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1964年纽约市发生了一起骇人听闻的犯罪事件，该个事件促使当时两位年轻的心理学家达利（John Darley）与拉丹（Bibb Latané）著手研究旁观者的心态。
当时，达利刚在哈佛大学攻读完心理学博士学位，而拉丹刚从密歇根大学毕业，并获得了心理学博士学位。两人皆非犹太人，也从未表示其研究助人行为的动机与纳粹有关。然而在20世纪西方社会执着于探究纳粹大屠杀的时代背景下，这项实验结果却广为用以解释这一事件。
达利
达利与拉丹两人设计了一系列的研究，用以测试一般人在哪些情境中会漠视他人的求助，在哪些情境中会毫不犹豫地提供帮助。这个实验表面上与米尔格拉姆的实验相似，但实际上，两者之间的差异还是很大的。米尔格拉姆检视人类对单一权威的服从心态，而达利与拉丹探讨的则是：面对群体危机时，在没有权威主导的情况下，个人会有何反应。
拉丹
美国世贸大楼被袭之后，我订购了两副防毒面具，女儿和我各一副，我先生认为我反应过度，不愿跟我一般见识。这天是2001年9月26日，初秋时分，纽约世贸大楼刚刚倒塌，废墟还在燃烧。我先生说：“我们应该重视真正急迫的问题，像是公民的自由越来越少、增兵派驻波斯湾等问题。”可是什么才算真正的当务之急呢？美国当时的情势混沌不明，发展趋势难料。正因为这样，我才订购了防毒面具。当我订购的面具终于邮寄来时，我看着眼前的防毒面具，也开始怀疑自己是否反应过度。
然而，心理学家达利与拉丹，应该不会认为我的行为是过激的。心理学家马勒（Susan Mahler）说：“达利与拉丹的研究结果显示，一般人并不知道，处理潜在危机的最佳方法就是以谨慎态度去尝试错误。”我拿起面具试戴，大小刚好，紧贴脸部。我拿着面具，把女儿叫过来试戴。她放声大哭，不肯过来。看来要帮助别人还真不容易。
黑色星期五的血腥命案
1964年，心理学者达利与拉丹都还是助理教授，他们正努力争取更高的学术地位。当时两人并未想过要研究危机处理的行为模式，直到后来发生了一起重大事件。以下是事件的详细描述，事件确实骇人听闻，但更令人心寒不解的是，38位目击者目睹事件过程，却无人伸出援手。
时间是1964年3月13日星期五，黑色星期五。凌晨时分的纽约皇后区，凉爽潮湿，微风轻拂，空气中还有些许融雪的气味。在酒吧担任经理的珍诺维斯下了夜班，正要回家。她28岁，身材纤瘦，面貌姣好，有一双宝石般的绿眼睛。她一人独居，当晚照例把车开进附近的停车场。她停好车，向公寓所在的大楼走去。时间是清晨3点。她一下车就发现遭人尾随，隐约可见一名形迹可疑的男子。她便向右转，走向街角的紧急报警电话。
珍诺维斯终究没能走到紧急电话。名叫莫斯里的男子拿刀朝珍诺维斯背部猛刺，她转过身，腹部也中刀了。她浑身是血，大声呼救：“救命呀！他拿刀刺我，谁来救救我！”案发地区住家密集，她一呼喊，灯光纷纷亮起。事后莫斯里受审时说，他看到灯光亮起，但他认为“这些人不会下楼”。情况真是如此，当时没人下楼察看，只有人大喊：“放过那女孩。”莫斯里跑开，而身中数刀的珍诺维斯，勉强爬行到路边，躺在一家书店门口。
珍诺维斯
公寓住户的灯光熄灭了，街道又恢复寂静。莫斯里走回他的车，发现四周安静下来，灯光也暗了，于是决定回头完成他要做的事。首先他打开车门，换了顶帽子，接着又潜行回到街上，找到蜷缩在地上、浑身是血的珍诺维斯，继续朝她猛砍，几乎把她的脖子和阴道割裂。珍诺维斯再度尖叫呼救，几分钟后，住家灯光再度亮起。黄色的光点尽管就在眼前，却显得遥不可及。莫斯里再度退却，珍诺维斯则设法爬进所住的公寓大楼里。几分钟后，莫斯里又找到她，再度逞凶施暴。她先大声呼救，但不久之后只能发出微弱呻吟。莫斯里掀开她的裙子，割破她的内裤，发现她月经来了。然而，不管对方是生是死，他脱下裤子，露出生殖器，但却无法勃起，于是他趴在受害者身上磨蹭，达到高潮。
这起案件前后持续超过35分钟，从凌晨3点15分到3点50分，歹徒三度施暴，每次受害者都尖声呼救，附近住户应该都听见了。尽管他们开灯察看，甚至目睹事件经过，却没有人伸出援手。总共38名证人隔着窗户，眼睁睁看着一名女子身中多刀，饱受凌虐。罪行结束后，终于有人打电话报警，不过受害女子已经身亡，救护车前来把她载走，当时是凌晨4点，那些目睹一切的人又回房继续睡觉。
你们究竟为什么这么冷漠
一开始大家以为只是皇后区又有夜归妇女遇害，《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地方版仅以4行字报导这一案件。不久之后，该版主编罗森塔尔得知，当时有许多人目击整起案件，却袖手旁观，因而写下《38名目击者：珍诺维斯命案》（Thirty-Eight Witnesses: The Kitty Genovese Case），《纽约时报》不仅报导了整起案件，还陆续发表了几篇报导，提及这些旁观者的奇异行径，文章引发全美民众哗然，讨伐之声四起。众多读者写信给纽约时报。有位读者说：“我认为贵报应该设法取得这些目击者的名单，并公之于众。这些人坐视不管而导致难以挽回的后果，理当受到社会谴责。”一名教授夫人写道：“他们的沉默，甚至是懦弱、冷漠，简直让人难以置信。假如现行的纽约州法律不能给予这些人惩处，我们认为贵报应该敦促纽约州议会尽快修订法律。此外，既然这38位目击者对道德义务置之不理，我们认为贵报应公布其姓名地址，以示惩戒。”
纽约大学的达利与哥伦比亚大学的拉丹和许多纽约人，都看过这些读者的反馈，也都想知道为何没有人伸出援手。是冷漠？还是因为其他心理因素？各领域的专家纷纷提出假设来解释这些目击者的反应。纽约巴纳德学院（Barnard College）社会学系教授福克思（Renee Claire Fox）认为，这些目击者的行为是“假性否认”（affect denial）的结果；换言之，他们因为极度惊吓以致无法反应，甚至毫无感觉。巴内教授（Ralph S. Banay）则认为电视应是罪魁祸首，美国人深受电视影响，早已习惯于层出不穷的暴力，因而分不清电视与现实。巴内还以当时流行的心理分析理论解释这一现象，他说：“这些人（目击者）受到外界刺激的催眠，耳朵手脚都不管用了。成熟且人格健全者就不会这样。”十多年后，罗森汉发表了假精神病人实验的结果，着使巴内的说法遭到强烈质疑。知名心理学家门宁格（Karl Menninger）则认为：“群体的冷漠就是一种侵害。”
达利与拉丹并不满意这些解释。他们和米尔格拉姆都是富有实验精神的社会心理学家，相信人格的影响力不及情境。再者，上述说法显然与直觉相悖。若有歹徒强暴并杀害年轻妇女，并且持续近半个小时，以常理判断，应该没有人会袖手旁观。人们只要拿起电话报警，就能帮忙受害者，这是多么容易！这样，既不会有生命或安全上的顾虑，也不会因与这桩案件“有关”而受连累。我们可以确定，这些目击者有的已养儿育女，有的从事救护相关的工作，这些人并不是残忍无情。珍诺维斯遇害当晚，必定有某种神秘力量作祟。那一年，冬天并不寒冷。
有些实验的目的在于验证假设，而有些只想探求答案。达利与拉丹观察此案与美国群众的反应，发现了若干疑点。于是两人开始设计实验。他们不可能以谋杀案件作为场景，因为实验情境会使人突然感到身体不适。他们以研究都市大学学生的适应情况为名义，征求不知情的纽约大学学生参与实验。被试单独坐在一个房间里，通过麦克风谈论自己在纽约大学里遇到的挑战。其他房间架设放音机，里头放着录有其他学生谈话的录音带。所有房间都以音响线连接，被试可以听到其他房间传来的谈话，但不知道那是在放录音，他们以为真的有其他人在场。实验的规则是这样的，每个人用两分钟时间讲述自己遭遇的问题，被试必须依据预定的顺序，聆听录音谈话内容，轮到自己时才能发言。还没轮到的时候，麦克风就不开，被试只能听其他人讲述，方式类似团体治疗。最初参与实验的有59名女性，13名男性。
主试首先播放录音谈话，这名学生自称患有癫痫，他用踌躇为难的语调对“在场其他人”表示，自己的病很容易发作，特别是在考试前。在纽约生活很艰难，纽约大学也不好混，他的声音慢慢减弱。这时另一个声音出现，听起来是个活泼健谈的人。不知情的被试想必以为有另一个人在邻近的房间，绝对想不到只是播放录音带。被试说完之后，接着又陆续播放几段录音访谈，直到状况出现：患有癫痫的那个人发病了。
因为所有人都待在彼此隔离的房间，不知情的被试看不到对方发作的模样，也无法看到或听到“应当在场”的其他人有何反应。假装癫痫发作的人起初说话正常，接着开始胡言乱语，声音越来越大、越来越急切，最后则不断恳求：“我……我觉得，我需要……需要……帮忙，有……有没有……人……能帮帮我？我……我现在……真的……很难过，有人……可以帮我吗？求求你们……我这次发作……很严重，请帮帮我吧！（上气不接下气）……我快死了，救救我！”一阵急促的喘气声后，陷入寂静。
此时唯一在场的听众，应该会认为至少还有一两个甚至更多人在场，其他人随时可能已经起身下楼向主试求救。而主试先前曾宣布，基于保密原则，他会回避，只通过麦克风听被试的讨论。此外，主试也请被试务必遵守规则，依序发言。
85%的人会在3分钟内采取行动
达利与拉丹煞费苦心地设计了这个实验情境，尽可能使其与珍诺维斯命案相仿。这起命案中，目击者知道还有其他目击者，但因各自在家，无从得知彼此的反应。达利与拉丹的实验中，被试可以听到其他人的声音，但房间彼此隔离，看不见其他人。此外，麦克风只在轮到特定人讲话时才打开，因此无法彼此沟通。被试知道有人癫痫发作，其他人也听到了，但因为麦克风未开，所以无法与他人商讨该怎么处理。
达利与拉丹仿效珍诺维斯命案，导演这出癫痫发作的戏，历时6分钟。真实事件中受害者连续遭到多次攻击，而实验中的癫痫只发作一次。被试学生有机会去思考是否采取行动。实验发现，只有31%的被试采取行动。后续实验结果更让人不解。
达利与拉丹调整“群体人数”后再进行实验，结果发现，被试如果以为当时在场者有4人以上，就不会采取行动帮助受害者。但被试如果认为那位同学癫痫发作时，只有自己在场，没有其他人，则85%的人会在3分钟内采取行动。此外，两人也发现，不论团体人数多少，被试如果在3分钟内未向主试报告发生了紧急情况，那么往后也不太可能这么做。所以如果你遭遇劫机事件，最初3分钟内若没有反抗，就可能不会有任何行动了。紧急事件中，时间越久越不利。等待越久，会让人越麻痹无能。这点请谨记在心。
时间会影响助人行为的可能性，而群体人数与助人行为的关系则更耐人寻味。你也许认为，人越多，你就会越勇敢，越不怕危险，更会主动伸出援手。我们应该会害怕夜里独行，经过漆黑的窄巷，因为我们害怕敌人随时可能出现。我们一直认为，人多势众，比较安全。但从达利与拉丹的实验结果来看，却不是这样。旁观者人数众多往往阻碍助人行为的出现。例如，热闹的庆典会场中，就算你从摩天轮上摔下来，可能也不会有人多看你一眼。希腊神话里的伊卡鲁斯（Icarus），佩带蜡制翅膀飞翔，翅膀不堪阳光照射而融化，他从空中摔落人间，许多人目睹这一切，却都熟视无睹。但若你和另一个人身处沙漠，眼看沙尘暴就要来袭，对方愿意帮助你的几率就高多了，至少根据达利与拉丹的实验结果，可能性达85%。
被试听到有人发病，全都惊慌失措。尽管他们没有采取行动，但也不像我们所想的那样无动于衷。主试从麦克风中听到被试说：“天呀，他发作了！”有人不停喘气，有人只说得出：“糟了！”有人说：“天呀！我该怎么办？”假装发病后6分钟，如果被试仍未采取任何援助行动，主试便会进入其所在的房间。被试无不汗流浃背，全身发抖，开口就问：“他没事吧？有人照顾吗？”神情沮丧难过。我们可以想像，那些目击了珍诺维斯命案的人内心应该也饱受煎熬，袖手旁观多半是因为惶恐犹豫，以致手足无措，而非一般所认为的都市人惯有的冷漠无情在作祟。
伊卡鲁斯
要珍诺维斯命案的目击者回答为何当时没有帮忙，他们都无言以对。有人说：“我不想受牵连。”惊心动魄的35分钟里，内心如何挣扎取舍，没有人说得清。达利与拉丹的被试都是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却也不知道自己为何不采取行动。
达利与拉丹推测，没有采取行动的被试并非冷酷无情，而是“还没下定决心要行动”。他们内心充满矛盾，犹豫不决，不知道要不要反应。这种情绪反映了其内心持续不断的冲突。相对而言，其他采取行动的被试的内心就不会出现矛盾冲突。
群体让我们盲目愚昧
拉丹发现，群体规模与采取行动的比率相关。越多人目睹一起事件，个别目击者会自觉责任越少，因为有越多人分摊责任。两人将这种当时还无人知晓的现象，称之为“责任扩散”（diffusion of responsibility）。责任扩散的作用加上对举止得体的要求，让人对某些生死攸关的情境视而不见。毕竟如果只有我在这里大惊小怪，而只是一场虚惊的话，那多丢脸呀！谁能断定那情况是否真的紧急呢？一名珍诺维斯案的目击者说：“我们以为只是情侣吵架。”多位达利与拉丹的被试说：“我搞不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一名衣衫褴褛的男子倒卧路边，他是心脏病发，还是不小心跌倒？他可能是喝醉酒的流浪汉（如图4—1），你一靠近察看，就会被他缠上。他也许不想要你帮忙，或许认为你是假好心，搞不好他会大声喝斥，让你在众人面前丢脸。我们的态度、想法与潜在个性，到头来其实就是自以为是，或是怀有偏见歧视。女性主义的心理学家吉利根等人曾撰文详述，美国少女以沉默冷淡的方式来面对青春期的茫然混乱。
图4—1 路人为什么漠不关心
故事还没结束，且越发让人不解。达利与拉丹发现，我们不去帮助他人，不全是本性无情，更可能是因为知道有其他人在场。万一需要帮忙的“他人”是我们自己怎么办？若我们置身于公共场合，可能遭遇危险，起码也该为自己挺身而出、有所行动吧？关键就在于“可能遭遇危险”。若“确定”有危险，人脑就会挣脱束缚，发出警示。但生活情境多半模棱两可，隐晦模糊，难以判断，紧急情况亦然。
如果有天你摸到胸部有硬块，会是乳腺癌吗？房子里出现煤气味，是因为在烧开水吗？达利与拉丹的实验告诉我们，就算以常理推断某个情境确实相当危急，但只要我们从不同角度去解读，结果便会完全不同。紧急情境不是既定事实，而是随人感受而有不同的诠释。也许就是这样，我们才会观望迟疑，没有具体行动。
达利与拉丹二度进行实验，地点在一个有通风口的房间。被试为4名大学生，其中3名为刻意安排，另外一名被试则不知情。4人必须坐在房里填写有关大学生活的问卷。几分钟后，达利与拉丹暗中前往大楼管道间，将某种气体释放到被试所在的房间，气体对人无害，却能让人以为发生了紧急情况。一开始，只有些许烟雾缓缓飘进房里，然而不知情的被试已经察觉异样，其他3人事先已得到指示，此时必须神态自若，继续填写问卷。
接着烟雾逐渐变浓，加速飘散，最后弥漫了整个房间，在里面只能看见景物模糊的轮廓。后来屋里的人因烟雾呛鼻，开始咳嗽。每一位不知情的被试都面露惊恐，看着烟雾从稀薄转为浓密，尽管不明白其他人为什么会如此镇定，但还是回到座位继续填写问卷。有些被试会走近通风口察看，不过当他看到其他人并不紧张担忧时，便又回到座位继续填表。这种反应真是诡异！有些被试会向他人提到通风口有烟灌入，询问这种情况是否常有。其他人只是耸耸肩，不回答。只有一位被试在4分钟内起身下楼，告知主试此事，另有3个人在实验结束前告知主试，而剩下其他人完全没有采取行动。这些人之所以将紧急状况解释为空调系统的小故障，是因为他们做判断的依据是旁人的举止神态，而非实质证据。这种解释仿佛魔咒，让他们动弹不得，只能忐忑不安地等待。等到主试进来宣布实验结束时，他们的头发、嘴唇都已蒙上一层薄薄的白色粉尘。
这实在很有趣！这个实验反映出人类本性的愚昧。我们宁愿拿生命冒险，也不愿破除刻板观念，即使面临生死关头，还要顾虑举止是否得体。这是多么不合常理呀！达利与拉丹后来改变实验设计，让被试独自在房间里。几乎每个人一看到烟雾弥漫，都认为是发生了紧急事件，立即通报主试。
自杀会传染吗
社会暗示作用（social cuing）、旁观者效应（bystander effect）、人众无知（pluralistic ignorance），其实只是用专业词汇表述上述诡异的行径。我家对面有间美丽的教堂，石头外墙上布满青苔。有时我会上教堂听圣歌。每周日布道仪式结束后，就会有个捐款篮子传遍在场信众。
研究珍诺维斯命案与烟雾实验时的某个星期天，我发现在第一位信众还没拿到捐款篮之前，里头就已经放了一些钞票。几个星期后，在酒吧当调酒师的姐姐告诉我，她每晚都会先放几张钞票在装小费的高脚杯中，“这样可以拿到比较多的小费。顾客以为前面的人给过了，就会跟着做”。模仿是人的本能。
达利与拉丹的实验促使动物学家着手研究，野生动物是否也有类似的倾向。例如，长颈鹿会先左顾右盼，确定四下无人后，再吃掉树叶吗？灵长类动物会根据群体反应，再决定接下来要怎么做吗？据说小火鸡必须发出一种很特别的叫声，母火鸡听到后，才会去照顾它们。如果小火鸡没有发出那种叫声，母火鸡就不会去哺育小鸡，小鸡就会饿死。科学家录下那种叫声，把放音机绑在火鸡的天敌臭鼬身上，播放录音带，观察母火鸡的反应。这种环境暗示的力量惊人，母火鸡循声前去哺育小火鸡，反被臭鼬吃掉了。
动物学家因此认为，动物与生俱来就会受特定社会暗示的影响。而人类所受的社会暗示则是后天学习的产物，两者是不同的。因此科学家认为人类应该不具有“接受暗示”的基因，但我有不同的看法。我们所处的世界充斥许多复杂信号，涵盖细胞、化学、文化等各个层面，不论体内发出的，还是体外传来的，信号传递从不间断。大量信号稍纵即逝，根本没时间逐一检视所有证据，更没有时间经过审慎思考之后再做出反应，如果真要这样做，我们会先累瘫了。
社会暗示让我们知道，什么时候跳舞、什么时候领圣餐、什么时候做爱最恰当。不过达利与拉丹的研究指出，这套解读信息的机制并非万无一失。加州大学社会学家菲利普斯（David Phillips）分析联邦调查局与加州警署的资料，发现了一个相当怪异的现象，若有自杀案件发生且经媒体大肆披露后，坠机与车祸的死亡人数顿时增加许多，菲利普斯称之为“维特效应”（the Werther effect）。
典故源于14世纪德国文豪歌德之名著《少年维特的烦恼》（The Sorrows of Young Werther），书中饱受感情折磨的虚构人物少年维特，最后因感情受挫而自杀。此书问世后，引发当时一阵自杀潮。菲利普斯检视美国自1947—1968年的自杀资料发现，媒体以头条报导自杀案件后两个月内，自杀人数比平均值多了58人，更奇怪的是，就连车祸与坠机事件也随之增多。社会科学家西奥迪尼（Robert Cialdini）这样写：“我认为菲利普斯的见解独到过人。如果这些重大事故是有意模仿自杀事件的话，那么自杀报导确实致使重大事故的增加。可能有人为了某种理由，不想让人认为他们是自杀身亡；也许是为了保住声誉，并希望家属能领到保险理赔金，所以才暗地里刻意让自己驾驶的车子或飞机发生事故。”
我只觉得难以置信。我能理解有人仿效这些事件而自杀，但维特效应或社会暗示的力量真有那么强吗？某位名人的自杀居然能导致飞机驾驶员起而效之，进而引发坠机事件！达利在电话中说：“确实有人受某种暗示而决意结束生命。但说坠机事件是蓄意自杀，也太夸张了。”西奥迪尼则坚持这些资料详实可靠。他目前仍活跃于社会心理学领域，其论述常被人引述。他曾写过一本探讨社会暗示作用的书。他在书中写道：“不知有多少无辜生命在这种生死抉择中丧命，实在令人惊心。这些数据对我影响重大。我开始留意报纸头版是否有自杀案件的报导，这些事件刚披露那阵子，我会变得比较谨慎，特别留意身后的车辆，往来旅行能不搭飞机就不搭。如果非得在这段时间搭飞机，我会投保更高额的保险。报纸若以头版刊登自杀事件，必会影响旅行安全。菲利普斯博士已证实，这并非危言耸听，我们最好别掉以轻心。”
过去一个月，媒体接连报导多起自杀事件，自杀热潮未见消退。不知西奥迪尼会有什么反应？也许藏身自己建造的平房里吧！我打电话给他，一位女士告诉我，他在德国，短期内不会回来。我问她：“他是怕坐飞机吗？”她说：“现在时局这么糟糕，后续还会有更多攻击事件。他深知这是社会暗示作用的必然结果。”
注射冷漠预防针
时局如此，谁都快乐不起来！股市指数下跌，动物焦躁不安，世界各地，许许多多像西奥迪尼、达利、维特这样的人都断言，坏事将接踵而至，愚昧终致自食恶果。媒体充斥各种消息，我们只能随之起舞，事件一一掠过眼前，让人只觉头晕脑胀。
我们究竟可以希望什么？你已读过几位心理学家的实验，米尔格拉姆的实验让你对人性失望，斯金纳的实验让你困惑，罗森汉的发现反映出人性的愚昧。本章的实验让你备感威胁，也许即使真的遭受电击都没这么危险。你觉得染上了致命的疾病，我们彼此相互传染，到最后所有人都束手无策，只会推卸责任，困惑不已。这种情况能够避免吗？
比曼（Arthur Beaman）是蒙大拿大学的社会科学家，1979年在《人格与社会心理学学报》（The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上发表与人合撰的研究论文。这篇论文价值极高，可惜并未获得应有的重视。这篇论文篇幅极短，但随手拈来，看到的全是相关系数、双尾检验等量化符号。也许就是因为这些因素，所以这篇论文一直默默无闻。科学实验需要某些特质，才能超越学术抽象的藩篱，如，高明的表达技巧、适度的含糊其词与耸动震撼、若干的转折起伏。
比曼的写作风格晦涩难懂，然而若能尝试突破这层表象，便能了解他的研究结果：如果能教导人们，使其了解社会暗示作用、人众无知、旁观者效应等观念，那么就像为我们注射了疫苗，多少能抑制这些行为反应的出现。因为比曼发现，人一旦知道自己有多容易因为偏颇的解读而错失关键时刻，那么就会设法不让自己因此受害。
比曼找来一群大学生，让这些学生观看有关达利与拉丹设计的癫痫发作与烟雾实验的影片，循序渐进地让他们了解达利与拉丹提出的助人行为五阶段。
觉察：你注意到有事情发生，而你可能帮得上忙。
理解：你认为有人需要帮助。
责任：你自觉应该帮忙。
判断：你决定要怎么做。
行动：你采取行动。
这些学生看过影片，知道了优良公民的极致表现必经的五阶段。和未接触相关课程的学生相比，前者主动助人的比例几乎是后者的两倍。上过相关课程的学生，或许是对冷漠产生了抗体，对生活中随时可能发生的意外急难，他们会主动伸出援手。既然教育可以有效提高助人的比率，促成有效的危机处理，那为什么这方面的知识却不是学校课程的必教内容？这是我们必须检讨的问题。把这些知识纳入必修的急救课程，甚至公告在公益事业的布告栏。当今美国局势空前危急，我们更需要了解该怎么做。
助人之路依然曲折迂回
这些我都知道了，我的准备理当更充分。政治人物告诉我们，照顾好自己，但也不要忽略可疑的线索。美国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恐怖袭击事件过了一星期，流言沸沸扬扬，据说这周末会发生第二波袭击。每个人都说：“你得先照顾好自己。”
没错，但我们还能做什么？所以我不顾众人劝阻，还是前往市区。秋天的波士顿，景色宜人，阳光和煦，市立墓园的草地宛如一片绿色海洋。我走到比根山一带，眺望州议会的金色圆顶。我从小最爱这栋建筑，以前常会幻想圆顶之下聚集了各式各样长着翅膀的怪物。
此时政治人物不见人影，我却在铁栅门边看到一名貌不惊人的少年，大约十八九岁，理个大光头，刺了一个蓝色十字，想不注意都难。他穿着某种制服，绑带式的黑皮靴，手臂上茂密的毛发闪着微光。他口袋鼓起，看起来很可疑，好像是刀柄之类的东西。他站在街角，不想引人注意，手中的笔不知在画些什么。
前几天才听说，底特律的防空洞发现好几幅大使馆和机场的位置图，另外还找到如何驾驶飞机喷洒农药的手册。少年喃喃自语，看不出在说什么。我回想先前读过的许多资料，知道旁观者会有何反应，但此刻我还是不确定自己该做什么。最保险的做法是通报相关单位有可疑人士出现。可是这样做真的很可笑！
这问题和教育有关。你首先得确认需要采取行动。但是世事纠结晦涩多于清楚明了，你很难断定到底需不需要。我走近这名面貌丑陋的少年，他也许是盲目沉迷纳粹的新世代，也许他是父母心目中既体贴又叛逆的儿子。他似乎感到有人逼近，突然转头看我，只见他绿色眼珠澄净如水。我勉强挤出微笑。他来回打量我，也对我笑了笑。
我们并未交谈，但他知道我在想什么。他快笔涂写的东西、军人特有的蹲姿、大光头，处处都让人有不祥的预感。他手上的铅笔很短，粗圆的黑色笔心画下极粗的线条，看不出画的是什么。少年把素描本翻转给我看，我终于知道他在忙什么了。纸上没有出入路线或可疑的符号，只画了州议会前草地上的一棵树，枝繁叶茂，层层交叠。
我没有细看，只觉得那幅画很美。少年把画从素描本上撕下来送我。我把画挂在书桌前，一边写这篇文章，一边偶尔抬头看着一片片树叶。交叠的树叶传递信息、秘密以及多重含意。现在我知道了助人的五个阶段，我也知道故事仍会曲折迂回。
第5章 撒谎有理 费斯汀格与认知不协调理论
引言
费斯汀格（Leon Festinger）生于1919年5月8日，父母都是俄罗斯人。
他先在纽约城市学院取得心理学学士学位，再到艾奥瓦大学攻读硕士，师从于著名的德裔心理学家勒温（Kurt Lewin）[1]，后来勒温与费斯汀格转赴麻省理工学院继续研究。勒温去世后，他于 1948年担任了密歇根大学团体动力学研究中心的主任。
1975年费斯汀格发表了其最著名的论著《认知不协调理论》（A Theory of Cognitive Dissonance）。他在书中写道：“个体如果同时持有相互抵触的观念（即认知结果），那么思想对立的最终结果就是衍生出一股力量，进而改变个体的行为或态度。个体有时未必如一般所认为的那样，改变行为以符合信念，反而可能改变信念，使其能合理地解释行为。”
基奇（Marion Keech）与阿姆斯特朗（Armstrong）医生住在明尼亚波利斯的湖城。基奇是个平凡的家庭主妇，阿姆斯特朗在邻近医院任职，两人相识于某个研究飞碟的社团。湖城空旷辽阔，冬季风很大，天很冷，雪花从乌云中飘落，仿佛寓意深远的信息从天而降。
两人在此平静度日。直到有一天，基奇收到一封极为特殊的信，发信者自称沙纳达（Sananda）。基奇感应到某种强烈的震动，不由自主地用颤抖的手，在笔记本上写下这些字句：“大西洋海床不断上升，沿岸陆地将为海水淹没，法国沉入海底……俄罗斯变成汪洋大海，巨浪袭击落矶山脉……这一切都是为了净化人间，重建世界新秩序。”这些信息如排山倒海般急速涌现，警告基奇1954年12月21日午夜将有洪水爆发，只有相信沙纳达的人才能得救。
基奇相信沙纳达的警告，阿姆斯特朗医生也相信。陆续有人加入他们的行列，着手准备迎接洪水来临。当时正值11月，太阳很早就下山了，黑暗如柏油般蔓延，吞噬一切。这些信徒曾通过媒体发表公开声明，但随即与外界断绝接触，因为只有少数人是沙纳达的选民，而且他们也不忍心让越来越多的人陷入恐慌。
世界末日即将降临
然而消息还是在美国中西部广为流传，从爱达荷州到艾奥瓦州，许多民众都感到好奇不解。当年31岁的心理学家费斯汀格在附近的明尼苏达大学任教，他对这群人有所耳闻，并决定混际其中。他想知道，万一到了12月21日午夜，没有太空船、没下雨，这些人会有何反应？还会相信预言吗？费斯汀格想知道，要是预言失灵，这些人会有什么反应？
费斯汀格找了一些人伪装成信徒，混入其中。他们发现这群信徒深信天谕即将成真，准备工作做得细致周到。有位女信徒辞掉工作，变卖家产，带着还在襁褓中的女儿，住进基奇家中。阿姆斯特朗医生因为坚信必有大洪水，所以连问诊时也不断对病人讲道，严重妨碍了工作，因而遭到解雇。不过这都无所谓，因为俗物虚名与沙纳达救不救你无关，也不影响能否到远方星球开始新生。这些信徒相信，这颗星球距离遥远，肉眼无法看见。
洪水到来的前夕，信徒聚集在基奇家的客厅，等候指示，其中也包括伪装成信徒的研究者。有些指示是信徒在纸上随意涂写的文字，有些信徒则声称接到了外星人的电话。在一般人看来，这简直就是在胡闹，但信众却都能解读其中隐含的重要信息。有人听到电话那头说：“嗨，我的浴室淹水了，要不要过来庆祝？”这显然是沙纳达的特别助理发出的暗号，信徒为此很高兴。还有人在客厅地毯上发现一小块锡片，这块不知从哪来的锡片是要提醒信徒，进入太空船之前务必取下身上的金属物品。10分钟后太空船就要在附近降落，女性信徒赶快扯下胸罩搭扣，男性信徒用力扯下钮扣，有位研究者穿了拉链式的长裤，因此受到排挤，被赶进卧室，阿姆斯特朗医生也在里头。他焦躁慌张，呼吸沉重，一边注视着时钟，一边忙着锯断阻碍视线的树枝，少了树枝的屏障，冷风便直接灌入室内。
23点50分，离午夜12点还有10分钟。这些人辞去工作，卖掉房子，疏离亲友，把希望全都寄托在今晚。基奇家两个时钟滴答作响，刚开始听，还像是规律的心跳，越接近午夜，声音越像是某种不祥的预兆。过了12点，寒冬的夜空没有落下一滴雨，干燥的地面就像《圣经》里的迦南之地（Canaan）[2]。有些信徒显然深受打击，频频拭泪。其他人则呆坐在沙发上，茫然地望着空无一物的天空。还有人从窗帘缝隙向外看，强光把庭院照得如同白昼，没等到原本该来接他们的太空船，却等到一群打算看笑话的电视台记者。
这件大事发生之前，信徒除了通过媒体发表一篇警讯之外，对于公开露面的场合几乎全数回绝。尽管如此，灾难将至的预言仍在中西部各地传开，信徒也接到许多采访的邀约。而当天夜里，时间逐渐流逝，天空就是不下雨，此时费斯汀格观察到一项奇怪的变化。
信徒拉开了窗帘，迎向在外守候的记者。他们殷勤地邀请记者入内享用茶水点心。基奇坐在客厅椅子上，她感受到有股强烈的力量正传来紧急的信息，要尽快写下来，尽可能与所有媒体联络，并告知洪水不会降临，因为“信徒静坐整晚，人虽少但心意虔诚，上帝都感受到了，所以决定拯救地球免于毁灭”。基奇打电话给美国广播公司、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纽约时报》等，表示愿意接受采访，她的态度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变。
凌晨4点，一名新闻节目主持人打电话来。他先前也曾来电，询问基奇是否愿意上节目，为世界末日而狂欢。显而易见的嘲讽口吻惹恼了基奇，随即严词拒绝了他的要求。此时他再度来电，并等着看她预言失灵的笑话，基奇却说：“现在你马上过来吧！”信徒们打电话给各大媒体，一连好几天，接受数十场采访，目的都在说服世人，他们的信念并未落空，所做的事也非白忙一场。当他们得知12月21日意大利发生地震后，喜出望外地表示：“地表确实‘在’滑动。”
上帝失约，是因为他太感动了
于是我们看到信徒为了拉近信念与现实的落差，想尽各种方法自圆其说，把断层、地震都扯上了关系。他们满口都是牵强的解释，还固执己见，我们可以想像在场的费斯汀格会觉得这有多荒谬和可悲！费斯汀格总结这些现象，提出推论。一旦宗教团体秉持的信念与现实不符，此时信徒就会改变信仰。因为信徒已无计可施，只能采取这种防御机制。信仰明显悖离事实，就像石板表面来回刮摩的尖锐声响，令人难以忍受。这群信徒为了舒缓内心矛盾带来的冲击，势必会改变信仰。
在对宗教枉热者的研究之后，费斯汀格与同事也着手从其他方面探究认知不协调。他们曾将被试分为两组，其中一组的成员，如果说谎，每人可得20美元，另一组说谎者却只能得到1美元。他们发现，只能得到1美元的被试，事后宣称相信自己所言属实的比例，明显高于说谎可得20美元的被试。为什么会这样？
费斯汀格认为，两组人都要为说谎行为提出合理解释，但区区1美元很难成为说谎的合理解释。你又善良又聪明，聪明善良的人做坏事，必定有更(贼吧Ｚei８.ＣＯＭ电子书)充分的理由。谎言无法收回，少得可怜的酬劳也落入口袋，你只能改变想法来配合行为，以此来解释这种和自我形象矛盾的行为，拉近两者的差距。至于说谎可得20美元的被试，他们不必改变想法。他们表示：“没错，我说谎了。我刚说的话都不是真的。不过我得到了很不错的报酬。”这些被试不会感受到强烈的矛盾冲突，因为他们撒谎有显而易见且强有力的解释：轻而易举就能得到丰厚的酬劳。
认知不协调理论席卷美国心理学界。阿伦森说：“就像暴风横扫一切。只有认知不协调理论能够圆满解释这种令人不解的行为。这就是答案。”我们总认为，洗脑要能奏效，一定得借助酷刑威胁或重金利诱。但认知不协调理论认为，某人从事与其信念相抵触的行为，所得的奖赏越微薄，此人越有可能改变原先的信念。
费斯汀格和学生将认知不协调区分为若干型态。狂热教徒的反应属于信仰破灭型（Belief/Disconfirmation Paradigm），为钱说谎者则是奖赏不足型（Insufficient Rewards Paradigm）；还有一种诱导服从型（Induced Compliance Paradigm），这种类型以想加入大学兄弟会的新生为代表。依照惯例，想入会的新生需要先接受学长的一番恶整。费斯汀格让这些新生接受轻重不等的捉弄欺凌。结果发现，遭严重欺侮的新生，对所属群体表现的服从度和忠诚度都高于其他新生。
费斯汀格这些简单的实验，颠覆了整个心理学界，也让斯金纳摔了重重一跤。斯金纳认为，行为会因奖赏而增强，因处罚而削弱。但身型瘦小、秃头邋遢的费斯汀格轻松比划了几下，就指出，行为主义错了。人类的确受奖赏处罚所驱使，然而掌控人类的并非丰厚的奖励，而是某种更微妙的东西。鸽子老鼠不会这样，实验箱也测不出来。人类受思想引导，想让自己心安理得。斯金纳宣称自由意志不存在，人类只有受条件影响的机械式反应。矮小精壮、语带嘲讽的费斯汀格，挺身而出，把复杂的大脑还给我们。他说：“人类行为不能单以奖赏理论解释。人会‘思考’，为了解释虚伪行径，脑部反应会千变万化，令人叹为观止。”
费斯汀格对人性并不乐观。他每天抽两包骆驼牌无过滤嘴的香烟，69岁时死于肝癌。他认为人类并不理性，只是懂得寻找合理解释。这种思想接近存在主义。卡默斯（Camus）认为人类毕生都在设法说服自己的存在并不荒谬。
植物人是拯救世人的圣灵吗
说到合理化，我知道一则极具代表性的真实故事，费斯汀格应该会感兴趣。故事发生在马萨诸塞州的一个小地方——伍斯特，离我住处不远，主角名叫琳达。她女儿奥黛莉3岁那年，掉进了自家的游泳池，被人发现在泳池深处漂浮。送到医院后，她虽恢复了生命迹象，但脑部严重受损，成了为植物人，只剩下心跳、排汗等基本的生理功能。
我看过许多关于琳达的报导，地方电视台曾多次报导她的遭遇，一方面大家钦佩她的毅力，另一方面，却把她当怪人看。琳达把女儿抱回家。奥黛莉喉咙上被医生钻了一个洞，插入生命维持器。琳达每天为她洗澡、翻身，让她皮肤保持光滑，没有褥疮。琳达是极虔诚的天主教徒，所以她让奥黛莉躺在缎面的心型枕头上，身边摆满宗教饰物。奥黛莉的床的上方有个突起的壁架，上面摆放着好几尊大小不一的陶瓷雕像，其中一尊是耶稣雕像。
据报导，奥黛莉发生意外后几个月，琳达的丈夫便离家出走，留下身无分文的她和另外3个孩子。接着奇异现象陆续出现。奥黛莉床上的摆饰自行变动了位置，转向面对神龛，耶稣雕像手掌上的伤口流出了鲜血，不知名的油脂从圣者雕像的脸庞滴下。奥黛莉偶尔睁开眼睛，眼珠来回转动。每年四旬节（复活节前40天），她就开始痛苦尖叫，复活节一到，便又沉沉睡去。
开始有人来找奥黛莉求助，其中有人患有多发性硬化症，有些则是得了脑癌、心脏病、抑郁症等重大疾病。他们来到琳达家，取回雕像上神秘的圣油。琳达家中的奇迹接踵出现，生病的信徒跪在奥黛莉的床边，随即不药而愈。瞎眼的人突然恢复视力，而奥黛莉却七孔流血，她仿佛承受了整个世界的罪愆。琳达强调自己没有故弄玄虚，她知道奥黛莉是圣徒，上帝选择她担任受难的圣灵，承担他人的苦难，治愈世人的病痛。这些神迹琳达都亲眼目睹。而奥黛莉溺水那天是8月9日，上午11点02分。多年前的这一天，美国在长崎投下原子弹。琳达认为此事让世人蒙羞，奥黛莉之所以会发生意外，正是要为世人赎罪。
琳达的反应完全符合费斯汀格的认知不协调理论。她受不了打击，因而扭曲事实，认定女儿是为了给世人赎罪而牺牲自己，从而引出一连串合理化的解释，让认知与现实回复调和。琳达可谓是认知不协调理论的最佳实例。不知道她对此有何看法？
电话那头传来琳达粗哑缓慢的声音，这让我有点意外。我告诉她，我是作家，曾看电视上看到过她的事情，目前正在研究信仰、信念，和一个名叫费斯汀格的人……
“你若是记者想来拍照，我现在就告诉你，先去征询教会……”
我说：“我不是记者，我只想请教，你听过费斯汀格这个人和他的实验……”她说：“费斯汀格……”就没再说话。我说：“曾有一群人相信上帝会在12月21日派人来拯救他们，但那天到了，却没有人来。费斯汀格是位心理学家，他研究这群人会有什么样的反应。”电话那头很久都没声音。我竟然说什么没有人来拯救他们，感觉很残忍。
电话那头传来神秘的碰撞声，还听到乌鸦一边振翅、一边嘶嚎。“费斯汀格，他是犹太人吗？”我说：“是的。”她说：“犹太人很会问问题。”我说：“那天主教徒呢？”琳达说：“我们也会质疑。我们相信上帝，但也不是从不质疑。就算你可以和耶稣沟通，有时还是会有些许动摇。”她停下来，我听见她的声音略带哽咽。
我说：“那你呢？你也有怀疑的时候吗？”琳达继续说：“7年前我得了乳腺癌，最近第5次复发。我只想说，我累了。”“奥黛莉能治好你的病……”
琳达打断我的问题，提高音调说道：“你想知道事实？你和那个费斯汀格想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老实告诉你吧！我在特别倒楣的时候，就像今天吧，我会怀疑这些痛苦折磨到底有何意义。你听清楚了吗？”
认知不协调理论无法言说的
费斯汀格说：“调和一致，是人类追求的境界。所以我们往往只注意到符合自己信仰的信息，习惯与认同我们信仰的人往来，当遇到矛盾冲突的信息时，如果它可能危及现有信仰体系的稳定，我们就会忽略它。”
不过琳达的遭遇凸显出认知不协调理论与其实验设计的缺失。此时此刻，离我不远的某个地方，有名妇女陷入幽黯深渊。她得了癌症，而女儿治不好她的病，这些事实都与她多年来的虔诚信念相抵触。照理说，她应该会寻找合理化的解释，来弥补两者的落差，然而她并没有这么做。琳达不再执着于合理化的解释，而打算彻底改变，建构新的信念，而新的信念会是什么？矛盾导致怀疑，怀疑引出新观点。费斯汀格从未探讨这个现象。他也不曾探究为什么有人选择寻找合理解释，而其他人则决定改变信念。
我想到琳达，也想到其他人。为什么牛顿不认为是上帝的手摘下苹果，而是地心引力作用？为什么哥伦布相信地球是圆的？历史上有许多人，他们并未掩耳不听真话，而是深入研究矛盾现象，愿意面对可能出现的改变。费斯汀格其实也是这种人。当时斯金纳行为学派大行其道，而他的观点与实验都与行为理论截然不同，为何他却执意探索？
加州大学圣克鲁兹分校荣誉教授阿伦森（Elliot Aronson），是认知不协调研究领域首屈一指的学者。他说：“认知不协调理论的本意，并不在于探讨人类思想如何改变。”我问：“你不觉得这是认知不协调理论的缺陷吗？有人创新突破，消除不协调，而有人却闪避掩饰。探究这些差异现象不是很有意义吗？”
阿伦森
阿伦森暂停片刻，又说：“十多年前，在约翰斯顿（Jonestown）教徒集体自杀事件[3]中，900多人以自杀作为消除认知不协调的手段。有些人不会采取这种方式，但有900多人这样做已是非同小可了。认知不协调理论就是着眼于这些坚持信念、至死方休的多数人。”
我也研究心理学，但不像费斯汀格那样有成就。和琳达谈过后，我有个想法：认知不协调理论不足之处在于，它只能解释我们如何将思想化为行动，却不能解释我们如何改变思想。如此一来，认知不协调只剩下一种诠释，单调而缺乏人性。其实有些声响¨贼吧Ｚei８。ＣＯＭ电子书 贼吧ＺＥi８。ＣＯm电子书 贼吧Ｚei８。ＣＯＭ电子书 贼吧Ｚei８。ＣＯＭ电子书¨尽管突兀，但反而能让我们感觉更敏锐，更有激发创新的可能。
我问阿伦森：“有人面对失调时，会融合新旧信息，创造新的思考模式，认知不协调理论若不去探究这些人，岂不是错失人类经验的重要方面？”面对矛盾，有人设法寻找解释，有人则修正调整信念。阿伦森会怎么解释这种差异呢？更重要的是，思维模式的重大转变，可能需要数天、数周、数月，才能调适成功，在这段过渡期，这些人该如何面对新旧思维的对立拉锯？怎样才能像他们一样，能够包容不同甚至完全对立的意见，以追求更开阔丰富的人生？
阿伦森对我说：“那已经属于个人成长的领域啦！我想，能面对矛盾、诚实自省的人应该比较有自尊心，要不就是他们的自尊已经低到怎样都无所谓了，所以反而可以大胆说出这样的话：‘哇！我深信的每件事都没有意义，我真是个怪人！’”
“你曾经做过这方面的实验吗？这些人都是什么来历？他们怎样面对冲突？你有资料吗？”阿伦森说：“我没有任何资料，因为我找不到人来做这样的实验。你说的那种人太少见了。”
造访圣徒之母
我亲自造访琳达。伍斯特距离我家约1小时车程，那里早期因煤矿业兴起，如今已没落，沿路可见空无一人的工厂与破旧简陋的商店。我边开车边想，琳达如果不再坚持女儿具有通灵神性，不再认定这一切苦难都是在为世人赎罪，她还剩下什么？怎样的新信念可以让她感到平静？矛盾冲突可以让人思想变得更深刻，但想得越多也越有风险，一不小心就可能钻牛角尖，走火入魔，受到更大的刺激或伤害。
琳达家位于一条樱花盛开的路边，寻常的平房漆成米黄色。我按了门铃，有个声音传来：“到旁边的祈祷堂等我。”我以为是琳达在说话。我把耳朵贴在门上倾听片刻，听到的是呼噜呼噜的喉音，还有便盆撞击的声音，那是奥黛莉，她已经18岁了。
我找到车库里的祈祷堂，那里潮湿阴暗，到处都是出油的雕像，下巴绑着小杯子，杯子里盛着神圣的分泌物。有位女性走进来，她眼神空洞，手上拿着一罐棉花球，对我说：“我叫露比，这里的义工。”她拿起棉花球擦拭雕像上的油渍，再把这些东西都放入密封袋中。她说：“这些都有人订了，这是圣油，什么病都治得好。”
我很想问露比，为何神奇的圣油帮不了圣徒之母琳达，治不好她的病。但是我什么都没说，只是静静地看着露比走来走去，用棉球轻拍出油的地方，终于我忍不住问：“你确定不是有人偷偷把油抹在雕像脸上？”她转身看我。她说：“谁会这么做？”我耸耸肩。她说：“我亲眼看见奇迹。有一天我站在奥黛莉床边，突然一尊雕像开始出油，像鲜血一样涌出。所以我知道这是真的。”
祈祷堂的门开了，午后耀眼的阳光透进这个潮湿阴暗的地方，琳达走进来。她的头发刻意烫卷，有些不自然。苍白的脸庞布满岁月的痕迹，大大的圆耳环在脸颊两侧晃动。我说：“谢谢你答应见我。你这么不舒服，仍愿意与我讨论你的信仰。谢谢你。”
琳达不置可否。她坐下来，一只脚来回晃呀晃，像个小孩。她说：“我的信仰应该从胚胎形成前就存在了，不然的话我现在还不知道在哪里。”我问她：“你所谓的信仰是什么？”她说：“相信一切都是上帝安排的。要这样想不容易，因为我很矮，你也是，我们都是拿破仑那一类的。很难相信上帝会这样安排。”琳达发出一阵咯咯的笑声。
我端详她的脸。她两眼炯炯有神，仍难以掩饰些许深沉的恐惧。我问：“你在电话里告诉我，你的信仰开始动摇，你开始质疑你的女儿是不是圣徒……”我有点迟疑。琳达扬起眉毛，说：“我不是这样说的。”
谎言与关爱竟如此纠葛不清
“你说你开始怀疑，我想谈谈你如何……”
她说：“那不重要，基本上我一点都不怀疑。”她听起来很生气。我说：“这样啊！”她说：“你听好，我知道我是谁，也知道我女儿是谁。奥黛莉可以和上帝直接沟通，她把病人的请求交给上帝，上帝让病痛消失，不是奥黛莉让病痛消失。是上帝，但是奥黛莉有办法联系他。”我点点头。
琳达继续说：“跟你说一件事吧！有一次，一位正在接受化疗的癌症病人来看奥黛莉，几天之后，奥黛莉全身起红疹，好像着火一样。为什么会长红疹？我们请一位皮肤科医生来家里给她看病，他是犹太人，不过人很亲切。他说：‘这是化疗引起的反应。’我们打电话给那位病人，她身上的红疹退了。你看，奥黛莉带走她身上痛苦的红疹，这一定是她做的。”
琳达告诉我另一个故事。有位妇女得了卵巢癌，见过奥黛莉后，她去做B超，结果发现卵巢上方有个模糊的影像，看起来像位天使，然后她就不药而愈了。我不相信这些事。琳达走到神龛前，拿起一个有盖的杯子，要我看看里面的东西：一颗血色圆珠浸在油脂里。她说：“我们把这杯油拿去化验，30多名药师检验过，成分都与人体油脂无异。”
我轻声问：“琳达，这些圣油，还有奥黛莉和上帝的交情，为什么都救不了你？”琳达静默不语，好长一段时间。我看见她的眼神变得幽远，飘到我无法触及的地方。我不知道她只是呆坐出神，还是在寻觅新的解释，我的思绪犹如纺车的轮轴一样转个不停。琳达抬头望着天花板，许久，她终于开口说：“癌细胞已经扩散到骨头了。”
露比突然说：“耶稣显灵了！”她手指我们面前的一尊雕像，我确实看到了。耶稣雕像流出两小滴油，沿着脸庞滑进颈部的皱褶。我瞪大眼睛注视这一幕，此时此地，我也遭遇了认知冲突。一来我不信天主教，二来我认为所谓的“神迹”，其实只是某种手法拙劣的骗局，但是那尊神像确实流出油来，当然那也可能是某人预先放在那里的奶油，慢慢溶化了，现在才流出来。
可是我无法确定。我检视心中的想法，确定自己没有出现认知封闭（cognitive closure）的反应。根据费斯汀格的理论，我会提出解释以减少冲突。但我确实提不出解释。有可能是奶油，但也可能不是。谁知道上帝用什么方式显灵？会出现什么征兆？我们三人站在祈祷堂里，看着耶稣哭泣。
我听见屋里传来一位已成植物人的女孩的呻吟，看护者设法让她安静。我想像15年前，琳达看到3岁的女儿在泳池深处漂浮时，内心不知有多害怕。我不知道为什么会发生这些事，也不知道是否有圣徒可以见到天堂，更不知道痛苦是否有其神圣目的。我不知道神像为何流泪，为何血珠会出现在高脚杯中。我来此是想看到琳达是否愿意容忍信仰与现实的冲突，我只能继续发问。
琳达又说了一遍：“扩散到骨头了，我不知道自己还能活多久。”我接着说：“你是她的母亲，照顾她18年。她治好数以千计的人，也应该把你治好。”琳达虚弱地笑着说：“奥黛莉没有治好我，因为我没想要她这样做，我也不会这样做。她也许是个圣徒，但她也是我的女儿，我的宝贝。我不会让她承担我的痛苦，也不准她这样做。母亲绝不会这样要求子女。母亲只会消除子女的痛苦。怎么可能让子女受苦呢？”
琳达要去斯隆癌症中心（Sloan Kettering Cancer Center）复查，所以先离开了。我独自在祈祷堂里又坐了一会儿。不管琳达在电话中表露出什么样的怀疑，显然都只是一时冲动，她几乎不承认有这回事。琳达说：“母亲绝不会这样要求子女。母亲只会消除子女的痛苦，怎么可能让子女受苦？”这也许是种合理化的借口，女儿治不好她的病，是因为她未曾开口要求，这个故事也能保持圆满。
但应该不只如此，她这样做也是出于衷心的关爱。我听见琳达在屋内轻声哼歌给女儿听，有人咯咯笑着回应，她这样照顾女儿将近20年，日复一日，从不间断。费斯汀格是否想过，寻找合理解释不仅是为了自己，也是为了别人？他可曾想过谎言与关爱竟如此纠葛不清？
脑中的“魔鬼代言人”
我读心理学研究生期间，曾在一家大型医院的神经科病房工作，病房里有些人就像奥黛莉一样，蜷缩在床上，昏睡不醒，四肢僵硬冰冷。我对一个小男孩印象特别深刻。有时候我站在他们床边，念着姓名牌上的英文字母，心想这些人是否只剩下躯体，魂魄早已离开了呢？
那时候，有科学家尝试从精神生理层面，探究认知不协调理论。20世纪颇负盛名的神经科学家拉玛钱德朗（V. S. Ramachandran），就在探寻哪些神经物质会引发拒绝与调适的心理反应。他认为在人类左脑某处，有某种由神经元构成的组织，一旦内在信仰体系受到剧烈冲击，此组织便会释放神经传导物质，提醒我们去平衡认知冲突。他将此组织称为“魔鬼代言人”。不过大脑右半球也有神经突触与细胞构成的神秘组织，处于活跃状态时，会释放信息，压制左脑神经元组织的作用。
拉玛钱德朗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心理学与社会心理学助教李伯曼（Matthew Lie-berman）说：“并非所有人都会依循单一的思路，设法为一切事物寻找合理化的解释。”李伯曼以东亚民族为研究对象，仿效费斯汀格开展了一个为不同酬劳而说谎的实验，“东亚人不像美国人那么喜欢为自己的行为找理由”。李伯曼认为，东亚文化长期以来深受禅宗思想的影响，较能包容矛盾对立的观点。表面看似不合常理的悖论，但如果你能从其他角度解读，你便能领悟其中深含的寓意。
受到独特文化的潜移默化，东亚人脑部神经元便发展出不同于美国人的反应特性。李伯曼说：“这不表示亚洲人感受不到认知冲突，只是他们比较不急于减低冲突。”李伯曼推测，前扣带回可能就是脑中的“异常侦测器”或“魔鬼代言人”，再者脑部的前额叶皮层就是我们进行合理化的所在，而东亚人脑部通往此处的路径比美国人少多了。他说：“如果是这样，东亚人和美国人感受到的认知不协调其实不相上下，只不过东亚人不是那么执着，他们并不是非要得到回应不可。”换言之，亚洲人即使面对无法解释的现象，也较能淡然处之。
无法调和，那就敞开心胸
这种天气让我担心。12月3日，温度17℃，天空一片灰暗，庭院里只有一朵玫瑰绽放，仿佛在传达某种启示。费斯汀格认为，担忧也可以用来降低认知冲突，说来有些讽刺。你害怕找不到好理由，所以编造一个理由，以此解释你的忧虑。但我们怎么知道哪些理由确实合理？哪些只是借口？如果我是东亚人，也许我连想都不想。然而地球日趋暖化似乎不是危言耸听。12月初，空气中弥漫着一股腐臭味，我看到地上有只甲虫，多节带刺的脚在温暖的空气中挥舞，腹部下方明显可见一滩分泌物。
琳达去过斯隆癌症中心后，已经返家休养。一星期前我去拜访她，我满脑子都在想她的事，或者应该说是我的前扣带回一直在思考她的事。我做过若干调查，有些严谨的医学专家表示，奥黛莉的情况确实罕见。那位犹太裔的皮肤科医生说：“我只能说，她的皮肤状况是因化疗所引起的，但她母亲坚称，奥黛莉并未接受任何化疗。”为奥黛莉看病的小儿科医生说：“我不知道。我看过她掌中出现十字，血色的十字，你可以说那是血渍，不过十字出现在表皮之下，所以不可能是割伤形成的。我无法解释。医学通常是把圆的东西放进圆洞里，但奥黛莉的症状就像个方型的东西，就是套不进去。”
琳达告诉我，天主教会会派人来访查，他们表示奥黛莉可能真的是圣徒。露比兴致勃勃地告诉我：“我希望她能被封为圣徒。”语气就像啦啦队队员。天主教会最近一次册封圣徒是在1983年。一名3岁女孩吞下一整瓶含氰化物的止痛剂，医师全都束手无策，一名妇女为女孩祷告后，女孩病情便奇迹般好转。
我打电话给琳达。她刚动完乳腺癌手术，正在逐渐康复。她的声音听起来虚弱飘忽，她告诉我：“医生切开我的胸部，发现全都是癌细胞。”于是我眼前浮现出像鳗鱼也像甲虫一样深黑色的癌细胞，我想像着医生动手切除癌细胞。现在琳达回家了，她拖着蹒跚的步伐，一方面要打理自己的生活，一方面还要照顾她的小圣徒。
冬至前后，我再度驱车前往琳达家。我到达时夕阳就要下山，我的影子拉得很长，映着金光闪闪的地面。50年前，基奇、阿姆斯特朗医生、在场的信徒，他们在等待沙纳达的到来，等着暴雨降临，但是救世主、暴雨都没有出现，于是这些人为此设想出另一套说辞。
15年前，奥黛莉掉进自家泳池，溺水成为植物人，家人发现她再也不会康复了，便寻求理由解释这场不幸。现在我离琳达家越来越近，这次我不走前门，也不去祈祷堂。我偷偷走到房子侧面，从窗户望进去。我看到奥黛莉本人。她躺在床上，长发乌黑亮丽，大把大把地披散在缎面的枕头上，一条黑色的薄被掉到地上。她睁开双眼，注视某处。若不是微微张开的嘴流出一点口水，她与一般正值豆蔻年华的少女没有两样。
老实说，我不知道自己为何而来。我来找琳达，原本是想看看她怎么接受与原有信念相抵触的思想，怎么把矛盾融入既有的认知体系中，并创造出新的认知模式。但琳达并没有这样做。她找到自认为合理的解释，并坚持到底，这一切都出于爱。深厚的爱让这对母女多年来相依为命，紧密难分，我是受这份爱的吸引而来的吗？还是因为我在这栋房子里目睹了奇异景象，让我对世界的看法产生巨大质疑，我是因为经历了认知不协调，想找出答案，才又回到这里的吗？
如果知道琳达家的神迹，费斯汀格会怎么说？他应该会提醒我，基督教思想全部源于认知不协调及后续的合理化解释。费斯汀格在《当预言失灵》（When Prophecy Fails）一书中谈到，弥赛亚救世主不应该“受苦”，所以信徒看到耶稣竟被钉在十字架上时，会感到极大的痛苦。费斯汀格推论，就在此时，信徒开始改变想法，以减轻心中的怀疑。
基督教信仰成为认知不协调的产物，我觉得很可笑，也有点难过。事实上，原始信念出现急剧转变时，也代表新契机的出现，也许可以衍生出源源不绝的新思想。
我按下琳达家的门铃，走到祈祷堂等她开门。祈祷堂里一片昏暗，墙壁传来油脂、旧布、薰香混杂的浓烈气味。我走到那只高脚杯前，打开杯盖，看着里面血色圆珠在油脂中漂浮，和几个星期前没有两样。如果琳达死了，谁来照顾奥黛莉？我用手碰触一尊小型耶稣雕像的脸，随即发现我的手沾上了油脂，闪闪发光。我卷起长裤，把油涂在腿上一处伤口上，伤口是几天前洗澡时不小心割到的。皮肤随即吸收油脂，伤口逐渐缩小，连疤痕都消失不见了。
我没办法解释这个奇异现象。谁知道这是不是上帝打算在这栋简陋平房中，以这尊廉价的塑胶雕像为媒介显灵，让我知道他的存在。我没办法断定到底是怎么回事。没有合理化的解释或想法，这是个充满无限可能与多种意义的地方。此时此刻，我在一致与矛盾之间摇摆，心中安详宁静，这是费斯汀格忽略的地方。这种感觉就像在和谐与冲突的夹缝中生存，新的论点逐渐成形，新的信仰酝酿产生。
* * *
[1] 勒温，德国心理学家，场论的创始人，社会心理学的先驱，以研究人类动机和团体动力学而著称。——译者注。
[2] 位于巴勒斯坦南部，气候干燥炎热。——译者注
[3] 20世纪70年代，旧金山的牧师琼斯（Jim Jones）宣称自己是上帝的代言人，在南美洲的约翰斯顿创立“人民圣殿”（People’s Temple）。1978年，他率领913名信徒集体自杀殉道。——译者注
第6章 以爱为名 哈洛与亲子依恋关系
引言
哈洛（Harry Harlow）原名哈利·以色列，1905年出生在艾奥瓦州，父亲是一名不太成功的发明家，而他的母亲，根据哈洛在一本没有完成的自传中回忆，也不是那么和蔼可亲。
在学校，他不合群，所以在10岁之前，他把他所有的业余时间都用来画画。在他的图画世界里，哈洛创造了一个叫做雅族园（Yazoo）的地方。
哈洛在斯坦福大学跟随著名的智商研究专家特曼（Lewis Terman）念完了本科和研究生。在特曼的建议下，他把自己带有浓厚犹太色彩的名字改为了哈利·哈洛。
哈洛的猴子实验，堪称心理学依恋（attachment）理论最具代表性的实证。哈洛的实验过程以影片方式记录下来，呈现的景象虽然令人心寒惊恐，却也凸显了亲密情感对生命的重要。
顺从、服从、认知、暗示，这些主题哈洛都不喜欢。他想探究“爱”。他在一场研讨会中谈到爱，他一讲到“爱”这个字，在场一位学者就插嘴：“你是指亲近（proximity）吧？”到最后哈洛按捺不住，毫不客气地反击：“你显然不知道，亲近只是爱的一部分。感谢上帝，还好我不像你这么无知。”
这确实是哈洛的说话风格，即使在公开场合，他也不改其直率。他言词尖锐，毫不客气。有人打从心里讨厌他，也有人就是喜欢他这调调。他儿子詹姆斯说：“父亲带我到处旅游。他带我搭双层客舱的飞机去夏威夷，我们拜访知名人类学家贝特森（Gregory Bateson），还和他的长臂猿共进晚餐。我记得他给我买了冰激凌。”不过要找到相反的言论也不难。他以前的某位学生说：“哈洛是个混蛋，他差点毁了我。”另一名学生说：“他讨厌女性，他是头沙文主义猪。”不过这头猪于1959年站在讲台上，以突破性的、前卫的方式谈论科学，在冰冷的统计数据中加入耸动的情节与浓烈的情感，堪称心理学界的李安。
灰暗阴沉、抑郁、拙于言词
哈洛的童年鲜为人知。哈洛曾在传记中提到印象中的母亲。他回想起母亲站在客厅落地窗前，低头注视外头街道的神情。屋外终年寒冷，天空总是灰暗阴沉，大地一片空旷凄凉，厚重的积雪从纠结的枯枝上掉落，她给人的感觉也一样冷冰。
哈洛一生中多次发作抑郁症，这从他的童年可略窥端倪。小镇的冬天漫长难熬，白天特别短暂，下午4点一过，天色就暗了，让人不忧郁也难。此外，冷淡疏离的亲子关系也可能是原因之一。缺乏母爱的哈洛必定非常渴望能有填补空虚的慰藉力量。在学校上学时，他也无法融入同学之中。为他的传记执笔的作家布鲁姆（Deborah Blum）说：“古怪瘦小的他，和整个环境格格不入。”哈洛喜欢写诗、画画，但学校却开设类似于“农场管理与作物轮种”、“如何以厨艺取悦丈夫”的课程。
四年级时，有位老师让他们练习写诗，哈洛跃跃欲试，打算一展才华，结果老师宣布的题目竟是“刷牙的好处”。还不到10岁的他相当热爱绘画，一有空就拼命画画。哈洛低头注视庞大的画板，专注构思画面，描绘出一个奇异却美丽的国度，他称之为雅族园。这里聚集了各式各样的珍禽异兽，只要会飞、会游、会跑、会变形的动物，几乎都包括其中。他好不容易完成了作品，却拿起黑笔，在所画的动物身上随意画下数道黑线，仿佛要将它们一一肢解。一阵杀戮之后，画中的动物仿佛受伤流血，但依稀可见原先的美丽生动。
哈洛从费尔菲尔德郡立高中毕业，进入里德学院（Reed College）就读，一年后转到斯坦福大学，取得学士及硕士学位。斯坦福大学的学生个个能言善道，拙于言词的哈洛在那里更显自卑，更不敢开口。他常说，世界上最让他害怕的地方就是斯坦福大学。
他为此埋头工作，师从以研究智商而闻名的学者特曼，当时他正进行有关资质优异儿童的研究。不擅言词的哈洛，看着聪明伶俐的孩子到实验室来组合色彩鲜明的积木和拼图。特曼告诉哈洛，他这样下去不会有什么成就的，顶多在社区学院担任教职。最后禁不起哈洛的恳求，特曼对他说：“把姓改掉，以色列这个姓实在太奇怪了……改了再说吧！”所以他把姓改成了哈洛。
1930年，他在特曼的帮助下，取得了威斯康星大学的教职。那里风景宜人，湛蓝的湖泊点缀在群山围绕的平原之中，可惜一到冬天，这里便寒风刺骨。他带着笨拙的口舌，踏着沉重的步伐，离开了阳光普照的加州帕洛阿图市，来到威斯康星州麦迪逊市。他后来和克拉拉（Clara Mears）结婚，克拉拉曾是特曼实验中的资优儿童，智商高达155。特曼写信道贺：“克拉拉天资聪颖，哈洛在心理学界成就斐然，我很高兴看到两人的结合。”
我想特曼是诚心祝福，尽管用词感觉像在讨论动物的配种，而非人类的婚姻。克拉拉拥有优异的天赋，哈洛呢？他到底有什么？这是他终生难以逃避的质疑。不论是在幽暗抑郁的谷底，还是在意气风发、众人瞩目之际，他都会怀疑自己的才华只是昙花一现，如果没有过人的毅力与努力，就无以为继。
爱的初体验
刚到威斯康星大学时，哈洛原本打算以老鼠为研究对象，后来却选择了体型娇小、灵活敏捷的猕猴来做实验。哈洛受特曼的影响，以猴子的智商为研究主题。之前相关研究都认为灵长类动物只会以简单直接的方式处理问题。而哈洛设计的实验让我们知道了猕猴的智商大致介于什么范围，而且也证实了它们是可以处理更复杂精密的问题的。
这项实验让他声名大噪，学生陆续投入哈洛门下，校方也特别为他提供了实验用的场地，那里曾是箱子工厂。因实验需要，哈洛将幼猴与母猴及同伴隔离，而这种做法让他的声誉蒙上了阴影。他不仅研究猿猴的智力，而且也观察到它们的内心，有些现象还让他很纳闷。
被隔离的幼猴的兽笼地上铺了一块毛巾，孤零零的幼猴变得非常喜欢那块毛巾，幼猴躺在上面，细瘦的手掌紧抓毛巾，若有人要强行取走，幼猴会大发脾气。有些小孩如果发现钟爱的破毛毯或填充玩偶不见了，也会出现类似反应。幼猴喜欢毛巾，为什么？这个问题牵涉广泛。
先前心理学界多以获取营养的观点来解释依恋现象。我们喜爱母亲，因为母亲给我们奶喝。婴儿看到母亲丰满的胸部、深色乳晕和突出的乳头，感觉到饥渴，所以会攀附在母亲身上。赫尔（Clark Hull）与斯宾塞（Kenneth Spence）认为，人类一切依恋行为都是为了满足欲望。饥饿、口渴、性欲等，都是人类想要满足的主要欲望。1930—1950年，心理学界盛行用满足欲望来解释有关爱的现象。
然而哈洛开始质疑这种说法。他拿塑料奶瓶喂幼猴吃奶，然后把奶瓶拿走，幼猴顶多舔舔嘴唇，用爪子抹去嘴边残留的奶水，但一旦他要把毛巾拿走，小猴子就会尖叫嘶吼，好像遭受酷刑。幼猴用瘦小的身体压住毛巾，双手抓紧毛巾不放，尖叫个不停。
哈洛见状大感惊讶。哈洛看着幼猴尖叫，想到了爱。哈洛想起，小时候看着母亲站在窗前，两人相隔咫尺，但母亲冷淡的神情让人畏惧。他只能在脑子里空想她怀抱里的温暖。什么是爱？其传记作者布鲁姆这样写道：“心碎了，就知道心是什么！”哈洛于是着手进行这项既残忍又美丽的研究。
有奶不一定是娘
猕猴和人类基因相似程度高达94%，换言之，人类等于94%的猕猴加上6%的人。至于其他灵长类的动物，相似程度更高。人类和猩猩的基因相似程度为98%，与黑猩猩的相似程度为99%。因此历来科学家都偏好以灵长类动物进行实验。研究灵长类的学者福茨（Roger Fouts）说：“猿猴具有完整的语言体系及综合多样的智力。然而我们受成见所限，往往不去研究。”福茨也许很了解猿猴的灵性，但哈洛则不然。他说：“我只关心这些猴子有哪些特殊之处可以作为我公开发表的研究成果。我一点都不喜欢猴子，从来都不喜欢。我不喜欢动物，我讨厌猫狗，更不可能喜欢猴子。”
这个实验需要铁丝剪、厚纸圆筒、通电的线圈、钢钉、软布。哈洛先用铁丝差不多缠绕出猴子的轮廓——四四方方的躯干，腹部上方有个形似乳房的物体，尖端嵌着钢制的乳头，上头穿了小洞，可以让奶水流出（如图6—1）。
图6—1 小猴子与两个代理母猴
接着哈洛把厚纸圆筒套上绒毛布巾，做出另一个触感柔软的假猴子。他依据人体工学原理，制作代理母猴……乳房的数目减少为一个，位置移到胸口中央，这可以增进幼猴的肢体动作与感受能力。他所完成的代理母猴，触感柔软温暖，永远不会不耐烦，24小时有求必应……
实验随即开始。哈洛把一群刚出生的猕猴放进笼里，里头有两只代理母猴，一只由铁丝缠绕而成，食物取之不尽；另一只是布做的母猴，乳房里吸不到奶，但笑容可掬。研究助理详细记载了这项实验所造成的创伤。母猴发现幼猴不见了，一边尖叫，一边以头撞击笼子，幼猴各自被丢进封闭的笼子里，看不见其他同伴，不停发出啾啾叫声。
它们害怕极了，一连几个小时都静不下来，实验室里只听见小猴子们此起彼伏的叫声。焦躁恐惧的幼猴蜷缩成一团，尾巴高高抬起，露出屁股，稀软的粪便不断从肛门流出，喷得笼子里到处都是。臭味弥漫，久久不散。哈洛在实验记录中写道，幼猴的这些反应显示其情绪极度不稳定。
后来情况出现重大改变。几天后，幼猴知道母亲不会出现，便把感情转移到布制假母猴。它们爬到布制母猴身上，趴在它胸前，用细瘦的手抚摸它的脸，轻咬它的身体，或在它腹部背部磨蹭好几个小时。不过布猴无法供应奶水，幼猴如果肚子饿了，会跳下布猴，冲向铁丝缠成的哺乳机器，吸取源源不绝的乳汁，吃饱后又回到布猴柔软的怀抱，享受安全感。
哈洛统计幼猴在吸奶和拥抱上所花的时间，并将结果绘成图表。哈洛想必怀着激动的心情，等候结果揭晓，因为这个结果具有前所未有的重大影响。“肢体接触是影响感情或爱的重要因素，这点并不让人意外。我们没想到的是肢体接触可以完全凌驾于吸奶的生理需求之上。两者悬殊之大，让我们几乎可以断定，幼猴吸奶只是为了维持与母猴之间频繁的亲密接触。”
哈洛由此确认，爱源于接触，而非食物。母亲总有一天不再分泌乳汁，孩子依然爱着母亲，因为他们感受到爱，保有被爱的记忆，只是形态改变了。每一次亲子互动，都源自于幼时感受到的温柔抚触。哈洛写道：“只有奶水，人类绝对活不久。”
该亲吻还是握手
1930—1950年，流行冷酷无情的育儿主张。著名小儿科医生斯波克（Benjamin Spock）建议母亲定时喂奶。斯金纳以强化的观点解释幼儿行为，如果我们想让孩子不哭，就不应该去抱他们，这样才不会强化这种行为。心理学家华生宣扬这样的教养方式：“不要溺爱子女。睡前不用亲吻道晚安，如果非要道晚安，宁可向他们鞠躬，握手致意，再熄灯就寝。”
哈洛打算把这些荒诞言论丢进垃圾桶，告诉世人真相是什么。你不该和婴儿握手，而是应该毫不迟疑地抱起他。肢体接触很重要，这么做不会宠坏小孩，而能让他们安心。老一辈的人都知道该这样做。“幼猴对生母的爱与其对代母的爱，并无显著差异……根据我们的观察，幼猴对生母的感情极为强烈，对实验用的布制代母，感情也一样深厚。”
当时哈洛实验室里弥漫着兴奋的气氛，他们找出了一项影响爱的重要变量，而喂食的重要性则大幅减弱，他将这些结果皆以图表展示出来。麦迪逊市正值隆冬，外头只见荒凉的冰天雪地。学生们看着雪花飘落在实验室的窗台上，心中欣喜若狂。
哈洛与研究同伴已经确认，“接触安适”（contact comfort）是爱的重要成分。不过爱应当还包括其他要素，比如动作与面部特征。刚出生时，母亲的脸是一连串晃动模糊的影像，倒三角形的是轮廓，纠结一团的是头发，突出的小点可能是鼻尖或乳头。睁开眼睛，抬头一看，这位女性仿佛沐浴在月光中，柔和的光芒洒在我们身上。
哈洛假设这可能是另一个变量。一开始，哈洛用两个自行车车灯充当假母猴的眼睛。后来，他打算再做一次实验，让幼猴与面部较为精细的假母猴共处，观察会产生什么样的依恋关系。他要求实验助理曼森（William Mason）制作一副几乎可以乱真的猴子面具。然而面具还未完成，被试幼猴已经出生，所以哈洛连忙将它与未完成的绒布母猴一起放进笼子里。
绒布母猴没有五官，但这不影响幼猴对它的喜爱，它依然做出亲吻、抚触等亲昵的举动。后来哈洛为无脸母猴戴上了精美、逼真的面具，但幼猴似乎无法接受。研究员为无脸母猴戴上面具后，幼猴见状相当害怕，不停尖叫，跑到笼子一角，身体剧烈抖动，紧抓裸露在外的生殖器。
研究员把戴上面具的假母猴慢慢移往幼猴身边，幼猴伸手转动假母猴的头部，转到没有五官的那一面，幼猴才肯向前，开始玩耍。研究员一把面具转过来，幼猴就把面具拨回去，最后它甚至把面具扯掉，恢复原先无脸的模样。幼猴显然比较喜欢最初看到的模样，或许是印刻效应已经在幼猴脑海里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许多人批评哈洛的做法残忍，为实验所需而断然将母猴与幼猴分离，用铁丝缠成冰冷尖锐的哺乳器，听着幼猴难过地哭喊，看着它们别无选择地攀附在模型上寻求慰藉。不过哈洛也让世人知道：人生在世，所求绝对不仅是温饱而已。我们不计代价，寻求亲密接触，我们不在乎外表美丑，不论相隔多远，一眼就能分辨哪张脸是我们最爱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