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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他说-3

_2 熊逸(当代)
  滕文公这时候还不知道,在日后的某一天,正是因为宋王偃的关系,他再也不用害怕薛人的武装力量了。
  为什么呢?
  因为宋王偃把小薛给灭了。
  这样说来,小薛才应该算是最苦大仇深的受害人了?
  还不能这么说,因为宋王偃不但灭了薛,顺带把滕国也灭了。滕国从此再也不用担心邻居磨刀了。
  
  @再回到本节内容来看看,孟子是入了虎口了,滕国世子(未来的滕文公)此刻还不知道自己因拜访孟子而落脚的这个国家、统治这个国家的国君,将会在若干年后吞并掉自己的祖国。
  咱们先替孟老师担心吧,他老人家这就叫关心则乱,上了假消息的当了。以他老人家的性格,在魏国也好,在齐国也好,一再当面顶撞国君,给国君下不来台,还装病玩,这要是犯在宋王偃这么个暴君手上,还不得刚提个意见就被他给射死!
  形势堪忧!
  但是,事情真的如此吗?
  从古到今,不止一个人在这个问题上起过疑。说法太多,我就只挑一个距离我们比较近的声音好了。顾颉刚把宋王偃种种罪名全都搜罗了来,这一看,却奇怪了:这个大坏蛋是宋王偃么?
  所有的罪名简直就是从商纣王身上先“全选”,再“拷贝”,然后“粘贴”到宋王偃身上,所有细节都一模一样。
  我前面讲过,宋国和其他诸侯国不同,它是商朝遗民的国家。所以说,宋王偃是商纣王的后裔子孙,是有血统关系的。可是,遗传也不能遗传得这么像吧?怎么看怎么可疑。
  《孟子》在后文里有一句具有关键意义的话,说宋国是个小国,要行王政,招致了齐、楚这些大国的不快,起兵把它给灭了。更加合情合理的说法是:齐国早惦记着灭宋,宋王偃搞改革,齐国借这个由头捏造了宋王偃的一堆罪状,然后名正言顺地灭了宋国,扩张了自己的地盘。
  
  考察当时的国际局势,非常微妙。宋国到底不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小国,灭了它就会破坏国际局势原有的均衡,必然会招来其他超级大国的武装干涉。要把侵略战争变成吊民伐罪,这对齐国来说堪称第一要务。齐国的宣传机构看来下了不少工夫,成功塑造了一个“桀宋”的形象。
  中国一直都有着“正名”的传统,正如孔子所谓“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这种遗风一直流传到现代社会,只不过现代中国人通常是从正面意义着手罢了。这是我们和西方的一个很大的不同,体现在从大到小的方方面面上。
  从小地方看,人家的《麦迪逊桥》我们翻译过来就成了《廊桥遗梦》,《滑铁卢桥》翻译过来就成了《魂断蓝桥》,你要看原著的名字就不容易搞清楚内容到底是什么,也弄不明白作品的定位和分类,中译名就全给体现出来了。从大地方看,美国人打仗,打了“越战”,打了“韩战”,中国人同样在这两个地方打仗,一个叫“对越自卫反击战”,一个叫“抗美援朝”,一下子就把战争对象和战争性质全给交代清楚了。
  但两千多年前的齐国却很可能是反用“正名”的招数,就这么灭了宋国。再有争议的是,齐国当时是联合了楚、魏两国,但在战争结束之后却未必是如司马迁所记载的那样三家瓜分了宋国,而是齐国一家独吞。做这件事的齐国国君是齐湣王。这一事件影响深远,齐国吞宋打破了国际均衡,人家才不管你是暴力侵略还是吊民伐罪,破坏均衡就是不行!于是,秦、赵、韩、魏、燕五国组成联军,一起攻打齐国,这里边燕国和齐国有着血海深仇,“梁惠王篇”和“公孙丑篇”里不是都讲过齐国伐燕的事情吗,燕国可逮着报仇的机会了,燕昭王高筑黄金台吸引来的军事人才乐毅统率大军,连下齐国七十余城,险些就把齐国给灭了。如此复杂的国际形势,真是牵一发而动全局啊。
  虽然燕国也算是捎带着给宋王偃报了仇,可毕竟也挽回不了宋王偃悲惨的结局:他老人家在国破家亡之后逃亡在外,没多久就死在外边了。前文不是谈过滕文公的谥号可能是得自私谥吗,这位宋王偃也是得的私谥,谁让他没有个安安分分的结局呢!谁要看到书上说宋康王或者宋元王,那都是他。
  宋王偃虽然凄凉地身死国灭,可他的精神永存,两千多年来还不时有人惦记着他。元末明初的时候,刘伯温还专门为他写了一篇精彩的小文:
  
  宋王偃恶楚威王,好言楚之非,旦日视朝必诋楚以为笑,且曰:‘楚之不能若是,甚矣。吾其得楚乎?”群臣和之,如出一口。于是行旅之自楚适宋者,必构楚短以为容。国人大夫传以达于朝,狃而扬,遂以楚为果不如宋,而先为其言者亦惑焉。于是谋伐楚,大夫华犨谏曰:“宋之非楚敌也旧矣,犹夔牛之于鼢鼠也。使诚如王言,楚之力犹足以十宋,宋一楚十,十胜不足以直一败,其可以国试乎?”弗听,遂起兵败楚师于颖上。王益逞,华犨复谏曰:“臣闻小之胜大也,幸其不吾虞也。幸不可常,胜不可恃,兵不可玩,敌不可侮。侮小人且不可,况大国乎?今楚惧矣,而王益盈。大惧小盈,祸其至矣!”王怒,华犨出奔齐。明年宋复伐楚,楚人伐败之,遂灭宋。
  
  文章是说,宋王偃很讨厌楚威王,所以一得空就得说说楚国如何如何不好,这都成了每天朝堂上的必备节目了。宋王偃问大臣们:“楚国如此之腐朽没落,咱们是不是可以消灭它了?”大臣们马上随声附和,好像所有的人都共用一张嘴似的。于是,背包族可看到了光明,这些人玩楚宋自助游,一旦踏入宋国境内,只要敞开了大骂楚国的腐朽没落,就能得到宋国很好的招待。说瞎话有什么难的,不就是假大空这一套么,这都是官场的基本功啊。
  此风一起,瞎话都臭街了,反正都是诸如一些宋国代表了先进的什么什么,楚国代表了腐朽的什么什么,翻来覆去都是这一套。问题的关键是:这些声音可都是从民间传来的啊,是代表着民意的啊!宋王偃可不是一个高高在上与人民群众油水隔绝的孤家寡人,他也是听得进去人民的声音的。当这些民意越来越多地被反映到了朝廷之后,宋王偃乐坏了:看来人民群众的眼睛当真是雪亮的啊,楚国就是腐朽没落,就是不如我们宋国!倒是朝廷上的那些大臣们觉得含糊了:不对呀,我们先前都是跟着大王瞪着眼睛说瞎话呀,难道这瞎话还居然被我们说中了不成?
  宋王偃雄心勃勃:“准备兵马,我要攻打楚国!”
  旁边有个明白人,叫华犨,连忙把宋王偃给拦住了:“大王您别发昏了!鸡蛋就算把自己的眼睛蒙上也还是鸡蛋,是没法跟石头碰的!”
  宋王偃大怒:“好小子,你敢说寡人是鸡蛋?!”
  华犨说:“您要只是自己是鸡蛋还好,想蒙上眼睛撞石头我绝不拦您,谁让您有这个爱好呢!可是,您不应该拿咱们整个宋国这一篮子鸡蛋一块儿往石头上撞啊!”
  “呸!”宋王偃脸色大变,“寡人就算真是鸡蛋,也是腌熟了的松花蛋,寡人够硬,而且,寡人的胸中燃烧着炽热的火焰!”
  华犨把头一低,无声地叹息着:“什么炽热的火焰呐,您那是石灰烧的,要不怎么都成松花蛋了呢!”
  宋王偃不听劝,毕竟华犨一个人声音抵不过宋国汹涌的民意,宋国出兵了,征讨楚国。疆场上两军对垒,这下可分出真实实力的高下了。
  ——宋国胜利了!
  不错,宋国真的胜利了!
  举国欢腾!
  宋王偃足足过了一个月才想起自己姓什么来——我来插一句,宋王偃姓“子”,这是商朝王族的姓,现在可能没有了——他摸着自己的脑袋,自言自语:“我太伟大了!我怎么这么厉害呢?我不会就是传说中鲜花盔甲的主人吧?”
  华犨又出现了:“大王——”
  宋王偃一看是华犨,更牛气了:“臭小子,怎么样,没想到吧,哈哈,寡人胜利了!要不要寡人派人挖个地缝给你钻啊?”
  华犨深沉地说:“买彩票中五百万大奖的事倒不是没有,可您要是还想再中第二次、第三次,那就太不现实了。再说了,打仗可不是过家家,楚国这样的对手也不是邻居家的傻小子,您可得悠着点儿!”(华犨的原话很漂亮,十六个字的至理名言:“幸不可常,胜不可恃,兵不可玩,敌不可侮。”)
  宋王偃气坏了:“哎呀,你小子说话怎么就这么不中听呢,来人——”
  左右有卫兵过来:“请大王吩咐!”
  宋王偃恨恨地看了一眼华犨,对卫兵们下令:“把这小子给我拖下去!他这张嘴不是厉害么,哼,派他给超女当评委去!”
  宋王偃这下可好了,不但蒙上了眼睛,还堵住了耳朵,于是高高兴兴地第二次攻打楚国去了。小概率事件果然没有连续发生,宋国这回不但吃了大败仗,还被楚人顺便灭了国。
  ——这是刘伯温笔下的宋王偃的故事。真实吗?可信吗?呵呵,恐怕未必。刘伯温这个时候正隐居青田,其时天下大乱,元朝的官做不下去,各路大王旗也都不是什么好货色,刘伯温在青田写书解闷,写成了《郁离子》,这篇宋王偃的故事就是《郁离子》书里的一则寓言。
  既然是寓言,也就无所谓史料价值了。刘伯温根本不关心宋王偃真相如何,他明里是写宋王偃,其实却是在说当时的元政府。古代的专制社会通常只喜欢歌功颂德、歌舞升平,谁要是想说点儿心里话那是要冒着杀头的风险的。逼得大家没办法,只好不说今人说古人了。这可真给后人添麻烦,要不清楚刘伯温的背景,随便抄来这段资料就以为说的是真事,那可就越读书越糊涂了。
  不过,两千年的专制传统也培养出了人们另一种极端的心态:什么都得猜。
  从上到下都得猜。
  领导也不容易啊,夸猫头鹰是骂领导(上本书里的例子),讲讲古也是骂领导,防不胜防,就算严禁提领导的名字,大家一说叉叉,谁都明白这又是在说领导。朱元璋就是个典型的例子,看别人写什么都觉得是在骂自己,为此没少生气,更没少杀人。
  下边的人更不容易,像刘伯温这样的,藏着掖着。所以中国是个谜语大国,传达政策要说谜语,因为实在太亏心,没法拿到明面上说,只有靠下面的人细心领悟;写小说要说谜语,因为到处是地雷,不小心踩了哪颗都得炸死自己;饭桌上聊天也得说谜语——有时候其实没必要说的,可是没办法,早都说成习惯了,除了谜语别的话都不会说了。到处都是谜语,什么都是谜语,至少都有谜语的嫌疑,就算不是谜语,大家也习惯性地当成谜语去看。像英国流行一时的小册子大战在中国历史上就闻所未闻,而“戏仿”这种在小册子大战的时代就被人用臭了街的形式哪怕拿到现代中国也一样会被很多人认为侵权。
  要把历史上这些经史子集读明白一点儿,唉,也要有一些解谜的本领啊。
  
  
  背景情况差不多都交代清楚了,嗯,听听孟子接着向滕国世子举例子吧。
  孟子说:“咱们先看看成覸,成覸曾对齐景公说:‘他是条汉子,我也是条汉子,我凭什么要怕他呢!’颜渊还说过:‘舜和我还不都是一个鼻子两条腿嘛,有作为的人都会像他那样。’公明仪说:‘周文王是我的老师,周公难道还会骗我不成?’咱们再看看现在的滕国,截长补短,也得有个五十里见方,还是有希望治理成一个好国家的。《尚书》里说:‘如果吃药的人没吃得头晕脑转,那病是不会好的。’”
  ——孟子这些话到底是什么意思?怎么听上去乱七八糟的呢?
  这又得一点点来说了。
  成覸,这是一个人名,“覸”字有人说应该读“看”,也有人说应该读“见”,我也不知道该听谁的,至于各位,不妨哪个音读着顺口就用哪个好了。这位成覸也被人叫做成荆或者成庆,是齐国著名的武打明星。他可能是成家班最老资格的大腕儿,比成龙要早两千多年。
  勇士成覸在齐景公手下当差,这位齐景公我们已经很熟悉了,他和晏婴是一对老搭档了。对于勇士来讲,齐景公和晏婴的朝廷可是一个险恶所在,这位晏丞相别看五短身材,却和齐国三位顶尖高手过过招,留下了著名的“二桃杀三士”的故事。成覸幸运,没在那“三士”之中,所以还能留下来向齐景公吹吹牛。孟子在此引用成覸的话是:“他是条汉子,我也是条汉子,我凭什么要怕他呢!”有人说这话还有上下文,成覸是针对不知哪位尊贵人士说的,意思是:大家进了澡堂子都是一样的人,老子不怕你!
  孟子对世子解释:“我举成覸这个例子,是为了说明做人做事信心很重要。尧舜之道并不难,只要世子你有信心去做!来,世子,这边来——”
  孟子拉这世子进了一间小屋,世子很奇怪:“孟老师,这是什么地方?”
  孟子嘿嘿一笑:“咱们搞个情景教学,这是一家澡堂子,来,世子,快脱衣服!”
  世子莫名其妙,见孟子脱衣服,自己便也跟着脱。
  等两人都脱光了,孟子带着世子一转弯,下了浴池。孟子说:“情景教学开始。现在我们来模拟成覸说话时的情形。好,我演成覸,你演那个贵人。”
  世子愣愣地站着。
  孟子突然点指喝道:“呀——呔!别看你是贵人,可进了澡堂子大家都一样,老子不怕你!”
  世子满脸通红,嗫嚅了半天才说:“大家好像不太一样吧……”
  孟子一愣,顺着世子的眼光看去,见有一块长方形的歪倒的木牌。孟子低声念道:“部……女……这是什么意思?”
  “是‘女——部——’”四周突然响起一片愤怒的银铃般的娇滴滴的喊声。
  
  成覸过后是颜渊。
  颜渊,孔子最得意的门生。古人没标点,所以颜渊这句话,我们也搞不清楚他到底仅仅说的是“舜何人也,予何人也”,还是连下面那句“有为者亦若是”也是他一起说的。总之无论如何,颜渊的意思是:舜也是人,我也是人,他能做到的,我也能做到。
  信心很重要啊!想想看,比尔·盖茨也是人,我也是人,他能做到的,我也……
  唉,我是比不了人家颜渊,我这个没出息的家伙马上想到的是另一句话:“人比人得死,货比货得扔!”
  各位千万不要受我这种消极思想的不良影响,还是学学人家颜渊吧,给自己一个光明的未来。
  
  颜渊过后是公明仪。这个人也属于儒家系统,很可能是曾子的学生。公明仪说的这句话很不容易搞懂,到底什么叫“周文王是我的老师,周公难道还会骗我不成”?(文王我师也,周公岂欺我哉?)
  一种可能是,“周文王是我的老师”这句话原本是周公说的,公明仪引述了周公的话,然后说:“周公难道还会骗我不成?”
  另一种可能是,公明仪把周文王当作老师,当作学习的榜样,同时也把周公当作榜样,认为周文王和周公的话都是至理名言,他们是不会骗人的。
  到底是什么意思?搞不清!这都怪古人没发明标点。但这还算好的,至少主要意思我们不会领会错,反正公明仪是坚定信心,学习圣人,孟子是拿他做榜样劝告滕国世子。
  然后孟子说滕国截长补短好歹也有五十里方圆的国土面积,虽然说大不大,可要是按照圣人的办法来治理,将来还是有得一看的。想想孟子在前两篇里不是一再提什么七十里小国和百里小国取天下的例子吗!
  
  孟子最后又引了两句《尚书》,这两句话也很古怪,说什么“如果吃药的人没吃得头晕脑转,那病是不会好的。”(若药不瞑眩,厥疾不瘳。)
  先说说这八个字的原文,药不瞑(读“棉”)眩,厥疾不瘳(读“抽”),有没有人觉得眼熟?
  别看这八个字古怪万分,其实有非常多的人都是见过它们的。可是,见过归见过,要是还能记得,那要么就是记忆力超强,要么就是读书超细致。
  我再缩小一下搜索范围:武侠迷里有没有记得这八个字的?
  再缩小范围:有人号称金庸迷,说把金庸所有小说翻来覆去都读过好多遍,呵呵,记得吗?
  《神雕侠侣》里边,武家兄弟为郭芙争风吃醋,杨过为了打消这哥儿俩的傻念头,设计跟他们过招,“杨过见二人神色惨然,微感不忍,但想好事做到底,送佛送上西,今日若不将他二人打得服服贴贴,永不敢再见郭芙之面,那么两兄弟日后定要再为她恶斗,直至二人中有一个送命为止。有道是药不瞑眩,厥疾不瘳,既要奏刀治病,非让病人吃些苦头不可……”
  不必我来解释了,什么叫“药不瞑眩,厥疾不瘳”,金大侠这里说得很清楚了。
  有人可能起疑:人家金庸写的是武侠小说,是通俗读物,为什么夹杂着《尚书》的句子呢?《尚书》可是连不少古代知识分子都视为天书的超难懂的东西啊!
  的确,写通俗小说没必要夹杂着这般古奥语言,但事实是,《尚书》虽然古奥,这八个字却在历朝历代一直都很有群众基础。
  别说书生读四书五经都会熟悉《孟子》,就连医家也视这八个字为诊疗格言。清代有部医家小说叫《医界镜》,酒席间行酒令,某公便是化用这“药不瞑眩,厥疾不瘳”,结果惹得哄堂大笑,旁边有人劝他说:“这话拿来行酒令也用得太熟滥了,换换吧!”——看看,这居然是老生常谈,行酒令都被人笑话,要是现在谁行酒令来上这么一句,一准儿得被人骂为拽文了!
  所以这话金庸用得,恐怕是因为台湾没有什么文化断层,一些传统的东西就那么延续下来了,文人信手拈来,读者也不觉得有什么阅读障碍。咱们稍微把眼角往下瞟一瞟,“有道是药不瞑眩,厥疾不瘳,既要奏刀治病……”,金大侠接下来这个“奏刀”一词也是来自古文,我们小时候在“庖丁解牛”里学过的。
  
  “药不瞑眩,厥疾不瘳”,孟子引用《尚书》,是《尚书》的哪一篇呢?
  ——是《尚书》的“说命篇”。这一篇不是说医药,不是说治病,而是在说政治哲学:
  商朝的高宗武丁是一位明君,前面已经介绍过他的一些事迹了,上本书讲“公孙丑篇”里不是说过一个“高宗雊雉”的故事吗,就是这位商高宗。
  高宗武丁的老爸死了,武丁为他守孝三年(这一点在《孟子》的下一节会详细来说,这里先埋个伏笔)。在这三年里,武丁把政事交给宰相,自己装哑巴,一句话也不说,直到找到了泥瓦匠傅说(读“月”)。
  傅说别看是泥瓦匠出身,却是个栋梁之材。武丁对他说:“请给我多出好点子吧,请帮助我修德吧!我要是菜刀,你就是磨刀石;我要想渡河,你就是船和桨;我要是干旱,你就是春霖。来帮我吧!如果吃药的人没吃得头晕脑转,那病是不会好的;如果赤脚下地不看路,脚就会受伤……”(朝夕纳诲,以辅台德!若金,用汝作砺;若济巨川,用汝作舟楫;若岁大旱,用汝作霖雨。启乃心,沃朕心!若药弗瞑眩,厥疾弗瘳;若跣弗视地,厥足用伤。)
  这一段内容最好读读我在括号里放的原文,感觉一下什么叫铿锵有力、掷地有声。
  可是,这段话也太铿锵有力了,也太掷地有声了,还这么押韵,这是商朝人的话么?
  有人起了疑心。我在上本书里不是讲过《尚书》造假的故事么,这一篇“说命篇”便是后来被考证出来的假货之一。大家现在可以体会一下古人一种最典型的造假手法了:《孟子》里明文说是“药不瞑眩,厥疾不瘳”引自《尚书》,可《尚书》里却没见这话,这就说明孟子看过的《尚书》篇幅比较完整,后来在秦火和岁月中流散了不少,这一篇遗失不见了。那好,那就以这八个字为基础,编造出上下文来,敷衍为一篇完整的文章,再设计一个机缘,从哪里把它“发现”出来,号称是古本孟子。别人要是一看,咦,《孟子》里说的“药不瞑眩,厥疾不瘳”居然在这个本子里有,这一定是真货!
  
  孟子又来情景教学了。
  “来,世子,把这些药吃下去,”孟子掰开了世子的嘴,“体会一下什么叫‘药不瞑眩,厥疾不瘳。’”
  第一天……
  第二天……
  第三天……世子终于醒了过来,迷迷糊糊地问:“孟老师,我明白了。”
  孟子笑道:“有什么感觉?”
  世子说:“刚吃下去的时候,当真是头晕脑转,转得厉害,后来我就人事不知了。对了,您这是什么药啊,好大的劲头?”
  孟子又是嘿嘿一笑:“这药嘛,两千年以后人们叫它摇头丸。”
  “啊——?!”
  
  归纳一下,这一节里孟子找来成覸、颜渊和公明仪这三位前辈高人来给世子现身说法,这给人的感觉有点儿像传销课,世子是个新入道的,而成覸他们三个却早已混成了大区经理或者是金牌业务员。你也想当大区经理吗?呸,太没出息了,才这么一小点理想啊,要做也要做传销业的老大!这其实一点儿也不难,大区经理不也是一个鼻子两只眼的人么,业界老大不也是两只耳朵一张嘴的人么,大家都是一样的,只要满怀信心按照秘诀去做就是了,一定能成功!秘诀也简单,一共就两条:一是脸要厚,二是心要黑。(孟子的两条是“道性善”和“称尧舜”,正好相反,别记混了哦!)
  
  
  尽孝实在不容易
  
  滕定公薨。世子谓然友曰:“昔者孟子尝与我言于宋,于心终不忘。今也不幸至于大故,吾欲使子问于孟子,然后行事。”
  然友之邹问于孟子。
  孟子曰:“不亦善乎!亲丧固所自尽也。曾子曰:‘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可谓孝矣。’诸侯之礼,吾未之学也;虽然,吾尝闻之矣。三年之丧,齐疏之服,饘粥之食,自天子达于庶人,三代共之。”然友反命,定为三年之丧。
  父兄百官皆不欲,曰:“吾宗国鲁先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也,至于子之身而反之,不可。且志曰:‘丧祭从先祖。’曰:‘吾有所受之也。’”
  谓然友曰:“吾他日未尝学问,好驰马试剑。今也父兄百官不我足也,恐其不能尽于大事,子为我问孟子。”
  然友复之邹问孟子。
  孟子曰:“然。不可以他求者也。孔子曰:‘君薨,听于冢宰。歠粥,面深墨。即位而哭,百官有司,莫敢不哀,先之也。’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君子之德,风也;小人之德,草也。草尚之风必偃。’是在世子。”
  然友反命。
  世子曰:“然。是诚在我。”
  五月居庐,未有命戒。百官族人可谓曰知。及至葬,四方来观之,颜色之戚,哭泣之哀,吊者大悦。
  
  滕定公“薨”了。
  礼仪之邦在等级制度上是很森严的,滕定公其实是“死”了,但他是诸侯,按规矩不能“死”,只能“薨”。按《礼记》的说法,天子死了叫“崩”,诸侯死了叫“薨”,大夫死了叫“卒”,士死了叫“不禄”,老百姓死了才叫“死”。(再次澄清一下:最早所谓的“百姓”其实都是贵族,和后来的“百姓”意义完全不同,但为了叙述方便,我就按现代意义这么用了。)
  别急,这还没完呢。人刚死还躺在床上的时候叫“尸”,等装进棺材了就不能再叫“尸”了,得叫“柩”,死于战乱的叫“兵”……不单是人死一回这么复杂,动物死得也不简单:鸟死了叫“降”,四条腿的动物死了叫“渍”……还没完呢,我就不说了,就到这里吧。
  在那个时代,死是一项艰巨的任务,比活着还累。死的名份只是事情的开始,滕定公之死就是一个很好的个案。
  
  滕定公死了,世子该接班了。这位未来的滕文公首先要面对的问题就是如何办理老爸的丧事。这看上去应该不是个难题,有多大力使多大力呗,看看现在的一些富人,办丧事可以敞开了花钱,选阴宅,盖灵堂,请和尚,请道士,有笙管笛箫,有吉他贝斯,有豪华车队,有盛大筵席,这也就是法律规定不许杀人,不然的话,连活人殉葬恐怕都能搞出来。可是,滕文公(咱们这里就改口叫他滕文公好了,叙述方便些)却不能这样,即便他是一国之君,即便他金山银山堆满,他也不能这么做。为什么呢?因为他也算一代贤君,不愿意僭越礼法的,礼法规定该怎么办,该办多大规模,他就得怎么办,就得办多大规模,既不能从俭,可也不能从奢。如果一个小诸侯的葬礼办得比周天子的还热闹,那叫“礼崩乐坏”,咱们这位温文尔雅的滕文公是不会做这种事的。
  那,这场丧事到底该怎么办呢?
  办丧事可不简单,这是一个高难度的技术活儿,不是随便哪个人想办就能办的。好比现在想开个大商城,要办数不清的手续,要盖数不清的图章,要选址,要盖楼,要装修,要请优秀的职业经理人,要招聘员工,要选合适的媒体发布广告,等等等等,不容易呀!
  滕文公想:这也太复杂了,没个头绪,我这又是第一次死爸爸,没经验,这可真要抓瞎了!……哎,想起来了,有一个人能行,这个人可是专家中的专家!
  谁呢?
  孟子!
  儒家本来就是专业司仪,这是他们的老本行。滕文公请自己的老师然友出马去找孟子:“以前在宋国的时候,孟子给了我很多教导,我一直都牢记在心。孟子真乃当世高人!现在我要办父亲的丧事,我想麻烦您去咨询一下孟子。丧事该怎么办,一定要听听他的意见!”
  然友领命,带着马不停蹄的忧伤直奔邹国。
  ——现代读者可能不理解:就这么屁大的事也值得官员们亲自出国学习一趟去么?不会是巧立名目旅游加购物吧?这些人还有必要出国深造么,只要少贪点儿,老百姓就吃斋念佛了。嗯,看来然友这家伙有问题!
  各位可误会然友了。在那个时候,国君的丧事可是个天大的问题,小看不得的,而且,从滕国到邹国虽然说起来是出国,可路程却比北京到天津还近,单程不过二十公里,往返四十公里,只比北京二环路的长度稍长,差不多就是一个马拉松的全程,然友如果体格不错,加上路边每隔几百米就有美女啦啦队提供饮料的话,那他只用四个小时就可以跑一个来回。如果然友不想跑路而是选择打车,按北京现在的出租车收费标准(已经涨过好几次了),有一百块钱就足够跑一个来回了。——当然了,然友掉不起那个价,人家肯定是有豪华公车的。然友的车队在没有红绿灯和交警的情况下(就算真有,他也可以混不吝!)沿北京二环路跑了半圈,这就出国了,来到国际友人孟子的住处了。
  孟子这时候正在他的邹国老家呢,听然友这么一请教自己,立刻摆出权威人士的派头:“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嘛……”
  “啊,嗯,是什么呀?”然友着急地问,“您倒是快点儿说呀,我这来回一趟路也不近,您要再蘑菇,我们老主公的尸体都得熬成化石了!”
  “哦,好,”孟子点了点头,“在滕国仁政精神的感召下,在滕国全体人民的一致努力下,在……”
  “嗯,快往下说啊!”
  “在这个,在这个春暖花开而又秋高气爽的美好季节里……”孟子摇头晃脑拉着长音。
  然友摸了摸后脑勺:“这到底是什么季节啊?”
  孟子接着说:“……滕国重臣然友在某某卿士和某某大夫的陪同下,不远千里,深入到邹国,亲自来到我的家中,为我带来了节日的问候和良好的祝愿。然友兴致勃勃地参观了孟子的房间……”
  然友心中暗挑大指:“罢了!怪不得孟子名气这么大,怪不得我们世子这么崇拜他,他这口才可真是超一流啊!”
  可孟子心里却正在叫苦呢:“我得赶紧想辙啊!我什么时候主持过诸侯的丧事啊,这不是难为我么!”可孟子表面上还不能表现出来,还得装权威,只好一边拿些云山雾罩的闲话拖拖时间,一边飞速地在脑子里捉摸着办法。
  “哎,”孟子想出了什么,赶紧说,“照我看呢,你们要紧密团结在以滕文公为中心的新一代领导班子周围,一心一意抓学习,全心全意谋发展,要以尧舜的伟大思想武装自己,排除万难,不辜负滕国人民的重托,坚决办好葬礼!……对,就这么办!”
  “好!”然友很激动,“说的好!说得太好了!我们就照着您的话去办!”
  孟子吁了口气:“嗯,我们已经就滕文公葬礼问题进行了深入而愉快的会谈,会谈始终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进行,就滕文公葬礼问题达成了广泛的共识,原则通过了《关于安排滕定公葬礼一事的会议纪要》,并下发各级士大夫认真学习研讨……”
  然友也吁了口气:总算可以回去交差了,滕国还一大堆事等着自己呢。正要告辞,然友突然觉得什么地方不对,想了半天,才站起来又坐下了。然友问:“孟老师,我怎么隐隐约约觉得好像还缺了点儿什么似的?”
  “哦,”孟子应了一声,想了想,说,“这样,再加一条:关于滕定公的去世,请世子当即责成有关人员,一定要严把卫生关,杜绝此类事故的再次发生!”
  “好好好,我记下了,我记下了!”然友如获至宝。
  可没过一会儿,然友又有点儿含糊了:“孟老师啊——”
  “啊?”
  然友慢慢吞吞地说:“可是,人总是要死的,这是杜绝不了的啊!”
  “哦”,孟子应了一声,“这个嘛,对了,你是不是得赶紧回去了?再晚可就赶不上末班车了!”
  然友连忙起身,笑道:“谢谢孟老师关心。今天我真是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啊!获益匪浅,获益匪浅,真是学到了不少东西!”
  孟子也起身行礼:“客气了,您太客气了,呵呵。”
  然友突然一顿,歪着脑袋,说道:“可仔细这么一捉摸,怎么又好像什么都没学到呢?”
  “哦——?”孟子一怔。
  然友叹了口气,又坐下了:“末班车赶不上没关系,我什么身份,能坐公交车么,可是,这滕定公的丧事,您还是得再给出出主意!”
  “还要出主意?”
  “对,还要出主意!”
  孟子想了想,终于想起了什么:“办父亲的丧事么,世子应该自尽!”(亲丧,固所自尽也!)
  然友直听得后脊梁窜凉气:“您的意思是,让世子自尽,然后我们把他们爷儿俩的丧事一块儿办了?”
  孟子点点头:“嗯,省得以后麻烦!”
  “啊——?!”
  孟子微笑:“坐稳了,别紧张,你错会了‘自尽’这个词的意思。”
  ——孟子所说的这个“自尽”,各家的解释稍有分歧,但我们大致可以理解为“自我尽力”,或者是“自动尽力”,不管怎么样,反正别看见“自尽”两个字就以为是“自杀”。
  孟子搜肠刮肚,可算想出了前辈曾子的一句名言。曾子据说是得了孔圣人孝道的真传,是这个领域里专家中的专家。孟子说:“曾子曾经说过:‘父母在世的时候,要依礼侍奉父母;父母去世之后,要依礼埋葬和祭祀父母,这就可以说是尽到孝道了。’”
  这句话可是儒家的一句经典名言,《论语》里就有的,原文是:“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可谓孝矣。”不过《论语》里说这是孔子说的。
  具体谁说的倒不重要,反正大家都是儒家一家人,很可能是曾子得了孔子的真传,然后又把孔子的一些大道理传给后学,又被孟子学去了。这都不重要的,重要的是,儒家讲孝道,这简短的一句话就是孝道的一条最高纲领——不是说吗,做到“事之以礼,葬之以礼,祭之以礼”,就“可谓孝矣”,就在孝道一项上及格了,达标了。
  ——哦,真有这么简单吗?
  做到这么三点就能说是孝道啦?
  看来不难嘛,曾子行,我们也行,我们也发扬发扬孝道好了!
  何止孝道,想做天下第一高手也很简单,孝道只有三条,武功更少,只有两条:第一,打到对手;第二,别被对手打到自己,能做到这么两条,你就是武林第一了。
  同样的道理,“事之以礼,葬之以礼,祭之以礼”,你可知道这一个“礼”字包含了多少内容!儒家“十三经”里有三部完全是讲“礼”的,这三部之中,主要又以《仪礼》和《礼记》详细解说着日常生活中方方面面的礼仪规范。这些内容,比现在很流行的金教授讲的那些不知复杂出多少倍,琐碎多少倍。还记得“梁惠王篇”里讲过一个“晏子不死君难”的故事吗,说“晏子进去,把齐庄公的尸体枕在自己的大腿上痛苦了一场,又站起来向上跳了三次以尽臣子哭君主的礼仪”,这就是一种致哀的讲究,我们现在有个成语叫“捶胸顿足”,这个“捶胸”和“顿足”本来都是葬礼上的规定动作,什么时候该捶胸,什么时候该顿足,该怎么捶胸,该怎么顿足,什么时候绝对不该捶胸,什么时候绝对不该顿足……这里边的讲究无限多,要是一不小心搞错了,那你可就算“非礼”了。
  所以,孟子引曾子的这句“事之以礼,葬之以礼,祭之以礼”还是跟没说一样,然友和滕文公他们也想按照礼法规范来办丧事,就是因为不清楚到底该怎么做,就是因为弄不清那些复杂的细节,这才来请教孟子的。
  可孟子耗了半天,总得倒腾点儿干货出来吧,老人家想了半天,终于说出了问题的关键:“诸侯的礼节啊,呵呵,呵呵,呵呵呵呵——我没学过!”(诸侯之礼,吾未之学也。)
  “啊——?!”然友险些晕倒。
  孟子赶紧解释:“学虽然没学过,可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么!”(虽然,吾尝闻之矣。)
  然友抓住这最后一根稻草:“那您就给我讲讲猪是怎么跑的吧!”
  孟子说:“首先,孝子要守孝三年,还要穿粗布缉边的孝服,只能喝稀粥。夏、商、周三代,上到天子下到群众,都是这样的。”(三年之丧,齐疏之服,饘粥之食,自天子达于庶人,三代共之。)
  然友耗了半天,可算得到干货了,欣然回国复命去了。滕文公听然友一学舌,嗯,孟子说的话,一定都是真理,那就照着办吧,决定了,守孝三年!
  可滕文公这一决定,滕国那些宗室啊、群臣啊可不干了:这种大事怎么能听一个外国人瞎白嚯呢!大家都劝滕文公:“鲁国跟咱们是同宗,人家可从没这么搞过,咱们滕国以前也从没这么搞过,你小子怎么居然会想要改变老祖宗的做法呢!这也太过分了!咱们可有明文记载,说:‘丧礼和祭祀都要按照老祖宗的规矩办。’这是咱们多少年、多少代传下来的死规矩,你可别‘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啊!”
  ——先打住。有人觉得这很可疑吗?中国历史上一直都有守孝三年的传统,这是天经地义的,一直传到清朝都是这样,就连现代中国人也有不少是知道这个规矩的,可是,滕国那些头头脑脑们怎么却好像从没听说过这么一回事似的,炸了窝一样,还极力阻止?这这这,这很没道理啊!
  难道说,本来根本就没有什么守孝三年之类的规矩,是孟子信口胡说?——倒不是没有可能,方才他自己不是说什么诸侯之礼他是没学过的么,只是没吃过猪肉、看过猪跑罢了,或许是道听途说的也未可知。
  但是,细考孟子的说法,还真不是道听途说,更不是自己的创见,而是全有出处的。守孝三年的说法见于《论语》,穿什么衣服喝什么粥的说法《礼记》里说是曾子说的。咱们先看看《论语》好了:
  
  子张曰:“《书》云:‘高宗谅阴,三年不言。’何谓也?”
  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总己以听于冢宰三年。”
  
  这段是说,有一天,孔子的学生子张读书遇到不明白的地方了,举手提问说:“《尚书》里的一句话学生搞不明白,什么叫‘高宗谅阴,三年不言’啊?”
  高宗是哪位?前边遇到好几次了,就是商朝的那位高宗武丁,是个著名的大好人,曾经遇见过一只神奇的野鸡,还大胆起用过一位叫傅说的民工来做自己的宰相,现在又要说他的事了。高宗谅阴?很奇怪哦,什么叫“谅阴”呢?
  这个问题,别说我不明白,从古到今多少专家都没弄明白,争议纷纷。但这个问题还不是个小问题,很重要,因为它关系到两千多年来几乎所有的中国人到底受没受骗这样一个大问题。别急,听我慢慢说。
  “谅阴”这两个字,其他一些典籍里还有另外的写法,我就不说那么细了。我在最初看到这个词的时候,还捉摸呢:“谅”字有的版本也写作“亮”,看来高宗武丁这个人是个暴露狂,曾经在一个不合适的时间,不合适的地点,暴露出(亮)了他那个不合适的部位(阴),又不合适地被人民群众当场抓了个现行,这一窘迫加惊吓,结果造成了另一种心里障碍,一连三年憋闷着自己不跟别人说话了。——当然,我这个解释可不是权威解释,咱们还是听听从汉朝到现代的各个权威意见:
  有权威认为,谅阴就是不说话。因为这个时候正值武丁的老爸刚死,武丁刚刚接班,所以呢,心里悲伤,不愿意说话,这一沉默就一连沉默了三年。
  还有权威说,谅阴就是“凶庐”——很可怕吧,凶宅,鬼屋,墙壁往外渗血,半夜经常出怪声……武丁要能在这里住上三年,恐怕能称得上是古往今来胆子最大的人。呵呵,“凶庐”其实不是字面看上去的这个意思,而是指服丧时期所住的专门的房子。这就是说,高宗武丁在服丧的凶庐里住了三年,大概是太悲痛了,所以一直没有说话。
  还有权威说,谅阴是一种“不语症”,武丁这是得了病了。这种解释是不是感觉比较另类,比较后现代,不像是古人说的?不错,这是郭沫若说的,也罗列了一堆证据。(这好像和我最初的理解有一些相通的地方?)
  还有其他解释呢,我就不说了,各位有个大概了解就行了。
  到底“谅阴”是个什么,先不去管它,反正高宗武丁肯定是在老爸死后一连三年没有说话,子张很不理解:三年不说话,还不得把人憋死!
  如果子张拿这个问题问我,我大概会回答说:“人家高宗武丁是个伟大的政治家,一国的最高统帅,是很能沉得住气的,你当他是街底儿的阿婆阿嫂啊?”
  孔子当然不会像我这么说话,他老人家给子张的解释是:“难道只有高宗武丁才是如此吗?古时候的人都是这样的。国君死了,继位的新君在头三年里不问政事,各部门的官员都听命于宰相。”(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总己以听于冢宰三年。”)
  孔子所谓的“古之人”是指比他还古的那些人,至少也是夏、商时候的人,那时候的历史情况到底是个什么样子,到现在我们也弄不太清。但孔子说的这种情况肯定在他以后的时代里没怎么出现过,新君如果真的三年不问政事,全国上下全听宰相的,那真等三年之后这位国君想要开始执政了,宰相会把权力还给他么?从人性通则来看,恐怕不大可能,这天下恐怕早就成为宰相的了,没这位国君什么事了。别说这种情况,有不少王朝连皇帝活着的时候都要竭力抑制宰相的权力,或者干脆就废除了宰相制度。所以再看孔子这番解释,“古之人”是否“皆然”,是否那年代都实行虚君共和,我们先存而不论,至少后人没这样干的。
  这师徒两人的对话还折射出这样一个问题:子张以为高宗武丁在新继位的时候三年不问政,这是一个特例,所以来请教老师这是为什么。而孔子却说这不是特例,以前的人都是这么做的。——这至少就说明了,在孔子所处的东周时代是没有这种情况的。如果我们把“谅阴”解释成“凶庐”,并且认为此事属实的话,那么,这也就意味着,“守孝三年”这种制度是商朝人的习俗,而不在“周礼”的范畴之内,周朝人是不搞这一套的。
  ——真是这样吗?呵呵,也不一定,这可是个众说纷纭的问题。胡适认为守孝三年这事是孔子才开始搞的,可后来胡适又变卦了,说这本是商朝的制度,在周人灭商之后,商朝的遗民还坚守着古老的传统,而周人却不理这一套,而且,这传统还是下层社会的传统,在上流社会也是行不通的。这样看来,孔子以为古人全都如此,也并非信口开河。
  郭沫若持反对意见,拿出好几个考古发现的甲骨文证据,这可是商朝的一手证据啊,证明商朝君王们是没有所谓“三年之期”的限制的。
  胡对还是郭对,我们倒不必理会,反正不管哪种意见,至少在一个问题上都是一致的:周朝人没有守孝三年的传统。
  好了,现在我们就能明白,为什么滕文公一说要给死去的老爸守孝三年,宗室群臣们都纷纷说他违反旧制了。滕国和鲁国都是姬姓国,是周朝的王室宗亲,鲁国又是最遵守周礼的诸侯国,所以,连鲁国都没这种讲究,这只能说明守孝三年当真不是周礼了。既然不是周礼,滕国人当然不干了:世子啊,世子,放着好好的传统春节你不过,去过哪门子圣诞节啊!
  滕文公一想:也是,我是滕国新一代领导人,不是小资,也不是新新人类,我应该稳重一些才是!不过,孟老师盖世高人,他老人家的话总是不会错的!可是,听孟老师的吧,又难以服众。唉,难啊!
  怎么办呢?想来想去,看得再去找孟子讨个办法。
  滕文公又拜托然友来了:“都怪我当年贪玩,只知道骑马、击剑,不好好学习,结果现在大家伙儿谁都对我不满,我怕这丧礼要办砸。你还得再出一趟国,找孟子问问。”
  然友又一次出访友邦,拜会国际友人。
  然友这一来,友邦人士莫名惊诧,孟子很纳闷:“你不是刚回国么?怎么这么快又到我这儿来了,你是属乒乓球的啊?”
  然友一愣,赶紧调动脑细胞思索什么是“乒乓球”。
  孟子又问:“你不会又是来出国考察的吧?我们邹国就这么大,有数的那么几个景点早被你玩遍了,你是购物也购了,赌博也赌了,红灯区也玩了,你还来干什么?”
  然友长叹一声:“我上次在你们邹国包了几个二奶,我这次来是给她们解决一下发票问题。”
  “啊?”孟子更奇怪了,“不会吧,你们滕国公务员的福利很好嘛,连包二奶都能开发票报销!——哎,那你跑到我家做什么?”
  然友这才回了回神:“哦,是这样的,我顺便还得找您讨个主意——”
  “嗯——?!”
  “不对,不对不对!”然友赶紧摇头,“瞧我这张臭嘴!呸!呸!我说反了,我是‘专程’来找您讨主意,‘顺便’解决我那几个滕国二奶的发票报销问题。”
  “哦,这还差不多,”孟子脸色稍微缓和下来,客气了一下,“发票的事用我帮忙么?”
  然友笑笑:“这点儿小事哪还敢麻烦您老,嘿嘿,都办完了,不劳您老费心了!”
  “呸!”孟子大怒,“好你个然友,闹了半天,你还是‘专程’解决二奶问题,‘顺便’来找我讨主意的!”
  然友一咧嘴:“咳,瞧我这人,一不小心说漏嘴了!呵呵,您老别跟我一般见识。呵呵,您老更别跟几个二奶一般见识,来,咱们赶紧谈谈正事。”
  孟子把眼一翻:“你的‘正事’不是都办完了么?”
  然友一点头:“是啊,可这顺便不还得办点儿闲事么——哎呦,我又说错话了!好啦,孟老师,您老就别跟我较真了,我这次来呢,是这么这么回事……”
  然友把世子怎么为难,朝中大臣们怎么反对,都对孟子一五一十讲了一遍,最后说:“世子还是信您的话,请您再给想个办法!”
  孟子摇了摇头:“嘿嘿,我管不着!”
  “啊——?!”
  孟子慢条斯理地说:“别瞎想,我这不是跟你怄气,我是真管不着。因为这种事情是不能求助于别人的。孔子说:‘国君死了,新君要把政务交给宰相,自己只是喝粥,脸色黯黑,临孝子之位而哭。这样一来,百官们谁也不敢不哭,这是因为领导带了头。’但凡领导喜欢的,下边的人就更喜欢。君子的品德像风,小人的品德像草,风往哪边吹,草就往哪边倒。所以说,这件事的成败全都取决于世子自己!”(孟子曰:“然。不可以他求者也。孔子曰:‘君薨,听于冢宰。歠粥,面深墨。即位而哭,百官有司,莫敢不哀,先之也。’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君子之德,风也;小人之德,草也。草尚之风必偃。’是在世子。”)
  孟子这段话说得很漂亮,也出了两句名言。一个是: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一个是: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后面这一句是师承于孔子的。)
  不要小看这两句名言,这可是后来被历朝历代奉为圭臬的重要的政治理念。这种理念和我们现代人距离较大,所以我们不大容易理解。要知道,古代的人民群众可不是社会的主人翁,尤其在专制时代,他们实际上都只不过是帝王的私有财产罢了;帝王和官僚阶层也不是人民公仆,那都是高高在上的老爷和太老爷。所以,老百姓要是想过点儿舒心日子,只能寄希望于圣主清官,自己几乎没有任何办法——你想靠选举把坏官选下去?没门儿!你想搞点儿对权力的监督和制约?找死!你想上京城告御状?没有绝世武功你根本别想冲破地方官的重重封锁。别说这些,你就算想发发牢骚都得冒着掉脑袋的风险。
  正所谓“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这话是阿克顿勋爵说的,不是中国古人说的。中国古人对这个问题的办法是:多做思想工作。当权力不受制度制衡的时候,能够制衡权力滥用的也就只有权力所有者的思想觉悟了。这也实在是个没办法中的办法,后来很多儒家知识分子给皇太子当老师,总是强调要皇太子要“正心诚意”什么的,皇帝有时也会给文武百官们搞搞思想教育工作,告诉大家不要太贪了,要忠心耿耿为皇帝做事。——我们作为现代读者,读这些历史的时候会觉得很滑稽:一堆顶尖的人精聚在一起,一本正经地扯淡。史书上是没写这些人的心理活动,不然还不知道得多有趣呢。这可不是萨特式的荒谬感,也不是加缪式的荒谬感,而是哈维尔式的荒谬感……
  
  孟子在这里就是在做领导人的思想工作。他老人家的意思是:上梁要正,下梁才不会歪,做领导的要像“公孙丑篇”里提到的晏子那样,时时处处为下边的人做出表率:你希望大家节俭,你自己就得先节俭;你希望各级官员不要在公车上挥霍太多,那你自己就先做个样子出来,等等等等。
  至于孟子说的君子和小人,正如我在上本书里讲到的那样,可不是指什么正人君子和卑鄙小人,而是指统治阶层和草根阶层。
  孟子这话对不对?在古代社会来说,这是很有道理的,而且这也是孟子一贯主张的“推己及人”的行为方式。但这招要是用不好了就往往流于作伪——历史上这样的例子可太多了,因为这个原则被人搞来搞去,出发点就变了,从领导以身作则变成了下级投领导所好:比如领导想提倡节俭,带头穿件打补丁的衣服,下级们一窝蜂,赶紧去买旧衣服,要是去晚了,人家都把旧衣服买光了,那怎么办,那就把新衣服撕了打补丁,结果扰乱了市场秩序,旧衣服卖得比新衣服还贵。所以说,能在古代官场上不断往上混的,非得是人精中的人精不可。地方上的老百姓平日里只接触到自己这片的地方官,见不着大官,所以总以为地方官虽然是坏蛋,但朝中的大官都是好的,殊不知若依古代官场那种丛林法则,所有的人精全都争先恐后地往上爬,真能爬得上去的自然不会是什么善男信女。虽然也有例外,但是不多。
  古人也不容易啊,能想到这种上行下效的念头就不简单了,古代各级领导们真能时常念叨念叨这个伟大思想,老百姓们做梦都得笑醒。
  
  
  三加三等于几?
  
  然友回国了,再一次把伟大的孟子思想传播到了滕国。世子的决心更加坚定了:“孟老师说得对,这件事只取决于我自己!”
  于是,滕文公把伟大的孟子思想付诸实践,搬出宫殿,在凶庐里住了五个月,期间没有干预国任何国政。大家一看,这位新君还真不错,很懂礼。等举行葬礼的时候,四方来参加的人很多,见滕文公脸色惨淡,哭声哀恸,于是“吊者大悦”。
  ——“吊者大悦”可不是字面看上去的那样“前来吊丧的人都很高兴”,那就成了幸灾乐祸了,这意思是说:大家看到滕文公把丧事办得很得体,所以对此都很满意。
  
  《孟子》这一节说到这里就结束了,也不知道后来滕文公守孝三年了没有,反正到现在是守了五个月了。为什么守了五个月大家就觉得他懂礼呢?
  因为五个月确实是当时周人的传统规定。按《左传》的说法,天子死了,要等七个月才下葬,诸侯死了要五个月下葬,大夫三个月,士一个月,这是为了等各地该来吊丧的人有足够的时间来吊丧。比如说,周天子死了,人家是在洛阳,要从洛阳发布这个消息给各个诸侯国,山东、山西、河南、河北,再等大家来洛阳,这很花时间的。
  但是,守孝三年看来可还真不是周人的传统,不在周礼的范畴之内。所以呢,历朝历代拿守孝三年当作周礼传统来奉行的话,那很可能就是上了儒家的当了。
  大家看一些古代的东西,会经常遇到一个词,叫“丁忧”——某人当官当得正高兴呢,突然家乡来了消息,说是老爸死了,怎么办,这就得请假回家守孝,一守就是三年,这就叫“丁忧”。等三年丁忧结束了,可算喘了口气,又回来接着当官,刚当了几个月,家里又传来消息,说老妈又死了,完了,又得丁忧,又是三年。给父母守孝是三年,如果死的是其他亲属,根据关系远近,也有服丧时间的具体规定。
  要是个普通官员这么回去丁忧了,对朝廷工作也无大碍,可要是高级官员,尤其是正在进行什么大动作的官员遇上丁忧,皇帝可该着急了。这怎么办呢?皇帝可以说:“算了,你别回去守孝了,留下来继续工作吧。”一般情况下,这位官员还得再坚持坚持,不管心里是不是真愿意丁忧回去,但嘴上得说一定要回去守孝。然后皇帝再挽留,大臣再坚持,皇帝再挽留,大臣再坚持,耗到大家都觉得很没劲了,大臣才不坚持了,留下来继续工作——这叫“夺情”,在历史上也很常见的。
  现在问大家一个算术题:方才说的这位大臣,父母两次丁忧一共守孝了多长时间?
  三年+三年=六年
  ——谁要是这么算的,那就错了。
  正确答案是:四年零两个月。
  为什么呢?
  因为所谓守孝三年,三年其实是指时间在跨度上跨越了三个年头,要是累计起来,其实只有二十五个月,也就是说,一共只有两年零一个月,所以呢,两次“三年”也就是四年零两个月的,看看,这可比六年短了一年零十个月啊!
  也许有人还会问:为什么非要规定三年(二十五个月)呢,为什么就不能是两年,不能是四年呢?
  ——你这个问题早有古人问过,所以也早有古人回答过。《礼记》里专门就有一篇叫“三年问”,就是针对这个问题的。《礼记》讲得比较复杂,我估计大家也不耐烦去看,我就简单说说,大意其实和我们现在公司奖惩员工的一种原则差不多:有量化指标才能有考核办法。比如,某超市营业员的基本工资是八百元,要拿到这八百元,你就得完成定额的销售指标八万元,这个八万是怎么算出来的?是根据以往的销售经验得出的一个平均数——三年也是人们失去至亲之后心情哀恸的一个平均数,也就是说,过了三年,一般人的心情也就平复下来了。所以,要是守孝不满三年,那就不是个合格的孝子,就得罚——营业员没完成八万元的销售指标,就拿不到满额的八百元;如果守孝超过了三年,那就是个超级大孝子,就要表彰——营业员不但完成了八万元的指标,还超额了三万,那就有奖金,还有机会被评为优秀员工,得奖状,挂大红花。
  三年很长啊,虽然实际只有两年零一个月,可这段时间不能工作,只能老老实实在凶庐里守着,喝粥而已,要换成现在的上班族,那还真受不了。我们现在如果真要推行传统孝道,各个公司、单位的老板先得能答应带薪休三年丧假才行。三年就这么长了,那,历史真有人超额完成人物吗?
  当然有了!
  我讲一个人,不但超额,还超额了很多!
  
  男同胞里有谁记得陈藩这个名字?
  这个名字,想必各位男同胞全都看过或者听过,能记住的可就算你厉害了。此公在《三国演义》的开篇出现过,原文好像是什么“大将军窦武、太傅陈藩……”好像要如何如何诸灭一些乱政的宦官,后来“机事不密,反为所害,中涓自此愈横。”大概如此,我也记不很清了,小时候看得熟,几乎都能背下来。
  这位陈藩在东汉末年当地方官的时候,听说了在自己的辖区里有一位高人,是一位了不起的纯孝之士。那年头做孝子是有机会当官的,也很受大家的尊敬。陈藩听说了,这位孝子名叫赵宣,把父母葬了之后不封墓道,自己就住在墓室里守孝,一守就是二十多年!期间几任地方官都请过他,他在乡里的名气越来越大。
  二十多年啊!就算往少了算,二十一年吧,三七二十一,那就是三年的七倍。不对,三年是个虚数,二十一年可是个实数,这样再精确来算的话,这位赵宣超额完成指标十倍以上!很了不起吧?
  陈藩一捉摸,这么个名人,还是值得见见,于是就到赵宣的住处去了。陈藩一看,赵宣虽然一直守孝,好在妻子儿女都在身边陪着,倒也不算十分寂寞。
  ——嗯?不对啊?!
  陈藩越看越起疑,终于问赵宣:“你有几个孩子?”
  赵宣老实回答:“五个。”
  “都多大了?”
  “这个十岁,那个八岁,那个十六,那个——”
  “呸!”陈藩大怒,“你这个欺世盗名的东西,守孝二十多年,你不好好喝粥,居然不忘淫乐,和你女人搞出来五个孩子!”
  “◎#¥%……※×”
  “来人!拿下!”
  ——当孝行可以带来利益的时候,真正孝顺的人反倒容易被归入不孝的一群了,而各类人精们开始疯狂地挤进来,这时候你再看全国成千上万的孝子贤孙们,你以为他们人多势众就说明孝道大行于天下吗?恰恰相反,加入这个伟大行列的大多是些别有用心的人精。
  
  为什么是三年?而且,既然有超额完成指标的,有没有没完成指标的呢?有没有明目张胆地觉得这个三年之期太长的呢?《论语》里有这么一段:
  
  宰我问:“三年之丧,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为礼,礼必坏;三年不为乐,乐必崩。旧谷既没,新谷既升,钻燧改火,期可已矣。”
  子曰:“食夫稻,衣夫锦,于女安乎?”
  曰:“安。”
  “女安则为之!夫君子之居丧,食旨不甘,闻乐不乐,居处不安,故不为也。今女安,则为之!”
  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夫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予也,有三年之爱于其父母乎?”
  
  孔子的学生宰我问老师:“给父母守孝三年,这也太长了吧?君子要是三年不学礼,礼仪一定会荒疏,要是三年不学音乐,按说拳不离手,曲不离口,这一离就是三年,还不全忘了!我看,一年是不是就够了?有一年的时间,旧粮食吃完了,新粮食又收下来了,钻木取火用的木头也完成一个轮回了,时间也不短了啊。”
  看来宰我还很有道理:说三年太长,不是因为不孝顺,而是因为如此如此的原因。我先解释一下什么是“钻燧改火”,我们不是都知道古人“钻木取火”么,是不是这里写错字了,把“取”写成“改”了?出版业早就有一句名言,叫“无错不成书”,有个错字也难免。
  ——哪位要是这么想的,我得先称赞一下您的宽容精神,不过呢,这里说“钻燧改火”其实是没错的。古人钻木取火,每个季节都要换不同种类的木头,春天用榆树和柳树,夏天用枣树和杏树,等等,所以叫“钻燧改火”,改了一圈了,也就过了一年了。至于为什么要改,我也不知道,谁想较个真不妨自己查查看。
  看来宰我说的也是理直气壮的,看看孔子怎么回答。
  孔子没有直接回答,而是反问宰我:“如果父母死了不到三年你就住别墅、吃大餐,穿名牌,你不亏心吗?”
  这话不管换了谁,恐怕都得无言而退,就算真不亏心,也说不出口啊。可宰我实在太直肠子了,真敢说:“我不亏心啊。”
  孔子也没脾气了,遇上这样的学生你还能怎么办呢?等宰我出去了,孔子才说:“这小子真是不仁啊!儿女一落生,三年以后才能脱离父母的怀抱,替父母守孝三年,全天下都是如此,宰我难道就没有从他的父母那里得到过三年的爱护吗!”
  ——这也是为什么要守孝三年的另一种解释。孔子这里说:“替父母守孝三年,全天下都是如此”,这话影响极其深远,可从我们上文的分析来看,历朝历代的那些孝子贤孙们可能都上了当了。
  
  现在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看滕文公的守孝除了三年要住凶庐之外还要做什么,以及不能做什么。
  嗯,孟子让他还要“齐疏之服,饘粥之食”,后一项简单,饘读“瞻”,就是说服丧期间不能像平时一样好吃好喝的,只能喝粥。——要是有人较真,说照广东那边做粥的方法,什么皮蛋瘦肉粥、桂圆八宝粥、燕窝银耳粥,这要是连着三年喝下来,那可是十全大补啊!
  真要有人想出这种主意,那我也没辙,反正孝子闷头喝粥,喝的到底是什么,别人也不容易看见。但就古代来说,孝子要是守孝三年,在凶庐里住着,天天喝粥,等三年以后一出来,红光满面,比以前还胖了,这恐怕连他自己也会觉得脸上挂不住。
  ——这是说“饘粥之食”,那前面那个“齐疏之服”又是怎么回事呢?
  “齐”这个字可是个超级多音字,这里读“兹”,这就涉及到大家耳熟能详却又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一个说法:五服。
  要说两个人有亲戚关系,到底有多亲,就得看看出没出五服。
  要是你和一个老朋友常下象棋,是棋友,你想讽刺人家是个臭棋篓子,就可以说:“你跟象棋都出了五服了!”
  五服是什么?
  要是详细讲来,五服可算得上是一个无比复杂的伦理体系,我这里只能简要来说。比如说《孟子》这里讲滕定公死了,那丧礼上会来很多人,这些人都是要穿丧服的。大家在电视剧上应该见过不少类似的镜头,白花花的一片,其实呢,别看都是白花花,却不一样,而且是有很严格的区别:这些人身上的丧服要根据他自己与死者关系的亲疏远近而有款式上的区别,一共有五种,是齐衰(读“兹崔”)、斩衰、大功、小功、缌麻,这就是所谓“五服”,具体区别在于衣服是什么料子,还有下摆缝不缝边,当然还有更具体的,腰带什么样,帽子什么样,太繁琐了,我就不多讲了。
  五服的亲属分别有不同的责任,原则上说,越是关系近的,责任就越大,也就是说,服丧时间就越长,哭得就得越起劲!——千万别以为在丧礼上哭得越响亮越好,现在有些地方还有大户人家办丧事,专门去请一些专业的哭丧人士来哭丧,都是些嗓门超级大的,他们大概以为这才表示孝顺。其实不是——这些讲究很有趣,我就给大家多介绍一下:穿斩衰的亲属哭起来要一口气下去好像要噎死似的,下一口气就倒不上了;穿齐衰的哭下去还有口气能喘上来;穿大功的哭起来要拖个长音,有点儿弯弯绕的感觉;穿小功和缌麻就别哭了,脸上只要带出悲哀的神色就够了。
  看看,够复杂吧,要是去参加丧礼,先得搞清自己跟人家到底是五服中的哪一服,还是根本就在五服之外,然后,衣服千万别穿错了,哭也不能哭错了,小功不能比孝子还哭得大嗓门,那样的话,人家该把他当孝子了。这还远远没完,还要按照规定,说什么话,行什么礼,如何捶胸,如何顿足,等等等等,一本书都讲不完。你以为孝道仅仅是孝顺父母这么简单的四个字吗?那和其他国家能有什么不同,难道外国就鼓励儿女虐待父母啦?
  说到这里,大概有人还不服气,问:“这些只是孝顺父母的形式而已,虽然很是繁文缛节,但大原则却脱不了‘孝顺父母’这四个字。这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孝道。”
  ——谁要是这么认为,那就大错特错了!
  前两本书里我都大致谈了孝道的问题,这里谈的才比较详细,因为正赶上滕文公办丧事。
  各位有没有想过,无非是对父母尽孝而已,有必要搞这么多复杂形式吗?有必要搞这么多繁文缛节吗?孔子和孟子为什么如此推崇孝道呢?
  我在上本书里已经通过周代的宗法制度讲了一些孝道的内涵,现在再讲一些。
  听说现在有人呼吁重新重视一本传统文化的经典——《孝经》,要弘扬中国传统的孝道文化。各位可知道《孝经》是一本什么书?
  顾名思义,是讲孝道的书。
  这书在历朝历代被很多统治者大力推行过,虽然篇幅极短,却能身列“十三经”之一,甚至还曾被人推崇为“十三经”里的第一经。要论普及程度,《孝经》还要超过《论语》和《孟子》等书。但是,要留心哦,《孝经》可绝对不是“孝”的经典,孝道也绝对不是“孝”之道——至少其核心意义不在这里。
  
  以前的小孩子可学不到《我爱北京天安门》,他们得学《孝经》。《三国志》里有段有趣的故事,是说孙权和大臣们聊天,聊起小时候读的书来,孙权问严畯:“你还记得小时候读的书吗?”
  人在小时候脑子最好,记东西最牢。严畯看来从小就是好学生,《孝经》背得熟,一见主公问到自己,便开始背书:“仲尼居,曾子侍。子曰……”
  “别背了,你可真是个书呆子!”严畯正背着,旁边有人粗暴地打断了他,还用了一个很不中听的词。严畯歪头一看:咦,原来是张昭。
  熟悉《三国演义》的都知道张昭,这是孙策当年的托孤重臣,所谓“外事不决问周瑜,内事不决问张昭”,这可是和周瑜一文一武并列的高人啊!不过此公在赤壁之战的时候极力主和,后来搞得好没面子。
  话说张昭,既然能和周瑜并称,必有他的过人之处。张昭骂严畯是书呆子,也自有他的道理。张昭向孙权说:“您还是听我给您背诵《孝经》吧。”
  严畯背《孝经》,张昭也背《孝经》,这还不都一样么!
  ——可是,一样是一样,背法不一样,造成了天壤之别。
  张昭开口背诵:“君子之事上也,进思尽忠,退思补过,将顺其美,匡救其恶……”
  咦,张昭背的怎么和方才严畯背的完全不一样啊?这是一个版本的《孝经》么?
  ——不错,这两人背的都是同一个版本的孝经,那为什么全不一样呢?因为严畯这个笨蛋是从第一章开始背的(恐怕一般人都会这么背),而张昭却是从第十七章开始背的,就这么一个小小的差别,就意味着张昭胜利了,严畯失败了。
  可是,为什么呢?
  能够马上想出答案的人,恭喜你了,你如果生活在古代的官场上,将会是一个优秀的政治投机分子,前途无量,嗯,假大空能说得光明磊落,马屁能拍在点子上,这是天资加经验!
  我来公布答案了:因为张昭一下子就抓住了《孝经》的要点。张昭背的这个第十七章题目是“事君”,讲的全是侍奉君主的道理,这才是《孝经》的本质。
  为什么历代这么多帝王都推崇《孝经》,难道他们就真的那么敬老尊贤?胡扯,这世上最根本的道理就是无利不起早,聪明的皇帝们更是一样。拿《孝经》表面上培养孝顺父母的乖孩子,实质上却是在培养俯首帖耳的顺民。
  有人可能还不服气:“不对吧,就算实质是忠君,可张昭方才背的内容里,不是还有个‘匡救其恶’(意思是:纠正领导的错误)么,也是鼓励臣子们向皇帝劝谏的啊。”
  话虽然是这么说,可你要真拿这种话当真,那你就等死吧!历史上这样的事还少么,皇帝是什么,皇帝说要大家用于提出批评意见,可你要真批到点子上了,绝没你的好!这就是专制社会的生存法则:拍马屁一定要拍在点子上,可批评领导却绝对不能拍到点子上,你至多也只能这样批评:“皇帝啊,我得批评您,您太不像话了!忙工作也不注意身体,您要真累坏了,谁来领导我们工作啊!”
  我举个正经的例子,不说远了,还就说“匡救其恶”这四个字。这是《周书》里的故事,魏文帝搞宴会,席间说起《孝经》来,皇帝认为这书讲的是做人的根本大道,很重要,让大臣们各自都谈谈这书里最重要的话是哪些。有个叫长孙澄的,抢先回答:“夙夜匪懈,以事一人”,这句话的意思是:“昼夜不懈、全心全意地服侍领导。”这句话原出《诗经》,是被《孝经》引用过来的。
  长孙澄说完,接下来又有人回答:“匡救其恶。”——看看,就是这句话,一点儿不错。
  结果怎么样?
  说“匡救其恶”的这位被领导狠狠批评了一顿,长孙澄却受到了壮烈表扬。各位,你们都想想,如果你们是领导,是不是也希望下属或者员工们都能够“昼夜不懈、全心全意地”服侍你呢?你可以随意安排他们工作,而他们会“没有任何借口”,你派他们“把信送给加西亚”,他们绝对不会多问一句,也绝对不会拖延一刻,你就算“动了他们的奶酪”,他们也会毫无怨言地去找自己的新奶酪去。
  ——这就是《孝经》的内在逻辑:在家是孝子,出门是忠臣,在单位就是领导的乖孙子(不是乖孙子也得是龟孙子)。所以呢,各位如果在不久的将来看到许多公司搞员工培训,人手一本《孝经》,完全不必感到惊讶。
  所以说,不要以为《孝经》是本伦理书,也不要以为孝道仅仅属于伦理范畴。
  所谓孝道,其实是披着伦理外衣的政治统御术。在孔孟那里,孝道追求的还是一种推己及人、自上而下的感化型政治方针,到后来的专制帝王手里,孝道就完全成为一种培养顺民的政治权谋了——正所谓“天下没有不是的父母”,所以天下也没有不是的父母官,天下没有不是的领导;再者,既然“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那怎么才能不毁伤呢?当顺民,别被老爷的板子打,那就不会“毁伤”了。虽然社会上宣传气氛似乎造成了以孝顺为荣(就有赵宣那种例子),以不孝顺为耻,但帝王们实际要达到的目的却是让大家以忠君为荣,以不忠君为耻。要是在现代社会,即便领导人这么说,那也无非是他在表达他自己的价值观而已,你爱听就听,不爱听拉倒,可在古代专制社会,领导的价值观是强加给所有人的,你爱听也得听,要是你不爱听,嘿嘿,那你就等着倒霉吧!
  这里面的弯弯绕还多着呢,先讲这些,免得又扯太远了。
  
  借滕文公办丧事的由头再谈谈一点儿相关的问题。
  先问问各位:滕定公会被如何安葬呢?葬在哪里呢?会像秦始皇陵那样吗?
  ——书上没说,我也不知道。
  不过,周以前的人埋葬死者可跟我们习惯认为的那种陵墓或者坟头大不相同。别以为中国古人就从来都是堆坟头的,根本不是那样。
  以前的埋葬方式叫“不封不树”,所谓“封”,就类似于堆坟头,或者叫封土,所谓“树”,现在一些还能见到的古代墓地不是都种着很多松树什么的么,这就是“树”。而以前的人是既不堆坟头也不种树的,死者就被埋在地里,地面是平的,根本就看不出来底下有死人。
  这很不可思议吧?
  肯定有人觉得这不可能:中国古人不是很重视祖宗么,可要是连个坟头都没有,连祭奠都找不着地方,清明节怎么上坟去呢,这怎么可能呢?
  乍一听是不大可能。但实情确实如此,不但有不少文献佐证,连考古证据都有。考古发现,即便是身份很高的死者,也没有坟头,只不过地下部分比较奢侈罢了。那,前面有个很重要的问题:怎么上坟去啊?
  答案是:人家不上坟。
  ——这好像更不可能哦,不上坟,那怎么祭祖呢?
  答案是:祭祖有专门的宗庙,种种复杂的祭祀仪式都是在宗庙举行的,跟坟头没一点儿关系。
  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这种规矩逐渐被打破了,堆坟头、种树这种新方法迅速普及开来,也渐渐有人开始去坟头祭祀先人了,有身份的人也开始搞大规模墓葬了,开始一级一级地堆封土,堆成小山一般,这才有了“陵”。
  很多我们习以为常的事情其实并非如此,谁能想像原来古人竟然不立坟头呢?想不到的事情何止这一件,就还接着死人的事来说吧,我们一般都以为夫妻死后要合葬,历朝历代的帝王陵墓也当真有过不少这种例子,可是,原本就如此吗?
  《礼记》里边有这样一个故事:鲁国的季武子新建了一座大宅子,可宅子旁边紧邻着杜家的墓地。杜家不知新死了谁,需要和墓地里的哪一位合葬,这动静不会小,所以杜家提前向季武子打了招呼。季武子虽然势力大,却是个好说话的人,人家一提,他就答应了。到了日子,杜家人一大堆人办丧事,可还真是难办,为什么呢,因为就紧邻着季武子的家,实在太近了,一堆人在这儿哭丧,季武子别再有什么意见。这一来,不想哭的正好就不用哭了,想哭的也得强忍着,这丧事办得好生寂静。
  季武子赶紧出来说话:“这是怎么搞的,合葬本来就不是古时候的礼法,是从周公时候才有的。我连合葬这种大事都答应你们了,还会在乎你们哭不哭么!你们该哭就哭吧!”
  ——这说明什么问题?
  说明合葬这种后世看来很规矩的行为在以前居然是很不合规矩的。
  
  
  梁山第一百零九条好汉
  
  滕文公问为国。
  孟子曰:“民事不可缓也。诗云:‘昼尔于茅,宵尔索绹;亟其乘屋,其始播百谷。’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及陷乎罪,然后从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为也?是故贤君必恭俭礼下,取于民有制。阳虎曰:‘为富不仁矣,为仁不富矣。’
  “夏后氏五十而贡,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亩而彻,其实皆什一也。彻者,彻也;助者,借也。龙子曰:‘治地莫善于助,莫不善于贡。贡者校数岁之中以为常。乐岁,粒米狼戾,多取之而不为虐,则寡取之;凶年,粪其田而不足,则必取盈焉。为民父母,使民盻盻然,将终岁勤动,不得以养其父母,又称贷而益之。使老稚转乎沟壑,恶在其为民父母也?’夫世禄,滕固行之矣。诗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惟助为有公田。由此观之,虽周亦助也。
  “设为庠序学校以教之:庠者,养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学则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伦也。人伦明于上,小民亲于下。有王者起,必来取法,是为王者师也。
  “诗云‘周虽旧邦,其命惟新’,文王之谓也。子力行之,亦以新子之国。”
  使毕战问井地。
  孟子曰:“子之君将行仁政,选择而使子,子必勉之!夫仁政,必自经界始。经界不正,井地不钧,谷禄不平。是故暴君污吏必慢其经界。经界既正,分田制禄可坐而定也。
  “夫滕壤地褊小,将为君子焉,将为野人焉。无君子莫治野人,无野人莫养君子。请野九一而助,国中什一使自赋。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亩。余夫二十五亩。死徙无出乡,乡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则百姓亲睦。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所以别野人也。此其大略也。若夫润泽之,则在君与子矣。”
  
  滕文公来向孟子请教治理国家的知识。看来这时候他已经顺利接班,成为了一国之君了。
  孟子又一次展开了他的长篇大论,首先是:“老百姓的事要放在第一位。”(民事不可缓也。)这是孟子一贯的政治主张,今天说完明天说,对这个说完对那个说,他老人家的民本思想是很强的。可问题是,对一国之君进行这种规劝,尤其是到了后来的专制时代,这就如同对一个中学生说“学习的事要放在第一位”。当然也有少数好学生,听劝,但一般来说,单靠劝说的办法想让中学生一心学习,别去追星,别泡网吧,别玩电子游戏,别早恋,能起到多大效果呢?如果这个中学生掌握着无限权力,你把他说烦了他能杀你,那又该是怎样一种情景呢?古代知识分子总在期望用思想工作来辅导出圣君明主,这在当年恐怕也是没办法中的办法。我们要是认真想想:如果一位帝王是好是坏只取决于他的个人修养(宋儒所谓“正心诚意”),如果各级官员是贪是廉是取决于个人的自律,如果帝王惩贪奖廉的办法只是隔三插五地组织各级官员们进行苦口婆心的教育,让大家好好学习以加强自律精神,你不觉得这些东西都不太靠谱么?
  孟子这里劝说滕文公:“老百姓的事要放在第一位。”话是绝对不错,当孟老师成为圣人之后,也确实有不少帝王把他的这句话时常挂在口头,但这话的实质还是“从上到下”的,是统治者给被统治者的恩赐,后来有些帝王更高明了,干脆就说天下就是你们老百姓自己的,你们自己的事难道还不是第一位的吗?
  ——动人的政治理想很容易就被歪曲成狡猾的统御权谋。
  孟子接着引经据典。但凡他一掉书袋,通常不是《诗经》就是《尚书》,这回是《诗经》:“白天割茅草,晚上绞绳子,赶紧修房子,开始种谷子。”(昼尔于茅,宵尔索绹;亟其乘屋,其始播百谷。)——孟子从前两篇到现在是不是已经引用过不少《诗经》的句子了?看来他很像一位文学老年啊,走到哪里都揣着一肚子的诗。可其实呢,他老人家其实会背的诗并不像看上去的那么多,他有时候这里引两句,那里引两句,其实都是同一首诗里的句子。
  这里引的四句诗出自《豳风·七月》,是一首农民叙事诗。我在“公孙丑篇”里讲过一个“宋景守心”的故事,那时讲的“七月流火”也是这首诗里的句子,是全诗的第一句。顺便一提,这首诗的最后一句比“七月流火”还要有名得多,全国无人不知,以前还三天两头就得喊一喊——这就是“万寿无疆”。(这四个字在《诗经》里很常见呢。)
  按照这首农民长篇叙事诗的脉络,老百姓们得辛辛苦苦忙农活儿,七月这般,八月那般,忙了一年,最后才能喘口气,祝愿领袖万寿无疆。——民事果然不可缓啊,要是百姓们没能及时“白天割茅草,晚上绞绳子,赶紧修房子,开始种谷子”,一年下来挨饿受冻,可就连喊喊万寿无疆的气力都没有了。
  滕文公很受教育:“看来,您说的这些农村问题、农业问题、农民问题,确实很重要啊!”
  孟子赶紧着重说:“一开始我就强调‘民事不可缓’,所以归根到底还是一个农民问题。”
  “嗯——”滕文公直纳闷,“这话是孟子说的么,我怎么听着像温子说的?”
  孟子接着阐释:“这问题要是解决不好,就容易有人身依附关系产生。”
  滕文公愣了半晌,才说:“您老是怎么了?按历史分期来说,我们现在要么是奴隶社会,要么是封建社会,这是理所当然的啊!”
  孟子两眼一翻,想了想:“嗯,也是,刚才的话我收回。现在我可要说名言了,你听清楚了——‘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
  还记得这句名言吧?我在“梁惠王篇”里已经介绍过的,“恒产”是指固定产业,比如你买了一套房子,这就是你的一份固定产业,你可以把它出租,于是有了相对固定的收入;或者你有一块地,这也是一份固定产业,自己种地就有粮食吃,把地租给别人种就有地租收入。人有了“恒产”,也就能有“恒心”了。
  这里的“恒心”可不是我们现代意义的“恒心”,不是“持之以恒”的意思,而是说一个人有了相对定型的道德操守和行为规范。孟子的意思是:有稳定产业的人才有稳定的道德操守和行为规范,没有稳定产业的人就没有稳定的道德操守和行为规范。那么,把这话反着推一推,就是说:如果想让你的国民都能具备稳定的的道德操守和行为规范,那就得先解决好了他们的财产和就业问题,如果人家又没地、又没房、又没钱、又没工作,那作为统治者如果再要求这些人道德高尚、遵纪守法,那第一是道理说不过去,第二是根本也不可能。就好像“饭前便后要洗手”,这话没错,可你不能跟乞丐说。这些道理孟子在“梁惠王篇”里已经对齐宣王讲过一遍了,如今又花不少篇幅再来阐释,可见意义重大。
  但有一个问题孟老师表述得其实不很清楚,那就是:所谓“恒产”,比如张三有了一亩地,那他到底拥有的这个地“产”还是拥有这一亩地的“产权”?井田制(如果真实存在的话)的耕种者很可能就是有恒产而无产权的,大一统时代则整个国家都是帝王的私产……这个问题我们有必要听听哈耶克的意见。哈老师有一段名言说:
  
  What our generation has forgotten is that the system of private property is the most important guaranty of freedom, not only for those who own property, but scarcely less for those who do not. It is only because the control of the means of production is divided among many people acting independently that nobody has complete power over us, that we as individuals can decide what to do with ourselves. If all the means of production were vested in a single hand, whether it be nominally that of 'society' as a whole or that of a dictator, whoever exercises this control has complete power over us.
  
  可能一方面因为孟老师当年的社会还有春秋时代贵族民族政治的遗风,也可能这个问题根本就不在儒家的关心范畴之内,或者它有些不合时宜,反正到我们这时候已经搞不清孟老师所谓“恒产”的确切内涵了。这似乎倒也无伤大局。
  孟子继续阐发他的道理:“那些没有‘恒心’的人,自然就会胡作非为、违法乱纪,很容易就会犯罪。如果他们犯了罪,你会怎么处理呢?”
  滕文公回答得很坚定:“对违法犯罪分子一定要严惩不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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