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冰冷无情的母亲寻求温暖
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到20世纪60年代，哈洛着手进行爱的研究。在此之前，他刚刚遭遇婚姻问题。哈洛几乎都待在实验室里，很少回家。聪颖慧黠的克拉拉，总是独自在家照顾两个孩子，日复一日。哈洛流连于实验室，设计了一个又一个的猴子实验。某个严寒的冬天，哈洛发生了婚外情。两人的长子罗勃说：“那是我父母分手的主因。很简单，我爸爸有外遇了。”
克拉拉留下两个孩子，并嫁给了一名建筑工人，以拖车为家，游走于美国西南部。这对哈洛似乎没有任何影响。他的心另有所属，没有人确知是谁，一开始也许是学生，后来则是他称为“铁娘子”的女性。这个“铁娘子”是哈洛设计的代理母猴。它会突然射出钉子，或喷出冰冷的强烈气流，幼猴无力抵挡，撞在笼子栏杆上，它们趴在上面无助哀嚎。哈洛宣称这是要测试恶毒的母亲对幼猴有何影响。
哈洛自此招来恶名。他从科学走向童话。“铁娘子”宛如格林童话中恶毒的继母。哈洛为什么想研究这些？动物保护人士说，因为哈洛是个不折不扣的虐待狂。我不清楚是什么力量驱使他，但我并不认可动物保护人士的说法。难道哈洛的母亲也是这样凶狠残暴？这样说也许太轻率了。他的本性有异常倾向吗？有可能，但这样说也失之武断。哈洛在军中服役时，曾被派往新墨西哥州，去监督士兵试爆原子弹。他看到了爆炸后的蘑菇云、掉落远处的灰烬、巨大骇人的强光，但他对这些都只字未提。
不过谈起“铁娘子”，哈洛倒是兴致勃勃，记载详尽。他设计了多种不同的铁娘子，有些会喷出冰冷的水柱，有些会刺伤幼猴。哈洛发现，不管受到怎样残酷对待，幼猴都不肯放弃，依然毫不迟疑，投身假母猴的怀抱。天啊，爱竟如此顽强！即使遍体鳞伤，幼猴还是拖着踉跄的步伐回头，即使身躯已经冻僵，它们依旧向冰冷无情的母亲寻求温暖。
强化作用无法解释这种行为，我们只看到一幕幕惨不忍睹的景象，揭示了一个让人心酸的事实：一旦我们将自己托付给对方，对方就能置我们于死地。然而仍有若干让人宽慰之处。我们眼见人类的信仰是如此坚定，可以不顾一切阻碍，筑起沟通的桥梁，让彼此更靠近。
镁光灯下的“铁娘子”
哈洛和米尔格拉姆一样，都有戏剧天赋。哈洛将这股异常热烈的情感，投注在实验中。通过实验录像，我们看到幼猴紧抓着铁丝缠成的代母，或被“铁娘子”刺地不停哀嚎。这些震撼人心的影像清楚地呈现出绝望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哈洛从不怕公开播放这些影片，他知道科学若要普及，必须带有些许艺术成分，甚至得有几分娱乐性质。
1958年他获选为美国心理协会主席，这可是相当难得的荣誉。雀跃不已的他，带着猴子实验的影片前往华盛顿特区，准备发表演讲。当时他已再婚，妻子是同为心理学家的屈恩（Margaret Kuenne），他亲昵地称她佩琪。他站上圆形会议室的高台，面对众多学者，神情严肃。他开口说：“爱是一种不可思议的状态，深沉微妙，值得投入。爱具有亲密与私密的特质，因此许多人认为，爱不适合作为科学实验的主题。姑且不论个人观点，我身为心理学家，本着自己的职责，理当深入分析人类与动物行为的所有方面，找出影响因素。然而当今的心理学者，至少是编写教科书的心理学者，丝毫不关心爱与情感的起源，也不知道这些感受的存在。”
哈洛与猴子
哈洛显然深知自我推销之道，因此才会在这样盛大的场合发表这篇铿锵有力的演说。他在演说中穿插播放了几段宛如科幻小说般的黑白影片，让听众目睹了幼猴对代理母猴的强烈依恋。他将这篇演讲题目定为“爱的本质”（The Nature of Love），后来发表在《美国心理学家》（American Psychologist）上。
如果这些实验结果能有所贡献，我就心满意足了。我曾仔细想过这些结果可以适用于哪些层面。由于社会经济发展的需求，美国妇女极有可能取代男性在科学与产业领域的地位。这一趋势若持续发展，那么我们的孩子能否得到适当教养将成为一个现实的问题。
从实验可知，不论男性女性，都能胜任养育婴孩这项重要工作。反观现在的社会经济发展趋势，这项发现着实振奋人心。女性已不需要待在家中专职哺育照顾子女。我们可以预见，在不久的将来，哺育新生儿的工作不再非得由母亲承担。届时亲自哺育幼儿可能成为某种炫耀摆阔的行为，只有上层阶级才时兴这么做。但无论历史如何发展，我们都可以确定，人不能没有爱。
我可以想见，当时全场陷入死寂，随即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镁光灯闪个不停。哈洛举起双手，宣告演讲结束。再多讲一些吧！
哈洛发表的研究结果证实，布制母猴比只能喂食的母猴更重要，小猴逐渐“爱上”布制代母的柔软身躯，喜欢在它身边游戏玩耍，几乎和亲生母亲在一起时没有差别。演讲后不久，麦迪逊威斯康星大学发表声明，宣称“养育子女是母亲的天职的说法，已经过时”。媒体也竞相报导。哈洛又有何反应？看来他的事业已经从专业学术领域，转移到文化的层面。
他接受《实话实说》（To Tell the Truth）节目专访，CBS电视台以其实验为主题，制播了一部纪录片，由知名新闻主播科林伍德（Charles Collingwood）担任旁白。然而其中传达的信息对妇女而言不啻是沉重的打击：小孩不需要母亲的照料。既然如此，母亲们完全可以去寻求自由。这些复杂纠结的信息，不仅在嘲讽女性主义，同时也反映出爱与渴望，确实撼动人心。
哈洛和第二任妻子佩琪育有两名子女。佩琪拥有心理学学位。她和克拉拉一样，离开职场，专心养育孩子。哈洛晚年时曾说：“我的两任妻子都很聪明，没有成为妇女解放者，她们都知道，丈夫、家庭是最重要的。”
两人的子女，现在已届中年。女儿潘蜜拉住在俄勒冈州，从事金属雕刻工作，这是相当特别且耗费体力的工作。儿子强纳森则是木工艺品制作者，制作小型松木礼盒，卖给礼品店。他说：“就是一般的盒子……”
自闭、自残，残缺的爱
问题开始浮现，情势急转直下。布制代母跟亲生母亲毕竟还是不同。哈洛在心理学界同僚面前大胆宣称，肢体接触关系到灵长类动物的心理发展。几年后，他却发现，与布制代母共同生活的幼猴，成长并不顺利。哈洛将这些猴子移出隔离的笼子，与其他猴子共处。这些猴子出现极度反群体的行为。母猴不仅会攻击公猴，而且不知道正确的性交姿势。有些猴子甚至出现类似自闭的症状，如，不停摇晃、啃咬等自残行为。毛茸茸的手臂到处是溃烂的伤口，血流不停，乍看之下，好像鲜红果肉。伤口很快发炎。有只猴子甚至咬掉整只手臂。哈洛此时才发现，情况超乎预料得糟糕。
哈洛的传记作者布鲁姆说：“他很失望，这是一定的。他自认为已经找出影响养育后代的重要因素：肢体接触。这个变量并非不可变换，换言之，只要能提供肢体接触，任何人和事物都可以胜任照顾后代的工作。但隔年随即发现这些猴子的情况一团糟。”《纽约时报》的一位记者前来麦迪逊市，对这些触感柔软的代理母猴进行追踪报导。哈洛带他进到实验室，只见一群猕猴坐在笼子里，身体不停摇晃，不时以头撞击栏杆，拼命啃咬手指。哈洛说：“我承认我错了。”
罗森布拉姆（Len Rosenblum）当时是哈洛的学生，现在已是学有专精的知名猿猴专家。他说：“我们终于知道，什么是影响后代养育的变量，它不只是接触，不只是面貌。我们推测可能与动作有关。所以我们做了一只会动的代理母猴，这样，幼猴的表现几乎与一般猴子无异，虽然还是有些许差异。我们后来让幼猴和会动的代理母猴一起生活，此外幼猴每天可以和一只真的猴子游戏半个小时。这样一来，幼猴完全正常。这表明有三个变量与爱有关，接触、动作、游玩。如果能提供上述三项事物，那么就能满足灵长类动物的心理需求。”
罗森布拉姆再度强调，“这些小猴子”每天只需要和真的猴子玩半个小时。他说：“真的很神奇，没想到我们的神经系统只需要这么一点点改变，就能恢复正常了。”
听他这样说，我心里稍微感到一些安慰。因为这表示要毁掉一个孩子没那么简单。轻微的晃动，柔软的触觉，和真人互动30分钟，任何母亲都做得到。不管勤劳或懒惰，不管是职业妇女、家庭主妇，或是人工母亲，都做得到。
如果哈洛的这项发现是可信的，那么说明他已完全掌握了爱的内涵，但为什么我们需要如此大费周章，才能领悟这些道理？为什么在深入探究感情之后，我们会对呈现的结果不寒而栗？不只你我，哈洛自己也开始动摇。他再度发生婚外情，他就是无法忠于一个女人。
当哈洛发现与触感柔软的假母猴为伴的幼猴竟有自闭倾向时，他开始酗酒。威斯康星州的白昼很短，日照微弱，才刚傍晚，已是一片昏暗，只有杂色玻璃反射出昏黄的光线。哈洛感受到极为沉重的压力。他最早的发现赢得了肯定的喝采，他必须维持下去。1958—1962年，他拼命努力，发表多篇报告，勇敢地宣布由代母养育的幼猴出现了严重的情绪问题。他更加投入，找来更多猕猴进行研究，设法找出其他变量，避免情绪问题的发生。最后他终于发现，关键在于动作，以及与同类的真实互动。
哈洛的助理勒罗伊（Helen LeRoy）说：“他总想高人一等，总是不断寻找另一个高峰来征服。”他将这种个性发挥得淋漓尽致，尽管喝得酩酊大醉，但仍挥洒如椽大笔，以超出常人的旺盛精力征服一座又一座的人生高峰。知名专家兰德斯（Anne Landers）也引用他的实验，给初为人母的读者提建议。他接下来将实验什么？
温馨的结论，残酷的现实
他的妻子得了乳腺癌，绵密的乳腺被癌细胞入侵，她的乳头分泌出恶臭液体，她还有几年可活。哈洛越发投入地工作，不知道他的心要在哪里安歇。失去母爱的猴子神智失常，不停发抖。他先前发表的研究结果影响惊人，深受幼儿保育界所重视，最显著的事例莫过于婴儿背袋的发明，这种设计能让婴儿感到温暖。
知名小儿科医生西尔斯（William Sears）因提倡亲子依恋关系而闻名，他主张父母应和小孩同床，随时保持亲密。这些主张显然深受哈洛的影响。孤儿院、社会福利机构、妇婴用品产业，也都受其实验结果的启发，进而出现了重大变革。哈洛的研究使孤儿院的人员知道，只给这些弃婴喝奶是不够的，他们还要有人拥抱摇晃、有人注视，对他们笑。感谢哈洛等人对依恋关系的研究，它让我们都更人性化。然而这么感性温馨的结论，却是以相当残酷的手段取得的，其中的矛盾，不言而喻。
身患癌症绝对不是好事，而在20世纪60年代，就更是雪上加霜。放射治疗以高剂量的辐射光束，照射身体特定部位，黑色X记号宛如箭靶的靶心，触目惊心。化学疗法才刚起步，医生将所需的剂量，装入抗腐蚀的巨大注射器中，注入血管，病人只觉得恶心，浑身燥热。哈洛和妻子一星期要去医院好几次。医生按压注射器，清空里头残余的空气，喷出的药剂在空中画出一道优雅的圆弧，随即像眼泪一样掉在瓷砖地板上，接着把针头扎进病人的血管。哈洛手捧脸盆，凑进佩琪身边。化疗药物让她极度不适，突然一阵反胃，她会把所有东西都吐出来。
哈洛的儿子强纳森说：“那段日子真的很难熬！”佩琪被诊断出癌症时，他才11岁，6年后，佩琪去世。当时佩琪病情日益严重。我想她当时一定面色蜡黄，瘦削的脸庞衬着尖细的牙齿，真与猴子有几分神似。哈洛原有酗酒的倾向，那段时间更加变本加厉。在他学生的记忆中，他常常在深夜走进当地酒馆，将哈洛从高脚凳上架起，开车送他回家。同事也提到有好几次开会时，他醉到不省人事，他们还得扶他上床，他倒头就呼呼大睡。
哈洛的强暴架强暴了谁
光阴荏苒，当年和代理母猴在一起生活的猕猴逐渐长大。这些猕猴不会嬉戏，也不会交配。长大后的母猴已有生殖能力，青春期来临，卵子已经成熟。哈洛脑中浮现出新的疑问与想法，他想让这些母猴生育后代，不知道这些幼时失去母亲的猴子，会成为怎样的母亲？要知道答案，一定得让这些母猴怀孕。不过这些可恶的猴子就是不肯翘起尾巴，以展露它们多毛的臀部。哈洛将交配经验丰富的公猴放进笼子里，母猴死命抵抗，抓伤公猴的脸。最后哈洛发明了“强暴架”（rape rack），以此固定母猴的身体，并将它们的头往下压，公猴便能骑到母猴身上。这工具果然管用，20只母猴受孕产下幼猴。
哈洛于1966年发表了一篇名为《幼时与母亲及同伴隔离的猕猴的哺育行为》（Maternal Behavior of Rhesus Monkeys Deprived of Mothering and Peer Associations in Infancy）的论文，叙述实验结果。这些在强暴架上受孕的母猴，有些杀死幼猴，有些对幼猴漠不关心，有些表现“还算正常”。这项实验结果也极具震撼力，可是我不禁怀疑，这项实验真能带来实质的启示吗？还是残害了更多的猴子，却只印证了我们凭直觉即可知的事实？
福茨认为，哈洛这一连串剥夺母爱的实验，结论不仅不证自明，而且是拾人牙慧。他说：“哈洛从未提过达文波特（Davenport）与罗杰斯（Rogers）也做过类似的研究。两人曾将黑猩猩关入笼里做实验，目睹结果后，两人决定再也不做这种实验了。”
猿猴研究专家罗森布拉姆说：“哈洛的表达方式让人难以认同。他会刻意煽动群众。”罗森布拉姆接着谈起了一件既有趣也让人尴尬的事情。有一次哈洛上台领奖，在场的都是心理学家。其中还有3名修女，她们身穿白色修女服，戴着羽翼般下垂的头纱，胸前挂着沉重的十字架。哈洛站在讲台上，对观众展示两只猴子交配的照片，罗森布拉姆边笑边说：“修女们的表情相当难堪，低头不语，整张脸几乎都让头纱遮住了。”
罗森布拉姆说：“哈洛就是这样，他总想引人哗然，他喜欢说‘完蛋’，而不说‘结束’。他为什么不把强暴架称为行动控制机？如果他这样做，现在就不会毁誉参半了！”
哈洛显然偏好戏剧化的气氛，不过我认为罗森布拉姆举错了例子。毕竟引人争议的焦点不是这部机器的名称，而是我们对动物做了什么事。哈洛的实验就某些层面而言，促成了动物保护运动的兴起。每年“解放动物阵线”（Animal Liberation Front）都会在麦迪逊威斯康星大学的猿猴研究中心前举行静坐抗议。参与抗议的民众坐在广场上，面前摆着数千只玩具猴，以此哀悼为动物实验而牺牲的猴子。他们的抗议隐含着一个严肃的事实，值得我们深入反思：心理学家凭什么拿动物来做实验？哈洛让这个存在已久的问题浮上台面。
向为实验而牺牲的动物致敬
福茨既是动物心理学家，也积极致力于保护动物，很少有人同时兼具这两种身份。他住在俄勒冈州山间的一个小镇，那里降雨丰富，树木长年翠绿，空气中充满了树叶的香气。福茨大半生都在那里从事着有关黑猩猩的研究，并和所研究的黑猩猩瓦苏成为好友。瓦苏每天早上都要喝咖啡。几年研究下来，福茨逐渐爱上了黑猩猩，他不愿意为了科学研究而伤害它们。福茨研究猩猩如何学会语言，这方面的研究不至于让猩猩遭受生理心理的伤害。福茨说：“研究者做研究时如果会牺牲动物，那么他的道德应该受到质疑。”目前在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研究黑猩猩的曼森（20世纪60年代曾师承哈洛）认为，结果未必能使手段合理化。他知道伤害动物不对，但身为研究动物的科学家，势必要用动物来进行实验。换言之，曼森认为，这样做虽然与道德良知相悖，但他知道自己为何这样做。
保护动物人士对于这种模棱两可的说法不以为然，他们对他进行严厉批判，指责哈洛是残虐冷酷的法西斯分子。撇开这些夸张的情绪性字眼，深入问题核心，保护动物人士认为，用动物进行实验得出的结果，很少能提供真正有效的信息，他们不假思索地便可举出已禁用的安眠药萨利多胺（Thalidomide）的惨痛教训。
20世纪50年代，动物实验的结果显示，萨利多胺不会造成畸形，但人类服用后却导致胎儿畸形。类似的例证不胜枚举。研究人员为研究艾滋病，而给黑猩猩注射艾滋病病毒，结果却不见其出现任何症状。阿斯匹林导致老鼠生下畸形的后代，对猫的伤害尤其严重。
至于猿猴，也许与人类极为相似，但毕竟不是人类的翻版。猕猴的脑容量是人类的1/10，发展速度相当快。刚出生的猕猴脑容量已有成猴的2/3，而婴儿的脑容量只有成人的1/4。从某种动物所得结果，能否适用于其他动物？如果可以适用，那么可以适用到什么程度？答案就要看你是问谁。每个人都可以把猴子当做某种范例，但要套用范例来描述所指称的对象，再完美的范例都只是近似值。近似值是个相当模糊的字眼，比重高低就要看由谁来诠释。
福茨与帕切科（Alex Pacheco）等保护动物人士可能会说，即使猿猴和人类的相似程度极低，我们也没有权力以各种残酷手段对待实验动物。但加州大学知名的记忆研究专家佐拉摩根（Stuart Zola-Morgan）就认为猿猴的脑部具有相当高的研究价值，可以说明人脑的运作模式。佐拉摩根以手术刀划开猿猴脑盖，深入猴脑内部，试图找出掌管记忆的区域。
佐拉摩根犹如外科手术般的实验，加深了我们对记忆的理解，这点毋庸置疑。人类心智变化难测，记忆因此更为重要。为了更了解记忆，佐拉摩根必须将研究用的猴子麻醉，在颈部缠绕线圈，阻断血液的供应，等脑细胞逐渐死去，再将猴子唤醒，研究它们的记忆是否受影响。他反复研究它们脑部受伤、萎缩，甚至死亡的区域，只见脑叶布满灰白伤痕。
佐拉摩根在接受布鲁姆采访时说：“我认为人比动物更有价值。我们当然有责任照顾动物。然而如果问我，儿子和猴子哪一个比较重要。我不用想就可以回答。”但我得想一想才能回答这个问题，我无法那么笃定。我不认为人类天生比较高级。猴子颈部缠绕线圈的残酷景象让我于心不忍。想到哈洛的“铁娘子”、“强暴架”，不管这些实验带给人类多少知识，这种做法都让我惶恐不安。也许哈洛和我有同感。尽管他表明自己并不在乎他的实验猴子，也不喜欢动物，但有些学生表示，实验的残酷本质确实让他深感困扰。这么多年过去，哈洛的酒越喝越多，想必有事一直困扰着他，也许还不止一件。
实验者的实验
1971年，哈洛的妻子佩琪去世，同年他获得美国国家科学奖章（Na-tional Medal of Science Award）。他的眼神呆滞抑郁，嘴唇毫无血色，微微咧开，算是勉强微笑。他在颁奖前一晚对助理勒罗伊说：“我现在什么动力都没有。”
没有太太打理，哈洛的生活一塌糊涂。他感觉自己已经达到事业的巅峰，站在最高处，举目四顾，除了往下，没有其他地方可去。强纳森说：“我得做饭给他吃，妈妈去世后，他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办。”他拖着沉重的步伐到实验室，里头堆满层层架高的笼子，不起眼的栏杆阻绝了外头的蓝天白云。
他累了。强暴架，他不想碰。幼猴的凄厉哀嚎，他不想听。铁丝缠成的代理母猴、绒布制成的代理母猴，看起来都如此恐怖。哈洛累了，真的累了。他刚办完妻子的葬礼，在学校和学生谈话时，难以抗拒的疲惫袭来，他只想睡觉，也就这样睡了。和学生谈话谈到一半，他趴在桌上，小睡了片刻。睡着实在太容易，他只要闭上眼，学生的话就像催眠曲。
突然间所有人都发现哈洛不舒服，他不对劲，急需休养调理。那年3月，哈洛前往明尼苏达州梅约医学中心（Mayo Clinic），接受一系列的电击治疗。现在他被绑在诊疗台上，剃掉头发，涂上凝胶，有些涂在太阳穴上，不小心流进眼里，他却只能任人摆布。
疲倦的哈洛
现在的电击治疗顺畅舒适，但当时的疗程却是断断续续的折磨。一阵一阵的电流流过电线，吱吱作响，刺激着迟钝萎靡的神经元。哈洛全身麻醉，听任摆布。这些步骤堪称有实验性，但有没有用完全没人知道。哈洛的身体猛然抽动几百次，嘴里塞满棉花的他醒来时完全不记得发生了什么事，只看到太太和母亲并肩走在中西部的小镇，有翅膀的猛兽在天空飞翔。
哈洛治疗后回到麦迪逊。身边的人都说他变了。医院宣称他已经“康复”，不过他的说话速度变慢了，不再语出惊人，与人互动也变得比较圆滑谦虚。妻子死后，他若有所失。他打电话给前妻克拉拉，当时她还是以拖车为家，儿子在附近河里溺死，她的第二任丈夫也去世了。同病相怜的两人，再度携手，走向婚姻礼堂。不知道特曼会怎么说？他实验中的资质优异儿童以及优秀门生，都有着极高的智商。这次，他们的婚姻相当低调。
故事差不多讲完了。哈洛与克拉拉再度携手，一切从头开始，唯一的差别是，哈洛的兴趣有了小小的改变，他不想研究缺乏母爱的主题了。20世纪60年代生物精神病学兴起，精神病学家希望能找出治疗精神疾病的药物。哈洛将兴趣转移至此，也许是希望自己的抑郁症若再度发作时可以有口服药治疗，而不需接受电击。也可能他已经服药控制病情，但还是无法达到百分之百的疗效。无论如何，哈洛都想知道抑郁症的病因以及治疗方法。所以这一次，哈洛又找上猕猴来做实验。
哈洛制作了一个与外界隔绝的黑色隔间，他把猴子倒吊在里头长达两年，无法移动也看不见外界，只能从隔间底部一个V字型容器中得到饮食。哈洛称之为“绝望之井”。这个玩意果然有效。这些猴子在数个月或数年之后重获自由的时候，精神都已崩溃，出现各种精神疾病症状。无论哈洛想什么办法，都无法使其恢复，显然无药可医。
哈洛患上了帕金森症，他不停颤抖，无法克制，直到去世。
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不管到哪里，我们都看得到动物。松鼠在电线上跳来跳去。又大又恶心的蛞蝓，缓慢爬出花园，懒洋洋地躺在水泥石阶上，我伸手一碰，手指马上沾满黏腻的液体。猫咪叫个不停。
我想养只猴子，我先生不赞成。在实验室工作的他说，猴子身上有股难闻的气味。我放下手里的哈洛论文选集《学习去爱》（From Learning to Love），说：“你不知道我有多喜欢猴子。”这句话说得慷慨热烈，连我自己都吓了一跳。
他问：“你什么时候变成保护动物人士？”我说：“当你看过哈洛怎么对待动物，再看看我们怎么对待猴子之后，你就知道了！它们是人类的远亲，我们却让它们感染艾滋病病毒、长出脑瘤。我坚决反对这些事情，这样做不对，哈洛错了，他也不应该进行猿猴实验。”
他说：“你意思是说，假设我们的女儿生病了，为了找到治疗方法，得牺牲猴子的生命，你会选择保住猴子的性命，而不救我们的女儿？”我就知道会谈到这个。哈洛、佐拉摩根早就说过：人类本来就比较重要，从猿猴实验得到的信息对人类有极大的帮助。
我慢慢地说：“我当然会选择救女儿。”尽管99%的我根据本能反应，或者说是动物本能、母爱天性，而选择救女儿，但剩下的1%的我却知道，伤害个体就等于伤害全体。为何会这样，我无法解释。这1%的自我也许就是理智所在，理智告诉我，没有什么正当理由让我们可以去伤害有知觉的生命，更何况还有其他方式可以得到同样的结果。
我不禁想到，人类和黑猩猩有1%的不同，和猩猩有2%，和猕猴也只有6%的差异，我想知道这些差异究竟存在何处？是人类的灵魂吗？尽管只有1%的自我，势单力薄，但这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源。贼吧Ｚei８。ＣＯＭ电子书下载
哈洛当年在威斯康星州设立的猿猴实验室，如今仍在运营，里头养了2 000多只猴子。我则前往另一所位于马萨诸塞州的实验室。我不详述其中的情景了，毕竟我们已经看够了。实验的目的只为找出治疗药方，治愈与死亡一线之隔。
实验室里兽笼相互堆叠，里头各有两只猴子，清洁剂混杂狗食的气味依稀可闻。我屈膝蹲在一个笼子前，手放在栏杆之间。一只猴子过来拼命舔我的手。我想起先前看过的资料，有天晚上哈洛在实验室工作，不小心把自己锁在笼子里。他困坐笼中好几个小时，无法脱身。直到深夜，他听见远处有人狂欢作乐，于是大喊：“救命！救我出去！”终于有人听到他的呼救，而在获救之前，哈洛已经饱尝了寒冷与恐惧的滋味。
我问解说员：“我可以抱猴子吗？”他答应了。我不敢相信自己这么幸运。我伸手抱起那团毛茸茸的棕色肉球，它才出生没多久。它细小的手臂环绕我的脖子，闻起来有股奇特的霉味。它的心跳很快，是害怕什么吧！怕我？怕被囚禁？害怕自由？我对它说：“不怕！不怕！”它皱巴巴的小脸，让它看起来像个老头，眼神充满了浓得化不开的悲伤。它在我怀中颤抖，我对它说：“乖乖睡，”并尽可能把它抱得更紧。
第7章 吸毒不要紧 亚历山大的颠覆性成瘾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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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1960—1970年，科学家开始研究成瘾行为。他们试图依据动物实验结果来界定渴望、忍耐、戒断症状等。其中有些实验相当匪夷所思。单是可卡因，就有500多项实验仍在进行。老鼠的神经系统与人类极为相似，因此老鼠便成为了研究成瘾行为的最佳对象。
亚历山大
几乎所有的实验都基于特定物质无法抗拒的假设，实验结果也都印证了动物会自发性地摄取神经毒素，剂量之多甚至可以致命。然而1981年，亚历山大（Bruce Alexander）、柯姆斯（Robert Coambs）和哈达韦（Patricia Hadaway）三人决定挑战这些传统动物实验所秉持的主要假设。
他们认为，将猴子绑在椅子上倒立好几天，给它一个控制器，一按按钮就有药物帮它舒缓痛苦的实验方式，无法证明药物使人上瘾，只能反映个体受外力的束缚，其中包括社会、生理、心理等各方面的限制。他们打算让动物置身舒适的环境，再测试其是否依然对药物上瘾。如果确实如此，那么我们就必须严格管制药物，然而如果动物未成瘾，那么这些研究者就认为，问题的根源也许不在生理，而在于文化。
柯姆斯
我认识一个有毒瘾的人。她是63岁的艾玛，在新英格兰区一所小型理工学院担任院长。不管在工作中或私底下，她总是衣着时髦，光鲜亮丽。几个月前，她背痛得很厉害，原本像积木一样堆叠整齐的脊椎开始逐渐松脱移位。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她决定接受手术。她醒来之后，背上多了一道缝合的痕迹，医生给她一瓶棕色液体——强力止痛药奥施康定（OxyContin）。此药号称“穷人的海洛因”，原是合法处方药，用于舒缓癌症病人以及其他慢性病病人的疼痛。近来屡遭滥用，并衍生出严重的犯罪问题。
古人所说的鸦片，又被称为鲜红生命之舵、快乐星球、天堂的牛奶。根据古希腊典籍记载，鸦片可以治疗“长年头痛、癫痫、中风、呼吸不畅、腹痛、丁香草中毒、脾脏结石、妇科病、抑郁、所有恶性传染病”。
鸦片这种奇特的物质，萃取自细长的罂粟花，它浑圆的果实中满是种子。19世纪英国妇女以罂粟子泡茶喝，并以此安抚哭闹不停的小孩。当年在烟雾迷漫的伦敦街头，鸦片可以公开售卖，号称“婴儿镇定剂”、“温斯洛太太的抚慰糖浆”。鸦片可能是最早用于治疗精神疾病的药物，也是今日常见的中枢神经兴奋剂利他林（Ritalin）[1]的前身。
艾玛对这类药物却有不同的看法。手术治好了她的背痛，但却让她“离不开止痛药，那很可怕。我以前从没想过药物成瘾是怎么一回事。现在我再看到罂粟花时，也不觉得它漂亮了。”我到她家作客，听她谈起一件事。这天艾玛一边看着英国小说家乔治·艾略特（George Eliot）的书，一边用电话和秘书讨论教职员的应聘程序，还能一边跟我讲述她的亲身经历。她不说我也看得出来。她超过两个小时没服药，就开始发抖。她伸出微微颤抖的手，从药罐里拿出两个药片，放进嘴里。她不能不吃药，就像植物无法不向光生长一样。
我们的祖先认为鸦片是万灵丹。我们还知道，注射鸦片会导致嗅觉失灵，更别提共用针头的风险了。我们知道毒品具有成瘾性。注射海洛因一段时间后，就会出现成瘾反应，如果吸食可卡因，起初会有激烈的反应，身体不停晃动，之后则需要更大的剂量，才能达到同样的效果。媒体与医药界将这些毒品的知识反复灌输给我们，证据来自对脑部的断层扫描，人脑因为渴望这些毒品而呈现红色影像。这种说法相当普遍，我们也都深信不疑。
从痛苦的地狱来到舒适的天堂
然而，心理学家亚历山大博士告诉我们，这些证据终究只是文化的产物。亚历山大博士住在温哥华市，多年来致力于研究成瘾行为。他发现影响是否成瘾的因素，不在于毒品的性质，而是受众多社会不利因素交互作用的影响。我们可以说炭疽病毒会导致肺部病变，但没有任何化学物质会导致成瘾反应。
在亚历山大的理论中，成瘾并非确实存在的现象，而是某种证据薄弱、构思草率的个人叙述。因此他相当质疑艾玛或匿名瘾君子互诫协会（Addicts Anonymous，AA）的说法。此外，杰利内克（E. M. Jellineck）在1960年首先将酒精中毒列为疾病，后来奥尔兹（James Olds）与米尔纳（Peter Milner）研究发现，笼里的老鼠肚子再饿，也宁可服食可卡因，而不吃食物，直到饿得骨瘦如柴而死。
亚历山大也质疑这些研究的效度。他提出两项惊人的观点：一是“毒品本身会导致上瘾”的说法并无事实根据；二是即使不断接触药性最强的毒品，也未必会导致成瘾问题。亚历山大说：“多数人可能使用药性最强的物质，并且反复服用，但也未必会演变成无可救药的毒瘾。”
综观历史，亚历山大所言也许不假。禁酒运动（temperance move-ment）[2]之前，鸦片可以合法买卖，成瘾比率都维持在1%左右。尽管艾玛这类实例比比皆是，但亚历山大信手拈来，就可举出许多研究印证其观点，就像音乐家随意舞动手指，音符便流泻而出。
一项15年前完成的研究显示，大多数住院病人，尽管长期注射高剂量的吗啡，在疼痛消除后，皆能顺利停用吗啡。另有一项针对安大略湖区居民的研究显示，95%服用可卡因的民众，平均每月服用不到一次。1974年，针对旧金山地区27名固定服用可卡因的居民，进行的为期11年的追踪观察，结果显示，所有被试皆能妥善控制用药状况。只有一人在这段时期对可卡因产生药瘾，11名被试表示，曾经一度每天服用，但目前已无此状况，其中7人的服用剂量已由7克减少到3克。
亚历山大特别喜欢引用越战士兵的实例，来解释药物成瘾的现象。90%在战时养成海洛因毒瘾的士兵，在战后随即停用海洛因，丝毫不困难。还有另一项关于纯可卡因的研究更为惊人，1990年针对美国青年的研究显示，5.1%的年轻人曾吸食过纯可卡因，但只有0.4%在受访者的当月还继续吸食，不到0.05%的人在受访当月吸食天数超过20天。亚历山大兴奋地告诉我：“这显示，即使世界上最具成瘾性的药物，服用后上瘾的比例也不到1%。”
还有其他研究可以印证亚历山大的观点。他很喜欢高谈阔论这些研究，简直就像在传教。他说话带有柔和的英国口音，但仍给人以强势的感觉。他瞪大双眼，眼睛透过镜片放大后，看起来好像受到惊吓。他双手环抱胸前，举证说明自己的观点。我问他：“你使用过毒品吗？”我之所以这样问，是因为他的言行举止有时让人略感怪异。他说：“我和一些朋友在一起时会吃点迷幻药，但不是固定服用。这样做可以让我更深入地了解自己。”他暂停片刻，我等着他继续。他说：“有一次我吃了迷幻药后，觉得头痛欲裂。我看着自己的身体，却无法随心所欲、自由活动。我当时想：‘我应该快死了吧！’我躺下来打算等死，心跳仿佛就要停止。我知道这种感觉无法压抑，我一停止挣扎，马上就可以从痛苦的地狱来到舒适的天堂，飘飘欲仙。从此之后，我就不在乎道德不道德的问题了。”
我问他：“那是多久以前的事？”他说：“二十几年前的事了。”
亚历山大很适合担任迷幻药的代言人。根据亚历山大的经验。迷幻药不仅可以让你超脱肉体拘束，而且只需片刻，就能带领你进入乐土，显然也不会产生严重的后遗症。
爱的本质，成瘾的本质
我小心翼翼地打量他。我是心理学从业人员，曾在许多防治药物滥用的机构工作过，亲眼目睹药物成瘾的威力。亚历山大的说法只能当成某种宣传用语，不过他说的话确实有真实的成分。尽管有些东西还有待商榷，但颇能鼓动人心。亚历山大通过设计缜密的实验取得的真凭实据，不仅印证了他的假设，而且也为那些他喜欢引用的研究提供了坚实的论据。你可以反驳，也可以赞同，并随他进入奇幻古怪的境界，颠覆你原先的假设，眼前一片开阔，满是奇花异草。
亚历山大从小生长在一个爱国意识强烈的家庭。他的父亲是一名军官，退役后到通用公司担任工程师，他去世前几年，总是会命令别人称他上校。从亚历山大的照片可以看出，他年轻时是个英俊挺拔的美男子，19岁时，他和一位美女结婚，搬到俄亥俄州的牛津市。那里气候寒冷，混浊的俄亥俄河两岸都是金黄的玉米田。
两人的婚姻很快降至冰点。亚历山大后来前往迈阿密大学研读心理学，在那段时间，他看到了哈洛的猿猴实验影片，“我心想，这个人是研究爱的本质的。而我情场失意，应该向他请益”。亚历山大真的写信给哈洛，并获得威斯康星大学的入学许可。于是他满怀希望前往麦迪逊，攻读硕士及博士学位，探究人与人之间的联系。
亚历山大长途跋涉，前往一个更为寒冷的地方。他来到哈洛的实验室，随即被派去观察缺乏母爱的猴子。他的《“文，》任务就是《“人，》看着这些母《“书，》猴啃咬自己所《“屋，》生的小猴或以其他方式虐待它们，并记录每天出现几次这些行为。他注视这些猴子，但更注意观察哈洛。亚历山大说：“他是个无可救药的酒鬼，随时都醉醺醺的。我常常在想，什么力量让这个人如此茫然、不知世事？我来哈洛这里是想了解爱的，但最后却开始思索成瘾行为。”
越战爆发，已经离婚的亚历山大抛下两名还在学步的幼子，前往加拿大，因为他“变得很偏激，无法再待在那个国家”。他跨过国界，应西蒙弗雷泽大学（Simon Fraser University）之聘，担任心理学系助理教授。也许是上天的安排，亚历山大教授一门有关海洛因成瘾的课程，但他对海洛因一无所知。
于是他到温哥华一家治疗药物滥用的医院实习，在那里，他首度从非药理学的角度来看待成瘾行为。“有位病人让我印象特别深刻，他的工作是在圣诞节前后在某家购物中心扮演圣诞老人。他若不吸食海洛因，就无法工作。只要吸了海洛因，他马上精神抖擞，穿上圣诞老人的服装，套上黑色橡皮靴，一连微笑6个小时都不累。我那时候开始思考，也许有关药物滥用的理论都错了。人类使用药物，并非药物成分致使其不得不一再服用，而是服用药物可以让自己适应环境的苛刻考验。”
亚历山大的观点显然与当时的理论相左。现代研究者逐渐承认，成瘾行为受“多重因素”的影响，但亚历山大的主张依然与今日的主流观点相抵触。综观药物滥用的文献，论述模式大同小异。它们都承认药物成瘾是受环境影响，但随即矛头一转，将药物成瘾的原因又全盘归于人脑电波与化学作用的影响。
20世纪50年代，许多重要研究指出生理机制对药物成瘾的影响，这些实验不仅主导了当时学术界，而且至今仍有重要地位。1954年，加拿大麦吉尔大学（McGill University）两位年轻的心理学家奥尔兹与米尔纳率先发现，实验的小白鼠为了让脑部奖赏中枢（reward center）受到电击，获得快感，会刻意按压控制杆（如图7—1）。其他类似的实验还有，博扎思（M. A. Bozarth）与怀斯（R. A. Wise）让实验动物可以自行摄取导管中的兴奋剂，迅速获得快感，而同时这些动物陆续挨饿致死。
图7—1 奥米兹与米尔纳的实验
另有一类实验，设置一个带电区域让老鼠通行，行经此区时老鼠厚实的脚掌会受到严重电击，但若能闯过这个带电区域，就可得到含有鸦片的药丸。我在此先离题一会儿，谈谈老鼠脚掌的构造。老鼠脚掌虽有皮毛覆盖，脚趾指节分明，然而在其粉红色的脚掌肌肉中，布满了神经末梢的感应部位，对于各种外界刺激相当敏感。因此老鼠穿越带电区域时，不断尖叫，表现得很畏惧，一到终点，便瘫倒在地，从导管中吸取药丸。
这些研究发现足以证明某些物质的药性强烈，不是吗？这也证明成瘾反应具有生理上的必然性。随处可见吸毒成瘾的人，在市区暗巷游荡，在垃圾堆里翻找食物，这也足以佐证。亚历山大当然也读过这些文献，但他却不这样想。他以奥尔兹与米尔纳的研究为基础，发展其实验。奥尔兹与米尔纳当时颇受瞩目，而亚历山大还籍籍无名。
愉快中枢，欲罢不能
奥尔兹与米尔纳假设脑部的“愉快中枢”（pleasure center）位于脑部下层（如图7—2）。为印证假设，他们剖开一两只老鼠的头骨，在如豆子般大小的大脑中置入细小的电极。他们最初以牙科胶水固定电极，后来为了更加稳固，改以珠宝工匠用的螺丝。接着观察老鼠的后续反应。两人发现，老鼠似乎喜欢脑部受到轻微电击的感觉，电极位置不同，反应也不一样。电极偏右，老鼠会格外温驯；偏左，则会兴奋而一直喘气；往下，老鼠会不停地舔生殖器，直到生殖器沾满口水，闪闪发亮；往上，老鼠则会胃口大增。奥尔兹与米尔纳也发现老鼠会自动按压控制杆，使脑部受到刺激，若电极放置区域正确，老鼠一小时内甚至会按压6 000多次。两人据此推断，脑部布满了引发快感的区域。
图7—2 愉快中枢
“放对位置”就是放在内侧前脑束（median forebrain bundle），奥尔兹相当得意地宣称，这里就是愉快中枢。我想亲眼看看这些脑束究竟是什么模样，毕竟快乐很难抗拒。一位朋友把我介绍给另一位也在动物实验室工作的同事，我看着他抓起一只“被牺牲”的动物，剥开脑膜，露出缠绕纠结的脑，这里掌管认知，那里掌管抉择，还有几束灰色的线状物，那就是内侧前脑束，没想到快乐的源头一点也不特别。
当时亚历山大也对药物滥用的病人进行访谈，这些人大多潦倒颓废。亚历山大不禁思索，既然我们只要使用药物就能刺激愉快中枢，很容易就感受到愉悦，那为什么只有部分用药者成瘾了呢？每个人都有看似平凡却美妙无比的内侧前脑束！其他研究者忽略的，而亚历山大注意到了。回溯20世纪六七十年代，当时刚发现的愉快中枢成为了许多杂志竞相报导的主题。亚历山大认为，“具体的生理现象”是个人情绪与外在环境交互作用后的产物，决定是否成瘾的因素，除了药物性质，还有许多其他因素，如，运气、巧合、加薪、廉价礼品等，真是无奇不有。他知道是这样，但苦于没有证据，因此他想找出证据。
心理学家、药理学家开始以愉快中枢为基础，推断药物成瘾的原因。药物就像一种化学物质的电极，刺激沉睡的内侧前脑束，使其想再得到更多刺激，这道理就像我们抓挠蚊虫叮咬过的伤口，越挠越觉得痒。
这样的解释简单易懂，但不够明确，也不科学。有些研究者于是从药理学角度切入，提出相当有趣的理论。人脑中有一个药物工厂，生产各种化学药物：作用如同鸦片的内啡肽（endorphins）是人体天然的止痛剂，多巴胺（dopamine）、血清素（serotonin）具有安定心神的作用。人脑会根据实际状况，自动调节生产少量的药物，让我们感到舒适，渡过难关。然而一旦我们开始从外界输入药物，如，吸食大麻或纯可卡因，原本处于平衡状态的血液，受到外来药物作用的影响而释放信息，让身体停止生产天然化学物质，而依赖外在供给。
换言之，我们的身体为配合外部的人为供给，会停止自行生产。这种反应有个好听的说法，那就是“神经适应模式”（neuroadaptive model）。一旦药物改变了人体的自行调节系统，要恢复原先的状态就得经过一番努力。
亚历山大说：“先讨论多巴胺减少的理论。因为吸食可卡因会导致脑部停止生产多巴胺，所以需要吸食更多可卡因，才能达到同样的刺激效果。多巴胺减少会导致人类需要更多可卡因，这种说法缺乏具体实证。”我打电话给一位曾在缉毒单位担任助理的朋友，耶鲁大学毕业的克雷勃（Herb Kleber），他说：“当然有证据。你没看过脑部断层扫描的研究吗？吸食可卡因的人，脑部都会缺乏多巴胺，且缺乏程度与想要吸食可卡因的欲望强弱有相当密切的关系。”
有关？无关？或许？纵览心理学所有领域，只有药物研究才会出现矛盾答案并存的现象，此时科学就像政冶，不仅无法厘清事实，而且还会衍生出混淆错乱。
麻省理工学院心理学教授杜米特（Joe Dumit）说：“这样说吧！脑部断层扫描的结果未必可靠。研究者很容易营造出差异很大的假象，产生误导。谁也不能肯定！”杜米特叹口气。整天研究大脑可不是件简单的事，简直就是没有止境且毫无希望的反复演练，企图超脱自我局限来了解自我。算了，给我一杯酒！
我们住在乐园里，谁还需要吗啡
亚历山大想找出证据。他住在风景如画的海滨城市温哥华。他观察其他研究者的老鼠，那些药物成瘾的老鼠，它们中的一些背部的毛被剃光，直接插入导管，被关在狭窄脏乱的笼子里。也许这就是证据。
亚历山大这样想：“假如我必须住在那种环境中，我一定也需要药物来让自己振奋。”要是把笼子移走，也就是改变社会限制，不知有何后果。动物若身处快乐舒适的环境，是否仍难逃成瘾的生理反应？亚历山大暗自思索这个问题，露出了神秘的微笑，他的脑海中闪过一个绝妙的点子：“老鼠乐园”（Rat Park），他随即动手打造这个奇特的地方。
亚历山大和两位同事柯姆斯、哈达韦，一起建造了约五六平方米大的住所，在此安置实验用的白鼠，以此取代了常见的窄小笼子。新鼠舍中，温度适中，摆放着许多美味的松木刨花，有各式各样色彩鲜艳的圆球、滚轮、锡罐。
亚历山大等人打算将公鼠母鼠都移居其中，鼠舍中有足够的空间满足不同的用途，包括：交配、分娩、游玩嬉戏、哺育幼儿。三人接着为这间老鼠的五星级豪华饭店粉刷墙壁。底色是鲜绿和鲜黄，还画上落叶树木，道路婉蜒在群山之间，溪流流过平滑的石头。
亚历山大、柯姆斯、哈达韦三人为老鼠设计了若干实验情境。其中一项名为“诱惑”，基本假设是老鼠嗜吃甜食，很少见到它们能拒绝甜点的诱惑。在这项实验中，研究者把16只老鼠放进了豪华的老鼠乐园，另外16只老鼠则留在拥挤且与外界隔绝的笼子里。
因为纯吗啡带有苦味，老鼠不喜欢，所以他们把吗啡掺在糖水里，给两组老鼠喝。起初只加一点点糖，实验越久，糖越加越多，到最后简直就像甜腻腻的甜酒。老鼠一边喝水，一边吸收难以抗拒的类鸦片药物。他们也提供两组老鼠普通的自来水，水质浑浊略带霉味，就放在装了吗啡水的瓶子边。
以下是他们的发现。实验刚开始时，吗啡水的甜度不高，但置身拥挤笼里的老鼠，会去喝吗啡水。这些老鼠用力啜饮，我想，没过多久，它们就会头晕目眩，倒卧在地，眼神呆滞，细小的四肢缓慢晃动。住在老鼠乐园里的老鼠，不管实验者加多少糖，都会排斥喝下具有麻醉效果的液体。
不过有些老鼠偶尔会去喝，母鼠多于公鼠，尽管如此，它们还是比较偏好自来水。两组老鼠都曾喝下吗啡水，但相比之下，拥挤笼子中的老鼠喝水的频率是乐园中老鼠的16倍，显然具有统计上的显著意义。更有意思的是，研究者在老鼠乐园的吗啡水中加入耐勒克松（Naloxone）后，这些老鼠一改对吗啡水的厌恶，开始去喝这种水了。耐勒克松可以减轻类鸦片药物的作用，但也会稀释液体的甜味。
这项令人震惊的发现反映出最重要的一个事实：置身“友善”环境中的老鼠会避免接触任何影响其群体行为的物质，如，海洛因。老鼠喜欢带有甜味的水，前提是喝下肚后，不会让自己神情呆滞茫然。至少对啮齿类动物来说，若身处舒适情境中，便不需要鸦片之类的物质。而我们一向将鸦片视为无法抗拒的诱惑，这实在是错得离谱。
我们认为这项结果不仅相当重要，而且也深具统计上的价值。假如老鼠在正常环境中会持续抗拒麻醉药物，那么所谓“天生成瘾倾向”其实是以受隔离动物为实验对象，却将结果过度推论到了全体。这种解释是错的。
近来学界提出“适应”（coping）的观点，以此来解释人类对药物成瘾的现象，上述发现刚好可以与之呼应。我们应当记住，老鼠天生喜好群居，精力旺盛，好奇心强。孤立隔绝的环境不仅会造成人类的心理压力，其他动物也同样难以忍受，因而会诱发极端的适应行为，如，使用强效止痛剂、镇定剂。上述实验中老鼠对吗啡的依赖就是最好的例证。
群体生活的老鼠抗拒吗啡，可能是因为吗啡的镇定作用太强，会干扰老鼠的能力，使其无法自在地吃喝玩乐、求偶，或从事其他可充实生活的行为。诱惑实验显示，鸦片之类的药物不会让人成瘾。
而这样的结果等于在挑战禁酒运动的主张。自从禁酒令颁布以来，节制饮酒的主张及相关思想逐渐成为主流，多数有关成瘾反应的研究都深受其影响。1873年，有位观察采访禁酒集会群众的记者写道：“群众一起唱着‘赞美上帝，赐福人间’。于此同时，街上涌入大量私酒，一旁的妇女有的哭喊，有的相互唱和、答谢……”这段引文所描述的情景，激发了奥尔兹与米尔纳的研究动机，也是当今反毒运动的源头，它引起了心理学界支持与反对的论辩。一般人往往对于物质成瘾抱有盲目的恐惧，尽管我们浑然不觉。而亚历山大等持相反意见者所精心设计的实验，目的就是要颠覆这些成见。
没有比慢性自我毁灭更好的抉择
实验到此还不完整。亚历山大、柯姆斯、哈达韦三人顺利证实了，即使是药性最强的药物，如果它会影响得到满足的机会，被试老鼠也会抗拒。不过三人又有另一个疑问：已经形成的瘾又是怎么回事？三人试图让老鼠乐园里的老鼠对某种物质成瘾，结果都失败了。
持反对意见者则轻松反驳：“好吧！老鼠享受着五星级豪华饭店的高级设施，随时都能满足性需求，它们当然不会上瘾。可是现实世界里，人类更为脆弱，可能会在人生低潮时开始服用药物，一旦成瘾，就停不下来了。戒除过程相当痛苦，瘾头一再复发，几乎没有例外。”
为了检验这个假设，研究团队再度找来两组老鼠，一组留在笼里，一组移往老鼠乐园。除了吗啡水，不提供其他饮用水。57天后，所有老鼠都染上了海洛因毒瘾。亚历山大写道：“时间够久，足以产生耐药性与毒瘾。”
接着再给两组老鼠自来水与吗啡水，结果不出所料。留在笼里的老鼠继续啜饮吗啡水，老鼠乐园里的那组，即使已经吗啡成瘾，也不去饮用含吗啡的水，即使出现戒断症状，也会减少服用的剂量。这项发现意味着，已经形成的瘾并非不可改变。
药物研究者皮尔（Stanton Peele）指出，几乎所有人都同意尼古丁比海洛因更容易让人上瘾，但90%的抽烟者可以自行戒掉，不需“治疗计划”或“专业协助”。但会不会有戒断症状？亚历山大认为，我们都以为戒断症状代表了上瘾的固有力量，但实际上却未必如此。“老鼠乐园里的老鼠表现出轻微的戒断症状，它们会抽搐，确实有些症状，但都不是我们经常听说的那种莫名的发作、出汗。”也许老鼠不会，但人类会出现症状，我们都曾亲眼目睹。
亚历山大说：“绝大多数人戒除海洛因时，都曾出现某些戒断症状，就像一般感冒，没什么。”他的论点源于老鼠乐园的研究发现：戒断症状确实存在，但并非媒体所描述的那样，只是明显的流感症状以及生理上的不适。更重要的是，从老鼠的反应看，戒断症状并不会促使药物成瘾者继续服用药物。
亚历山大说：“我认为戒断症状就像毒品，长久以来都被过度渲染。其实这都只是我们的道听涂说、以讹传讹。如果让有毒瘾者现身说法，那只不过是种不舒适的感觉，甚至达不到痛苦的程度。老鼠确实没出现痛苦的反应，越战退役军人也没有，还有许许多多人药物成瘾后，经历了戒断症状后，随即停止好转。”
亚历山大的研究意味着，成瘾反应事实上可以受自由意志所控制。老鼠、人类都可以成功戒断，没有任何问题。如果无法放手，并不是因为某些物质难以抗拒，而是因为动物发现在特定的环境中，没有比慢性自我毁灭更好的抉择。亚历山大所谓的成瘾，是一种因应生活方式而采取的策略。而所有人为建构的策略，都可以通过教育、转移注意力等加以改变。会不会上瘾，我们可以抉择。
尽管老鼠乐园的实验是在20多年前做的，但亚历山大对实验仍记忆犹新。亚历山大说：“我们随时都在讨论实验，吃饭时讨论，周末也讨论。我的孩子来实验室看老鼠，搜集资料。这些老鼠的反应一再挑战种种有关成瘾的成见，实在令人振奋。我的生活乐趣只有这一项，但也足够了，没什么好抱怨的！”
从亚历山大这番话里听不出任何兴奋的意味。尽管他不承认，但我还是感受到些许的失望。老鼠乐园的研究确实极具价值，并给人们带来许多冲击。然而这项研究始终未受瞩目。亚历山大说：“我们提出研究报告，希望能发表在《自然与科学》（Science and Nature）上。这项研究完全有资格刊登，但一连好几次都被退稿了，实在太令人失望了！”最后，一本学术地位很高，但知名度较低的期刊《药理学、生化科学与行为》（Pharmacology，Biochemistry，and Behavior）刊载了老鼠乐园的研究报告。亚历山大说：“那本期刊很不错，水准不错，可惜看的人不多。毕竟，那是药理学期刊。”
来自科学不毛之地的研究
亚历山大的研究较偏向心理学领域，但当时生物学当道，许多著名科学研究随之出现，这项研究遂遭人忽略。20世纪70年代，斯坦福学者戈尔茨坦（Avram Goldstein）发现，人体会分泌一种类似鸦片的物质：内啡肽。他也观察到海洛因成瘾者无法分泌足够的内啡肽，因此他假设若为成瘾者注射内啡肽，应可以降低其对药物的需求，可是结果完全无效。
但这并不重要，这项实验受到了重视，因为它是以生理学为基础，而美国学界对有关分子的理论特别青睐，只要是这个角度的论点，就算文不对题、避重就轻，都无所谓。亚历山大却将重点放在种族、阶级及其他多元社会中的微妙因素上。
亚历山大有时会忿忿不平。他指控生物医药领域为了政治利益，刻意隐瞒有关吸毒行为的重要信息。毕竟，老鼠乐园的实验结果如果受到重视，政府势必整顿市区老旧住宅，提高教育经费补助，降低医药经费比例。然而批评者指责亚历山大只想出名，曲解资料，企图引发社会争论。这是耶鲁大学毕业的缉毒人员克雷勃的观点，他以耶鲁大学为荣，认为来自“康涅狄格河以北”的研究都不值一顾。根据克雷勃的常春藤名校的标准，亚历山大的研究来自科学的不毛之地，所以他这样说：“一开始听到这项来自温哥华的研究，我还觉得很不错，不过现在却发现它的研究方法大有问题。”
我问：“有哪些问题呢？”他说：“我记不得了。”
我说：“亚历山大说，你认为成瘾是无可避免的现象，只要与毒品接触就会导致成瘾。”克雷勃说：“太可笑了，我从没这样说过，也不这样认为。”我说：“如果你不这样认为，为什么不支持毒品合法化？”他说：“美国有多少人咖啡因成瘾？”我说：“很多。”
他说：“大约2500万。多少人尼古丁成瘾？大约5500万。多少人海洛因成瘾？200万。越多的人接触某种药物，就有越多的人上瘾。尼古丁很容易获得，所以到处都能看到瘾君子。如果海洛因也很容易获得，上瘾的人数就会暴增，导致相当危险的后果。”
亚历山大指出，禁酒运动之前，成瘾比例始终维持在1%左右。他表示，把药物成瘾归咎于容易获得，犹如把肥胖问题归咎于食物，这显然与多数人的情况不符。
克雷勃继续说：“你要花多长时间才能弄到一瓶啤酒？”我说：“一分钟吧！”我想到了放在冰箱里的绿色酒瓶。克雷勃又问：“拿到香烟要花多长时间？”我说：“20分钟吧，”脑海里出现了几条街外的便利商店。他语气一沉，接着问：“好，那你要花多长时间才能拿到可卡因？”幸好我和他是通过电话交谈的，否则他一定会看到我脸红心虚、眼神闪烁的模样。因为只要三秒钟，我就可以拿到可卡因，或是与其化学成分相当的东西，这些都是我那爱好化学的丈夫从网络上买来的。我们这家人应该算有恋药癖吧！
他又重复一次：“要多久？”语调似乎有些许威胁的意味，是我的幻觉吗？难道他发现我不对劲？
我脱口而出：“需要一段时间，也许几小时，几个星期吧！”他说：“这样你懂了吧？来得容易，接触机会就增加了。越常接触，就越容易上瘾。”
我随手可得的药物之多，应该无人能及吧！我喝得到罂粟子泡的茶，拿得到医生才能开立处方的氢吗啡酮（hydromorphone）[3]，但我对这些都没兴趣。有时候我会想，为什么身边有这么多可以改变精神状态的药物，而我却没有一点欲望呢。我先生长年有疼痛问题，喜欢尝试每种药物。他如果不泡杯茶，不吞两颗氢吗啡酮，就几乎坐不下来，更别说好好睡一觉了。我很担心他，对他说：“你要是还没上瘾，肯定也快了。”身为老鼠乐园实验的忠实维护者，他这样回答我：“你知道真正的研究结果。我过得很舒适，可不是笼里可怜的小老鼠。”
不一定掷地有声，但必将余音绕梁
然而还是有人上瘾，因为他们深受折磨，只想得到缓解。以艾玛为例，我们无法忽视她的亲身经历。她和我丈夫一样，过得和老鼠乐园里一样舒适，但她就是无法摆脱药物的诱惑。每一次她尝试把药剂减量，“情况就会变得很糟”。我再度前去拜访，她绝望地说：“没人告诉我这种药这么危险。”她开始把奥施康定药片分割成小片，减少每次服用的分量，她用这种渐进递减的方式，希望能减轻药瘾。奥施康定造成的恐慌正席卷美国，全美各地的药剂师都惶惶不安，药店则摆出“本店不出售奥施康定”的招牌。
要找出证据反驳老鼠乐园的实验结果并不难。各种需求都能满足的有钱人常是药物滥用者，还有证据显示，持续接触类鸦片药物或可卡因，确实会造成脑部明显的变化，致使自由意志丧失。亚历山大对此自有解释。有钱人也像平常人一样，受制于社会规范与冲突；脑部断层扫描显示的脑部变化，只能证明两者确有关联，而非因果关系。
你可以接受亚历山大的反驳，但无法改变以下事实：亚历山大有关老鼠乐园的研究，其实并未显著改变社会整体对药物成瘾的看法与做法。因此，这个实验到底为什么伟大呢？克雷勃说：“这个实验并不伟大。”亚历山大自己也说：“老鼠乐园的实验并不出名。你为什么想把它写进这本书？只有少数人支持这个实验，事实就是这样。”的确，老鼠乐园的实验的名声并不响，但它回响虽小，却余音绕梁。
本章先前引述了若干实验，这些实验显示人类并不容易上瘾，这些调查研究部分是受到亚历山大的启发。亚历山大的实验也促成了许多研究，这些研究开始注意吗啡成瘾的癌症病人，目前相关研究已经开始从生理、心理、社会层面的差异来解释吸食吗啡止痛与寻求快感的分别，前者很少导致成瘾反应，而后者通常会招来麻烦。
最重要的是，亚历山大的研究引出一连串有趣的后续实验，这些研究都以环境对人类心理的影响为主题。1996年，伊朗进行的一项研究指出，居家环境单纯的妇女生育率明显高于住处由多个家庭共享的妇女。换言之，环境拥挤，生育率就下降。有关监狱的研究也显示，人口密度越高，自杀、谋杀、疾病的问题就越多。置身窄小空间的人，解决问题的能力也较差。
追根溯源，殊途同归
对老鼠乐园的实验，各界反应冷淡，亚历山大应该颇感失望，但他并未沉湎其中。亚历山大不像他的老师哈洛，他并未意志消沉，也没有借酒或药物消愁。老鼠乐园的实验只是人生历程的一个里程碑，他继续思考、计划、参与。
亚历山大加入了波特兰酒店协会，这是一个位于温哥华的机构，它为艾滋病人提供消毒的针头、温暖的住所，让他们死得有尊严。由于老鼠乐园的实验未能引起学界的瞩目，西蒙弗雷泽大学因而撤销补助经费，亚历山大却能泰然处之，转而研究“史上首位心理学家”柏拉图。另外，有保护动物人士抗议其实验室通风设备不良，校方决定予以关闭，整个实验宣告终止。几个月后，实验室通风设备仍未见改善，却重新开放，用做学生咨询场所。亚历山大说：“那样的条件对老鼠不好，给人使用却变得可以接受了！”
他的话语中丝毫没有挖苦意味。实验室关闭，不再研究老鼠，亚历山大开始转向研究历史，检视失传已久的文化，采寻其中的线索，了解为何有人会成瘾，有人不会。他发现在许多时代，物质成瘾的现象几乎不存在，这让他感到相当有趣。例如，加拿大的印地安人还未被西方文明同化时，物质成瘾的比率几近于零。而英国在工业革命剧变之前，人民务农维生，与土地共存，那时候几乎没有物质成瘾的问题。
亚历山大发现，成瘾比率提高，并非因为药物更容易获得，而是人心彷徨，不知何去何从。“20世纪末，无预警裁员增加，社区联系变得薄弱，人际关系急剧变动。随着时代的发展，家庭瓦解，工作、技术、语言、国籍、意识形态不断改变。价格、收入及社会互动都不稳定，就连最重要的经济体系也未必能维持良好的运作。有钱没钱都一样。人心错乱，引发了更大的混乱，而且波及脆弱的人际互动网络、社会与实体世界，就连维系心理社会平衡的精神价值也难以幸免。”亚历山大说，失去这些重要的力量，人类就像笼中之鼠，社会失调，心无定向，人们盲目寻求慰藉，不管能否从中得到实质的满足。
追根究底，亚历山大显然放弃了过往的信念，成为了传统的捍卫者。多年来他不断提出前卫激进的质疑，却得到如此保守的结论：我们应该重视人际关系、爱、情感以及由友谊、家庭及工作构筑成的生活模式。现在，亚历山大在温哥华岛上的小农场悠闲度日，写作著述，过着简单的生活。
也许他该邀请总是和自己意见相左的克雷勃一起来此度假。亚历山大相信恶劣的环境导致成瘾反应，克雷勃相信决定因素是接触这些药物的机会。两人到最后却目标一致：维系社会结构的稳定，用家庭取代帮派，回归传统，为贫乏的文明指引方向。克雷勃这样写：“我们应当致力于消除药物滥用与成瘾现象，使其减至最低程度……美国社会应致力于让所有公民有发展天赋的机会。”亚历山大说：“我们只有教导儿童重要的文化遗产与中心理念，才能有效减少心理病态的可能。”两人最后都谈到了人的尊严，也都深信不疑。
那只海鸥，长着雪白晶莹的羽毛
我希望能提出具体明确的结论。尽管本章讨论的是具体的物质，但最后的结果却虚幻不定，仿佛吸食鸦片后的梦境。根据“实验结果”，艾玛服用镇定剂是为了缓解痛苦，而非追求快乐，所以她应该不会上瘾，但她却上瘾了。根据“实验结果”，我先生不断接触药物，应该会成瘾，但他却没有。克雷勃主张，成瘾比率会随接触机会增加，且提出数据来印证。亚历山大则说，假如他所言属实，种植罂粟花的国家，其人民应该都会上瘾，但事实并非如此。到底有谁知道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最后我决定亲自体验。样本数：1，假设：无。我不确定自己是否身处牢笼。我家很宽敞，生活美好，人际互动频繁且健全，但我是自由经济体系里的小卒，和这年头的其他人一样彷徨错乱。我没有宗教信仰，不是大家庭。我打算和亚历山大的老鼠一样，连续57天服用氢吗啡酮，然后停药，看我会怎样。
我吞下两片，再加一片，应该够了，我兴奋起来。微风轻拂脸庞，感觉很舒服。停车场上有只海鸥，长着雪白晶莹的羽毛。我顿时觉得那是世界上最漂亮的鸟。
3天过去了，4天过去了，一切都很好。一连好几个星期，我在晚上服用含鸦片成分的药物，对着月亮发呆，想着好笑又甜蜜的事情。白天，我仔细观察自己，我看起来像一个期待夜晚到来，服用万灵丹的人吗？我渴望那东西吗？我寻找渴望药物的征兆，就像我在怀孕初期，随时注意异常的疼痛和痉挛，因为那可能是流产的前兆。我开始胃痛，对我来说，吗啡是种怪异的甜点，不好吞，也不好消化。到最后，我宁可和朋友吃饭，也不想为一只海鸥而感伤。14天后，我突然停止服药。我有些焦躁不安，还有点鼻塞。不过也许是被女儿传染了感冒！
以下是我这次实验的心得。看你喜欢哪一个吧！
吗啡不一定会导致成瘾反应，而对于戒断期间的生理反应，确实存在过分渲染夸大的现象。
克雷勃也许会说，我的基因健全，所以成瘾的可能性不会提高。
我并未进展到注射药品的程度，所以快感不会提高，内侧前脑束也没有受到密集的刺激，所以没有任何风险。
我不置身于人群，也不在牢笼中。
挑一个，或是都不要。我也搞不懂，只觉得累了。我要回到正常的生活，我的世界并不完美，但已美好到让我感到幸福。
人类的天堂在哪里
最后我打算亲自造访老鼠乐园。我想躺在里头，感受着空间的宽敞，呼吸着杉木木屑的浓重气味。我看到亚历山大保留的木夹板做成的墙面，那是老鼠乐园的布景，上头画着高耸的松树，映衬着背后的蓝天。天空中飘着几朵云，河水奔流注入大海。
老鼠住在这个乐园里，就相当于人住在四季如春的加州，食物来源从不匮乏，没有其他动物虎视眈眈，身旁弥漫着木头的香气，就好像曾祖母的木制衣柜。亚历山大说这个老鼠乐园是正常环境，他说：“我们坚信这个正常环境可以充分满足老鼠的需求，所以吗啡产生不了吸引力。”
不过当我看到眼前的设施，当初还有充足的食物，随时可用的运动器材，怎么都不觉得这是“正常环境”，而是“完美环境”。我相信在实验室外的世界，绝对找不到这样的地方。也许这就是亚历山大实验的致命伤。他打造了一个天堂，发现每个身在其中的人都很快乐。但这样的天堂究竟在哪里？老鼠乐园真能反应“现实生活”吗？这样的环境只能证实，我们如果能置身于这个神话般的世界，即可免于药物成瘾，但这样的世界以前没有，现在没有，未来也不会出现，我们只能带着有缺陷的基因，活在不完美的真实世界里。
最后，亚历山大这个情场失意、两度离婚的男人，60多岁时终于和第三任妻子安定下来。他骨子里是个相当浪漫的人，相信老鼠乐园可能出现在真实世界里，相信我们可以创造一个乐善好施的大同世界，但谁知道会不会有那么一天？这种浪漫的世界观认为，只要提供合适的机会，每个人都能充分发挥所长。而一般的世界观源于怀疑甚至愤世嫉俗的心态，认为世界充满了困难，处处都是牢笼，我们身边全是无形的栏杆。这两种南辕北辙的世界观，同样有说服力，难分轩轾。我相信后者，但我无法证实，也不想证实。
回家后我接到艾玛的电话，她告诉我，她终于“摆脱了那该死的药”，还说她再也不用止痛剂了。如果我打电话给亚历山大，告诉他艾玛的故事，我可以想像他一定会大声嚷嚷，想出各式各样的理由来解释这个与他手边资料相抵触的故事。艾玛可能还处于痛苦状态，只是她不承认；也许她看似快乐的家，私底下已蒙上了沮丧的阴影；也许她丈夫并不支持她；也许她工作太认真。亚历山大会把从前和我说过许多遍的话，再拿出来跟我说：“在我30多年的研究生涯中，我从没看过一个内在与外在需求都得到很好满足的人会药物成瘾。这绝不可能。你要是找得到，我就放弃所有的信仰。”
我不会打电话给亚历山大，告诉他艾玛的故事。我也不会打给克雷勃，告诉他我先生可以很容易得到药物，但没有出现严重的药物问题。真正的药物战争也许不在街道上，而是在学术界。对于成瘾反应的激烈辩论究竟有何意义？不管哪一方都不具有代表性。药物成瘾的问题牵连甚广，不只是化学物质，更包括自由意志、责任与强制、缺陷与弥补的方式等，这些因素交替作用，最终导致难解难分的困境。
我上楼来到书房。夜深了，床边小桌上的彩绘台灯亮起，投射出柔和昏黄的光线。鹅黄色的墙壁让人感觉很温暖，上头挂着樱桃、水蜜桃的素描。我爱这间书房，也喜欢那只毛茸茸的肥猫。我们每个人都想跟它玩。因为家里有老鼠，所以才养了它。尽管养了猫，我还是可以听见老鼠在暖气管中吱吱地叫。就算在睡梦中，我也能听到它们四处穿梭蹦跳，宛如体操健将，四处啃咬抓搔，不断繁衍。老鼠们，祝它们快乐。
* * *
[1] 利他林对中枢神经有兴奋作用，主要作用于大脑皮层，可增加突触前神经传导物质的释出，增加活动力与警觉性，减少疲倦感。——译者注
[2] 19世纪由教会发起的运动，目的在推广适度、有节制的饮酒行为。——译者注
[3] 一种半合成的鸦片类制品，效力为吗啡的5~10倍。——译者注
第8章 你编造了记忆 洛夫特斯与虚假记忆的实验
引言
记忆是人生旅程的深浅足印。如果没有记忆，我们的过往只剩下一片空白，任凭他人诠释。唯有记忆的存在，才能证实从古至今，人类的繁衍存续并非虚幻梦境。柏拉图认为记忆是纯粹且完美的，过往经历皆完好地收藏在记忆中，随人回顾怀想。弗洛伊德鼓其如簧之舌，有时说记忆由梦境与现实交杂而成，有时则将记忆比喻为重播的影片。
心理学家洛夫特斯（Elizabeth Loftus）却打算挑战两位宗师。洛夫特斯本来打算当数学老师，但是在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就读时，她对心理学产生了兴趣。1966年，她获得数学和心理学学士学位。随后进入斯坦福大学研究生院，1967年获文学硕士学位，1970年获哲学博士学位，在斯坦福大学学习期间，她开始对长期记忆发生了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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