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的观点是什么？记忆像诡异多变的河流，像狡黠的老鼠，难以掌握行踪。洛夫特斯大胆创新的见解，震撼了实验心理学界。
洛夫特斯首先请被试描述看过的物品，如，交通标志、胡须、农舍、刀子等。她可能会问被试：“那个标志不是黄色的吗？”只要她暗示有这个可能，被试明明看到红色的标志，也几乎都会附和说是黄色。其次，她请被试观赏影片，片中一名头戴面具的男性，身受枪伤，倒在无人的街头。她问被试：“你记得那个人有没有留胡须？”每位被试都说有胡须，然而片中的男子头戴面具，根本无从分辨。
任教于华盛顿州立大学的实验心理学家洛夫特斯说：“现实与想像只有一线之隔。”她以这项实验印证了上述观点，也让我们知道，即使是微乎其微的暗示，也会影响记忆的真实性。记忆宛如孩童的水彩画，在画纸上随意涂满浓稠的颜料，可能是这样，可能是那样，事实上却是一片混沌。
洛夫特斯自此声名远播，或说恶名昭著也无妨。她发现记忆会遭扭曲，这项发现本身已具有极佳的卖点。20世纪七八十年代，多位律师请洛夫特斯协助，指出目击证人的描述与监视器拍摄的画面不符，试图改变陪审团的决定。洛夫特斯说：“我帮过不少人。”包括山腰扼杀者（the Hillside Strangler）[1]、梅内德斯兄弟（the Menendez brothers）[2]、诺斯中校（Oliver North）[3]、泰德·邦迪（Ted Bundy）[4]等。我很惊讶：“泰德·邦迪？”她说：“没错。那时还没人知道他是连环杀手。”
《山腰扼杀者》电影海报
我问她：“你这么肯定？你为这些人辩护，但你怎么知道他们确实清白无罪？”她回答：“我就告诉你吧！虚假的记忆让你我这样的普通人成了骗子。现在层出不穷的儿童性侵害案件，搞得人心惶惶，其实虚假记忆这种病才可怕。每天晚上，在我们好梦方酣之时，不知有多少儿童遭强暴或虐待，这些孩子可能不敢讲出来，因为‘没有人会相信’。事实上，相信的人还真不少！”
洛夫特斯说完，突然哼了一声，接着是一阵沙哑的笑声，凸显出话语中的戏谑意味。她很特别，略带洒脱散漫的气质，游走于专业形象与个人情感间，来去自如，难以捉摸。她接着补充：“25%的被试会这样。虽然不到半数，但就统计学层面看，意义相当重大。这么多人会受……”她静默片刻，突然话锋一转，说：“我说过我的情人吗？”今天是2月14日，她刚收到前夫的卡片。这是指她“过去式”的丈夫葛瑞格。洛夫特斯拿出卡片，念着：“你知道我爱你哪一点？不假思索，脱口而出，就像弗洛伊德说的。”她笑着说：“我还爱他，可惜他已经再婚了！”
改变一生的富兰克林案件
1990年是洛夫特斯人生的转折点。一般人很难明确指出哪些事情改变了自己的一生，通常都是许多事件纠结不清，逐步酝酿，总得经过多年的沉淀，才能看清始末。洛夫特斯却不是这样。1990年，一位名叫洪葛德的律师致电洛夫特斯，请她为一桩相当棘手的案件出庭作证，被告是一位63岁的老翁富兰克林。他的女儿艾琳指控父亲在20多年前强暴她的好友并杀害了她。
这段记忆在她心里尘封多年，直到此时才想起。年代久远的无头公案，受害者已成一堆白骨，这正是心理学天后洛夫特斯的拿手好戏。她当仁不让，跃上舞台。洛夫特斯说：“你目睹重大变故，完全失忆，而突然在十几年后，灵光一闪，想起整件事的经过？我认为这不可能。”
洛夫特斯并不打算争辩这些重大变故是否确有其事。她质疑的是，受创的经验能否完全与意识脱节，原封不动地贮藏在某个秘密的空间，等时机成熟，全数涌上心头，犹如深埋地底的珠宝箱，开箱即可见到硕大宝石闪闪发光。洛夫特斯说，记忆的光芒无法持久，转瞬间消褪隐灭。她曾在实验中亲眼目睹纯粹的记忆如何受到污染，此外，时间越久，记忆越模糊。
眼前这名老翁富兰克林即将被判有罪，除了女儿的儿时记忆，没有其他确切证据，而她的记忆很可能是受某位新世纪心灵治疗师的暗示而来。洛夫特斯将“暗示”视如妖魔！常人不过一层薄皮覆盖肌肉与骨骼，任何东西都穿得透，当然难以抗拒暗示。这可不是危言耸听。
所以洛夫特斯出庭为富兰克林作证。她告诉陪审团员，艾琳的记忆未必可靠，问题不在她这个人，而是记忆运作的必然结果，时间一久，遗漏在所难免。遗忘很久后突然恢复记忆，这类案件在当年屡见不鲜，媒体也大肆报导，富兰克林案就是其中之一。洛夫特斯在法庭上指出，人类惯于将事实与想像混杂，改造过的记忆反被当做确有其事。
她举实验结果为证：被试把红色标志记成黄色，将不存在的谷仓描述得煞有其事，印象中有胡子的人事实上却没有。艾琳说她看到父亲用来敲碎好友头骨的石块，看到戒指在阳光下闪烁，她还想起地上有一滩血迹。洛夫特斯说：“这些都不是真的。艾琳是后来从新闻报导中才得知这些细节的。”陪审团并没有相信她的说法，洛夫特斯为此深受打击。事隔20多年，富兰克林因强暴并谋杀女儿的好友，被判有罪。这样的结果令人心寒，也让她决定了后续的研究方向。
洛夫特斯告诉我：“从那时起，我便立志终身都要帮助那些遭受诬告的人。谷仓与交通标志的实验结果的说服力显然还不够。更何况当时正流行恢复记忆的心理疗法，每个人都相信记忆会受压抑。我知道我不仅得证明记忆会受扭曲，更要证明我们可以把全然虚构的记忆植入大脑，让记忆无中生有。”洛夫特斯露出了得意的神情。
洛夫特斯拥有斯坦福大学博士学位，是位数学奇才，对流行趋势了如指掌，深知如何迎合时下潮流，让他人接受其信念。然而她的想法未必都是好的。她也许和我们并没有分别，也会放大记忆中美好的部分。聪明一世，糊涂一时，是常人的通病。
1990年，洛夫特斯为富兰克林案出庭作证，尽管当时一般人普遍认为艾琳是因记忆受到压抑，多年后才回想起当时所见，但洛夫特斯却认为这些回忆未必可信。在此之前不久，巴斯（Ellen Bass）与戴维斯（Laura Davis）合撰的《勇气可嘉的女人》（The Courage To Heal: A Guide for Women Survivors of Child Sexual Abuse），一出版就引起轰动。书中提到：“你如果觉得受到了侵害，就表示你的确受到过侵害！”
洛夫特斯对这种观点相当不以为然。还有许多心理治疗师鼓励经历过创伤的病人“恣意想像，解放受压抑的记忆”。性侵害的相关法规也逐步修改，原先规定的法律追溯期为事发后5年内，后改为记忆恢复起5年内，皆可提出诉讼。换言之，只要子女接受心理治疗后想起什么，即使父母年事已高，也得面临法律诉讼。洛夫特斯说：“这些指控可能是恶意栽赃，而且联邦调查局的探员也找不出任何真凭实据。”
许多父母看到洛夫特斯在法庭上为富兰克林辩护，便纷纷写信来求助。许多父母遭子女控诉施暴，尽管内容相当粗糙，情节离奇地让人难以置信，但让这些家庭支离破碎，让这些坚称自己无辜的父母心力交瘁。洛夫特斯说：“这些人接二连三地来到我家，我的电话费暴增，一个月几百美元。但我知道，除非我提出科学证据来证明心灵不仅会扭曲记忆，而且也可以无中生有，否则我帮不上忙。
我想以实验来证明这种可能，但该怎么做呢？怎么做都会涉及伦理道德。一扯上研究伦理，怎么做都不对，任何信息都得不到。你只是找人进行心理实验，不管影响多小，就算完全无害，都会被夸大渲染，就好像医生明知病人感染了梅毒，却不加以治疗。”她边笑边说：“最好的办法是植入受到性侵害的记忆，但这样做不道德。我反复思索，怎么才能让被试感受深刻，却不会造成伤害呢？我想了很久，想过许多不同的情境。”
我问：“比如说？”她说：“拜托，我现在哪儿还想得起来！”最后她终于想到了办法，这样既能植入虚假记忆，又不违背研究伦理。洛夫特斯和学生想到“在购物中心迷路”的情境，也许这个情境最贴近美国民众的生活经验。
你也曾在购物中心与家人走失过吗
这项实验分成许多阶段。正式实验前，洛夫特斯要求学生在感恩节假期中，设法让兄弟姐妹产生假记忆，并将对话过程进行录音，返校后将录音带交给她。这部分虽然是正式实验前的预试，但已为虚构的情节如何扭曲实际的记忆提供了充分的实证。正式实验时，洛夫特斯在助理皮克雷尔（Jacqueline Pickrell）的协助下，找来24个人参与实验。
洛夫特斯为每位被试准备了一本手册，内容包括四则被试幼时经历的事件，其中三则真实经历由他们的家人提供，一则在购物中心迷路的经历，则是洛夫特斯杜撰的。被试的家人协助为四段经历分别写下长短相近的一段叙述。被试来到实验室，阅读手册记载的个人经历，并依据自己的记忆，写出相关细节，如果不记得有此事，只需写下“我不记得了”。
结果让洛夫特斯颇感讶异。不只是统计数据惊人，还有伴随着虚假记忆而来的细节描述。她说：“我很意外，这些人对无中生有的事情侃侃而谈，还深信不疑。”她的语气丝毫不见惊讶，倒有几分兴奋。也许是因为她已经拨开层层迷雾，看清了谎言的源头。
以预试为例，有位学生吉姆告诉弟弟克里斯，说他5岁时曾在购物中心迷路。克里斯信以为真，稍后复述此事时，自行加入许多细节及情感描述。两天之后，克里斯说：“我那时好怕再也见不到家人了，我发现事情不对劲。”第三天，克里斯“想起”他和母亲的对话：“我记得妈妈跟我说，以后别再这样了！”几星期后，对此深信不疑的克里斯来到实验室。吉姆给的一点点暗示，宛如温室里的种子，成长迅速，甚至开花结果了。但这些“真实”记忆纯属虚构，充其量是逼真的塑胶珍珠。“我先是和你们在一起，过一会我跑去玩具反斗城看玩具，就和你们走散了。我一直找你们，边找边想‘完了，现在怎么办？’我还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们了。我真的很害怕。后来有个穿着蓝色外套的老人走过来，他有点老，头有点秃，有一小撮灰发，戴着眼镜……”凭空捏造出这么多细节，实在令人啧啧称奇！
显然人心厌恶空虚，无法坦然面对空白，所以就设法填满一切。洛夫特斯的实验揭露了一个又一个捏造记忆的实例。在另一次预试中，一名亚裔女孩谈到自己在超市迷路，四处乱跑，急着想找到祖母。她钜细靡遗地描述超市里的情景，货架上毛巾的柔软触感、卖场灯光的强烈刺眼、突然高起的走道让她站也站不稳。在正式实验中，25%的被试会突然想起自己曾在购物中心迷过路，后来知道这一切纯属虚构，他们都感到相当讶异，甚至是震惊。
著名的精神病医生赫曼（Judith Herman）说：“‘在购物中心迷路’的实验很有意思。洛夫特斯认为她证实了人类的记忆不可靠，可是我们看看实验结果就知道，75%的被试并未捏造记忆，他们的记忆真实可靠！洛夫特斯想用实验结果说服我们，却适得其反。”另一位专攻创伤治疗的精神病医生范德库克（Bessel van der Kolk）更直截了当。他说：“我讨厌洛夫特斯，光听到她的名字就受不了。”
洛夫特斯自知在某些领域不受欢迎，但她不在乎。也许是因为她对科学的热情，所以不怕打压排挤；也可能是善于自我推销的她知道，宁可声名狼藉，也不能默默无闻。当我对她提到赫曼的评论，即75%的人并未捏造记忆，这似乎意味着多数人所言属实，她对此嗤之以鼻。她说：“25%已经是很重要的少数了。此外，购物中心迷路的实验也成为其他记忆实验的根据。有些实验发现被试捏造记忆的比例达到50%，甚至更高。”
洛夫特斯接着跟我谈起其他实验：“不可能的记忆”实验，诱导被试相信自己回想起刚出生的情景；另有实验诱导被试“想起”婚礼上有把酒洒出来的糗事，被试描述自己身穿白色礼服，水晶酒杯从手中滑落，粉红色的污渍逐渐晕开，还责怪自己不小心。洛夫特斯说：“美国最擅长植入记忆的人，首推波特（Steve Porter），他之前在英属哥伦比亚大学任教，你该去见见她。”继“购物中心迷路”的实验后，波特让将近50%被试相信自己儿时曾遭凶恶动物的攻击。洛夫特斯说：“那当然也是假的。”
让臭鸡蛋来得更猛烈些吧
1993年洛夫特斯在《美国心理学家》上发表其实验结果。当时美国国内一片升平和乐，世界各地的藩篱陆续消失，戈尔巴乔夫宣布苏联解体，柏林墙拆除。许多美国人正努力找出内心的铁幕，拼凑破碎的自我，使其恢复完整单纯。我们想要完整统一的世界，表里如一的自我不想再有任何隐藏伪装。当年美国小姐的告白堪称代表。她面对镜头宣告，自己已摆脱寒冷阴森的过往，将那些不堪的记忆一一释放，让她成为表里如一的人。“我过着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活，白天的我欢笑愉悦，到了夜里，我蜷缩在床上难以入眠，任凭父亲摆布。”美国小姐接受治疗，恢复记忆，找回了完整的自我。
美国女星罗森安妮·巴尔（Roseanne Barr）也是。她在接受《人物》（People）杂志采访时，卸下了沉重的伪装，她承认：“我是乱伦受害者。”巴尔表示她有多重人格，尽管有那么多人共存在她脑中，但彼此还能相安无事，这些人格以女性居多，也有男性，时而欢愉，时而惊恐。恢复记忆的观点蔚为风尚，《时代》、《新闻周刊》都加以报导，斯迈莉（Jane Smiley）还以此为主题写了小说《一千英亩》（A Thousand Acres），并赢得了普利策奖。
当时社会一方面义愤填膺，谴责加害者，一方面对受害者百般包容，全盘相信，为其疗伤止痛。洛夫特斯在这种时代背景下发表了研究结果。她力排众议，指出许多人可能受他人暗示，误信谎言。谁敢保证这些所谓的受害者有没有受到治疗师的暗示？倘若治疗师有意引导，提供臆测，则他们记忆的真实性更有待商榷。不久之后，洛夫特斯便公开表示，许多受害者捏造不实的陈述，就像她实验中的被试，他们的说辞都不足采信。
她更质疑弗洛伊德记忆受压抑的说法。洛夫特斯认为，没有确切证据能证实压抑这种心理机制确实存在，她更进而推断，压抑记忆的案例日益增加其实反映了些许掺杂事实的幻想。洛夫特斯说：“真相有两种，捏造幻想的真相与千真万确的真相。我们为确实发生的真相添油加醋，只要用心检视这些叙述，我们不难找出破绽。有时候连我们自己也会搞混，分不清哪些是真的，哪些是捏造的。”但为什么有人要捏造这种骇人的故事呢？洛夫特斯说：“事实有时候很微妙，言语无法形容。也许这些伤痛看似寻常，但当事人却刻骨铭心，找不到合适的语言来描述，所以才添枝加叶。也可能是当事人已经完全融入了自编的故事，且从中找到了自我的定位：受害者。”
当所有人都只关注受害者，又都深信否认创伤记忆会导致毁灭的时候，多数人都不会想挑战主流观点。提出质疑需要极大的勇气，洛夫特斯肯定有此胆量。达尔文曾因畏惧教会的惩处而迟迟没有发表进化论；许多学者批评弗洛伊德顾虑当时保守的社会风气，而¨贼吧Ｚei８。ＣＯＭ电子书 贼吧ＺＥi８。ＣＯm电子书 贼吧Ｚei８。ＣＯＭ电子书 贼吧Ｚei８。ＣＯＭ电子书¨未能坚持最初对歇斯底里成因的解释。洛夫特斯从不在意这些因素，她说：“我迫不及待要将自己的想法公诸于世。”
洛夫特斯说：“实验结果发表后，不少人以最卑鄙下流的手段对待我。我甚至得请保镖护驾，有人威胁要控告邀请我演讲的单位，有人投诉到华盛顿州州长，临床心理学系的学生在我路过时会发出嘘声。我和我的学生受到许多威胁。不过，你知道吗？至少我们敢畅所欲言。”
洛夫特斯经常只戴一边耳环，因为另一只耳朵每天总要接触电话听筒好几个小时。她睡得很少，就连睡觉都会梦到工作。她满脑子都是统计数据，往来于美国各地，不需看稿就能上台演讲。她全心专注于工作，随时精力充沛，外界的批评完全阻止不了她。几年前有位妇女在机场辱骂她是妓女，她住的房子不时遭人丢掷鸡蛋，干掉的蛋黄黏在门窗玻璃上，挡住了窗外风景。
洛夫特斯依然毫不畏惧，她在短时间内树敌众多，却也赢得了支持与名声。遭受指控的父母来函道谢，经历创伤的幸存者来信痛骂，信件堆满了她的办公室。洛夫特斯继续研究。她开始思索，既然能将虚构的受创记忆植入被试的印象，杜撰的犯罪记忆是否也能如法炮制呢？在检验这项假设的实验还未设计完成的时候，就发生了一件众所瞩目的案件。
可怕的记忆，它就像迫害女巫
华盛顿州奥林匹亚市，树木终年青翠，田野一望无际。41岁的基督徒保罗和两个女儿住在这里。有一天，保罗的女儿突然想起，某次宗教静修期间，父亲心生邪念，两人惨遭父亲侵害。保罗在狭窄的房间里接受讯问，长达数小时之久，警员一再逼问：“一定是你，对吧？”警员边问边靠近，保罗几乎可以清楚感受到他说话时的呼吸。保罗只是个平凡的中年男子，怎堪如此严词威吓。警员又不断对他说：“你一定做过，你女儿是不会说谎的。”一连几天不能睡觉，以咖啡提神，连番的讯问。
保罗努力苦撑，手紧抓着桌沿，大声呼喊：“上帝，慈悲的上帝，请帮助我！”几天来的冗长讯问和警官绘声绘色的述说，终于让保罗说出，他想起来了。一开始他还语带迟疑，口中还念念有词：“上帝，亲爱的上帝！”接着他说，他的记忆开始恢复了。就在侦讯室里，保罗首度承认强暴了两个女儿。他一开口，就停不下来了，还提到自己参与邪教长达十多年。想像突然化为事实，仪式过程都历历在目。他边讲边哭，最后判刑入狱。
洛夫特斯得知保罗的案件及其接受讯问的情形后，觉得事有蹊跷，应该深入探究。于是她联络友人，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社会学家与教派研究专家奥夫希（Richard Ofshe）。奥夫希曾去监狱探视过保罗，他和洛夫特斯都是研究暗示的专家，都努力揭露过许多看似真实的虚假事件。奥夫希告诉保罗，他的儿子和女儿指控，曾被迫在他面前性交。保罗瞪大眼睛，说：“我对这件事没有印象。”他一开始就这么说。奥夫希说：“试着回想看看，想像那件事发生的时候。”他叫保罗回牢房。奥夫希随即离开。
两天后，奥夫希再度前来探视保罗。到此为止，整个过程都和洛夫特斯“购物中心迷路”的实验情境如出一辙：先给予暗示，等候一两天。此时保罗已经根据奥夫希捏造的事件写出了一整篇自白。保罗不仅承认曾强迫儿女当着他的面性交，连房间颜色、又兴奋又害怕的心情等细节都进行了详尽描述。奥夫希与洛夫特斯在法庭上提出这些例证，质疑保罗曾遭人误导，才承认犯下这些罪行。他太容易受影响，所以什么事都招认。事实上，他们后来告诉保罗，奥夫希所言纯属虚构，保罗也推翻了先前信以为真的记忆，但为时晚矣，他已经在狱中度过了多年，只因为想像力太丰富。
洛夫特斯从保罗的案件中得知，人类无中生有的倾向相当强烈且影响广泛，甚至可以凌驾于自我保护的本能之上。→文¤人·$·书·¤·屋←我们捏造故事不全是为了帮自己洗脱罪名，而是一种必然的反应或是难以抗拒的欲望让我们不计代价地这样做。我们渴望获得社会认可，所以采取某种说法，甚至不在乎自己是否会因此成为罪人。
洛夫特斯睡得越来越少。她的论点逐渐完备成形，证据益发充分。她在一篇文章中写道：“只要一点儿暗示，便可创造出虚假的记忆，这些暗示可能来自你所信赖的家人，也可能是他人的谎言，或是你的心理医生……我们可以植入虚假的记忆，却无法断定这段受性侵害的儿时记忆是否属实。记忆可以轻易扭曲编造，因此对于自我探索之类的书籍或某些治疗师提出的若干建议，我们应该审慎看待。”这段话实在隐晦难解。不过，洛夫特斯稍后的另一篇文章则更直截了当：“我们身处一个诡异危险的世界，排斥异己，无所不用其极，简直是当年迫害女巫的翻版。”
洛夫特斯开始学射击，至今还把射击要领与靶纸贴在书桌前。1996年她接受《今日心理学》（Psychology Today）采访时，曾两度落泪。她不改平日的夸张诙谐，畅谈事实与想像间的模糊界限。她是坚持信念还是偏执极端，是情感丰富还是夸张做作，我们很难分辨。洛夫特斯说：“这和迫害女巫没有两样。”然而这个比喻并不恰当，不仅没能强调时代背景，更凸显她的紧张不安。洛夫特斯似乎忘了，迫害女巫本质上就是对女性的侵害。记忆还是很重要的。
和洛夫特斯谈话，你能感受到她的豪情壮志，她总是精力充沛、情感热烈。让人不禁想问，这些力量从何而来？尽管洛夫特斯最痛恨他人提及过往，但我还是开口了。
你发生过什么事吗？说来话长！洛夫特斯的父亲是位数学家，她从小不知何谓父爱，但只要是有关数学的，不管是三角形的角度、圆周的长度，甚至是艰深的微积分，父亲都会教她。母亲比较温柔，也较情绪化，常会陷入忧郁。洛夫特斯谈起这些往事时，语调中听不出什么情绪起伏。她说：“我现在对这些事没什么感觉了。不过时间地点如果对了，我也许会哭出来吧！”我有点怀疑她所说的话，她看起来没那么脆弱，不像会轻易感伤掉泪，况且她满腹心思都用来研究别人的故事了。
洛夫特斯回想起，有天父亲带她去看表演，开车回家途中，月亮好像钟表高挂天空，时间缓缓流逝，她听见父亲说：“你妈妈有点问题，她不会好了。”她父亲说对了。洛夫特斯14岁那年夏天，母亲在自家游泳池里溺死。他们发现她时，她脸埋在水中。那时天刚亮，朦胧天色带着些许红光。洛夫特斯还记得当时自己吓呆了，听到救护车的警笛，医护人员把氧气面罩盖在母亲脸上。洛夫特斯说：“我很爱她。”我问：“是自杀吗？”洛夫特斯说：“我父亲认为是。每年我回家过圣诞节，我弟和我都会想到这件事。但没有人知道真相。”她停了一会，又说：“那不重要。”
我问：“什么不重要？”她说：“是不是自杀不重要，因为事情总会过去。”除了话筒沙沙作响，我没再听见任何声音。我问：“你还在听吗？”她说：“噢，我在听。明天我要去芝加哥，有个死刑犯等着我去拯救。我要出庭，有工作真好。”我说：“你一直都在工作。”她说：“不工作，我不知道该怎么过日子！”
究竟是压抑还是虚构，谁能说得清
洛夫特斯在华盛顿州立大学的办公室里挂了一张她与最高法院法官的合影，旁边有一张黛米·摩尔的照片，不过脸部被贴上了洛夫特斯自己的照片。她说：“我想要大腿细一点。”访谈结束前，我不仅知道她穿几号鞋，连她的胸围、罩杯都一清二楚。她不拘小节，平易近人，也许这正是她的魅力所在。放眼当今心理学界，似乎只有她能够纵横学术领域与普罗文化。她上过奥普拉（Oprah Winfrey）、萨莉·拉斐尔（Sally Jesse Raphael）等人的当红谈话节目，她的文章不仅出现在《魅力》（Glamour）等时尚杂志上，也刊载于学术期刊《心理学及其本质》（Psychology and Its Neural Substrates）上。难怪有人对她如此反感，如，记忆受到质疑的受害者。为什么她想在这些领域出名？她的观点对我们有何启示呢？
洛夫特斯不只谈论记忆内容，也探讨记忆是否真实，人类能否拥有纯粹无伪的记忆？她让我们明白，过去犹如繁复多变的织锦，每个人都能挥洒创意，任意拼凑自我形象，不管与现实的落差有多大。她让我们不得不正视存在的深不可测，显然我们并不喜欢这样。她毫不留情地指出，记忆随时间推移而消磨，难以持久。严格来说，信息一传到海马回，印象就开始消褪了。洛夫特斯让我们全成了老年痴呆症患者，尽管大脑还未萎缩，记忆却已经衰退。
洛夫特斯认为记忆松散易变，并不可靠。这与长久以来深植人心的观点以及精神病学的理念相悖。我们引用弗洛伊德对压抑的解释，他宣称我们能掌握过往的点点滴滴，记忆清楚分明，只要详实叙述，就可以映照出生命真相。洛夫特斯却说，我们掌握的一半是幽微梦境，一半是虚构故事，全然不可信。她刺中了弗洛伊德的要害。心理学宗师沦落至此，我们无法接受。
于是生理学家彭菲尔德（Wilder Penfield）上场应战，他找出生物学上的证据，支持弗洛伊德压抑记忆的说法。彭菲尔德掀开癫痫患者的头骨，先以带电的探针碰触其脑部组织，此时病人意识清醒。彭菲尔德发现，只要碰触大脑特定区域，似乎就能唤回所有记忆，小孩站在石墙边大哭、对母亲的印象、泛黄的影像，所有记忆鲜明清晰，就在我们的脑子里。彭菲尔德的发现鲜为人知，但他以带电探针刺激脑部的做法，且主张脑部特定区域可能藏着不为人知的记忆，却对文化影响深远。洛夫特斯对彭菲尔德的评价是：“资料显示，只有3%的病人在探针碰触脑部时产生记忆，再者，他们的记忆是确有其事，还只是梦境的残留都还有待商榷。”
“购物中心迷路”的实验获得了惊人的结果，后续也有多项研究成功地证实了可让被试相信虚构的创伤经验，如，遭猛兽攻击。洛夫特斯决定挑战记忆受到压抑的理论。她认为许多压抑的记忆不足信，因为我们可能是受自助类书籍或心理治疗师的暗示的误导。她更进而质疑，根本没有压抑这种心理机制或现象。洛夫特斯想：“怎么能证明压抑确实存在呢？”要证明太阳是否存在，抬头一望就看到了，阳光照射会让人感觉灼热。但洛夫特斯说：“可是我看不见压抑，证明给我看！”没人能做到。
工作中的洛夫特斯
洛夫特斯继续探索。也许压抑作用也被压抑封存在某处，也许拨开覆盖其上的尘土就能看见它如何发挥作用。洛夫特斯查看数百篇相关研究，试图证实受害者会一度全然忘记受创的遭遇，把记忆贮存在脑海的某个角落，若干年后受诱导而又浮现。然而她却遍寻不着实际个案，也没有神经科学方面的研究，来发现人脑特定部位能专门贮存受压抑的记忆。她甚至还发现，以往的研究结果都与当时许多受害者恢复记忆的经历完全相反。多数创伤受害者永远不会忘记自己的遭遇。例如，纳粹屠杀的幸存者忘不了集中营里的生活，坠机事件的生还者一再想起飞机坠落的瞬间，即使事故已经过去了数十年，幸存者年事已高，但他们的记忆依然清晰。
洛夫特斯也许是对的，她也引用这些研究印证自己的论点。不过她忽略了一件事：这些创伤经验不同于性侵害的创伤。性侵害受害者往往将创伤隐藏在心中，伪装成若无其事。我抛出这个问题，洛夫特斯回答：“如果私密是压抑的要素，为什么性侵害他人的记忆不受压抑？这些都是不可告人的事呀！”
我问：“你需要哪些证据，才能相信记忆确实会受到压抑？”她说：“很简单，眼见为实。”但这一点儿也不简单。赫曼对我说：“你自己也研究心理学。你该知道，有许多实例可以证明压抑的存在。”事实上，哈佛大学研究记忆的学者沙克特（Daniel Schachter）也提及，一名40岁男性脑中不断浮现10岁时被一群男孩包围攻击的景象，最初他不胜其扰，后来他终于想起与这事件相关的细节与受性侵害的创伤。一名当时也在场的表亲证实确有此事。所以至少有实例显示压抑记忆确实可能。不过，沙克特也写到：“目前还未找到有力的证据能证明，童年长期受虐或侵害的受害者在经历创伤后会立即忘记受虐经验。”
对创伤的记忆，真的刻骨铭心吗
洛夫特斯小时候有写日记的习惯。她日记本的封面是鲜红色的，内页画着淡蓝的格线。她知道母亲有时会翻阅她的日记，于是想出巧妙的办法来维护隐私。母亲能够接受的事，她就写在日记里，至于不想让人知道的，则写在另一张纸上，用曲别针夹在日记本里。如果她感觉母亲有偷窥的意图时，就把那张纸藏起来。洛夫特斯称之为“可移除的真相”。
洛夫特斯将记忆比喻为可移除的真相，批评者认为她引喻失当，尤其不适用于创伤记忆。范德库克说：“洛夫特斯告诉我们，被试以为自己小时候曾在购物中心迷路，这类经验与创伤记忆无法相提并论。人脑对于创伤记忆，自有完全不同的反应方式。”
风度翩翩的荷兰精神医生范德库克，住在波士顿南区的街道上，那里宛如童话世界，鹅卵石路面，煤气街灯，时间仿佛在此停驻。范德库克相信“身体必定留有印记”，家门前那条街保存着历史的痕迹，人脑也会留下时间的印记。范德库克认为，某人遭遇重大变故后，身心难以承受这些创伤经验，而无法诉诸一般的言语叙述，记忆因此转而贮存在脑部非语言区域，并以若干生理反应表现出来，如，肌肉疼痛、莫名的严重焦虑、突如其来的幻觉。意识还来不及反应，生理反应就已消逝无踪。范德库克认为，心理治疗的主要任务便是将这种非语言的生理反应，提升到脑部负责掌管语言反应的部分，这样才能消除创伤的诅咒，用言语来描述创伤，接纳其为人生经验的一部分，与其他事件融合共存。
洛夫特斯则认为，范德库克这番理论缺乏确切证据。洛夫特斯认为范德库克早有预设立场，他引用的证据只是在印证其假设。洛夫特斯甚至表示，就算范德库克对创伤经验的理论成立，也无法证实记忆会受压抑。人们对于引发创伤回忆的暗示，确实可能产生身心反应，如，焦虑、肌肉僵硬等。但身体留下害怕的记录，并不等于心灵全然忘记创伤。患有战斗疲劳症（shell shocked）的军人并不会忘记战场上的情景。
赫曼认为创伤记忆可信，刺激脑部即可产生反应，若干动物实验结果可以印证。例如，老鼠在高度紧张状态下学会某件事后，它们便很难消除这种行为。洛夫特斯对此解释说：“他们引用这个实验，就表示他们认为人和动物一样，创伤经验的记忆‘不可抹灭’。他们批评我把大学生和创伤受害者相提并论，可是他们却拿老鼠来解释人类。”
洛夫特斯开始广泛涉猎有关创伤记忆的信度（reliability）研究。有项研究就是以目睹士兵扫射校园的儿童为对象。研究者在枪击事件发生后，立即访问若干目击儿童，请他们说出当时身在何地，看到了什么。事发一星期后，这些儿童的记忆有些模糊，也可能受到扭曲，同样的问题得出了不同的回答。例如，一名女孩原先说自己身在运动场内，后来改口说她站在运动场的篱笆外。她的记忆似乎并不深刻，7天之内就发生了混淆。
洛夫特斯的同事研究了挑战者号航天飞机爆炸对民众的冲击。埃默里大学的奈瑟（Ulrich Neisser）在爆炸的隔天访问若干民众，问他们事发当时身在何处，并加以记录。“我当时站在电话亭前”、“我在厨房里煎蛋，收音机放在窗台上”。3年后，奈瑟等人再度对这些受访者提出相同的问题，绝大多数人的回答明显发生了改变。原来在煎蛋的变成在切肉；原来在厨房的变成在海边；原来在电话亭前，摇身一变跑到博物馆里。受访者看到自己当年事故发生时的回答后，都大感讶异，反而认定此时的叙述才是真的。这一现象显示，虚假记忆渗透到被试的内心，改变了他们对真实的感受，在这混乱颠倒的世界里，明明是杜撰的，反而让人觉得是事实。
我们还可以相信什么
挑战者号航天飞机爆炸时，我和姐姐正在塔夫茨大学的学生餐厅里吃着鲔鱼三明治，棕色面包边缘露出些许新鲜生菜。落地窗外，光秃秃的树枝与耀眼的天空形成了强烈对比。我印象中一直都是这样，不过现在我也不确定了。搞不好我其实是在老家客厅里，地上铺着粗呢的地毯，我看着电视画面中航天飞机的尾部冒出浓烟，分为两截。不过，似乎有点不对！那天好像还下着雨吧？搞不好我其实是和爱尔兰男友在酒吧里喝啤酒。
我问洛夫特斯：“挑战者号爆炸时，你在哪里？”她说：“我一个人在办公室。”我想像她独自待在办公室里，洛夫特斯说：“我丈夫离开我是因为我放不下手边的工作。他想过正常生活，希望偶尔度个假，而我却只想坐在电脑前想事情。”
洛夫特斯没有丈夫，也没有子女，这让她深感遗憾。她说：“我们开始尝试，但为时已晚。那时我已经36岁了，每次看到月经来潮，失落感就更深一层。”我想像她独自在办公室和家里的模样。多数时候她都专注于追寻真理。我不禁思索，洛夫特斯如果是男性，她的观点是否也会受到质疑？我倒不认为性别有损其可信度。尽管她在某些方面未能达到社会对女性的期望，但这也不是问题的关键。重点是大势已定后，洛夫特斯似乎无法掌控全局。她似乎茫然无头绪，言辞总不得体，但她的记忆实验的确令人赞佩。
生活中的洛夫特斯
洛夫特斯打电话给我，却挂了电话，随后又很难为情地打电话来说：“天啊，我太没礼貌了！”她没多做解释，真怪！她说：“我就是想让因为不实记忆而分裂的家庭恢复完整，回到从前其乐融融的状态。”这位失去母亲的女孩，20年后又离了婚，到现在，客厅里还放着前夫的东西。她对我说：“我想让一切恢复完整。”但她似乎没有发现，一直以来她所有的尝试努力，都是徒劳无功。某种因素造成了她的分裂矛盾、悬而未解、抑郁寡欢、日益偏颇。她自己历经创伤，却还质疑创伤是否属实。这是她最大的盲点。
不过洛夫特斯的重大贡献不容抹灭。她力排众议，另辟蹊径，带给我们许多不容忽视的重要思想。我问她：“什么力量支持着你？如果记忆不可信，我们能相信什么？”陀思妥耶夫斯基认为，我们需要一些美好的记忆，才能在世界上找到信仰。然而要是你在洛夫特斯的世界里待上片刻，你会不知道该将信仰寄托何处。洛夫特斯没有回答，她只说：“我前几天写了一封信给我母亲！”她拿给我看。
亲爱的妈妈：
今天是星期天，外头下着雨，天空阴沉沉的。今天醒来，只觉得郁闷。你离开我们已经40年了……我想告诉你，过去40年来我所做的一些事。最近我到芝加哥参加了一个研讨会，发表了有关记忆的演讲，主办单位是美国国家司法受害者协会。我遇到26名男性、两名女性，这些人曾被误判死刑，差点冤死狱中，他们拥抱痛哭……因为工作的原因，我得以接触到这些饱尝社会不公不义的受难者。
我不做研究，也不上课的时候，就去研究受不实指控的案件。我不敢确定我要帮的这个人究竟是罪有应得，还是遭到误解。但想到这些指控可能是编造的罪名，我就无法置之不理。我一定得帮忙，不应该有片刻的犹豫。
我为什么这么沉迷工作？是想逃避某些痛苦的想法？还是想借工作弥补从前失去的重要事物？我现在忙着工作，没有太多时间去想我失去了什么。我失去了家庭的爱与亲密，这也是我想念你的原因。
永远爱你的女儿
贝丝
最后，洛夫特斯还是没说出什么力量支持着她，不过她倒是说出心中的失落遗憾。最后我们只看到她灵光乍现的远见及全然的痛苦。记忆不可靠，只会不断退化，那我们该相信、依赖什么？或许我们应该效仿洛夫特斯，堆叠过往的记忆，站上顶端，这样就能触及某个目标。
* * *
[1] 1977年，Kenneth（Alessio）Bianchi与表亲Angelo Buono于加州犯下多起强暴谋杀案，受害者死前皆曾遭受残酷凌虐。1979年洛杉矶警方将两人缉捕归案。——译者注
[2] Lyle Menendez与Erik Menendez，加州洛杉矶富商之子。两人于1989年8月24日，冷血谋杀双亲。1990年遭逮捕，两人被判无期徒刑，不得假释。——译者注
[3] 1992年，雷根政府爆发了非法的对伊朗军售丑闻，诺斯中校在国会听证会上，一肩扛下所有责任，成为全美家喻户晓的人物。——译者注
[4] 横行于20世纪70年代，诱骗多名妇女，强暴后予以杀害，1990年判刑后处决。——译者注
第9章 想忘忘不掉 坎德尔的海蜗牛实验
引言
20世纪80年代，洛夫特斯根据“事实”，断定没有一种神经反应机制可以产生压抑记忆的作用。哥伦比亚大学医学教授坎德尔（Eric Kandel）则不认同洛夫特斯的观点。他进行了多项实验，为沉寂多时的弗洛伊德心理分析论带来了一番新气象。
坎德尔1929年11月7日出生于奥地利的维也纳，二战期间随家人移居美国。坎德尔原本打算专攻心理分析，尽管后来醉心于人脑生理的研究，但仍使心理分析荣景再现，引起了心理学界的热烈思辨。
他进行了一系列实验，找出记忆运作的模式，了解到脑部细胞错综复杂的机制。坎德尔现年81岁，依然活跃在心理学界，他也是本书介绍的心理学家中最为年长的一位。他采取最新颖的研究方法，率先探究最不为人知的领域，为心理学指出了未来走向。他倡议寻求最简便可行的方式，来研究复杂神秘的人类心智。
1953年，手术这天天气炎热，晴空万里，阳光普照哈特福德市。年轻的亨利患有严重的癫痫，频频发作，生活几乎停顿。他如果不是在癫痫发作中煎熬，就是在回想尚未发病前的生活：那时他双手稳定有力，还能到森林里射击打猎。亨利病情的严重程度使他的家人都难以置信。他发病口吐白沫时，家人总要很使劲才能抓得住他。吃药、运动、祷告都没用。后来哈特佛医院的斯科维尔医生（Dr. Scoville）建议这家人参与一项医疗实验。他们答应了。
亨利一家人不认识斯科维尔医生，也不知道他热衷于前脑叶白质切除术（lobotomy），他曾带着截断脑叶的工具前往附近多所精神病院，总共为300多名病人进行了这项手术。斯科维尔外貌俊俏，斯文有礼，想必这家人都感受到了。但他们不知道这位即将为亨利动手术的医生有时候相当胆大妄为。空闲时他喜欢开着红色跑车，在康涅狄格州的宽阔公路上超速急驰，后头还有警车穷追不舍。他出手阔绰，曾跳上行驶中的雪佛兰轿车并攀附在车门边的踏脚板上向女友求婚。“他是个发明家，永不满足现状。他外表看似胆大妄为、贪得无厌，其实他一直在寻找更好的做事方式。”这是一位同事对他的描述。
亨利就要把大脑交给这样的人动手术。斯科维尔心中另有打算，但亨利却一无所知。他认为亨利的癫痫频频发作可能是大脑颞叶深层受到刺激，此处即海马回，一般认为这是脑部的即时反应区，只需片刻，零星火花就能引发燎原大火。斯科维尔建议亨利割除海马回，并表示他之前为若干癫痫病人实行过同样的手术，术后都未再发作。斯科维尔只告诉了亨利手术的疗效，但没有告诉他，先前接受手术者都是重度精神病人，这项手术对正常人会造成什么样的伤害还不得而知。
粉灰色形似海马的物体
当时，学界对脑部的了解还相当有限。有位精神病医生发现，精神病人乘坐颠簸的火车时会平静下来，于是他尝试摇晃病人，并逐渐将时间拉长，以此治疗精神病。有些医生相信，疟疾可治愈精神分裂症。1929年，知名心理学家拉什利（Karl Lashley）移除活鼠脑部的不同区域，发现其记忆似乎不受影响。他因而认为，脑部并没有掌管记忆的专区，整个大脑皮层均具有记忆的功能。斯科维尔也接受这种说法。
斯科维尔根据这项假设，毫不迟疑地决定移除亨利的海马回。手术室很冷，亨利意识清楚地躺在手术台上。因为脑部没有神经，所以手术进行时病人意识清醒，只有头皮局部麻醉。麻醉剂从针头涌出，注入亨利的头皮。斯科维尔走近手术台，拿起手术器具，在享利眼睛上方钻了两个洞，再将细小的手术刀伸入洞里，探触到亨利的大脑，掀起前额叶。亨利可以感受到手术的每个步骤。
手术室很安静，偶尔听见斯科维尔叫护士递送用品。此外，一片寂静。
斯科维尔注视着亨利，仿佛看到了头盖骨下的大脑，珊瑚礁般粉灰色的大脑皮层包覆在脑膜里，无数细胞成簇聚集，形成宛如风信子的角锥体，里头满是微小的神经元。斯科维尔将一根银色导管缓缓插入，深入亨利的大脑。还在规律振动的脑部，两侧各有一个粉灰色形似海马的物体，斯科维尔将这两块组织吸出，整个海马回就此移除。此时，他大脑内部出现两个边缘参差不齐的空缺，那里曾经是海马回的所在。
斯科维尔摘除海马回时，亨利的意识很清醒，反应还很灵活，不知他有什么感觉。当时还没人知道，海马回是人脑储存记忆的主要场所。导管一吸，亨利是否也感觉到记忆随之远去？他是否发现自己已进入遗忘的国度？是突然一阵寒意笼罩全身，还是逐渐滑入无底深渊？喜怒哀乐、甜蜜温存、伤痛心酸，一切化为乌有。
手术过后，亨利癫痫发作次数明显减少，但记性也越来越差，几乎完全记不住事情。护士刚把名字告诉亨利，随后离开几分钟，亨利就不记得对方了。他认得自己的母亲，但手术之后才认识的人、知道的事，没多久就忘光了。50年后，亨利还是这样。他年事已高，目前住在麻省理工学院附近的安养中心。他母亲于1960年去世，但亨利每次听到别人提起这件事，他都以为母亲刚去世，一再失声痛哭。他一直认为美国总统还是杜鲁门，他没办法和安养中心里的人交朋友，因为他记不住对方的长相或声音，也无从获得情感慰藉。相关医学文献中，亨利简称为H. M.，他的遭遇令人同情，却爱莫能助。
手术后几周，亨利心智错乱的情况仍未改善，斯科维尔医生这才发现，他的确移除了引起癫痫发作的源头，但也在无意中截断了记忆的源头。他应该感到些许内疚，然而手术结果在科学上的意义更让他有兴趣。这项胆大妄为的手术指出，拉什利错了，大错特错！尽管当代科学家也认同，脑部各处皆能进行记忆，但海马回显然是记忆的宝库，没有海马回，亨利只能活在无所依靠的当下。尽管斯科维尔怀有雄心壮志，但实验结果却如此难堪，不过他还是将结果公诸于世。斯科维尔碰触到的既非抽象的心理作用，也非迷离虚构的内容，而是承载记忆的实体组织。记忆在海马回里，在大脑皮层下，在斯科维尔的金属导管中。
记不得自己的相貌，但还会骑车
米尔纳也许是世界上最了解亨利的人。她和我谈起了亨利的案例。1957年，斯科维尔发表了手术结果，手术过程让米尔纳惊骇万分，不禁想亲眼一探究竟。米尔纳当时追随知名外科医生彭菲尔德研究记忆。彭菲尔德以电极刺激癫痫病人脑部的不同区域，逐一观察是否产生触觉、嗅觉、视觉，从中归纳出哪些部位掌管哪种知觉。
米尔纳也许有意自立门户，也许她已厌倦了繁琐的纸上作业。据她说，她一听到亨利的案例后，便顺手抓了一叠记忆测验，搭第一班火车前往哈特佛。她看过许多记忆丧失的病人，但亨利则是研究失忆症的最佳对象。
米尔纳想知道亨利失去了哪些心智能力，不过她更想知道亨利还剩下哪些能力。例如，亨利记不得五分钟前的对话，但他还会走路，这也算是某种型态的记忆。亨利早上起床后，不会主动去刷牙，但只要把牙刷塞给他，他自然而然就会动手刷牙。这种情况很像陶醉在音乐中的演奏家，无须思索，旋律就从指尖流淌而出，手指仿佛自有意志和思想。
米尔纳针对亨利进行了多年的测试与观察。她以亨利为证，提出了若干有关记忆的重要观点。海马回显然贮藏了个人经历的重要细节，甚至可称之为意识的核心（the core of consciousness）。但脑部另有一个记忆系统，米尔纳称之为程序记忆（procedural memory）或潜意识记忆（unconscious memory）。即使我们想不起对方的名字或长相，但依然知道怎么骑自行车，怎么抽烟。亨利说不出自己几岁，也不认得镜子里的人就是自己，但如果带他回老家哈特佛市，他可以在巷道间来回穿梭，不一会儿就找到了以前的住所。这些他都记得，但却说不出所以然。亨利的案例证实，人脑神经中枢的确存在着弗洛伊德所谓的潜意识反应。但神经元是如何运作的，我们还不得而知。
米尔纳提出的记忆理论并非直接来自于观察神经元对记忆的影响，而是来自间接地观察亨利的记忆反应，并加以归纳推论的结果。米尔纳根据长期追踪亨利的研究结果，得知记忆至少分为两个层面。此后有关记忆的研究也多以其研究结果为基础，陆续找出脑部其他类型的记忆系统。另有学者甚至认为，不同类别的记忆各自储存在不同的记忆区块里。水果的记忆由某条神经主管，蔬菜的记忆由另一条神经主管，猫的记忆在这里，狗的记忆在那里。由此看来，我们的世界似乎全都压缩在大脑皮层里。
黏腻的海蜗牛和我们一样学习
坎德尔从不避讳自己喜欢化繁为简，将复杂的现象转化为简单的描述。他认为要了解记忆的奥秘，必须先知道细胞如何传递信息。坎德尔原先专攻心理分析，但他在医学院四年级听到亨利的案例后，大为震撼，因而决定转赴马里兰州贝塞斯达的美国国家健康研究院 （the National Institute of Health，NIH）攻读博士学位。当时他观察并记录猫的海马回细胞的状况。72岁的坎德尔表示：“我蛮适合从事研究工作，我不知道这方面的天分从哪儿来的！”
坎德尔生于维也纳，父亲是玩具工厂的负责人，他童年的生活相当优渥。1938年，希特勒出兵攻占维也纳，情势瞬间改变。坎德尔曾经历“水晶之夜”事件（Kristellnacht）[1]，他还记得当时满地玻璃碎片，后来德军甚至强迫犹太人拿牙刷把马路刷干净。
这次事件对坎德尔决定终身致力于细胞与记忆的研究有何影响？坎德尔说：“有时候我会觉得自己仍在逃避这起事件。我可以不带任何感情地告诉你我发生的每一件事。我很幸运，虽然被送进集中营，但现在仍能在这里跟你谈这件事，而且心里丝毫不觉得害怕。”
1939年，坎德尔举家移民美国，定居纽约。在80英里外的康涅狄格州，住着与他年纪相仿的亨利，两人的童年却极不相同。坎德尔相当聪明，后来进入哈佛大学就读。尽管幼时遭受创伤，但这没有影响他的心智发展，他不断吸收新知识。此时亨利癫痫开始发作，还因此辍学。亨利和坎德尔素昧平生，但两人的生命也许曾在某个时空中交错，那是人类心灵或肉体所不及的境界。
大学期间，坎德尔醉心于精神分析，但进入医学院后，神经科学让他转移了目标。坎德尔说：“精神分析与神经学竟然如此契合，这是我想都没想过的事。弗洛伊德毕竟也是神经学的专家。精神分析着重于记忆，而我则试图解释记忆的运作机制。我认为一定可以找到神经学上的证据，印证精神分析的各项论点。”
坎德尔外表迷人，系着鲜红的领结，穿着背带裤。将精神分析与神经学这两个独立领域相互结合是他的兴趣，而非首要目标。他最重要的职业是从40多年前进入国家健康研究院的实验室开始的。他致力于研究海马回的神经细胞，试图找出记忆的生理学基础。这项任务并不简单，因为海马回包含数百万个神经元。坎德尔要耗费数年才能彻底了解整个精细复杂的结构。他势必得另辟蹊径。“20世纪五六十年代，许多生物学家、心理学家普遍认为，要研究人类学习行为，不能依赖简化的动物实验。但我认为这种顾虑是多余的。凡是神经系统会随经验增长的生物，学习型态大同小异，必能从细胞与分子的作用分析出学习的基本型态。所以即使是只针对无脊椎动物进行的研究，其结果也能有效适用于其他动物。”
系着红领结的坎德尔
坎德尔秉持此一信念，寻找适合研究的动物，最后选择了海蜗牛。海蜗牛体型略大于一般蜗牛，只有两万多个神经元，大部分以肉眼即可看见。坎德尔说，海蜗牛不仅容易研究，而且其神经系统与人类相同。坎德尔说：“要了解极端复杂的心灵，需要高度简化的研究方法。”看着海蜗牛略带紫色的黏腻躯体，他决定以海蜗牛为研究对象。
坎德尔的做法如下。海蜗牛会从腹足的黏液腺分泌黏液，对其施以电击，腺体开口就会收缩。坎德尔和同事随即发现，可以通过习惯化（habituation）、敏感化（sensitization）、经典条件反射这三种学习方式，改变海蜗牛的这种生理反射。早在20世纪初，斯金纳和巴甫洛夫便发表过类似的结果，当时泛称为“学习理论”，20世纪末，坎德尔称之为“记忆”。同样的问题，不同的包装。同样的观点，不同的呈现方式，世人的观感与理解也不同。
比起斯金纳的鸽子实验和米尔纳对亨利的观察，坎德尔的研究更有突破性。他观察到海蜗牛学习记忆新事物时，神经元产生了何种变化。那么神经元在记忆形成时有什么变化呢？自18世纪以来，科学家们各有推论，但都苦无实证。1894年，西班牙科学家拉蒙卡（Santiago Ramony CaJal）主张神经元在学习过程会发展出新的连结，记忆就储存在此。神经学家福布斯（Alexander Forbes）则认为记忆储存在可由自体随意引发的神经元连结中，近代研究记忆的学者赫布（Donald Hebb）也支持这个论点。但这些都只是理论。坎德尔之前，未曾有人找出具体事例来印证这些推论。
坎德尔训练海蜗牛，并加以观察测量。海蜗牛一经触碰，黏液腺口就会收缩，他用放大镜和摄影机观察此时海蜗牛的神经元有何变化。他发现海蜗牛的神经元受到电击后，会释放出神经传导物质，通过突触彼此传递，在强化刺激与反应的连结过程中，神经元的连结也更为紧密。他分别观察了“感觉”和“动作”的神经元，都发现同样的结果：行为定型时，神经元间的脉冲反应也变强了。
坎德尔与海蜗牛
用进废退的说法果然没错。每次练习一项任务，就等于在脑部重现执行此项任务所需的神经元网络。反复演练，再三提醒自己，特定的神经突触之间的电化物质交流就越顺畅，连结就越强。人脑相当现实，有关联才有反应，在最常走的路径上往来最为顺畅。
短期记忆像一见钟情，长期记忆像婚姻
坎德尔提出的理论说明了记忆运作过程中的细胞反应，但也许是亨利的情况让他还想知道大脑是如何把短期记忆转化为长期记忆的。亨利即使在切除了海马回后，依然认得母亲的面容，这说明记忆存在此处，由此传送到他处，进入位于大脑皮层的长期记忆储存区。亨利对母亲面貌的记忆早在手术前已连结至海马回，而且储存在某个手术刀所不及之处。
我们每天都会接收到大量的信息，如，影像、声音、情绪、人际沟通等。如果全数保留，我们马上就会被记忆所淹没。因此，我们通常只保留概略印象。例如，我印象中的爷爷家，可以闻得到雪杉的香气。每年冬天，天空都是白茫茫一片。不论真实与否，想到过去，我脑中自然而然浮现出这些事物。
问题来了。这些记忆必须经过哪些步骤，才能从暂时留存的反应写入海马回，再送往他处储存，并让我此刻写作时可以回想起来？坎德尔认为必定有种机制可以让记忆由短期转为长期，而他照例采取了简化一切的做法，这次他只用了海蜗牛的一小部分。他挖出海蜗牛的脑核，取出两个神经元泡在溶液里。
坎德尔操弄这两个神经元，使其彼此“对话”，一号神经元长出神经突触，连结二号神经元，这是记忆的最基本型态。神经元内部含有一种“反应结合蛋白”（cAMP-response element binding protein，CREB）物质。坎德尔将一号神经元中的反应结合蛋白隔离，切断神经元间的对话。缺少反应结合蛋白，神经元就不会进行与长期记忆相关的活动了，如，蛋白质合成、长出新突触。
CREB究竟是什么？它是一种积聚在脑细胞中的分子，作用在于刺激特定基因，制造蛋白质，强化细胞彼此的连结。简言之，CREB就像细胞自有的强力胶，回忆就长期固定在细胞传导路径上。没有CREB，记忆还是能维持一段时间，但相当短暂，就像只听过一遍的电话号码，很难记住。我们也可以说，短期记忆像一见钟情，突然迸出火花，转瞬间又消逝无踪；长期记忆比较像婚姻，彼此牵系，甚至是相互羁绊，不会再有新的想法。
CREB的发现堪称心理学上的一大盛事。它让各界学者首度了解永久记忆是如何形成的。这也意味着人类心灵或许可任人摆布。当年42岁的基因科学家特利（Tim Tully）得知坎德尔发现CREB后，相当振奋。特利曾经改造过果蝇的基因，使其大量分泌CREB，因此造就了昆虫界的天才：记性绝佳的果蝇。一般果蝇不管学什么，至少需要训练10次才学会。特利的果蝇只需一次训练即可。几年之后，坎德尔培养出用CREB强化改良的海蜗牛。这些蜗牛竟然记得起周遭贝壳的螺旋花纹、珊瑚礁的颜色、笼子角落的食物，这实在令人难以置信。
坎德尔不只发现了CREB，他也找到了抑制它的分子，它能让老鼠忘记刚刚学会的事。这项发现寓意深远，坎德尔也认识到了。1997年，他与哈佛大学分子生物学家吉尔伯特（Walter Gilbert）、大胆的资本家弗莱明（Jonathan Fleming）、神经科学家乌特贝克（Axel Unterbeck）联手创立记忆制药公司（Memory Pharmaceuticals lnc.）。这家公司目前正在研发一种新药，据说会彻底颠覆我们对时间的观点。届时也许每个人都可以像法国文学家普鲁斯特[2]那样，只要一阵气味袭来，不管是来自浓茶、饼干或面包，思绪便由其牵引，漂浮在过去、现在和未来之间。
记得住好，还是记不住好
我不记得这个故事是听别人说的还是我自己写的。总之故事主角是一名决定遗忘一切的女性。她一人独层，房里贴着玫瑰花样的壁纸。她的感情不顺，年纪也大了。一天，她决定忘记房里玫瑰花样的壁纸，接着她要忘记手上拿着的咖啡杯，再下来是忘记拿杯子的那只手，接着是带她行走在孤独世界的双脚。她慢慢忘记自己的每一部分。她坐在厨房里，整个人越变越小，属于她的事物一点一点被移除了。后来，她忘记了自己的长相，只剩下心还在，其他都不见了。最后她连心也忘了。她开始漂浮在空中，没有意识，自由自在，但也完全不是个人了。
这个故事点出记忆对人类的重要性，让我们知道活着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有记忆才有现在，这种说法我们听了太多遍。忘记过去的人必会陷入永无止境的轮回。人类相当重视回忆，有时甚至沉湎其中，无法自拔。人到哪儿，记忆就跟到哪儿，人脑堆不下了，就储存在电脑里。人活得越久，受失忆症威胁或患老年痴呆症的比率就会越高。如果有更好的筛查设备，我们就可以及早发现患老年痴呆症的迹象，随时注意自己脑波的变化。
创立记忆制药公司的坎德尔深知此事。该公司位于新泽西州蒙特维尔市花园大道，距纽约州立精神病学中心约40分钟车程。走进迂回曲折的走道，就看到两旁摆满了老鼠和猫的兽笼，没有头骨覆盖的脑部，吊挂在墙上的透明罐子，新月状的大脑皮层切片浸泡在深色药水中。该公司的目标在于找出某种化合物，可以活化培养皿中从脑部剥下的神经元，然后再植回人脑形成更稳固持久的连结。该公司希望这种药物能强化CREB，让我们能逃脱老化引起的记忆丧失，重拾感官知觉的敏锐。
坎德尔认为，记忆制药公司研发中的药物可望在10年内上市。研发这种药物并非为了治疗老年痴呆症，而是解决战后婴儿潮一代迈入老年后出现记忆衰退的问题，如，记不起钥匙放在哪里，或是话到嘴边就是说不出来。实验中的药物叫磷酸二酯酶–4（Phosphodiesterase-4，PDE4），目前PDE4在老鼠实验中效果卓著，即使是年纪相当于人类80岁的老鼠，也能像年轻老鼠一样，穿梭迷宫，来去自如。
坎德尔称之为“红色小药丸”。坎德尔的实验造成了巨大的影响，综观20世纪心理学实验，无人能出其右。
药物虽未上市，但已经引发了诸多道德争辩。坎德尔表示这种药物是为治疗因老化而导致的记忆缺损。然而若干科学家表示，老化导致的记忆缺损早在20岁就开始了，难道我们要鼓励大学生尽早服用这种红色的药丸？也许在准备高考时，他们就该服用这种药丸了。会不会有公司要求员工必须服用这种药物？或是有人觉得必须服用，才能跟得上那些已经服用了这种药物的人？这些都是显而易见的伦理问题。这种药物如果能帮助我们建构、储存记忆，那就等于掀开了覆盖过往的黑布，让过去的点滴都摊晒在阳光下，让我们不由自主地想起许多根本不记得的细节，这些无关紧要却历历在目的细节，会对我们产生什么影响？这种药物原本想让我更有活力地迎向未来，却反而让我们陷入了钜细靡遗的过去，让我们无法专注于当下。
增强记忆的药物可能导致的问题多不胜数。没有人知道CREB的发现对我们的现在与过去有什么影响。就算这种药不会让回忆如洪水般涌上心头，那么有没有可能会让现在的印象太过鲜明，盘踞不去，反而造成更大的困扰？抛去不重要的琐碎细节是人类与生俱来的进化动力，它让我们得以在远古时期形成的平原上进化出高科技的现代社会。
我想知道，有人想过丧失记忆的好处吗？记忆是部庞大喧嚣的机器，既让我们深陷过去，也让我们忧心未来。我们忙于回忆过去，幻想未来。事实上，预想未来也是种记忆，不管我们投射何种期望，都是基于过去的经验，因此我们很少活在当下。也许我们都不了解全然活在当下，不受时间左右是什么感觉。动物也许知道，因此它们似乎比较快乐。申克（David Shenk）的杰作《遗忘》（The Forgetting），引述了老年痴呆症患者的叙述：“以前我不知道，得这种病竟然能让我感到平静。人生舞台的幕布缓缓放下，生命看起来竟是如此美好。”也许亨利也有类似的感觉吧。对他来说，每一次吃到草莓，都是第一次；每一次看到雪花缓缓从天而降，都是全新的感受；每一次内心的感动，都是全心全意！
没有遗忘，人类将会怎样
坎德尔一定知道拥有太多记忆的危险，人脑也需要适度的遗忘。神经病学文献中有项知名病例，主人公是S，21岁时接受了俄国医生卢里亚（A. L.Luria）的治疗。当时20岁的S记忆力极佳，任何4栏数字组成的数列，只要看过一眼，他都能记得住。卢里亚对S进行了多年测试，最令人惊讶的是，即使多年之后，S依然记得自己曾经看过哪些数列。他甚至能在20年后，依然记得报纸上哪篇报导印在哪个位置。
然而S却有严重的问题。他无法从阅读中感知意义。他只需6分钟便能看完近千页的荷马的长篇巨著《奥德赛》（The Odyssey），且能一字不漏地复述出来，但他完全不理解其中的意义。S无法解读对方表情的含义，他专注于对方嘴角的细微运动，却无法判断这个微笑是发自内心的，还是伪装出来的。S认为自己终生都无法解决这类问题，他终日独居，漫无目的，空有绝佳的记忆力。
还有许多人，尽管不像S那样拥有绝佳的记性，但也需要遗忘。他们脑中不断浮现出惨烈的战争场面，或是童年遭受的某些伤害。我们都希望记住事情，但同样也需要遗忘的能力。
坎德尔可能会否认他其实也想研发抑制记忆的药物，事实上，这也是记忆制药公司研发中的药物。坎德尔会辩称他从事这方面的研究纯粹是出于学术上的热爱，只为了感受发现的快感。然而谁知道呢？坎德尔发现CREB时，也发现了作用相反的物质。他发现正常的人脑原本就有遗忘的机制，关键在于一种名为钙调神经磷酸酶（calcineurin）的酵素。1998年坎德尔等人大胆推论，老鼠具有掌管钙调神经磷酸酶分泌的基因，他们发现老鼠的大脑皮层仿佛不沾锅，任何事情都无法久留。
记忆制药公司或其他药厂，能否研发出这样的药物呢？特利已在研发类似的药物，一旦上市，创伤受害者在24小内服用，就可消除创伤记忆及当天所有记忆。如果有人经历了可怕事件、恐怖袭击、飞机失事、他人恶意攻击等创伤，服用这种药便可有效消除创伤后的心理障碍。消除创伤只需一颗胶囊，里头掺了忘川的水，冥王就是用这水消除死去魂魄的过往。
坎德尔从前在集中营的悲惨遭遇，总像未曾远去的阴魂。由此看来，他应该会对让人遗忘的药物感兴趣。坎德尔预见到这种药物涉及的道德问题了吗？如果再发生屠杀异己的事件，是否就可以让幸存者服用这种药物，消除其记忆，也消除随之而来的谴责？歹徒是否可以先让受害者服下这种药物，以此除去重要的罪证？没错，坎德尔确实考虑到这些事。所以尽管他找出与遗忘有关的分子化学过程，但他和记忆制药公司的CSO（首席问题官）乌特贝克并不积极研发这种药物。
此时坎德尔正将心力投注在回忆录上。我在一个晴朗的春天见到他，阳光透过窗户，照进他的办公室，坎德尔正在整理他的回忆录。他挥舞着一叠纸对我说：“你看，这是我的回忆录，我刚开始写，希望来得及完成。”
他把那叠稿子放在茶几上。我们分坐茶几两边，我想拿起稿子瞧瞧，不过我知道这样做很不礼貌。坎德尔的眼光从手稿上移走，望向窗外。他说：“集中营与我近在咫尺。我想尽可能将这些记忆宣泄出来。”
坎德尔告诉我，他几个月后要去维也纳。他正在筹划一场座谈会。我以为是和科学有关的，但他说不是。他说：“其他的欧洲国家都已面对纳粹屠杀的历史，但奥地利至今仍未坦然面对。我打算举办这场研讨会，帮助奥地利面对过去发生的事。”
我想像他到时候会拿个针筒，里头装满含有CREB的强效药剂，为奥地利这个国家打上一针，让所有混杂纷乱的思绪，全部回到“水晶之夜”事件发生的时候。坎德尔的成就，虽始于极其微小之处，但有着极为庞大复杂的内涵。他一贯采取简化的研究方法，但成就却远远超出各项实验的总合。
红色的小药丸能改变什么
和坎德尔见面几天后，我来到麻省理工学院所在的坎德尔广场，四周有好几家咖啡馆和书店。我在波士顿住了一辈子，却从未到过这里。这里是学术的殿堂，成群的学生紧握手机，快步经过我的身边。我不知道要往哪里去，只是漫无目的地走下去。春天的空气弥漫着淡淡的肥皂香味，闻起来很舒服，木兰花盛开，让我想起坎德尔的红色小药丸。
我想，会不会有一天，我们不仅可以返老还童，而且还可以吃一颗药丸就能长生不老，我们会想要这样吗？可以看到百年后的子孙到底好不好？如果这样，我们是否丧失了某些人类的本质，毕竟生死循环是记忆的开始与终结，也建构了生命的原形。坎德尔带领我们到达了更高的认知层次，但有时我们会发现自己正腾空旋转，毫无立足之地。
此时我看到一位年纪很大的老人，靠在护士身上，沐浴在阳光下。在旁边那栋建筑的斑驳的大门上写了些字，我眯起眼睛，看到上头写着“精神科门诊处”。亨利不就住在那里吗？我知道那位老人不可能是亨利，却不禁这样幻想。我沿着人行道走下去，这位长者眼神呆滞，在双眼之上，我仿佛看见斯科维尔摘除海马回后留下的空洞。尽管在这个不断拓展的学术领域中，亨利占有重要地位，但他却不记得自己的遭遇，这似乎是很不划算的交易。当我看到那位老人时，我知道我宁愿拥有记忆，也不要每次都是全新的经验，我不想每次咬下水果，都像第一次品尝，过去的记忆都被脑中的无底洞吞噬，消失无踪了。坎德尔的药片如果真能上市，就让我们一口吞下吧！如果我们活得够久，我们应该能逃脱遗忘的宿命。
但我可以确定没有这样一种药。没有一种科学可以让我们脱离肉体的牵绊，到头来曙光乍现，转瞬熄灭，我们又回到了幽暗的黑洞。
老人和护士开始向建筑物走去。他们打开嵌着深色玻璃的大门。我靠近门口往里看，只看到玻璃上映出我的脸，感觉有点说不出的怪异。也许是玻璃门板的晃动，也许是颜色的关系。我可以清楚地看到自己面容憔悴，脸上坑坑疤疤，眼窝凹陷，额头上有些奇特的斑点，晒斑、痣都清晰可见。也许这些是我脑中老化的神经元的投影。不管我多么努力思考，依然无法让神经元突触不萎缩，只能任由老废的神经元散置在大脑皮层中。
* * *
[1] 1938年德国发生犹太难民刺杀外交人员的事件，德国政府遂对奥地利境内的犹太民众展开报复行为。此事件是德国政府首度公开袭击犹太人。——译者注
[2] 法国作家，著有《追忆似水年华》。他的写作形式独树一帜，以潜意识记忆触动感官，引出无止境的印象记忆，表现生命的纷乱与丰富。——译者注
第10章 切割大脑 莫尼斯与20世纪最前卫的心理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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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今天的精神外科执业医生都会坚持认为，前脑叶白质切除术、前额脑白质切除术（leucotomy）、扣带回切除术（cingulo-tomy）等手术，绝非是没有根据的摸索性实验。然而就连这些名词是如何定义的，医生们都众说纷纭，更遑论其他饱受质疑的做法了。
前脑叶白质切除术之父是葡萄牙精神病学家和神经外科医生莫尼斯（Antonio Egas Moniz）。他由于发现了前脑叶白质切除术对某些心理疾病的治疗效果而获得了1949年诺贝尔医学奖。他是第一位获得诺贝尔奖的葡萄牙人。
尽管前脑叶白质切除术及衍生的扣带回切除术目前已获得普遍的认可，然而在实际操刀过程中，理论知识与推断臆测的比重其实不相上下。手术过程犹如未知的旅程，只能在幽暗中摸索前进。综观20世纪，实验心理学一再触及重要的道德议题，而精神外科发展百余年来屡次挑战道德尺度，更是引发激烈的辩论，但同时也开拓了重要途径，让后人得以窥得人脑的奥秘。
他的肖像被印在葡萄牙的邮票上。对前脑叶白质切除术之父来说，此等尊荣实至名归。每天都有几千人舔湿他的后脑勺，把他贴在信封上，丢进邮筒。
邮票上的人名叫莫尼斯。他于1874年生于葡萄牙首都里斯本几公里外的小渔村。我们对他母亲了解不多，莫尼斯的父亲家产丰厚，在乡里颇有地位。莫尼斯幼时住在宽大的豪宅中，家里有间礼拜堂，银烛台的烛火从不熄灭。
莫尼斯并未与母亲同住，与父亲同住的时间也很短。青少年时期，他都在邻镇与叔叔阿巴戴德一起度过。阿巴戴德是位神父，总穿着僧袍，一丝不苟。照常理推断，他应该会教导莫尼斯许多宗教教义，然而他却没有这样做。
阿巴戴德对葡萄牙的辉煌历史深感荣耀。他朗读经典文学作品给莫尼斯听，所以莫尼斯还没入学便可背诵多首史诗、翻译拉丁文章。莫尼斯的头脑在叔叔的锻炼下，像刀锋般敏锐。毫无意外地，他上了大学。大四那年，他决定研读医学。那年冬天里斯本很冷，皇宫里的孔雀都冻死了。
莫尼斯患有痛风，所有关节红肿疼痛，他的手指蜷曲，无法伸直。他终生都为痛风所苦，日后他在施行前脑叶白质切除手术时，也需旁人帮忙操刀。他的助理负责关键部位的切除，莫尼斯在旁监督，下达指令。病人意识清醒，躺在手术台上可以听见莫尼斯说：“切断神经束，再深入左脑叶。M太太，你如果感觉不对劲就给我一个手势！好，换边，钻下去。”
前额叶传来的灼热刺痛
不过那是多年以后的事了。19世纪末，莫尼斯还在科英布拉学院（Coimbra College）就读。尽管饱受痛风之苦，他仍满怀雄心壮志，想在精神病学界留名。痛风的症状缓解后，他收拾行囊前往巴黎，追随马里（Pierre Marie）与德泽林（Jules Dejerine），两人都曾是法国学者沙可的学生。莫尼斯穿梭在巴黎萨尔佩替耶（Salpetriere）综合医院的精神科病房，看见有人口吐白沫、有人晕厥、有人颤抖。形形色色的病人必定让他印象深刻。人类的行为、心神竟如此怪异。
对莫尼斯来说，精神与实体是不能分割的。所以他从一开始便将精神疾病视为有机体的病变，是神经系统的纠结所致。回到葡萄牙后，莫尼斯开始思索怎样才能看见大脑。在头骨的包覆下，这么重要的器官显得遥不可及。如果能看见大脑，也许就能知道哪里出了问题，如，肿瘤、血管破裂。
莫尼斯先以染剂与尸体进行实验。早在17世纪，科学家如果需要观察极其微小或混乱模糊的物体，便会使用染剂凸显所要观察的部分。这些染剂包括用压碎的番红花制成的红颜科、显现叶脉纹路的硝酸银染剂。但从未有人直接将染剂注入病人的脑内进行观察。莫尼斯最初只想一窥究竟，并没有想过要改造人脑！
莫尼斯发明一种染剂，可由颈部血管直接注入体内。染剂流入脑部，再以X光机照射，原先隐藏的血管与脑叶一一现形。莫尼斯的发明可以帮助找出肿瘤或其他病变的位置，发现脑部的病源。不过成功必须付出代价。神经学家瓦伦斯坦因（Elliot Valenstein）说：“你想想看，谁敢把溴化物直接注射进活人的颈动脉？有很多人想过，但最后都作罢了。不过莫尼斯不仅抱负远大，而且敢作敢为。”
用尸体实验过后，莫尼斯再从他的病人中挑选出若干人，进行了注射染剂实验。其中一人死亡，只见其脑部影像一片红光，掺杂些许蓝银相间的色块。莫尼斯表示，他对这名病人的死“深感歉疚”。
然而莫尼斯仍然继续为许多病人注射染剂，观察其脑合影像。他将这种方式称为血管造影法（angiography），这种技术日益普遍，至今仍广为应用。血管造影技术已有了显著进步，也成为近代医学相当倚重的诊断方式。莫尼斯进入他人的生命，取走原本不属于他的东西，因而招致诸多抨击，不过他仍具有重要影响。你也许痛恨精神外科之父莫尼斯，但你不可否认，他对我们的脑袋仍有诸多裨益。
我们得先看到一样东西，才会想着去拿到手。莫尼斯也是这样，他先看到大脑，再伸出因痛风而肿胀的手去触碰，进而试图加以改造。20世纪二三十年代，精神疾病的治疗方法很少，精神病人通常被送入疗养院与世隔绝，任其自生自灭。莫尼斯在神经科执业期间，所接触的病人有超过1/3患有精神疾病，他深知精神病人的处境。
当时医生试过许多令人匪夷所思的治疗方法，包括引发低血糖症、冷却疗法、拔掉牙齿、切除结肠、注射疟疾病毒等。与此同时，来自维也纳的弗洛伊德提出了心智运作完全受过往经历影响的理论，这个理论广受各界瞩目。此时莫尼斯则深信，只有从生理层面着手，才能治好精神疾病。精神疾病究竟源于化学物质作用，还是过往经历影响，要用药物治疗还是要借助心理咨询，两派争执不下，由来久矣。对立争辩一再重演，却未必有更深入的见解。
1935年，61岁的莫尼斯前往伦敦参加了一场神经医学研讨会。宏伟的会场中，放置了多尊法式石膏半身人像，大理石的地面。现场冠盖云集，各个西装笔挺，佩挂眼镜，前来聆听最新的实验结果。有人谈到烧灼狗的大脑皮层的运动神经束会有什么样的结果，有人宣称已将猴子大脑皮层中掌管听觉的部分实施了切除。
接着轮到耶鲁大学教授雅各布森与生理学家富尔顿（John Fulton）发表研究成果。两人谈到一只性情相当暴躁的母猴贝琪。贝琪喜欢尖叫，随地便溺，一生气就打翻装盛食物饮水的容器。两人设法让贝琪熟睡，然后掀开了它的头盖骨，剪掉连接前脑叶与边缘系统的神经束。当贝琪醒来时，性情大变，变得文静温驯，且智力似乎毫无损伤，能力与其他猴子无异，不管是何原因导致它先前的行为，而此时已全部消失。莫尼斯听到贝琪恢复正常的案例，想到他在葡萄牙的病人，于是他在金碧辉煌的会场中起身大声发问：“为什么不用外科手术来消除人类的精神病状？”
据说，当时在场的人都大感震惊，而且纷纷转身想看看是谁说出了这种话。当时会场鸦雀无声，不知是因为科学也有说不得的禁忌，还是在场多数人也想超越那条禁忌，听到莫尼斯所言，都深表赞同，毫无异议？毕竟这些医生和我们一样清楚科学的发展也是不断探索的，而且一次比一次更引人争议。
前脑叶白质切除术也是从先前许多精神疾病的治疗方法中衍生而来的。尸体解剖曾因宗教禁忌而遭到禁止，但现在已广为接受了，医生可以剖开尸体取出内脏进行研究。动物实验则更为骇人，猪狗的内脏器官散落一地。治疗方式在逐步进化，由外而内，再转移到其他层面。在场的医生对此都心知肚明，但只有莫尼斯敢直言不讳，大声宣告：我要这样做，我要动手术把他剧烈作痛的大脑，切掉一小块。即使没有雅各布森与富尔顿的实验，切除脑部某部分的做法也言之有理。我们常可见到深受精神疾病困扰的人，低头用力揉搓太阳穴，仿佛要揉掉前额叶传来的灼热刺痛！
M太太贡献了自己的大脑
莫尼斯搭火车回葡萄牙。他一如往常，前往里斯本市区的几所精神病院巡视。病患口吐白沫，肮脏邋遢，病一发作就被丢入装满冰块的木桶。莫尼斯对那宛如刑具的冰桶、湿透的胶制外衣、捆绑用的绳索，完全不陌生。20世纪30年代的病人，一经诊断就住进精神病院，平均得待上7年。现在的病人，幸运的话，3天就可以出院了。
精神病院的走廊仿佛但丁笔下的地狱，随处可见神情痛苦的病人，坐立不安，扭动身躯，还有人向外星人祷告，或觉得天使睡在自己的肚子里。病人偶尔会抬起头，看见莫尼斯来回踱步，他的脸庞浑圆红润，身穿深蓝西装。病人不知道莫尼斯走进病房前做了什么。他一下火车，就直接走向太平间，订下三具尸体，准备实验。莫尼斯先以笔代刀，演练如何准确刺入大脑皮层，反复试验不同的角度与深度，直到熟练为止。
根据记载，莫尼斯的第一位病人是63岁的M太太。她有严重抑郁及焦虑倾向，思想偏激，认定警方试图毒杀她。她曾偷偷在公寓里卖淫，直到其他住户抗议才停止。她经常抑郁，有时还会不停摇晃身体，无法克制。M太太被诊断为严重的抑郁症，总共住院4年半。
手术前一晚，莫尼斯先剃掉了M太太的头发，再以酒精消毒头皮。她那时在想什么？莫尼斯怎么跟她解释这个手术的？她知道这个手术风险很高吗？已经饱受痛苦的她还会在乎这些吗？那天晚上，她躺在狭窄的病床上睡去，过了这晚，她的大脑将不再完整无缺。莫尼斯则在宽敞的实验室，注视着尸体的太阳穴上的黑色线条，彻夜未眠。
“第一次手术前的晚上，我满怀希望。希望手术可以把原有的焦虑恐惧一扫而光。如果摧毁连结细胞的组织，可以抑制某些精神疾病的话，这将会是一大突破，有助于了解心灵运作的基础。”
前脑叶白质切除术为何行得通，莫尼斯自有一番解释。这种方法对母猴贝琪有用，而他要更进一步地应用。莫尼斯相信，精神异常其实就是大脑神经束固定显示的思想，这些思想固定于连结前脑与丘脑的神经束上，如果能切断这些神经束，病人就不会精神失常。事实证明，莫尼斯的理论过于简化了，不过这却促使坎德尔进行了后续研究，坎德尔说：“莫尼斯功不可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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