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近乎原始的管理和生产方法还是起了不小作用，堵塞了过去没有发现的漏洞，减少了不必要的疏漏和浪费，最明显的起色就是生产成本立即降低了。这使得我在管理上又增加了几分经验。一场波折，反而添了本事，促使我更加铁下心，要顶过艰难时期。
由于管理方法改进和完善，基本上刹住了继续亏本的势头。也许是事实的提醒和教育，那段时间我清醒地意识到了，要彻底扭转亏损局面，单靠砖厂自身是不大可能的，也就是说，还缺少一个有利的大环境。
意识到这一点，我并没有消极地等待，也没有用杀鸡取卵的办法搞短期行为，挣“短命钱”。我一面坚持生产，一面尽可能地改进生产能力，包括设施、技术、管理，甚至包括与砖厂周围人们的关系。特别是这种邻里关系，后来帮了我的大忙。
准确地说，我那时候是在积累条件，随时准备迎接机遇。
由于准备得充分，所以，后来机遇来临时，我很快就进入了状态，换句话说，充分的准备使我丝毫没有错过机会。
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刘延林
为一时的顺利趾高气扬、骄横跋扈肯定是一种浅薄相、短命相。
仅仅过了半年，改革开放的第二次浪潮卷到了淡水，淡水从此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英国的“壳牌”石油和美国的“熊猫汽车城”上马、大亚湾核电站上马、哑铃湾深水港通用泊位动工……在一系列大项目的带动下，淡水的其他基本建设规模迅速扩大，建筑热潮一浪高过一浪，建筑业一下子红火起来，建筑材料也成了热门商品。我的砖厂生产的砖顿时不愁卖不出去了。
到年底结算，还清所有债务，弥补了以前的亏损，还净赚了10多万元！这是1985年。
第二年也就是1986年，淡水的发展势头有增无减。一些经济家和投资商纷纷将目光对准淡水。许多有见地的投资者和资历颇深的经济学家都说：“80年代看深圳，90年代看惠州。”这些权威人士的论断比许多一厢情愿的号召更起作用，那一段时间来淡水投资的人不断增加，境外的多，内地的也多，不仅经济部门来，企业、事业单位来，甚至连工会、共青团、妇联等部门也组成投资公司前来。大家都用深圳模式来对照淡水，似乎都在想，深圳那趟车已经因为犹豫而误掉了，淡水再也不能耽误了。
正是由于这股热潮的影响，那以后的建筑材料越来越紧俏，砖价几乎天天涨，到后来高到每块3角以上，是过去的10倍。就是这么高的价钱，我的砖厂生产的砖还是供不应求，砖厂门口那条小公路上，很难得见到没有运砖车的时候。
到1987年中，我的砖厂已经是每天都可以赚几千元钱了。
这时候，我的哥哥从四川老家赶来了。我又新建了一个砖厂，主要交给我哥哥去管理。我有意这么干的。我觉得只有这样才能充分调动我哥哥的积极性，减少我和他之间的互相制约，或者说是减少我们双方的内部能量耗费，更大限度地发挥我们各自的本事。
应该说我的这个办法是成功的，到1988年底，我的纯盈利已经达到200多万元，这些盈利不是账本上的数字，而是实实在在的存款余额。这笔钱对于我下一步的腾飞奠定了很有力的资金基础。
那时候我似乎一切都很顺利，但经营上一顺利，必然产生其他的不顺利，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一个固定的规律。只是我在砖厂经营刚刚开始顺利时，就本能地预感到会有其他的不顺利出现。果然，最先让我感到麻烦的事不是来自砖厂内，而是砖厂周围的当地人。
这些当地人中有过去就是这个砖厂的拥有者之一，有的虽然不是过去这个砖厂的主人，却是这片土地的拥有者，也有的是与什么都无关的人。说起来，他们之间在以前还因为这样那样的事有过矛盾与摩擦，现在看到我经营这个砖厂发财了，居然就“不计前嫌”，目标一致地来惹我了。
我不愿意在这里重复那些已经过去了的事情，我只告诉您，那些事都是很小很小的事，有的仅仅是为一点泥土，有的仅仅是为了捡一点半截砖。由于事情小，一开始就没有引起注意，我忽视了这些泥土和这些半截砖其实都是表面现象，真正应该引起警惕的是，我是一个外来人，一方面是我用他们过去拥有的东西发了财，另一方面是我同情从四川千里迢迢来这儿打工的人，厂里多数工人是聘用的四川老乡，这就很容易使得砖厂周围的一部分当地人心态失去平衡。再有，也有一些四川来的打工仔慕名来我的砖厂要求打工，因为砖厂容量有限，没有满足他们的要求，因而产生了不满。这些事由于开始没有引起重视，以致后来添了不少麻烦，还发生了一些纠纷。
麻烦出现后，我立即寻求解决的办法。后来我才发现，我无意中干了一件十分成功的事，那就是我没有从别人身上去找原因。首先，而且是主要的，从我自己身上去反省找原因，我那时候明显地感觉到是自己“小气”了一点，有历史形成的原因：过去我太穷太穷。
明白了这一点，我立刻对砖厂的所有员工提出严格的要求，一切以团结为重，包括团结厂内厂外的人。我把这一点提到了与劳动纪律同等的位置。
然后，我尽量做到在处理有关经济的纠纷时，适当地做一些让步，或者说就是有意地让别人占一些便宜。有的当地人来捡半截砖，我不仅要求工人对他们热情客气相待，而且，对有些特别需要的人，还有意识地送一点好砖。东西不多，但他们心里特别满意，换句话说，当地人的经济条件大多不差，人家看重的不是那么一点点东西，而是看重你给了他“面子”，对他的尊重。
同时，我又主动地为当地的公益事业做了一些捐赠，出钱给当地办了一些好事实事，让他们明白我不仅仅是来发财的，也是真心实意地来参与这里的建设的。并且，我也有意地学会了当地的方言，学得很像，不认识我的人听我说粤语，还以为我是当地人。这件事看起来很小，但作用却很大，一种说不清的亲切感和信任感在彼此间产生，隔阂距离自然就缩小了许多。
处理好了邻里关系，对我下一步的腾飞，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内地人经常爱说“感情投资”，有的人理解欠全面，常常把这句话当成揶揄意味来理解。其实不然，假如做得正派、合情合理，假如不是挥霍国家钱财，这实际上是非常现代化、非常有实际效益的一项措施。
离开功利来看，能不能处理好邻里关系，不仅是表明一个人的水平，实际上也是表明一个人是不是有教养。
“落魄时不卑微，成功时不盛气凌人。”凡是做不到这一点的，必然生活得不愉快，终日被牢骚和怨气纠缠，最终影响自己，干不好要想干的事情。
这两句话是我同两个记者聊天时，他们给我总结出来的书面语言，尽管不是我的原话，但确确实实是我的最珍贵的体会之一。我在实际中就是这么干的。我的事业能够连连成功，与这一点有很大关系。
所谓我行我素，所谓孤傲，几乎都是失败者想出来平衡自己心态的话。李白要是懂得尊重人，懂得协调上下左右的关系，他就不会丢了皇帝身边的美差，跑到民间来喝“筋斗酒”。幸好他的才气过人，虽然丢了“小康生活”，总算留下了不少空前绝后的诗篇。我们来设想，假如是一个才气普通、水平一般的人呢？其实不用“假如”了，我们身边这类人和这类事多得很，许多人终生不得志，不知道为什么不找一找自己身上的原因。
我为啥要“金盆洗手”呢？（1）
刘延林
当某一项目相当红火时，您必须预见它的衰退之日。
到1988年时，我已经算得上是一个真正的老板了，几百万的资产，无论如何这辈子也够吃了。按照小农经济的逻辑和规律，我可以见好就收，“金盆洗手”；或者是按现有的已经成功的经验，将砖厂平稳地运行。这两条方案，不管执行哪一种，我都可以坐享清福了。
但我没有选用这两种方案。
我觉得如果是那样，我等于是又回到我的父母那一辈人的生活方式和处世观念上去了。
倒不是说老人们那一种生活方式和处世观念有什么不好，我还没有水平指出其中的不好在什么地方，我只是本能地觉得，如果又返回到那上面去，我千辛万苦出来打工干什么？就为了挣一点钱吗？
后来有记者说我是“在奋斗中实现自我，在过程中追求新的财富”。这话听来太书面了，有点像小青年喊的口号似的。同时，文字念起来倒是顺口，理解起来却有些不着边际。
我那时候想得其实很简单，也很实际。我觉得自己的经营水平在良好的大环境中开始施展开了，但是，远远没有充分发挥出来，我不想就此罢休。这有点像举重运动员，平时训练能够举起100公斤，临到上场只举了50公斤，教练就不叫他举了。又有点像喝酒，本来喝个六七两不成问题，可是老婆只准喝1两。您可以把这说成是才能没有充分发挥出来，也可以说成是没有尽兴。您怎么去猜测去理解那种心态都无所谓，反正，我那时候就一门心思：不想停下来！
当时，是不是继续干这个问题并没有让我费多少脑筋，真正让我反复思索过的是，200多万元现金投往什么项目。
还没有投入时，我就做好了最坏的打算，也就是说我想到了也有可能全部亏光。万一是这种局面怎么办？这一点是必须要想到的，正如古书上说的“未行兵先看败路”，假如不愿意想到这一点，决策反而会不周到。
我那时候想到了最坏的一点，我想，最坏的结果就是我又回到打工仔的行列中去。过去我过的就是最穷最底层的日子，难道还有更坏的后果吗？当然，那是必须在不死不犯法的前提下。
想到了这些，我很快又清清醒醒地想到了避免这一点的办法，我决定始终不伤我的两个砖厂的元气，只拿盈余的200多万元出来拼搏，即使亏光了，砖厂还在，还可以再积累、再拼。
我不会容忍自己回到一无所有的状况。
未来与过去只可能相似，不会完全一样。
这么一思索，我心里坦然了，也轻松了，但并不是说我就会轻率地将资金乱投一个项目。投资不是赌博，不是碰运气。投资肯定是有冒险因素，但那是有目的、有方法的。说句玩笑话：是属于“睁开眼睛跳岩”，不是闭上眼睛乱跳。它是一种凭智力、凭眼光、凭胆量，也凭实力的综合性竞争。它最大的诱人之处其实就在这里，就在于它显示的是一个人全面的而不是单一的本事。
我自小没有读多少书，那时候也还没有去中央党校学习，对于高深的先进的经济理论几乎没有接触过。那么，我的决策依据来自什么地方呢？来自实践中的积累，也就是说，我注意了平常看到的、听到的以及自己遇到的。我没有把一些让人惊叹的东西仅仅当做笑话或“龙门阵”来听，我经常有意识地在心里过滤出它们当中那些带规律性的东西。
淡水对岸就是香港，那里有许多亿万富豪，其中有的就是在广东长大的人。我从别人闲谈中听到，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是从搞房地产起家的。都说全世界公认最赚钱的行业有军火、石油、银行、房地产、高科技等，根据中国的国情，根据我自身的具体条件，我在着手投资以前，心里就有了定位，有两样可以干：房地产和高科技。
并且还进一步地想到了，条件最接近的，可以先行一步的是房地产。
以前想到了而没有动手，是在等大环境的条件。
1988年底，我认为大环境的条件开始成熟了。那时候，已经有了确切的消息说惠阳县城要迁移到淡水来，只是迟迟没有见到正式文件。但那时候大亚湾的“熊猫汽车城”、“壳牌石油”、“核电站”、“惠州港”等几个大工程已经上马了，淡水镇的各级干部也在多次反复发动当地人开展房地产业务。书记、镇长、村长到处动员，磨破嘴皮劝大家征地搞开发。结果，仅仅只有个别人抢占滩头阵地似的在黄金地段小敲小打地征用了一点地，留在那儿准备自己修商业用房，大多数人依然按兵不动等待观望。
淡水的干部们没有办法，这些具有高尚风格的领导们只好硬着头皮带头买地，就像当年深圳初开股票市场时，动员机关干部带头买股票一样。干部们选的多是偏僻的地方，远离公路，他们并不想抢黄金地段，只是想起个带头作用，因为多年来人们已经形成“群众看干部”的习惯，干部们尽管自己面临着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搞开发，同样需要做出表率，一级带着一级干，一级做给一级看。真是难为了那些基层干部们，仅仅只要17元一平方米的土地，求爷爷告奶奶都没有人愿意买。
我很赞同《商界》杂志两位记者在写我的文章中写到的一段话：世上所有成功的先例，无一不是基于几个重要前提：对经济规律的真知灼见，对投资项目的了如指掌，对重大不确定因素的变动方向及可能性有准确的预见。否则，任何高风险只会带来大亏损。
当时我并不懂得这些带理论性的东西，我只是根据自己积累的实际知识，一遍又一遍地对淡水的房地产进行分析。
我为啥要“金盆洗手”呢？（2）
刘延林
我一方面参照宣传品，一方面用自己的眼光来掂量：淡水的地理位置特殊，离广州、深圳、香港、澳门都近在咫尺；交通四通八达，不仅现有的公路规模具备，规划中的京九铁路主干线也要由此通过；大亚湾西北隅的哑铃湾，是中国南部沿海少有的天然良港，水域宽，风浪小，回淤少，当地史料上称做“航道天成”；淡水的通讯条件早有基础；大亚湾核电站建成后，电力也不会成为问题；还有，这儿是叶挺将军的故乡，又有天然的海滨游乐场，无论人文还是自然景观，都具有很好的旅游条件……加上美国投资的年产50万辆以上轿车的“熊猫汽车城”和英国投资的“壳牌”石油一投产，单这两个特大企业都可以把这儿搞热闹。
我认可了一些行家的论断：不出10年，淡水就有可能成为国际化的大市场。
我心中有了底，尽其200多万元，一下买了几百亩地。我在前面谈过，我很注意同当地的人相处得好，要办事时就见到效果了，划地时他们都挺支持我，几百亩地全在街边路口，十字道旁，守着交通要道，基本上都是人们常说的黄金地段。
的确有人问过我：“万一今后卖不出去，怎么办？”我半真半假回答：“我就留着自己种。”
事实是，我这一步走对了。
仅仅才过半年，淡水的房地产就开始热了，土地价格迅速猛涨。又过了几个月，到1990年3月，惠阳县城果然迁移到了淡水镇，大亚湾的几大工程也加快了建设节奏，淡水的土地价格几乎是发了疯似的往上涨，每平方米高达2000元，居高不下，黄金地段还达到过每平方米1万多元的高峰。
我的确赚了很多钱，为我下一步的开拓打下了雄厚的经济基础。但是，我特别要说的不是这一点。
我要说的是：“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
这是一句很普通很明白的话，同时，这也是一句很可以令人深思的话，我没有因为钞票滚滚涌来就忘记了这句至理名言，还在那个时候，还在房地产热得烫手的时候，我就料到了它必然会有衰退的一天到来。而且也就在那个时候，我就为那一天的到来准备了后路。所以，到1994年，许多搞房地产的人都陷入了困境，而我却没有那一难。
我想，那一年，我最大的成功应该在这里。
下面，我将告诉您，我是怎样具体操作的。
要想不断地发财，当“倒爷”不长久，重实业才可能立于不败之地。
有高潮就必然有退潮的时候，不能因为有低潮就不干事，搞“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也注定不会有大出息。
决策，看起来简单，干起来不容易，正因为如此，决策才有诱惑力。
人只有在两种情况下才最容易犯决策上的错误，一种是在最艰难的时候，处在再也输不起的状况下，那时候往往是把很容易做到的事也看成很难办到；另一种是在最顺利的时候，顺利得昏头昏脑地乱干也有可能成功，那种情况下经常把最不好办的事也当成最容易办的事来干。
我是多次遇到过这样的教训。最早在家乡开“猪儿摩托”做小生意的时候，就遇到了这样的教训。第一笔生意我就赚了几十元钱，这在当时应该说是高利润了。我这人过去穷日子过惯了，突然一下子赚了这么多钱，我就认为自己是个经商的天才了，接下来就总是忽视精打细算，以致后来一亏再亏，欠了一大堆债。
刚买到砖厂时也是这样。由于砖厂买得顺利，心里想的事办到了，终于脱下打工仔的“衣服”，戴上了老板的“帽子”，挺自然地就产生了一种说不出的满意情绪。心情一好，信心也足，看见自己第一次拥有砖厂──尽管那会儿只是四分之一个老板，也同样感到周身是劲。我觉得海丰那个砖厂都能够被我经营得蛮好，既然能替别人干好，难道还不能把自己的厂搞好吗？说来说去不都是砖厂嘛！这一来我就忽视了一个实实在在的大问题，那就是，两个砖厂，一个是处在海丰，而另一个却是处在淡水，砖厂倒都是砖厂，位置不一样，市场的冷热也就不一样，忽视了这么大的问题，您说当初我能不亏本吗？
当然，我吃的亏还远远不止这两次。但吃了亏并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吃了亏不去总结教训，不把这个教训储存到脑子里。
至少可以说，我在那场突如其来的房地产热中是记下了这类教训的，我尤其记下了世界上很难得遇到一锄头挖个金娃娃的事，偶尔遇到了，也一定是很偶然很偶然的，您绝对要相信这是绝无仅有的事，千万不要挖到金娃娃了还不死心，还要问金娃娃：“你的妈在哪儿？”
淡水镇，由于美国投资的“熊猫汽车城”、英国的“壳牌石油”和大亚湾核电站、深水港等大项目上马，房地产一下子热得烫人，好多人都一拥而上，大规模地搞起房地产生意来。当然，这不能说不是一件好事，甚至还可以说这是一次千载难逢的发财机会。能够果断投入，应该说是一个正确的决策。问题的要害不在这儿，不在于是不是该投入，在于投入后如何操作。
我那时候手上已经有了几百亩地，发大财已经是事实了。但我不想搞“一锤子买卖”，我觉得那种不顾后路，咬一口就跑的做法是在断自己的前程。关于立足久远的做法我退一步再讲，现在我先谈谈我是怎样操作我那几百亩地的。
首先我是十分清醒地意识到，地价突然跃到这么高，不会是一个正常的现象。这么红火的开发区，地价不会不涨，但涨得这么高，而且好长一段时间居高不下，就需要动动脑筋了。
我告诫自己不要太贪心，世界上的财是永远发不完的。我把自己拥有的地做了一个规划，留下自己准备安排使用的几处后，将其余的全部卖了。并且，一旦卖出后，哪怕地价再往上涨，我也不惋惜不后悔。因为我那时候手上既有资金，又有可供自己随意安排的土地，可以说是进可攻，退可守了。
我没有隐瞒自己的担心，曾经好几次告诫熟悉的人，我说，把地皮捏在手上，同把股票捏在手上是同一道理，有涨价的一天，也必然有价格下跌的一天，最好趁价格好的时候多卖一些，让资金周转也是一种增值的办法，不要奢望价格会无止境地涨到好高好高。好几个人听了我的话，觉得有道理，把手上的地皮数量做了适当调整，到后来都同我一样，显得进退自如，但也有一个朋友不听劝告，吃了大亏。我说的这位朋友在地皮上投入不小，他手上有一块地皮单投入就是3000万元人民币。当这块地涨到价值6000万元人民币时，我多次劝过他抓紧抛出，他不，他还要等更高的价格。但一个地方地皮的需要量终究是有限的，地价一夜之间就不可逆转地飞快下跌，假如那时候他情愿少赚一点，忍痛抛出，还有希望，但他早已在算盘上拨过大数额的盈利，再要改为少量盈利，心理上已经不能平衡了。他奢望地价会再涨起来，盘算着等涨到接近6000万元时就马上抛出。但他始终没有等到那一天，至今还被那一大块地套着。现在，他即使想低价抛，也很困难了。
倒不是说我有先见之明，没有，我只是记住了过去的教训，同时，进一步联想到了世界上没有一成不变的东西。这些道理几乎是每一个神经健全的人都知道的，有的人明明知道这一点，却仍然会吃亏，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防止吃亏的时机没有选择好。
要说选择时机的经验，就一点，就是在最热火的时候防低潮。
不要太看重别人对你的评价
刘延林
重实业才能久远。
搞实业对社会和个人身心都有益。
现在讲我的关于立足久远的做法。
淡水的富翁多，这在中国最富裕的广东省也是比较有名的。当然，这些富翁都不是生就的，也不是外来的，而是中国改革开放政策造就的。
淡水优越的地理位置被人们发觉后，淡水镇就掀起了一场势不可挡的房地产热潮，这场房地产热潮也就顺理成章地卷起一场发财狂风。短短几年时间里，淡水房地产的升值速度简直就像坐了火箭，史无前例地迅速上涨了几百倍，一批有胆量和有一点本钱的人便成了暴发户。据有人粗略地带保守倾向地估计，在淡水这块小小的土地上，百万富翁少说也有上千个，千万富翁绝对不会低于100人，资产上亿的大富豪至少也有二十来个。需要强调的是这些富翁绝大多数都是本地人，像我这种外来户是很少很少的。
同时，这些暴发的富翁中，有相当一部分是过去的平民，也有极少数类似我这种情况的打工仔，实际情况正如广东《黄金时代》杂志的一位记者写到的：“突然的暴富使得许多人都过上了畸形的奢侈生活。”许多人由穷变成大富翁，有了大笔的钱，再也不想劳累和操心，安安心心享清闲福了。很多人都以为我也会同这些享清闲福的人一样，因为我从一无所有，经过几番拼搏，到现在成为巨富，是该轻松轻松了。但他们都猜错了。
我的实际行动又一次让许多人觉得意外。连广东的《黄金时代》杂志记者也写道：“刘延林可能是属于极少的巨富之后，仍然还有进取欲望的平民大款。”
他们不理解，这是很自然的事，因为他们不知道我十几年来，离乡背井，吃苦受累，不为别的，就是为了要出一口气。我才18岁时，仅仅因为做生意亏了本，很多人就说刘延林这辈子完了。刚刚18岁就完了，我刘延林这一辈子活着还有什么意思！
我就要让那些小看我的人口服心服。
照理说，我现在成了大富豪，有了很多很多钱，也算争回了一口气，但我不这么认为。我觉得仅仅是钱不足以展示整个人，世界上很多坏人恶人不也是同样有很多钱吗？我要让自己区别于那些人，要让别人在谈到我刘延林时不至于说：他不过就是有点钱罢了。
所以，我自从买下砖厂后，一直就是立足于干实事，而且是长远地干实事。
尽管我没有料到房地产会热得那么快，热度会那么高，但这个热刚刚一开始，我就冷静地反复掂量自己的“下一步”。
正是这一个“掂量”，在当时使好多熟悉的朋友不理解，都说，在中国，政策常变，你抓一把算一把，想什么“下一步”呢？
也正是这个“掂量”，到后来令许多人惊叹，说我“远见卓识，早着先鞭”，说得我自己都怀疑起来，我真的有那么厉害吗？
其实，我当时之所以不愿“捞一把就停”，而要致力于“下一步”，说到底，就是一个“信任”──信任自己的能力，相信社会不会倒退。
我那时候没有理由不信任自己的能力，一个怀揣9元2角钱，从四川只身来到广东的打工仔，能够在短短十来年内发展到拥有上亿元资金，而且是看得见、数得出来的资金，这说明我有创造财富的本事。人一辈子最大的欢乐是什么？就是自己的本事能够得到发挥。没有人限制我，我为啥不能继续发挥呢？以前没有钱都要创造条件干，现在有了本钱有了条件反而放弃，这不是很傻吗！
至于政策变化，我一点也不怕，政策有变化是正常的，相反，长久不变的政策不会是完美的政策。而更重要的是，我相信政策只会越变越好，因为我自己是一个绝对不愿意回到贫穷生活中去的人，一个人都是如此，一个国家难道还会往穷苦道退吗！
说句很难听的话：真要退回去，你捏一把钱在手上又有多大的作用？
所以，我就给我的“下一步”定下一个既定方针：不能坐吃山空，要继续干。
干什么呢？我觉得，“倒爷”随行就市的因素太大，受客观制约太多，自身缺少稳定的根基和进取的力量，经不起风浪，不会长久。真的要想长久地继续干下去，最好最有前途的路子是发展实业。
淡水的确是个发展实业的好地方。
那时候广东流传有一句话：“80年代看深圳，90年代看惠州。”这是指改革发展的势头。当然，绝对不能够以一句传言作为决策的依据。我有一个熟人就是轻率地相信别人说的某个地方是下一个国家级特区的重点，未加考证就慌忙跑去投资，结果楼房修好卖不出去，贷款无法归还，修好的楼房被银行强行典当，亏了一大笔。
我听到那句关于淡水的话没有盲目激动，而是从多方面进行了考证和研究。我分析了淡水的地理位置，交通能源，人文历史，特别对照分析了正在大上的几个大项目的发展前途。甚至连党中央和国家的几位主要领导人，在1990年2月到1991年1月的短短一年时间里，就数次来到这个小小的淡水，也成了我分析前景的依据。有关这些东西的具体内容对读这本书的您来说，不是主要的，何况这些内容我在前面已经多次谈到过，没有必要重复。我只建议您留意我的这种决策前的战术，而且，我是在发了大财，“腰缠万贯”的情况下，依然能够保持清醒和细心。我觉得所谓气质也好，素质也好，恐怕首先要体现在这些地方。
立足于发展实业还有一个许多人没法体验的好处，那就是有看得见、摸得着的实实在在的成果，这些成果不仅是属于你个人的，也是属于大众和整个社会的。于是，你就会得到不虚度此生的欣慰感。
我到淡水时，那个地方还是一个小镇，属于城区的范围很小很小，坐汽车走那儿经过时，一不小心就走过去了，连印象都可能留不下。
才几年过去，现在谁也不敢小看淡水。几十米宽的大街纵横交错，每一条大街都长得望不到头，街道两旁耸立着豪华的大厦，怎么样看也是一座像模像样的城市。每当我开着我的轿车在那些大街上行走时，我总要情不自禁地回味，脚下这一片地几年前还是农田，旁边曾经是一座小山，哪儿是个小水塘，哪儿是条小水沟……这么短的时间里就成了很具现代意味的城市，而这个发展变化中，就有我自己的一份力在。那些林立的高楼大厦中，有几栋就是我亲手建造起来的。并且，不管这些大厦现在是商业中心，还是宾馆，还是厂房，还是其他什么，它们都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城市景观，还是与人们衣食住行息息相关的东西，换句话说，是在为人民大众增添方便和愉快。
一个人，当他发觉自身的价值能够达到与一方土地、与人民大众相关联，您说，这该是多大的欣慰，这将对自己的身心健康有多大的好处！
给自己制订一些目标，强迫自己达到
刘延林
不管干什么事都必须事先要有风险意识，防风险的措施之一是：不在一个点上打井。
定下了要在淡水干实业，我就实施进一步的方针，那就是：多渠道引水，不在一个点上打井，以便能够以丰补欠。
这番话有点玄乎了，是不是？其实很简单，那就是尽自己能力和条件的可能，适当多搞几个项目。争取每个项目都能够做到小有盈余（从这一点看还是很实际，很可行的），万一其中的某一两个项目遇到“天灾人祸”，也不至于搞得自己全军覆灭。
我那时候选定的项目一共是8个。
最大的项目是当时很热的房地产，这说明我还是不放弃赶热潮，因为我觉得淡水要成为新兴的城市，房屋建筑是不可少的。我以集团公司的名字命名的一系列建筑迅速投入修建，川惠综合大楼、川惠住宅楼很快竣工，之后川惠工业区、川惠市场综合大楼、川惠大厦等特大型建筑也投入了兴建。
其次是保留和发展了以砖厂为基础的建筑材料公司。
还有建筑工程公司、汽车摩托车修配厂和门市部、旅馆，甚至还组建了高科技开发公司等等。
假如您是一个细心人，您会发现，我上马的项目虽然多，但丝毫不杂乱，几乎每一个项目之间都有联系，比如，房地产同建筑材料、建筑工程公司是通的，建筑工程公司必然少不了要修配汽车，而修配汽车也就可以顺便修配摩托，搞修配必然少不了购买零件及有关材料……总之，看起来有些大，实际上都是顺带的事。对不对？
另外，我自己的修建工程大，需要的材料多，损耗的东西也多，与其让别人来做我的生意，不如我自己把自己的生意做了，同时，由于规模大，由于自己的工程也在使用那些原材料，自然就容易赢得旁人的信任，也就有可能顺便把别人的生意也做了。
我说不清楚这种集团式的实业究竟有多大的好处，我只告诉您我当时的情况。1994年，由于全国性的房地产市场萎缩，淡水及淡水附近绝大多数楼房都销不出去，资金周转不动，被迫停建。如果坐车到那些地方去转一转，就会看到公路两旁密密麻麻的正在“休息”的建筑工地。
而我却与他们不一样，我的39层的川惠大厦依然在顺利地施工。您会感觉到那个工地上没有被影响的热潮。
是自己实力雄厚的原因吗？
也可以这么说。
但实力来自什么地方呢？
就是其他项目盈余的利润。是其他实业保证了这项实业，而不是像有的人想像的那种办法，去拉个什么关系找银行贷款。
不在一个点上打井的另一个含义是走出现有的地盘。这个地方亏欠，可以靠其他地方的盈利来弥补。
天底下的地盘，说大不大，说小也不小。哪怕是同一个行业，在这里不景气，在那里却热火朝天。这种情况我们已经屡见不鲜了。比如电脑，在南方的省份就比在西北的几个省好销得多。黑白电视机在农村大受欢迎，而在城市买彩电还要选大尺寸的。
我悟到了这一点，就设法使自己的实业走出了淡水。确切地说，就是以淡水为基地，往外发展了新的网点。
我的家乡广安，过去仅仅是个县，后来成立了广安地区。新成立的广安地区行署设施很不完善，比如说行署招待所就还没有。而要新修一所行署招待所不是一件小事，修小了影响一个地区的形象，修大了必须考虑投资包括今后的管理，特别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更是如此。
当时就有广安行署的人谈到了准备对外招标，修建一座星级宾馆。我一听就觉得这是一个好项目，就去投标，提出投资3000万元人民币，修建一座三星级宾馆。这个项目得到了广安地区行署的认可。宾馆正在修建中，就已经有不少人来要求承包今后的经营了。那些人都看中了广安地区没有行署招待所，而这个宾馆位置又正在行署大门口。广安，注定会有人去，那么，这座宾馆就不会没有生意。
我同家里的人开玩笑，我说我们不管在淡水的所有实业情况如何，单是一座广安的“川惠宾馆”就足以让我们全家发财。
在重庆我也投资了一个支公司。
重庆是个全国著名的工业城市，改革开放以来，那儿发展成了一个新的商业口岸，同时，也带动了第三产业的迅猛发展。我认定重庆是个有发展前途的地方，也在那里办了一个支公司，公司的投资规模也是3000万。
当然，作为经济秘密，我不能把什么都公开完，但至少您可以了解到我起码拥有3个规模不小的实业，每个实业公司的注册资金都是几千万。但我需要您注意到的不是这一点，而是希望您明确我的这3个实业公司不是集中在一个地方，是分布在3个地方。从地理位置看，这3个地方都相距有不小的距离。
所谓经验，所谓决策的奥秘，或者其他的说法都行，总之，需要看重的东西就在这里。
无论从实际出发，还是从理论上看，一个地方的空间和容量始终是有限的，一个地方的潜力和经济增长的幅度也是有限的，您把具有一定规模的实业都集中在一个地方，等于是给自己设置了一个框架，限制了自己。或者说严重一点，就是自己捆住了自己的手脚，自己约束了自己，很不利于往更大更高的规模发展。
还有一个说来难听，但事实上又不得不考虑到的问题是，您把人力物力财力都堆在一个地方，万一这个地方出现意外灾祸，您岂不是就彻底破产，连个东山再起、重振雄风的条件都没有了。
我在由重庆去成都的火车上认识了一个厂长，他是一个中型国营企业的厂长，他管辖的工厂就在长江边上。他在与我聊天的时候谈到，他是去请求救济和去省人民保险公司要求给予优厚赔偿的，原因是他管辖的工厂连续4年遭受水灾，不仅无力恢复生产，连起码的生活都没法维持了。地方上连续几次救济，也不大可能再有多少钱给他，只好劳他远行去求上级。
当时我就很想不通，连续淹了几次，为什么不把工厂挪动一下？如果经济力量不行，至少可以挪动一部分嘛。
那个厂长告诉我，哪怕挪动一部分，也是一个不小的数字。我反过来告诉他，你几次受灾，损失的数字难道就小了吗？说不定那个数字更大。
同时，他为了在省里能够得到有关领导和有关部门的关照，专门带了好几个有“关系”的人一道去，我没有看清楚他们那一行是五六个人还是七八个人，但我清楚，他这一笔旅差费加上在省城的各种支出，绝对不会是一个小数，说不定就够他那个工厂一个月的开销。
并且，跑一次还不一定就能成功，多来回几次，恐怕就能够搬移几分之一个车间了。
灾难和挫折固然可怕，但更可怕的是找不到预防和拯救的办法。
永远争第一（1）
刘延林
冒险和魄力几乎是同义词，而且都是竞争的重要手段。
看重实际效果，而不要太看重别人对你的评价。
一些人说我心细，一些人说我胆子大，也有人说我胆大与心细并存。说到这儿我要劝一劝您，别太留意别人对您的评价，别人对您评价时，或多或少都加入有他自己的主观需求，这些需求尽管可以说是无恶意，但也可以说不会是完全为您着想的，您要太看重别人对您的评价，您就注定不能按照自己的意愿和个性去创造、去拼搏、去竞争了。换句话说，您就是在再现别人的意志。
我的父母就是太注意乡亲们的评价，结果，到年老后，除了得到一句“本分老实”的话，连一点可以示人的实际东西也拿不出手来（当然，他们可以说最拿得出手的就是我这个儿子），而那个评价也仅仅他们自己认为还不错，就有人认为他们这样的人，劳累一辈子也就是为了养家糊口，对社会对人类的贡献究竟有多大呢（不过，这也是别人的评价，他们自己完全可以不必理睬）？
这些话稍微狂妄了一点，对不对？但不要紧，这是个人的思维方法，只要您在待人处事的言行上懂得尊重别人，这就和狂妄是两回事。
我说这番话的意思是想强调，不必太看重别人的评价，在干具体事业的时候，该胆大您就胆大，该心细您就尽量心细。
从小就有人说我是个“憨胆大”，谁也不敢干的事情我也敢干。一直到了今天，还有记者逐一替我罗列胆大的事迹：小时候“藏猫猫”，别的小朋友躲藏时都怕这怕那，我呢，不管是棺材里还是坟堆里，到处都敢去藏，几乎每一次当“猫猫”的人都找不到我；打“泥巴仗”，我不怕对方掷出的泥块满天飞，总是敢冲在最前面，于是常被一伙小兵推举为“司令”，也就多了许多鼻青脸肿的机会；刚刚15岁，自己都还没有“长醒”，就敢冒冒失失带着徒弟到河南谋生，而且是身无分文到处流浪；17岁贷款经商；18岁当工头；21岁开砖厂，欠债当老板……
我承认有这些事，但我也说，没有人能够断言我这些事迹哪些“光辉”，哪些“不光辉”，顶多只能说，这就是刘延林的经历。至于这些经历如何，只能由事实上的结果来说话，而不是由某人来说你是胆大对了，或是胆小对了。
什么情况下该胆大，什么情况下该胆小，我在谈在淡水投资实业时已经讲到了，这里再谈重庆投资，只不过是又一实例，但愿您不会感到重复。
我准备去重庆投资时，好多朋友都曾经劝过我，说重庆处于“内地”，人们的观念旧，执行政策拘谨，经济流通慢……总之，去不得。
我说，这些事我早已经想过多次了。我有我的看法。重庆不仅是中国的一个工业城市，一个水陆交通枢纽，同时，也是一个新兴的特大城市。这个城市的特点是分布很宽，空间大，人口多。过去这个城市一直是侧重抓工业，是全国著名的工业生产基地。此外，其他各方面都谈不上发达。改革开放以来，这儿的商业和第三产业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新兴的商业口岸和第三产业成为重庆市的重要经济支柱。我就看上了它的新兴势头！
任何新兴的东西，它都有一个飞速发展的旺盛期。能不能抓住旺盛期，犹如能不能赶上班车是同一个道理。
至于观念也好，执行政策情况也好，我相信，同是一个中国，即使有差距，也会在不长的时间内赶上来的。现在是什么时代？交通通讯这么发达，重庆又不是深山老林，保不准“新”起来比沿海更厉害。
我就把3000万元押上去了，即使有什么意外，也仅仅是我的财产的一小部分，但更实际的是，这是有很大把握的发展机会。
我就是相当看重这种有一定把握的冒险，我甚至觉得，从干实业这方面来看，这就是所谓的竞争，所谓的拼搏。
我从小就很佩服和羡慕那种敢于不放过任何机会的人。我觉得这种人才是真正的强人。尽管这种人有可能多一点失败的体验，但他们更多的是成功。或者说，成功者的多数是这类人。
至于他们所遭受的那些没有躲开的失败，我认为多数是由于偶然因素引起，而不是事前的草率。偶然因素几乎是没有人能够避免的，我们不是经常说“煮熟的鸭子又飞了”吗？
所以我要说，许多胸有大志而又确有本事的人，总是不容易取得成功，有很大的原因是对偶然因素太畏惧。
其实勇敢一下又怎么样？只要不是致命的失败，你都不会白输的。就像我总喜欢找象棋高手对弈，哪怕是输了，也能从对方身上学到一些棋道。而能够赢一个强手，那胜利多理直气壮！远比赢100个“臭棋手”舒坦。
永远争第一（2）
刘延林
许多人不是不知道思考，是不知道该思考什么，或者，怎样思考。
或许，问题的要害就是在这儿。
我有不少经营上的决策，被别人看做是“大胆”、“冒险”，其实，了解我的人就清楚，我绝对不是随意行动，每一件事（包括一些看起来并不大的小事），都是经过反复思考，反复比较才下决心的。轻易决定的事，十次中有九次要失败。我就是从一次次失败后总结出经验，找出教训，慢慢地学会该思考什么，或者，该怎样思考。
思考人自身所处的位置和心态，可能是起决定作用的。
像我们这种私营老板，决策的正确或错误，就等于是决定自己兜里的钱是增加或减少，大的决策错误甚至会导致破产，造成一步走错，一夜之间由大富翁变成穷光蛋的局面。
而国营企业的老板就不一样，国营老板只要没有把公家的钱财往自己兜里揣，亏了也是“工作失误”，再说，大凡大一点的企业还有“一班人”，还有“集体讨论决定”作为理由。
我不是有意要“委屈”国营的老板，我谈这个例子仅仅是想说明这两种老板所处的位置。
前面谈到的是私营老板和国营老板在“亏”字上的压力不同，但反过来说，在“赚”字上的刺激也不同。
私营老板尽管是亏一个也得自己出，但赚一个也全是自己的，而且，怎么花销也全由自己，连发票都不用开。
国营老板虽然亏了不掏腰包，但多少还是会影响名声，影响仕途，而赚了却又只是一点奖金，就是那点奖金都不敢一个人全得，怕同事或身边的人眼红。
所以，有时候一些国营老板就宁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当然，这种人不会是多数。
于是，人们也就发现，经常冒险和敢于冒险的，大多是私营老板。因为赚钱对他们的刺激很直接。
但人们多看到他们风光的时候，而很难发现，私营老板在拼搏前的苦苦思索。因为赔钱对他们的打击也很直接。而且，私营老板大多没有“一班人”，思索往往是凄凉的单枪匹马的孤军奋战。
同时，一般的人们很难想像到，作为一个正常的私营老板──请注意，我用的是“正常”这个词──失败对于他们，绝对不仅仅是被看做一个人的金钱得失，因为一个稍微成功一点的老板，他的身边都有几百人工作，这些人既是老板企业的员工，也是老板得失荣辱休戚相关的患难弟兄。我在内地一个私营企业里参观，我看见那个私营老板在他的工厂里挂了一幅大标语，写着“厂兴我荣，厂衰我耻，厂好我富”。看见这幅大标语，我真是佩服极了。一个私营老板，能够把自己企业的兴衰与效益，同招聘的员工们的具体利益紧紧结合起来，这种思维，显然是相当现代化的。
老板和员工本来就应该是一个大家庭的组合。不管企业的效益如何分配，大家总是在一个“锅”里找饭吃，一旦亏了，尽管是私营企业，吃亏受累的也绝对不是老板一个人。
我自己就是这样看待问题的。过去我是一个打工仔，一个人吃饱了，也就等于“全体人员”吃饱了。那时候对成败得失就看得比较简单，顶多也就是个自己“笨与不笨”，或者是运气“好与不好”的关系。现在就不行了，好几百号人，每天要吃饭，每个月要领钱，我是个当家人，我要把几百个人搞得领不到工资、吃不上饭，我还有脸当老板，还有脸在人们面前混吗！
对于这一点，可能有的人不在乎，但我很在乎，而且是相当在乎。这就注定会把我自己搞得很累，思想上的压力也会很大，但我就喜欢这样，我觉得这样活着，这样过日子才来劲儿，才有味道。人要太喜欢放松自己，太喜欢原谅自己，就没有多大的意思了。
这就必然会让自己被迫学会思索。很像找强手下棋，对不对？下得很苦，但每一盘下过之后，无论胜败，都会增加许多意想不到的收获。这又是局外人不容易体验到的乐趣。
旁人都说我外表看起来大大咧咧，有说有笑，其实，我脑子里几乎是一刻也没有闲着，神经常常是绷得紧紧的。有时候很难得的想让自己轻松一下，杀一盘象棋，也会因为突然受触动来了灵感，想到某一件事而走了神，莫名其妙地把棋子送给别人吃，这种事可不止十次八次，常惹得对手不高兴，说：“刘老板，你要请吃我们就去饭店，别在棋盘上充大方。”有时候正和别人谈话，又联想到另一件事情，对话也就显得心不在焉，当然也就经常引起别人的误会，尽管人家没有说出来，但我从对方的眼神上看得出来，只好赔个不是。
听人说，有些人拿着手机到处拨打是装模作样，我想，也许这是一个小小的误会。我自己的电话就打得最勤。由于脑子经常在不停地运转，每当一想到点什么事，就得赶紧对有关的人说，对执行的人布置，同分管的人商量，否则，过一会儿或者转个念头就有可能忘掉。忘掉后很容易误事，所误的都是自己的事或者是朋友的事，万万不可掉以轻心。不管是开车在路上，或者是正在请客吃饭，经常都要不由自主地接电话，或者是拨电话。出差在外就更不用说了，一下飞机，往往是第一件事就是往公司挂电话，将我在路上想到的问题告诉公司里的人。我在外地出差，耗费最多的经常是电话费。我去成都办理我的“四川省政协委员证”，仅仅在成都呆了两个晚上，就花了电话费400多元。
我身边的人说我一年365天，几乎都是在忙中度过。我觉得这话有道理，而我自己的确也习惯了这么忙。我觉得忙起来整个人很充实。真要是有了半天闲暇，特别是因为飞机延误被关在候机厅里，我会感到时间特别难过，浑身不舒服。假如真的是连续几天或者更多的日子觉得闲，那就糟了，就说明事业没有进展了。
人活得累其实还是一种成功的标志。
永远争第一（3）
刘延林
经常给自己制订一些目标，并且强迫自己去达到，这种方法很有利于培育奋进精神。
我的目标是：不干则已，一干就要争第一。
有朋友发现我经常了解淡水的各种第一名，觉得很奇怪，问我为什么会有这种兴趣。我说，我不是好奇，也不是想消遣（实际上也无遣可消），我告诉他们，我在哪里，就要给哪里创造一些第一名。
改革开放的旋风，给淡水带来城市建设的突飞猛进，若干高楼大厦迅速崛起，一下子使得贫穷的淡水富贵起来。我先是在立交桥旁边的繁华中心修了一栋包括招待所和写字间的综合性营业楼，在淡水火车站附近修了占地1000平方米、楼高7层的“川惠综合大楼”，在最热闹的淡水四川大厦旁边修了楼高9层的“川惠住宅楼”……这些楼房还没有完全竣工时，我就感到不满意了。很快，我在淡水的繁华地段开工了几个名列淡水第一名的大工程：
楼高39层的川惠大厦，是目前淡水最高层的建筑物。位于人行天桥附近，距淡水至澳门的大道仅80米，集写字楼、酒店、商场、歌舞厅、大会议厅、放映厅于一体，由国家机电部第三设计研究院设计，造型新颖别致，布局合理，功能齐全，有人说这座大楼为惠阳市城市增添了又一景色。这栋大楼我一共投资1.2亿元。
由惠阳市城市建设规划局和工商局批准修建的“川惠市场综合大楼”，坐落在“熊猫汽车城总部”附近，北靠人民医院，南临大型停车场，是一座拥有近2万平方米的大型购物中心，一、二、三层是农贸市场、超级商场及综合娱乐场所，4-8层为商住楼。1-3层修建了豪华裙楼，裙楼外部采用超豪华蓝色镜面玻璃幕墙和白色釉面砖，显示出蓝天白云般的优雅和气派。
“川惠工业区”是一座设计新颖、别具一格的现代化标准工业厂房，位于火车站附近，距深（圳）汕（头）公路约100米，这座宽阔的大楼为了有利于工业生产，仅仅设计了6层，但每一层都分为4个独立的工业区域，而且布局合理，通风采光考虑周全，各种车辆可以直通厂内，被许多开办实业的企业家认为是一个很理想的场地……
我不能再一一罗列我的那些工程，我不能让您感觉我是在炫耀，或者是在为自己打广告。我只告诉您，在实业上，我要争第一，在遵纪守法和做人上，我也是处处争第一：
惠阳市政府多次授予的“先进私营企业”光荣称号；
国家税务局授予的“全国税法宣传教育合格单位”；
惠阳市税务局连续几年授予的“积极纳税户”光荣称号；
惠阳市政府授予的“重合同、守信用先进单位”光荣称号；
……
如同不能一一罗列我的工程一样，我也没有必要一一罗列我得到的各种荣誉，简要地告诉您上述几点，是希望借此为您提供一点点认识我的依据。我认为，一个比一般人富裕的人，如果没有比一般人好的品德，很容易落得个“为富不仁”的名声，那样，我无论再富，也达不到“为自己争口气”的目的。那么，我就有可能成了仅仅是为了钱而富起来，这一点对我来说，就没有多大的意思了。
不少人多次谈到我修的别墅，说是无论档次和气派都是全惠州地区第一。这句话可能没有错。我确实就是按“第一名的标准”来设计的。开始预计投资600万元，后来一加再加（其中也包括有物价因素），到竣工时，投资总额几乎接近1000万元。为什么我会耗资这么大来为自己修一栋别墅呢？当然不是因为我身上是中国农民的血统，天生就有“赚了钱就要修房”的观念。准确地说，这件事上有两个原因，一个当然是我很看重的“为自己争气”，我就是要展示自己比别人好。
另一个原因与我的未来的事业发展有直接关系，这一点应该是人所共知的，那就是，在淡水这个地方，绝对地通行“马太效应”，斗富，不仅仅是心理满足的需要，更主要的是生意竞争的需要。这一点很好解释，您看看全国，乃至全世界的银行和金银珠宝店，每一个都是尽可能地装修得豪华，为什么呢？很简单，让顾客放心，并且对您产生信任。
这也是做生意的一门学问。
在这里，我必须告诉您我争第一的另一件事：1994年，我在广东省第一个成立中国共产党支部委员会，又第一个成立工会。这件事出现在一个私营企业里，不能说不是一大新闻。我会在后面告诉您，为什么我要这样做。这里您可以同本节内谈到的几件事联系起来看，您会明白我开明的思维，和争第一的欲望有多强烈。
永远争第一（4）
刘延林
认定了要干的事就要立即干，抢在第一和落在第二，效果与差距起码要悬殊10倍以上。
我觉得人一生中不能抓几个第一出来，是件很窝囊的事。1994年我就采取了两大举措，在广东省，甚至在全国都说得上是“先锋”。一是建立中国共产党党支部，二是成立公司工会。
这两件事在广东省，至少在惠州地区引起了很大反响，从党政机关到企业界的朋友，都表示出浓厚的兴趣。我收到的一些来信及和朋友们见面的交谈中，就提到了这事儿，下面我就谈谈这两件事，也算给朋友们一个回答。
我为什么要在我这样的私营企业建立党组织呢？这是许多人想知道的。要按传统的观念，私人企业老板就是“资本家”，以前的理论、宣传都告诉我们：作为无产阶级的政党共产党，是和资本家相对立的。但是，我们现在是处在新时期，是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不要说新时期的私营企业老板已与“资本家”有了许多不同，就是资本家——民族资产阶级，也是我国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团结对象，何况是在中国共产党提出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个历史时期呢！
我的同龄人是在唱着“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歌声中长大的。我从记事起，从广播中听到的、家里大人们念的语录、墙上写的标语，都是“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这一类，那时正值“文化大革命”高潮，我又出生在一个世代农民家庭，可以说从小受到的是热爱共产党的教育。不过当时因年龄小，没有切身的体会，认识是肤浅的。真正认识到中国共产党的伟大，真心拥护共产党，是自己成长过程中逐步形成的。党领导全中国人民，努力发展经济，人民生活在短时间里发生了巨大变化，这是有目共睹的。我也在改革开放的好政策下，从打工仔变成了大老板，所以我一再说，要不是靠共产党，特别是共产党的政策好，我没有今天！
我这样认为：在社会主义的新时期，共产党既然以发展经济建设为中心，提倡发展私营企业。那么私营企业的发展，是和党的经济建设为中心一致的。其实，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哪一个国营企业中没有党组织呢？国营企业、私营企业，都是企业，只不过所有权不同而已，在我看来建立党组织是顺理成章的事儿。再说，我们公司还有个现实问题：我虽然不是党员，我知道公司有党员，党员是要过组织生活的，这些党员不能因为到了我这个私营企业，就不过组织生活，就脱离党呀！还有，党员们都是党组织培养出来的，大多数党员都相当不错，他们的先锋带头作用如果能在我的公司发挥出来，绝对是一件大好事。因此，说实话，我考虑的并不是建不建立党支部，而是要找个合适的人来做党支部书记。我有不少朋友是国营企业的老板，我们接触中，听到他们最感头疼的是党、政矛盾，经理和书记的分歧等问题，我当然不能“找些虱子在脑壳上爬”——找人来跟我唱对台戏啰。所以，一旦选定了党支部负责人，我的公司成立党组织便水到渠成了。
我找到一位曾在深圳特区工作过，又没有退休的老干部，他的党龄也快40年了。他有特区工作的经历，又熟悉党的工作，加之我早就希望有一位老同志做参谋。我这人向来是认准的事儿，说干就干的，于是我把他请来负责公司党的工作，这件事就这么简单！当然，具体操作中，还要按党的章程办理各项手续，包括选举、报批……当地党组织对这事儿非常支持，在惠阳市私营企业建立党组织还是第一家哩！很快就批准了成立党支部、批准了党支部书记的人选。我们公司党支部于1994年4月成立，成为当地一大新闻。
在成立党支部之后，我的公司成立工会，是当地的又一大新闻，影响相当大，据说私营企业成立工会，不仅在惠州地区，在全广东省也是最先的。所以，公司工会成立大会非常隆重，规格也高，参加成立大会的有广东省总工会的副主席、四川省政府驻深圳办事处主任，还有市、县工商部门的领导，以及省市新闻、广播、电视台记者。各级领导的光临，对我本人和公司员工是很大的鼓舞。
对于在我的公司成立工会，我也没有想得太多，就像《中国青年报》的一位记者在采访我时我说的：“我虽然当了老板，但我是工人阶级中的一员。”我从没有担心过成立党支部和工会，是在给自己设立“对立面”，恰恰相反，我是想依靠党和工会组织，使公司走向正规化，更稳步地向前发展。事实已经证明，我的想法是对的，党支部和工会成立时间虽然不长，但已见到效果，已尝到了“甜头”。在后边我再举一些例子来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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