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自己就主要是在社会实践中学习的。我所学到的许多方面，是学校课堂里无法学到的。同样自己走过的这30年的道路，我的知识、我的能力、我的胆识……都是从社会实践中得到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固然失学对我是坏事，但能早日进入“我的大学”读社会这本“书”，又是件好事。我从14岁读到现在，我还要继续读下去，社会是一部谁也读不完的“书”！
我要管理好我的公司，除了招聘、网罗人才，也要求我自己要有多方面的知识，企业管理、财务会计、统计以及建筑、电子等技术知识……不要说学习了，有些我从前听也没听到过，全靠我在实践中学习。好在我这人领会什么都比较快，不单在管理、技术知识上懂得了不少，而且还弄通了几门技术，对机砖厂的一切，我可以说是了如指掌，是“土专家”了；对建筑，从预算到施工、装修没人能“麻”得倒我；对运输、挖掘、装载机械的操作，我也会几样；我抽屉里还有“经济师”的本本……我的管理、技术知识和职称都是从实践中得到的。当然，实用性强一些，理论方面差些。但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我能凭从实践中得出的学问，把我的公司管理好，是对我的知识管不管用的最好说明。
在我的经历中，我有失误，甚至失败，也吃过亏、上过当，但从错误和挫折里学乖、学巧，成长、成熟起来。记得我在17岁那年，好不容易筹集到1000多元钱，决定买辆“嘉陵”摩托跑单帮。我身上揣着钱，就和伙伴一起冒冒失失地跑到重庆去买车，到了，摩托车厂的大门也进不去，看门老头就把我们打发了。走到街上一想，不对头，便动开了脑筋，我们去买了一条“大重九”香烟，送给了看门老头，这样进了厂找到供销科，用800多元买到摩托车。买到了车，我们才想到咋个弄回广安呢，扛是扛不到几百里的，推也推不回广安！我们两人是见也没见过几辆摩托车的人，没办法，我们找了个平坝子现学，在平坝子上鼓捣了一天，便上马路开回广安，当然一路上磕磕碰碰，好歹总算没有栽到山沟里，只是崭新的车，整得遍体鳞伤，别人以为买回去的是旧货呢。
就像开摩托车初期免不了摔跟头，磕磕碰碰，开久了就能从从容容驾驶一样，我的老板生涯也是这样走过来的。
从社会大课堂我得到了最珍贵的东西，使我懂得了：生活不相信眼泪，相信实力！这是商品经济的竞争中，普遍的法则。“说不赢该输，打不赢该败”，国际上不也是这种“实力政策”吗！美国人到处指手画脚，充当国际警察，凭的就是有钱，财大气粗，打不过它，它就称霸！我开“猪儿摩托”做生意，失败的原因之一就是本钱小，经不起折腾，几下子就亏得破产了。现在当然不同了。淡水经济是以房地产带动起来的，1992、1993年被称为“淡水旋风”，这“旋风”没刮多久，因为整个经济的滑坡，房地产一落千丈，大多数搞房地产的公司，哪怕是实力雄厚的来自内地的国营公司，没有坚持多久，便挺不住垮下来，更不消说私人老板了。但我这个私人老板不仅挺住了，而且直到如今还站得稳，靠的是啥？就是实力！我说的实力，当然不光是资金雄厚，而是综合实力，经营决策呀，经营范围呀……说来也怪，你只要有实力，别人总愿意同你打交道，好事儿净找到你头上，你要是没实力嘛，只有越来越倒霉。这就是什么“马太效应”吧！
不要说国家、企业靠实力了，就是我当年打工，也是凭实力呀，力气差，没实力，干活都要输人一截，老板看不起，“炒鱿鱼”都先“炒”你！有力气的人，如果又肯动点脑筋，自然就成为打工仔的头儿，这是自然筛选出来的。在充满竞争的社会里，打工仔竞争也是激烈的。打工仔从全国各地涌到沿海，本来就是从一个个地方一批批结伴而来，各地生活、语言千差万别，加上年轻人火气大，文化又少，很容易发生摩擦，动不动拳脚相加，动起手来那就全靠实力了，没得抖摆！说不过认输，打不过低头！有时你是忍也忍不了，躲也躲不开，没有实力就要遭欺负。我打工时没少打架，甚至打群架，打得头破血流，至今手、脸还有伤疤……不过“梁山弟兄不打不相识”，我还真的在打架中结识了一些四川的和外省的朋友。
这些往事，我没有忘记，我也不忌讳，它是我生活中的一个阶段，也是我事业的一个里程，是“我要读书”所读的“打工仔”这本书的重要内容。
在商言商，商场如战场，作为公司要经得起风浪，别的办法没有，只有凭实力！1994年广东省评选出私营企业100强，有幸我的公司是其中之一。
我相信这也是靠实力。
吃苦耐劳掩饰下的麻木不仁
刘延林
可怕的不是穷，是在吃苦耐劳掩饰下的麻木不仁。
广东这地方，供神非常普遍，尤其是商家。
我呢，什么也没有供。
我对给我看“风水”的人说：我穷的时候怎么解释？
我小的时候，很喜欢看连环画，也就是小人书，什么《三国演义》呀，《水浒》呀……拿起来就放不下，一口气就把一本书翻完。这些书里的故事，引起我许许多多幻想，甚至是胡思乱想，自己做梦也常常像书中的英雄人物，劫富济贫，杀敌立功，为民除害……我看的小人书，多半都是借别人的，或者在书摊上租的，自己的小人书不多，但我有一本高尔基的《我的大学》，我很喜欢看，经常拿出来翻。想不到，后来我也像高尔基那样，没钱进学校读书，只有向“社会大学”学习。
我想每个人所受的教育，不外乎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在学校的课堂上向书本学习，一是到社会大学校中去向社会学习。
我在学校的学习时间太短了，连小学的毕业证书都没有拿到，我主要在实践中向社会学习。很不幸，我在不该辍学的年龄，过早地踏进社会，但我也有幸正赶上我们国家的改革开放年代，所以我可以骄傲地说：中国改革开放的社会，便是我的“大学”。如果说，我的失学是不幸，那么能赶上改革开放的好时光，又是万幸！
许多朋友给我来信，希望我说说，“怎样从一个打工仔成了老板”？“我成功的秘诀是什么”？“我有没有什么背景”？
要回答这些问题，可以说比较复杂，但也可以说很简单。说它复杂，是因为要讲那么多前因后果、方方面面，要讲我的这段历史，甚至涉及到“机遇”、“运气”、“祖坟的龙脉”──在我有点儿名气之后，有人给我看相、算命，有人特别去看我家的祖坟、屋基的风水，所以，要是谈这些，恐怕说上几天，还是说不清，因为压根儿我就不相信什么风水、命运之类的事儿，就是现在到淡水我家里看，除了我的办公室有一张毛主席像，我没有供任何菩萨。广东这地方，供神是非常普遍的，尤其是商店，差不多都供着财神，天天烧香献贡。客家人每逢农历初一、十五，一大早就要放鞭炮敬神，我不随俗，因为我不信鬼神。我常对人说，我穷得丁当响的时候，我落难的时候，怎么不来给我看风水、算命呀？我看呀，看相算命说你要发财、当官，多半是扯蛋，信不得的！要不是我赶上了改革开放的大好时机，“命”再好又怎么样呢？全国人民都在受穷，你一个人能成仙？
我要回答这个问题，说简单，就一句话：我能取得今天的成功，靠的是实践，靠的是在社会大学里学习，特别是赶上了改革开放。
我的历史，是用苦和干写的。和我的大多数同龄人比较，我吃的苦、受的累、经历的事要多得多。这就是我的“背景”、“秘诀”。
如我在本书前面所讲的，我一生同砖、瓦窑结了缘，生产砖和瓦，都要在露天坝顶着太阳和泥、打坯，在燃烧着的窑里搬砖、装坯，是“火热”的事业。在三百六十行中，是最劳累、最艰苦的行业，我就是从这个行业中干出来的。直到现在，我还有一座机砖厂，它是我的“根据地”，我靠机砖厂发家，至今仍是我的财源之一，我以自己是个同烂泥巴打交道的烧砖工而自豪。
1993年8月，我在美国驻广州领事馆办理赴美国考察的签证。
美国领事馆的一位办签证的官员，操着一口标准的普通话问我：“你为什么这么年轻就能当总经理？”我确实年龄不算大，才29岁已有了我自己的企业集团公司，还是广东省级私营企业集团。不过这话也问得太怪了，我填的那一大摞各种表格就摆在他面前，明知故问不说，问得也绝，难怪别人说这些人一个个都是“比中国人还中国人的中国通”啊！
我听他这样问，随口就回答道：“打工，打泥工！”我怕他听不懂这句客家话，又用普通话补充了一句：“烧砖窑！”
听我这样回答，美国人笑了笑，接着像聊天一样，问了几句别的。我看他挺客气也和气，不像传说的签证官那么可怕。
他很快给我签了证，签的是“多次出入境”。据说在同行的代表团中，对我是优待。美国人怎么看我，给我怎么签，我无所谓，但我对美国人说的是真话、实话，我是泥工，是烧砖窑的。
说起来也真有意思，我怎么一生都跟砖瓦窑结了缘呢？14岁就到河南邓县的瓦窑上干活；第二年再去邓县，是以“烧窑师父”身份去的，虽然最后“败走麦城”，但是烧过瓦窑了；1982年南下广东，就一直在广州、海丰机砖厂干活；后来到广东惠阳的淡水，还是从砖厂干起……
在太阳晒、炉火烤的“火热”事业中，我不光学到了机器制砖的一整套技术，更重要的是磨炼了我的意志，懂得了做人的道理，学到了怎样做人……这些，都是课堂上、书本中没有的，只有在社会大学里才能学到。因此，我并不后悔没有足够的学校生活，这种不足，已在社会生活中得到了成倍的补偿。
我到广东，是因为欠债被迫出来的，是躲债！但是，我从来没有想过是一走了之，我一开始就是想出来挣钱还债，别人说我完了，骂我，是因为我还不起债，我就是要争这口气──把债还清！因此，从到广东打工的第一天起，我就尽可能地节俭，过的是最简单的生活；我没有买过一件衣服，广东的冬天不冷，在砖窑火烤着还热呢，平常也用不着穿衣服，不论干活还是回到工棚，长年只穿一条裤衩；吃饭是自己买米在窑上煮，那是真正的“吃饭”——没有一点儿菜，顶多弄一点盐水……我把一分钱掰成两半花，把钱全部积攒起来，凑成整数寄回家还债。第一个月“出粮”（广东话发工资），我就寄回家120元！在广州市郊的时候，我每月虽然还挣不到200元钱，但是除了买米我没有任何开销，多半用来还债。第二年到了海丰的机砖厂后，当了工头，挣的钱多了，我还是首先还债，这年我已把在家乡的欠债全部还清。家里来信说，人们对我的看法已经改变，不仅没有人再骂我，反而得到了别人的称赞，说我有骨气、有出息、能干……邻居中的青年人，向我家打听我的地址，纷纷到广东来投奔我。家乡实在太穷了，从在广州郊区开始，在海丰、在淡水，通过我找工作的乡亲，不下百人，我办起公司以后，几百名员工绝大多数都是四川人，特别是广安人。开初，我并没有想很多，也不懂有多大意义，反正是我找到了饭碗，有老乡来我尽量介绍，有饭大家吃嘛，自己当了老板，就尽力安排来求职的老乡。后来，听到一位四川省的领导人说：“贫困地区一家人中有一个出来打工，就意味着一户脱贫！”原来还有这么大的意义啊，几年来，在我公司打过工的四川老乡，先后也有数百人！我感到高兴，不仅自己摆脱了贫困，而且也为乡亲们脱贫尽了一份力。
还清了欠债，了却了一桩心事，乡亲们对我看法如何是一方面，重要的是我实现了自己的计划，卸下了思想上的包袱和压力，一身都感到轻松了。我虽然从小就在艰苦环境中生活，但也有我的欢乐，而我的最大欢乐，就是经过自己的辛勤劳动得到的收获，改变了自己的处境，改变了自己的形象。
我们不是很爱说“争气”、“争光”吗，如何争？我认为：靠自己！只要能努力，只要会努力，终究会有收获。
我第一次尝到了收获的欢乐。
开拓事业，就必须创新
刘延林
父亲是我的第一个老师，家乡广安是我的第一个课堂。
所以我始终是一个传统的中国人。
照此做人，注定成功；开拓事业，就必须创新。
我的出身是世代农民家庭，从小受的是传统农民的教育和影响，这种农民观念，注定要影响我一生。但我不能完全被其束缚和限制，尤其在开拓事业上。
父亲刘凡元，在土地上辛辛苦苦地劳动一辈子，一直到1989年走完了他61年的路。他对农活样样精通，一生勤劳节俭。不管他怎样地勤巴苦作，还很难求得温饱。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是翻身农民，分得了土地，农村土地改革、合作化运动、人民公社化……他像大多数农民一样，每次都是积极分子。由于农业生产力低下，他苦苦耕耘了几十年，仍然无法抵抗天灾人祸，不能改变贫穷面貌。人民公社吃集体食堂，他患了浮肿病，险些丧命；1976年广安大灾荒，他又一次被死神召唤……他活了下来但留下了病根，最终死于癌症。
作为传统农民的父亲，他对我们的教育也是传统的，包括“黄荆条子出好人”、“不打不成材”等等，我便是在父亲的这种严厉教育下度过的童年。父亲是“我的大学”的第一位教师。
由于我生活在传统的农民中间，懂得他们是按“耳听为虚，眼见为实”的原则对待事物的“亲见主义者”，对他们说得再多再好，不如一个具体的实际行动，这种观念对我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我从小就讲实在和实干。这种实在、实干，使我一生受益，我的事业正是实干出来的。我相信，现在家乡的父老兄弟看得起我，并不光是因为我捐钱为家乡修路，盖学校，而是看重我的人品，尤其是我讲实在，试想：如果我出走广东后，一走了之，不把债还清，人们将对我怎样看？恐怕怎么解释也是无济于事的。
为了时刻提醒自己，也为了教育我公司的员工、有志气、讲实干，我特地请人写了一幅古语条幅，挂在我的办公室：“有志者，事竟成；锲而不舍，金石可镂。”
记者、作家们采访我时，常问我：“企业精神是什么？”我还没来得及把我公司的“企业精神”正式提出来，我还在酝酿、琢磨，希望更完整、确切，更符合实际。但上面这几句话，是我对自己和对员工的希望和要求。
从社会实践──“我的大学”里，我学会了我性格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忍耐！
在我开始砖瓦窑上繁重的体力劳动时，年纪还小，身体也瘦弱，别的孩子在那种年龄，正背着书包上学，甚至还在爹娘面前撒娇呢！我不仅要忍受体力上的劳累，还要忍受精神上思念家乡和亲人的苦痛，我想哭都得背着人，一个人偷偷地落泪。这对一个少年，是需要很大的忍耐力和控制自己感情的能力的，我做到了。
在我流浪福建途中，饿得说话的力气都没有时，偏偏卖盒饭、点心的小车从我面前过来过去，满嘴流口水……我照样能忍耐！
在我买“猪儿摩托”做生意失败以后，还不出别人的钱，债主想怎么奚落就怎么奚落，要咋个骂就咋个骂……我得忍耐！
在我到广东打工的初期，干的是又重又累的活，挣的钱却少得可怜，这还不说，更要看老板的脸色，稍不小心，或者老板看你不顺眼，就炒你的“鱿鱼”。最使我揪心的是，你到哪里都会看到，脏的活、臭的活、别人不愿干的活，就找打工仔干，我脑海中永远都记得这样的一幕：
一处下水道堵塞了，满街都是臭水，当地的清洁工人不闻不问，行人绕道走一边，最后有人在街上叫住两个扛铁锹的打工仔，一听口音便知是四川来的，他们没有找到固定工作，每天踯躅街头打“零天工”，生活得不到保障，饱一顿饿一顿，什么活他们都愿干。
雇他们的人说：“把这段下水道搞通，给你们20门(元)。”
两个打工仔相互望了望，嗫嚅地问：“一个人20元？”
“想得好！20门干不干？”那口气哪儿是在雇工，而是在施舍，在恩赐！
两个打工仔光着脚站在臭水中，整整干了一天，满身溅着污水，甚至头脸上也是脏水污泥……
这就是20元的代价。
要吃饱肚子就要挣钱，掏粪坑、冲厕所、钻下水道……干不干？不干可以但没有钱！为了钱不仅要下力，还要忍气吞声，这是我最受不了的，一开始打工心里就憋着一股气，暗下决心要争这口气，有朝一日一定要改变这种状况。我虽然干的是别人不愿干的粗活、下力的活，被别人瞧不起，但是，自己不能瞧不起自己，我是用劳动挣钱，凭力气吃饭，我绝不自暴自弃，看不起自己，我还经常想着自己总有一天也会当老板，甚至要超过这些人。不要看我嘴上啥也不说，咬着牙在忍受，可我心里从来没有服过，我绝不甘心自己一辈子受穷，永远低人一等，我也有一个脑袋、两只手，你能干的事儿，你能当老板，我就不信我办不到！
外表上我在默默地承受、忍耐，心里却在想：我要拼命地干，我要干出个样儿来。
从一定意义上讲，我觉得受苦、受累和受气，对一个人是好事，尤其是对一个想取得成功的人还是必不可少的。这就是磨难，“好事多磨嘛！”这是我的亲身体会。我讲不出太多的道理，但我们都看过电视片《西游记》，唐僧去西天取经，硬是要经过九九八十一难，八十难也不行。这个故事生动地证明了“好事多磨”，神仙都如此，何况我们这些凡人，特别是我这样的来自最底层，没有任何背景的农民，要成功一番事业，不经受那么多的磨难，休想达到目的！
怎样对待艰难困苦
刘延林
要经受许许多多艰难困苦，怎样对待艰难困苦，都不是在学校的课堂上能学到的，要在社会上、要在奋斗中——在“我的大学”里才学得到。
如果说，“我的大学”的第一位教师是我的父亲，那么“我的大学”的第一个课堂，便是我的家乡广安。
我对家乡广安的认识和了解，原来因为年幼，文化知识浅等原因，知道得并不多。真正了解家乡，并在了解的基础上深深地爱家乡，是在我离开家乡之后，特别是近几年我多次还乡，一次次加深了对家乡的认识和了解。
当我在广东沿海为当老板而努力奋斗的几年，家乡的改革开放也在大步前进，尤其各级政府的领导观念已大变。因此我近几年回乡，每次都受到破格的接待，行署、县、镇的首长们给我讲述广安的历史，介绍广安的变化，文件、资料、书籍、报刊，当面送，邮政寄，广安的材料我可以说应有尽有。加上南方沿海和深圳特区，是经济发展的热点，广安的各级部门常有人来南方考察，或应我的邀请到沿海来，所以不断地给我带来家乡的情况和消息。我对家乡越来越了解。
这些年，我为家乡的建设和发展，尽了一点绵薄之力，家乡各级政府数次给我赠锦旗，书以“广安赤子，乡梓荣光”等等鼓励我。
随着与广安家乡的联系的密切，了解的情况不断增多，我对家乡的感情日深，时时关注着家乡建设的发展。出差去四川，时间再紧，哪怕只挤得出一两天，也要回广安走走、看看，每次几乎都是路上用的时间比在广安待的时间长，但我心里会感到一种特殊的安慰。不知道这是不是就是人们说的游子的感情！
“月是故乡明”，广安的月亮在我心中，的确比别处的月亮明啊！
我把家乡、把父老乡亲刻在心里，使我时时提醒自己要做一个无愧于他们的人。这种自觉的精神约束实际上也是一种传统的面子观念。我依然按传统美德的准则做人，因为在我心中留下了很多有口皆碑的形象。但在开拓事业创办实业上，我尽量不受其约束，因为在我眼里还没有人留下多少让人敬佩的实例。
认识广安，基本上就是认识了中国农村。
我有幸成为伟人邓小平的同乡，但我不仅仅是以此为荣，更多的是作为自己奋进的动力和精神支柱。
在一本名叫《地灵人杰金广安》的书中，是这样写的：
“广安，在这150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巍巍华蓥横亘其间，滔滔渠江流经全境。四季如春，八节长青；土地肥沃，物产富饶；历史悠久，民风淳朴。此处地灵生人杰，斯郡天宝蕴物华。
“广安县位于四川盆地中部偏东，华蓥山脉中段西侧、长江二级支流渠江的中下游，东经106°32′—107°03′，北纬30°18′—30°50′。
“远在秦代以前，今广安地域属巴国。
“刘宋永初元年(公元420年)，分宕渠部分地区(今广安县城)新置始安县，取原来的始安城(古城)为名，属巴渠郡，此时开始在今广安境内建县……
“北宋开宝二年(公元969年)，在渠江县浓回镇的秀屏山下新置广安郡，属梓州路，取‘广土安辑’之义，广安由此得名。”
上面这段文字，说明广安与“天府之国”的其他地方一样，美丽富饶，而且历史悠久，广安建县至今已有1000多年的历史！
另外，在《广安县志》上，还有更为生动具体的描绘：
“广安厥土饶沃，无旷土，无闲田，无沃瘠之别，无水旱之忧，树以桑麻榆枣，畜以牛马鸡豚，植以葱韭蔬果，延以瓜瓠薯葛。广安物产富饶，凡山林竹柏之材，原野羽毛之羽，坡池鳞介之虫，水陆草木之实，岩洞药石之宝，畜产皮角之富兼而有之。兹地所产之稻米包谷香尤滋润，号称金羹玉饭；所出之蚕丝品质特优，黄白莹然；所织之賨布汉斌有载，谓为筒中黄润，一端数金。”
这是文人笔下的广安——一个美丽而又令人向往的地方，虽然都是赞美文字，但也不难看出，广安确是一个土地肥沃，气候温和，物产丰富的地方，素有“金广安”之称。可惜，它终归是个农业县，很大程度上要“靠天吃饭”，所以虽经朝朝代代，人民仍然难得温饱！甚至到了20世纪70年代的1976年，一场天灾便弄得饥民遍野，四处逃荒……
当我1964年降生在这块土地后，从我记事起，伴着我的便是贫困。不论父母亲怎么勤巴苦做，连饥饿的威胁也逃不脱。在我下面，又添两个妹妹，家里的日子就更难熬了，以致我年龄稍稍大一点，便不得不外出打工谋生，那是1978年，我刚14岁！
从我的家庭状况，就可以看出那时广安农民生活的困境。
同全中国一样，广安农村落后面貌的改变，经济建设的发展，是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以后。所以如同谈到中国的发展变化一样，谈到广安的发展变化，就必然要谈到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他也是广安人。让我再引用一段《地灵人杰金广安》一书中，有关邓小平的记述：“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是我国享有崇高威望的杰出领导人，在人民革命和人民共和国的建设中建立了不朽功勋。邓小平同志以大无畏的英勇气概和顽强的革命精神引导中国迅速地从‘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深重灾难中摆脱出来，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在这一理论的指导下，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在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历史上开创了一个新的时期。
“1904年8月22日，邓小平出生在四川省广安县协兴乡牌坊村，父亲邓文明、母亲淡氏、继母夏氏。小平为长子，另有3个弟弟，一个姐姐和两个妹妹。邓小平诞生的年代，正是中华民族苦难深重的年代，中国处于大变革的前夕。童年时期的邓小平名叫邓先圣，学名邓希贤。5岁进私塾读书，7岁入新式小学，后考入广安县立中学。1919年夏，于该校毕业后，抱着‘工业救国’的满腔热望，同几十位同学一起乘法国邮船‘盎特莱蓬号’赴法，希望能到法国一面做工，一面求学，学点本事回国。就这样，他开始走上了探索人生的漫漫长路。”
牌坊村是我去县城必经之路（1）
刘延林
邓小平以后的情况，大多数人都比较了解，尤其是1977年他复出以来的功勋业绩，全中国有口皆碑，全世界也是公认的。
我的家在恒升镇果子村，在协兴镇牌坊村东北数十里，牌坊村是我去县城必经之路。对邓小平的情况和家庭，我很小就从大人们的谈话中知道了。那年，我能买摩托做生意，就是因为有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要不然是绝对干不成的，那时我每天骑着摩托车都要经过协兴乡，常常在小平旧居前停下来，我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感激之情。
小平旧居，如同所有的广安农民住房一样，四周是田地竹树，有水塘、有花草，在一种自然的美丽风景中。至于在人们中传说的住宅风水、龙脉如何好，邓小平旧居花坛上的铁树连续9年开花是祥瑞吉兆等等，我想都是出自人民群众，对他们敬仰的伟人、领袖的一种朴素感情和美好愿望吧。其实，应该说是时代造就了伟人邓小平。历史所以选择邓小平，当然还是因为小平自身的高素质、崇高品德，以及他那极其丰富的阅历。
关于小平对中国革命的丰功，对中国人民的伟绩，我觉得挂在小平旧居大门上那副对联是很好的概括。对联是这样写的：
扶大厦之将倾，此处地灵生人杰。解危济困，安邦柱国，万民额首寿巨臂；
挽狂澜于既倒，斯君天宝蕴物华。治山秀水，兴工扶农，千载接踵颂广安。
这对联是四川的著名老作家、四川作家协会主席马识途写的。我第一次读这副对联时，幸亏有位报社的总编同行，他给我做了详细的解释。我觉得对联写得好，也说出了我的心里话。我多次对别人说过：“要不是邓小平老人家，在全国搞改革开放，我可能只有在山村穷困一辈子，哪会有今天？我说我要争气，也包括作为广安老乡，为小平争气！”
我虽然文化底子浅，书上有不少字不认识，但我仍喜欢看书，特别是有关邓小平的书，我还看了不少。《我的父亲邓小平》这本书一出版，一直就有一本放在我的办公桌上；听说出版了《邓小平画册》，我便立即去买了回来；长达20卷的《邓小平的生平、思想研究丛书》精装本刚发行，已经摆在了我的书架上……每次翻阅这些图书，我都有一种亲切感，都会有些新感受，都会受到新的鼓舞，都会又一次在心里提醒自己：要争气，要为小平争气！
还有两位广安人对我影响很大，我常想，同是广安人，他们能成为杰出人才，我为什么不能。
或许，从理论上看，这就叫各自选定“参照类型”，很能确定自身的走向。
广安这地方，真是“此处地灵生人杰”，历代出过不少出类拔萃的人物，诞生过许多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
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而奋斗的“华蓥山游击队”，大本营就在广安。我小时，在学校、在长辈摆的龙门阵中，就已听过许多华蓥山游击队的英雄故事，江姐、双枪老太婆……都是我们崇拜的英雄。牺牲在重庆渣滓洞的先烈，也有好几位是广安人。
在广安籍的许多历史名人中，我要特别提到两位。
一位是大数学家何鲁。他是广安城南何家山人，出生在我之前整70年。据说何老先生风流倜傥，他是“自信人生二百年”的，以致他构思想写的一部重要著作《中国数学史》，还没来得及动笔，便过早地辞世了，他死于1972年的“文化大革命”中，像他那样刚直不阿的老知识分子，在“文革”中的处境可想而知。乡人们跟我说起这位乡先贤，无不感到惋惜。
何鲁1903年到成都考机械学堂，年仅9岁，同考的多是20余岁的学生，结果他以第一名被录取，真是少年才俊！主考官称他是神童，据说清朝的四川总督召他进府，用满族的油茶之类食品招待，此事在成都传为一时之美谈。后来，何鲁考取官费留学法国攻读数学，在里昂大学也以学业优良而著称，学成归国已是著名数学家了。传说世界上的三大数学难题他能解两道半，还传说某外国的一家权威医院，要买他的脑袋，在他逝世后用于解剖，研究他为何那么聪明……传说终归是传说，我们不必去深究它的可靠性。但我最崇敬的是，何鲁不仅自己一生教书，为祖国培养了一批著名的科学家，像钱三强、吴有训、赵宗尧等等出类拔萃的人士都出自他门下，华罗庚、严济慈等也得到过他的支持和帮助；同时他自己还办学校，抗日战争时期，他分别在重庆和广安各办了一所“载英中学”，他的学校最特别的地方是，家境贫寒的学生，只要勤学，可以免交学费，甚至还可以得到生活补助费。由于得到何鲁的帮助完成了学业，现在还在大学里当教授的就有好几位。
旧社会靠教书为生的何鲁教授，经济能力是很有限的，他在并不富裕的情况下，兴办学校，实在难能可贵。
牌坊村是我去县城必经之路（2）
刘延林
我现在有了经济能力，能拿出几十万元在村里盖所小学，为家乡的教育事业尽一份力。自己没有钱无法上学，深受失学之苦，不愿发生在我身上的悲剧重演；同时还希望我们村里的小朋友，有一个良好的学习环境，都能够上学；再就是受何鲁老先生的影响，他并不富裕都办学，我有了钱更应该花在修学校上。我到处都看到“教育是百年大计”的话，一个社会能不能发展，首先看教育发不发达，能不能培养出一批批人才。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在家乡修学校，培养人才，远比我拿钱、捐物支援家乡别的方面意义要大得多。
我愿意出钱在家乡建学校，还受到另一位著名人士的启发，他就是有名的爱国华侨领袖福建人陈嘉庚。在本书的其他章节中，我已专门说到这位先驱。
我要特别提到的另一位广安人，是四川的军阀杨森。
杨森出生在我之前整80年，他的家龙台乡同我家相距10余里，所以我从小就知道这位“川北王”的许多事儿。杨森是民国年间的著名将领，关于他的是非功过，自有人去评说，我是觉得这位广安的历史名人，对我产生了一些影响，便在这儿说到他。
我这几年回广安，住的广安最好的县委招待所，便是杨森公馆的旧址。那儿曾有一个网球场，恐怕到现在许多广安人对网球也非常陌生吧，但在几十年前杨森便把网球等现代体育项目引回广安，说明他对推动广安和全川现代体育运动的开展，起了一定作用。此人很爱好体育，在广安兴办体育专科学校，修建大型体育场。
杨森除了在广安推动体育运动，还办学校，设图书馆，修广安花园，修筑了广安的第一条公路──县城至代市公路……据说广安的铁树也是杨森从千里之外的南方运回去的。如今小平旧居的铁树，已连续多年开花，人们争相传颂，认为是好兆头。
这样一位军阀，居然也为家乡做了不少公益事业，广安至今受益！
影响自己的人（1）
刘延林
有些人，虽然经常见面，相识很久，可一旦分手后，也就忘记了。
但有的人，相交并不长，却终生难忘。
我少年时代就有这样一位忘年交，他对我的人生，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在人才荟萃的广安当代名人中，我所以提到民国时期的军阀杨森，不仅因为，他是中国现代史上的一位有影响的人物，在民主革命、抗日战争等历史阶段，功过参差，尚待人评说；他为广安家乡做了不少有益的事情，老百姓至今仍然记得他。更重要的是，因为我和杨森的儿子杨汉翔先生，有一段奇缘：我们结识在特殊的年代和特殊的环境中，他是一位遭遇不幸的青年知识分子，我是一个在贫困中挣扎的放牛娃，文化的差异、年龄的悬殊，都没有阻碍我们相交。
现在回想起来，这原本是一件平常的事儿，相识纯属偶然，不过对我有很大的意义，对我的人生产生了不寻常的影响，确实没有料想到。
这事儿，得从“文化大革命”中的20世纪70年代说起。
那是我记事的时候，也就是我开始割草、放牛的时候。我们村里的田坎、土坡，铺满了我童年的脚印。我要把牛喂饱，草割满背篼，就要寻找草长得茂盛的地方，那只有到水边，因此我每天到村里的那条小河边放牛、割草。这条小河是我们果子村和山碑村的分界。不知道啥时候起，我同河对面的一个成年人熟悉了，因为每天他都在对面做活路。我不知他姓甚名谁，也不知道他的年龄身世。他穿的衣服和当地农民一样破旧，夏天穿条裤衩，肩上搭条擦汗毛巾，尽管他同农民一模一样，但我总觉得他又与众不同，到底有啥特别的地方，我又说不清楚……他就是杨汉翔先生，那时他大约30多岁。我才十来岁。我这人在小的时候便爱和大人打堆，他个子高高的，身体显得很瘦，干活倒很有力气，常见他干重活。庄稼人是凭力气吃饭的，有力气，在地里做活路的好把式，是乡里的行尊，受人敬重。可是人们对他却是两样，好像不冷不热的，为啥？儿童时代的我没有去想，想也想不出个所以然来。有一点我感觉得很明显，生产队集体出工时，他常单独一处，不声不响地做活路，我们两个人隔着河摆龙门阵，他有说不完的话，我听得如痴如迷，手中割草的镰刀停了，甚至牛吃了地里的庄稼……背篼没有装满草，牛吃了庄稼，后果是可以想见的。杨先生给我讲的，都是从没有听到过的新鲜事儿，这些故事仿佛给我插上了翅膀，带着我离开山乡，飞向外边的世界，原来中国有那么大！世界有那么阔啊！他的讲述给我的童年幻想添彩加色，在我脑海中形成一幅幅美丽的图画，是我小小年纪便外出闯世界的催化剂，以致我14岁起便北去河南，接着南到福建，再闯广东。
那时，他在河对面挖土、挑粪，我在河这面割草、放牛，我有问不完的问题，他有摆不完的龙门阵，这种景况一直持续到我辍学外出谋生。有关杨汉翔先生的许多事儿，我是后来陆续知道的。
当时，只听到大人们说：
“杨汉翔是反动派大军阀杨森的儿子。”
“是遣返回乡监督劳动的‘右派分子’！”
“是阶级敌人！”
“是专政对象！”
……尽管他有那么多罪名，不知为啥，我看不出他是坏人；大家也不是只许他老老实实，不许他乱说乱动；相反，农民待他都不错，还把他说得很神：
“杨汉翔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杨汉翔看书一目三行！一本书一会儿就看完了。”
杨先生确实多才多艺，虽然在大学学的是理科，但外语、文学都很好，写毛笔字、画图更有一套，在我们山村里，当然是不可多得的“秀才”。他的存在，本身就是文化落后的农村的财富，虽然那时“交白卷”、“读书无用论”泛滥，但那终究是肥皂泡泡，一现的昙花，连挖土的农民也知道，人是不能缺文化的，我想农民们之所以关照杨先生，这是一个重要原因吧！
我也弄不清，我们两人咋会谈得拢，成了“忘年交”？当时，我们所谈的具体内容是些啥，早已淡忘模糊了，可是杨先生的音容笑貌，却深深地留在我记忆中，直到现在我才意识到，他实际上是没有在课堂上教过我的老师，我深受他的教益，特别是对我的性格的形成，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影响自己的人（2）
刘延林
杨先生的乐观旷达，身处逆境长达一二十年，不自暴自弃，以一种随遇而安的态度面对现实生活；政治上的不幸，体力上的重负，生活上的清苦，非但没有把他压倒，反而磨炼了他的意志，再苦再累他也挺了过来。终于等到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全国人民迎来了明媚的春天，他的人生也有了转折：平反中他摘了“右派”帽子，落实政策后到小学代课，转为公办教师。杨先生敬业乐业，事业心很强，他当农民是地道农民，当老师是好老师，讲课深入浅出、循循善诱，他教的学生的学习成绩明显提高……
杨先生在农村的岁月，生活的艰辛程度是不难想到的。一个单身男人，住在一间断墙残壁屋顶漏雨的破屋，一口烧饭的铁锅上，有游乡补锅匠用老办法补的二三十个补丁，农民们传说他吃饭是连碗也不洗的；为了生存，他去挑100多斤的担子，走10余里路，挣1毛脚力钱……他的遭遇，主要因为军阀父亲的连累。在讲阶级、阶级斗争的年代，别的不讲，光是他的家庭出身就够他受的。所以，不仅政治上受歧视，生活上受折磨，也蹉跎了恋爱婚姻，没能成立家庭，成年累月人影相吊茕茕孤身。在这种生活状况下，除了下力干活，只有寄情山水和能得到的书本……
少时的杨汉翔，天资聪颖，勤奋好学，后来考入四川的大学学物理，他成了“右派”后，被遣送回原籍农村劳动，青年的他经受了人生的一次巨变：杨公馆的少年、青年学生、被监督劳动的“阶下囚”……但他处变不惊，正视现实，老老实实劳动，不乱说乱动。惟其如此，农民没有把他当“外人”，也就没有对他实质性的“专政”。由于他学识丰富，一向敬重文化的农民们，虽然口头上也跟着喊“读书无用”，广播里也宣传“白卷先生”，但大家对这样一位正牌的大学生，依然是另眼相看的，不仅生活上、政治上不为难他，反而多方关照他、同情他，上面来抓“阶级斗争”时极力敷衍。所以杨汉翔在农村被监督劳动的岁月，尽管生活艰苦，农活繁重，精神上却轻松愉快，体力劳动还锻炼了他的体质，这便是人们常说的“坏事变好事”吧！
随着总设计师邓小平提出的改革开放政策的深入发展，在小学教书成绩良好的杨汉翔，逐级提到乡和区中学，再到县的重点中学；由教师升校长、广安县副县长。后来担任县政协的副主席。
杨先生为广安的教育事业，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虽然，我和这些名人的出身、环境，大为不同，但都生长在广安这片土地上，我难道不应该也为家乡做点什么吗？
因此，当我十年奋斗，在广东创建了家业之后，我首先想到的是广安家乡，想到那儿晴天坑坑洼洼、雨天泥烂水滑的路，想到自己上过的破庙里的学校。于是我分别为我家的恒升镇果子村和我妻子家所在的东岳乡三板村，各修了一条乡村公路，投资40万元在果子村盖了一所称得上现代化的小学……
我觉得，广安和沿海比较，相差最大的是观念，所以回广安办了“广东省川惠企业集团公司广安分公司”，修一座星级酒店，我想不光把资金带回去，还要把沿海的先进技术、先进管理经验带回去，为推动广安建设的发展，尽一份自己的力量！
影响自己的人（3）
刘延林
家庭没有忧患，会给事业上添很多精力。
什么是好老婆？
她不以得失贫富而改变对你的感情。
看来非得要谈谈家庭了。
我是非常看重家庭的，因为我出身农民。世代农民都以家庭为生活单元和生产单位，所以农民对家庭的依附最重，家庭观念最强。我如今虽然早已离开落后农村的生产和经济环境，置身在先进的生产方式和发达的经济环境之中，许多观念都发生了变化，惟家庭观念没有变。我很清楚，这不单是我国传统观念的影响，更重要的，因为我是农民！在富人如林的广东沿海，由于致富后发生的家庭裂变，我亲眼见到的太多了。
我看重家庭，珍惜家庭。我有时一早出门，深夜才回家，连同老婆说话的时间也不多，更不用说同孩子们、同老人了，有时几天才见一面。虽然说为事业操劳，心里也是不安的，我必须尽到一个儿子、丈夫和父亲的责任。因此，只要没有出差在外面，每逢星期日总要自己开车，陪太太和孩子们去饮早茶、陪他们去买他们喜欢的东西和食品。这是天伦之乐，只有在这时我才感到是真正的放松……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我耗费了很大的精力和财力，修建了别墅，筑起了一个称得上豪华、舒适的安乐窝。
除了生活波折让我确立了自己的家庭观，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因素，那就是夫妻间的理解，或者说，是真正的相依为命。
按现在的标准，我算恋爱得早的，可是在20世纪80年代的偏僻农村，早恋、早婚较为普遍，我们就不算什么了，待到几年后我们结婚时，是完全符合标准了。
我老婆——社会场合称“太太”，广东当地习惯叫“老板娘”叶明碧，亲朋邻里都亲切地叫她“叶四妹”，不过她可不是因为排行第四才有这个昵称，而是她出生在4月。叶四妹家住广安东岳乡三板村，走小路我们两家相距18里，我们的相识和农村男女青年的结合差不多——是经介绍相识的，介绍人是亲戚。人说四川人是“竹根亲，理不得”，一理都是亲戚，因为我伯父的女儿，是叶四妹的表嫂，我们早已相识，大家一撮合就那么回事儿啰！
叶四妹在那阵儿，绝对没有先见之明，会预见到日后我会发达，她能当老板娘。实在是她认为我有闯劲儿，农村那么多青年人，就我敢冲出去，不安于贫困，因为她也是不安贫守命的人，她也要用勤劳改变贫穷的处境。她家姊妹不少，本来农业的劳动生产力就低，吃饭的人一多，日子便更艰难了，她和我一样，从小就得劳动干农活，农村女孩个个都是吃得苦的劳动好手，我们俩的许多共同点中，最重要的是：我们都能吃苦耐劳和都不甘心受穷。现在看来，这正是我们恋爱的基础。在这个基础上，我俩驾着爱的小舟，驶过了一个个险滩……
当我做猪儿生意亏本破了产，别人把我看扁的时候，是对我们爱情的第一次考验，她没有同我“吹”，是要顶住压力的。她对我的安慰，是我重整旗鼓的力量。
当我在海丰承包机砖厂当“工头”的时候，她刚生小孩一个月，便同我一样头顶太阳，拉坯、搬砖，相依为命，艰难地支撑着打工仔的小家庭，谱写着一曲劳动为生的夫妻对唱。
当我有了自己的砖厂，当了老板的时候，成了老板娘的叶四妹，却要背着孩子干活，学会骑自行车到数里外的集市买菜、做饭、管理内务，操持着工厂的里里外外，共同创造了我们最初的家业。
直到现在，她还在管教孩子，不使我为家务分心，协助我处理公司的事务。
……
因此，我很同意时下社会上流行的那句话：一个成功的男人背后，定有一位贤惠的女人！
有记者问过叶四妹，当初她看中了我哪点？她认真地回答：“刘老二那会儿就与众不同……”
要为把握机遇准备点什么
刘延林
不要奢望思路和眼光能够超前多少，超多了反而不现实，能够超前一两步就足够了。
一旦发现机遇，有没有魄力放弃现有的既得利益？
童年和少年的坎坷是一笔巨大的财富，一笔可以受用终生的财富。
坎坷波折给了我经验、知识和本事，这些经验、知识和本事绝对不是课堂上能够学到的，也不是哪个师傅能够面传耳授的。这些波折坎坷的亲身体验浸入了我的骨髓，时时提醒我如何从容应对生活，如何在看似平常、其实复杂的生活中，找到自己的路，找到成功的路。
几十家报纸和刊物都写过我在黄老板的砖厂里打工并兼管理人员的事，大多数文章都写到了我吃苦耐劳、踏实苦干，由于种种原因，不少人都忽视了一个关键的东西，这就是我在第一部分里已经简单地谈到了的——
我有意识地坚持在打工的劳累中学知识、学技术、学管理。
就在黄老板把他办在海丰的砖厂全权交给我管理的两年多时间里，我做到了一边负责全面管理，一边坚持到现场干活。我说的这个到现场干活，不是国营企业的领导干部视察现场，也不是艺术家们体验生活，实事求是地说，我不是只做做样子，而是真正的一身汗一身泥，一手一脚地干。并且干得并不比其他工人少。但我又不是简单地下大力气苦干硬干，我是既用力，又用心。一边努力在实际中操作，一边动脑筋思索工厂的生产、技术、经营和管理，同时，再抓紧利用工作实践来检验自己思索的各个内容。如果发现自己想的东西与实际有差距，就再思索，再实践，直到有满意的结果。
我没有白努力，这种一边思索一边实践的方法没有让我吃亏，两年多时间里，我不仅把黄老板的海丰砖厂管理得颇见效益，我也熟练地掌握了一整套管理砖厂的方法。同时，由于我长期在生产现场具体干，踩泥做砖不在话下，烧窑难不住我，就连机械制砖，我也是从操作到维修，熟练得不比厂里的任何专业技术人员差。
那时候，我对自己说，对砖厂这一门学问，像我这样全面、内行、能管理、能操作，同时又能经营的人，在整个行道里面，不可能有多少。
这样做并不是好奇图新鲜，觉得好玩，或者仅仅是出出风头而已。
我是有意识这么做的。
机遇，对每个人来说，应该都是平等的，但为啥有的人捕捉不到，有的人又能够捕捉到？
成功和不成功的主要区别就在于：你是不是积累了捕捉机遇的实在本领。
假如没有做到这一点，无论再好的机遇来到你的面前，或者说直接到了你的手边，你也是没有办法把握住它的。就像你狩猎，等了很久很久，猎物来了，你却打不好枪，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好不容易盼来的猎物从眼前消失。
我在黄老板砖厂里的行动就是“练打枪”。
平心静气地说，黄老板待我蛮不错，他信任我，给我的工资也不低，但我的确不是一个安于现状的人，我的血液中始终流淌有不安分的因素。我清楚，单靠打工不可能发财，哪怕你是一个高级打工仔。再有，老是给别人当谋臣，也不会有充分展示你才华的条件，你始终没有可能达到最高度的发挥境界。
所以，当我完全自信自己能够从容不迫，能够有新的创意地操作一个砖瓦厂的时候，我就随时准备为自己当厂长了。
终于等到了机会到来的那一天。我去向黄老板辞职。
我说过，黄老板对我很不错。正是这个原因，他对我的辞职感到非常吃惊。只见他两眼圆睁，好一阵没有反应过来。说实话，那时候我心里也很不是滋味。人就是这样，遇到一个宽厚的人不容易，一旦遇到了，就总会产生感情。并且，像他给我这么高的地位，这么丰厚的待遇，一般的打工仔绝对是很难遇到的。
但我都决定放弃了。商品经济、市场经济就是这么一个规律，你如果满足于现状，想“养一养”或者“喘口气”，你就会滋生惰性，迟早会处于被淘汰的位置。
或者，从另一个角度说，你就不可能成大事。
我只能对他说，黄老板，实在对不起。
黄老板马上就问我是不是嫌工资低了，并且立即表示愿意给我加工资。
我不忍心骗他，尽管是商业秘密，我也不忍心对他保密，我实话告诉了他，我说我要自己办工厂，并且进一步告诉他，已经找到厂了。
黄老板真的是个好人，他反复劝我，独自干当然有许多好处，但也注定有许多难以预测的风险，说不定哪天早上起来，就亏了一大堆，或者就破产了。
黄老板的话是对的，许多工厂，神气了几十年，一夜之间就宣布完蛋了，办工厂毕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但黄老板不明白我的性格，有风险的事，才会有较高的效益，也才能够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假如我喜欢过那种平平安安的低效益日子，我又何必离乡背井地到天远地远的地方来打工呢！
我也是有失败的精神准备的，我想得很清楚，我原本就是从一无所有的起点出发的，即使到了现在帮别人管一个砖厂，也不能就说是取得了多大的成功，只不过比一般的打工仔好一些。万一我自己干失败了，顶多又回到打工仔的位置上去。
这就叫“打更匠”不怕丢“乌纱帽”。
许多人没有拼搏精神，或者说缺乏拼搏勇气，多半都是被一种似好似差，中不溜儿的处境惯坏了的。不丢开现状也能够过，尽管自己都不大满意，但又觉得比有些人要好得多；要丢开眼前的东西又担心今后的日子不如现在。一犹豫，机会就一个又一个地擦肩而过了，到了一定的时候，再来后悔。
我绝不这么干。
黄老板那天的确是真心诚意地苦苦相劝，再三挽留我。但我去意已定，义无反顾，坚持辞去了职务。黄老板当时很是愁闷了好一阵，我估计他有好长一段时间没有想通。过了好久还有人对我说，他听见黄老板说，刘延林在这儿干得好好的，为啥又非要出去自己干。
敢不敢真正地为它冒风险？（1）
刘延林
认准了一点后，你会不会立即行动为它争分夺秒？
我得到的信息很准确，核对了好几遍。
惠阳市淡水镇有一个砖瓦厂，由于经营不善，面临倒闭，急于卖掉工厂来还债。这个厂是投资了10多万元建起来的，现在，包括一辆拖拉机及全套设备和厂房，一共只卖两万元。
我一核实了这个信息就很激动：“等于是捡了一个砖厂！”
尽管这是一个很划得来的低得不能再低的价格，但对于我那时候的实际情况而言，两万元依然是个想得到却拿不出的天文数字。我那时候刚刚还完了家乡的欠债，结婚又花了一笔钱。别说两万元，就是两千元也拿不出。
面临着一个绝好的机会，不能没有钱就忍痛放弃，假如每一次都这么忍痛放弃，这一辈子就有可能在这种反复的放弃中虚度过去。
相比之下，我觉得，最难找的不是钱，是机会。
而且，我一直认为，机会可以创造很多的钱，钱却不容易买来很多的机会。
我决定干成这桩买卖，把那个目前面临倒闭，而我当时又认为自己有能力将它救活的砖厂买下来。现在看来，我至少有两点没有考虑细致：一是对自己的经营能力而不是管理能力衡量得不周到，对那个砖厂原有人员的经营能力缺乏合理的估计；二是对市场缺乏具体的调查研究。这些都是后来进入困境的主要原因。但我不为这一点后悔，我也知道，假如当时我把什么都搞得一清二楚，可能我现在就什么也没有了。再说，当时人家也不可能给时间让我去把一切都搞清楚。
我继续谈我的具体操作。
我从几个方案中选出一个，那个方法过去叫做“众人拾柴火焰高”，现在有了一个很市场经济化的名字“股份制”。
这个方法看来简单，其实不容易，因为要别人心甘情愿地将口袋里的钱拿出来办企业，拿出来冒风险，总得要有可以吸引别人，同时也得让别人放心的东西才行。我费了很大的劲，好不容易说服了两个四川来的打工仔和一个当地人，我们4个人商定，每个人出资5000元人民币，4个人共同来办这个厂。
商定妥当，我们就到淡水那个砖厂去交了定金，然后各自分头筹备钱。我连夜去火车站，往四川广安县赶，回家去筹款。我说服了乡信用社，以自己全部家产做抵押，贷款5000元。信用社的人要我的父母在贷款申请上签字。我拿着贷款单回来交给父母，他们都不敢签。几年以后，我母亲对《中国青年报》的记者谈话时我才知道原因。还在前一年我结婚时，就有人对女孩说，不要嫁给刘老二，他在外面欠了几十万元的债，嫁给他了今后眼睛都要哭瞎。女孩没有相信这番话，坚持嫁给了我，没想到我的父母却半信半疑了，一直耿耿于怀。
我当时并不知道这些，以砖厂的前途说服父母。或许这些年我在黄老板的砖厂打工，挣回钱还完了所有债的事实起了作用，或许是我父母想既然几十万元债务都缠上了，几千元又能抵挡个什么，总之，我的父母咬紧牙关给我签字担保，我将贷来的5000元钱捆在身上，又连夜往广东赶。
赶到广东，会合了其他3人，离过春节只有几天时间了。虽然离我们交定金预定的期限还有一点时间，但为了防备对方找借口变卦，我和老婆抱着才几个月的孩子，连夜步行几十里路赶到淡水镇。
事情过去这么多年了，我至今还清清楚楚地记得那天晚上的情况，我和年轻的妻子一起，抱着小孩，身上捆着这笔“巨款”，在漆黑的夜里赶路。广东的冬天虽然不及四川冷，但也不暖和。我们就在那个寒冷的冬夜里赶到了淡水镇。天亮后，当我们见到收款人，双手颤抖着从身上解下买砖厂的“巨款”，那笔钱还保持着汗水的潮湿。
砖厂买到手了，因为更换执照需要法人，其他3个人就推举了我。那年我刚过20岁，那是我第一次成为名正言顺的法人，也是第一次当上厂长，而且是法人资格的厂长。
但是命运没有这么简单，并不等于当上了法人资格的砖厂厂长，就可以一帆风顺地走上发财路，等待我的不是财神，不是好运。实际情况是，砖厂刚买到手，很快就陷入了困境，而且是更大规模的困境。
淡水在惠阳建市以前就是惠阳县的重镇，具有十分明显的优势，它位于珠江三角洲东部，南临南中国海，环抱著名的大亚湾，与香港隔海相望，仅距47海里。周围与广州和深圳、珠海等特区都相距不远，实在是一个交通四通八达，非常有利于发展经济的好地方。1994年惠阳撤县建市。1990年惠阳县的县委、县政府所在地迁移到了淡水。可惜那是几年后的事，我买砖厂的时候，正是1985年初，淡水还仅仅是一个规模不大的小镇，所谓改革开放，也还只是处于标语口号阶段，没有多少实质性的行动。正如《青年作家》杂志上那篇文章中写的：1985年初的淡水还是“养在深闺人未识”，似埋在土中的璞玉。
我在本书的《写在前面》中就谈到过，大环境的作用往往起着决定性的因素。正是由于当时淡水的大规模建设还没有起步，等待我们这个砖厂的局面，也就不可能比前面一个老板好多少。那时候，一块砖仅仅价值4分钱，还很不容易卖出去。砖厂接过来后，一连几个月时间，基本上是天天亏本，不到半年，账上的赤字就已经超过我们买这个砖厂的本钱了。
砖厂一亏再亏，我正在挖空心思调整经营，我的三个合伙人失去了耐心，他们找我态度很强硬，吵着要马上退股。我劝他们再等待一下，我说我们不是被动地等待，我们是在一边调整，一边等待机遇。
他们不听，他们看重那5000元钱。5000元人民币现在看来不值得兴师动众，不值得劳神费力，但在那时候，在1985年，对他们，对我，都是一笔举足轻重的巨额资金。
一方面是工厂需要这笔钱，一方面我也的确是一片好心，我不希望他们投入了这笔钱，过了几个月，拿回去的依然是这么一个原封不动的数字。他们应该获得相应的利润。
敢不敢真正地为它冒风险？（2）
刘延林
那天我的确是做到了人们常说的苦口婆心，我长这么大，还很难得一次说上那么多话。我为他们描述未来的壮观场面，我奉劝他们把眼光放得远一点，不要总盯着鼻子尖。
但他们不听，他们只认为我是要拉他们一起“跳岩”，或者说是要让他们失去那5000元钱。我反复向他们解释，工厂的残值也不止5万元。不幸的是，事情到了这一步，任何语言都显得苍白无力了。那时候我也有些生气了，气他们在关键时刻落井下石。最后，他们和我闹到了法庭上，这也是我第一次“打官司”。
由于我是法人，法庭判决这个砖厂归我，债务也归我，合伙人的本金也由我负责退还，法庭倒是很尊重事实，给了我一个宽容的期限，要我一年内全部退还清那3个人的本金。
他们3人似乎一身轻松了，离开砖厂又去打工，砖厂和所有债务落到我一个人头上。我做梦都没有想到，刚当上一个小小的老板，就又背上1.5万元的债，加上家里的贷款就是整整2万元！当初3000多元的欠债就搞得我几年抬不起头，直不起腰，这一下好了，债务多了好几倍。当然，过后我还是能理解，这两位四川打工仔的这5000元也是东借西借凑起来的，对他们来说这笔钱很大，只有这位本地人的钱是他自己的。
但这一次我心里没有慌，我决心硬着头皮再拼，至于能够拼到个什么模样，对我来说已经没有办法预料了，我只告诉自己，尽力拼吧，拼出“名堂”是福气，拼不出“名堂”也没什么，反正尽到力了，顶多就是证明自己的能力差，这样也就口服心服了。到了实在干不下去时，我就按照最坏的打算，大不了又把砖厂卖了来还债。不拼是穷，拼也是穷，我为什么不利用现有条件拼一拼呢？
只要拼，多少还是有点希望的。
这么一想，我反而不为这件事压抑和烦恼了，我把心思和精力全部投入到砖厂的经营上。不是流传着这么样一句话吗：谁先摆脱过去，谁就可以抢先赢得未来。
过去输了，我就全力投入到争取赢得未来的行动中去。
砖厂已经变成我一个人所有的了，我干脆充分发挥个体企业的特点，把全家男女老少和四川来的亲戚朋友都安排到一些比较重要的岗位上，一方面是让他们挣工钱，另一方面是请他们帮我严格照管那些地方。这不是一种创大业的方法，但作为开创时期的过渡办法，还是非常需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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