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太太也是，她贡献出了自己功能异常的大脑。1935年11月11日，她从原先所住的精神病院转往里斯本的圣玛丽亚医院的精神科，莫尼斯就在那里等着她。在首例前脑叶白质切除术中，使用的工具并非手术刀。M太太躺在手术台上，光秃秃的头皮刚擦拭过麻醉药，接着莫尼斯在头骨两侧各钻出一个原珠笔尖大小的洞。莫尼斯和助理将装满酒精的注射器插入洞中。莫尼斯认为，以酒精烧灼神经组织可让切除过程较为安全。
手术后5个小时，病人逐渐恢复。莫尼斯记下了两人的对话。
“你家在哪？”
“戴斯特罗的卡尔喀达。”
“这是几个手指头？”
她略带迟疑地回答：“5个。”
“你多大了？”她迟疑许久，不确定答案。
“这是什么医院？”她没有回答。
“你喜欢喝牛奶还是牛肉汤？”
“牛奶。”
前额脑白质切除术后
她的回答不仅未能证实病情有显著改善，甚至还反映出某种程度的认知退化，但莫尼斯并不担心。脑部手术后的病人出现暂时的意识混淆是常有的情况。莫尼斯让M太太转入普通病房，她有些发烧，后来恢复了正常。M太太转回原先的精神病院，两个月后，该院一位心理医生对她的精神状况的鉴定结果如下：
该名病人行为正常。焦虑的倾向并不明显。喜欢模仿他人，反应略显夸张，适应良好，道德观念、智力、行为一切正常。情绪略显低落，可能是她担心自己的未来所致。能正确评价自己先前的病情，对自己目前情况的理解也算恰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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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太太并未出现新的病症，原先偏执的想法大都消除。换言之，病人接受治疗后，焦虑、烦躁、抑郁程度降低，出现频率也随之减少。
虽然残忍，但真的有效
手术显然极为成功。不过，没人知道M太太的后续状况。她在手术后，脑部有何变化？她的病情是否持续改善？有无复发？她对这次手术有何感想？我们一无所知。因为莫尼斯并未追踪研究，双方的联系就此断线。
M太太的手术后，莫尼斯继续为更多的病人进行手术。他不管诊断结果，只要有病人就动刀，这种做法让他饱受抨击。他等于把病人当成了小白鼠，后来有多位病人的情况迅速退化。尽管这并不影响病人的情绪感受，但手术的风险与效益却有必要重新评估。莫尼斯或许会这样想：这样做有用，就算没有用，也不会更糟。顶多就是这样罢了！莫尼斯这样写：“我发现这个方法也许无害，甚至对精神病人大有帮助。”
他继续进行这项手术。在病人头上钻洞，注入冰冷澄净的酒精。乙醚流过那些掌管心智的脑部组织时，莫尼斯密切注意病人的重要生理征兆。接着病人脑部出现若干烧灼后的痕迹，就像森林大火后地面上的一片焦黑荒芜。
莫尼斯最初的手术是用酒精烧灼，总计20位病人接受了手术。后来他改用脑叶切割器，这种仪器附有刀刃，可以从旁切割，切除神经联系与组织。莫尼斯看到了许多不可思议的情形。长期为焦虑所苦的病人变得平静稳定，幻觉也减少了，久住精神病院的病人可以出院回家了，有些甚至还找到了工作。他为一名26岁的妇女动手术，这名妇女曾在前往刚果的途中，把行李丢下船，还因极度抑郁，而喝下盐酸。动过手术后，家人发现她“状况大为好转，好像回到没发病前。”病人本人表示：“病都好了。我现在只想回家和女儿一起生活。”
莫尼斯表示，第一批接受手术的20位病人，7位完全痊愈，7位病情有所改善，另有6位没有变化，换言之，70%的病人的症状明显减轻，长期观察，也没有发现有副作用。精神外科学者对此数据颇有争议。
反对者认为，由于缺乏长期追踪，所以对这些早期研究所得的数据的解读方式明显存在偏颇。此外，虽然病人在手术后智力测验分数似有提高，但这意义不大，因为智力测验测不出脑部手术导致的特定能力的减损。这些观点都有其价值。然而莫尼斯与其后继者宣称，这些大胆且残忍的手术让无数病人解除了痛苦，行为得到显著改善。当时多数抗精神病药物，像是百忧解之类皆尚未问世，所以莫尼斯的手术尽管残忍，但也不失为精神病人的福音。
星星之火，差点燎原
莫尼斯于1937年在《美国精神医学杂志》（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iatry）上发表了手术结果，前脑叶白质切除术自此传入美国。两位外科医生弗里曼（Walter Freeman）与沃茨（James Watts）远赴葡萄牙研修这项技术，后来发展出经眼框额叶切除术（transorbital lobotomy）。弗里曼与沃茨将尖头仪器从眼睛上方插入脑部，让仪器尖端穿透眼窝骨骼组织，进入大脑半球。弗里曼与沃茨所用的方式与莫尼斯的手术最大的差异在于进入脑部的部位不同。莫尼斯在发线附近钻洞，弗里曼与沃茨则从头部最柔软的部分下手，手术仪器从眼窝插入，在脑袋里头搅和，试图切除某些组织。
弗里曼与沃茨的手术过程和莫尼斯的一样骇人听闻，此外，如果只针对焦虑和抑郁的病人，则两者的成果很相似。弗里曼引用了一个堪萨斯州的妇人的例子。这名妇人情绪相当焦躁不安，她不愿意住院，因而决定接受手术。这位妇人和M太太一样，手术前一晚，被剃光了头发，看着卷发落地，她哭了出来。隔天她被送入手术室等候，粉色的头皮宛如婴儿的屁股。弗里曼与沃茨进入手术室，钻洞、切断脑部组织、缝合。这个妇人躺在手术台上，带着敬意，说她一点都不害怕。
弗里曼与沃茨的手术
弗里曼：你快乐吗？
妇人：是的。
弗里曼：你记得你来这里时很沮丧吗？
妇人：我记得，我很难过。
弗里曼：那是什么感觉？
妇人：我不知道，我已经忘记了。那应该不重要吧！
弗里曼宣称手术效果非凡：“她的判断与理解能力不仅未见衰退，而且更能享受外界事物带来的乐趣了。”后续一个半月内，两人再度为5位病人施行了手术，且发现这些病人手术前后的状况相似：手术前，焦虑、恐惧、失眠、神经紧张；手术后，完全摆脱了焦虑的困扰。
然而负面的案例接踵而至，包括情绪失控、死亡、血管爆裂、刀片留在脑内、术后感染、复发、大小便失禁，等等。莫尼斯提到一名妇女手术后第4天，开始口出秽言，高声唱歌。有些病人心智退化，像小孩一样紧抓着布娃娃，非常顺从。弗里曼写道：“接受前脑叶白质切除术的病人，都会变成良民。”这种说法让人心寒。但我们今天让病人服用的精神类药物不也如出一辙吗？
这项手术涉及许多重要议题，其中最重要的是：前脑叶白质切除术会不会使病人丧失生命的活力？多数病人手术后心智并未退化，也未口出秽言，即使有这种情况，也只是短期现象。但有些状况可能并非短期内就能显现出来。许多病人接受前脑叶白质切除术后，变得比较沉静、漠然，这种变化相当微妙，感觉好像不是原来的那个人了，徒有其形，但缺乏个性、感情等细微特征。
变得比较沉静、漠然倒还说得过去，毕竟火若烧得太旺，可能会烧伤自己。有位动过前脑叶白质切除术的医生，还能够正常给病人看病。另有一(贼吧Ｚei８.ＣＯＭ电子书)位病人则事业兴隆，还能驾驶飞机。前脑叶白质切除术之所以重要，并不在于手术的方式与过程，而是它迫使我们不得不正视医疗伦理问题。
病人在同意接受手术前，是否获得了充分信息？原本的大脑功能有缺陷，却以移除其他功能作为治疗方式，这样合乎伦理吗？手术伤害了健全的人体组织，医生对此有什么解释？人脑是否神圣不可侵犯？外科医生是否掌握着病人的生杀大权？尽管这项手术有摧毁人的灵性和活力之虞，但它却促使我们反思一些关键的问题。这种治疗方式涉及的问题如此复杂，我们需要衡量如何取舍。
媒体并不了解其中的复杂纠葛，而当得知新的前脑叶白质切除术之后，便大力鼓吹。1948年《纽约时报》刊出了以下报导：
外科手术：精神疾病的新疗法
据报导，其他治疗重度精神病人的方式皆不见效，而在接受新研发的脑部手术后，65%的病人的病情获得了显著改善。唯有若干权威的神经学家深表怀疑。
1941年《哈泼斯杂志》（Harper’s）将这项手术誉为划时代的技术，《星期六晚邮报》（Saturday Evening Post）也对此赞誉有加。随后还有病人现身说法，这些证词半是广告推销，半是冥思玄想，和我们现在所知的截然不同。1945年，一位署名丹奈克的病人投稿《皇冠季刊》（Coronet Magazine），题目为“精神外科手术治好了我的病”，他自述在接受前脑叶白质切除手术前很无助，想自杀，觉得生活了无意义，手术后则像是从“可怕的心牢中释放了出来”。丹奈克重拾自信，从事汽车修理工作，据说还小有成就。他在文中写道：“我没有其他意图……我只想帮助和我有同样问题的读者，若你有朋友也饱受折磨，希望这篇文章能给他鼓励与信心。”
药物的精确性只是神话
前脑叶白质切除术为何招致日后洗刷不掉的恶名？手术的负面影响极其明显，其术后的发病比率有时高达近30%。而在美国大力推行此项手术的弗里曼，做法也相当粗率，手术历时不过10分钟，他既不消毒手术工具，也不帮病人覆盖遮布，只管扯下脑部神经束。弗里曼完全不筛选病人，只管动手术，这就好比现代的精神病医生，不论来者何人一概给开最新的抗抑郁药物。弗里曼尽管看似相当关心这些病人，每年还会写圣诞节卡片给他们，开车前去探访，关心病人的进展。但他的许多不当做法让前脑叶白质切除术留下了难以抹灭的恶名。
尽管手术成效不佳，但不可否认这项手术确实帮助了许多人。美国国会于20世纪70年代成立委员会调查精神外科手术，原本打算立法予以禁止。但调查结果却发现，精神外科手术不仅合法，而且“对若干精神疾病的治疗或症状的缓解，具有重要的医疗价值”，这完全出乎委员会的预料。委员会进一步指出，精神外科手术“不失为有所助益的疗法”。向来严词批评前脑叶白质切除术的瓦伦斯坦因也写道：“许多焦躁易怒的病人，在接受前脑叶白质切除术后，症状都获得了明显改善，甚至有些病人完全恢复了正常。”
然而，为什么我们将前脑叶白质切除术弃如敝履，视之为生理治疗发展的污点，认为是可能招致危险后果的异端邪行？我们之所以会这样看待前脑叶白质切除术，也许是大脑的作用使然。人类也许比较喜欢黑白分明，不爱混沌模糊。也许我们永远无法摆脱非黑即白的信念，喜欢两极化，喜欢没有任何疑义。因此，我们既然认为现代常见的精神疾病治疗方法较为人道，那就有必要强调以前用的方法有多野蛮。
我们不知道那时候在做什么，但知道现在该怎么做。吞几片百忧解、利他能，或是注射荷尔蒙，就能让自己快乐。然而现代疗法和先前的疗法究竟有多大差异呢？前脑叶白质切除术由于不够精确而广受质疑。医生在病人的脑袋上钻洞，插入尖锐利器，割除一部分掌管梦境与思想的重要组织，却不清楚究竟移除了什么东西。医生约略知道这东西与丘脑及前额叶有关，会影响情绪与智力，但没有人知道他们究竟从错综复杂的大脑迷宫中移除了什么。至于今天常用的百忧解，向来标榜为疗效精准，我们也都深信不疑，感觉我们很清楚自己在做什么，我们在瞄准目标，对症下药，不像某些原始的疗法，任凭手术刀乱搞。
然而百忧解针对的是大脑的哪一部分？药效如何发挥？没有人清楚。研究者萨奇姆（Harold Sackheim）说：“药物的精确性只是神话。”就像前脑叶白质切除术，没有人知道百忧解为什么能治好某些精神疾病，百忧解并不比莫尼斯的前脑叶白质切除术更高明精细。医生虽然给病人开百忧解，但他们的依据也不过是想像与事实各半，但却十分自信，认定病人会就此痊愈。
脑叶一旦切除，就无法恢复，这也是这项手术备受批评之处。然而谁能保证现在使用的药物不会造成永久的伤害，只是我们还未发现罢了！精神医学家葛兰姆伦（Joseph Glenmullen）提出警告，服用百忧解可能导致脑部出现血块或栓塞，产生类似老年痴呆症的症状。许多服用者抱怨记不住日常琐事，原因也许在此。也有证据显示，长期服用百忧解可能导致异动症（dyskinesias）。
美国人如此依赖百忧解，也许20年后，这些人全都会出现手脚不自主地抽搐、健忘等症状。然而为了解除痛苦，我们还是服用了这种药物，当年决定接受手术的病人也这样想。长久以来，我们始终怀疑，病人接受前脑叶白质切除术后，是否会失去生命的活力？手术刀切入的前额叶，是构成大脑的最主要的部位。前额叶萎缩，自体反应能力也减低。手术刀切入灵魂的核心，留下一片空虚。
神秘的终极手段
姑且不论这种质疑是否有根据。更耐人寻味的是，不管是过去或现代的冶疗方法，人们总是一贯抱有质疑畏惧的心态。综观历史，只要出现可让心灵安乐的机会，我们总先担忧会不会对心灵造成未知的伤害。奥地利诗人里尔克（Rainer Maria Rilke）不愿接受心理分析治疗，因为他怕痊愈之后会丧失写诗的能力。舞台剧《恋马狂》（Equus）的主角爱马至深，视之如命，最后同意接受心理治疗，却发现除了对马的狂热，他根本一无是处。
各行各业都有人抱怨，疗效极佳的新药让他们“无法集中精力”、“失去了创意”。不管是哪一种精神疾病的疗法，这类抱怨都层出不穷。这不禁让人怀疑，问题也许不在于是哪种疗法，而是人类对受苦这件事所持的复杂态度。我们一方面痛恨疾病折磨，一方面又相信受苦让我们具有人性。不论前脑叶白质切除术是否剥夺了人之所以为人的重要特质，但它本质上与现代用于舒缓病痛的方式并没有差别。至于人是否必须具备灵性和活力，去问丹奈克或M太太吧！我想深受病症所苦的他们会正经八百地说：“管他什么灵性和活力，只要让症状消失就够了。”
极度的痛苦就算没有吹熄生命之火，也至少让它黯然失色了！我们宁可解脱。
莫尼斯于1949年因为前脑叶白质切除术而获得了诺贝尔奖。前脑叶白质切除术蔚然成风，当年就有2万美国人接受手术，而《国家》（Nation）杂志指出，这些脑部受伤的病人，形成了美国社会的特殊族群，这种现象很让人忧心。据估计，1936—1978年，约有3.5万名美国人接受这种手术，莫尼斯获得诺贝尔奖时，手术案例随之激增。
1950年第一种抗精神病药物问世后，手术案例锐减。以药物治疗精神疾病的观点及技术自此迅速发展，获利丰厚。再者药物所遭受的质疑似乎少于手术，因此前脑叶白质切除术从此被打入冷宫。药物尽管仍会导致肌肉麻痹、出汗、突如其来的过动等副作用，但至少侵入性较低，让人感觉比较好。我们宁愿让药效经由胃部影响脑部，也不想以手术直接碰触。我们可以兴致勃勃地谈论某个可怕的事实，却不愿亲身经历。
还有其他因素促成了精神外科手术的没落。美国民众开始质疑未受管制的医药实验。米尔格拉姆的电击实验造成了被试的创伤，引发了实验伦理的激烈争议。此外，在塔斯克吉的梅毒研究中，医生为了观察脑部细胞死亡的过程，而不对患有梅毒的黑人进行治疗。最重要的也许是因为媒体将精神疾病的治疗药物视为全新的突破，大力宣扬，一如当年鼓吹前脑叶白质切除术，民众满怀期待或孤注一掷地决心转而寻求其他治疗方式。
到20世纪70年代，美国每年接受前脑叶白质切除术的病人不到20人，继续操刀的精神外科医生也不断改善自身的技术，因此受到伤害的病人越来越少，负面效应也随之减少。1950—1960年，脑部立体定位仪器研发问世，医生可以将细小的电极插入脑部，针对特定组织进行破坏，将损伤减至最低程度。医生也将焦点从前额叶转移到边缘系统（limbic system），也就是所谓的“情绪大脑”（emotional brain）。
然而不管当时或现在，精神外科界对究竟大脑哪个部分应该切除，都很少能取得共识。这种缺乏共识的情况也凸显了精神外科的实验本质。不同的神经外科医生，偏好不同的脑皮层区域，这种偏好早在病人就诊前就已经存在了。精神外科界对于哪个部位才是病源，一直众说纷纭，加上若干极具争议性的代表人物，致使前脑叶白质切除术成为了最终极的手段，只对最严重的病人才使用，也因此蒙上神秘与耻辱的面纱。
我不想忘记有关你的一切
麻省综合医院坐落于波士顿市区。这栋高科技大楼的玻璃大门闪闪发光，旁边是鹅卵石铺成的旧式街道，连栋的砖造楼房矗立路旁，家家户户窗台上的花盆繁花盛开。全波士顿最先进的专业医院就近在咫尺。
要在美国接受精神外科手术并不容易，加州、俄勒冈州等许多州，甚至立法禁止施行精神外科手术。病人如果想接受精神外科手术，必须长期等候，经历重重关卡，得先向医学伦理委员会证明已试过其他所有的治疗方式，且皆无效之后，才能在脑袋上钻洞，接受外科治疗。
纽约市的埃思黛，终生为抑郁症所苦，却无法获得麻省综合医院的医学伦理委员会核准，接受前脑叶白质切除手术，只因为她接受的电击疗法次数还不够多。得州奥斯丁市的纽维兹获准接受了手术，因为他已接受了30多次电击治疗，服用过23种药物，他逐一复诵药名，仿佛吟唱某种乐曲。这么多种药物构成了他的人生，他永远脱离不了精神疾病的阴影。
40岁的纽维兹个头高大，胡须稀疏，眼神茫然，也许是服用了那么多处方药的后遗症。他22岁时抑郁症发作，他当时正在得州从事地质工程工作。突如其来的强迫症让他失去了正常生活的能力。他满脑子只想计算、检核、敲打，没办法做别的事，工作、人际关系全部停下来，生活被反复的仪式所占据。纽维兹说：“一切发生得很突然，我一直都很正常，突然间什么都不对劲了！”
纽维兹认为自己是少数不幸的人，因为医生开给他的药都无效。他这样想在某方面来说没错，但也不完全如此。纽维兹的遭遇虽令人同情，但服用药物却不见效的人，绝对不在少数。但精神疾病药物学家及提供赞助的制药公司却得意地宣称，药物是治疗精神疾病的最新方式，这些豆大的药丸具有神奇的疗效，能让我们从混沌中拨云见日，还能改善睡眠，提高灵敏度。
他们所要传达的正是这些过度简化了的错误信息，但问题不仅于此。制药公司与许多精神疾病药物学者喜欢引用以下数据：70%的患者服用药物后病情改善，30%未获改善，所以不用担心，整体来看，利大于弊。进一步观察，我们就会发现不是这样。确实有70%的病人服药后会改善，但其中只有30%能持续改善，其他人的改善幅度并不高。此外，据估计约有60%的病人会逐渐产生抗药性。重新计算后，所有服药的病人中，绝大多数仍在受病痛的折磨或是仅有“轻微”改善。药物是有帮助的，但效果不大。单看这些数据，我们不禁要想，精神外科手术固然备受争议，但确实有其独到之处。为何我们只是不假思索，一味批评挞伐？
纽维兹和他的医生经过长期努力，总算让他得以在麻省综合医院接受精神外科手术。与莫尼斯当年的手术相比，这次手术有若干不同之处。脑部立体定位仪使切除过程更为精确，避免了损伤脑部边缘组织，将副作用减至最小。此外，现在也不会有医生在精神病房的回廊里游走，随意挑选病人进行手术。20世纪末，美国人类被试安全委员会（the National Committee for the Safety of Human Subjects）已经制定了严格规范，而莫尼斯或弗里曼的年代则没有这类组织的监管。
1999年12月5日，纽维兹和妻子莎夏搭飞机前往波士顿。纽维兹在此与神经外科医生会面，并进行了一连串的测试，从头到尾，莎夏看起来都很害怕。莎夏是个娇小的金发美女，20出头便与纽维兹结婚，那时纽维兹还完全没有症状。强迫症确实可让人在一夕之间完全变样。
莎夏继续说：“我很害怕，手术后他会变得比较迟钝吗？”她到处问医生。后来我们在毕肯丘的一家小吃店吃比萨时，她对纽维兹说：“我只希望你手术后不会越来越迟钝。”纽维兹当时正要把一片比萨送进嘴里，突然停下了动作，缓缓把比萨放回盘里。他一边搓揉太阳穴，一边缓缓地说：“这次手术让我最怕的，不是我会变笨。”当时还有记者在场，一起分享这个生命中的亲密时刻。他看着我们三人说：“我最怕手术后我会变成另一个人，这种事之前发生过。我不想忘记现在这一切，像个陌生人。”他看着莎夏，面带微笑，拉起她的手，说：“我也不想忘记有关你的一切。”莎夏笑了。
我舌头麻了，说不出话来
隔天早晨，天气晴朗而寒冷，太阳好像是挂在天空中的橘子果冻。鹅卵石人行道结了一层薄冰，一踩就碎。莎夏、纽维兹和我，在庭院里碰面。一栋古老的建筑里传出吹奏喇叭的声音，充满了不祥之兆。纽维兹问：“你们听到了吗？”
我们沿着坡道往下走。我很难相信手术之后纽维兹不会变迟钝。我也认为，再过几个小时，此时此地的纽维兹，就会缺失一部分灵魂。这些消极悲观的想法再加上我们正走在下坡路上，使我感觉既神秘又巧合。20世纪初，弗里曼曾说，精神外科手术并未取走病人重要的东西，手术甚至会让病人发展出更新、更成熟的自我。医生向纽维兹保证，手术后不会产生智力或人格方面的缺损，现代技术已发展纯熟，只会针对有问题的组织进行处理。无论如何，此刻我们如履薄冰。
我们来到医院，纽维兹躺上了手术台。他剃光了头发，头皮抹上了酒精，莎夏哭了起来。纽维兹问：“你要割几刀？”医生说：“两刀。”纽维兹说：“不要！”医生问：“不要？”纽维兹又说了一遍：“不要！”医生说：“我不能只割一刀，这样你的症状不会改善。”纽维兹睁大眼睛，说：“我知道，我要症状全都消失，我不要一刀，两刀也不够，我要你至少割三刀。”
现代医生可以不假思索地指出扣带回切除术与前脑叶白质切除术的差异，但其实两者有许多重要的共同点。这两项手术都未切除病态组织，而是切除了某个健康的组织。当然，有时候伤害也可以带来健康，化疗便是最好的例子。整形手术在某些层面上也是如此，锯下病人一小节鼻骨移植他处，挽救病人岌岌可危的自信。
然而两种手术仍有重大差异。前脑叶白质切除术截断了连接前额叶与丘脑的若干神经束，扣带回切除术则将从前额叶延伸至扣带回的若干神经管束切除。一般认为扣带回是负责调节焦虑的部位，切除这些神经管束，焦虑、偏执的信息理当无法传递。
麻省理工学院心理学系系主任科金（Suzanne Corkin），以接受扣带回切除术的美国病人为对象，观察其长期预后状况，结果发现扣带回切除术不会阻碍正常的情绪反应，并且能有效减轻精神疾病的症状。这项研究中，许多无助的病人接受了扣带回切除术后，精神恢复了正常。扣带回切除术源于莫尼斯的前脑叶白质切除术，这项手术尚未有死亡案例，也未出现将刀片留在脑内的离谱过失。
手术室里，纽维兹的头部被固定在一个钢圈里，使其在钻孔时能保持不动。高科技造影仪器照出纽维兹的脑部，投影在荧幕上。扣带回的影像巨大，布满了颗粒。一位医生把钻具对准纽维兹的太阳穴上方，透过光滑的肌肤往里钻。荧幕上可以看到钻头缓慢伸入纽维兹凹凸起伏的脑皮层，接着钻头停了下来，往旁边切割，然后荧幕上出现了一条白线，要破坏的就是这里。割下这一刀，也许能换回健康，接着再割下另一刀。纽维兹睁大眼睛看着，医生移动钻头，纽维兹嘴唇开始抽搐，他突然举起左手。医师说：“你眨一下眼睛好吗？”“你能从7开始倒数吗？”“手术差不多完成了。你记得你叫什么名字吗？”
纽维兹躺在手术台上，声音低沉含糊：“我没办法……”医生看起来很紧张，问他：“你不知道自己叫什么名字吗？”纽维兹说：“我没办法……纽维兹。我舌头麻了，说不出话来。”
你能接受自己的脑袋上有两个洞吗
1977年，《发现》（Discover）刊载了一篇题为“前脑叶白质切除术卷土重来”的文章，尽管作者认为这一趋势让人忧心，但从某些层面来看，也许是振奋人心的进展。这意味着莫尼斯确实言之有理，精神外科手术并不是异端邪行，精神药物学才是。治疗精神疾病的药物，都无法像今天精神外科手术一样精确，没有一种药物能对准仅有几毫米大的扣带回。
神经科学家沙克海姆说：“精神医学未来的目标应当在于，研发出一种既能对准特定组织，又不波及其他系统，不会造成严重脑部损伤的药物。”沙克海姆任职于纽约州立精神病学中心。他相信现代精神外科手术的疗效，也相信莫尼斯钻透M太太脆弱的头骨时，也同时打开了另一扇窗，让我们看到其他可能的疗法。这些外科实验证明了最可行的精神疾病疗法不再局限于服用药物。
纽维兹所接受的扣带回切除术，只在脑部留下了一道精确的白色割痕。沙克海姆也提到了更令人振奋且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新科技：让头部接受磁波刺激，调整失调的大脑；或以γ射线瞄准大脑皮层特定部位，进行深度的脑部按摩。美国食品与药品管理局（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已经批准用这种方式治疗治疗帕金森症。
沙克海姆预测，这种方式有望在几年内推广到其他精神疾病。这种治疗方式必须在脑部两侧植入微小电极，刺激脑部特定区域。沙克海姆对这种治疗方式可能导致后遗症的质疑极为不悦，随即反驳：“抑郁症才会伤害健康的脑部组织。抑郁症患者的海马回比正常人小了15%。”
方法有没有效，就看敢不敢尝试。手术完成后，纽维兹头上包着大捆绷带，被推入病房。妻子看着他，说：“亲爱的，你还好吧？”他双唇剧烈颤抖，手指放在鼻梁前，突然大笑起来。他说：“跟你开玩笑的！我很好，我想吃冰淇淋。”
他的幽默感丝毫不受影响，我想这足以证明他并未丧失生命的活力！5天后，纽维兹回到得州。过了一阵子，我打电话给他。他对我说：“强迫症完全好了，真是太神奇了。”我说：“全好了？”
他说：“至少减轻很多，已经完全不会困扰我了。”
得州天气干燥晴朗，纽维兹头脑清醒，只是多了两个小洞，上头覆盖着薄薄一层脑膜。他现在很好，头上这两个洞既是高科技的产物，也是原始手法的结果。
纽维兹说：“强迫症是好了，不过我的情绪有些低落。”手术并未导致他记忆受损，此外，一系列的测验显示，他的智商比手术前还高。我问：“你不后悔动手术吗？”他说：“我还想再动一次手术。这次的效果已经很惊人了，我的强迫症完全不见了。如果抑郁的问题没有改善，我会回医院再动一次手术。”
不管医生加大服药的剂量，或是在大脑皮层上多割几刀，头骨下这1.5公斤重、布满皱褶、形似核桃的大脑，仍有其神圣之处。也许医生越来越容易进入大脑，我们也会越来越习惯大脑有洞这件事，甚至像其他手术伤口一样，展示给别人看。我们也会认为乳房切除和脑部切除，其实并没有不同。
不过我不这么认为。莫尼斯带给我们药物以外的另一种选择，从而衍生出另一项手术，它将影响范围减至最低，准确程度大幅提高。我们要感谢莫尼斯，不过我认为莫尼斯带给世人的还不仅如此。虽然还有待观察，但莫尼斯让我们意识到，我们深信人脑乃神圣之所。尽管这种牢不可破的信念并不妨碍我们探索其他治疗精神疾病的手术，但我们的言行举止、思想观点都屡屡反映出这一信念的可贵。
后记 盖棺定论还太早
本书始于寻找斯金纳的女儿德博拉。斯金纳是20世纪最前卫的行为主义学派学者，而德博拉的一生就像个扑朔迷离的谜团，我找不到她本人，只能确定她还活着，我也找不到有关她的精神状态的资料。身为父亲的实验被试多年，她现在过得好吗？生活快乐吗？我不知道。
关于心理实验，也许我们还有许多疑问，也不了解这些实验对人类有什么影响，也不确定这些被试能否受益。没有米尔格拉姆、罗森汉、莫尼斯，我们对人类心理的了解将乏善可陈，缺乏实际案例佐证。但到最后，谁能告诉我们，这样做到底值不值得？成本与收益能否平衡？
我想在本书的结尾回答这个问题，提出我的结论。但这些实验所得的资料几乎都可更进一步探索，因此想在此书中盖棺论定，我力有未逮。为了写这本书，我看了丰富的资料，但我无法概括一切，形成定论，指引未来的发展方向。因此我决定不再另行归纳，因为启示已经蕴含在字里行间了。从不知踪影的德博拉到坎德尔的红色药丸，就待读者细细品味，深入思索，发掘文字表象下的深层含义。
尽管各章内容看似独立，但仍可归纳出若干共通的脉络，揭露这些实验的本质。这些反复出现的主题包括：自由意志（斯金纳、亚历山大、洛夫特斯、莫尼斯）、服从顺从（米尔格拉姆、达利与拉丹、费斯汀格、罗森汉）、实验的伦理争议（哈洛、斯金纳、米尔格拉姆、莫尼斯）。即使是最专业的实验（如，坎德尔），最终所关注的重点其实还是与道德、存在相关的“哲学”问题，而非心理学界向来强调的价值中立的“科学”。
精神医学家布拉金斯基（Dorothy Braginsky）曾撰文深入探讨心理学，文中提到：“心理学的所有文献证明了，我们无法以有意义的方式来探索、调查任何有意义的问题。事实上，如果心理学期刊是我们留给后代考古学者的唯一资料，那么后代学者应该根据这些资料推论，认为我们如同置身天堂般快乐。20世纪中，我们目睹了许多重大的事件，如暴力斗争，社会、政治、经济的动荡不安以及个人心灵的无所适从，心理学的所有研究却未能反映这些事件。”
20世纪初期，美国哲学家威廉·詹姆斯写信给身为小说家的弟弟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也提到类似的观点。“听到有人谈论‘新心理学’的成就，这着实让人不解。看到有人写‘心理学史’，大谈心理学一词所涵盖的元素与影响，而我们在里面却看不到任何真知灼见，这真让人匪夷所思。一连串粗略的事实、些许闲聊漫谈，掺杂着个人意见，几种分类、几项结论，充其量只在描述现实……完全不见任何称得上严谨的科学定律，也欠缺假设可用于推论结果。”
布拉金斯基和威廉·詹姆斯显然不认同心理学，然而他们的论点并不能代表心理学的全貌。有些心理学的做法与论点确实过分简单荒谬。20世纪40年代新兴的逻辑实证主义（logical positivism）与心理学合流，致使越来越多的学者都仿效这种随性漫谈，使情况更为恶化，这些都是事实。此外，也有心理学的分支领域煞有其事地研究老鼠在一定时间内出现眩晕的比率，仿佛这是攸关人类心灵的重大议题，还为此沾沾自喜。
布拉金斯基与威廉·詹姆斯认为心理学与社会现实脱节，然而综上所述可知，两人的见解并不正确。综观20世纪重要的心理学实验，莫不由若干明确的理念出发，针对人类面临的心理课题，深入探索反思，让我们看清了人性的残酷无情、同情与爱的机制、记忆与意义。这些实验秉持坚强的决心与浪漫的想像，这为这些实验增添了许多寓言式的色彩。
实验确实“证明”原本应当理性超然的实验心理学，不仅反映出实际生活的样貌，而且甚至可以说实验就是生活。实验结果恰巧与实际生活不谋而合，这也许就是这些实验带给我们的启示。
许多米尔格拉姆的被试表示，他们经历的实验情境让他们发生了深沉的改变，获得了启发。塞利格曼曾在罗森汉的实验中伪装病人，他谈起当年混进精神病院的经历时，也提到他所感受到的人性的残酷与温暖。30年后，塞利格曼已成为知名的心理学家，对于自己参与该实验的始末细节依然记忆犹新，这项实验不仅改变了他的人生，也让他体会到情境与期望对于经验形成的重大影响。
不管批评者怎么说，实验心理学不仅反映现实生活，也直指问题核心，实验结果令人信服，也让人惊骇，更带有些许趣味。为什么人会缺乏道德理念，不敢反抗权威？为什么我们不能对国际盟友及时伸出援手？为什么我们不顾自己的感受，屈服于主流观点？这些都是20世纪实验心理学所专注的主要课题。这些议题与世界的关系非常密切，但在心理学的心理治疗领域中却付之阙如，这种现象非常值得玩味。
实验心理学与临床心理学的交集何在？显然没有交集。我访问了12位有执照的心理治疗师，他们为病人看病，施以治疗，但对这些实验，却闻所未闻，也不在乎它们对其工作有何影响。这些学问尽管都归属于心理学领域，但却缺乏共通一致的准则，这是一个问题。更大的问题是，心理治疗对于相关领域的资料未能加以吸收利用，两者间落差究竟有多大？心理治疗在20世纪的发展趋势是治疗病痛，使人心神舒坦。另一方面，实验心理学则不断探索有关服从、恭顺等道德议题，着重在使人做他们应该做的事情。如果我们能做应该做的事情，并对此引以为荣，便能感受到自尊。临床心理学家所受的训练向来要求其忽略价值判断，以绝对超然客观的态度对待病人。如果他们敢于突破成见，引用米尔格拉姆、阿希、罗森汉、洛夫特斯实验所得的结果，深入了解病人的心灵世界，也许更能让病人得其所欲，超越自我。
我们还看不出实验心理学对心理学的影响，倒是可明确指出实验心理学受哪些学术领域的影响。我在本书中不断提到这些问题：什么是实验？实验是在阐释观点，抑或是在追寻科学真理？科学是什么？心理学是科学、想像、哲学？也许都是。实验心理学不断质疑与道德、与生存相关的问题，这些问题都与奥古斯丁、康德、洛克、休谟等哲学大师的思想息息相关，显示了一脉相承的传统。有些重要议题向来被视为哲学思辩，实验心理学或许就是以有条理、有组织的方式，对哲学课题提出质问。
心理学长久以来都被归于哲学领域，从19世纪起，心理学者们一直努力要与人文学科划清界限，脱离哲学掌控。长久的努力只得到这个结果，实在令人遗憾。最早的心理学家其实也是哲学家，长期以来，心理学与哲学并未明确区分。直到19世纪晚期，有位名叫冯特的人说：我受够了，你们这些哲学家尽管坐着空想高谈吧，我可要去测量计算，找出真凭实据了。他的同事还捻着胡须，仰望天空时，冯特已经离开，并设立了一所备有各式仪器的实验室，且开始进行测量。一般认为以科学为本的心理学就此诞生。
心理学先天不良，所以必须要依附科学，否则无法独立生存。若将科学定义为揭露普世遵循的法则，发觉其中问题并以系统条理的方式予以探索，则心理学始终无法达到此项要求。科学需要赋予某些现象名称，加以单独检视，不考虑其时空背景。然而怎么能把思想和产生思想的人截然分开？怎么能把想法与其来源分隔？怎么能剔除其他因素，只探究一系列的思想？心理学的本质不符合成功的科学研究与实验之准则。我并不主张要全然推翻前述各章的论点。但许多心理实验不论在本质或走向上，确实较趋哲学。如果能从直觉观点看待这些实验，而不只专注于量化信息，这些实验将能发挥最佳作用。
米尔格拉姆的实验犹如影音效果绝佳的戏剧，哈洛让我们看清在我们单薄的躯体骨架之下，人类究竟失去了什么。不管我们能否量化这些实验结果，这些效应却是千真万确的。事实上，我们不需要从哈洛的实验中导出相关定律，这样做不仅匪夷所思，也只会把爱简化为一连串的等式。心理学家试过这种做法，这听起来只让人觉得愚蠢、含糊。幸好人类的内心并不科学。
不过我并不认为心理学不需要科学作为基础。心理学的若干分支领域明显借用了化学、生物、物理学的技术，其中以神经心理学最为明显，例如坎德尔的海蜗牛实验。我一开始写这本书时，以为心理学实验的动机必定离不开对人性的探究，而且都要经过分析探索的历程，逐步导出具有科学性质的结果。然而事实却不尽然。
实验心理学分为两派，一派强调身体实验，例如，20世纪初的莫尼斯、20世纪末的坎德尔，另一派则喜好探究社会与认知现象。我们执着地探索神经元的倾向由来久矣，研究人脑的风潮持续了整个20世纪，只是不同的年代有着不同的议题罢了。
迈入21世纪，那些像米尔格拉姆、罗森汉、费斯汀格这类与生理无关的实验是否会被排除在主流之外？实验心理学会全然以神经突触为研究对象吗？坎德尔相信，新世纪到来，脑部生物学终会涵盖其他心理学的分支，主导所有相关的研究。他相信我们终会发现所有事物的神经本质，如果能发现这种物质，心理学将可摆脱伪科学的名声，成为一门真正的科学。
我相当期待那天的到来，因为无限可能将随之产生。要是我们知道是哪些神经元素导致服从、爱、悲伤、强迫等情绪反应，我们就能改造人类的心灵！也许心理学会继续发展，甚至可精准地掌握哪些潜在的活动可以引发特定神经传导物质的作用，从而让人们脸上浮出笑容，我们会乐于见到这种景象成真吗？我们未必想对自己从头到脚的各个部位都了若指掌。因为，这样一来我们还能探讨什么呢？罗素写过，人之所以为人，在于我们具有质疑的能力。
当然，我们随时都有新问题，至少我们还可以探讨为什么自己会毫无疑问，这种心理状态有什么意义。兜了一圈，我们又回到哲学领域，这是心理学无法逃避的宿命。不管新的实验采用多么高深精密的科技，我们都无法逃避人心自有的神秘幽暗之处，我们只能带着这些不可知的成分前行，寻找答案，寻遍各种可能。我们在生命中感受情绪，努力付出，看到人心的冷漠、健忘与愚昧。每个人都努力活出自己，每段故事都值得深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