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我，现在要迈着大步，从山西进入陕西。
接下来的四天，我穿行在漫天尘土之间，山一直在左侧陪伴着我。我的前方，一条条地平线接连不断地舒展开来，睡意未消的村庄一个个显露出来，全都好像刚从盛宴狂欢中苏醒过来。
不过事实上倒也基本如此：过年可不仅仅是过大年三十那一晚上，人们一直要庆祝到正月十五元宵节，吃好喝足玩儿尽兴。“玩儿”可以指代很多方面，中文里的这个“玩”字几乎包含了所有能给人带来乐趣的活动：孩子们玩球，大人们玩扑克牌、打麻将、去郊外玩、上山玩、玩摄影，或者唱歌跳舞看电影。只要是与工作无关、能让人休闲放松的，都可以算“玩”。
当然，男女之间也能说“玩”。
这几天的徒步就美得几乎可以用“玩”来指代：天刚亮我就上路，中午时分找家面馆吃饭休息。如果附近没有地方落脚，我就到一棵树下躺下，吃几片背包里的饼干。天气已经暖和起来，我不用戴帽子了。有一次，我看到一只小小的蜘蛛正顺着我的裤脚向上爬，它比一枚图钉大不了多少，伸着细腿，在我裤子褶皱间撑爬，看起来被冻得够呛。看见它我很开心，因为对我来说，它是春天送来的第一位信使。
在永济城里，我住进了建于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我所见过的规模最大的国家干部宾馆。宾馆的楼身好似三个巨大的混凝土盒子紧挨在一起，深色的窗户，宽敞的停车场。院墙内园林环绕，汽车道穿梭其间，好似一根根试探的手指。
站在有警卫看守的大门前，我感受到了一种类似来到中国第一天时的不安。那一天，北京的空气所带给我的震惊还未完全过去，我站在电影学院的大门前，茫然不知所措。怎么会有身穿制服的警卫呢？我拖着行李走到一位保安面前，操着教科书上学来的中文，问他我能不能进去，我是这里的语言交换生。让我惊讶不已的是，那保安只纳闷地瞟了我一眼，就挥挥手示意我通过，并没检查任何证件。当时，我花了不少时间才弄明白，每个大门入口处的保安几乎全都是年轻小伙子。他们得到这样的工作所需符合的，仅仅是一定的身高标准，以及愿意为挣不多的钱站到腿麻脚软。
这里也不例外。我随意地挥挥手，门口的两个保安也朝我挥挥手，我冲他们笑笑，他们也笑笑。我走入院内，进入了庞大的混凝土盒子——这家现已对普通民众开放的国家干部宾馆。
睡了一夜，我似乎又有满满的精神上路了。只有一次，我停了下来：一群孩子正围着一架战斗机嬉戏玩耍。那是一架喷气式单引擎歼-5战斗机，中国空军昔日的骄傲。孩子们的乐趣显然在于，在两侧机翼上又蹦又跳地尖声争抢飞行员的位置，看起来玩得很高兴的样子。他们的这种玩法多半也不是第一次了，飞机的上半部分机身已经被蹭得油亮亮的了，好像每天都被孩子们用双手和衣物抛过光一样。
接着没走多久，我便到了万固寺。塔有几分歪斜，山峦终止于寺塔伫立的位置，黄河的泥沼延绵开来。
我爬上一个小山坡，惊讶地发现自己身处一片竹园之中。竹身淡绿，微散着竹子的芬芳，尖部相互重叠交错，在我的上方形成一片篷顶。若是没有地上的雪，我肯定会以为自己在四川，小象的家乡。在那里，湿暖的空气中好似一直飘溢着饭菜香。你知道北方也能长竹子吗？我给小象发去一条短信，但现在还早，她一定还睡着。
塔门前，一群年轻人围在一起讨论着票价的问题，卖票的妇女一脸无奈的表情。她头顶上挂着一块价目牌：每人两元。见到我走近，几个小姑娘有些害羞地咯咯笑起来。她们大约十七八岁光景，显然个个都为这趟郊游精心打扮了一番。还是他们在集体约会？我掏出一把纸钞放到柜台上。售票员正伸出手指准备数出一张票的钱时，我摇摇头，指着身后那群年轻人说：“他们跟我一起的。”
几分钟后，我心惊胆战地坐在三十米高的台子上，开始问自己我干吗要上来。我不敢往下看，只好盯着旁边刻满了各种爱情誓言的墙壁。
“你得去那边，雷大哥。”坐在我旁边的小姑娘说。她手指西边的地平线，眼睛里闪着光。
天地与那里的朦胧雾气混为一片，“黄河就在那儿，河对岸就是陕西了。”我正试图辨认出什么，突然，几个女孩兴奋的叫声转移了我的注意力，两个男孩站了起来，在台子上来回踱步，好像他们并不是在没有护栏的三十米高的地方。
我两腿发软，手指紧紧地抠着台阶沿，又坚持了几分钟，我便以今天还得赶路为借口，爬回了塔内。
双脚终于再次踏到了地面。我撞见一个身披红色袈裟的和尚，便问他有没有人从塔上掉下来过。他双手在胸前合十，微笑着摇摇头，“佛祖保佑我们！”
通往山谷的路一片寂静。我穿过一个个弥漫着炭香的村庄，嘎嘎的鹅叫、汪汪的狗吠四起。
转过身，万固寺塔火柴般地矗立在远处。从这里看去，它不算高，还有几分歪斜。方才在塔顶所见的雾蒙蒙的地平线，已将我融成了它的一部分，这是种奇妙的感觉。塔顶的一个个小点是人影吗？我眯起眼睛想辨认清楚。是刚才那些年轻人吗？虽然他们根本看不见我，我还是举起一只手臂挥了挥，但愿佛祖真能保佑他们吧。
四大美女
在我北德的家乡巴特嫩多夫有一条小河名叫奥厄，它全长近三十公里，河很窄，几乎没有一处超出两米。在距离树林不远的地方，奥厄顺着一道低矮的瀑布，汩汩地注入一湾小潭里。夏天，孩子们都来这里玩耍：在瀑布顶追逐嬉戏，抓蝌蚪逮小鱼儿，用河里的石头砌出一个个小水坝。
大约在我十二岁那年，我有一次滑倒跌进了水里，衣裤全湿透了。我先被吓了一跳，后来索性让水流带着我向下游漂去，河岸两边绿色的倒影惬意地从我眼前经过。就在奥厄河水推着我越漂越远的时候，我心里想着，如果永远不上岸，这河水会把我带到哪儿去呢？
黄河比奥厄可大得多，五千公里长，很多地方有几百米宽。谁要是在黄河里漂，一定用不了多久便会化作“泥沙怪人”，因为黄河的含沙量高得惊人。岸边的沙石被河水冲走，下沉，淤积在河底，直至河床越积越高，河水泛滥，黄河改道。在中国历史上，黄河决口属于造成损失最为惨重的自然灾害之一，平均每一百年就有一次大洪水，致使两岸尸横遍野。
但我纳闷了：如果黄河真有这么浩大，那我找它怎么会这么难呢？就在定位仪显示出黄河中心的位置，我看到的只是一片无法分辨轮廓的褐色泥淖地，一段堤坝将它与马路分开，零星有几株植物从泥地里冒出头来。又过了一会儿我才明白过来，这片泥沼地多半是为了应黄河再发脾气时的排水之需。
看够了泥沼地，我顺道拐进山里，去杨贵妃的出生地看看。博物馆本身没多大意思，但我觉得想象四大美女之一的杨贵妃在此长大成人的经过十分浪漫。自古以来，中国人就有整编罗列的嗜好，比如“三国”“四书五经”“六艺”“战国七雄”“八大菜系”“龙生九子”，以及这沉鱼落雁闭月羞花的“四大美女”。杨贵妃杨玉环，便是其中之一。
她生活在公元七世纪初的唐朝。那是一个开启了中华文明鼎盛时期的朝代：领土版图扩展至中亚绿洲地带，佛教及各类艺术空前繁荣，流传至今的上万首唐诗创造了中国古诗的巅峰。
直至今天，每一个中国人都能随口地背诵几首唐诗。因此，唐朝也被人们尊称为“大唐”。
当时的皇城位于长安，也就是今天的西安。皇家后宫，公元八世纪前半叶，一位太子正等待着自己新的妃子。
我走在这些因为建于高处而显得好似山中寺庙的房屋之间，四周无人。看着山下黄河褐色的泥淖，我试想着十六岁的玉环接到谕旨召她进宫时的心情。
这里距西安还有两百公里，那时护送她的人要走二十五万步，跨过黄河，途经华山及秦陵，来到华清池。过了华清池，离皇城的城门便不远了，离集市上人群的喧嚣便不远了，离宫内金碧辉煌的庭园不远了，离朝堂上下的权衡阴谋也不远了。
当那年轻女子站在这里向西远眺时，能预料到前方四伏的危机吗？
两天后，我到了黄河边。在这个名为风陵渡的地方有一座混凝土桥，晨雾中，我无法看清对岸的桥头。我停下脚步，深深地吸一口气。黄河在我脚下潺潺流过，这一刻，我已经期盼了不知多久！
然而站在桥上却不见黄河，首先看到的，又是那一片片熟悉的泥地。只是在这里，泥地上成排地立满了干枯的果树。前一次河水上涨至此应该已经是很久之前的事了，我心想，也不知是政府修坝筑堤方法得当，还是近年来黄河频繁断流的原因。
终于，它出现在我脚下。看到它确实仍比家乡的奥厄河要宽大许多时，我着实舒了口气。这里的河宽足有好几百米，我把手臂撑靠在栏杆上，俯望那汩汩流过的赭色的河水，很壮观。
但也有不少泥沼浅滩可见，河水的冲击力不足以带走淤积沉淀的泥沙，水流在这里打起漩涡。
我静静地站着，静静地听着河水淌过的声音。想起了毛泽东的一句话：“轻视黄河就是轻视中华民族。”我一直没明白这句话的真正含义是什么。昨天跟小象通电话时我问她，她只笑笑说：“还能有什么含义？毛老人家的名言太多了，肯定还有类似的说长江或者某座名山的句子！”一辆货车轰隆驶过，引起了桥身的震动。我接着向前走。河对岸的泥淖里停着几只小船，那里便是陕西了。我看了一眼时间：中午十二点。如果加快速度，没准儿今天还能赶到华山脚下呢。从那儿到兵马俑就不远了，古皇城西安也将近在咫尺了。
陕西的景色与山西相差不远，到达对岸后，我迂回穿梭在大大小小纷杂的车辆之间。几位身穿厚棉衣的老大爷悠闲地坐在一家店门前，满脸惊讶地瞅着我。我沿着尘土飞扬的大道一路向西，直到雾气中缓缓显现出铁路桥才停下脚步。修长的脚架延伸向远处，消失了，似乎一直通往北京。我当时在西部旅行时坐的那列火车，是否也从这里经过了呢？那又是什么时候的事？两年前？
从北京到西安的一路并不轻松：虽然坐火车只需二十个小时，但因为正是旅游旺季，我没买到坐票。于是，这二十小时的时间是在汗流浃背的人群和一件件行李间拥挤着度过的，那是一段不堪的经历。就在夜幕刚刚落下的时候，就在母亲们刚刚哄着孩子钻到座位底下铺好的报纸上睡觉的时候，车厢广播里忽然响起了一首歌——邓丽君的那首《月亮代表我的心》。“你问我爱你有多深，我爱你有几分……”她柔软的声音伴着悠悠的小提琴回荡在车厢内，“轻轻地一个吻，已经打动我的心……”她自问自答地唱道。
人群中隐约传来低低的歌声。我朝四周看去，大多数乘客都在小声地跟着哼唱着。无论是坐着的还是站着的，我身边的情侣，门口的那位父亲，还有那位紧紧地把包抱在怀里的老太太——所有的嘴唇翕张之间都是这首曲子，所有的目光都沉浸在自己的梦境中。列车轰轰地行驶在这个暖意融融的夏夜，人们唱着歌，一种不同寻常的感觉忽然袭向我，我似乎正在慢慢浸入对这整个国家的爱情里。
赛跑
暗夜中，华山高耸在我头顶，漆黑一片几乎无法辨认。午夜刚过，整座城市已入梦乡，零星还有几点亮光。我把背包留在宾馆，只带上了定位仪、相机、三脚架、水和饼干。小卖部的老板娘眼神疑虑地瞅瞅我，提醒道：夜里山上冷，路又滑，多加小心！
来到山门，我吃惊地发现虽然已经深夜，但门票还是要买的。虽然中国各种旅游景区都要收门票，但我没想到售票员们夜里也得工作。除了我以外，还有别的游客夜里登山吗？
我敲了敲售票厅窗口的玻璃，没动静。又过了一阵，一个人睡眼惺忪地出现在霓虹灯下：四十块。我将一把钞票递进窗口，换回一张彩色的门票和几张零钱。栅栏状的大门前站着一个保安，他撕下票的一角，扭动手中的钥匙，示意我进去。绿色的路灯照亮了路。没走几步，我便进入了它的光柱之中。铁门在我身后吱呀一声重新关上，紧接着是一片寂静，我只听见门口保安轻声的脚步渐远。小卖部的老板娘说得一点儿也没错：哪怕还在山下，气温已经很低。一级级石阶在我面前的黑暗静谧中延展，我知道，这只是成千上万级阶梯的前奏。
我准备数数登顶台阶的总数。
其实华山并不算高，仅有两千多米，也称不上特别雄伟壮观，但它作为五岳之一，在道家文化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以东、南、西、北、中五方而定的五岳，体现了古代中国人对“世界边缘”的理解。它们被诗人吟诵，僧侣们登顶修行，直至今日，每年仍有无数游客慕名前往。
华山是西岳。去年，我和小象一起去了东岳泰山。当时她刚去慕尼黑上大学，我留在北京，并不带一丝怀疑地认为我们俩之间是没有希望的，我们甚至都不算真正在一起！
然而就在一个春日，她突然出现在我家门口，印花裙子，小象式的微笑。她说，我们有一个星期的时间。
北京楼梯间墙上的涂鸦还太过新鲜，不能待在那儿。我们俩坐上火车，到了山东。
我们去了孔林，去了曾经的德国殖民地青岛，还爬上了泰山。山顶上，就在我们脚下的云海被落日灼得通红时，我突然意识到再让小象离开，并把我的徒步计划真正付诸实施，将会是多么不容易！
现在是第四百六十八还是第四百八十八？每二十级台阶一数的计划看来是以失败告终了，我都不知道自己是否能从一顺着数到一千，而且，肚子在这会儿开始咕噜噜地叫起来。我来到一堵画满了人名的墙前，一屁股坐下，借着电筒的灯光喝橙汁，吃巧克力玛芬蛋糕。现在将近凌晨三点，距离七点日出还有四个小时繁星闪耀的时间，它们一个个好似小小的舞台旋转灯般闪烁着。
我掏出手机，翻找适合爬山的音乐：朋克，太吵；古典，又太优雅；八十年代嘻哈？我犹豫了一会儿，还是想到了更好的：迪斯科！我戴上耳机，选中Get Down on It，按下播放键。
当耳机里响起Shake Your Booty时，我在一片漆黑中手舞足蹈地大声跟着唱起来，享受着在属于我的华山上这个属于我的夜晚。
但路上还有别的人，没过多久，我就遇见了这些别的人。那对在坡前停下休息的情侣？超过他们。那群在我身后嬉笑着用英语跟我问好的大学生？也超过他们。还有那一队身穿鲜艳的户外夹克的退休老人？早就被我远远地甩在后面啦。我就如一道引吭高歌的闪电，而且因为没带背包，我跑起来也压根儿不觉得累。
正在此时，我碰见了四位显然不甘被我轻易超过的年轻人，便在转弯处耍了个小伎俩。眼看我刚把他们甩在身后，他们中领先的那个又冷不丁出现在我面前。一个，再一个。我惊讶地回头看看，只见另外两个人紧跟在我身后，满脸坚决的表情。等一下，我突然想到，这怎么会成了一场赛跑？不是爬山的过程才最重要吗？
后面那两个人也赶上了我。我关上手机里的音乐，耳边只剩下他们和我自己的呼吸声，我意识到自己已经接受了他们的挑战。四周依然漆黑一片，上山小路弯多路滑。在这半山腰上，一场有关尊严的赛跑开始了。
约莫半个小时后，我们前方一左一右出现了两排阶梯平行向上。那几个年轻人冲上右边的台阶攀爬起来，我于是朝左边跑去。脚步越来越大，每一步跨过的阶梯越来越多，我抓着冰凉的栏杆向山顶冲去。相机包和三脚架不住地随着惯性左右拍打着，我却毫不在意，一心只想首先登顶。
两列台阶重新合为一列，前方路上没人，我身后传来一阵夹带着惊诧的呼声。他们难不成被惹恼了？我独自偷笑起来。享受最终的胜利刻不容缓！山顶就在眼前，对手就在身后。
随着海拔的上升，地上结冰的地方也越来越多。山路在岩石、树丛之间蜿蜒，经过一座又一座凉亭。他们其中一个领先了，不久又成了另一个。有一段时间我跑在最前面，但又被超过了。我大汗淋漓，直喘粗气，但它还是发生了：我一脚踩到了结冰的斜面上，猛一下子失去平衡滑倒了。我抓着身旁的树枝，无助地在冰面上打滑，站不起来。一位年轻人已经来到我面前。他是四人中速度最快的一个。借着头戴便携电筒的灯光，我看到一张轮廓分明的脸和一副架在鼻梁上的眼镜，他伸出手拉我站起来。
到达山顶的时候，我并不是第一个，但这对我来说已经没那么重要了。路越来越滑，我们只能一个紧挨着一个朝前走，相互搀扶着通过结冰的路段，没有多余的话语，也不互相争挤。
忽然，我们眼前出现了一块倾斜的岩壁。崖边被铁索隔开了，边沿后方，电筒的灯光投射到一片漆黑的深渊之中——我们到达了东峰。
我扶靠在铁索上，铁链上挂满了金色的小锁，每一把锁上都刻着一对情侣的名字，每一把锁都是一段关乎地老天荒的誓言。我是否也该带一把上来呢？瞟一眼定位仪，时间显示五点，离日出还有两个小时，我感觉到额上的汗珠逐渐变冷。一阵大风刮过，似乎专程等待着我们的到来，转圈、扭腰都无济于事。我们陷在冬天冰冷的拳掌之中，无处可逃。
“我操！”我冒出了一句。所有人都满脸诧异地望向我，这是我们间的第一句话。
接下来的一个半钟头简直分秒都是煎熬。我们躲在山峰下小木屋的背风侧，个个都缩成一团蹲在地上，有一句没一句地聊着天。
“你们刚才干吗要跑那么快？”我一边责备似的问，一边对着手套哈气。
“我们跑得快？”戴眼镜的年轻人笑起来，“我们本来是慢慢走的，突然冒出来一个老外，非要争个先后不可！”
我简短地讲了讲自己徒步的计划，当作对我的行为的解释。
“我们可不能随便就让你超过啰！还在我们的山上。”
“为什么不能？”
“因为我们是正回家探亲的……”眼镜片后面泛着自豪的光，“空军战士。”
六点半，其他游客中速度最快的一队也到达了山顶：竟然是那些退休老人。他们礼貌地跟我们问好，找地方铺好垫子坐下，又翻出冒着腾腾热气的保温壶。没过多久，学生们出现了，剩下的人也陆陆续续到了，山顶这片本只属于我们几个的空地上回荡起他们的说笑声。我们则越发强烈地意识到自己如何沦为了虚荣心的牺牲品，哆哆嗦嗦的牺牲品。
日出弥补了一切，刚开始时，一条亮闪闪的横道出现在天边，慢慢变成了山尖上的一团火光。
黑暗退了下去，红色和橘色交织而成的扇子铺展开来。所有人都着了魔似的盯着远方，直至那耀眼的圆盘最终毅然一跃，将世间万物都浸在自己的光芒之中。“噢！”一声带有几分激动的女音传来。空军战士们和我相视一笑——让我们振奋的不只是这景象，更是这随之而来的暖意。
咆哮
电话铃响了，窗外天已经大亮，时针指在十一点的位置。我真的睡了这么久？我脑袋昏沉地抓起听筒，一个声音通知我半小时内退房，否则将加收半天房费。我说了声“谢谢”，还补充说自己大概还要四十分钟。
十一点半，电话又响了，请我在一分钟之内下楼。我笑笑，挂上电话。
楼下大厅里，前台接待说，我已经超过退房时间了。
“嗯，”我说，“但不就几分钟吗！”
双方都略带焦躁地争辩了几句后，她不耐烦地摆摆手，开了一张收据，和零钱一起放到我面前，还当真了：六十块。不到十分钟的时间，就多收了我半天房钱！
我生气地要求找负责人理论。
一位自称经理的女士出现，面如磐石地跟我解释说，规定是不能改的，欢迎我下次光临。
接下来发生的一切都似在梦境中一般。
我把几张纸币紧紧揉捏在手里。“那这一半也拿去好了！”我叫道，将手里的钱狠狠朝她们脸上扔去，花花绿绿的纸像雨点般落下。
我走到院子里，扯着嗓门吼出几句“欺骗游客”“做生意不公平”之类的话。声波反射在围墙之间，一位清洁女工好奇地盯着我看。
宾馆旁边有一家附带的餐厅。
我拉开门，只见上百个人头攒动，有婚宴。我一时没回过神来，呆呆站了一会儿，方才高举起双手声调沉闷地大声喊道：“真是不好意思，我本来也想祝你们新婚愉快的，但你们这儿的人完全不懂怎么接待客人！”
立刻，我被两名保安推了出去。
宾馆门前的人行道上已经围了一群人，我比所有人都高出至少一头，就这样才好呢！这样才能让他们见识见识我发脾气的样子。况且，他们还很乐此不疲。一个个都在交头接耳地发表着评论，研究我的神态表情，还时不时有几根手指伸出来指向我。阳光刺眼，一个满脸皱纹的老太太从人群中挤出来，问我怎么不去公安局，或者去县政府。
去县政府？
对，走路只用二十分钟。我板着脸跨进政府大门，注意到了头顶写着红字的横幅：春节快乐。
一个短暂得几乎可以忽略的瞬间，我在想，自己不是本来早该在路上了吗？这里离兵马俑已经很近了。
政府大楼有几分冷清，前台让我稍等。我一边啃着手指甲，一边纳闷自己的一肚子怒火现在跑到哪里去了。似乎到这里来，只是为了结束某件自己引发的事情。
一位头发灰白的男人带我走进一间屋里，屋内光线昏暗，我非常礼貌地向他讲述了先前发生的不快。他抽着烟，安静地听着，一脸严肃，还时不时点点头。等我说完后，他打了几通电话，然后问我是否愿意见宾馆老板。
“你到底想干吗？”小象气鼓鼓地叫道，“人家又没对你做什么！”
太阳暖暖地照着，快到傍晚了，我已出城几公里。
“宾馆老板还真来了，”我接着说，“一个穿着西装的胖子。他不停地给我赔礼道歉，满脸是汗，最后还摸出一沓钱要我收下。但我没要，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你知道自己没道理？”小象的声音里带着几分尖锐。
“不。因为我在乎的不是钱，而是那些人应该为他们的行为付出代价，这一点我也跟他说了！”
我尽力发出一声富有感染力的笑声，但电话那头没反应。
“你还在吗？”过了一会儿，我问。“傻逼！”回答是。
谁要是以为“傻逼”跟“牛逼”发音近似，因而也指的是什么好事的话，那可就大错特错了：“傻逼”基本属于人们平时常说的脏话中分量最重的之一，从北京出租车司机嘴里就常常能听到这个词。
小象劈头盖脸地教育了我一顿：可怜的宾馆服务员一点都没做错。人家可提醒了我两遍时间，两遍。就因为我是外国人，也远不能说明我可以想干吗就干吗。还有：那个举世闻名的计划现在怎么样了？谁说的要尽快走回德国？好像比起走路，我倒更愿意跟人吵架！
就在她用四川妹子特有的方式朝我铺天盖地骂来时，我意识到她说得没错：我的脾气还是跟从前一样暴躁。在路上走了三个月，一点也没变。
我还想到了自己抵达西安后得买张机票去北京，签证该延签了。此外，我右脚上一小块皮肤红痒得要命，估计得找个地方看看，但现在可能不是跟她讨论这些的最好的时机。所幸她的火气一般来得快，去得也快。
前往兵马俑的路花去了我五天时间。一路上，我走过一些看似还沉睡在半个世纪前的村镇：褐色的砖瓦房间挂着晾晒的衣物，工厂烟囱烟雾缭绕，不时还有大字标语出现在墙上。大街上能见到的几乎只有老人和孩子，空气中弥漫着烧木柴和煤炭的气味。
在渭南市内，一幅雷锋的画像吸引了我的视线。画像已有些褪色，但画中人看上去依然面颊红润，信心满满。要不是因为手里握着钢枪，整体形象如此悲壮的话，让他做Kinder巧克力（健达，德国巧克力品牌，包装上有小男孩头像）的广告也未尝不可。
1962年8月15日，年仅二十二岁的雷锋被木桩砸中头部身亡。
毛泽东对雷锋大加赞赏。1963年3月5日，尚在他发出“农业学大寨”的指示之前，他就号召全体中国人民向雷锋同志学习。具体来讲，也就是号召年轻人要崇敬他，要以高于师长辈的高度来崇敬他。
如今，情况大有不同。现在每年3月5日学雷锋纪念日，孩子们不再背诵毛主席语录，取而代之的是去公园拾捡垃圾。
我自问雷锋如果还活着，会作何感想。如果他还活着，今年就该有六十八岁了，与胡主席、温总理相当，他也该属于历经从共产主义理想至今无数变革的那一代人。他对毛泽东的看法又会如何？我想起了住在窑洞里的刘爷爷关灯睡觉前对我说的话：“毛泽东啊……那时候已经是个老人了。”
在前往兵马俑出土坑的路上，我拐下大路，走上一条泥泞的田间小道。四周一片寂静，田地温存地躺在那里。西边，落日的金光溢出了地平线。我不由得兴奋起来，终于，路的前方有我曾去过的地方。那老棺木工人还在吗？再次踏上自己曾经走过的街道会是什么感觉？
我一直走到天黑，想距兵马俑越近越好。后果是，我不得不在部队招待所里过夜。起初，我几乎不敢跨进招待所的门槛。在我迟疑着询问是否还有空房时，前台的阿姨热心地说：“别担心，楼虽然归部队所有，但这里也不过是家普通的招待所而已。”我要了一间房。屋内干净简单，唯有床上用品与别处不同。被子上写着大大的红字：空军西安军械厂。我把睡袋铺在床上，躺下。华山上的空军朋友们现在在做什么呢？夜里，我梦见许多许多小雷锋高举冲锋枪，带着友好的微笑，把我从招待所里扔了出去。
棺木工人
第二天上午，我站在兵马俑一号坑展厅里，惊得屏住了呼吸，我简直无法相信具有这般震撼力的事物在我的记忆中竟然无聊透顶。当时的情景我还记忆犹新：经过北京到西安二十个小时的火车和紧接着的公交颠簸，整个展厅在我眼中就好像飞机的停机棚，我的身边人山人海。挤到栏杆前，我朝下面的兵马俑望去，顿时大失所望：不过是几百个灰褐色的人像而已。我也不知道自己当时的期望到底是什么，但那感觉就好像人们挤过半个卢浮宫，好不容易来到一幅又暗又小的油画前，看到画中面带笑容的女人时心想：大家真的都觉得她很美吗？而观者的眼睛是有魔力的。故地重游，这次，我了解到这些陶俑在被挖掘出土之前都曾是彩色的。就在考古学家们一双双惊慌的眼睛的注视之下，颜色在陶俑出土后很短的时间内便剥落消失了。现在虽已有几千个陶俑被挖掘出土并被修复，但和秦始皇陵一样，这支军队的大部还静静睡在地底。最令人震撼的一点或许正在于，人们现在看到的兵马俑只不过是很小的一部分，是整个秦始皇陵的一部分，一个千年夙愿的一部分——统一中国。
公元前三世纪末，罗马人和迦太基人正在地中海沿岸打得头破血流，世界这边天下已定。七雄独存——秦，它的君主嬴政凭其过人的谋略以及同样过人的凶残铲除了所有对手，自封为秦始皇，那是公元前221年。虽然他的朝代仅在十几年后便分崩离析，但他对中国历史的影响是几乎无人能及的，中国大地上接下来两千年的各朝各代都以他建立的君主专制集权国家为典范。
桃园三兄弟结义，隋炀帝开凿运河，明朝大规模修建长城——这一切都不过是为保卫始皇几百上千年前统一起来的中国而已。
从兵马俑出来，我朝着它们守卫的皇陵走去。两公里长的国道蜿蜒而下，我睁大了眼睛。曾经，我也是从这里一路走过去的。快要到达目的地时，我终于在路右侧认出了棺木工的红房子。敲敲门，没人答应。我走进隔壁的餐馆打听，老板娘笑起来：她当然还记得我啊，但这胡子，是这次新留的吧？她给棺木工打了个电话。不一会儿，一辆小拖拉机载着他驶进院子。
拖拉机上停着一具盖着红布的棺材。他下车时，我突然注意到他比我记忆中矮小许多，但他身上的黑色中山装和脸上严肃的笑容依然让他显得很庄重，只不过矮小一些而已。
“你在这儿还能找到我，真是缘分啊！”他把头朝自家房子偏了偏，说，“也就还有三个星期啦。”我知道，他指的是国道扩建，我看见了地面上画出的白线。上次我来的时候，我们就已经谈到过这个话题。当时，我和他们一家人坐在这儿，啃着大西瓜。我的问题一个接着一个：挖掘出兵马俑之后，这里的生活变好了还是变糟了？载游客的大客车就在鼻子跟前开来驶去，不烦吗？他们一点也不怀念从前那种宁静的村庄生活吗？
全家人都像看傻子似的看着我，最后还是已经成年的儿子一一回答了我的问题：发展，他放慢了语速，非常清楚地说，发展才是关键。他的这句话，便是掌控着整个中国夙愿的魔咒。
他接着说下去，眼睛里闪着光，“说白了，发展的意思就是，有游客的地方就得有宾馆，有餐厅，有纪念品商铺，有交通运输工具，其实最后对大家都有利。你想想，这路马上就要扩宽了，可不就是为了方便更多大巴通行嘛！这些不都是发展吗？”
现在，真的发生了。
“你们准备搬到哪儿去？”我问。棺木工面有倦色地摆摆手，“离这儿不远的一个村子，我得在那儿重新盖个房子。虽然我都不知道到时候会不会有生意。”他叹了口气，“你知道最可笑的是什么吗？”
我已经猜出了几分。
“他们付的拆迁补偿费。”他不屑地噘了噘嘴，可怜的老棺木工人。
为了治治脚上那块发痒的皮肤，我第二天起程前往华清池，它位于半山腰上，离大路不远。
池水的医疗效用，尤其针对皮肤问题的疗效已名传千年，甚至大美人杨贵妃也在此沐浴过。
她作为后宫宠妃的日子并不长久，兵变危及皇权时，她卷入朝廷权力斗争之中，无奈被玄宗赐死。直至今天，人们还讲述着贵妃缢死后，玄宗落下的苦泪。在数不清的凉亭、树木和喷泉间踉踉跄跄地走了一会儿，我终于找到了出租浴房的楼。我的那间布满了大理石和仿金装饰，俗气得反倒让我激动起来。
需不需要小姐陪同？门口的女士问我，但我考虑的时间对她来说显然太长了。门咔嗒一声在她身后关上，我独自和泉水待在一起。
要想治疗脚气，把脚在热水里泡上几个小时当然是没用的。而且，如果你之后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的话，皮肤被泡得又涨又软，结果恰恰适得其反，但这我也是后来才知道的。
2月29日，我终于到了西安，西安城似乎在最后的几公里之内从尘土中拔地而起一般。首先，只有一座高速路桥。然后，我来到一个十字路口。路口站着两名交警，正绝望地疏导着交通。
与此同时，道路两边的各种作坊及破旧餐厅渐渐消失，占据它们的位置的，是一栋栋越来越高、离得越来越近的楼房，广告牌的数量在增加。通过长乐门，我来到了古城墙内，玻璃墙体的高楼直耸云霄。现在，我得穿过主干道上熙攘的人群。购物袋无处不在，售卖食物的小摊儿上散发出各种香味，一个姑娘的裤子上写着一句英语：“That's all folks！（到此为止啦，伙计们！）”这一句话形容我倒也有几分合适：横跨古代中国的这条路我走了快四个月，从清朝最后的皇城走到中国的第一座国都，近一千五百公里。这一部分路程已经告一段落，丝绸之路的起点将从这里开始！
一直到晚上，我才意识到今天是2月29日，是妈妈和我每隔四年都要一起庆祝的日子。
我们第一次一起庆祝是1996年。那年我十四岁，父母正为离婚闹得不可开交。那天，妈妈突然出现在我房间门口，说：“他们不能在这儿待下去了！”他们，指的是我的曾外祖父和曾外祖母。
他们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随着妈妈的匈牙利家族从特兰西瓦尼亚逃亡出来的，我称呼他们为“Nagytata”和“Nagymama”（匈牙利语的“爷爷”“奶奶”）。问题的关键在于：他们不仅已经老得干瘪，而且实在无法相处。自从他们住到我们家，家里就如战场：Nagymama是个爱扇人耳光的尖声尖气的复仇女神，Nagytata自从某次有关电视音量的争吵之后，每次走向餐桌时总是拖拉着脚步，手里握着根短棍。
十二年前的这个2月29日，妈妈和我只看到了一条出路：住在埃菲尔地区的舅公，不管怎么说，他也是这两个老人的儿子。我们直接把人卸在他家，不管他是否愿意。就这样，我们把人塞进车里。车行驶在路上，他们俩手拉着手，用匈牙利语互相交谈着。我让妈妈翻译给我听，她说，他们在聊我们刚路过的那片桦树林。Nagymama和Nagytata认出了这种在他们年轻时生活过的喀尔巴阡山区随处可见的树木，认为妈妈和我准备把他们带到一个偏僻无人的地方灭口。妈妈翻译完后，干巴巴地笑了两声。我就在也跟着笑时却发觉，她其实是在哭。
游泳
右臂，左臂，换气，别忘了腿部动作。蹬离池壁，滑行一段，再伸展手臂，身体似乎没有任何重量。透过眼角，我看见一个个小气泡上升。水清而且凉，所有声响都被削弱了，我自己的呼吸声如同一阵阵规律的低吼。似乎又回到了当年在游泳协会的日子，我一抬头，看见站在池边饶有兴致地注视我的宾馆工作人员。
“游得真不错！”其中一个在我靠在池边喘气休息时说道。虽然我摇了摇手，但对他的赞扬还是心存感激，因为游泳基本上是我会的唯一的体育运动。
之前几天过得有些混乱，我楼上房间里有整整一百张粉红色毛主席头像，滚烫地堆叠在我的背包里。那是不属于我的一万块人民币，它们是我到达西安的那天，一位名叫毛毛的女士交给我的。此前，她已经为我付了晚饭钱、我住的星级酒店房间费和导游的费用。“是你朋友Steven（史蒂文）给的。”她把装着钱的信封塞到我手里，我蒙了。Steven跟我连面都没见过！关于他，我只知道他是香港人，已经在加拿大生活了好几十年，对我的徒步似乎很有兴趣，偶尔给我发来几封鼓励的邮件。
我不能收下这笔钱。
但我试图把信封退还给她时，毛毛却说她不想掺和，我得自己跟Steven说。当天晚上，我收到了他的邮件：“Chris, keep the money for now, we can talk about it later！（雷克，钱你先拿着，以后再说！）”
小象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不管怎么样，我都不想在那家星级酒店住下去了。得另外找家宾馆，最好价钱便宜，网速够快。导游表示愿意帮我一块儿找，于是，我把背包扛在肩上，慢慢跟在她后面走。要在这个百万人口的大城市找家合适的宾馆，肯定不是什么难事。
我们在西安城里东窜西跑地走了六个小时，有些宾馆太贵，有些没有网，有些又没有空房。
心里越不踏实，我越固执——一向如此。
傍晚时分，导游脸上的微笑已经夹带着几分备受折磨的神色。在城西的工业园区，我们终于找到了我的理想住处：一家刚开张不久的商务酒店。霓虹闪亮的高楼塔一般地竖在这个钢筋混凝土世界里。我住进二十四层的一个房间，一种完成了某件伟大事业的感觉莫名而生。
实际上，我要面对的问题一个都没少：脚伤、签证，还有信封里的钱，都与之前一模一样。不过，我现在住这家宾馆配有游泳池，每天都有好几十万立方米清凉的水二十四小时地候着我。
没过多久，我便意识到自己还是赶紧从池子里出去比较好。我在更衣室的镜子里看见自己：比几个月前瘦了一圈，头发乱糟糟的，胡子像个草窝——一名脚气患者就是这副模样。
昨天我去看了医生，更准确地说，我去了医院，大清真寺和大雁塔并没给我留下多么深刻的印象。跟小象通电话时，我抱怨脚不舒服，她坚持说我必须马上把脚治好。因此，我去了医院，挂了个号，百无聊赖地坐在皮肤科等着叫号，又观察了一阵其他在等的人。然后，我领到一支药膏，以及至少两周别穿登山鞋的建议，真是令人沮丧。
我决定回自己房间洗澡，坐电梯上二十四楼。走廊墙壁上挂满了酒店各种服务设施的彩色广告：游泳池、歌厅、按摩以及中、西餐厅。我忽然想起晚饭的事，毛毛和她的一个朋友临别前请我吃了顿大餐，并点了一道极具特色的菜：驴鞭。不说肯定没人认得出来，盘里盛的东西看起来就像切片的萨拉米香肠，只在稍稍偏离中心的位置有个孔。
毛毛的朋友笑得就像一位慷慨的施主，一边声称这玩意儿益精壮阳效果不凡，一边冲我眨眨眼。我做出了每一个外国人在类似情况下都会做出的反应：吃下那傻兮兮的驴生殖器，并对全过程进行摄像。
回到房间里，我略有些恍惚地在床边站了一会儿，注视着下方城市的盏盏灯火，接着，我走到电话旁，拨通了按摩中心的电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