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叹了口气，半晌才说：“如果你是沙威，你认为应该逮捕冉阿让吗？”
滕文公回答：“我认为应该逮捕雨果，然后查禁《悲惨世界》。”
“我倒——◎＃￥％……※×”
滕文公连忙搀扶孟子：“我是开玩笑的，呵呵，您接着讲。”
孟子连喘粗气，好容易才缓过来，接着说：“冉阿让犯了罪，被沙威追捕，其实是中了圈套。”
“中了圈套？”滕文公很是不解，“您这不会是《大话悲惨世界》吧？太后现代了！”
孟子不悦：“我可是有板有眼的，冉阿让确实是中了圈套。是万恶的法国政府设下了圈套来陷害冉阿让的。”
滕文公越发不解：“这和万恶的法国政府有什么关系？”
孟子说：“法国政府大搞苛政，让普通老百姓没法活，冉阿让那么善良的一个人，最后被逼得去偷。就算是偷，也不过是偷一些食物罢了，值不了几个钱，可政府别看在如何让老百姓安居乐业这方面不闻不问，可在打击冉阿让这类违法犯罪分子上却很有力度。这难道不是圈套么，难道不是陷害么？”（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及陷乎罪，然后从而刑之，是罔民也。）
“嗯，”滕文公点了点头，“这么一看，还当真如此。”
孟子问：“你好歹也是一国之君，你想想，你对冉阿让事件有什么办法？”
滕文公答得很爽快：“这还不好办？我觉得应该把水泊梁山搬到法国去，给冉阿让坐第一百零九把金交椅。对了，还得给他起个绰号，嗯，这家伙力气很大，我看就叫他哥斯拉冉阿让！”
孟子冷笑：“倒真是个好办法。可是，如果这位冉阿让是在你们滕国呢？”
滕文公脸色一变：“哎呀，这可难了！”
孟子继续冷笑：“这回你可明白了吧？”
滕文公说：“不错，想我滕国截长补短不过五十里方圆，人家水泊梁山却号称‘八百里水泊’，这要是真搬过来，地图上就没有滕国了。”
孟子气结，又喘了半晌，接着说：“哪有仁爱的君主却做出陷害百姓之事呢？所以，贤明之主一定会认真办事、节省开销，有礼貌地对待臣下，最重要的是：收税不能胡来，要有一定之规。”（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为也？是故贤君必恭俭礼下，取于民有制。）
孟子接着引用了一位著名前辈的名言。
这名言已经成了一个著名成语，在中国几乎无人不知，而且讲的似乎是一个天经地义的真理，至少也代表了广大人民群众的一种经验型的归纳。这就是“为富不仁”。
就这句本身来说，“为富不仁”只是前半句，它还有后半句，叫做“为仁不富”。
真是太经典了，不需要解释了，想发财的人可以搞这么一个座右铭，或者用个时尚些的语句，叫做：珍爱财富，远离仁德。
如此掷地有声的名言到底是谁说的呢？
这个人，叫做阳虎。
阳虎在《论语》里写作阳货，这可是个历史上非常著名的大反派。
阳虎是春秋时代的鲁国人，和孔子同在一个时代，又同在一个国家，这两人之间发生过不少纠葛。阳虎在鲁国曾经气焰熏天、炙手可热，可要问此公到底是何身份，却低微得很，不过是季氏的管家而已。
我们知道，孔孟都主张维护礼制，所以最恨的就是礼崩乐坏，而礼崩乐坏最突出的表现就是所谓“陪臣执国命”，也就是说，国政不掌握在国君的手里，而是大权旁落，甚至是由地位很低的人掌握了。鲁国当时的情况就非常不妙，国政分别被“三桓”控制。
所谓“三桓”，简单说就是三巨头，季氏就是其中最有势力的一家，我“梁惠王篇”里说过季氏在自己家里搞军乐队奏国歌，孔子大怒，说“是可忍孰不可忍”，就是这个季氏。而阳虎本来只是季氏的管家，连贵族都算不上，他却凭借能力和机遇控制了权柄。你别看季氏控制着鲁国，而阳虎却控制着季氏，也就是说，阳虎是可以通过季氏来控制鲁国的国政的。
所以，孟子这里能引用阳虎的话，很是耐人寻味的。
一般人引用名言，都会挑那些光辉人物的话，比如什么爱因斯坦说如何如何，牛顿说如何如何，富兰克林说如何如何，可谁会说林彪说如何如何？
古代的孟子专家们就没少捉摸过这个问题。赵歧认为，林彪虽然不是个光辉形象，可人家那句“大海航行靠舵手”却是一句很有道理的名言，因人废言的做法是愚蠢的，所以呢，阳虎虽然不是个好东西，可“为富不仁，为仁不富”这八个字却当真是句至理名言，孟子引用过来，正显示出圣人的胸襟。
朱熹持另外一种看法，他说：“天理人欲，不容并立。阳虎当时这么说，是担心仁德不利于敛财；孟子引他的话，是担心敛财不利于仁德。君子和小人处处都是相反的。”
朱熹的声音比赵歧响亮，因为他的解释后来成了很长时间里科举考试的标准。但朱熹这种简单的二元对立实在流毒深远，搞得这世界好像非黑即白，非君子即小人，具体在这里就是非仁即富，反正都是对立的。圣人的本意却未必如此，这得通篇体会才行，孟子要真的反对发财致富，在“梁惠王篇”里跟齐宣王的那么多对话难道都是瞎说的不成？
那么，朱熹的解释有问题，赵歧的解释就对吗？
也不一定，这得各位自己判断。
不过呢，还有一种解释，从根子上就把赵歧和朱熹的立论支柱整个推翻了，孟子引用阳虎的名言到底是不去因人废言还是君子、小人处处相反，这个问题就不存在了。
——《盐铁论》里同样引述过这句名言，但前面说的却不是“阳虎曰”，而是“杨子曰”。这位杨子难道就是阳虎吗？不是，阳虎这著名的大坏蛋是不会被成作“子”的，当时的“杨子”只能是杨朱。
还记得杨朱吗？
我在“梁惠王篇”里讲过，孟子时代的显学一个是杨朱之学，一个是墨子之学。孟子这一辈子打嘴仗，都是在跟这两派人马作对。
那么，这名言是杨朱说的吗？
也不一定，还有第三个嫌疑人。郭沫若说：“但在我看来，无宁是杨朱的兄弟杨布。”
为什么是杨布呢？郭先生觉得从性格上来看，最有可能说这种话的还是杨布。《韩非子》里讲这杨家两兄弟的事，非常有趣，这故事可能不少人都知道，但恐怕都是只当个笑话，不知道这笑话的主人公却是大名鼎鼎的战国学术宗师：
杨布有一天出门，穿着一件白衣裳，在外边碰上下雨，衣裳淋湿了，于是脱了白衣裳换了件黑衣裳。这看来很正常啊，没想到，回家的时候出事了，看门狗认不出他来了，扑上去就咬。杨布气坏了：“好你个坏狗，敢咬主人！”拿出武松的架式就要打狗。这时候，哥哥杨朱出来了，劝弟弟：“理解万岁！你也得替狗设身处地来想想，反过来说，如果是你在家，狗出门，出去的是一只白狗，回来的却是一只黑狗，你难道就不觉得奇怪吗？”
——这故事是不是听说过？看看，故事的主人公其实是两位名角呢！
郭沫若还找了一些证据，我就不引了。那，这名言的版权就真的归于杨布吗？
——呵呵，也不一定，我方才特意带引号地引出郭先生的一句原文，不知各位留意了没有？郭沫若说：“但在我看来，无宁是杨朱的兄弟杨布。”注意这个“无宁”，这可绝对不是在下判断哦！（可真有不少人在引述别人的时候会有意无意地忽略到“无宁”这样的字眼，所以我们读书更要加着千万个小心啊。）
可话说回来，人家毕竟是郭沫若，人家的“无宁”也比咱们普通人的“判断”要强。所以呢，还是听权威的好了。
听权威的？嗯，这也不失为一个好主意。不过呢，先请大家欣赏一首诗：
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件要商量。
祖龙魂死业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
百代多行秦政制，十批不是好文章。
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
这诗是说，近来在读柳宗元的《封建论》，写得不错，秦始皇是个好样的，了不起！孔子那套东西可不怎么样。诗的项联说“百代多行秦政制，十批不是好文章”，后面那句是直接针对郭沫若的《十批判书》说的，而我方才介绍的那点内容恰好就是出自这本《十批判书》。
那么，《十批判书》如果当真“不是好文章”，方才的结论也未必可信了哦！
那么，这里批评郭沫若的是谁呢？
方才不是说要听权威的么，这位可比郭沫若更权威，他是毛主席。
学术争鸣是件好事，郭沫若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也写了一首诗：
春雷动地布昭苏，沧海群龙竞吐珠。
肯定秦皇功百代，判宣孔二有余辜。
十批大错明如火，柳论高瞻灿若朱。
愿与工农齐步伐，涤除污浊绘新图。
郭沫若这是承认自己错了，直言不讳说“十批大错明如火”。人家自己都这么说了，看来上面阳虎、杨布之说恐怕是丝毫也信不得的。
想学点儿知识看来还真不容易，可不能看见什么马上就信什么啊！赵歧的解释未必对，朱熹的解释也未必对，郭沫若的解释看来还是不对，那么——
又翻到十年前出版的一部郭沫若的史学文集，某公在前言里总结了郭沫若的一些“以偏概全”和“片面性”之后，接着又说：“所谓《十批判书》不是好文章，也是以偏概全，同样带有片面性。”
——唉，真是愁死我了，到底该听谁的啊？
还是与时俱进为上吧！
孟子这回讲完了原则问题，接着就来详细说明一些具体细节了，先来介绍古代的税收制度：“夏朝的时候，每家五十亩地而行‘贡’法，商朝的时候，每家七十亩地而行‘助’法，周朝的时候，每家一百亩地而行‘彻’法。虽然三代税法名目不同，其实都是十中抽一。”
孟子接着解释这三种税制，先说周代的，原文是这么说的：“彻者，彻也。”
这种解释看来好像很奇怪哦，好比别人问你什么是猫，你回答说：“猫者，猫也。”再问你什么是狗，你回答说：“狗者，狗也。”回答和没回答一样，纯属废话。
孟子在说废话吗？
咱们先别自己判断，先听听孟子的敌人的看法。
孟子的论敌，前文已经说过，一个是杨派，一个是墨派。《墨子》里有一篇“公孟篇”，记载一位叫公孟子的儒家人物和墨子在论坛上互相拍砖的经过。还记得上文才讲过的一位公明仪么？——“公明仪曰：‘文王我师也，周公岂欺我哉？’”有人认为这位公孟子可能就是公明仪。咱们现在看的一直都是《孟子》，有时听孟子驳斥墨家思想，铿锵有力，把墨家人物批得一愣一愣的，好像儒家全有理，墨家狗屁不是。可大家别忘了，《孟子》这书是孟子和他的弟子们编的（或者完全是弟子们编的），站的是儒家立场、孟门角度，若按人之常情，必然也是风光露脸的事巨细无遗，丢人现眼的事一字不录。咱们要是看看《墨子》，事情就反过来了：儒家精英公孟子在墨子面前整个儿一个出乖露丑的靶子。
《墨子》的“公孟篇”里，墨子问了儒者这样一个问题：“什么叫‘乐’？”
儒者回答说：“乐以为乐也。”
这还真不是墨子胡乱编排儒家，孔子就真说过“行而乐之，乐也。”荀子也说过“乐者，乐也。”当然，这里边还有音乐的“乐”和快乐的“乐”的考辨问题，可咱们暂且不论，就说这种解释方式，看起来好像真是不大有说服力的。再回头看看孟子那句“彻者，彻也”，不是如出一辙么？
墨子觉得这种解释很没道理，穷追不舍道：“如果我问你‘人为什么盖房子’（何故为室），合理的回答是‘为了能遮风挡雨’之类的，可要照你方才的说法，我问你‘何故为室’，你回答‘室以为室’，这不是跟没回答一样么！”
所以，孟子这里说“彻者，彻也”还真让人搞不大明白。
——他老人家倒不是没可能说些废话，但是，说这么低级的废话恐怕不大可能。可这“彻”的问题到底怎么解释，也许当时不是问题，可后来就成了问题了，惹得大家众说纷纭的。
我们取一家之言好了。孟子解释夏、商、周三代的税制，大意是：“周人的‘彻’，是在对不同情况的通盘计算之后贯彻十分之一的税率，商朝的‘助’，是借助的意思，因为需要借助人民的劳力来耕种公有土地。古代有一位贤人叫龙子，他曾经说过：‘最好的税制是助，最不好的是贡。’‘贡’是夏朝的税制，在比较好几年的收成之后算出一个定数，以后不论丰年还是荒年，都按这个定数来收税。”
孟子接着说：“为什么说‘贡’这种税制不合理呢，因为丰收的年景粮食多，政府就算多收一点儿也不算过分，而荒年却不同了，每家人打的粮食连买来年的化肥都不够，这时候政府要还按照那个定数来征税，人民群众哪里承受得起！国君号称民之父母，却使人民群众常年辛苦劳作却连爹娘都养不活，为了缴税还得去借高利贷，结果一家老小死走逃亡、曝尸荒郊，请问：你说你是老百姓亲爱的妈妈，当妈的有这样的么？”
滕文公小脸一红，赶紧给自己辩解两句：“您别全怪我，我们滕国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主要还是历史遗留问题。”
孟子把眼一翻：“任何问题都是历史遗留问题。我给你讲讲咱们的历史：当大官的都有地租收入，子孙世代相传，这是滕国的历史传统，可为什么老百姓就不能有稳定的收入呢？《诗经》里说：‘雨水啊，雨水，先落到公田，然后再落到我的私田。’这诗很说明问题，因为只有在‘助’的税制下才有公田，而这首诗又是周人的作品，这就说明周朝也是实行‘助’法的。”
孟老师在这里讲田制，讲税制，这又牵扯到那个井田制的问题。
井田制到底真的存在过吗？前两本书里都谈及过这个问题。孟子这里引用的《诗经》“雨水啊，雨水，先落到公田，然后再落到我的私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这两句诗可一直被人当作支持井田制真实存在的有力证据。
这两句诗出自《小雅·大田》，也是一首农民诗，全诗描绘的情景我总感觉和《旧约·路德记》很像，《旧约》有很详细的古史记载，不少地方都很有参考价值。这事咱们再听听郭沫若怎么说，嗯，不看他那个可能“不是好文章”的《十批判书》了，看看《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郭沫若说，在出土的周代青铜器的铭文上看不出有和井田制相关的记载，而“雨水啊，雨水，先落到公田，然后再落到我的私田”这类证据是“戴着有色眼镜的观察”，等等等等。还要注意，当时的“公”和“私”和后来的意思不一样，侯外庐就说：“公”是指大氏族所有者，“私”是指小宗长所有者，所以，所谓私田并不是可以自由买卖的自由民的私有土地。那么，公田……
——咱们先别忙下结论，不记得前面说过要与时俱进了么？郭沫若后来在《青铜时代》里又推翻了自己的这个说法，认为规整划分的公田是存在过的，虽然不像孟子形容的那样（我们马上就要见到孟子具体描绘的井田），在周朝初年，成千上万的人民群众一同在公田耕作，场面宏大，像是大规模的集体公社。
具体考证就不讲了，单这已经够烦人了。井田这东西或许有，或许没有，或许只有一个模糊的影子，被一代代有心的后人勾勒成了一副具体而微的社会蓝图。
井田与否暂且不论，孟子说的税制到底可靠么？
嗯，这也很难求证啊，就姑妄听之好了。十分之一的税收确实不高，后世的农业税既有低到三十分之一的，也有高到百分之六七十的。低了是皇恩浩荡，高了你也没辙，再有，即便是低，如我在“梁惠王篇”里说的，受益的是不是农民，这还不一定呢。
农民问题谈完了，孟子该循序渐进了。
孟子接着说：“等人民群众的生活大体有个着落了，那就该着手办教育了。”
滕文公小脸笑开了花：“您这话我爱听。办教育，当然要办教育，不但有办，还要大办！特办！——这可是个赚钱的买卖，对了，我不但要办教育，还要办医疗，出不了两年，我他娘的就能赶上比尔·盖茨了！哇哈哈哈——”
“嗯——”孟子大惊，“你这一贯温文尔雅的人，怎么说起脏话来了？！”
滕文公这才意识到说走了嘴，脸一红，赶紧解释：“您别介意，我刚才是太激动了，有点儿得意忘形了。”
孟子叹了口气：“唉，你倒是个好苗子，一说办教育就这么兴奋，难得啊！这办教育呢，有四个——咦，你掰手指头干什么呢？”
滕文公低着头，十根手指头动得飞快，嘴里还念念有词：“沙子一袋子，金子一屋子，沙子一袋子，金子一屋子……”好半天才回过神来，抬起头，傻愣愣地望着孟子，“哦，您接着说，接着说，那什么‘为富不仁，为仁不富’的——”
孟子气结：“那是上节课的内容！滕文公同学，你别再‘为富不仁’了，好好听讲吧！”
“哎，哎，听讲，听讲……”
孟子接着说：“要办好庠、序、学、校。‘庠’的意思是教养，‘序’的意思是陈列，用前卫的话说叫实物教学，‘校’的意思是教导。地方上的学校，夏代叫‘校’，商代叫‘序’，周代叫‘庠’，至于大学，夏、商、周三代都叫‘学’，都是教育人民如何处理人际关系和遵守行为规范的。贵族阶层把这些东西学好了，老百姓自然就会紧密团结起来。你们滕国如果把教育办好了，如果有圣王兴起，一定会来观摩学习的，这不就做了王者师了么！”
——孟子这段话有没有人看出疑点来？
夏代叫“校”，商代叫“序”，周代叫“庠”，这和其他典籍不大一致？
——不错，是有不一致的地方，不过这类问题照例是留给专家们去关系的，能提出这种问题的人，也不用在这儿听我白嚯了。
那，疑点在哪里呢？
疑点就在最后一句：“你们滕国如果把教育办好了，如果有圣王兴起，一定会来观摩学习的，这不就做了王者师了么！”——还没看出疑点吗？
孟子和梁惠王、齐宣王说话可不是这个路数。如果同样的话是跟这二位说，孟子一定会说：“要是你们把国内的教育办好了，国民综合素质就会得到大幅度的提高。公元前四世纪最重要的是什么？是人才！你们一定会因此而行王道、一统天下的！”
孟子这么说，这才符合他一贯的风格，才合逻辑。可怎么到滕文公这里，话锋却变了呢，怎么就不劝滕文公一统天下了呢？为什么滕文公把教育办好了，结果最多也就是有圣王来观摩学习，而不是滕文公自己成为圣王呢？
早有人疑心过这个问题，最后想出答案说：“滕国实在太小了，截长补短不过才五十里方圆。孟子虽然一再提到什么商汤王七十里小国取天下，周文王百里小国取天下，可他也不是笨蛋，也知道世界变了，再靠那么一小点地盘取天下根本不可能了。这话虽然不好明说，但在滕国这里不知不觉就把意思流露出来了。”
再一个问题是：孟子说的这些都靠谱么？那么久远的年代里，真有学校么？
——是不是真像孟子说的那样庠序学校秩序井然，这倒不一定，不过，甲骨文里还确实有“大学”这个名目，我们得以知道，在这个“大学”里受教育的都是些贵族子弟，而给他们上课的也都是些德高望重的老人家，甚至商王还会亲自讲点儿什么。
那，他们都上什么课呢？
也有语文、数学什么的么？
他们最重要的课程，嗯，说出来能羡慕死各位。
——他们主要是学怎么吃饭。
吃饭是一门学问，而且是一门大学问。你知道怎么才能吃得香吗？牙好，胃口就好，吃嘛嘛香。咱们不是为源远流长的饮食文化而自豪么，可是，很多人又把概念给搞乱了。
什么叫饮食文化？
当然，各地有各自的特色菜，都想方设法把饭菜搞得好吃，原料讲究，工艺复杂，色香味俱全，对了，还能从饭菜里搞出一些由头，像什么金玉满堂啊、增福增寿啊，升官有升官的吃法，结婚有结婚的吃法，等等等等，我们把这些叫做饮食文化。
说它是文化，倒也不错，文化毕竟是个外延很大的概念，可真要较个真来说说饮食文化，还是得说人家商朝人，他们吃东西那才叫文化。
这么说来，他们的吃饭课也就是文化课了？
不错。而且，不但是文化课，更是政治课。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这是现代人的观念，是我们现代官员们普遍才有的觉悟，而在商朝，革命就是请客吃饭。
在博物馆看青铜器，细心的人会注意到周初的青铜器都很朴素，而商朝的青铜器却极尽奢华，要知道，青铜器里边有不少可都是炊具和餐具。这里面的道理，就像很多农村家庭吃饭用的是木筷子和陶碗，而小资和中产阶级却开始使用精美的进口银制餐具了。既然用的银制餐具，吃饭就得讲究了，就不再是随随便便往墙根底下一蹲，捧着大海碗拨拉干饭了，而是开始仪式化了：餐桌是高级实木的，桌上要摆上银制烛台，然后摆好法国进口的银制餐具（说不定就是冉阿让从神甫那里偷来的那套），点起烛光，细好餐巾，英国女佣端上饭菜，然后，是左叉右刀还是左刀右叉来着？反正不能搞错。吃牛排要怎么切，吃面条要怎么用叉子卷，喝汤要怎么用勺子……商朝人搞得比这更复杂，而且用的都是那么大个儿的青铜器，别说用了，就算只是摆出来，就够营造庄严肃穆的气氛了。怎么吃呢，有时候是等祭祀完了再吃，有时候是弄个名目搞宴会，用吃的仪式来使祭祀活动庄严化，来体现社会的等级秩序，体现着所谓“人伦教化”。敬天敬祖，敬奉长者，这就是当时的宗教与政治，细致入微地体现在吃饭的仪式当中了。
当然，革命虽然是请客吃饭，但也不能全是请客吃饭。学校里也教别的。
对于青少年来讲，有一门课可能比吃饭课更刺激，这就是舞蹈课。
想成为街舞高手吗？想做杰克逊中国版吗？不用偷偷摸摸背着父母和老师，学校里就堂堂正正地教这些。惟一遗憾的是，编钟可能出不来重金属的效果。
学舞蹈是为了强身健体，同时也是为了政治，舞蹈也是政治啊，还记得“八佾舞于庭”吗？
除了学舞蹈，还有更刺激的：学武术。
当时要打少林武校的旗号去招生恐怕没什么人响应，因为那时候还没有少林寺呢。
当时的武术比较单纯，没有后来那么多的套路和内功什么的。除了武术之外，更重要的是学习战阵和战术，毕竟国家是不鼓励单打独斗的。
还有一件事要做：考驾照。
考驾照并不容易，开车在当时可是一项大本事，后来孔子讲“六艺”，开车技术就是其中之一，而且，孔子自己就说过：“我有什么本事呢？要真算起来，我就是当之无愧的头文字D！”
受教育是贵族子女的特权。我在前文讲过，当时的社会是贵族民主制，对贵族们来说，国家不是君王一个人的，而是大家伙儿的，所以呢，享受受教育的权利自然是天经地义的。直到孔子的出现，中国才有了私立学校，这是历史的一大进步。
国运总有新气象，就是别去翻旧账
书接上文，孟子介绍完了教育体系，又开始对滕文公引述《诗经》：“‘周虽然是个古国，国运却总有新气象。’（周虽旧邦，其命惟新）这是赞美周文王的诗句。你也努力吧，也使你们滕国焕然一新！”
孟子又把周文王端出来了，借他来鼓励滕文公。这两句诗出自《大雅·文王》，孟子已经把这首诗的不同段落在前两篇里引过好几回了，比如那个“自求多福”也是这首诗里的。
求“新”也是中国古代的政治追求之一，如前所述，美好追求往往会沦落为权谋手段。焕然一新是个好东西，很多人都知道那句“苟日新，又日新，日日新”，我记得以前还有不少人拿这话当座右铭的（事实上，这句话的可靠性还是成问题的）。——帝王手段在哪里呢？经常搞些大动作，向臣民展示新气象，大家跟着一起热火朝天，为十年后的一个什么目标努力；可真等到十年之后，这事早没人再提了，也没人再敢提了，而帝王又开始搞新动作了，再一次掀起新的热潮，不少人就这么把以前的事也给忘了。就这样，国运总有新气象。但这事最较不得真，最忌讳去翻旧账。
当然，孟子对这个“国运总有新气象”是正面来说的，他可没有后代帝王们的权术脑瓜。
大概是又过了些天，滕文公又派人找孟子来了，这回不是然友了，而是毕战。
毕战的问题是：“井田制怎么搞？”
“你说什么？再说一遍？”孟子直勾勾地盯着毕战。
毕战一愣，犹犹豫豫地说：“您这是怎么了？我是说，我来替我们国君问问，井田制应该怎么搞？”
孟子眼珠一转，然后又是一转，然后又是一转，这才把毕战让进里屋，吩咐学生们赶紧摆上烟酒糖茶，还亲自给毕战点上雪茄。毕战都有点儿手足无措了，好半晌才得空问问孟子：“您这到底是怎么了？不用这么客气吧？”
孟子笑得合不拢嘴：“没什么，嘿嘿，没什么，嘿嘿，总算等来一个大单。”
“啊——？”
孟子赶紧解释：“看来你们国君是要搞改革了，要改制了，呵呵，要说井田制改革，我老孟可是全天下第一专家。”
毕战赶紧恭维：“是啊，谁都知道井田制是您的核心思想，要么大家怎么都叫您‘孟井田’呢！”
孟子连连摆手：“不敢当！不敢当！这都是道上朋友们的抬举！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毕战直纳闷，心中狐疑：这就是传说中那位德高望重的孟子？
也难怪孟子激动，这年头的那些国君们，不是忙着攻城掠地就是忙着使坏敛财，而井田制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恢复上古时代的井然秩序，意味着尧舜禹汤文武的仁政蓝图。孟子这一辈子，到处向人兜售这套东西，可无论是谁，都把钱袋子捂紧了不买账。俗话说的好：上赶着不是买卖。可如今太阳从西边出来了，居然有买主主动上门了！这要再不狠宰一刀，也太对不起儒家的列祖列宗了！
孟子两眼放光，磨刀霍霍向毕战。
毕战一看这架式，知道自己轻易别想逃出孟子的魔掌了，当下两眼一闭，坦然地迎接命运。
孟子的长篇大论开始了：“你们国君看来这是要搞仁政了！在国内一定精挑细选才挑了你毕战来向我咨询，你可你一定要用心听我说，不要辜负了你们国君的期待！”
毕战心说：“都说这孟老头是个书呆子，今天一看满不是那么回事！他这是先给我戴顶高帽子，把我哄舒服了，让我高高兴兴地来听他讲课。哼，除了这根胡萝卜还有大棒呢，他还拿我们国君来压我，让我不敢不好好听讲。这老头儿一点儿也不呆啊！”
孟子哪知道毕战的鬼心眼，接着说自己的：“施行仁政，一定要从明确划分田界开始。如果田界划分得不正确，井田就会大小不匀，作为官员俸禄的田租也就不会公平。所以，那些混蛋国君和贪官污吏一定要去搞乱田界。而只有田界划分正确了，该给谁分配多少田，该给官员定多少俸禄，这些事情就很容易搞定了。”（夫仁政，必自经界始。经界不正，井地不钧，谷禄不平。是故暴君污吏必慢其经界。经界既正，分田制禄可坐而定也。）
孟子接着说：“滕国虽然是个超级小国，但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也有当官的，也有种地的。要是没有当官的，就没人来管理农民；要是没有农民，也就没人来养活当官的。我认为，你们应该在乡下实行九成抽一成的助税法，在城市实行十成抽一成的贡税法。公卿以下的官吏一定都得有供祭祀的圭田，每家五十亩，如果谁家里还有剩余的劳动力，那就每个劳动力再多给二十五亩。无论埋葬还是搬家，都不能离开本乡本土。共同耕作一片井田的各家都是街坊邻居，平常都要互助互爱，共御盗贼；谁要有了病，大家都得关照着点儿，相亲相爱有多好！”（……无君子莫治野人，无野人莫养君子。……死徙无出乡，乡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则百姓亲睦。）
看，“守望相助”这个词就是从这儿来的。这真是一个美好蓝图：“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这是孟子眼中的美丽新世界，谁看了不觉得向往呢？
孟子接着来讲具体措施：“方圆一里作为一块井田，每一片井田有九百亩，当中一百亩是公田，另外八百亩分给八家作为私田。这八家共同来耕种公田，先把公田的活儿忙完，再来料理私田，以此来区别百姓和官吏。我这里说的只是一个大概，至于更具体的细节，那就是你们国君和你自己的事了。”
孟子关于井田制的这番话在后世引起了无数纷争。他老人家说得这么有鼻子有眼的，不像是信口开河，可是，这好像太过于理想主义了吧？如果说这是乌托邦、太阳城，倒也说得过去，可这是在说历史，这种情况在中国历史当真存在过？！
如果存在过，又在什么时候呢？
方圆一里能有九百亩地？那时候到底多长是一里，多大是一亩啊？还是有什么别的解释？
这是一笔糊涂账，扯不清。
以前有人说商朝没有发达的农业，所谓“田”，不是指种粮食的农田，而是指可供打猎的区域，商朝人搞狩猎、搞畜牧，所以大都是些肉食主义者。当然，他们也种粮食，但粮食主要不是给人吃的，而是喂牲口用的，粮食的另一项重要用途就是酿酒。
也有人说商朝农业发达，有农官管理下的大规模农业耕作活动，连国王都时不时来凑凑热闹。
还有人说原本真有井田制，后来贵族们不断开垦荒地，新垦的土地形状都不规矩，构不成标准的“井”字，而孟子所谓的“混蛋国君和贪官污吏一定要去搞乱田界”就是指这种情况。（看，这并不是说他们侵吞老百姓的财产，因为那时候的老百姓也没什么财产。现代人一看这个“经界既正”的说法，恐怕首先就会想到产权明晰，哦，孟子在两千多年前就提出过科斯定理了？好厉害！不过仔细想想，科斯定理关注的是资源配置的效率问题，并且实质是说：在交易费用为零的前提下，产权界定根本就不重要。那么，孟子所谓的“经界既正”还是那么重要吗？产权到底归谁所有真有那么重要吗？呵呵，咱们这时候不妨健忘一下。）
说法众多，我就不挨个儿介绍了，反正发言的都是名家，也各有各的道理。我就重点选一个有趣的说法好了，还是郭沫若，他说《论语》里有一节内容千百年来全被人解释错了。这一节出自《论语·颜渊》：
哀公问于有若曰：“年饥，用不足，如之何？”
有若对曰：“盍彻乎？”
曰：“二，吾犹不足，如之何其彻也？”
对曰：“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
对这一节，一般的理解是这样的：
鲁哀公问有若：“年成不好，国家用度不够，这可怎么办呢？”
有若的回答是：“为什么不实行‘彻’的税制呢？”
（什么叫“彻”，方才孟子可说过了，这是十分抽一的税率。）
鲁哀公很不理解：“你忽悠我呢是不？我现在十分抽二都不够开销，十分抽一不是开玩笑么！”
有若的经典回答出台了：“如果百姓的用度够，您的用度怎会不够？如果百姓的用度不够，您又怎么会够？”
千百年来，这一节都被认为是在宣扬仁政，主张“藏富于民”。可郭沫若死活就不理解这个道理，他觉得：鲁哀公把税率都定到十分之二了，这都不够政府开销，有若偏偏劝他减税，一减就是一半，这不明摆着是书生之见么！
郭沫若说，事实并非如此！
第一，原文里的“百姓”和后世所谓的“百姓”可完全不是一个概念。这一点我在前边两本书里都有介绍，“百姓”本来是指贵族，贵族才有姓呢。所以，有若所谓的“百姓”是指鲁国的贵族们。
第二，鲁国当时的情况已经是豪门大族瓜分中央政府，鲁国政府是靠三大家族的贡税维持运转，这贡税只是对公田收的，政府对大片的私田一点儿好处都拿不到。
所以，郭沫若的结论是：有若所谓的“彻”，是要鲁哀公撤去公田和私田之分，让大家都大公无私，无论公田还是私田一起纳税。所以，“百姓足，君孰与不足？”——贵族们有的是私田，收入肥着呢，把他们这块儿收入通过税收来分一杯羹，国君当然就有钱花了。即便税率从十分之二降到十分之一，但税基大了啊，税收总额还能不跟着大么？
郭沫若由此还分析出，鲁国以前是有井田制的，但在春秋末年便被废除了。
——这分析有没有道理？
也许有人会说：郭沫若的出发点有问题，他不懂经济学。
不错，减税难道就一定会降低政府收入么？
我们现在知道：如果画一个坐标，供给和需求曲线不变，只改变税收规模，税收规模越大，无谓损失就越大，但税收收入却会在税收规模到达一个临界点之后变得越来越少。
美国曾经遇到过一个经济难题：经济停滞和通货膨胀并存。一位叫拉弗的经济学教授在一次白宫宴会上即性在餐桌上画了一条抛物线（这个故事也有另外的版本），讲解说：当税率为零时，税收自然也为零；而当税率上升时，税收额也随之上升；当税率增至某一点时，税收达到最高额，所以，这个点就是最佳税率。当税率超过这个最佳税率点之后，税收额不但不增，反而开始下降。拉弗的意思是：这时候只能通过降低税率来刺激生产，税收总额反倒会因为税率的降低而增加。
拉弗画的这条抛物线，就是后来赫赫有名也饱受争议并且在实际应用中遭受失败的“拉弗曲线”，尽管这次失败并不证明该理论的一无是处，也就是说，“拉弗曲线”是正确的，但在实际应用当中只对高税率的纳税人才能起到预期的效果。这个问题说下去会很复杂，反正不管怎么说吧，郭沫若虽然是史学专家，但他不懂拉弗曲线，他的税率降低就会减少税收总额想法是站不住脚的。
——不错，郭沫若确实不懂拉弗曲线，但是，有若更不懂拉弗曲线啊！如果他真懂，那他这套“彻”的理论可比拉弗教授早了两千多年，咱们中国人又该自豪一回了。
古代农民诗：写农民的诗还是农民写的诗？
糊涂账我们看两眼就行了，扯是不必扯的。那么，以前的农业生活大致是什么样子，真像孟子说的有什么管理农业生产的专门官吏吗？国王真的会亲自来田里视察吗？如果是个大公社式的生产方式，会不会很热闹呢？——对这些问题，有没有一些哪怕感性一些的资料呢？
——那咱们看看《诗经》好了。
无论是谁，如果从《诗经》里找商周时代的农业生活的线索，主要也就那么有数的几首农民诗。像前文孟子引的“雨我公田，遂及我私”，这是出自《小雅·大田》，还有一首很有分量的是《小雅·甫田》。我就只收拾一下这两首算了，都讲就太费篇幅了。其实前面好几次说过的那首《豳风·七月》（就是“七月流火”那个）也很重要，可惜太长了，这里就不讲了。
先看《甫田》：
倬彼甫田，岁取十千。我取其陈，食我农人。自古有年，今适南亩。或耘或耔，黍稷薿薿。攸介攸止，烝我髦士。
以我齐明，与我牺羊，以社以方。我田既臧。农夫之庆。琴瑟击鼓，以御田祖，以祈甘雨。以介我稷黍，以榖我士女。
曾孙来止，以其妇子。馌彼南亩，田畯至喜。攘其左右，尝其旨否。禾易长亩，终善且有。曾孙不怒，农夫克敏。
曾孙之稼，如茨如梁。曾孙之庾，如坻如京。乃求千斯仓，乃求万斯箱。黍穆稻梁，农夫之庆。报以介福，万寿无疆。
我不解释那么细，先说两点有意思的地方。一个是第二句“岁取十千”，什么叫“十千”呢？就是十千石（“石”字这里读“担”）粮食。可奇怪吧，为什么不说万石，却偏要说“十千石”？
其实“十千”一直到晚清都是个常用的计量单位，尤其在钱上，经常说“十千”而不说“万”。比如《旧唐书》说一品官“月俸三十千”，还有“职田禄米”多少多少，这倒可以参照《孟子》方才讲的“圭田”来看；《新五代史》说有人看中了一套铠甲，这铠甲价值“数十千”；《旧五代史》说交礼钱的事，某个级别是“四十千”，后来落价了，落到“二十千”，还有“三十千”落到“十五千”的；《宋史》说某某“调兵十千人”；《新元书》和《明史》记载同一件缉拿叛匪的事，都说悬赏“十千”；《清史稿》里记账，有一处是“钱九十二万七千三百五十千”，到底这是多少钱，一时还真看不出来，但这是千和万都用的。千和万都用的情况最有意思的是《魏书》里记录户口，所谓“户口”，其实户是户、口是口，比如《魏书》说“口一万二千二百七十八”，“户十千四百二十四”，记“口”的时候常用“万”，记“户”的时候常用“十千”，也弄不清为什么。
这样看下来，唐宋元明清历朝历代都有“十千”这个单位，可惜现在不用了，不然的话，学英语可就容易多了。英语要说fifteen thousand，咱们直接就能反应出是“十五千”，不必再脑子里费劲地换算一遍，得出一个“一万五千”了。
那为什么这种传统的计量单位后来就不见使用了呢？有人说是通货膨胀闹的。姑妄听之，备此一说，反正我们知道历史上一直都有“十千”这么个说法也就是了。
还要讲一下《甫田》第三节的开头，“曾孙”是谁？他就是当时的国王，大概从王国创始人的第几代曾孙，所以就这么来称呼了。后世可不敢再用这种称呼，谁要管领导叫曾孙，有他十千个好瞧！
好了，两个有趣之处都介绍完了，这诗到底在讲什么呢？我要是就这么摆在这里，估计没几个人看得明白。好，下面我来翻译成白话：
无边的田野，一年收获十千，
吃陈谷便够，因为丰收连年。
快向南亩去，我们耕田，锄草，看稻穗疯长，
要祭神了，要休工了，男人们都聚拢到空场。
我们献上纯洁的羔羊，祭社神，敬四方，
农事已毕，要狂欢，要歌唱，
琴歌，瑟舞，还有鼓乐。我们求雨水，求收成，
求无忧的四季里五谷丰登。
国王到了，和他的王后、王子，
犒劳我们，也给管田的官吏送来酒食。
我们一同欢宴，看禾苗种满，垄上田间，
听国王夸赞农人的勤勉。
国王的稻子啊，如屋，如篷，
谷堆仿佛小小的山峰。
快准备万个箩筐，千座谷仓，
来装黄米，来装小米，来装大米和高粱。
——这是农人的狂欢，我们报祭祖先，
我们祈求福寿无边。
啊，好一首淳朴的田园牧歌，好一派热闹的农事劳作！看看，这诗里有管理农事的官吏，也有国王亲自来犒劳农夫，有丰收的喜悦，有祭祀的狂欢，而且，这么大场面的农业劳作，看来不像是一家一户地各忙各的自留地，倒很有些集体农庄的意思。
有没有哪位看完这首诗想去旅游的？去两三千年前的田野里和那些勤劳淳朴的农夫们聊聊天？去体会一下什么叫真正的田园牧歌？这风格好像不是米勒的《拾穗者》，而是柯罗的《孟特芳丹的回忆》？
和那些祭神的农夫们手拉手跳个舞，多拍几张照片，他们大概是不会收你钱的。晚上可以在村妇家里借宿，尝一尝新鲜的农家菜，真正的无公害、无污染，比特供基地的产品还要好。还可以“坐在高高的谷堆上面”，听农夫讲讲过去的事情……
如果你相信“机器的声音好像百鸟在歌唱”，那你就去吧！要么就当你的宫泽贤治去吧！现在呢，我把这首诗重新翻译一遍，这回是RAP风格，最好配上快板——
好大一片田，一年收十千，
陈芝麻、烂谷子撮撮堆儿，
喂饱农民汉！
年年都是丰收年，今儿到南亩去种田，
你耕地，他抽烟，稻穗往上蹿又蹿。
——祭神啦，收工啦，大老爷们儿全来啦！
杀只羊，祭社神，过往神灵请听真：
俺们的农活儿干完啦，俺们打算乐乐啦——
打起鼓来弹起琴，大家一起敬田神：
让俺们雨水足，让俺们收成好，让俺们老少爷们儿都！吃！饱！
这孙子又来啦，全家都来啦！
犒劳俺们啦！犒劳田官啦！
下乡跟俺们来套磁，
说俺们干活儿很老实。
这孙子粮食堆成山，千仓万仓漫无边。
农民看了解心宽。赶紧报祭咱祖先，福如东海寿南山。
为了配合全诗风格，我把原文里的“曾孙”直译成“这孙子”了，这个词非得用北京话说才有韵味。
这第二种翻译好像才更像农民诗。那，原诗真是当时的农民写的么？——即便真是，也只能是农民唱的，被文化人记录下来。《诗经》里这些内容，来龙去脉几乎都不可考，反正我们知道这一篇是在描写农业生产也就够了，可以好好看看前辈们的生产、生活的风貌。
那，这首诗的意思就仅仅如此么？
有人说了：这诗是讽刺领导的。——当个领导还真不易哦，不管别人写什么都能被人读出来是骂他的。这咱们就不管了，领略一下古时民风也就够了。
下面再来看看《大田》，就是“雨我公田，遂及我私”的那篇：
大田多稼，既种既戒。即备乃事，以我覃耜。
俶载南亩，播厥百谷。既庭且硕，曾孙是若。
既方既皂，既坚既好。不稂不莠，去其螟螣。
及其蟊贼，无害我田稚。田祖有神，秉畀炎火。
有渰萋萋，兴雨祁祁。雨我公田，遂及我私。
彼有不获稚。此有不敛齐（造字，左“禾”右“齐”），彼有遣秉。此有滞穗，分寡妇之利。
曾孙来止，以其妇子。馌彼南亩，田畯至喜。
来方禋祀，以其骍黑，与其黍稷以享以祀，以介景福。
这回我就把程序简化一下，直接翻译成农民诗好了：
大田多种稻，备工又备料。
今天垦南亩，准备播百谷。
耕得宽又直，服从是天职。
稻穗飏了花，稻粒顶呱呱。
害虫一大堆，赶快烧成灰。
田神最灵验，由他烧了算。
老天下了雨，落到农田里。
公田浇个透，私田也没漏。
收割有残余，寡妇捡便宜。
国王一家子，犒劳泥腿子。
田官得赏赐，天神得祭祀。
送神糖衣炮，求神多关照。
这诗若按古人的权威解释，还是讽刺领导的。有人会奇怪吧：这诗里不是很好的农忙景象么，国王、官吏和农夫亲如一家，祭祀也虔诚，工作也努力，从哪里看出来是讽刺领导的呢？
答案是：现任领导很糟糕，所以诗人写诗缅怀从前的美好生活——哦，原来夸古代生活就是讽刺时政？！总有些人的想像力无比丰富，也总有些时代环境造就出人们的这种丰富的想像力来。
名门宗师vs.邪派高手
有为神农之言者许行，自楚之滕，踵门而告文公曰：“远方之人闻君行仁政，愿受一廛而为氓。”
文公与之处。
其徒数十人，皆衣褐，捆屦、织席以为食。
陈良之徒陈相与其弟辛，负耒耜而自宋之滕，曰：“闻君行圣人之政，是亦圣人也，愿为圣人氓。”
陈相见许行而大悦，尽弃其学而学焉。
陈相见孟子，道许行之言曰：“滕君，则诚贤君也；虽然，未闻道也。贤者与民并耕而食，饔飧而治。今也滕有仓廪府库，则是厉民而以自养也，恶得贤？”
孟子曰：“许子必种粟而后食乎？”
曰：“然。”
“许子必织布而后衣乎？”
曰：“否。许子衣褐。”
“许子冠乎？”
曰：“冠。”
曰：“奚冠？”
曰：“冠素。”
曰：“自织之与？”
曰：“否。以粟易之。”
曰：“许子奚为不自织？”
曰：“害于耕。”
曰：“许子以釜甑爨，以铁耕乎？”
曰：“然。”
“自为之与？”
曰：“否。以粟易之。”
“以粟易械器者，不为厉陶冶；陶冶亦以其械器易粟者，岂为厉农夫哉？且许子何不为陶冶。舍皆取诸其宫中而用之？何为纷纷然与百工交易？何许子之不惮烦？”
曰：“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为也。”
“然则治天下独可耕且为与？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且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为备。如必自为而后用之，是率天下而路也。故曰：或劳心，或劳力；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
“当尧之时，天下犹未平，洪水横流，泛滥于天下。草木畅茂，禽兽繁殖，五谷不登，禽兽偪人。兽蹄鸟迹之道，交于中国。尧独忧之，举舜而敷治焉。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泽而焚之，禽兽逃匿。禹疏九河，瀹济漯，而注诸海；决汝汉，排淮泗，而注之江，然后中国可得而食也。当是时也，禹八年于外，三过其门而不入，虽欲耕，得乎？
“后稷教民稼穑。树艺五谷，五谷熟而民人育。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圣人有忧之，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放勋曰：‘劳之来之，匡之直之，辅之翼之，使自得之，又从而振德之。’圣人之忧民如此，而暇耕乎？
“尧以不得舜为己忧，舜以不得禹、皋陶为己忧。夫以百亩之不易为己忧者，农夫也。分人以财谓之惠，教人以善谓之忠，为天下得人者谓之仁。是故以天下与人易，为天下得人难。孔子曰：‘大哉尧之为君！惟天为大，惟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君哉舜也！巍巍乎有天下而不与焉！’尧舜之治天下，岂无所用其心哉？亦不用于耕耳。
“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陈良，楚产也。悦周公、仲尼之道，北学于中国。北方之学者，未能或之先也。彼所谓豪杰之士也。子之兄弟事之数十年，师死而遂倍之。昔者孔子没，三年之外，门人治任将归，入揖于子贡，相向而哭，皆失声，然后归。子贡反，筑室于场，独居三年，然后归。他日，子夏、子张、子游以有若似圣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强曾子。曾子曰：‘不可。江汉以濯之，秋阳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尚已。’今也南蛮鴃舌之人，非先王之道，子倍子之师而学之，亦异于曾子矣。吾闻出于幽谷迁于乔木者，末闻下乔木而入于幽谷者。鲁颂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惩。’周公方且膺之，子是之学，亦为不善变矣。”
“从许子之道，则市贾不贰，国中无伪。虽使五尺之童适市，莫之或欺。布帛长短同，则贾相若；麻缕丝絮轻重同，则贾相若；五谷多寡同，则贾相若；屦大小同，则贾相若。”
曰：“夫物之不齐，物之情也；或相倍蓰，或相什伯，或相千万。子比而同之，是乱天下也。巨屦小屦同贾，人岂为之哉？从许子之道，相率而为伪者也，恶能治国家？”
孟子对滕文公，对然友，对毕战，都是以专家的姿态教育人，咱们看着虽然长学问，可总嫌气氛沉闷。故事要好看就得有冲突，日子太平静就得出来个人给挑挑事。隔三插五地看看高手过招，听听侃爷斗嘴，这日子才显得有趣。
挑战者就要出现了。孟子这位名门正派的大宗师马上就要面临邪派高手的挑战。
不是猛龙不过江。来者若论门派，比儒家还要源远流长；若论祖师爷，比儒家还要光彩辉煌；若论人数，一来就是前呼后拥几十人。几十人虽然不多，要放在齐国和魏国怕连个水漂都打不起来，可要放在截长补短不过五十里的小小滕国，简直就能顶一个军团了。
黑云压城城欲摧。
山雨欲来风满楼。
——有人恐怕会说：孟子和滕文公关系这么铁，有这个官府背景，还怕什么呢？
可是，这批人却已经先打通了滕文公的门路。事情是这样的——
这一天，小小的滕国迎来了一行几十位南方的旅客。他们是什么人？来滕国做什么？滕国百姓纷纷狐疑地打量着这批不速之客，交头接耳，议论纷纷。
这一行人都带着家伙，不问而知都是练家子，看样子像是一个门派的。
为首那人操着楚国口音，气宇不凡，怎么看怎么都像农民。他手里的这把家伙明显比其他人的更要威风，也不知那耀眼的锋芒已经犁过了多少亩的肥沃土地！
这首领率领众人，威风凛凛地行走在滕国的大地上，轻功起处，但见脚下生风，卷起阵阵尘埃——哦，原来是起风了。
首领拜谒滕文公，通名报姓，交代此番来意。原来，这位便是江湖上赫赫扬名的神农派高手许行，听说滕文公施行仁政，便大老远地带着一帮弟子，从楚国来到滕国。许行对滕文公说：“我希望您能给我们安排个住处，我们愿意做您治下的老百姓。”
这事要换到现在，属于偷渡，许行分明就是个蛇头，他那帮弟子们也都不是好东西，听说外国生活好，认同外国的政治方针，这就轻易地离开祖国投奔外国了，还大言不惭地说什么要拿外国的绿卡！
前文已经说过，楚国和中原各国性质不同，中原各国虽说后来纷纷闹了独立，可原本到底还是周天子分封出来的诸侯国，可楚国不一样，严格来说，楚国和周朝是对等的两个国家，楚国虽然早先曾经加入过周联邦，但至多也就算是周联邦里的一个自治州，合则留、不合则去，而人家确实也“不合则去”了，早就独立为王了。
那，滕文公会怎么处理这事呢？把许行一行遣送回楚国吗？可那是战国时代，社会情况不同，各国诸侯都争着让别国的百姓投奔到自己的国家里来，一些知名的人才更是在国际社会上到处流窜。所以许行此来，滕文公高兴还来不及呢，况且，滕文公知道是自己行仁政的名声传扬在外，这才吸引得外国人赶来投靠，这真是太让人欣慰了啊！
楚国人其实也未必介意，他们或许还会为许行在滕国受到重视而感到骄傲呢：呵呵，那个许行啊，是我们楚人，现在是滕籍楚人，呵呵，了不起！
现在许行带着子弟人马全都移民滕国去了，开口就向滕文公要地方住。滕文公一想：这些非法移民怎么开口就向政府要房子啊？嗯，那就给吧。
——这我得说明一下，许行未必就是分到了房子，他向滕文公要的是“廛”，这个字在“公孙丑篇”里讲过，在这里或许是宅子，或许就是宅基地。前些年我还听说过有这样的事：有艺术家放弃了大城市的户口，到农村落户，村里送给他一块宅基地让他自己盖房子。这位村长看来大有滕文公的仁政之风。
还有一个字得留意：许行是说，愿意在滕文公的地盘弄块地方住下来做滕国的“氓”。什么是“氓”？——这个字会让很多人都含糊一下，其实它很常见，只是单独出现的几率不高，经常是和“流”字配合起来使用，组成一个经典词汇：“流氓”。
“流氓”一词，我们把“氓”读成“忙”，它在《孟子》这里是读“萌”的，意思就是“民”。许行就是要在滕国拿个绿卡，当个滕国的小草民。那么，这样看来，所谓“流氓”也就是“流民”，现在大城市里有不少流动人口，都是“流动”的“氓”，可你千万不能叫人家“流氓”。
许行要做“氓”，绝对不做“流氓”。
可他就算不是流氓，咱们也得好好摸摸他的底细才行。
许行，神农派高手，嗯，这神农派到底是个什么派？祖师爷难道是传说中的神农吗？那倒确实比儒家的孔子早多了，也比墨子、老子他们都早多了。
神农是谁啊？那是三皇五帝中的人物，有人说他就是炎帝，就是“炎黄”的那个“炎”。但这些事情全无可考，基本属于信则有、不信则无的那类。照康有为的说法，那时候的思想家们都流行托古改制：孔子为什么那么推崇尧舜禹汤文武啊，因为他要借这些圣人的名头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别人也都一样，道家说“黄老”，老子之外还有个黄帝，一下子把老祖宗追溯到三皇五帝去了；墨家也不例外，给自己拉来大禹；许行这一派认神农为祖师爷。其实归根到底，这就和我写书一样——我把自己的思想写下来，出版成书，署名熊逸，大家一看：熊逸？狗屁！什么烂人啊，满嘴炮火车！那我怎么办呢？我就改名叫郭敬明，至少也要说我熊逸是郭敬明的学生，我现在发表的观点不是我自己的观点，都是老师当初教我的东西。——唉，要不是现在有版权法，我早就这么干了！
古代文人这么干的人太多了。就连康有为自己，别看他揭露孔子他们都是托古改制，其实他揭露别人托古改制正是在为自己进行托古改制，他是为了把孔子由原先人们观念中的保守派形象变成改革派形象，这才玩了这么一手。
好，就算神农派是托古改制，那他们这一派到底有什么主张啊？
嗯，这才是关键。神农派是一个重农学派，是研究三农问题的，这一派极端强调小农生产，也极端反对商业。具体内容等一会儿和孟子开战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了。
看来这许行的神农派应该说是农家，也是诸子百家当中的一家了？
——倒也未必。咱们这时候得听听梁启超的。梁先生说：农家很难算是一家。为什么呢？如果农家是说那些研究农业技术的，那是农业大学的教授，按学科分类来说这是自然科学，所以这些教授都是科学家而不是社会学家。那，像许行这样的有一套自己的重农的社会理论的高人总该算是社会学家了吧？不，梁启超觉得许行也不是，因为他的学说虽然属于社会学范畴，却不能说是自成一系的，而只是墨家或道家的一个分支罢了。
要说还是陈亮仗义，就是我在“公孙丑篇”里介绍过的那位处处和朱熹作对的宋朝功利派高手，陈亮说：功到成处，便是有德；事到济处，便是有理，所以呢，那些异端分子也都各自学有所长，比如许行什么的。这要感谢自由的学术空气，陈亮这话当时是为了反驳朱熹而说的。这些大腕们你批我、我斗你，思想越来越闪光。
许行一行人在滕国住下来了，他们不但得到了住处，还得到了田地，这下他们的武器可都能派上用场了。从此，这些自由迁徙的自由人落地生根，成了滕国农民了。谁能想到田里闷头除草的那位憨厚的庄稼汉就是鼎鼎有名的神农派高手许行呢？
这可是堂堂的一个武林大派啊，如今全穿着粗麻衣服，一副寒酸相，每天除了种田，就是编草鞋、织席子。其实，要说他们这两项副业倒真有气魄，后来三国的刘备没发迹之前也是干这个的，看来织席贩履出人才啊！
滕文公看来真是个好样的，能听孟子的主张，施行仁政。这好名声传扬出去，还真能不断往滕国拢人。“梁惠王篇”里讲过，当时的各国都希望把外国人吸引到自己的国家里来，孟子也一直主张靠仁政来增加向心力，不像现在觉得人口多是个累赘。
许行一行来过之后，又来人了，也是慕名而来的，而且，来的也不是一般人。
来的是陈相和陈辛兄弟俩，是从宋国来的，也带着农具，见到滕文公，说的话都跟许行一样。滕文公很高兴，结果这哥儿俩也在滕国落脚了。
陈相是儒家弟子，他的老师是陈良，在江湖上也算小有一些名气。可虽然同属儒家，却和孟子隔着一层，不是一个派系里的。
你以为一会儿开战是孟子和许行过招吗？错！是孟子和陈相动手。儒家起内讧了。
不对，还不应该说是内讧，因为来到滕国之后，陈相就叛变了。
——宫本武藏四处寻访高手，较量武功，几十次决斗从没败过。这一次，他寻访的是一位传说中的世外高人，可是，这位高人并不理会剑气纵横的武藏，自顾自地在田间锄地。武藏远远看着，见那锄头一起一落，竟蕴涵着深刻的剑道至理，仿佛大地都在随之颤抖。武藏只是看了一会儿，剑都没出，便知道自己败了。
儒者陈相看着许行在田间锄地，锄头一起一落，竟蕴涵着深刻的人生哲理，让自己的心也跟着一起颤抖。陈相只是看了一会儿，话都没说，便知道自己以往的所学全是错的，是时候背叛师门、改投许行门下了。
儒者陈相被神农派的许行给成功转化了！这真让人大跌眼镜。神农派新人陈相没多久便身怀神农绝学杀向了儒门，以一个过来人的身份现身说法。杀高手才能立威，附近方圆几十里之内有谁是儒家高手呢？——嗯，山东老孟！
陈相踢馆，孟子招架。陈相此时讲的都是许行那套道理，说：“现任滕君确实是个贤君，不过，他还不够贤！”
孟子一开始没太把陈相当回事，低头嘟囔着：“不够咸，加点儿盐。想扯淡，别吃蒜。”
陈相接着说：“滕君还没有明白世间大道。真正的贤者是要和民众一起种田的，做饭也是自己做，这样来治理地方。（贤者与民并耕而食，饔飧而治。）可看看现在的滕国，又有大粮仓，又有小金库，这分明就是损害别人的利益来养肥自己，这怎么能叫贤能呢？”
孟子心说：“你跟许行他们住的是滕国的房子，种的是滕国的地，还大老远跑到外国来说你们国君坏话，这也太说不过去了吧？不行，我得挤兑挤兑他！”
孟子眼珠一转，计上心来，问陈相：“你说滕君不够贤，那我问你，你们家许先生从来都是自己种粮食才吃饭的么？”
“不错，”陈相坚定地点点头，“我们家许先生那才叫贤者。”
孟子“哦”了一声，不置可否，又问：“所以你才会对你们家许先生那么倾心？”
陈相应声：“不错！”
孟子应了一声：“哦，许先生，呵呵，许先生，他都是自己织布才穿衣的么？”
陈相摇头：“他不穿布制品，只穿粗麻制品。”
孟子又问：“那他戴帽子么？”
陈相答：“戴帽子。”
孟子问：“戴的是什么帽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