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刘延林
各位读者朋友：
你们好！我在10年前写的自传中曾经交待过：“对我来说，路还很长。到了50岁、60岁的时候，再给您看我的第二本书。到时候，再来请您评说。”那年我刚过了30岁。现在呈现在您面前的这本书再把我这10年经历过的事情写出来附上。10年时光不算短，自从报刊报道我的事迹以来，自传出版以来，我曾经在几个月时间里收到7000多封读者来信。来信有谈感想的，有倾诉经历的，有探讨问题的，还有讨教“成功秘诀”的。读者中有打工仔，有学生，有普通员工，有白领，有教师，有干部，有商人，有军人；有老人，有少年儿童；有来自祖国边陲小镇的读者，也有来自台湾省，来自马来西亚、泰国等地的读者。
有不少朋友说我这些年变化大。俗话说：“三十而立，四十不惑。”到了40岁，很多事情都看懂了。所以我想现在我更成熟些，写出的东西对您也许更有启发。
这10年也就是我面临如何发展的10年。在书中，您可以看到我的思路、我的理念，以及我是如何得到“机会”的。
我到一个地方，都会有很多人向我提出问题，问我“成功秘诀”。我分析过自己的成功，深层次的东西说不好。这次本书出版，将原自传的内容作为前三章；新写了第四章“回眸十年走过的路”；第五章为访谈，主要谈自己的心得；第六章是“我的事业，我的生活”，以图片为主；第七章为“评析”。评析者曾发表文章对我的成功做了分析，我觉得不光是写出了我的心里话，相信也写出了很多事业成功者的共通性。与他取得联系，随意交谈之下，后来就有了出这本书的念头。评析者希望读者朋友看了我的自传和“评析”后能“减少十年探索，少走十年弯路”。我相信不管你是处在什么行业，无论你的出身背景如何，目前状况如何，只要你肯努力进取，你一定可以认识到一个“全新的自我”，希望处境不如意的朋友能够豁然开朗。我以自身的体验相信，肯努力肯坚持，实现成长，大多数人都能够取得成就，取得成功。
在这里我还想传达一个信息，对于一些商人、创业者、白领，甚至是想以后出来自主创业的打工仔来说，中部、西部一些地方很有特色，是发展事业的好地方。相对于沿海发达地区要落后好多年，现在是难得的发展机遇。这些地方开发程度低，机会多。当然，各个地方具体情况都不一样，需要具体分析。
在这里，我刘延林真诚祝福大家！
刘延林
2005年10月
自传作者手记（1）
刘延林
有的人生来就是穷人，也有的生来就是富豪，无非是各人遇到的小环境不同罢了，并不能证明这个人的本身，也不能注定他的一生。从一无所有到家财万贯，或者从亿万富豪到一贫如洗，都用不了多长时间。
真正能够辉煌人生的，是理智的拼搏与奋斗（这里面不包括蛮干）。否则，所谓争气，所谓发愤，都有可能成为一句空话。
您好！欢迎您阅读这本书。
我是一个从打工仔起步，经过12年努力，在20世纪90年代初成为拥有数亿资产的私营集团企业的总裁。《重庆日报》1994年10月9日发在头版上的对我的专访，题目就是《来自邓小平家乡的亿万富翁》。那时候人们称我是“28岁的亿万富翁”。
我最早当打工仔时可能是天下最穷的那一种人，就像一首流行歌曲里唱的那样：“一无所有。”如果您愿意读下去，您会了解到我的具体情况。
我之所以要写这本书，不仅仅是为了给自己立一个小传，讲述自己怎样从一个一无所有的打工仔，发展成为亿万富豪的经历，我是想让更多人也富起来，中国是个很需要很多大富豪的国家。
所以，我不仅讲具体的经历，还要讲我的观念、我的眼光、我的思索，以及我的一些具体方法和措施。
我不敢保证您读了这本书就会发大财，但我可以断言，您一定会从中受到或多或少的启发。因为一代打工仔是这段历史的产物，打工仔们身上不仅具有这段历史的共性，还有大家闻所未闻的个性特征。每一个打工仔的经历都有值得人们了解的内容，越是做事成功率高的打工仔，他的思考和操作过程就越有借鉴价值。尽管我仅仅是其中之一，但我的成功毕竟是真实的。
即使您不想发财，不想当大富豪，读了这本书对您也有好处。天下事都是触类旁通的，您一定能够从这本书中感受到有利于您干其他事业的东西。
就算我是一个自信的人吧！
财富，只是检验努力成果的一个方面。
近百家报纸和刊物刊载了关于我的故事和有关我的报道，著名的文学刊物《青年作家》和比较有影响的《商界》、《成功》等杂志，还分别在封底和封面用全版的篇幅，登载了我的彩色照片。这些杂志都是国际型大开本，比一般的杂志要宽大得多，而且印刷精美。于是，我在上面就显得有头有脸的了。有人告诉我，全国十几亿老百姓，能够这么亮一次相的，为数极少，而多次亮相的，就更是微乎其微了。
我数次拿起这些杂志端详自己的模样。
说真话，至今我还没有在照相馆照过这么大的照片。
感谢这些杂志的美术编辑，由于他们高水平的设计，我的确有一种看在眼里，喜在心里的感觉。
但我也若干次地问自己：这就是我吗？
我那时候的确难以把照片上的自己，同14岁时的自己联系起来。我14岁是个什么模样呢？只有我自己才最清楚。有的文章描述我，说我那时候衣不遮体，满脸菜色，行囊空空……我觉得写得太简略了，他们没有写我由于贫穷而产生的自卑心态，没有写我由于不甘心贫穷而滋生的勃勃“野心”，更没有写我由于立志改变贫穷而逼出来的许多心计……
总之，没有几篇文章谈到了我想要谈的内容。这不是写这些文章的人的错，是我不可能给他们更多的时间和机会，让他们从容不迫地来了解我，熟悉我。
我相信有句话：人是逼出来的。但我也有自己更进一步的看法，我觉得“逼”只是一种动力，不是绝对的规律，有的人能够逼出来，有的人可以被“逼”得怨天尤人，但就是“逼”不出来。也许，世界上本来就存在着服逼和不服逼两类人。
我大约特别容易服逼。从14岁到18岁，不过4年时间，就曾经3次离家南下，到广东、福建打工。“打工仔”这个词是后来才有的，我开始出门时，人们还称之为“盲流”。我不在乎称呼，我只在乎实际。
四川人外出打工，打的是苦工。不仅很累，还很下贱。首先是老板常常不把人当人看，每天给了你几毛钱，好像你就得给他擦屁股。在这方面受的气，受的侮辱，简直是几天也说不完。
其次，沿海的当地人中，当时也有很大一部分人十分轻视外地来打工的人。他们并不认为我们实际上也是在帮助他们搞建设，搞发展。
再有，就是当时家乡的个别父母官，他们说外出打工是“不安心家乡建设”、“不踏实”。我还算幸运，仅仅是受到一些指责，听说有的地方还将外出打工者的责任田都没收了。
后来我同好几个朋友聊天时谈到过，我们经常在口头上强调“穷则思变”，而实际行动上做的始终是老一套办法。不知道为啥不能够换个角度来想一想，既然老办法干了那么多年都没有起色，为什么不可以换另一种方法试试，就算错了，也不会是白错，至少可以得到一条经验教训嘛。
诚然，这都是后来才有的想法。那时候我想的只有两点：一是改变一下太贫穷的生活；二是争口气。
我真的是穷怕了。我为什么只读了4年书就被迫离开学校，原因很简单，家里凑不起学费。那时候的学费很少很少，只需要2元钱，但我家里的确就是无论如何也凑不起这区区2元钱。我大哭了一场，从此告别了学校。离校后才发觉更拮据的日子还相当多。我外出打工，曾经3天才吃一个面包，几乎饿死在路上。现在我看见火车想的是什么？说来没有人相信，我想的是将列车上的盒饭全部买下来！因为我至今印象相当深刻的是15岁那年坐火车去福州，在车上看见列车员推着盒饭来回叫卖，那时候的盒饭是每盒3角而不是现在的10元15元，我饿得头昏眼花，就是没有钱买……不，最重要的不是这些，是由于穷而到处被人歧视，被人欺负！
自传作者手记（2）
刘延林
人，只要一穷，就很难享有尊严。
我曾经在一本1994年下半年出版的刊物上看到过一篇短文，讲的是深圳一家饭店门口发生的一件事。一个大腹便便的老板模样的男人，拿着一沓百元票面的人民币，朝面前一个年仅十四五岁的外地打工仔模样的小男孩眼睛边晃来晃去，要这个小男孩当众叫他一声爹，说是叫了“爹”，就给这2000元钱，否则，这两年的工资就一分也没有。小男孩打工仔开始还一脸倔强和愤愤不平。那个大肚子经理反复逼他，说，你叫不叫，再不叫我就走了，你干这两年就一分钱也没有了。围观者中有心软的劝这个小男孩叫一声：“叫声爹又怎么了，我要是你早就叫了，白干两年多辛苦！”小男孩打工仔脸上的倔强和愤慨慢慢变成了无奈与沮丧，禁不住满脸泪水，为了那沓2000元钱，忍辱叫了一声爹。让人痛心的是居然还有好大一部分围观的人鼓掌助兴。大肚子老板就更加来劲，对小男孩打工仔说，我把钱丢在地上，你再磕个头叫声爹，这些钱就归你了。小男孩打工仔就跪在大肚子经理面前，撕心裂肺地凄然大叫一声：“爹……”
我相信这个故事，因为我看到和遇到的事情中，还有比这更厉害，更过分，更逼迫屈辱的。
过去我们常说，穷要穷得有骨气。现在看来，说骨气，不能只是一番话、一副表情，或者一种心态。骨气，必须要体现在改变贫穷面貌的具体行动中去，否则，这个“骨气”就很难保持长久。
我受的歧视也是够多了，一般打工仔受到的歧视我受过，一般打工仔没有受到的歧视我也受过，这便是我特别想争气的主要原因。也只有真正要想争气的心理，才会激发出坚定的行动。
首次经商失败后，家乡就有人说我“这辈子完了，这娃娃是稀泥巴糊不上墙”。这种评价比做生意亏本更让我痛心。为了证实自己能够“糊上墙”，我决心努力致富。换句话说，我那时候要致富，就是为了证实自己这辈子不会是就这样完了。
发财以后，我立即捐款40万元给家乡办教育，捐款近100万元给村里修公路……说实话，离家以前，我是想给自己争气，到了广东后，我想的就是给百万打工仔争气了。不管是老板还是打工仔，大家都是人；不管是广东人还是四川人，大家都是中国人。没有理由欺负谁，贬低谁，是好汉是能干的人，大家到创业的实际中去比。
在1994年时，我的“川惠实业集团公司”有8部1厂共9个经济实体，近500固定员工，数亿资产，在整个广东省的私营企业集团中名列前茅，而且其中只有我一个人是四川人。
我投资1亿多元人民币修建的“川惠综合大楼”，占地2288平方米，楼高39层，是目前淡水（惠阳市中区）的最高建筑物；我兴建的“川惠工业区”建筑面积共18000平方米；以及规划的“蜀锦花园”，准备投资2.5亿人民币；拟投资7000万人民币，生产国家级专利项目──汽车变色镜；投资3000万人民币，在家乡广安地区兴建一座三星级宾馆；
……
（此为1995年底以前的情况。编者注）
当然我不能把所有的东西都说完，我说这些也并非是想炫耀什么，我只是想告诉读到这本书的朋友，所有这些项目，我没有欠银行一分钱，我争气的第一步目的基本上达到了。
从这一点上看，追求财富，已经退居次要的位置了。
为了奖励我自己，我给自己（也是给全家人和我身边的高级助手们）修了一栋豪华别墅，耗资800万元人民币，是我自己设计的。我对施工的人说：“我不在乎钱多少，我只在乎是不是广东第一。”
人要是没有了目标，没有了上进心，就没有什么意思了。
没有改革开放，没有邓大爷，我们只能是“盲流”，是“外流分子”。
机遇是大环境提供的。
不管是名正言顺的打工仔，还是已经由打工仔变成了大老板、大富豪，每一个人都得承认这一点，如果不是改革开放，如果不是解放思想，如果不是邓大爷的政策好，我们连打工仔、打工妹都没有资格当，依然还是人们心目中的“盲流”，甚至还是村干部嘴里叫惯了的“外流分子”。
不仅称呼如此，就算你能够走出去，并且能够有地方生根，有地方干活，你也只有挣饭钱的可能，不会有发大财的机遇。
这也许就是建国这么多年来，为什么改革开放后才出现富翁的主要原因吧。
这也反映了一个现象，那就是，在中国，最大的机遇就是政策。有了好的政策，就会有宽松的大环境，有了宽松的大环境，每个人就都有了可以大显身手的机会和条件。再接下来，才谈得上是个人的因素。
所以，任何时候我都忘不了邓大爷的好处。
并且，我也由此多了一条任何时候都值得炫耀的本钱：我是广安人，我与邓小平邓大爷是同乡！
不管别人怎么看，我自己始终觉得，对于我，这真是一件三生有幸的事。
并且，有幸的事情还远远不止这一些。
在《青年作家》杂志上发表的一篇写我的文章，其中有一段写道：
“刘延林有幸，同世界伟人邓小平同乡共梓，同是出生广安，可巧又都属龙，只是刘延林晚了整整一个甲子，1964年才呱呱坠地，而那一年邓小平正满60岁；还巧的是，1918年邓小平14岁离开广安，后去法国勤工俭学，刘延林步这位乡贤的后尘，60年后也是14岁时离开广安，外出打工……”
我很喜欢这段文字！
我觉得我自己整个就是沾了邓大爷的光，而且，我比别的人沾的光多得多。别说全世界，就是全中国，就是我们广安县，能够有幸同这位伟人有3样巧合的人有几个？所以我常半真半假地开玩笑：我的命好。
当然，这个好命不能包括改革开放以前的我，以前的日子的确不堪回首。
这样说似乎又有点与命无关了，是不是？不必那么认真计较这些话，我们不妨就把它看做是一种心理因素，一种精神力量。
而真正的，实在的，就是由于邓小平他老人家设计了举世无双的改革开放，改变了人们的观念，这使得我们这些打工仔不仅有了机会，还显得名正言顺了。在这里，我给你读一段《中国青年报》1994年2月21日登载的一篇题目叫《新儿女英雄传》的文章，那是中国青年报社的记者毛浩写的:记者查阅了广安县志的人物卷，收入最多的是官员，其次是科技界人士，也有各类能工巧匠，而搞实业的只有胡仲实一人，在民间，历来推崇的是农活耍得伸抖的把式，当地民谚有“生意买卖眼前花，锄头落地是庄稼”的说法。
刘延林的父亲就是个乡土英雄，他不仅农活干得好，而且老实，勤恳。因此，当少年刘延林显露出他不安分的天性时，他没少挨父亲的棍子。而且在乡亲们的舆论中，刘延林的不肖也是遭到一致谴责的。他一点也不像他老汉，飘得很。成天骑个猪仔摩托（乡村间猪贩仔常骑的嘉陵50-型小摩托）到处跑，屁股后老是跟着一群要债的人。这就是外流前的刘延林留给村里人的印象，在这样的环境里，刘延林实在呆不下去，1981年，他身上带着9元2角钱离开了家乡。
自传作者手记（3）
刘延林
然而，仅仅几年过去，当刘延林挟裹着经济的力量重返广安，一连串的举动大大刺激了广安人。人们不能不重新评价刘延林和他身上那些毛病……对他的那些天分佩服不已：“出去才知道为啥该是他发财。”
的确，刘延林的成功深深影响了果子村的年轻人，如今谁要年纪轻轻的不出去闯一闯，就会被村里人认为是窝囊废。那几年时间里，果子村人的足迹远及东北、新疆，拥资几十万的大老板涌现出好几个。在村小学，我问孩子们最佩服谁，异口同声的回答是：“刘延林！”
1993年末，他被选为当年度广安十佳青年之首。
我很希望读这本书的朋友能够注意到文章中反映出的人们观念和态度的变化。我认为能够引起这些变化的原因，主要不是文章中提到的经济的力量，起根本作用的其实是改革开放的政策和大环境。过去的年代里也有人挣了钱，但结果如何呢？不仅没有引起人们思想观念的转化，相反，还自己落得一个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罪名，最后搞得人财两空。
正是对改革开放的由衷的感谢，所以，在缴纳税收、在支持家乡建设、资助公益事业、发展教育、繁荣文学艺术等等许多事情上，我都主动地尽到了自己的责任和力量。不管这个力量是多么微薄，我都非常愉快，并且，由于自己能够尽这么一份力量，每当想起这一点，我的心情都异常地宽慰和轻松。这种良好的心态，是任何吃喝玩乐都不容易调整出来的。
因为这让我意识到，我是一个对社会、对人们有用的人。
许多报纸和刊物都已经介绍到了这些内容，我不准备在此多说。这里，我还想告诉您1992年以来，《四川日报》上的几篇文章，以及其他报刊都谈到的：刘延林和他的“川惠集团”是当地妇孺皆知的“积极纳税户”、“先进私营企业”、“重合同守信用单位”……
我之所以要这么做，主要的想法就一点：报答改革开放。
知恩报恩，从古至今都是一条做人的起码准则。我是在中国农村里长大的人，不管怎样强调观念新，一旦涉及到处世为人，我的骨子里流淌着的依然是传统中国农民的血。也许正是这个原因起了主导作用。
毅力很重要。
吃苦耐劳和拼劲也不可少。
但仅仅是这些，已经不能适应今天的市场经济了。
现在有不少人迷信“发！发！发！”，我不相信这个玩意儿。我的公司，就是凭自己累死累活干出来的。我在办公室挂了一副对联：“黜虚名以求实效，存实绩而图奋进。”就是信奉干了才能发。
1992年6月，我从广东回广安县，路过重庆，看见某厂职工上街游行请愿，原因是他们的工厂要破产。我当时挺纳闷：破产了说明没有搞好，还请什么愿，还不如靠自己的双手找事干实在。
真的，朋友，求人不如求自己！这是我最真诚的知心话。所谓求自己，具体地说，就是找能够有效地发挥自己能力的事情来干。
人的身体上和心理上的坏毛病，大多是闲出来的。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都不能闲，太闲了肯定出毛病。
只要实实在在地干了，绝对不会是什么也没有。
《人民日报》1994年6月10日登载了一篇文章，是写我的，标题很明白：《活得累一点好》，是人民日报社的记者赖仁琼写的：
刘延林赴美考察之后，又在旧金山注册了一个公司。这位昔日的打工仔如今已经成为拥有亿万资产、9个分公司的大老板。忆及创业的艰辛，刘延林无限感慨：“如果说我在事业上取得比同龄人更大的成功，除了善抓机遇，敢冒风险外，重要的一点就是，我吃的苦、受的累比他们要多得多。”
事情就是这样，劳累和价值是相等的，只要你动了脑筋，不会白劳累，同时，也不会有人白给你价值。
我很赞同有句话，叫“体现自己的价值”，但我觉得还应该加几个字：“用自己的行动来体现自己的价值。”
1993年5月，新华社电讯稿中有篇文章，题目是《他从小平故乡来》，是记者罗志安写的，他也谈到这一点：
当29岁的广东省惠阳市川惠企业集团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刘延林自己驾驶着他那辆价值几十万元的日本新型豪华“凌志”轿车，奔驰在惠州大地上时，很少有人知道这位颇有名气的“阔老板”竟是10多年前来自邓小平故乡的一位打工仔。
……然而，又有谁知道，“阔老板”成功的后面，刘延林付出了多少心血，流了多少汗水，忍受了多少屈辱，经历了多少艰辛！
我在这里想要重复的不是如何吃苦耐劳，如何忍辱负重，是想向您建议，请您再回过头去留意《人民日报》那篇文章中的“善抓机遇，敢冒风险”，还有新华社电讯稿里的“付出了多少心血”。
同样都是吃大苦，耐大劳，为啥有的能成功，有的不能成功？或者换句话来说，为啥有的能够碰到机遇，有的却不能够碰到？
假如您信命的话，那么，我们能不能这样说，除了命，区别就应该是我想建议您再次留意的那些地方。
尽管不是空话不是废话，我也不希望聊得太多，我不愿意影响你读后面的内容。现在我再选一段《希望导报》的话来结束这段开场白：
刘延林，皮肤黝黑粗糙，身子精壮结实，虽然穿上了西装系上了领带，但整个形象依然很质朴。就是这个其貌不扬的农民，在广东大亚湾经济区，在蔚蓝色的海洋依托下，干出了一番令世人瞩目的业绩。
一个农民的儿子，由打工仔而小老板，而大富豪。
由穷而富，或由富而穷的结果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过程。
我还是想谈谈整个的详细过程。我说过，仅仅是过程意义不大，我希望能谈出自己的观念、思索、见解、眼光，甚至具体操作方法，这样，这个过程的价值才会增加分量。
第一次外出打工还是个黄毛未褪的小孩（1）
刘延林
每个人都会有一段刻骨铭心的经历。是把玩和炫耀这段人生，还是从中领略经验体会，实际上是能否成大事的两种态度。
我第一次外出打工还是个黄毛未褪的小孩，第一次就挣回一笔“巨款”，那是个什么数字？整整70元。
这笔钱使一个7口之家过了一个愉快的春节。
更重要的是，这件事在我心里埋下雄心壮志。
《人民日报》的一位记者采访我时，我说道：“可以说世界上大多数的人，都是希望当老板的，特别是现在许许多多‘下海’的人，追求的目标就是当老板，但是当老板很累……”
“您是老板呀，难道您不怕累？”那个记者抓住话题追问，当记者的大多数都会盯住他认为感兴趣的话。
我回答的是心里话，可以说是我对生活的态度，或者说是我的人生观吧，我说：“人还是活得累点好！”
“新鲜。”他笑了笑说，“时下，不少人在感叹活得太累，您倒相反，有意思。”
我们俩就人的生活态度，还谈了不少。后来，他写那篇对我的专访，便是以《活得累一点好》为题目，发表在1994年6月10日的《人民日报》上。
我有时候就想：像我这样一个原本很普通的人，能取得今天的一点成功，要是说和同一代的人有什么不同的话，就是我吃的苦多一些，受的累多一些。我这人从小就不怕苦、不怕累。直到现在，我还把苦和累当成一件乐事和好事。苦，可以培养人的勇敢精神；累，能够磨炼人的坚强意志。除了吃苦、受累，我还希望过得紧张，紧张使我感到充实。
就说紧张吧，我们这样的私人老板，真是够紧张的，自己办公司，啥事不管？我的工作时间，每天从来不是8个小时，至少要翻一番！我是早已经习惯了，闲了反而不舒服，不过人不是机器，这要会利用时间才行，会利用时间是一门学问，要不然你就是钢筋铁骨，长期这样也吃不消。
我不管再紧张，也会抽时间，忙里偷闲，去跳舞、卡拉OK，使绷紧的神经放松放松。
我的车上总有几盒CD唱片和录音磁带，传统歌曲、流行歌曲都有，我特别喜欢其中的一盒，上面有我非常喜欢的歌——
我想要有个家
一个不需要华丽的地方
在我疲倦的时候
我会想到它
我想要有个家
一个不需要多大的地方
在我受惊吓的时候
我才不会害怕
……
现在，我已有一个舒适的家。按照我们中国现代的标准，我的家算得上是豪华的，有花园、游泳池和中央空调，占地2000多平方米的别墅，有世界名牌轿车……报纸、刊物上的文章，也称我是“大老板”、“大富豪”。但是，每当我听到台湾歌星潘美辰的这支歌时，无论我默默地听，还是低声跟着哼，不知不觉地双眼湿润起来，甚至落下泪珠。这支歌总是把我的思绪带回到少年时代的贫困日子，我是多么想有一个舒适温暖的家啊！“一个不需要多大的地方……”。
因为家庭贫穷，生活困难，逼迫我过早地离开了学校，挑起生活的担子，小小年纪不得不离乡背井，远走他乡。我虽然有家却要离开，有家也不能回！
1978年我14岁，由于交不起仅仅只要两元钱的学费，被关在了学校门外。其实，我不能继续上学，还因为广安在遭受过1976年的大灾荒之后，没有恢复元气，吃树皮、观音土，成群结队外出逃荒，甚至饿死人的惨景，使人们心存余悸。我们是一个有父母和兄弟姊妹5人的7口之家，父亲肩上的生活担子十分沉重，家里不仅没有大米下锅，就是糠菜杂粮也不够吃，全家受到饥饿的威胁。求生是人的本能，不能坐着挨饿等死！为了找碗饭吃，我只好离开家，跟着姨父到很远的河南去求一条生路。
那个时候，才开始提改革、开放，而我的家乡是个又封闭又偏僻的农村，还是人民公社时代的思想观念，农村的经济好像是一块铁板，死死的。社员要到外边去做工，可不像现在这样是正大光明的，那时仿佛在做地下工作一样，一点儿不敢声张，是秘密行动，生怕给扣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帽子。试想“文化大革命”中，是“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连“资本主义尾巴”都要割，何况是外出去做工挣现钱哟！
姨父是烧砖瓦窑的手艺人，在农村叫“五匠”，他敢偷偷地到外边挣钱，已是不安分的人了。我这样小的年纪也跑出去挣钱，在四乡八里是绝无仅有的，当然，并不是我有什么先见，看到改革开放是大势所趋，实在是肚子饿逼出去的，起决定因素的是我胆子大，敢干，不甘心困死在山村。
第一次外出打工还是个黄毛未褪的小孩（2）
刘延林
我要去的河南，在我心目中，是个非常遥远和神秘的地方，根本不晓得它在东南西北！反正是迷迷糊糊地跟在姨父的屁股后面走，步行，坐火车，搭汽车，几天之后到达了目的地──河南省邓县。好陌生的地方啊！说话的口音大不同，有些话还听不懂；吃的主要是面食，对吃惯米饭、红苕的我，很不习惯；连气候也不同。我离家的时候，四季常青的家乡，已经桃李盛开，山花遍野，是暖和的春天了。可是邓县，还是天寒水冷，湍河、白河上结着薄冰，在温和气候中生活惯了，乍一到冰冷的地方，很不是滋味，冻得一身都不自在。特别使我不习惯的是，没有一个熟悉的小伙伴，我得像个小大人那样生活，“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啊！初次走出家门，我第一次尝到了孤独和寂寞！
姨父把我带到了一家砖瓦窑上。我那样小的年纪，在砖瓦窑上干活，干的是非常重的活路。我那阵儿身高不到1.5米，体重六七十斤，又瘦又小，不像现在膀大腰圆，连肚子也腆了出来。在窑上干一天活下来，浑身没有一处不痛，一躺到用麦草铺的床上，动也不想动了，可是不动咋个行呢？对东家来说我是打工的，对姨父来说我是学徒。姨父答应带我出来找饭吃，已经是不容易了，我离家的时候，父母亲一再叮咛我：“要孝敬师父，要勤快！”师父师父就等于“父”啊！所以我一刻也不敢懈怠，只有咬着牙干，从窑上干完活下来，还要洗衣服、煮饭、打水、扫地……
白天过于劳累，加上气候冷，刚到的一段时间，晚上反倒睡不着，有时睁着眼等待天明，寒冷的夜实在太长、太难熬了。经常在似睡非睡、半梦半醒中回到家，见到了亲人。我被冻醒或惊醒后，真想放声地大哭一场，但是不能呀，即使是哭也得把头蒙在被窝里偷偷地哭，生怕惊醒身傍的姨父……我特别能忍耐，受苦受累甚至受气我都不在乎，什么样的困难环境我也能适应，我的忍耐力大概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养成的。因此，我说艰苦困难对一个人来说，是件好事，能磨炼人。
在瓦窑上的辛苦劳动中，在苦苦的思念家乡和亲人中，我度过了自力更生的第一年，终于盼到了年终，我可以回家了……
一年的辛辛苦苦劳动之后，姨父给了我70元钱。我直到现在也没搞懂，是给我的报酬，还是偿金？不过我是非常满足了。70元可不是一笔小数，那时候的大米才一角多钱一斤呢！我回家过年的心境，就像是腰缠万贯的富翁一样，我从来还没有经手过这样一大笔钱啊！
我们家乡，把过年称为“年关”，对有钱人是欢乐的日子，对穷人却是一大关口。有70元钱帮助家里过“关”，全家人的欢喜是可以想到的，像庄稼丰收了一样喜悦。我更为能自食其力而高兴，我过了一个最愉快的年！
对于靠流汗水挣工分的农民来说，我仿佛一下子长大了，成了称职的“主要劳动力”，我心中升起一种男子汉的自豪感。
就是这70元钱，不但解决了家中的一些困难，也在我的少年心中，荡起了无限的希望，我想：只要敢去闯，只要肯干能吃苦耐劳，是可以挣到钱，可以改变穷困日子的。这种想法激发出的美妙幻想，使我在刚刚开始的生活道路上，出现了与众不同的走法，这个崭新的走法可以说是演出了一出叫人哭笑不得的悲喜剧，但也可以说是打破了家乡人的贫困僵局。
外出打工是件十分艰难的事，并不像人们想像的到处有活干。
外出打工能挣钱糊口。更重要的是增长见识，打开眼界，于是就能从祖祖辈辈过日子的方法中挑剔出许多值得改进的地方，也会由此找到一种坐在屋里找不到的，新一点的生活方法。
这次出门，我和徒弟做了乞丐，是好心人的收留，使我们没有成为异乡饿鬼。
新的一年，1979年开始了。
我决定再次去河南邓县。这次不是跟着姨父去，是自己去。假如我始终跟着姨父，顶多从一年挣回70元，增加到700元、7000元。姨父走的依然是“老路”。我自己出门了，而且带着一个个子比我高一头，年龄比我大四五岁的徒弟。他姓陈，是我的邻居。他那时还没有从两年前广安的大灾荒中喘过气来，生怕再挨饿！一听我在河南一年就挣到了70元钱，何况他是个成年小伙子呢，说什么也要跟着我去。我这人从来就抱着“有饭大家吃，有钱大家挣”的思想，去就去吧！现在想起来，我是年幼不知道社会的深浅和生活的艰难；他是饿慌了，饥不择食。我们这一对畸形的师徒，便这样结合成了。现在看来，这种做法很荒唐，其实，年轻人的荒唐说不定就正孕育着新的萌芽。
那阵儿的我，以为自己是长硬了翅膀的鸟，高飞远走都不成问题了。脑袋中想的尽是什么“有志不在年高”呀！“甘罗十二为丞相”呀等等从大人们那儿听到的故事，总之我想的净是好事儿，给我的这次外出打工，绘制的是一幅美丽的蓝图……
邓县，位于河南省西南部的南阳地区，南边同湖北省襄樊地区接壤，自古以来就是一个人文荟萃、兵家争战的地方，有许多三国时代的遗迹和故事，诸葛亮就曾经隐居在南阳卧龙岗，“三顾茅庐”之类的故事，在老百姓中耳熟能详，家喻户晓。
我第二次到达邓县后，首先要解决的是找到活干，我和徒弟两张嘴等着饭吃。头年我跟着姨父来还不觉得什么，这次到来以后，我才感到事情不简单。我们走村串户，到处去揽活。不知是我们这一对反常的师徒组合令人难以信任，还是生活在捉弄我，人们总是以怀疑的眼光看着我们，在盘问我们一通后，不是摇摇头，便是干脆说：不需要！我们挨家挨户去请求别人雇佣，要点吃的。我一下子感到了，一个人连出卖劳动力也困难啊！说不清跑了多少路，说了多少好话，仍然没找到活干，几天下来，带的盘缠早已用尽了，走在路上我们终于好像连说话的力气也没有了，在这种情况下我还得照顾我的大同伴──徒弟，谁叫我当师父呢？这才叫害死人啊！
正在这生死攸关的节骨眼儿上，我们来到一家急等着点火的瓦窑，那里正需要烧窑的人。
东家瞪着两眼，盯住我们看了好一阵，仿佛在透视我们，末了他问道：“你会烧窑？”
“会，当然会！”我以不容置疑的口吻回答，“你别看我的年纪不大，个子不高，干烧窑可不止一年了，你去×村打听打听，去年给他们烧的窑咋样？哪一窑没烧好！”为了肚子不再饿，我只有向别人推销自己了。在生平第一次向别人推销中，我领悟到了推销就是让别人接受你，就像推销产品，用户愿意买一样！
重要的是增长了见识，打开了眼界（1）
刘延林
头年，我确实在烧瓦，瓦是烧得不错，但我是当下手，跟着姨父干。好在我这人脑袋不是很笨，凡是干过的事都能抓到要领，学哪样都比较快，就像后来我到了广东在机砖厂干活，虽然没有学过机械，但不论拖拉机、推土机、挖掘机，还是大卡车、小汽车，样样都一摆弄就会开了，对烧瓦窑我不是一窍不通，但是提了“虚劲”。
东家雇佣了我们。吃第一顿饭时，我们不知吃了多少，反正把东家端出来的馒头、稀饭和菜，吃得精光，也顾不得人家瞪着大眼看我们那副饿痨相了。有一位叫马斯洛的外国人说过：“人类最基本、最强烈、最明显的是生存需求，首先要求的是食物。”这话一点儿也不错，我是有切身的深刻体会的。东家的这一顿饭，是我们离开家以后，吃的第一顿最舒心的饱饭。
东家是一位喜欢说古论今的人，白天我们在瓦窑上干活，晚上我们便成为他的听众，他讲的三国故事，后来我才知道几乎是一整部《三国演义》。他讲的故事中，周瑜、陆逊等少年才俊，给我的印象很深，给了我很大的鼓舞。大概这位东家也是出于器重年少有为的人，才做出了与众不同的选择──雇佣了我吧！《三国演义》这本书引起我的兴趣，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每一个三国故事，好像都是一个计谋。怪不得日本人做生意那么精啊，听说日本人把《三国演义》这部书，奉为谋略的经典，是从商者们必读的书。
瓦窑点火了。
尽管我使尽了浑身解数，但这一窑瓦最终能烧成什么样子，我确实没有把握，我琢磨：烧好了不说，要是烧坏了……想到这儿我打了个冷战，因此，瓦窑一点火，我心里便七上八下的，时间过去一天我就紧张一分，最难熬的还是，我心里紧张表面上要装作没事的样子，不能把心里的不安露出来，甚至还不能依靠我那位大徒弟，他整天没事儿似的，一直蒙在鼓里。或许他以为是在“大树底下乘凉”吧，可是我很明白，我还是一棵弱不禁风的小苗苗。
我吃不下饭，睡不着觉，苦苦思索对策。瓦窑点火3天之后，我终于想到了应变的办法：我对东家说，家中急等着钱用，求他先借支给我20元钱寄回家。
拿到钱的当天晚上，我们师徒两人便“三十六计走为上”，不辞而别了。我并不是成心想坑东家，而是没有别的办法，不得已啊。这事儿过去了这么多年，直到今天我仍然于心不安，很是对不起东家，但愿我烧的那一窑瓦没有烧坏！我想出逃走的办法，是受到头天东家讲三国故事的启发，他讲的是刘备逃席，就是“刘皇叔跃马过檀溪”，说的是刘备困在襄阳刘表手下时，蔡瑁设计杀刘备，请刘备去主席，刘备在宴席进行中只身逃跑的事儿，刘备骑的是一匹被相马人说成“妨主”的“的卢”马，恰恰是这匹“的卢”马，在关键时刻救了刘备的命。有趣的是，刘备还有一点进步思想，不相信“的卢”马“妨主”的说法，要不是这匹马，刘备被杀了，恐怕就不会有三国这段历史了。后来回忆我那次逃走，真有些鬼使神差的，莫不是在同一带地方逃命的先人刘备，帮了我这个同姓的后生一把吧！我们家已找不到族谱了，否则我现在真要查一查，我们家两三千年前是不是和刘备同宗共祠？这在现今是件时髦的事儿！
这次逃走，成为我生活中的一次转机。
我们师徒两人逃出来后，不敢坐车乘船，怕东家追来，只有步行走小路，还提心吊胆的，好不容易走到了湖北襄樊。在城市里我们知道找不到活干，只有到农村。于是又扒了一段火车，走了一段路，一问已经到了湖北省的枣阳县境，钱又用光了，我们又一次挨着饿，像在邓县那样走村串户去找活干，也像在邓县那样，找活干不容易，空着肚皮走在路上越走越饿，眼睛发花，走路打闪，几次都差点儿倒在地上……又在饿得受不了时，一家善良的农民留下了我们，这家人的老奶奶和大爷、大娘，把我们当亲人似的，见我小小年纪跑这么远来谋生，绝对是出于同情才收留了我们。我甚至想，是不是主人也有过我这种少小年龄外出谋生的经历呢！
但是，同情终归是同情，重要的是要有经济做基础。那是一户并不富裕的人家，最终表示只有留下劳力强的徒弟干活，显然对我是爱莫能助了。我年龄不大，但对这一点还是懂得的。无论如何，我也要深深感谢这一户善良的农民，他们暂时收留了我，我才没有成为异乡饿鬼，特别是给了徒弟的生路，余下我一个人，总要好办得多。
我常对人说，我这人命大，饿不死，在紧要的关头都会有人帮助渡过难关。我压根儿不相信命运、风水之类的事儿，实在是天底下还是好人多。要不是经过了这么多危难，又能得救，也不会有今天的我了！
我和相依为命的徒弟分手，是很悲哀的，真是难舍难分！他把我送了很远很远，古话说“送君千里终有一别”，我一再叫他回去他还要送，我只好停下来不走，劝他回去。他有了活干是好事情，凭他的劳力，到哪儿找活也不会困难，免得两个人在一起挨饿！临别时，他把衣兜里仅有的5分钱塞给我，嘴巴张了张，话没有说出来，眼泪倒落了下来。5分钱可以说是微不足道，但是他的一片心！我本来强忍着不让泪水流出来，因为我是师父，要做出样子，但此刻我再也忍不住了，眼泪一下涌了出来，我们两人抱头痛哭一场才各自上路。这情景已是很多年前的事了，我还是清清楚楚记得，好像是发生在昨天的事儿……
徒弟留下了，我孤孤单单一个人走在路上，走到哪儿去，自己也不知道，反正走吧，走到哪儿算哪儿……
外出打工也是一种考验，特别是在艰难的困境下。
要想以后成功，就不能堕落。
秘诀只有两个字：“忍耐。”
一条大河出现在我面前，这是长江的支流汉水，滔滔南流的江水，流到武汉汇入长江。
望着翻腾的江水，我心里也在翻腾：汉水汇入长江，流进大海，我走向哪儿呢？我没有目的地，没有方向！痴痴地对着江水，眼眶已涌满了泪水，模糊了视线，迷迷糊糊中我好像看到了家。“对，回家去！”我在心里说着，揩干眼泪咬咬牙，沿江走去——我想长江上头有嘉陵江，嘉陵江上头有渠江，家就在那儿。
重要的是增长了见识，打开了眼界（2）
刘延林
火车像一条长龙停在铁轨上，这是一列拉货的车。火车头也像饿了、累了一样，隔了好一阵儿才“突突”喘两声，冒出一缕黑烟。
几天来的累和饿，和徒弟分别的痛苦，使我的体力下降，有气无力，但是求生的欲望促使我往车上扒，火车是会把我带到新地方的。我费了很大的劲儿翻进货车箱，眼也不想睁坐着喘气。
“干吗的？”一个低沉的声音传入我的耳朵，一听就是一个大男人。
“出来找活干的！”我随口答道，饿得连眼也懒得睁。
“找活干好办啦，包在我身上！”
一听有活干，我睁开双眼，禁不住心里打了个寒战，坐在我旁边的是一个黑大汉，我偷偷地观察着他……
“瞧你那样儿，饿了吧？给！”他递给我两个面包。
我一下愣住了，迟疑着不敢接，哪有这么巧的好事儿？我正饿得不行，就有人把面包送到我嘴边！
“给呀！”他把面包递得更近了。我接过面包，狼吞虎咽般吃了起来……
肚子里有了东西，力气也有了，这时我才有心思和精力，仔细打量、研究这位同路人。这个北方汉子约莫30来岁，五大三粗。“找活干包在他身上，他的职业是啥？”我猜不出……火车不知什么时候已开动了，我们两人就在前进的列车上，东拉西扯地聊起来。他咋个想我不知道，我是急着想知道他是干什么的，我太需要活干了！偶然间，我发现他腰间别着一把长弯刀，我的毛发一下倒竖了起来，他的行当我已猜出几分。我倒不是害怕他对我怎么样，我身无半文，是个“门神贴在腿肚子上──人走家搬”的少年流浪者，我担心的是他强拉我去干坏事！
火车走走停停，不知走了多少时间，也不知走了多远，终于停在了一个站上，我从车厢边张望，见站牌上写着“汉口西站”。我跟着大汉下了车，在铁路边上找到一间空着的破房子，我们进去歇脚。
果然那汉子开始教我方法，要我当晚就去做“生意”，约好回到这间房子找他。我没有办法，只好应付着，心里早已打定主意，一有机会我就故伎重演“三十六计走为上”。我虽然身上没有一分钱，正挨饿，而且一个人在离家不知有多远的地方，但是，我家祖祖辈辈都是庄稼人，是以勤劳为生的，绝不能干伤天害理的事儿，哪怕是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大多数农民宁肯饿肚皮，也不去动集体的庄稼，农民最看不起“手脚不干净”的人，那是要遭人戳脊梁骨的。我的父亲一生务农，最讲气节，对我们兄弟姐妹从小就十分严格，按照农村的传统观念，教育、要求我们在土地上找生活，走勤劳的正路，不能走邪门歪道，直到现在，我在很“活”的沿海已生活多年，自己办公司当了老板，但我坚持“勤劳致富，守法经营”，这几年来我的公司年年被当地政府评选为“先进私营企业”、“积极纳税户”和“重合同守信用单位”，奖牌、锦旗挂了一屋子。每当看到这些荣誉，我就会想到父亲，感激他对我的教育，我也高兴，能够以走“勤劳致富”之路告慰他的在天之灵。
同黑大汉一分手，趁着夜色，我头也不回沿着铁路跑去，一口气跑到了一个车站。站上正停着一列客车，我不顾一切地扒了上去。上了车，火车开动了，我的心还像火车的节奏那样，呼呼地跳个不停，我老是感到那大汉在追我，要是被他抓住，我一定会没命了。
在恐惧和不安中，我挨过了几小时，火车开远了，我的心才慢慢平静下来。我上的火车，是从汉口开往广州的慢车。不料，车上查票，真是祸不单行啊！我哪里有票呢？当然被赶下了车。我下车的车站是株洲，我从来没听说过这地名，更不知道在哪省哪方，我东张西望正不知咋办，见站上又来了一列火车，不管三七二十一，我又扒了上去……
火车开动后，我才发现是同我来的那趟车方向相反，又往回走了，我紧张起来，忙着打听，原来我上的是广州开往福州的车。为了逃命，我顾不得火车朝哪儿开了，只要不朝汉口开就行。
火车不断前进，我紧张的心渐渐放松下来，我才感到肚子饿，又是一天没吃东西了。看见车上的售货小车，装着点心、盒饭，从我面前推过来推过去，更使我饿得难受，口水直往外流……只要3毛钱一盒的盒饭，我也没钱买！如今，天天进酒店应酬，山珍海味都吃腻了，可是我始终记着那3毛钱一盒的盒饭，说起这事儿，一些朋友很不理解，说我这人太怀旧，其实不然，如果我是怀旧的，就会墨守成规，不想进取，哪会有今天这样的发展！实在是因为印象太深了，怎么也忘不掉！肚子饿得咕咕叫的时候，眼看着食物又得不到，是什么样的滋味？只有亲身经历过的人，才能真正体会到！在那种情况下，没有坚强的毅力，不生邪念是很难很难的。
我能强忍，全靠家庭从小给我的教育和影响，这种忍耐不光是在这次挨饿时起作用，而且使我一生受益，在后来我的打工生涯中，在当了老板有了自己的工厂、公司之后，在激烈的商战中，很多次我都是靠“忍耐”渡过危难，得到转机。
有句古话，叫做“小不忍则乱大谋”，我觉得这话还稍微合我的思维方法。为了成就一件事(不管是“大谋”还是“小谋”)，首先得学会忍，在该忍的事情上不懂得忍耐，最终误的是自己。
被人帮助和帮助别人，都是一个人能够立足的不可缺少的因素。
两者都重要。
打工生涯让我学到了为人处世的本领（1）
刘延林
那次爬火车南下，在列车上的感受实在太深，要说思想收获，至少不亚于读几年书。
由于惊吓、劳累，加上肚里空空，我感到疲惫不堪，坐在摇摇晃晃的车厢里，昏昏欲睡，但旅客们的交谈我都听得清清楚楚。从旅客们的谈话中，我知道了四川有些地方又遭了灾，有些人外出逃荒，这引起了我的注意，我想，我如果回去，恐怕也呆不住，还得出来……
终于，邻座的旅客见我一个孤单的小孩，整天不声不响，不吃不喝，不免有些奇怪，就主动问我：“小鬼，你是哪儿的呀？到哪儿去呀？”
“四川的，四川省广安的。”我这人素来言语不多，还是做了回答。
“啊，四川？逃荒出来的吧！”
“难怪啊，一天不吃不喝，肯定是没钱吧。”
“四川广安，那不是邓小平的故乡吗！”
旅客们七嘴八舌，问这问那，接着有的人就给我钱，给我粮票，弄得我倒不好意思了，我不停地向大家道谢，想不到我成了被救济的灾民，连列车员查票也不赶我下车了。
捧着旅客们赈济我的钱和粮票，我心里热乎乎的，我又一次深深地感到：世上还是好人多，人大多是富有同情心的。
拿着大家支援我的钱，我买了两盒盒饭充饥。吃饱了，人也精神了，我同旅客们交谈起来，他们问我四川的风土人情，也向我介绍福建的风俗习惯，有旅客还给我留下了福州市的单位、地址，叫我有困难去找他……
同大家交谈着，我忘记了忧愁，再也不觉得时间难熬了。
我常想，要是没有遇到那么多人接济我，要是我再被查票的赶下火车，要是我再饿上几天饭，等待我的又会是什么结局呢？世事确是难料啊！
过了好些年我才想到，那次我在火车上得到众人帮助，连列车员查票也对我网开一面，没赶我下车，恐怕很大程度是沾了“我是广安人”的光，更准确地说，是沾了邓大爷的光。
1979年，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在中国人民中的崇高威望已经确立。他提出和倡导的一系列改革、开放大政方针，都已初见成效……是不是人们崇敬邓小平，也爱及了我这个小平的小老乡呢？
我连做梦也没有想到，我的这次逃命，会是一次这么愉快、难忘的旅行。
我顺利地来到了福建省省会福州市。
也许是热心的同车旅客的关心，温暖、抚慰了我那颗伤痛而又幼小的心，我一路上情绪非常好，从没有想到自己是个流浪儿，倒像是走马上任，那里有工作等着我。福州给我的第一印象好极了，直到如今我对别人都是这样说的：福州是个好地方，人好，民风特别淳朴。在我的人生旅途中，福州是非常美好和不能忘记的一站。这么多年过去，我想今日的福州，一定是更加美好了。
我到福州以后，很快找到了活干，在建筑工地上当小工。开始是挑砂浆，搬运砖瓦，后来开卷扬机等等，反正啥都干，工头喜欢我肯干、灵活，工友们说我不怕吃苦，我和大家相处得很好。在那儿，我一干就是两年。这以前从没有到过这么大的城市，更没有见过这么大规模的建设，这么多的高楼大厦，对一个生活在农村，见惯了茅草房、低矮瓦屋的我，一切都非常新鲜，凭着少年人的好奇心，我什么都想摆弄摆弄。
在福州的两年，生活比较稳定，我挣到了一些钱，也学会了多种建筑行业的活计。几年后我到了广东，后来当老板搞房地产，对建筑中的技术问题、施工的组织管理、图纸、预算等等，我都熟悉，别人骗不了我。我那座耗资八九百万元的别墅，整体布局、建筑构思，都装在我的脑子里，是按我的想法设计的。施工、装修我也亲自过问，甚至还包括指挥、安排。不光是对我的别墅，我建的别的几座大楼、高层建筑，都有我自己的设想和意见，专门从事建筑设计的工程师们，也认为我提出的是行家之见。这些，都是自己从实践中学到的。
在福州我还学会了福州话，讲起来别人以为我是地道的福州人呢。我这人学语言的能力比较强，也许是因为生活中交流的需要吧，到哪儿很快就学会当地语言，后来到了广东，在广州市郊我学会了白话，到海丰机砖厂又学会了潮州话，现在我讲一口流利的客家话──淡水是讲客家话地区，我们一家大人小孩都讲客家话。有一次回四川，碰见一位在四川省工作多年的客家籍朋友，讲起客家话我反比他纯正，他倒像个外地人学讲客家话了。
两年的福州建筑工地打工生涯，我最大的收获，是学会了做人，特别是助人为乐。尽可能帮助他人，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光荣传统。“文化大革命”破坏了我们民族的许多优良传统和好东西，但许多好传统仍然保留着。我到福州的旅途和在福州生活期间，切身感受到了“助人为乐”的益处，至今我仍感激在心……
自己当了老板，出了名之后，不少亲戚朋友来投靠，许多素昧平生的人，看了报纸、杂志，知道了我，也来信来电或找上门来，一些人还就发财致富等等问题，或书面或口头要和我探讨……只要有可能，所有人我都热情接待，对求职的人也尽力量才录用。当然，我有时也感到有些招架不住，每天光是来自全国各地的求职信、求助信，少则几封，多则10多封，还有各式各样的拉赞助、征集广告，什么企业家、明星辞典……有的人千里迢迢找上门来，总得管顿饭呀；要送他们回家，有的还没有回去的路费！我感到宽慰的是，对于求援、求助的朋友，不说有求必应吧，也是尽了力的。我总是这样想：人都是有尊严的，别人开口求你，一定是有难处，常常是不得已的事情，哪个人敢夸海口说自己会没有困难，万事不求人呢？能解决别人的实际问题更好，不能解决，有几句话，也是对别人的安慰，生活中几句话给人的鼓舞，给人带来转机的事儿，不是没有的。
我在福州找到了活干，生活也可以说不错，我非常喜欢这个地方，但是我仍然牵挂着家乡，我毕竟是个只有十六七岁的孩子，父母亲可好？兄弟姐妹们都怎么样了呢？穷家难舍啊！平常干活还不觉得，一旦闲下来我就会想家，一想到家我对什么都没有兴趣了，恨不得一下子回到家里……终于我辞了工，揣着挣的钱，踏上回广安的旅途。
打工生涯让我学到了为人处世的本领（2）
刘延林
时间已是1981年。
1981年，改革开放已经开始，中国将要发生大变革，已见端倪。
一场大变革，必然是一次最好的机遇。我不相信命运，但我相信机遇，它对一个人取得成功太重要了。一个人，不论你有多大本事，一旦错过了机遇，就难以成功。人的一生就那么几十年嘛，机遇并不多，一个成功者和失败者的区别，正在于你能不能抓住机遇！
有关这一点，我会在后面继续告诉您。
下象棋有句行话：“走一步，看几步。”
可惜我当年对这句话缺乏理解和联想。
莽撞行事，很少有不吃亏的，举棋不定，同样吃亏。
大变革给我带来的，当然首先是机遇！
我当时的年龄虽小，但已经几次出过远门打工，有了在外省闯荡三四年的历史，在乡邻们眼里，是见过世面的人，正像我们家乡人爱说的一句话：“人不出门身不贵，火不烧山地不肥。”
我回到家后，不少人就来找我打听外面的事情，有的人还同我商量咋个干，其中有一位是我的姑父，他是生产队长，早已学过中央关于改革开放的红头文件，他这种中国最基层的官儿，对神圣的红头文件绝对是照办的，他早就想做生意，正愁找不到人商量，我回家正合适。我把在沿海的所见所闻讲给他听，听得他眉飞色舞，巴不得明天就干起来。我们当下相约，各人筹集1000元钱，再找农村信用社贷点款，一起去做生意。结果我们各人都找到了1000多元。
在1981年的四川省偏僻农村，1000多元可不是一笔小数，简直好像放都不好找地方放了。
我们用这笔钱，各买了一辆重庆生产的“嘉陵-50型”摩托车，贩猪仔、猪肉，上南充、下重庆，跑开了单帮。
我也是胆子大、敢干。现在回想起来，那一次真有些莽撞，我一点也不懂得做生意，就拿这么大一笔钱干开了，像我这样的冒险分子，在我们那一带，还找不出第二个呢！
跑单帮长途贩运，是用汗水赚点儿地区差价，要是在商品意识觉醒较早的地方，根本算不得什么，可是在偏僻的内地农村，就不同了！因为，在那里绝大多数人，以在田里地里背太阳过山为本分事儿，见你骑在“洋马儿”上屁股冒着烟到处跑，不议论纷纷才怪呢！农村中曾经经历过“割资本主义尾巴”，“尾巴”都要割，何况是跑单帮做生意，那是等于“资本主义”的。人们说起“资本主义”，就像说到瘟疫那样可怕。
我这人大概生来就是这样，胆大、敢干、不安分，想到干的事儿，认准了值得干的事儿，就非干不可，牛也拉不回头。我还总爱想点儿新东西，不知道好还是不好？直到现在也是如此，只是现在与过去不同的，是从经历和挫折中，吃了苦头，吸取了教训，考虑问题周全些，想得仔细些罢了。
我的胆大、敢干和爱想新点子，使我取得了成功，也使我吃了不少苦头。就说小时候吧，读书除了课本，总爱搞点儿别的玩意儿，看小人书呀，下象棋呀……我不光是有兴趣，还很入迷。如下象棋，开始老输，别人不愿跟我下，就硬是缠着别人，老想赢别人。我一个小娃儿，净找大人下棋，除了自己琢磨，还不断问大人：“啷个才能赢棋？”大人告诉我：“下象棋不简单，走一步要看几步，走一步看一步是不行的。”我听了就老去想，怎么样走一步能看几步？为这类事儿，没有少挨父亲的骂和打，他是非常传统的人，他拿钱是供我读书的，下象棋被他认为是不务正业！其实，下象棋很能锻炼人的思维和毅力，到现在这么忙，我还是爱下象棋，茶余饭后常常同公司的员工搏杀几盘。下棋本该是放松、休息，但我一摸到棋子儿，就感到是一种对抗和拼搏，我再也控制不住自己，越输我越有劲儿，总想要赢回来，要是我连赢几盘棋，反而感觉索然无味，没有了兴头。人说“下棋找高手”，这话很对，我就是受这话的影响，连生意场上我都愿意同高手打交道，我总希望战胜对手，特别是比我高明的对手，弄不过对方也可以学到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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