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中的米尔格拉姆
为了这出惊心动魄的荒谬剧，米尔格拉姆准备了许多道具。他将电极、30个按钮、黑色束带组装成电椅，还设计了电击器，架设了音响设备。这出实验剧不仅使得举世哗然，而且也重创其学术声望。米尔格拉姆最先以耶鲁大学的学生为被试。让他惊讶的是，所有参与的学生都毫不犹豫，服从指示，逐一调高电击强度，直到实验结束。
他太太告诉我，米尔格拉姆说：“这些耶鲁人！光靠他们根本得不到什么结论。”他太太说：“他相信如果能找大学生以外的群体做实验，结论必然更具代表性，但也会招来更强烈的攻击。”他还是这么做了。米尔格拉姆刊登广告，征募20~55岁身强体健的男性，“工人、体力劳动者、专业人员、厨师，皆可”。当时还在耶鲁念研究生的埃尔姆斯（Alan Elms）负责找人参与实验。埃尔姆斯现已67岁，任教于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他依然清楚地记得当年与米尔格拉姆共事的种种。他语调徐缓，略显疲惫，让我不由自主地认为这声音的主人也遭受过电击，目睹过可怕的事！我问他：“你庆幸自己参与了那项实验吗？”他说：“是的，那个实验太了不起了，令人难忘！”他暂停片刻，又说：“我绝不后悔参与那项实验。”
我们和纳粹有多大区别
1961年夏天，实验开始。埃尔姆斯找来一百多位纽黑文地区的市民参与实验。时间几乎都安排在晚上，这增添了些许诡异气氛，其实不需如此费事，光是伪装的尖叫与电击器上的骷髅图样，已经够恐怖了。米尔格拉姆还事先告知当地警方：“你们可能会以为有人遭到凌虐，但事实上只是演戏罢了！”
这场戏确实相当逼真，主试不断逼迫被试，让他们汗流浃背，坐立不安。一名被试大笑不止，实验被迫中断。大笑？笑什么？更奇怪的是，很多被试都会笑，有些强忍笑意，有些则捧腹大笑。有人说，这表示被试知道米尔格拉姆在搞鬼，这只是个无聊的玩笑罢了。有人说，被试是笑他手法不够高明。埃尔姆斯不这样认为：“那些人笑是因为焦躁不安。米尔格拉姆和我也笑了，但内心很忐忑不安。”米尔格拉姆与埃尔姆斯站在单面镜后观察被试。他们的服从反应令人难以置信，若非亲眼目睹，绝对料想不到是这样。极度荒诞的一切让他们不禁擦揉眼睛，怀疑自己眼花了。
米尔格拉姆的电击实验
米尔格拉姆在实验中也笑了，但后来他却说，实验的结果“是令人又惊恐又沮丧的”。他太太说：“他没料到，服从的比例会这么高，这让他强烈怀疑人性。”也难怪他会有此感受。米尔格拉姆早知道会有被试就算认为会危及对方生命，也会服从指示，施以电击。然而他完全没料到，服从的比例会高达65%。为了激发更多被试反抗命令，米尔格拉姆变化了实验情境。他撤掉麦克风，让被试与其电击对象同处一室，改由被试拉着对方的手，放到某个金属面板上给予电击。服从指令的被试确实减少了，但减少幅度并不显著。惊骇？心寒？确实如此。仍有30%的被试遵照主试的指令，抓起对方的手，按在电击面板上，听着对方凄厉尖叫。
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资助了这个实验。6月拨的款，实验才进行了3个月，米尔格拉姆就写信向基金会报告成果。信里写着：“先前我还天真地以为，美国民众一定很少有人会像德国纳粹集中营中的军官那样丧失道德良知，听任丧心病狂的政府以国家利益为名残忍杀害无辜百姓。现在我发现，单是纽黑文地区，这种人就不知道有多少。”
米尔格拉姆发现了这些结果，不知心里做何感想？他眼中的纽黑文街头，是否蒙上了阴影？我们早已知道人类会伤害同类，而米尔格拉姆的发现是：人类残害同类，未必是先受攻击或侵犯。此外，他的实验设计排除了被试因盛怒失去理智而下毒手的可能。这些被试性情温和、奉公守法、疼爱子女、家庭美满，且都没有不良嗜好。
离经叛道的社会心理学家
米尔格拉姆是社会心理学家，所以势必从情境的角度来解读其实验发现。社会心理学主张，人格（你是谁）不如环境（你在哪）来得重要。米尔格拉姆表示，他的实验证明，只要所处环境需要，任何正常人都可能成为杀人凶手。多年来，他不时以此实验来解释越战士兵与纳粹军官骇人听闻的行为。德裔美籍学者阿伦特（Hannah Arendt）曾撰文报导纳粹将领艾希曼（Adolf Eichmann）受审经过，文中提出“平庸之恶”（the banality of evil）的观点，认为艾希曼是因为身处官僚体制下，受到外在环境的影响，盲目服从指令，才犯下那些残酷罪行的。米尔格拉姆的实验正可与此篇论文相呼应。事隔多年，社会心理学家仍旧极力强调，关键在于情境，而非人格。与米尔格拉姆合撰《人与情境：社会心理学观点》（The Person and the Situation: Perspectives of Social Psychology）的罗斯说：“并不是说因为人格不具有稳定性，所以人类的行为是否合乎道德不受人格特质的影响。而是因为人格特质往往不敌时间、地点、同伴等环境因素。”换言之，罗斯等人主张，人类行为只有部分源于稳定的内在人格，绝大部分随外在力量的改变而变化。
米尔格拉姆与埃尔姆斯完成初步的实验后，随即着手研究与服从或反抗行为相关的人格特质。他们对被试展开追踪研究，仔细观察其生活与思想，找出解释哪些人为什么会做哪些事的线索。这方面的研究自然难见于社会心理学领域。罗斯轻蔑地说：“我们才不理会什么人格。米尔格拉姆也一样。”然而米尔格拉姆是不一样的！他和埃尔姆斯合作，研究个别被试，并写了一两篇报告。
米尔格拉姆从实验结果中看出，情境无法解释一切。倘若他的实验情境能影响所有层面，并极具说服力，那么全部被试都应该会服从指令。但只有65%的被试服从指令，也就是说35%的人抗拒主试施加给他们的情境。这该如何解释呢？没有社会心理学家答得出这个问题，这正是社会心理学的软肋。社会心理学可以描述群体行为，但如果遇到特异分子，就无法自圆其说了。因为这些特异分子就像一株怪异的藤蔓，偏偏不依附既有的藤架生长。米尔格拉姆的实验中，35%的被试就像这种藤蔓，独树一帜。土壤既然都一样，那么结果的差异必定是种子本身所致。
20世纪60年代中期，米尔格拉姆与埃尔姆斯找回先前的被试，施以两套人格测验。其中一项是明尼苏达多相人格测验（Minnesota Multiphasic Personality Inventory，MMPI），另一项是主题统觉测验（Thematic Apper-ception Test）。埃尔姆斯逐一和个别被试详谈，询问其童年、亲子关系、早期记忆等问题。然而服从和反抗的被试，在这些因素上并无显著差异。
埃尔姆斯与米尔格拉姆很难找出任何一组相对的特质，能与服从—反抗完全对应。他们发现服从的被试小时候与父亲的关系较疏远。服从者小时候受到的处罚较轻微，如打屁股；反抗者曾遭受严厉殴打或剥夺某些权益的处罚，比如不准吃饭。在军中服役的服从者略多于反抗者，其中多数服从者承认曾对人开枪，多数反抗者则不曾这样做。
通过这些资料我们能得出什么结论？结论并不多：反抗者挨打，服从者也挨打。反抗者与父亲感情较好，服从者较疏离。反抗者在社会责任的测验中得分较高，而这项测验结果也反映其服从程度。也许量表有问题，也许是反抗者与服从者各有特殊之处，我们无法一一归类。
寻访反抗权威的“英雄”
我很想归纳出两者的特征。第一次听到米尔格拉姆的实验时，我还是布兰德斯大学（Brandeis University）的学生。当时正值5月，樱花绽放，花瓣洁白似雪，点缀浅浅粉红。和煦的春风吹拂着，我们坐在草地上，听着社会学教授说：“所以被试一次又一次，按下电击按钮……”我不禁全身发抖，脑中立即浮现那种情境。我很清楚自己本性有多顺服，如果是我，一定会照做。
那是好几年前的事了。不过到现在，我依然对这个问题好奇不已。埃尔姆斯与我通电话时说：“被试不论服从或反抗，我们都无法归纳出某种稳固的人格特质。”我问：“我能和当年那些参与实验的人谈谈吗？还有人在世吗？”他回答：“档案要封存到2057年，我们不能透露被试的姓名。”
我生性顺从，但也喜欢追根究底。几周之后，我给牧师、犹太神父、研究米尔格拉姆的学者打过电话。在我寻找当年被试的这段期间，我辗转得知有位反抗指令的被试，后来在越战中经历了米莱村大屠杀（My Lai）[1]，他拒绝对越南民众开枪。我想像着那人现在的模样，他应该已经六七十岁了。我要去找到他。
他打电话给我！米莱村事件发生时他并不在场。不过，78岁的查芬先生（Joshua Chaffin）当年确实参与了米尔格拉姆的实验。他再三强调他曾反抗主试的指令。电话里他一开口就说：“没错，我做过实验，就在那间实验室里。到150伏特时我就住手了。当初我如果听从指令继续，我保证，现在和我谈话的就不会是你了，而是心理医师。”
乍听之下，这位反抗型的被试还蛮风趣的。我虽未见到他本人，不过我能感觉出他很和蔼可亲，善解人意。他语调轻快，略带犹太口音。查芬跟我聊了好久。我感觉他一直在等人打电话来，贼吧Ｚei８。ＣＯＭ电子书下载请他谈谈那个年代久远的、饱受攻击的实验以及他在实验中的重要地位。他说：“你们年轻人就是不相信那情境有多逼真。我当时丝毫没有起疑，完全没想到那可能是个骗局。电击器上有个金色面板，还标示了制造商，看起来就是如假包换的科学仪器，你懂吧！如果你认为是因为耶鲁大学的名声导致被试服从指令，那也不尽然。因为米尔格拉姆后来在桥港市的一间仓库里进行了同样的实验，被试也对假扮学生者给予电击。”
查芬不断重复这件事，好像要安抚自己。所有的细节他都记得一清二楚，实验室的摆设、间歇出现的蓝色闪光，假学生的尖叫等，都完整保存在他的脑海里。尽管年事已高，但对实验却记忆犹新，让人啧啧称奇。
我们约了时间见面。查芬还住在纽黑文市，不时仍会路过做服从实验的那幢大楼。有时候他甚至会走进当年进行实验的地下室。他告诉我：“那里乱七八糟的。不过我到现在还记得，外头有扇灰色大门，房间里管线外露。”
某个晴朗的夏天，我开车拜访查芬。我们约在一间餐厅碰面。外头阳光刺眼，里面光线昏黄，时间仿佛就此停驻。顾客都是老人，吃的都是鱼。我根据查芬电话里的描述，找到坐在餐厅后方的他。我们点的菜送来了。查芬叉起一块炸鱼排，迅速送进嘴里，嚼得很起劲。
他说：“我当时是环境研究学系的助理教授。我看到广告，心想：‘这种好事，怎么能错过！’当年4美元可不是笔小钱。我需要钱，所以就去应征了。”接着他一五一十地说明实验内容，大约70伏特时，他第一次听到对方因痛苦而叫出声来，电击强度不断提高，叫声越发尖锐凄厉，连麦克风也开始沙沙作响，查芬转头对主试说：“你这样做不对。”该死的主试！“那个家伙，竟然叫我继续！”查芬说得义愤填膺，布满褐斑的手臂随着回忆而颤抖。我倾身向前，问他：“你是怎么做的？”
“我对他说：‘不要！’”查芬又说，“我对主试说，‘我也参与过其他实验，你这样做是不对的。’当‘学生’的人不断哀嚎尖叫，我精神紧张，不停流汗，心跳加速。最后我停下来，大声说：‘我受够了！’”我说：“为什么？什么原因让你罢手？很多被试都做不到。”我真的想听他怎么说。我大老远开车来此，就是想知道查芬是怎样挣脱外力束缚，不做情境的傀儡的。
心脏病比良知更重要
查芬拿起浆过的餐巾擦拭嘴巴。他看着天花板，思索片刻后说：“我怕我的心脏受不了。”
我复述他的话：“心脏受不了？”查芬转头看着我，说：“我怕这实验会让我太紧张，导致心脏病发作。”他好像想到什么，补上一句：“我也不想伤害那个人。”
我点点头。任谁都会注意到，查芬先提到他的心脏，其次才是“那个人”。可是谁能责怪他？我原以为他是个品德高尚的人，没想到会从他口中听到这个答案。我原以为他的答案会更有宗教情操，更高尚，例如“我内心深处始终秉持道德良知，要善待他人……”我错了。查芬是担心他的心脏，所以才会反抗，至少他事后回想时，是这样说的。
他还告诉我，实验后他余怒未消，隔天他回到耶鲁大学，冲进米尔格拉姆的研究室。当时米尔格拉姆平静地坐在书桌前批改报告。查芬对他说：“你们这样做不对，非常不妥！不知情的被试可能感到不适。你们没有剔除有特殊疾病的人，万一有人因此心脏病发怎么办？这个实验让人难以承受，你知道吗？”
查芬回忆当时米尔格拉姆看着他，镇定地说：“我相信实验不至于让被试心脏病发作。”查芬说：“但我差点就发作了。”两人接着谈了起来。米尔格拉姆安抚查芬，赞许他反抗的表现。临走前，米尔格拉姆说：“查芬先生，您若能保密，我会很感谢！”查芬问：“为什么要保密？”米尔格拉姆回答：“为了实验的真正目的。还有人要参与实验，我不希望他们知道，这项实验研究的不是学习，而是服从行为。”查芬对我说：“我想了一会，考虑要不要说出去。我当时想过要报警，因为我真的很生气。我的确这样想过。”我问：“你究竟怎么做了？报警，还是揭穿他的把戏？”
查芬向服务生眨眼示意，服务生随即过来，把我们的盘子收走。他说：“我没说出实验的真正用意，也没有揭发米尔格拉姆。”这个人一方面以反抗米尔格拉姆为荣，另一方面又听从米尔格拉姆的指示，简直就是自相矛盾。
我不由自主地眨起眼来。我实在不了解查芬，也看不出道德对他有何作用。我只看到一个平凡且风趣的人，集矛盾于一身，手臂上布满了老人斑。
进一步了解查芬的生活经历，惊讶还多着呢！他在日常生活中的言行表现，完全让人想像不到他在实验时会抗拒指令。他任职埃克森美孚石油公司多年，是个合群守纪的员工。他讥讽那些鼓吹环保的人“只会抱着树不放”（tree huggers）。他25岁时从军，被派驻菲律宾。他说：“我是个优秀的军人。我们抓了不少狗娘养的日本鬼子，把他们关起来。”
我问：“你在战场上杀过人吗？”他说：“那可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不是一般的战争。”我说：“我了解。”从他口出恶言、监禁日本人、对环保人土的轻蔑不屑，并且不揭发米尔格拉姆的把戏的种种表现，很难想像出他在电流不强时就已住手。
我又问：“你在战场上杀过人吗？”我也想起埃尔姆斯曾说，在军中服役的服从者几乎都杀过人，反抗者很少有这样的经历。查芬说：“我不知道。”看得出他有些不安。我问：“你在战场上做过什么事，是你希望没做过的？”他说：“我不知道……服务生，咖啡！”查芬急急忙忙喝完咖啡，久久说不出话。
一石激起千层浪
我打电话给埃尔姆斯说：“我找到一位反抗型的被试。他满口全是当年参战时的英勇表现，和怎样让该死的敌人束手就擒。他并未坚持原则，反而为米尔格拉姆的把戏保密。”埃尔姆斯的声音听起来格外疲惫，他说：“一个人在某种情境下表现某种行为，在其他情境下未必会有相同的反应。”我请教其他几位社会心理学家，他们见解相同，只是用词较为专业：“行为缺乏跨情境一致性”（cross situational consistency）。罗斯说：“查芬的例子证明，人格无法决定行为，情境才是关键。”
但这种论点仍不够明确。人类置身各式各样的环境，反应也随之变化，无从预料。因此认为查芬在某种情境中抗拒权威，在其他情境则服从权威的这种过度简化的说法，是毫无说服力的。若只依据个案做结论，则查芬的例子并不能证明反抗或服从与人格特质无关。充其量只能说，被试在实验情境里的行为反应，不能用以预测其他情境中的行为反应。实验与现实，完全是两回事。
这就涉及了心理学所谓的外在效度（external validity）。换言之，即实验结果能否类推、适用于其他情境。这也点出实验心理学面临的严重问题：若实验成果无法推论到实验室外的情境，则实验举证有何意义？假设科学家发现一种疗效惊人的抗生素，但只对剩下一个睾丸的老鼠有效，且鼠笼必须完全无菌。这项实验因为缺乏外在效度，所以无法适用于人类。多数男性有两个睾丸，且生活环境通常不会完全无菌。
米尔格拉姆的实验始终因其外在效度的问题而饱受质疑。历来皆有人批评其实验设计与现实不符，以及被试所处的情境和现实生活中的冲突截然不同，所以实验呈现的人性挣扎与抉择几乎不可能发生在你我身边。当时实验结果引起大众热烈讨论，《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也加以报道：“65%的被试盲目服从，施予折磨。”美国广播公司（ABC）还据此制作电影《第10级》（The Tenth Level），片名是指电击强度。
尽管如此，心理学界却持怀疑态度。米克森（Bernie Mixon）主张，米尔格拉姆研究的未必是服从，也许是信赖，因为被试相信主试不会心怀不轨，所以才会听命，持续电击到实验结束。也有人质疑这种说法。有人抨击米尔格拉姆设计的实验情境犹如戏剧表演，实验结果无法充分反映多数人在现实生活中的作为。费心安排的实验情境顿时成了只有自己才懂的戏码，米尔格拉姆环顾精心设计的一切，喃喃自语：“我们怎么会这么聪明！”为《格兰塔》（Granta）撰稿报导该实验的社会心理学家帕克（Ian Parker）认为，这项实验充其量只是一出悲喜交集的戏剧。知名学者琼斯（Edward E. Jones）也持相似的看法。米尔格拉姆曾将第一篇有关服从的论文投稿至他担任主编的学术期刊，却遭到退稿，原因是“该论文仅让人对实验情境之影响深感惊讶，却未能提出实质结论说明服从权威的心理”。
许多人毫不留情地抨击米尔格拉姆，其中首推德裔美籍政治学者戈德哈根（Daniel Jonah Goldhagen），他曾任哈佛大学教授，著有《希特勒的志愿行刑者》（Hitler’s Willing Executioners: Ordinary Germans and the Holocaust）。对于米尔格拉姆的服从实验，戈德哈根不仅强烈质疑特定实验情境能否推论到其他情境，而且也不认为相关结论足以解释为何会发生大屠杀。戈德哈根表示：“米尔格拉姆对于大屠杀的解释是目前已知最为误谬的推论。一般人无时不在反抗威权，政府说这样，我们就要那样。即使是生病就医，一般人尽管认定医生建议出于善意，但也会不遵照医嘱。此外，在米尔格拉姆的实验情境中，被试没有时间反思自己当下的行为，这与现实情况不符。现实世界里的纳粹军官，白天屠杀犹太人，晚上陪伴家人。在现实世界里，人有许多改变自己行为的机会。如果有机会却不改变，那么就不是畏惧权威了，而是自由意志的选择。米尔格拉姆的实验并未说明哪些因素会影响选择。”
对米尔格拉姆的批评不胜枚举，这些只占一小部分。这些批评一方面让米尔格拉姆相当难堪，另一方面也让他乐在其中。他成为了关注的焦点，学者专家们绞尽脑汁揣测他高深莫测的用心，剖析其实验的意义。
电击，打击；再电击，无力回天
然而，没人了解米尔格拉姆的实验用意何在，他想借此测量或预测什么，实验的发现证明了什么，是服从、信赖、外在强迫，还是其他因素？罗斯说：“没错！这项实验的意义和带给人类的启示，真是高深莫测、难以言喻。”
这项实验不仅研究结论饱受批评，其他层面的争议也逐渐浮现。1963年，米尔格拉姆发表了实验结果。1964年，儿童心理学家鲍姆林德（Diana Baumrind）在重要心理学期刊上发表论文，严厉谴责米尔格拉姆的实验违背研究伦理。米尔格拉姆蒙骗被试，未能事先取得他们的同意，以致其心理受创。当时米尔格拉姆申请加入美国心理协会（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然而因有耶鲁大学同事投诉，此申请遂遭搁置一年，且须接受调查。
米尔格拉姆在灯火通明的实验室接受校方调查。最后虽无具体结果，但他饱受煎熬，痛苦不安。在社交场合中，对方一旦知道他是谁，就会刻意疏远。人道主义代表人物贝特尔海姆（Bruno Bettelheim），批评其所作所为卑鄙可耻。后来米尔格拉姆更是遭到耶鲁、哈佛两所常春藤名校的解聘。他的遗孀说：“没有人会聘用他。他的争议性太大了。”
米尔格拉姆似乎想鱼与熊掌兼得。他既要颠覆传统，又想获得认可；既想撼动世界，又想得到宽恕谅解。他陆续遭多所大专院校拒绝，最后，米尔格拉姆的心脏开始出现问题。粗大的主动脉几乎塞满了脂肪，心肌弹性衰退。31岁的他已是纽约城市学院（City College）的教授了，他实在不简单，但在他38岁时，心肌梗塞第一次发作了。后来他又经历了4次发作。每次发作，他都几乎无法呼吸，只能伸手抓着脖子，说不出话，肩膀剧烈作痛，双脚无力，时而昏迷，时而清醒。每发作一次，他的心跳就变弱一些。
米尔格拉姆和芸芸众生无异，终究逃不过死亡的宿命。米尔格拉姆一生饱尝失落之痛。他父亲是位面包师，每天早上回家时，都会带两个涂了奶油的白面包。米尔格拉姆幼年先遭丧父之痛，日后又失去常春藤名校的教职，又因不人道的实验饱受攻击，失去了圆满崇高的声誉。米尔格拉姆的夫人说他深受打击。我要求她多说一些，但她不愿意。
1984年，米尔格拉姆51岁。那天，他正为学生的博士论文进行答辩，突然一阵晕眩。米尔格拉姆夫人说：“我很确定他那天没吃午餐。他的助理总是标榜男女平等，从不主动为他打点这些事情。”所以米尔格拉姆只能呆坐一旁，又渴又晕。好友凯兹（Irwin Katz）博士陪他搭地铁回家。一路上，米尔格拉姆应该感受到车身的规律震动正与自己的急切心跳相互呼应。他太太到车站接他，随即送他去医院。
当时尽管他脸色苍白，双手颤抖，但还能走进急诊室。他直接走到护理站对护士说：“我叫米尔格拉姆，这是我第五次心肌梗塞发作。”说完便跪倒在地。米尔格拉姆夫人说：“他就这样走了。”她告诉我，医护人员把米尔格拉姆送到另一间诊疗室，脱下衬衫，在他胸口抹上凝胶，放上吸盘和电极接头。他们给米尔格拉姆进行电击，一次、两次，不知道多少次，米尔格拉姆的身体像条鱼，随着电击弹起。但生命迹象已经消失，再怎么电击也无法起死回生。
服从的同性恋者
他不姓蒲朗菲，他不是79岁，但也差不多这个岁数，脸上有些许灰白胡茬。他有一位同性爱人名叫吉姆。蒲朗菲答应接受采访，条件是不得透露他的真实姓名。他和查芬都参与了米尔格拉姆的实验，不过他服从了指令施予电击，直到实验结束。尽管事隔多年，但想到当时自己所做的事，他的手还会隐隐作痛。
米尔格拉姆设计的实验情境，常被质疑与现实不符，或违背伦理道德，但其影响之大，却是毋庸置疑的。查芬与蒲朗菲谈起这项实验时，眼神都为之一亮，印象清晰得宛如才刚发生。尽管这个实验的情境屡因其真实性遭受非议，却能在被试的真实生活中留下深刻印记，足以和结婚纪念日、子女出生、第一次性经验等重大事件相提并论。
蒲朗菲说：“那时我23岁，是博士后研究生。”接着我所听到的故事，宛如同性恋作家王尔德（Oscar Wilde）的翻版。蒲朗菲当时与室友有段秘密恋情，他日益确认自己的同性恋取向，却也为此挣扎苦恼。他说：“学生时代的我，用尽一切方法融入群体。我是众人羡慕的对象，不仅成绩优异，而且女朋友也很漂亮。不过每次我们去游泳，我总会目不转睛盯着男生的背影。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
蒲朗菲在博士后研究期间，再也压抑不了内心的冲动，他爱上室友并与之交往，最后却发现对方只想利用他来研究同性恋，且随即为了一个女孩抛弃了他。这让蒲朗菲完全崩溃了。“我为自己是同性恋而感到羞耻，为什么我不爱女人？”他一边自慰，一边幻想，完全无法自拔。后来他看到广告，便去应征。他对我说：“我不知道为什么要去。”分手后第三天，他来到米尔格拉姆的实验室，只记得主试说：“这不会造成永久伤害，请继续……”
蒲朗菲说：“我照他的话继续。我当时很绝望，什么都不管了！心想：‘不会造成永久伤害，他应该不会错。’”他描述当时的情景：扮演学生者不断尖叫，让他更加厌恶自己，他的关节疼痛，电压逐次提高，他脑中一片空白，只想让心中的耻辱倾巢而出。
蒲朗菲说：“后来他们跟我解说刚刚发生了什么事，我吓坏了。他们一直说什么‘你没有伤害任何人，别担心，没有人受伤……’可是已经来不及了。主试在实验结束后才告诉被试一切都是假的，这是没有用的。因为被试确实动手电击对方，他们认为自己这样做了，没有人可以改变当时的想法，也不可能归零重来。”
他说：“这项实验让我重新检视生命的意义，让我面对天生服从的倾向，且设法抗拒。我开始认为，‘同性恋见不得人’的这种想法就是另一种形式的服从，涉及个人的道德观和价值观。所以我决定坦承自己的性向，我也发现道德意识有多重要。从这个实验我发现自己缺乏道德勇气，这让我深感惶恐，因此决定要锻炼自己的道德意志。”
我点头表示理解。他说：“这需要很大的勇气，但也让我产生了极大的勇气。我以前是标准的乖乖牌金童，内心藏着不敢告人的秘密，一路念到医学院。后来却变成同志解放运动的活跃分子，这都是受米尔格拉姆的启发。”蒲朗菲向我展示他佩戴的第一个粉红三角形[2]。
蒲朗菲的可取之处显而易见，如，在市区学校教书时获得的奖章，朴实的摆设也反映了他拒绝物质享受的态度。他虽然是服从型的被试，却大胆地选择了不流俗的生活。至于当年反抗型的被试查芬，却成为石油公司的高层主管，后来还从军服役。
电醒人心
这样的结果依然指向实验的效度问题。被试在实验室里的抉择无法有效预测其在实验室外的言行。而我们都认为，科学实验的主要目的就是在于可以有效预测现实，并且能够推论至其他情境。所以批评米尔格拉姆实验的人就绝对正确吗？
社会学者穆克（Douglas Mook）曾在一篇题为《论外在效度》（In Defense of External Invalidity）的文章中指出，不该以推论程度高低来判断实验价值：“假设某项研究并不以实际应用为本意，那么其实验结果能否适用于现实，便无关紧要了。”换言之，如果研究者不打算将研究发现应用在真实世界，我们还需要在意研究发现与现实是否相关吗？
小说与实验都讲究结构组织、结局与心得。绝不可能有人看完著名的俄国作家陀斯妥也夫斯基的名著《卡拉马助夫兄弟们》（The Brothers Karamazov）后，感想却是：“这本书很有趣，虽然我看不懂作者在讲什么”。文学作品之所以能够让人印象深刻，多半是因为内容能与生活相互呼应。我们都承认，米尔格拉姆的实验影响重大。但其研究主题为何莫衷一是呢？不是服从，不是信赖，不是悲喜交杂的戏剧，不是违背道德良知的实例，米尔格拉姆究竟要传达什么信息？我们又该从何得知？
也许我们最好直接问被试，毕竟他们比谁都清楚实验那一刻的感受。当我们询问被试：“实验对你有何意义？”答案依旧相互矛盾，没有定论。蒲朗菲说：“这个实验改变了我的一生，让我更能挣脱权威的束缚。”现任纽约福德汉姆大学（Fordham University）教授的塔库申（Harold Takooshian）曾是米尔格拉姆的学生，他当时看到米尔格拉姆桌上有一堆信件，“一个黑色大袋子，里头有上百封被试的来信。很多人说，服从实验让他们更了解生命，更懂得如何生活。”被试表示，他们从实验中学会反省自己对权威与责任的态度。有位年轻人表示，米尔格拉姆的实验激发其道德良知，且挺身参与反战运动。
米尔格拉姆的实验之所以重要，并非由于其具体的量化发现，而在于它的无形的教化力量。服从实验对被试产生始料未及的效应，使其更能抗拒权威，至少部分被试如此。这项实验影响力之大，不仅在于其呈现了惊人的事实，更在于其颠覆了既有观念，其威力与原子弹相当。米尔格拉姆说：“这项实验激发了被试的自我意识，这是‘改变’的第一步。”
关于人格是否影响服从或反抗，我还找不出实证。然而我相信两者确有关联，人类行为绝不只是所处环境的投射。尽管米尔格拉姆深信人类行为深受情境操控，但他并未忽略人格特质这个变量，所以他不认为情境是唯一的因素。很多人不知道米尔格拉姆说过这段话：“面对权威，选择服从或反抗，必定也受人格特质影响，只是目前还无法证明。”
我还记得，当年在暮春时分的布兰德斯大学，我第一次听到米尔格拉姆的实验，仿佛也如受到电击一样，随即醒悟到在同样的情境下，我也可能失去平日的稳重与理智，做出同样的事。你我是否曾多少次听见带有种族歧视的诋毁时，为了避免冲突而保持沉默？你我是否曾多少次看见不公不义的事，比如同事遭受刁难侮辱时，却为了保住工作而袖手旁观？这种意念潜伏心中，受所处情境影响，时而明显易见，时而幽微难辨。人心几乎都有道德良知不及之处，若我们一再放任其扩张，等到道德良知遭到吞噬，那时再强烈的刺激也无法挽回了。
* * *
[1] 米莱村位于越南中南部，因为越战期间一场令人发指的大屠杀而闻名。——译者注
[2] “粉红三角形”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纳粹德国用来识别同性恋囚犯的标记，同性恋者即惨遭大规模屠杀。粉红三角形与彩虹旗，目前皆为同性恋者用以表明性别取向的象征。—译者注
第3章 “砰、砰、砰”就是疯子罗森汉的精神病诊断实验
引言
他是斯坦福大学法学与心理学荣誉教授罗森汉（David Rosenhan）。他为人所知的成就，在于颠覆精神病学的诊断。精神医学在当年已发展为一门地位稳固的科学，而罗森汉却以一系列的实验揭露其弊。
20世纪70年代初期，罗森汉打算测试精神病医生能否分辨“正常”与“不正常”。精神病学之所以成为一门学科，前提在于精神病医生能正确断定病人的精神状态是否异常，据此推断病人的社会适应情况，比如能否成为称职的父母、假释犯弃保潜逃的可能、受刑人真心悔改的几率。
罗森汉深知精神病医生握有极大权力，他们可左右病人的社会生活。因而他设计了一项实验，来测试精神病医生的专业能力是否与其权力相称。
罗森汉的实验让我们恍然大悟，原来看待事物的角度往往会扭曲真实的世界。这项实验反映了人类内心难免充满了主观意识，因而该实验成为心理学与精神病学的重要文献，在哲学领域也具有同样重要的地位。
罗森汉的妻女皆已亡故，他自己则因多次轻微中风而神智不清，几乎无法自行呼吸。几个月前，他在加州帕洛阿尔托市（Palo Alto）的家中发病，先是双腿逐渐麻痹，在抵达急诊室前，双腿已经完全瘫痪，接着手臂、躯干，最后连肺部都功能尽失。医生百思不解，无法断定这位背弃精神病学的学者究竟得了什么病。此刻他脸庞僵硬冰冷，无法多言。以下探讨的故事，少了罗森汉的现身说法，难免有所缺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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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拍案叫绝的冒险计划
1972年，越战战况激烈，但是不久之后双方签订了停火协议。刚取得心理学、法学双学位的罗森汉，虽然并未前往越南，但他发现许多人以精神疾病为借口，逃避征兵。伪装症状似乎并不难，但到底有多容易？生性喜爱冒险的罗森汉打算一探究竟。
他突发奇想，打电话给8位友人，问他们：“下个月有没有空？如果你们有空，可以假装精神病人，混进医院，我想看看那些精神病医生能不能看出你其实很正常。”3名心理学家、1名研究生、1名儿科医生、1名精神病医生、1名画家、1名家庭主妇，加上跃跃欲试的罗森汉，一起假扮精神病患者，实验顺利展开，结果真是令人始料未及。参与实验的假病人塞利格曼（Martin Seligman）说：“他打电话给我，问我下个月有没有空，我说‘当然没空，我忙得很。’不过他的想法让我拍案叫绝，也同意空下整个月，参与他的实验。”
塞利格曼
事实上，实验时间超过1个月。罗森汉先要训练这些同伴，所有细节都不能马虎。正式行动前连续5天，他们不洗澡、不刮胡子、不刷牙。接着8人便在预定日期，各自前往全国各地选定的医院，到精神科挂号就诊。罗森汉挑选的医院中，有的外观美轮美奂，内部设备齐全，有的则是公立医院，设备简陋，走道弥漫着尿骚味，墙上满是涂鸦。这些人假冒病人对医师说：“有人一直在我耳边发出‘砰、砰、砰’的声音。”罗森汉刻意以这种无特殊意义的声音为主诉症状，因为当时的精神医学文献中，还未出现这类幻听案例。
医师若询问其他细节，这8位假病人除了自己的姓名、职业以外都必须照实回答，且不可假装有其他症状。若医生诊断需住院治疗，假病人一住进病房，就要表示幻听症状消失，且感觉很好。罗森汉还教这群同伴怎样才能不吃药：先把药丸藏在舌头底下，等到四下无人时，再吐到马桶中冲掉。塞利格曼回忆说：“我花了一番功夫才学会怎么藏药丸。有时候他们会强行把药塞进我嘴里，我一紧张就不小心吞了下去。”
这群假病人又练习了几天，所谓练习，就是让体臭味持续发散，听任头发胡须乱长，不刷牙，让嘴里呼出浓浓酸腐味。他们学会将胶囊及药丸塞入舌头下方的凹缝里，再转过头去，偷偷吐掉。
美味的食物，留下满口恶臭
这一天秋高气爽，罗森汉前往宾州某所公立精神病医院。湛蓝的天空闪着银光，仿佛预告冬天即将来临。罗森汉停好车，走向一栋哥特式建筑，成排铁窗宛如监狱牢房，身穿淡蓝罩衫的医护人员来回穿梭。罗森汉挂了号，被带入一间白色小诊室。精神病医生问他：“怎么了？”
罗森汉说：“我一直听到一个声音。”医师问：“你听到什么声音？”这位医生浑然不知自己正一步一步踏入罗森汉的圈套中。罗森汉回答：“砰、砰、砰。”此时他心里一定很得意！医生说：“砰、砰、砰？你说的是砰、砰、砰吗？”罗森汉又说了一遍：“砰、砰、砰，没错。”
听他这样说，医生也许会抓抓头发，茫然不知所措，也可能放下纸笔，瞪着天花板沉思好几分钟。我们不知道诊疗室里的实际情况，罗森汉对这部分略而不提。我们只知道，他和其他假病人一样会根据自身性别，告诉医生出声者是男是女。他们也会提到幻听已造成某种程度的影响，而且朋友劝告他来求医，且听说“这家医院不错”，所以来看医生了。
20世纪知名精神病学家斯皮策（Robert Spitzer），对罗森汉提出严厉批评。1975年，他于《变态心理学期刊》（Journal of Abnormal Psychology）发表文章，对罗森汉的研究结果提出反击：“有些食物入口时味道鲜美，却会留下满口恶臭。罗森汉的研究也是如此。我们并不清楚这些假病人当时的举止神态、言谈内容，罗森汉以资料保密及避免破坏个别医疗机构名声为由，并未指明以哪些医院为实验对象。如此一来，我们仅能依赖他的叙述得知假病人当时的言行举止、神态样貌。没有医务人真能证实或驳斥罗森汉的片面之词。”
斯皮策
斯皮策与我通电话时说：“还有砰、砰、砰这声音。罗森汉觉得，这些精神病医生仅仅因为从未见过幻听病例就将它视为病症的做法很可笑。事实上，他这种论点才荒谬。我跟你提过，有位病人的主诉症状是听到有人一直跟他说‘没关系、没关系’，我虽然没见过这种幻听病例，但这不代表此人没有问题。”我不想跟他唱反调，但我不觉得听到“没关系”的声音有什么问题。斯皮策停顿片刻，又问：“你说罗森汉怎么了？”我说：“不怎么好，他妻子得癌症去世了，女儿死于车祸。他中风了好几次，医生诊断不出原因，现在全身瘫痪。”斯皮策似乎不为所动，也未表示遗憾。可见精神医学界有多痛恨罗森汉的研究，即使过了40年，余恨仍未消失。他说：“这就是进行那种实验的下场。”
精神病人对他说，你没病
有人带着罗森汉走过一条长廊。这时他还不知道另外8位假病人也都住进了医院。罗森汉心中必定又怕又喜。他是个顶尖的记者与科学家，亲自下海只为追求真理。精神病房单调冰冷，形形色色的病人在病房里，神智恍惚，仿佛漫游在无重力的世界里。有人把罗森汉带进一个房间，并叫他脱掉衣服。难道自己只能任人摆布了吗？有人把温度计塞进他嘴里，在他手臂上套上黑色束带，测量血压脉搏，结果是：他一切正常，但似乎没人注意。他说：“医生，我再也没有听到那个声音了。我什么时候可以出院？”医生微笑，没说什么。罗森汉这时应该会忐忑不安，也许会后悔这么做，他提高语调追问：“我什么时候可以出院？”
医生说：“等你病好了。”可是他好得很，血压正常；脉搏每分钟72下；体温正常；生理机能一切正常。但这些都不重要，即使他神智正常也没用。因为医生诊断他是偏执型精神分裂症（paranoid schizophrenia），必须住院治疗。
精神科病房里的护士站，四周有玻璃围绕，护士在里头忙碌穿梭，熟练地将桃红色药片放入塑胶杯。罗森汉非常合作，每天固定3次“吞入”所有药片，再跑到厕所吐掉。他的实验报告提到，其他病人也都很熟练，药吃进嘴里，再吐到马桶中。只要不惹事，医护人员什么都不管。
罗森汉说，“精神病人仿佛隐形人……没人会注意他们。”报告中提到，有名护士无视往来的病人，直接解开上衣，调整胸罩。罗森汉说：“没有人觉得她在挑逗病人，她根本不把我们放在眼里。”他甚至目睹病人挨打，还有名患者遭受严厉处罚，只因为他对护士说：“我喜欢你。”罗森汉没谈到病房里的夜晚，但想必那是漫长的煎熬。躺在狭窄的床上，医护人员每15分钟就来巡视一次，手电筒的强光很刺眼，以至于让人什么都看不到。那时候罗森汉心里在想什么？想念家中的妻子、两个还在学步的孩子吗？尽管医院离家不到200公里，却感觉遥不可及。这就是科学。自然界的毛细现象不适用于现实社会，人为的隔阂是牢不可破的城墙，它可以阻隔一切，没有缝隙可以逐步渗透。
罗森汉及其他同伴开始接受心理治疗，他们被要求讲述生活中的快乐、满足、失望等经验。尽管只有幻听症状是虚构的，但其他方面的描述都是真实的，诊断结果却出现截然不同的解读。如，“这名39岁白人男性……长期以来对亲密关系抱有极度矛盾的感受……情绪不稳定……他自称有若干好友，但言谈间表露出对友谊的疑虑。”1973年，罗森汉在著名的自然科学期刊《科学》（Science）上发表文章，他说：“这位医生会这样说，显然是因为我被诊断为精神分裂症……如果他知道我是‘正常人’，说法肯定就不一样了。”
奇怪的是，其他病人都知道罗森汉神智正常，只有医生不知道。至于住进美国其他精神病院的假病人，有几位也遇到类似的经历。精神异常者比治疗精神异常的医生更能辨识谁是正常人。有名年轻病人走近罗森汉，对他说：“你没有病。你若不是记者，就是教授。”还有病人说：“你是来视察医院的。”
住院期间，罗森汉听从所有指令，私底下也会要求某些优待。他除了帮助其他病患处理问题，提供法律建议之外，他还勤写笔记，这被医护人员称为“书写行为”，并被认为是精神分裂症导致的偏执行为。不久之后，他莫名其妙地获准出院，跟当初他被迫入院一样突然。
这段体验对罗森汉意义重大。他目睹精神病院的非人道做法，也发现精神医学本质上的缺失。全美各地不知有多少人像他这样被误诊，被迫服药，甚至强制住院治疗。被贴上精神异常的标签，就能使人疯狂吗？换言之，思想取决于诊断结果吗？
医生也是人，也会受暗示
早在罗森汉的实验前，1966年，罗森塔尔（R. Rosenthal）与雅各布森（L. Jacobson）两位学者也进行了一项类似的实验。他们以小学1~6年级的学生为被试，施以“哈佛习得变化测验”（The Harvard Test of Inflected Acquisition）。这项号称可预测学生学业进步幅度的智力测验，实际上只测试了几项非语言技能。他们告诉受测学生的任课教师，若学生在该项测验中表现优异，一年内，学生应会出现前所未有的进步。事实上，这项测验并无这种预测作用。
罗森塔尔与雅各布森将测验结果告知教师。一年后，再对这批学生进行调查。他们发现先前被归入“突飞猛进”组的学生，学业进步幅度明显高于其他学生，该组学生的智商明显提高，小学一二年级的学生尤其显著。实验结果显示，智商高低虽与天赋有关，但机会与期望的影响更大。
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另有一项类似“实验”也证实外来期望的强大力量。这桩奇闻的主角是一匹号称会算算术的马，它叫汉斯，出题给它，它就会抬腿蹬地，敲出正确答案，很快就赢得“聪明汉斯”的称号。许多人付钱来看它表演，或出题考它。
有人对此心存疑惑。1911年，普鲁士心理学家芬格斯特（Oskar Pfungst）对汉斯展开深入检视。经过长期观察，芬格斯特发现，汉斯其实不懂算术，但它能敏锐感受到旁观者给予的微妙信息，据此决定要蹬几下地。例如，若答案是5，汉斯蹬到第5下的时候，旁观者会释放出微妙信号，如，不自觉地扬起眉毛、头部倾斜，汉斯便知道此时该停止了。你瞧！这跟懂不懂数学完全无关，关键在于能否敏锐地感受到环境给予的暗示，并正确解读信息。这种说法尽管难以置信，但有实例为证，它凸显了人类独特的心理倾向：一旦认定是这样，就会设法让情况符合内心所想。
罗森汉听过罗森塔尔与雅各布森的实验，也知道聪明汉斯与理性批判的芬格斯特。不过，他知道的还不只这些。上述实验指出，偏见与情境是左右我们感知现实的关键，而在罗森汉的实验之前，医学领域中从未有人做过相关实验，包括精神病学。而我们可以看到，堂堂宾州州立医院的医学博士，竟然无法正确诊断病情。更糟糕的是，就算他们误诊，也没有人知道。实验结束后，罗森汉与散布全美各地的同伴碰面。就因为一项虚构的幻听症状，有8人被诊断为精神分裂症，唯一的例外者也被诊断为同样严重的“躁狂抑郁型精神病”（manic depressive psychosis）。9人平均住院治疗19天，最长52天，最短7天。此外，罗森汉也发现，所有人在住院期间，都曾受到轻视，最后获准出院的理由都是病情改善。也就是说，医护人员都没发现这些人其实精神正常，都把他们的正常言行举止，视为病情暂时好转的征兆。
当年罗森汉不过三十多岁，方头大脸，头发稀疏。他喜欢热闹，曾经邀了50多人到家里举行宴会。他喜欢奢华的宴会，厨房里甚至有两台洗碗机。同在斯坦福大学任教的好友凯勒（Florence Keller）说：“他能言善道，但总像戴着面具一样，让人无法真正了解。”他确实是这种人。
20世纪70年代初，罗森汉可能满怀喜悦，提笔写下他在假扮病人的实验中的发现。这篇题为《精神病房里的正常人》（On Being Sane in Insane Places）的论文宛如炸弹，震撼精神病学界。然而这篇论文却发表于知名期刊《科学》上，这令人备感意外！因为罗森汉所质疑的正是科学的效度，至少是精神病学的效度。他在论文中提出，精神疾病的诊断并非依据个人内在状况而定，而是受外在情境的操控，因此所有诊断过程必然充斥这类误差，结果并不可靠。
罗森汉的观点引发美国许多精神病医生的全力反驳，他们要捍卫精神医学作为一门科学的地位。这些论点尽管还有待商榷，但却不掩其睿智慧黠：多数医生不会先怀疑前来求诊的病人在说谎，因此病人若故意误导，也可能造成误诊。研究者可以安排病人对医生谎称有心肌梗塞的病史。尽管其心电图并无异常，但也无法保证心脏没有问题，因此医生可能会根据病人自述的病史，给予相关治疗。这种情形确实可能发生，但若以此来论证病人没有病，认为诊断结果不可信，并认为有病没病只是医生个人的认定，那么这样推论就太可笑了。
边缘性人格是宝蓝色的弹球
这些假病人在医院的举动并不正常。正常人会直接走到护士站，告诉医护人员：“我是个正常人，我想测试自己能否假装言行异常，骗过医生。我办到了，医生甚至要我住院治疗。但我现在想出院了。”我个人偏好这个假设：如果我喝下1升血，没让任何人知道。然后再随便走进一家医院急诊室，吐出满口鲜血。医护人员的反应可想而知。他们若诊断我是消化道溃疡，且予以治疗，而我却以此来断言医学无法正确诊断病人有没有消化道溃疡，这恐怕难以令人信服。
专攻心理分析的精神病医生斯皮策，任职于哥伦比亚大学生物计量学中心，他应该是最痛恨这项实验的人。他呕心沥血写了两篇论文，洋洋洒洒30多页，条理严谨，论据充分，全力驳斥罗森汉的研究结果。我曾打电话给斯皮策。他在电话里问我：“你看过那两篇批驳罗森汉的论文吗？写得还不错吧？”
斯皮策的论文都在捍卫精神病学的专业地位，证明诊断治疗程序确实符合科学规范。他对我说：“我相信精神病学的医疗模式。”换言之，他相信精神疾病本质上与肺病、肝病无异，它们都是人体组织的病变，有朝一日必能从脑部组织与神经突触的作用来解释精神疾病。斯皮策在论文中这样回应：“结果是什么？照罗森汉所言，所有病人都因‘病情改善’而获准出院。‘病情改善’的定义很明确，就是没有病征。也就是说，所有精神病医生都看出来了，这些假病人‘神智正常’。”
斯皮策随即举例论证精神病学具有充分的信度（credibility），足以定位为一门医学专科。我逐一阅读斯皮策在罗森汉发表实验结果后所写的论文与信件，→文¤人·$·书·¤·屋←感觉自己好像钟摆一样来回摆荡，无所适从。罗森汉的研究确有欠缺。假如我喝下1升的血，且在急诊室假装吐血……，这个例子能够证明，精神医学与其他医学专科本质上并无不同；不过，且慢，假装吐血应不至于留院治疗52天。再者，吐血的场景多么震撼逼真，而听到砰、砰、砰的声音，哪能与其相提并论！思绪来回拉锯，正常、异常，有效、无效。我夹在两边，不知如何取舍。
1976年，罗森汉发表实验结果后的第二年，“我”成为了病人。这不是演戏。当时14岁的我因为过度抑郁，住进了美国东岸一所精神病院接受治疗。除了幻觉，其他该出现的症状我都有。我热爱戏剧，时常幻想自己是像伍尔夫（Virginia Woolf）般的文坛新星。然而我不完全是在幻想。我把精神病院称为“箱子”，我在这里看到一些奇特的事物：玻璃围起的护士站，穿条纹制服的人推着金属推车，躁狂症发作的病人汗流浃背，有位女病人脖子套着绳索，陈尸浴室。我还看到很多事，都不是医生想象得到的。
对我而言，精神疾病就是切身现实。我们病人习惯聚在日间活动室，那里烟雾弥漫，简直就像纱线编成的帘幕。我们像小孩交换弹球一样，讨论医生的诊断结果，比如“边缘性人格”（borderline）是宝蓝色的弹球，“精神分裂症”（schizophrenia）是朱红加一抹白，“抑郁症”（depression）是暗沉的灰绿色，浑浊如死鱼眼，不怎么受尊敬。自杀过一次，根本不算什么，3次才能让你有点分量，任何疯狂事做上10次，你就会被奉若神明。
精神病院内
我们像监狱囚犯那样兴致勃勃地讨论医生给的标签及治疗，并设想怎么骗过医护人员。有时候甚至分不清我们究竟是先生病才被贴标签，还是因为被贴标签后才变成这样的。我是进了医院才被贴上抑郁症的标签的，就像在医院里感染葡萄球菌的病人。至于有人认为，参与实验的假病人的行为举止不是常人的正常行为，我倒认为他们应该是在故意配合实验，这种心态便与常人无异。
当时医院里有位名叫莎拉的女孩，甜美可爱，就读于著名私立学院，温驯文静，各方面都中规中矩。她每天都很客气地请求出院，每次都被否决。这又是为什么呢？罗森汉的实验报告中提到，医护人员常殴打病人，不仅动作粗暴，而且粗话连篇，公私立医院都有此情形。所幸在我当时住的公私合营的医院，没有医护人员骂过我。我的主治医生姓苏，他不是美国人，留着一撮胡子，不知为什么，他总随身携带棒球手套。我们相处的时间很少，不过我清楚地记得一切有关他的细节，因为我很喜欢他。我们多半在一间小办公室里进行治疗。他会倾身向前，检视我手臂上的伤口是否愈合。我总会用偷来的碎瓷片，在快愈合的旧伤上割出新的伤口。他仔细检视裂开的伤口，语重心长地说：“你怎么可以伤害自己！真令人遗憾。”
国王穿没穿衣服的新标准
所有艺术杰作都独特出众，撼动人心，当然也难免会有瑕疵，从这一点来看，罗森汉的实验或许也算得上是艺术。我还是认为罗森汉的实验结果揭示了若干事实：一是标签影响我们对事物的观感。二是如果精神病学可以称得上是一门科学，那么它必定还处在起步阶段。因为精神病学发展至今，它对于精神疾病的生理成因依然缺乏充分的了解。三是虽然不是所有的精神病医生都会草率诊断，但这样的医生确实为数不少，甚至还可能为掩饰心虚而更加自负。
罗森汉的研究结果让他们更加惶恐不安。这项【文】实验让【人】精神病【书】学界群【屋】情激愤，最后更演变为双方的斗法。有一所精神病院的医生自信满满地大声宣称：“好！你以为我们徒有虚名，其实你们才愚昧无知。我们就来试试看，接下来的3个月，假病人随你派来，我们一眼就能看出来。放马过来吧！”战帖已下，准备开火。
罗森汉天生不服输，毅然接受挑战。他表示会在3个月内指派若干假病人至该医院就诊。医护人员必须诊断出那些病人其实精神正常。这等于是原先实验的反向操作。3个月过去了。医院极有信心地表示，这段时间他们发现了41名罗森汉派来的假病人。然而罗森汉一个人也没有派。实验到此结束，精神病学自取其辱。
我们曾深信精神病学可以解救世人，消弭一切心灵疾苦。1930—1960年的30年堪称精神病学的黄金时代，精神分析理论居于主导地位，几乎所有问题都得到解释，追溯过往就能治好当下的精神疾病。精神分析理论逐渐与精神病学合流，俨然成为了精神病学的同义词，然而精神疾病的诊断是否严谨却未受重视，这实在令人不解。当时诊断精神疾病的参考是《美国精神疾病诊断统计手册》（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简称DSM），它至今仍被作为精神障碍诊断的依据。罗森汉进行假病人实验时，精神医学界采用的正是本手册的第二版。以精神分裂症为例，DSMⅡ对其主要症状的描述就相当含糊，如：“神经质的反应”（reaction neurosis）、“很难保持亲密的人际关系”（attachment difficulties）。罗森汉指出，用语越模糊，越有可能误诊，事实确是如此。然而当时著名的精神病学家梅耶（Adolph Meyer）却说：“我不觉得有必要为了摆脱质疑，而要做出明确的界定。”这句话反映出当时精神医学界普遍的心态。
尽管精神病学欠缺明确的内涵定义，但它仍维持了一段时间的荣景。民众对精神病医生的诊断深信不疑，甘心花费大笔金钱，接受治疗。罗森汉的好友凯勒说：“当年正是罗森汉率先大声疾呼：‘你们看，国王没穿衣服！’他破除了精神病学的神话，使其自此一蹶不振。这样说一点都不为过。”凯勒任职于帕洛阿图市某医疗单位，担任住院病人的主治心理医生。她接着说：“看看我们身边，还有人投身精神病学吗？就连医疗单位也找不到合适的精神病医生，不会再有新的精神病医生了，因为精神病学现在几乎已是一滩死水。精神病学若想起死回生，就必须找出确切的病理学证据，证实神经元与化学物质对精神疾病的影响，这样也许还能恢复昔日盛况。”
斯皮策有不同的见解。他是应该反驳，毕竟他是精神病医生。斯皮策说：“精神病学领域里，还有许多事情值得探讨。”1973年假病人实验结果发表时，他也提出反驳。斯皮策是力图复兴精神病学的灵魂人物。他与一群受敬重的同事合作，彻底检验当时使用的精神疾病诊断手册。罗森汉等人得以混入医院，症结就在于对精神疾病的界定不够严谨。因此斯皮策严格检视，屏除那些过时的、流于主观的叙述，舍弃那些抽象空洞的心理学术语，并制定了更为严格的诊断标准，务必使每项标准都可以计量。所有相关症状、持续时间、出现频率，都必须符合严格的准则，这样才能断定为精神疾病。
DSMⅢ对于疾病定义常使用以下叙述：“病人须出现A类症状至少四种，且持续两周以上，B类症状三种，C类症状一种。”而手册的第二版就没有如此清楚的标准，叙述也较简略含糊。斯皮策表示，第三版比第二版多了约200页，作用在于“捍卫精神病学采用的医学模式”。如果病人符合多数症状，那就是真的病了：如果不符合，就算正常。如果是稍加训练便可伪装的举止反应和历时短暂的焦虑情绪，那医生就不用在意了。
武装到牙齿的精神病学
罗森汉发表研究之后，精神病学界曾尝试从心理层面探究精神疾病的起源，尽管精神可嘉，然而多数都是徒劳无功。20世纪80年代，抑郁症的诊断方式出现崭新突破，医生从若干抑郁症患者尿液中分析出特定的代谢物，这就是肾上腺皮质酮检验（dexamethasone suppression test）。这项发现备受瞩目，大家对此寄予厚望，也许不用多久，诊断抑郁症就会像诊断贫血一样简单。取几滴琥珀色尿液，滴在显微镜的载玻片上，结果就出来了！倒底这个人是不是抑郁症，再也不会有争议。
这项发现并非一般人能懂，因此不久便为人淡忘。自此之后，精神病学家尝试发展其他诊断方法，但都宣告失败。近来，佐治亚州埃默里大学（Emory University）内梅罗夫（Charles Nemeroff）的研究应该属于精神病学的重大进展。其研究显示，抑郁症病人的海马回比正常人小约15%。此外，被迫离开母鼠的幼鼠，脑部留有较多控制紧张的神经传导物质。实验结果令人欣喜，但还未能确定两者是否存在因果关系。
上述研究看似与罗森汉无关，实则不然。今日许多精神医学的研究，或多或少都是在回应罗森汉提出的挑战，也反映出这些研究者急于摆脱“伪科学家”的质疑。斯皮策说：“DSM提出新的分类系统，严谨并符合科学。”罗森汉说：“精神疾病的诊断，基本是建立在共识基础上。美国精神医学学会在近日出版的DSMⅡ中，不再将同性恋列入精神疾病，此举最能反映精神疾病诊断的这种特性。不管对同性恋有何看法，专业组织能投票表决是否将其列为异常的举动凸显出精神疾病诊断的差异，以及精神疾病的诊断易受环境影响的特质。普通大众如果深入了解了同性恋，改变了他们对同性恋的看法，连带着也会改变精神医学对同性恋的认定。”
斯皮策回答：“所有诊断都是人为的分类，然而不能据此而断定所有诊断都不客观。如今我们已采用全新的诊断标准，罗森汉若故伎重演，他绝对不可能得逞。如果他装病前来就诊，精神病医生不会立即要你住院治疗，而会是‘另行观察，延后诊断’。”斯皮策一再强调：“再做那种实验也不会得到同样的结果，现在绝不可能。”
我打算试试看。
同样的秋日，同样的计划
两次实验有许多相似之处。时间都是秋天，湛蓝的天空，树叶开始转红，手掌般的落叶点缀在深绿色的草地上。我丈夫说：“你在搞什么鬼？”我说：“我要仿效罗森汉当年的实验。试试医生会不会让我住院治疗。”他说：“我可要提醒你，你可是有家庭的人！”我边想着斯皮策边说：“不会有事的，我几个小时后就会回来。”“如果没回呢？”他问，我说：“那来救我吧！”
他说：“救你？你以为他们会相信我？他们会把我一起关起来。”他不说话了，手指拨弄着胡子。昏暗的房间里，一只蛾子从窗户飞进来，一头撞在灯泡上。他最后说：“我跟你一起去。”
他最终还是没去，留在家里照顾小孩。我开始准备了，5天不洗澡不除毛。我打电话给一位向来特立独行的朋友露西，我想借用她的姓名，以免用本名而被识破。
我花很多时间对着镜子练习。我皱眉眯眼，假装忧虑，对自己说，“我听到有‘砰、砰、砰’的声音。”每当看到穿衣镜里浑身臭味，头戴宽扁黑绒帽的自己，我就会忍不住笑出来。如果笑出来了，我马上会被揭穿。我不该笑，我应该仿照罗森汉的实验设计，谎称这个小症状。除此之外，其他问题都据实相告。
与罗森汉的实验相比，我这次实验有一个显著的不同。当年参与实验者都没有任何精神病史，而我的精神病史却相当吓人。我虽然现在一切正常，但数年前却好几次住院治疗。而我决定隐瞒这部分，否认过去有任何精神疾病的相关症状，这个谎言就是和罗森汉的原始实验最大的不同。
我和女儿、丈夫吻别。我5天没洗澡，牙齿泛黄，套上沾满漆痕的紧身裤，穿上一件写着“可恨的一代”的T恤。我问丈夫：“我看起来怎么样？”他说：“没什么不同。”
我驱车前往医院。早秋时分，开车兜风是最棒的享受了。出了市中心，空气中弥漫着牧草与树叶的芳香，远处一座红色的谷仓矗立田野间，白云掠过蓝天，阳光闪亮耀眼。我选择一所离市区几公里的医院，这所医院设有精神障碍的急诊，口碑极佳。我沿着曲折的车道，来到位于半山腰的医院。
露西·雪慢，砰、砰、砰
我进到熙来攘往的走道，成排铁门巨大森严，精神科急诊室就在后面。我按下某个按钮，对讲机里传来人声：“挂号吗？”我说：“是的。”门忽然打开，完全不像人为操控。3名警卫坐在暗处，警徽闪闪发亮。有位护士带我到挂号处，问我：“姓名？”我回答：“露西·雪慢。”她问：“姓怎么写？”我说：“下雪的雪，慢条斯理的慢。”护士边写边研究这奇怪的字。她说：“好特别的姓！”
我说：“嗯，我们家乡很多人是这个姓。”
她抬头看我，在病历表上飞快地写了一些字，可惜我看不到。怕她误会我胡说，所以再补充说：“我没去过那里，是听长辈说的。”她又问：“信仰？”我答：“犹太教。”我边说边犹豫着该不该说我是基督徒。我是犹太教徒，只是不想让犹太人的身份和负面的事物有所关连。这点偏执的倾向，倒不是每个犹太人都有。
我害怕什么？没有人能监禁我。在罗森汉的研究之后，留置病人的条件更为严格。只要我否认有杀人或自残冲动，我就是自由之身，无需住院。我告诉自己：“你是自由的。”但我的思绪不停地翻腾，有如汹涌的河水搅动砂石淤泥。
我告诉自己，我应付得来，但心里仍慌乱不已，毫无把握。随时有人会识破我的伪装。我一说出“砰、砰、砰”这几个字，任何熟读心理学文献的医生都会说：“你是骗子，我知道这个实验。”而我也只能寄希望于这位精神科医生没看过这些文献资料了。
我对这间急诊室有种莫名的熟悉。护士记下一个不是我的名字，一个不存在的地址。我编了一个念起来好听的住址。我对精神科急诊室并不陌生，以前我确实曾受精神障碍所苦，去过许多精神科急诊室就医，不过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急诊室里的气息让我想起过去：汗水、纱布以及无所不在的虚无。我混进来了，但怎么也兴奋不起来，我只觉得难过，因为这里的某个角落，确实有人饱受精神障碍的折磨。
护士带我进入一个小房间，里头有张担架床，床边有几条黑色束带。她叫我坐下，一名男子随后进入，关门，上锁。他对我说：“我是临床护理专家葛佛。我先为你测脉搏。”每分钟100下。葛佛说：“有点快，按照一般人的标准来说，算很快了。不过在这种地方，谁会不紧张呢？”接着他给我一个亲切温和的笑容。
他说：“嗯，要不要喝杯矿泉水？”我还来不及回答，他已经起身离开。过了一会，他手拿一只宽口玻璃杯回来，感觉颇为高贵，杯里放着一片淡黄的柠檬片。突然间我觉得那片柠檬好美丽，那圈若有似无的浅黄随着水而晃动，慢慢浮到水面。
他把杯子递给我。这样亲切的服务是我没料想到的。罗森汉写过，他在精神病院受到了非人道待遇。到目前为止，如果有人受到羞辱，那便是葛佛，他简直成了我的私人管家。我喝了一小口，对他说：“谢谢。”“你还要什么吗？饿不饿？”他又问。我连忙说：“不用了，我很好。”他说：“我没有恶意，不过你看起来并不好，不然也不会在这里了。所以尽管告诉我，你怎么了？”我说：“我一直听到一个声音。”他点头表示了解，在病历表上记下这项症状。
“那声音跟你说什么？”我说：“砰、砰、砰。”他不点头了，反问：“砰、砰、砰？”我的回答实在太另类了。一般精神病人幻听的内容通常是预言式的信息，如，天文异象、毒蛇，或哪里有窃听器等。我重复了一遍：“砰、砰、砰。”他问：“就这样吗？”我说：“就这样。”“声音是由小慢慢变大，还是突然一声巨响？”他问。我说：“突然一声巨响。”我脑海中莫名其妙地真的出现坠机的画面。万里晴空，飞机向下俯冲，有人尖叫。我开始觉得有点诡异。我仿佛真的听到了。真是虚实难分，我已经分辨不清什么是谎言，什么是我真实的感受了，而社会心理学家早就对此现象有所研究。我揉了揉太阳穴。
葛佛问：“什么时候开始听到的？”我说：“3个星期前。”罗森汉等人也是这样回答。他问我饮食睡眠是否正常，是否遭遇突发压力或变故，是否曾遭受过创伤。我一概回答没有。我胃口好，睡眠正常，工作顺利。他说：“你确定吗？”我说：“嗯，不知道这算不算。我小学三四年级时，邻居布劳先生掉进自家游泳池淹死了。我没有亲眼看到，但听到这个消息还是有些震惊。”
葛佛咬着笔，专注地思考着。我想起布劳先生，他是个传统的犹太人，出事那天是犹大安息日。葛佛说：“你邻居砰的一声掉进水池，而你听见‘砰、砰、砰’。这可能是借由幻听宣泄记忆里的创伤，是创伤后压力心理障碍（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所致。”
我说：“可是那件事真的没什么，不过是……”他说：“我认为邻居溺死这件事导致你心理受创。我要请精神病医生为你鉴定。当然脑部受伤也可能导致创伤后压力心理障碍，我们会进一步为你做检查。不过我认为可能性很低，所以你可以不用担心。”从他的话中，我能听得出他的自信。
他转身离开，去找精神病医生。我的脉搏突然加快，每分钟至少多跳50下。因为我害怕精神病医生立马识破了我的把戏，搞不好还是我认识的人，是我的高中同学或是什么的，到时候我该怎么解释呢？
我们不知道的还多着呢
穿着浅蓝罩袍的精神病医生走进这间上锁的小房间。他注视着我，我把目光移开。他先坐下，接着叹口气说：“你听到‘砰、砰、砰’的声音。我们能为你做什么？”“我希望不要听到这声音，所以才来医院。”我说。他问：“声音从哪里来？是脑中发出的还是外头传来的？”
“外头传来的。”
“除了砰、砰、砰，你听过其他声音吗？比如说，要你杀别人或自杀？”
我说：“我不想杀人，也不想自杀。”他问：“今天星期几？”这下可难倒我了。连续几天放假，让我对时间的感觉有些迟钝，而能否正确断定时间正是精神病医生判断病人正常与否的重要依据。我暗自祈祷，说：“星期六。”他在纸上写些东西，接着说：“好吧！你现在只听到声音，并没有出现其他任何精神症状。”我问：“我是不是像护理师所说，有创伤后压力心理障碍？”
医生说：“关于精神障碍，我们不知道的还多着呢！”他的表情突然转为黯然。他摸摸鼻梁，闭上眼睛，低下头。我发现他头顶微秃。我很想对他说：“嘿，别难过，世界上我们不知道的事情还多着呢！”不过我什么也没说。他看起来既沮丧又困惑，终于他开口说：“这声音困挠你了吧！”
我回答：“多少有一点。”他脸上的阴霾一扫而空，对我说：“我开一些治疗精神障碍的药给你。”他语气中带着权威，他的权力终于有了用武之地。
他说：“我给你开维思通（Risperdal），这种药能稳定大脑听觉中枢。”我问：“这表示我精神有问题吗？”他说：“我认为你有患精神障碍的可能。”我早料到他会这样说。维思通是抗精神障碍的处方药，除非医生诊断病人有精神障碍，否则不能开这种药。事实摆在眼前，药物左右诊断结果，而非根据诊断结果决定用药。
在罗森汉的年代，医生引用既存的精神分析模式，判定病人是否异常，而现在则是看有哪些药物可用来做诊断。罗森汉认为：诊断结果与个人实际情形无关。不管当年或现代，这个观点仍禁得起考验。“我看起来像是精神异常吗？”我问。他注视我好长一段时间，终于说：“有一点。”
我伸手把帽子戴正，说：“你在开玩笑！”他说：“你看起来不是很好，很消沉沮丧，这往往是精神疾病的征兆，所以我也会开点抗抑郁剂给你。”
我跟着说：“我看起来很抑郁吗？”这下我真的担心了。对我来说，抑郁比幻觉更可能成真。我以前曾患过抑郁症，谁知道我会不会复发呢？也许我还不自觉，但他已经发现了。也许这项实验让我感到抑郁，甚至精神异常。也许我选择这个实验，正是因为潜意识里我想寻求帮助。突然间，世界被一层阴影笼罩。
他写下处方。问诊过程不到10分钟，我离开医院，竟然还来得及和露西吃顿饭。露西说：“你应该说你听到‘唰、唰、唰’或‘咚、咚、咚’，都比‘砰、砰、砰’好玩多了。”我拿着处方去24小时营业的药店买药。基于实验精神，我服下了维思通，那不过是颗小药丸。当天晚上我睡得很沉，完全听不到一丝声响，我漂浮在梦境中，无重力般飘飘然起来。那是另一个世界，所有的事物都有模糊的轮廓，不论我多么仔细凝视，都只能猜想那究竟是什么。
维思通就像低脂牛奶
走进急诊室演这出戏，其实挺有趣的。所以之后一连8天，我又做了8次实验，和罗森汉安排的假病人人数一样多。每一次我都坚称不会危害自己或他人，也保证可以正常工作、照顾小孩，医生判定我无须住院，这是理所当然的。但有一点很奇怪，几乎所有医生都诊断我有抑郁症倾向。然而我拿抑郁量表进行测试，征询朋友意见，请教在精神病科任职的弟弟，结果都显示我一点都不抑郁。顺便说一句，抑郁症绝非无足挂齿的小事，DSM将抑郁症列入严重精神障碍，生理及心理的异常症状相当显著，不易错判。
朋友家人都说：“不会呀！你看起来不像，一点也不抑郁嘛！”然而在急诊室里，尽管我否认出现相关症状，但医师都诊断我疑似抑郁症。此外，所有医师共给我开了25种抗精神病药物及60种抗抑郁药物。每次问诊都不超过13分钟，平均候诊时间却长达两个半小时。除了一个关于宗教倾向的粗略问题外，没人问我的文化背景，没人问我听到的声音是男是女。没有一位医生对我进行全面的精神鉴定，这类鉴定包含一些更仔细的测验，这些测验虽然简单易行，但更能确切反映出与精神疾病相关的思想异常。不过每一所医院都为我测了脉搏。
我打电话到哥伦比亚生物计量学中心，找斯皮策谈谈。我问他：“现在如果有人仿效罗森汉的实验，你认为会有什么结果？”他说：“医生不会留他住院治疗。”我接着问：“医生会不会诊断他有精神障碍呢？”他问：“他说的话和罗森汉那伙人一样吗？”我说：“是的。”他又问：“只有砰、砰、砰这类空洞的字眼，没有其他症状？”我说：“是的。”“我认为，他应该会被列入延后诊断的病例。因为光凭砰、砰、砰这类空洞的字眼，且没有伴随其他症状，是无法提供充分信息的。”他自信地说。
我说：“坦白地说，我做了这个实验！”他说：“你在开玩笑吧？”我隐约听见他声音里的防卫之意。他说：“结果呢？”我告诉他，我的诊断结果不是“延后诊断”，几乎每位医生都诊断我有抑郁症的倾向，还开药给我。他问：“哪一种药？”“抗抑郁和抗精神病的药物。”他问：“哪一种抗精神病药？”我说：“维思通。”他说：“噢！ 维思通的药效很轻。”我复述他的话：“药效很轻？”如果用牛奶做比喻，那这种药就是低脂牛奶？
斯皮策说：“你和罗森汉一样，对精神病学心怀成见，当然可以找到你们所要的结果。”我说：“我来到医院，说我听到“砰、砰、砰”的声音。医生根据这个症状，给我诊断并开了药，至于这些药是否管用，是否安全，没有人了解。这不是很奇怪吗？”斯皮策什么都没说。
我在想，生物计量实验室到底是什么模样？精神病学家究竟在那里做什么？他们在做生物计量，测量生命吗？此刻，我仿佛看到斯皮策身边有成堆的试管烧杯，分别盛着不同的液体，有忧郁的海蓝色、狂躁的电镀绿色、平稳的淡紫色。斯皮策还是没说话。我很想问他每天在实验室里，究竟做些什么？他突然清清喉咙，说：“我很失望！”听得出他很颓丧。
斯皮策坦率而徐缓地说：“我想医生就是不愿意说：‘我不知道’。”我说：“的确！我也认为现在的医生满脑子只想开药，因而影响了诊断结果，就像罗森汉当年的医生，喜欢认定求诊者必定异常。不管哪个时代，似乎都是一时风潮使然。”
20世纪70年代美国民众被诊断患有精神分裂症的比率是英国的好几倍，精神分裂症俨然成为流行病。时至今日，抑郁症、创伤后压力心理障碍、多动症的病人人数急速窜升，起而代之。这些耐人寻味的现象似乎反映了以下问题：一是多数人的感受和想法影响着某种疾病确诊比例的高低；二是尽管DSM详尽列出各种诊断的标准，可以杜绝草率臆测，可以正确分析病人过去的病史、病况发展，进而拟定治疗计划、估计以后的情形。但医生们依旧未能严格依据这些标准做判断。
没有结果，但一步步前行
两次实验结果还是有所不同，因为我没有住院治疗。没有一位医生要求我住院治疗。我虽然被贴上了错误的标签，但未被监禁隔离。此外，每一位医护人员都很亲切。罗森汉等人感到被医护人员轻视，而我却受到亲切对待。有位医生轻拍着肩膀鼓励我，另一位则告诉我：“我知道，听到这种莫名其妙的声音一定把你吓坏了。我认为维思通可以马上改善这种情形。”他的这番话让我感觉分外熟悉，身为心理医生，我也常对病人说：“对于你这种情况，这样的治疗是有效的。”这么说并不是要炫耀自己很有能力，而只是想为病人做点什么，给他们点慰藉吧！
我想我遇到的精神病医生应该也是出于同样的动机，而非愚昧无知，随意开药。有位医生边递处方给我，边说：“露西，千万别掉进深渊里，希望你一两天之后能回来做追踪检查，你也知道我们这里24小时都有人，如果你有任何需要，尽管来，千万别迟疑。”当时我既羞愧又感动，我说：“谢谢你对我这么关心，我实在不知道该怎么说。”他说：“让自己好起来吧！”
自动玻璃门缓缓打开，他走出诊疗室，我则走出医院。天色已暗，满天繁星好像印在黑色锡片上的硬币，闪着冷冽的光芒，它们仿佛在责怪我。我转身看见急诊室灯火通明，里头传来一阵凄厉的尖叫。急诊室里，人间苦痛纷然杂陈，但有医生相伴照顾，视病如亲，也算是精神病学人性化的一面，值得赞许。
罗森汉根据其实验结果，认为精神病学不足以成为一门专科医学。不过综观我们的疼痛门诊、肿瘤中心、儿科病房，也有许多疾病不论是病源、症状，还是病名，都一样含糊不清。例如，癫痫与初期脑瘤的症状就很难分辨。全凭医生的判断，我们不知道罗森汉究竟得了什么怪病。我们只知道他无法说话，必须靠呼吸机维持生命。至于人为什么会生病？生病后会怎样？该如何治疗才有效？我们一无所知。
我很想为罗森汉做点什么。他目前在美国西部的一所医院里，全身瘫痪，无法言语。他的友人凯勒告诉我：“他遭受了许多打击，3年前妻子因肺癌去世，两年前女儿在英国车祸身亡。这些变故让他痛苦不堪。”我想如果我告诉他，我不久前效仿了他当年的实验，并得到许多宝贵的经验。他听到应该会很高兴吧！他已经80多岁了，人生接近尾声。可能不久之后，他就要进入另一个世界。死亡是人类终将进行的伟大实验，至于结果如何，目前还未有人给予反馈。
我想去探望罗森汉。他儿子说：“我想这时候去并不合适，他还是不能说话，体力也很差。”我想像着自己来到了他的病房，不要他说话，只是站在一旁看看他。我想带着自己的这篇文稿以及他当年论文的复印件去看他，让他看到上面密密麻麻标示重点的注记。我想让他知道，我们的著述会流传下去，日后仍会有人引用。我虽不认识罗森汉，却很喜欢这个人。因为我也喜欢戏谑冒险，也同情受苦的人。我曾经是个精神病人，只要有人愿意了解这个一般人相当陌生的复杂世界，都会让我深受感动。
第4章 珍诺维斯之死达利与拉丹的助人行为五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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