我比许多老板过得硬，不论资金再紧，每月按时发，从不拖欠！不仅如此，就是在一些年份经济效益并不好的情况下，我照例安排公司的干部半个月旅游，工资照发，还发给旅差费……
永远争第一（5）
刘延林
我不是自信，我们公司不存在同员工的对立问题。当然也会有些小矛盾，这是免不了的，但我都能及时、合理地做出安排、处理，大家是工作愉快、心情愉快的，包括离开公司的人。
从我心里讲，我在公司成立党组织和工会，目的就是使公司正规化，把公司进一步搞好。现在，党支部和工会成立时间还不长，但已显示出明显的效果。譬如公司机构调整、人事安排，过去都是我口头一说就定了，如今不同了，公司的机构调整、干部任免，我先同党支部书记商量，征求党组织的意见，然后正式发文件，出干部任免通知。员工中特别是干部，有什么思想问题，是通过党支部做思想工作，由支部书记找当事人谈话或同他们谈心。对于员工中的一些思想情况、个人的实际困难或有什么要求等等的了解，增加了党组织、工会这两条渠道。我们公司，还真算得上是“党管干部”呢！
自从公司党支部成立以后，公司中的问题和矛盾，明显地减少；有了问题，发现和解决及时多了。
有的人以为，私人公司，老板不就是靠“经济手段”嘛，炒哪个的鱿鱼，老板一句话就是了。其实不然，那种办法太原始，已过时了，要靠管理、靠规章制度处理问题，办事也要有程序。至于“经济手段”，就是说钱嘛，钱也不是万能的，世间有的事儿，光靠钱是办不了的，还是要把言语拿顺，要讲感情，要有人情味儿！
公司的工会成立以后，在组织、发动员工方面，同党支部紧密配合工作。党员人数有限，工会则是员工都可以加入的，工会能更广泛、及时地了解和反映员工的各种情况与要求、意见等。我们公司的工会，还具体安排干部的旅游、员工的业余文娱活动、干部劳动……所以，工会对反映和解决职工的具体问题与要求、稳定员工情绪，都起了很大的作用。
自然，公司党支部和工会，对我本人也有监督作用，所以我说在私营企业中，建立党组织和工会，主要取决于老板本人，老板要有眼光和魄力，要有气度，也就是要开明。否则党组织和工会是很难搞起来的。我并不是标榜自己有多么开明，在前面已经讲了，我是真正感觉到有必要成立党支部和工会，是自觉自愿的，这事儿也是自愿才行。说真的自从党支部成立以后，我光是做人的工作花的时间和精力，就减少了许多，我能腾出手来抓别的。今年我有很多时间都在外边跑，办成了几宗大业务，在四川广安、重庆组建了两个分公司，到中央党校学习、参加中国技术经济研究会的学术会议……这么多时间在外出差，往年是想也不敢想的。
总之，在私营企业中成立党组织，组建工会，是新事儿。新事儿就会遇到新问题，反正像小平讲的“摸着石头过河”嘛！一边干一边摸索。我既然主动提出来在我的公司成立党组织和工会，我就有信心干好，有决心干下去。
因为在私营企业中建立党组织和工会，是件新鲜事儿，而且又是我这个私人老板主动提出来的，一些人认为我这个人有事事“搞第一”的思想。这话也对，也许我这个人就是这样的吧！我最近从一篇文章上，看到了一位叫迈克尔•戴尔的美国老板的事儿，引起了我的兴趣。这位当今美国的第四大个人电脑生产商、美国500家大公司中最年轻的老板，比我还小一岁才29岁，我们是同代人，而且都起家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略有不同的是，迈克尔一边读书一边捣腾生意，卖美国“万国商用机器公司”(ＩＢＭ)的电脑，后来索性中断了大学学业，办起了“戴尔电脑公司”，现在成为拥有财产达３亿美元之巨的“电脑新大亨”。迈克尔•戴尔说了几句很精辟的话：“如果你认为自己的主意很好，就去试一试！”“为什么只希望成为第二、第三或第十呢？”我很欣赏这几句话，似乎这也是我的实践和写照，我这样类比，并不是想掠这位美国“大款”之美，实在是我同迈克尔•戴尔，有些不谋而合。我今后仍将努力事事“搞第一”。
现代化的管理（1）
刘延林
千万不要以为管得严管得细就是好的管理。妨碍创造的管理比没有管理更糟糕。
整个广东省私营企业集团前几名的老板中，只有我一个是四川人，也只有我一个人是来自打工仔。
四川出来的打工仔至少几百万，全国到广东省来的打工仔数目就更多了，这中间，成了富翁的人不少，当上了大老板的人也不少，在广东挤进前10名的就只有我一个人。究其原因，我以为，成功的要点之一就是我真正地学习和大胆地运用了新的先进的现代化管理方法。
还在当打工仔的时候我就发现了，很多企业家都不会管理，除了会卡，会限制，会抠，基本上拿不出调动人们积极性的方法来。我当时就很看不起那些人的管理方法，还在那个时候我就憋足劲，相信到了自己负责管理工作的那一天，一定会大大地超过他们。
记得我曾经很善意地提醒过一个负责管理的人，我说作为一个企业，主要任务是创效益和求发展，所谓管理，只能是从这个目的出发，否则，管得再细再严，也等于是白管。
我这句话还算是挺客气的了，我把另一层意思藏起来没有说，本来我还想说妨碍创造的管理，越卖力，犯的错误越大。我怕他受不了，给他留了面子。没想到就这样仍然惹怒了他，很生气地将我数落了好一阵，大意是说我不懂，胡言乱语，想得简单，等等。
我当时的处境是没有条件，或者说是没有资格同他争论，但我料定他在管理上不会有大的成就。可惜，我后来与他再也没有机会相见，使我的猜测变得少了一份答案。但我自己却实践成功了。我在被他数落不久，就有了自我发挥的机会，黄老板将他在海丰的砖厂交给我管理。我在前面已经从另一个角度谈到这个问题，由于我自己实实在在地盯在第一线，头脑里装的是第一手资料，什么方法可以推动生产效益，什么方法会影响创造，我相当清楚，加之我就在现场，有关的事情当场就地处理，那段时间几乎就没有出现什么障碍性的管理。所以，当时我的自我感觉特别好，急于想自己当老板，也有这个因素在里面。
真的当了老板后，反而不好管理了。
开始是4个老板共同当家，这种现状人们很熟悉，就好像是一个国营企业似的，谁都想做主，谁都做不了主，互相牵制。那段时间我们共有的砖厂始终在倒闭的边沿上徘徊，与其说是经营不善，不如说首先是管理不善。
就是那时候，厂里有个车间干部，负责一个相当重要的车间，他过去曾经在某个地方上当过行政干部，有一整套严格管理的办法。我经常看见他把全车间的人召集起来“修理”，很严厉地逐一清算每个人近几天的所作所为，然后又丝毫不含糊地批评一些他认为该批评的人。整个车间的人都基本上达到了没有他的指令，谁也不能擅自行动。就是我们几个老板，要动用那个车间里的任何人，也必须先同他打招呼。否则，他就会抱怨我们打乱了他的管理。
他不仅把人管得极紧，对车间里的大小工具，包括小铁钉、铁丝之类的小东西也得他批准才可以使用。他所负责的那个车间，无论是一滴油还是一颗螺丝，都不会有人随意浪费。
对于他的这种管理，我们4个老板分歧很大，但一直没有形成统一的看法。直到有一天由于他临时离开，全车间的人停工将近半天，我们4个老板才为了他大吵了一次。
那天他去替厂里办一件重要的事，刚离开不久，一条三角皮带就断了，车间里没有备用的，由于他不在，也没有办法更换新的，30多个人就在车间里坐着等他，一直坐了两个多小时。
事后，我们4个老板并没有吵出个名堂来，比较占优势的看法是，全靠他平常管理严，30多个人虽然没有干活，但也没有一个人离开了车间，也没有出现任何人为的事故，也就是说，除了没有干活，一切都很稳妥，没有发生意外，没有给老板添麻烦。甚至还有一个老板说，虽然停工两个多小时，造成了一点损失，但他平时节约的东西也不是一个小数……何况他本人离开车间是去替厂里办事。
事情没有扯出一个结果，也就谈不上采取什么行动，最后，这件事也就不了了之。
我很不同意那些看法，但我当时是“寡不敌众”。
后来这个砖厂成为我一个人独有了，我第一次调整人员安排就动了那个车间负责人，我把他从生产岗位上调离，让他去担任成品保管。
其他的事我不用多说，我只告诉您，他离开后，那个车间的人变得不如以前那么“规矩”，生产进度却有了很大的上升。少了一些形式上的限制东西，就多了许多个积极性。
应该说那个车间负责人是个好同志，他只是不应该把行政的管理方法用到企业上来。行政管理要的是循规蹈矩，而企业就必须把创造放在主要位置上，否则，这个企业就失去它的活力了。
管理是门极复杂的学问，我这里只谈了其中一点，而且是像农民一样的讲求实效的“实用主义”的东西，没有什么理论依据，仅仅算作我的一家之言吧，您赞同或不赞同都没有关系。
如果您认为您的见解更高明，不妨直接用于实践当中去吧，用不着花时间找谁争论。实践就是最好的裁判。仅在嘴上探讨，不容易说服谁，反而浪费了时间和精力，也就等于是妨碍了发财。很不划算的。
现代化的管理（2）
刘延林
最好的管理者是懂得诚恳待人的人。
尊重被管理者，是目前最高层次的管理方法。
我们国家经过那么多年的动荡后，许多使用了多年的东西都陆续失去了威信，反映在管理上的明显现象是，靠“上级”硬压已经没有多少效果了。进入市场经济后，用经济手段管理虽然有一些成效，但我认为也不是真正能够调动人们心甘情愿卖力的绝对手段。
真正能够让别人心甘情愿出大力的有效手段是什么呢？我觉得就目前而言，没有单一的妙法，需要多方面结合。
我的经验很简单：主要依靠经济手段和友谊感情相结合。
可能因为我是从小在“社会大学”中闯荡吧，我很注重友谊和感情。我觉得人和人不仅是平等的，就聪明程度而言，差距也是很小的，顶多只有那么一点点，无论是拿圆锹的还是握扳钳的，每个人都有脑子，都有能力。至于成功与否，或者是成功的大小，有很大程度是有没有能力及时抓住机遇，并非是谁生来就比谁强得了多少。
有了这个概念，就容易懂得无论是管理者还是被管理者，都必须互相尊重，互相诚恳相待。大家相处融洽了，很多问题都要好办得多。关于这一点，用不着我来多说，我相信您和许多人都曾经有过亲身体验。我们家乡四川就有这么一句很形象的话：“只要人对了，什么事都好说。”这里的“人对了”，实际上就是人与人之间相处得融洽了。
我有八九个企业，但我的管理人员并不多，管理人员设多了，养起来也是很大的负担。而我又经常在外面奔波，就算不去外面，我也不可能有三头六臂。在这种情况下，我的几个企业却都能够运转得十分正常。不仅是我在外面想到的事，打个电话回来就能够完全落实，就是我没有想到的事，也会有人经常替我想到，还替我想出具体的解决办法。
我身边有个姓袁的管理人员，是分管旅业的经理，就经常替我想一些改进措施。
袁经理从四川来到广东，应聘到我这里，不久后他老婆也来了，但他老婆却不应聘，自己办了个幼儿园。淡水这个地方真还缺少幼儿园，加之他老婆有一些教学经验，一开业就很红火。但他老婆精力顾不过来，袁经理就不时帮她拿主意，到后来干脆抽时间直接去帮忙。有人把这个消息告诉我，说袁经理拿我的工资，替自己家里干活。其实一开始我就知道这个情况的，我曾经多次查看旅业的管理工作，的确很难发现管理不善的地方。
联想到我自己的具体情况，我觉得能够理解袁经理，不仅没有责怪他，还对别人说：“外地来的人，千里迢迢，离乡背井，就是为了来挣钱。要是到了这儿不能多挣，他来干什么，不如呆在家里。袁经理虽然一心挂两头，但并没有妨碍他分管的事情，没有理由责怪他，我也不会炒他。假如袁经理自己提出要辞职出去办公司，我仍然不会刁难他，还愿意支持他，帮助他创业。”
过去在砖厂时我就多次这么对待厂里的人，这个情况袁经理是亲眼见过，也听人说起过，所以，他听到有人对他谈了我的态度，完全相信我说是的真话，他没有来找我解释，也没有对别人多说什么，只是在一个星期内给我送来了4个改进旅业经营和管理的方案，几乎每一个都是切实可行的。
他没有提出辞职，至今没有提出，他认为在我这儿干有安全感。
还有一次，我同一个职员出差去重庆。那个职员是重庆人，在重庆期间他一直是住在家里。记得好像是1993年冬天。我们返回广东的飞机是早晨，很早，天还没有亮，下着雨，很冷。他同家里的人坐着出租车到宾馆来同我会合，他们坐的车到宾馆时，我正好在大门口总服务台结完账。看见他下了车，我当即走出去。趁他同家里的人告别时，我顺手就替他把出租车费给了。这的确是一件很小很小的小事情，钱也相当少，但连我自己也没有料到，那个职员是那么看重，事后他告诉我，说我给了他很大的面子。以后很长一段时间里，他在工作上都保持着极高的热情和负责精神。
我明白，他看重的绝对不是那几个车钱。
也许是我从小在农村长大，养成了这样的习惯，也许是我从小受的轻视多，也许是我不是天生的大富豪，而是从打工仔一步一步走过来的，总之，我是很看重平等的，也很注意诚恳地对待我的职员们。我和他们之间的许多交往和友好往来，我都不是刻意去那么做的，完全是本能的自然的反应。前面谈到的那类事，我的确做了不少，基本上是不知不觉就做了，并没有费心费神地去反复思索掂量，我觉得人和人之间，本来就应该这样。
现代化的管理（3）
刘延林
我身边有一个职员，是淡水当地的人，应聘到我这儿来工作不久，有一天他的爱人带着两个小孩到我公司来参观。在我这个集团公司总部的其他职员的家属来我这儿，几乎我都有一点表示或招待，这位本地人的家属由于来得突然，我毫无准备，并且那时候正巧又安排有重要的接待，连办一次招待我都没有办法参加。特别是他的小孩，是第一次见面，按人之常情，总该给点什么小礼物。我来不及准备，就从衣袋里掏出港币，给了每个小孩100元。我之所以给港币，是因为知道这个家在当地的职员富裕，家里不缺钱花，我对小孩说：“这两张港币给你们玩耍。”然后我就去忙该忙的事情去了，根本没有把这事放在心里，我的确没有想到，从那以后，这位本地人到处对别人说我心细，想问题周到，弄得我自己都惊讶不已，反复问自己：这就叫想得周到吗？
我已经记不清还有多少这类事了，但我却在心底里记下了深深的体会，那就是：对待小事，尤其不可以掉以轻心。很多小事都是可以引出大的或长远的影响的。有一句话您千万不要相信，我记不得这句话是来自哪儿了，大概意思是说，丢得开小事的人，才可能干得成大事。这是句骗人的话，不信试一试，丢的后果是，丢了小的也就等于同时丢了大的。
我说对人诚恳，尊重聘用的职员，并不等于就不严格。该严不严，只能是害企业，实质上就是害大家，因为企业是大家的饭碗，是大家的衣食所在。不客气地说，好多国营企业不容易办成事，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该严格的事情严格不起来。这种该严格不能严格的事多出现几次，其影响是，本来想严格的人也慢慢地变得不严格了。然后，这支不能严格的队伍就会眼睁睁地不断发展，再然后该是什么后果，就用不着我来啰嗦了。
我身边曾经有个总经理助理，大学本科毕业，人很聪明，也有实际工作能力，我对他寄予了很大希望，并委以重任，尽可能地给他提供用武之地，提供他发挥才能创造的空间。实事求是地说，他还是做出过一些成绩，也起到过一些不可低估的作用，否则，他就不可能在那个重要的位置上待那么久。但时间一长，他发觉位置坐稳了，就变得懒散起来，一些急需处理的事迟迟不办理，经常同别人躲在办公室阳台上下象棋。我发觉了这个问题，给他提示过几次，他有所收敛，但一听说我外出不在家，又不顾一切地下象棋。
真正令我对他失望的还不仅仅是下象棋，其实，我觉得做完了该做的事，下一下象棋绝对是一件好事。关键的问题是他的主要心思很难再放到公司的业务上，以前的虎虎生气和开拓精神都基本消失。我又给了他几次机会后，见他已经无法重整旗鼓，就开始考虑要辞退他了。我觉得他坐在那个位置上，不能创造性地工作就已经是一个很大的错误了，就算不计较他的其他小事，他也不应该再留在那个位置上了。这儿是私营企业，没有谁拨款来供养无所作为的人，这儿的每一样都得靠自己挣。
不过，说实话，考虑是否辞退他，那一段时间，我心里也是很不好受。大家能够从天远地远的地方走到一块儿来共事，怎么说也算是一个缘分，全国12亿多人，就我们几百人在一起工作，而能够坐到一个办公室里的人又更少，总共就那么几个人。这不能不说是一件相当不容易的事情，大家应该互相关心，互相谅解，互相支持……
最终我还是将他辞退了，我们只能集中精力干实事，我们没有时间来协调，更没有条件来容忍。
要想创造效益，就得这么干。
现代化的管理（4）
刘延林
管理，永远是一门复杂的学问。
学习二字，说的人很多，真正愿意做和认真做的人却很少。
事实是，谁真正做到了，谁的希望就最大。
假如不是遇到了中国百年难遇的大改革，假如不是我自己投入了改革大潮，那么，我到现在为止，依然会什么也没有，什么也不是。
我最大的幸运就是这辈子遇上了这场由邓小平他老人家亲自设计的，神州大地上发生的空前大变革。在这场大变革中，我走过了风雨黄昏中的泥泞小路，经历了“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的百般磨难，终于由打工仔变成了大富豪。但我真正感觉深刻的是，对于我这个人，最大最有意义的收获不仅仅是财富，而是知识，是人生的感悟。
也许有人不看重我这句话，甚至还有人对我这句话不以为然，那不要紧，那也很正常，这就是人们常说的“仁者见仁”，“各有所侧重”。
我说这话不是“装点门面”，我的门面也用不着这几句话来装点，我说的每一个字都完全是自己的切身体会，都有真切的感受。我在整个从打工仔到大老板的致富过程中，不仅补充了需要从学校的课堂上学习的文化、科学及其他理论知识，更重要的是，还学到了从课堂上无法学到的东西。对于这番话，如果不是过来人，一般不会有深切的理解。
要允许别人不理解自己，也不应该强求别人完全理解自己。否则，会活得很不轻松的。
我不在乎别人如何看待我谈知识，我只是自己相当看重所学到的和需要学到的知识。可能没有人相信我读过中央党校，而且是在发了大财，富裕之后去读的。我之所以要去读，就是在实践中真切地发现自己后劲不足了。
我敢于承认自己后劲不足，是因为我找到了弥补的办法，否则，我还是会同许多人一样，继续打肿脸充胖子。
那是在1994年4月，我以私营企业家的身份，参加了在中央党校举办的研讨班，度过了一段真正的大学生活。在那里，我第一次听到了国内著名的经济学专家、教授讲课。尤其是面对面地听到了权威人士讲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私有企业”，并进行研究讨论。这对于我这样的一个实实在在干出来的私营老板来说，的确是增强了自信心，增添了光荣感，这对我下一步的经营有着难以估量的激励作用。
这次学习时间不长，收获却很大，启发了我以后进一步地思考。后来，我还把我的一些思考写成了论文。
这次学习同时也使我对经济理论研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不久，我加入了“中国技术经济理论研究会”，成为该研究会的会员。还在1994年7月，于北戴河召开的年会和学术报告会上，宣读过我的论文。联想到我的经历，这似乎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然而，的确是事实，就像我从一个身无分文的打工仔，变成了家财过亿的大富豪一样。
可以惊讶，可以怀疑，但必须看到这的确是事实。
以后，我又自觉地对实际中遇到的一些问题，从理论的角度进行过一些探讨，比如企业管理、人才问题、开发高科技产品等等，联系到自己以往的实际，不仅发现了一些规律性的东西，还产生了许多新的想法。我把这些想法和体会陆续写成了几篇文章，在报刊上发表了，一方面是想向更多的行家讨教，一方面也是更加深自己的印象。
我的体会是：的确收到了难以言传的好效果。
请原谅我不能用实际例子对您说明我通过学习后，在后来的商业竞争中有了什么改变，在哪些事情上干得与过去不一样。我不能对您举这样的例子，尽管这类例子的确有，而且不少。我觉得使用这样的例子是很愚蠢很可笑的。一方面令人想起以前那种“学了就灵”，“立竿见影”的虚假故事，一方面也有商业秘密的原因。总之，请原谅我不在这个问题上一一举例，假如您进入了这种实际的实践，相信您的体会一定比我更丰富更深刻。
这就像一句俗话：告诉您水凉，您永远不可能理解是怎么个凉法，您要想知道，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请下水来。
我始终认为，管理不是人们想像的那么简单，那么容易，那么一成不变。准确的感受是，管理是一门很复杂，很深奥，而且变化无穷的学问。在管理上，单凭经验，单凭书本知识，单凭严格，都注定要遇到挫折。尤其是经营性的管理，更是一本永远读不完的书，走不尽的路，在这条路上，摔跟头的绝大多数是自我感觉良好的人。
那么，就随时注意跟上新观念，随时留意别人的新方法。同时，从理论的高度上去衡量这些观念和方法的正确程度。
但愿您不会认为我这几句是空话。
下面的人越强对你越有利（1）
刘延林
当代企业的竞争，实际上就是人才的竞争。
会当老板的首要条件就是会用人。
不要怕下面的人比你强，他越强，对你越有利。
即使您手中有很多很多的钱，也会有后顾之忧。因为钱这个东西，它本身始终是死的，只会越用越少。但是，如果您身边有能干的人，钱就变活了，一切设施也同时变活了，钱就会越变越多。打一个不太贴切的比方：钱是机器，人是汽油，有了汽油，机器才会动起来。也可以换个说法：钱是庄稼，人是空气、养料和阳光，有了空气、养料和阳光，庄稼才会生长。
我看见一些企业和单位的头儿嫉贤妒能，觉得很好笑，这些小肚鸡肠的人不会当家。手下的能人越多，对头儿只会有好处，那些能人干出了成绩，上面只会说他领导有方，自然就会嘉奖他、提拔他，而且，那些能人有了发挥自己特长的机会，也会感谢他，一举几得，有什么不好？
当然，我知道那种头儿是怕下面的能人比他强了，时间久了，上面会提拔能人而不提拔他。为这个担心来限制能人，更蠢。上面真要不提拔，靠限制别人来保住自己，只会失去更多的东西。最好的办法是一面尽量发挥能人们的才干，一面利用就近共事的条件，诚恳地向能人们学点本事。
您一定读过《三国演义》（我是很喜欢读这部书的）。那么多诸侯都一一灭亡，为什么单单留下蜀、魏、东吴？为什么三个国家打来打去，始终保持着蜀、魏、东吴三足鼎立的局面？我认为一个重要原因就是，3个国家都十分注重重用能人。就连心胸最狭小的周瑜，临死前写遗嘱，第一件事也是举荐鲁肃。
袁绍本来很强大，他的机会相当多，却终于难逃失败，主要原因是什么？不就是刚愎自用，限制能人吗！
所以我要说，人才问题，是战略，不是战术，在这个问题上的成功与失误，得到最多或失去最多的，往往是头儿。
重用能人是经营之道的第一要诀。
我在这件事上的原则是3点：委以重任、去留自由、赏罚分明。
许多人不是不懂得要重用人才、用好人才，都懂。问题的关键是懂了后怎样在实际中体现。有人说我的事业的成功，有很大一个原因是实实在在地做好了重用人才这件事，我想，这句话没有说错。
我自己文化很低，这一点您已经看出来了。但我手下却有好几十名文化素质很高的员工，其中不少人有中、高级职称，硕士生、本科生、大专生就更不用说了。
这些人都是我诚心诚意聘来的。
我曾经多次在报刊上做广告，招揽四方人才。还专程跑回老家四川去聘请能人。请来的人我给予优厚待遇，包吃包住，更重要的是，我都尽可能地将他们安排在相当重要的岗位上，让他们担负主要职务，给他们充分的自主权和决策权，让他们的才干能够尽量得到发挥。
我的一位副总，实际是管工程的总工程师，以前是贵州某厂的工程师，他在原来的厂里有劲使不上，就出来应聘。到了我这儿，我将建筑工程的重要权力交给他，他一个人起的作用就超过了好几个人。
还有我聘请来的公司里的党支部书记，同时又请他担任副总经理，并将办公室的工作交给他全权负责，他有多年的国营大企业管理经历，管起我这个公司来，无论细心程度和责任心，都不比我自己差。我不仅放心，还增长了许多见识。
我的几个总经理助理都很年轻，其中最年轻的一个才刚刚大学毕业，我并不因为他年轻就随便给个不起眼的事让他干，相反，我将3个公司交给他直接管理。因为我发觉他的确有真才实学，同时，我自己就很年轻，我要不能理解年轻人，恐怕就该闹笑话了。
有人说我的爱好多，爱和强人打交道，爱好竞争性强的比赛，爱下象棋，爱唱卡拉OK，爱摆弄机械……但有一个爱好一般的人不知道，那就是爱网罗人才，而且是多方面的人才。
我对人才的喜爱方法，与一般人不同，我一方面求才若渴，但另一方面我也相当开明，绝不把人卡起来。在我的公司里，谁要要求离开，我绝不刁难，不仅很爽快地答应，还尽可能地给以帮助。
为什么呢？
我认为有本事的人都有一个共同的愿望，那就是希望自己的才干能够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人，最满足的不是挣了多少钱，而是体现了自身的特殊价值。除了这一点，没有任何东西能够让人心满意足。包括一些老干部不愿意离休，不少人理解为舍不得放下手中的权力，我却不这么认为，作为国家机器中的一员，又不是封建君主，能够有多大的权力呢？一般说来是有多大的用权之处，就有多大的受限制的面，胡作非为实际上是自掘坟墓。所以，我理解不愿意退下去的干部基本上是不愿意放弃体现自身价值的机会。有的地方主动给退到二线的老干部安排新的工作，那些老同志不是就很乐意地换了地方吗！这个例子应该是很能说明问题了。
理解到展现自身价值是人的本性之一后，对于那些想跳槽的人，就能正确看待了。假如还觉得憋气，想找找原因，那就最好在自己身上找。那就是说，自己给对方提供的用武之地还不能满足他的才华展示，或者说是还不利于他发挥特长。与其双方窝窝囊囊地憋在一起，不如给双方都腾出一个宽松的环境。
至于有人是想换一个钱更多的地方，那就更容易理解了。出来打工，不是为了挣钱，难道是为了找地方尽义务？真要那样，又何必离乡背井呢！我自己就是出来当打工仔挣钱的嘛。
明白对方是为了挣钱，也应该帮他。天底下的钱是谁也挣不完的。一个国家都挣不完，何况是个人。我们不是说“君子好成人之美”吗？有钱大家赚，发财大家发，那该多好！社会秩序还会安定许多呢。我是真心诚意地希望四川出去打工的人都像我一样发财，或者超过我。
我说这些并不是说我就完全放弃主动，别人只要到我的企业来了，去与不去都完全由别人了。不是，肯定不是。对于不称职或不出力的，我是绝不姑息。我甚至认为国营企业许多事不好办，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姑息。我几乎每隔一两年就要对企业的人员和管理程序，包括公司结构进行一下调整，以适应不断变化的新形势。有流动才会不断有新的活力。关于这一点，我在前面谈管理时已经谈到了，这里就不再多说。
总之，商场就是战场，企业要在商战中生存发展，靠的就是实力。这个实力主要就是两个方面：一个是经济实力，资金雄厚，这是有形的，就像人们常说的“硬件”；另一个就是企业素质，也就是人才和管理，这虽然是“软件”，摸不着，拿不起来，但它的重要性与“硬件”完全不相上下。
下面的人越强对你越有利（2）
刘延林
“爱才”没有统一的标准。我的方法是真诚地关心和讲信用。
也可以说就是前面讲到的尊重。
关心和爱护员工，不仅是我团结人才的法宝，也是我的公司制胜的法宝，虽然这是人所共知的道理，但我仍然担心有不少人没有做好。
这倒不是说我就做得有多好，不过，我可以很自信地说，我是随时留意到这个问题的。
把人才请到公司里了，不等于就是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了，请到身边来如果不尊重，比不请到身边来更糟糕。
要调动能干人的积极性，首要的一点是尊重能人。当然尊重不是一句空话，它需要一个老板在各个方面来具体体现。有一次我在老家四川办事，听人说起四川有一个大老板，因为职工将拍广告剩下的几张胶卷，用来拍了职工们自己的照片，那位拥有亿万资产的大老板为此大怒，不仅骂了人，还要财务上扣职工的工资。我对这件事十分想不通，这样做就是严格管理了吗？我看不见得。我有很多次为拍几张照片就买一个胶卷，每次都是剩下三十来张，我就希望职工拍完。要说节约，我认为这才是真正的节约。虽然接下来冲洗照片要多花钱，但职工们高兴了呀！只要职工们高兴了，这钱就花得值得。我们不是经常花钱招待公司以外的人吗，花钱让外人高兴都可以，为什么不能花钱让自己公司的职工高兴高兴呢！
这里反映出来的不是几个钱的问题，这应该是一个很明显的“劳资关系”，更准确地说，是一个老板的眼光与思维水平。
我还是那句话，增强了与员工们的情感，比什么样的管理条例都更管用。
我不是胡吹，您任何时候都可以来我公司看，我是相当看重对待公司员工，尤其是对待有本事的人才的。我的好几个高级职员就是住在我的别墅里，与我同吃同住，一同享受我的空调，享受我的游泳池，享受我的豪华住房以及别墅的一切娱乐设施。我觉得能够与他们和谐地长期在一起，是一件十分愉快的事。
对于职工们的福利，我从来不愿含糊，除按常规包吃包住，每年还有旅游假，由公司负担他们的来回旅差费用。我敢说，其他的不谈，仅这一条，就是许多私营公司所没有的。
对自己的职工不能“抠”，“抠”小钱必然影响大事。
1994年9月，我刚刚招聘的一个“旅业部”经理，上班还不到一个月，便接到电报，说他爷爷病重，要他速归。他很为难。我知道后，马上批准他回家看望爷爷，并告诉他，假期中的工资照领，经理职务给他留着，还拿出500元钱，要他给爷爷买补品。以后是怎么回事，就不用我多说了，您读到这儿一定能够猜到的。
用各种大大小小的实际行动，来显示自己真诚的尊重，消除他们心目中的那种“老板”或“雇员”的心态。
这是个很细致的，也是很复杂的事。我只举这么一个例子。
我从不随便对自己下面的人失约。
不管别的老板是怎么看待这种事，我自己是很认真的，我觉得这样的事应该提到较高的高度来看，不管他是下面的一个什么人。
我只要约了人谈事情，不管是大事小事，还是不太重要的事，我都从不随便爽约，实在有意外的事不能分身，我也一定打电话说明，如果电话打不通，我就会专门请一个人赶去解释清楚。
一个老板，如果不能对自己下面的人守信用，不能够做到尊重自己身边的人，那么，对别的人也可能会是这样。
这样的事，仅仅做个十次八次不一定有什么效果，但时间长了，别人对你就会另眼相看。我的朋友很多，公司内外都有，他们都乐意帮我出谋划策，帮我排忧解难，为什么呢？很简单：
我从不失信于他们。
感情投资的回报率，是难以估量的，我的公司由此而显得凝聚力和向心力大增。“旅业部”有位服务员的亲戚在福建开了一家服装厂，三番五次来信催她去当管理人员，并许以高薪，但她说：“凭刘总对员工们的一片诚心，我就不愿意也不忍心跳槽。”
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1）
刘延林
办有益于国家和人民的事，我非常乐意。我永远不会忘记生我养我的家乡广安和父老兄弟。
我的确看不惯、也看不起到处伸手要钱的人。
1992年夏天，我回家乡广安县去探亲，事前根本没有想到，我那次回家会给家乡的“父母官”添那么多麻烦。
听县委、县政府的小车驾驶员说，刚听到我要回去的消息，县委办公室的领导们很犹豫，不知道该不该接待。不接吧，听说我是一个在广东拥有上亿资产的集团公司老板，县里本来正在到处引资，到处请人来县里投资，眼下送上门来一个“大老板”，怎么说也不该冷落；接吧，又听说我祖祖辈辈都是本县偏远的果子村的农民，几年前还是一个一文不名的打工仔……
这件小事把领导们搞得很累，反复研究，最后大家还是决定“解放思想”，派个小车到火车站接我。
下火车后，接我的人指给我一辆小车让我上，我怕上错，问了一句：“就是这辆吗？”没想到接我的人误会了，他大约以为我是发财了的大老板，不愿坐国产的旧车，对我解释：“这已经是县里最好的车了。”
我没有再多说，但下车后却认真看了看这辆车，的确很差。第二天，县长和县委书记来宾馆看我，我就对他们说：“我们广安出了个伟人邓小平老人家，全靠他中国才加快了富裕的步伐，我们广安人要给他争气。你们是广安的父母官，坐那么差的小车太不够档次了，现在不像以前，以前当官的走路人们都会夸，现在别人只会说是不能干。我也知道广安目前还很穷，这样吧，我送县政府一辆最新型的桑塔纳。”
过了几天我又决定在果子村修一条公路，然后又捐资几十万元人民币，修一座小学，我告诉修学校的设计人员：“不要怕花钱，一律按高标准修，老师的办公室要装上空调。”
我这一辈子最大的遗憾就是读书少了，因此，我非常希望大家一起来实实在在地兴办教育。
1992年那次我回家，路过我的母校──果子村小学，我进学校去看望我的老师。无论过去还是现在，我每一次回家乡，都要去看望曾经教过我的傅老师。在山村度过多年教书生涯的傅老师，早已是两鬓斑白，再也看不出当年带着我们在竹林里吟诗的激情和风采，消瘦的脸上爬满了辛劳的沟渠，但他两眼依然是那样明亮有神，他默默地在这座难避风雨的破庙改建成的学校里，勤勤恳恳地教书育人，将自己的一生用来教育培养一代代农家子弟……
面对傅老师，面对破烂不堪的校舍，我是由衷地觉得教师──尤其是乡村教师，真是伟大，世界如果没有他们，绝对不会成为一个世界！
所以，我非常赞成大力提倡“尊师重教”，这不仅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美德，更重要的是，建设现代化国家，特别需要教师来培养出成千上万的人才，否则，就是把现代化送到我们手上来，我们也会束手无策。
因此，当我看到破烂不堪的学校，看到安排在神殿里的那些教室，看到教室里黑乎乎的光线，以及已经遮不住风雨、面临坍塌的房屋，我为辛勤工作在家乡的乡村教师们深深感动，就决定出资在家乡修一座像样的学校，改善小学的办学条件。一方面是报答养育了我的那片土地，一方面也是报答教育过我的老师和学校。
我这人喜欢说干就干，当天就同果子村所在的恒升镇政府的领导们商量，着手筹办。开始计划是30万元，工程开工后，我因为惦记着这所学校，放心不下，一年里专程4次回去查看，一再向施工部门讲，一定要把学校修好，并把投资从30万元增加到40万元。
我是熟悉建筑这个行当的。我常常见到我们国家的一些城市街道，因为缺乏预见，一会儿接水管，一会儿埋电线，挖了一次又一次，把好端端的水泥路面挖得坑坑洼洼的，实在难看；而街道太窄更成了目前大城市的一个大问题，天天堵车，误事不少……这些都是值得大家（不仅仅是规划城市建设的人）好好总结的。学校是为将来培养人才的地方，本来就是“未来工程”，所以修学校更需要有眼光，要着眼于未来，不仅要它现在“洋”，几十年后也要它不土！当然，最主要的是要它实用，要求把美观和实用统一起来，为我们家乡的孩子们提供一个良好的学习环境。
当您看到这本书时，学校早已经竣工了。假如您有机会去广安恒升镇的果子村，您就会亲眼看到那所学校。
从1994年秋季起，孩子们已经离开了破旧的古庙，到新教室里上课了。我是在广东惠阳市听到这个消息的，说真话，比我自己住进新屋还要高兴百倍，我像完成了一项巨大工程似的欣慰无比。人就是这样，当温饱问题已经构不成威胁以后，人的追求就明显地不同了，不再是为了一日三餐，不再是为了几个零花钱……而是将“对更多的人有好处”作为了一个让自己满意的目标。
从这一点上看，我对党中央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又有了新的认识。
果子村那所学校被命名为“延林小学”，这是当地一位朋友建议的，我没有否定，倒不是因为这学校是我出的钱，“延林”二字是我的名字。这个名字是我的父亲请村里有学识的老一辈人起的，这是他们那辈人对我的期望。那么，我为什么不可以让我的父亲那辈人对我这辈人的期望，变为对所有下一代人的期望呢。这个期望就是：“十年树木，百年树人。”让今后所有在这个学校读书的孩子，将来长大成人后，不要忘记生养他们的果子村；要为果子村的建设和发展出力，把山乡人的勤劳、朴实、吃苦、奋发向上的精神，像生生不息的树林、竹林那样延续下去；同时希望今后有更多的人，在家乡盖起比“延林小学”更漂亮的公益建筑，也希望果子村的新房像茂盛的树林、竹林那样越来越多，每一家的住房都比这所小学盖得更好。
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2）
刘延林
要帮助贫困的家乡或贫困地方尽快致富，最直接的办法是引进资金和先进的管理方法与经营方法。
二者缺一不可！
我听说有个别的地方将救济金和外地捐助的款挪作他用，当然，这仅仅是道听途说，我希望没有这样的事，同时我也相信，即使真正有极个别人这么干，也决不会有好的下场。
但我却实实在在地看到有的人拿着救济款和贷款不会用，尽管这些人是一片好心，想把事情办成功，结果是钱花出去了，效益却没有，有的还反而留下更多的债务或者后遗症。
这是长期形成的，除了方法上的原因，还有其他方面的因素，比如观念上的、习惯上的，总之，没有实际的东西来示范，短期内不容易一下子改变。
但是，假如有实实在在的东西来示范和影响，情况就大不一样了。这就是为什么大学毕业的人，需要经过一段时间实践，才可能将在学校里学到的东西派上用场一样。
我对家乡经济发展的支援是毫不含糊的，不需要找另外的理由，我对家乡的感情深，我爱我的家乡，她再贫穷也是我的家乡，我特别希望人们在不久以后谈起这片土地时，惊叹的是她的富裕而不是贫穷。
在这种爱里面，也包含有我为我的家乡自豪，那里出了一个世界闻名的大伟人邓小平老人家，全世界仅有的一个邓小平，就出在那儿！他老人家大大缩短了12亿人致富的时间……我们作为他的同乡，如果不能够把家乡建设好，也未免太不争气了吧。
在建设家乡这件事上，我当然不会愿意落在别人后面，因为我多次说过，我要为自己争气，我要用实际行动告诉乡亲们，你们的“刘老二”不是一个让你们失望的人。
我对家乡的建设，不仅仅是从几个钱上，我大致是从几个方面着手。
给家乡修路。
我的家乡不是贫瘠，她的出产丰富，但位置偏僻，交通不便，外面的很难运进去，里面的运出来也不容易。我就出资给家乡修了几段比较主要的路。不是常说：“要致富，先修路”吗？我想，修这些路无论怎样也是有作用的。
将资金、投资项目、经营方法及管理方法同时引回家乡。
1993年，家乡广安新设立为一个地区，新的行署的领导们组织了一个招商团到沿海招商引资，但由于多种原因，引资的成效不佳。我知道了这事，主动去见面，帮招商团提建议，设置了一些切实可行的项目，然后，我自己带头投资了一个三星级宾馆，大约要投资人民币3000万元。
我当然不会盲目丢钱出去，我是发现新成立的广安地区没有行署招待所，而作为一个有影响的地方，不能没有一个好一点的接待处。当地在现有情况下，绝对拿不出资金来修宾馆。同时，还得考虑到广安地区来的主要是些什么身份的人，这些人的消费水准如何……反复掂量后，我提出了认为搞三星级宾馆恰到好处。
因为这里过去连一星级宾馆也没有，所以我估计这里没有经营三星级宾馆的经验，就决定从修建到经营，都在当地一起干，我的主要意思是想借此引进一些新的经营方法和管理方法。从某种角度来说，新的思维和方法比其他的方面更为重要，更具有长远意义。
在这里我必须提醒您一句，这类新开发的地方，不仅给出的引资条件优厚，同时，给予的方便也相当多，很难有让您不愉快和办事艰难的感觉，假如您有兴趣投资，建议您不妨考虑这种地方。
如果说我有什么投资经验和策略，那么，这就可以说是其中的一条。
另外，我以最大的可能支持打工仔们。
我听人说，沿海一带有全国各地的打工仔近1000万人，也有人说是好几百万人，不管究竟是多少，肯定是四川的打工仔最多。最保守的估计也有100多万人。当然我们不是为了讨论这个数字，讨论人数没有什么具体意义，我要说的是，我所聘用的人中很少有当地人（当地人富裕，不打工也是一个原因），基本上是外省来的打工仔，其中最多的又是四川人。其中肯定有我是个打工仔出身，同情他们，也乐意帮助他们的原因。
但我还有一些想法，我这样做也是想以此支持家乡四川的建设。一般情况是出来一个打工仔，就可能脱贫一户人，我能够保证一个打工仔的工作，就等于是帮助家乡四川的一户人脱贫致富。
另外，我是真诚地希望在我这儿打工的人能够学到一点什么东西，“悟”到一点什么东西，然后自己回去当老板，这样，贫穷的家乡就会富裕得更快。
我也尽量将投资的点选在四川，这里面当然有前面说到的那个投资因素，即新开发的地方优惠条件优厚。但更重要的还是希望家乡的企业发达，家乡的企业发达了，打工仔们就不必要千里迢迢地到外面去受罪，就可以在家门口挣到钱，一方面脱贫致富，一方面也可以照看自己的家，从而减少许多不必要的家庭悲剧。
我在重庆建立分公司，就有这样的意图在里面。重庆离广安很近，同时，重庆又是水、陆、空交通的枢纽，极有利于发展。在这儿发展企业，既可以作为支持广安的桥梁，也可以就近支援家乡广安。说到底，我还是一个家乡观念很重的人。
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3）
刘延林
我支持家乡四川的公益事业，主要还是希望四川尽快发展，包括观念上早日赶上先进省份。
四川富裕了，不仅自己日子好过，四川人在外面也会少受气。
我数次从经济上支持四川举办文化事业，比如“93年四川省首届中小学生（川惠杯）艺术节”，我就出资赞助30万元，我觉得这是非常值得、非常有意义的事，因为它动员了全川上万中小学生参加，有文艺节目，有美术书法，是对青少年进行全面教育的一次非常有益的活动。
是在芙蓉花绽开的时节，我来到了四川省的省会、著名的文化古城成都市。这是个非常美丽的城市，素有蓉城、锦城等美称。那段时间，成都正在举办“93国际熊猫节”、“93国际电影节”……加上这个“四川省首届中小学生（川惠杯）艺术节”，好戏连台。大街小巷张灯结彩，楼宇街道披红挂绿，成都被装扮得更加绚丽多姿，花团锦簇。好客的四川人把鲜花和微笑捧给国内外宾朋。我一到成都就为这浓郁的文化气氛所陶醉。
我是提前结束了在美国的访问，匆匆赶来成都参加本次中小学生艺术节的闭幕式的。四川的省会城市竟会在短时间内变得这么好，的确让我惊讶，同时，也给我增添了许多自豪和自信。
10月8日晚上，中小学生艺术节在锦城艺术宫举行了闭幕式演出，艺术宫豪华的建筑和设施，闭幕式上的一个个精彩节目，又一次让我体验到了四川的强盛，四川不发，哪儿能发！
那天晚上，我一直处于兴奋和激动之中。我，一个打工仔，能够同省委副书记秦玉琴，省委常委、宣传部长席义方、国家教委司长杨瑞敏，著名指挥家严良昆，著名作曲家瞿维和等领导与名流一起登台，给获奖者颁发以自己公司命名的“川惠杯”。省委和国家教委的领导都表扬我为家乡的教育事业和中小学生的艺术活动，做了一件好事。我当时的确觉得很荣耀，为自己能够给故乡做一点有意义的事而欣慰。
我长久地对着精美的节目单出神，决不是陶醉于封底印着我的头像，而是在注目节目单上那个“艺术节节徽”，那是一只展翅飞翔的金色雏燕，这个图案使我心情久久不能平静，情不自禁地想到自己坎坷的童年……
特别是当来自我的家乡广安石柱村小学的学生演出《山旮旯开出了小火车》时，一下子就让我眼眶里饱满了泪水。这个节目原本就是取材于我的身世，结尾造型就是在演员组成的“火车”上，坐着一个男细娃，离开山旮旯而去……这正是表现我扒火车外出打工的写照！
我幼年失学，过早地远走他乡。白天繁重的体力劳动使我无暇想念，到夜晚，一身散了架似的躺在简陋得可以望见天的工棚里，目送苍白的月光移动，心中总是泛起浓浓的乡愁，思念远方的父母和兄弟姐妹。我小时候不曾有过台上那些孩子们的如花似锦的富足生活，从来没有他们这种上台歌舞的机会，更没有他们这种丰衣足食、近乎无忧无虑的日子。我被生活所迫，过早地挑起了人生的重担。这当然是不正常的。我希望家乡的小朋友们能够愉快地生活着，能够从小就受到良好的教育。
演出完后，我特意找到广安石柱小学代表队的领队，我说我要和来自家乡的大小朋友们合个影。那张照片我至今保存得相当好。这份心思，归根结底，只有我自己才能够理解。
我衷心地希望四川能够尽快成为名列全国前茅的富裕省。这是一个看实际效果而不看“牌子”的时代。过去我穷的时候，在广东打工，常常不敢承认自己是四川人，因为怕受当地人欺负。现在我成了广东十大私营企业家，别人根本不问我是哪里人，任何时候都是一副敬重的态度。
就希望四川多一些成功者，更希望已经成功了的人多给后来人创造一些有利于学习、有利于出人才的好条件。
我在参观本届中小学生（川惠杯）艺术节书画展时，有人给我讲解《前言》所引的“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我很赞同那个人的讲解，我的确希望家乡有更多的孩子能够从小受到“诗、礼”之教和“乐”的熏陶。这是一件事关我们民族兴旺发达的大事，是一件千秋受益，功德无量的好事，我很愿意为此尽到自己一份绵薄的力量。
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4）
刘延林
应酬永远不可能避免，但不能纵容那些四处要钱的人。
我自从发财了当上总经理以后，最累的事就是接待。
每到星期一，我的办公室里总是坐满了人，等候和我交谈。这些人基本上是不认识的。他们非要同我见面。有的是来求职的，有的是来谈业务的，有的干脆就是来要钱的。最让人心烦的是有不少记者，事前不征得同意，直接上门来找，编出各种道理来做动员，希望我赞助他们的什么版面，什么电视片，或者就是让我去他们那儿打广告。我很奇怪，有人开玩笑，说现在社会上经理多、处长多、名人多，什么时候变得记者更多了！
我有时候不得不对着那些稀奇古怪的名片怀疑。
后来听到一个记者自己讲的笑话，说是某企业领导布置工作时强调，要加强三防工作──防火、防盗、防记者。
我估计他是指那些假记者。这倒令我加深了一个思维：任何东西，无论是产品还是职业，假冒伪劣的东西多了，自身的声望就低了，这几乎是一个铁的定律，没有谁能逃过。
后来我又再想，为什么这种职业假冒的人会多，解释只能是一个：得手容易。那么，我们又再接着往下问：为什么他们容易得手？回答也简单：显然是被一些企业家纵容了的。当然，为什么要纵容，原因就多了。比较常见的一点就是有的人、有的企业、有的产品原本就达不到要宣传的水平，但又急着要想宣传，而有的“记者”正是抓住了这一点，能不成功吗！
记者同金钱一样，本身是很好的，但加进许多本身以外的东西，就变味了。
每当我看到报刊上呼吁某些妇女要“自尊、自爱、自重”，我总是要情不自禁地想，这句话其实也可以对那些假记者们说一说。他们听不听是一回事，该说的还是应该说。
来要钱的人中也有不打“记者”招牌的。我就常收到这样的信，也常见到这样的人，他说他是打工仔，失业了，没有钱吃饭，想回家又没有路费等等，总之，找一个值得让人同情的理由，然后请求支援他一点钱。
我不是不愿意救济人，相反，有很多时候我还主动救济有难的人。但我这人很怪，找上门来向我要钱的人，我反而不想给了。我觉得他有能力找到我身边来要钱，为什么不利用找我的时间去挣一点钱？人，只有立足于依靠自己，才有可能发财，靠别人施舍、“支持”、赞助，永远不会有富裕的一天。
并且，这类人对我们社会的进步没有什么好处。
说了前面这番话，您千万不要理解我是一个不爱好交往的人，恰恰相反，我是个很喜欢交朋友的人，我家乡广安每年都有好多人来广东看我，经常都有人来，有时候一来就是一桌多人。我不仅热情接待，还尽量地陪他们吃饭和玩耍。即使过去不是那么亲密的也一样。人家远道而来是客，再说，人家记得我，那么远来看我，怎么说也是友情。当然，我也有自己的顾虑，我怕家乡的乡亲说我发财了就不认人了。我可以不理睬银行的行长，但决不能不理睬自己的乡亲，人都应该这样，对不对？
他们都要我陪喝酒，像在乡下时一样，每个人必须喝多少，不管有什么理由，非得要喝，喝了再来讲理由。我要不喝，他们就会生气。他们不在乎我用什么东西来招待他们，就在乎我是不是真正地陪他们喝酒。乡下人朴实，不像城里人可以解释，他们不听解释，只看实际。但是，说真话，我愿意陪他们，同他们一起交往，可以让我想起生活中许多美好的东西，同时，促成自己增添许多向上的情绪。所以我喜欢交往，好的交往应酬对人是很有益的。
要珍惜有益的交往，不管您是干什么工作，什么事业，好的交往总是有益的。说句实实在在的真话，我读书少，我的许多知识和本领就是在与别人的交往中学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