徒步中国／（德）雷克著
书名原文：The Longest Way
2008年10月
吐鲁番，中国西部戈壁
我站在国道上，前方有收费站和几家店铺，四周是茫茫戈壁。我用汗淋淋的手紧握着把手，拉着我的拉拉车向前迈步。
脚伤、风、沙漠，还有不允许我通行的警察，所有这一切对我而言，全都无所谓了。
我的心，痛。头脑中的想法仅是，这样的心痛应该停止。
“你不能从这儿走。”胖些的警察摆着手说，腰间皮带上挂着的一串巨大钥匙。从此地到北京四千五百多公里，谁若想打开这一路上哪家面馆的门，定能在这儿找到合适的那一把。
重硕的钥匙串以及低沉的嗓音，使这位警察显出几分领导的模样。
“前面太危险了，”另外那名身穿橘黄色警察背心的警察说道，怕我没听懂，他又专门放慢语速，音调生硬地重复了一遍，“危险！”
音节悬在半空中，风刮卷着大漠尘沙而至。一时间，我们仨愕然地相视而立。这一刻，我真希望自己能从他们身后悄悄溜走，不让任何人察觉。
警察背心指向我身后的地平线，说：“有沙尘警报！整条路都要封起来。”果不其然，空中飘着的两朵饱满的云团正在缓慢裂开，散成薄薄的一层，向我们席卷而来，但我还是得继续走，别无他法。
“钥匙串”猛然想起了什么，“你会说中文吗？”他问。
“会。”我答道。
“啊，会中文啊！”警察背心叫了一声。钥匙串接着说下去：“那掉头回城里去，天色再晚点，这城外就不安全了！”
“我要继续走。”“不行！”“我必须走。”“就是不行！掉头回去，明天再说！”我该怎么跟他解释？“我今天必须往前走！”“你要走去哪儿？”“乌鲁木齐。”“乌鲁木齐？那可还有两百公里呢！”
钥匙串似乎渐渐觉察到了几分蹊跷。“等会儿！”他说，“你去乌鲁木齐，干吗不开车？”
“我一直都走路，我是走着来的，也要接着走下去。”
“走着来的？从哪儿走着来的？”“从北京。”“北京？！”中国人爱在句末加上一个“啊”字表示诧异，“北京啊？！”钥匙串把最后一个音节拖得很长，“徒步啊？！”
“对。”
两位警察互换了一个惊诧的眼神，转而上下打量起我来：个头一米九多的老外，衣服有几处磨破了，胡子、头发因为长期没有修剪而蓬乱不堪，眼里布满血丝，拖着一辆白色的拉拉车走在戈壁滩上。
突然，钥匙串好像想起了更为重要的事情，“护照！签证！”他吼起来。
我深吸了一口气，耐着性子，开始在拉拉车深处翻找他索要的证件。
我从眼角瞥见警察背心好奇地朝前探出身子，钥匙串在一旁正举着对讲机说着什么。从收费站周围的店铺里围拢来一群看热闹的农民。长头发、长胡子的老外在大戈壁里撞上警察，嘴里还一刻不停地嘀咕着鸟语，这在此地已经能算上一桩不小的新闻了——我激起了他们的兴趣。
终于，在哈密瓜和饼干之间，我找到了我的证件包。翻出护照，总共四十八页——才用了三个月，几乎还是崭新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国有财产，酒红色的封页在戈壁无边无际的灰蒙中显得格外耀眼。
钥匙串伸出两根手指来回乱翻，最后停在印有照片的那页上。克里斯多夫·雷哈格，1981年11月9日出生于汉诺威。钥匙串做出副正在核对这一排排拉丁字母的姿态，然后一手合上我的护照，又高声嚷道：“签证！”
“不就在你手上吗？”我的火气上来了，“你要是看得懂的话，早就看到了！”
他不解地再次举起护照一阵翻，我准备趁机再将他一军，“需要我读给你听听吗？”
围观的几个农民笑了起来，警察背心略带顾虑地朝他们瞥去一眼。钥匙串决定对我的嘲弄不予理睬，接着专心翻看手中的证件。我抬起头，望向铺天盖地而来的云。
“德国人？”他问。“是。”“从哪儿来，到哪儿去？”“从北京，到乌鲁木齐。”“一直徒步？”“对。”“嗯……不用别的交通工具？”
“不用。”我想起了“蓝黄瓜”——几周前，弟弟和我蹬的那辆一直吱呀作响的货运三轮车。
他没吭声，显然在思考下一步该怎么办，“在中国待多久了？”
“三年。”“什么职业？”“学生。”“北京？”“对。”“但这上面说，”他一边说，一边飞快地翻找着某一页，还不时抬眼瞟瞟我，“签证是在青岛签发的！”其实我已经两年没去过青岛了，但我还是决定撒个小谎，避免让情况变得更复杂，“对啊，很漂亮的地方！这签证是我去青岛旅游的时候办的！”也不是所有人都有必要知道，北京奥运会期间，外国人办签证不容易，我在北京托人找关系办了这次延签。
钥匙串将信将疑地把话题转移到了其他重要事项上。“这里面装了些什么？”他指着我的拉拉车问。
“衣服，睡袋，吃的，还有水，都是徒步必需的东西。”
“那个呢？帐篷？”“对。”“这里禁止露营！”“反正我也不喜欢搭帐篷在外面过夜。”
“这车，是在德国做的？”钥匙串接着问道。我一时间没听明白他的意思，车是在德国做的？
我不是说自己要徒步回德国吗？趁着一切尚未全盘沦陷，回德国。
“这车是在张掖做的。”我指指身后，回答说。有几个农民还真伸长了脖子，向地平线的方向望去，好像能在这戈壁的远处看见王师傅和他的焊工铺一样。
“可以了吗？”我不耐烦地问，“我今天还得赶路呢！”
“回城里去。”钥匙串把护照还给我，命令道。
我彻底炸了，“不管你们怎么说，我都得接着走不可！我走过雪山，也遇到过沙尘暴，你们这点小风算什么！”
“回去！”“不！”“回去！”最后，还是发生了：一句带“妈”字的脏话从我嘴里蹦了出来。
一瞬间，所有的面孔都紧绷了起来。“不好意思，我不是故意这样说的。”我说。钥匙串一声不出地立在我面前，直直地盯着我。我的眼泪涌了出来。“以后再也不许这样说话，”他吼道，“尤其不能对警察！”紧接着又问了一句，“你这到底是怎么了？”
出发
2007年11月9日
北京
一阵尖锐的响声，我从梦中惊醒，摘下眼罩，目眩：太阳在房间墙壁上投下明媚的影子，热气笼罩着，被子已经在夜里被我踢到了一边。一定已经快正午了，我差点睡过了自己给自己的生日礼物。
从床上跳起来，我冲到窗边，只见一片蓝色的天空，飞机尾部喷出的两条白线悠悠地划过：在这座国际大都市长久不散的灰蒙中，这样的画面难得一见。二十层楼下，一辆客运列车伴着咔嗒声驶进一片平房区。那尖锐的声音再次响起，四周高楼间荡起千层回音。轨道边，有人匆匆赶在列车驶来前收起晾在绳子上的衣物。今天，我二十六岁了，要徒步穿越半个世界，我早就该上路了。
“我七点之前就要从家里出发，在太阳还没升起，整个城市都还睡着的时候。”昨天晚上，我信誓旦旦地宣布道。拂晓时分离开，似乎是我跟自己的北京生活告别的唯一方式。
但我跟邻居小黑和一群朋友在火锅店一直待到清晨，没有谁真的愿意回家，各种食物在桌上堆成了山，啤酒瓶、可乐瓶满地都是。
“你要是不快点走，我就开着车过来撵你！”小黑说道，笑着伸出食指，“哥们儿，保重！”
刚过十一点，其他人大概都还在昨夜的醉意里蒙头睡着。我穿着内衣立在窗边，又疲倦又兴奋。
几个月的计划和等待后，今天，终于要出发了。我决定让这个日子跟其他所有的日子一样，从冲澡开始。
客厅地板上铺散着我的行李：背包，衣物整理袋，两个睡袋，帐篷，薄床垫，装笔记本电脑的小包，两个相机包，徒步手杖，装有电池、药以及其他零碎的袋子。我挂上湿浴巾，站到前几天刚买的秤上。指针远远地摆出，又晃了回来，最终徘徊在一百左右的位置。我还是成功了？“徒步中的一百公斤级选手？”我弯下腰，仔细看了看指针下的数字。不多不少，正好九十九。真是扫兴！有那么短暂的一刻，我想了想是否要喝一大杯茶，最终还是放弃了这个廉价的欺骗性想法。此外，我也完全没工夫耗在这些愚蠢的点子上，我的生日礼物在等着我。
我穿上T恤衫，小心地扯平所有的褶皱，再套上线衣和长裤，接下来是印有“R”代表右脚、“L”代表左脚的袜子。绑紧鞋带，不然脚很快就会磨破，脚伤的疼痛肯定来得很快。
又在屋里环视了两遍，我确认没有落下什么东西，便穿上外套，再一次抚平所有褶皱，把两个相机包一左一右挂在肩上。接下来是背包，上面挂着帐篷、手杖和薄垫子——这旧垫子已经有些磨损的痕迹了。一种沉闷的感觉忽然间朝我袭来：没有新买一床厚些的垫子，我会后悔的。再次站到秤上：一百二十七公斤。我的天！汗已经沁出我的额头。要不还是先到沙发上坐坐，吃两根香蕉再说？正准备卸下背包的刹那，我猛地意识到自己今天有彻底无法出发的可能性。
刚刮干净胡子，新剃的短头发。我一面想象着自己眼睛中充满着期盼的喜悦，一面试图逃避刚才镜子中流露出的那份畏惧。不能再拖了——出发，现在。
大步迈到门口，按下把手。我最后一次转身看看这套即将有陌生人入住的房子：红沙发，电视机，摆着饮水机的冰箱，空空的书桌，桌上，房门的钥匙一闪一闪地泛着光。迈出一步，我站在楼道上，手轻轻一动，门在我身后关上了。转过电梯口的拐角，墙面上有人在不久前写下几个大字：“贱逼女给雷克操！”旁边还写着：“婊子给老外干！”
雷克，是我的中文名字。在第一次到中国之前，来自台湾的我的语言搭档凯青在慕尼黑帮我取的。
我想要一个听起来阳刚但又简单好写的名字。“那这样吧，”凯青说，“你的德语姓是Rehage，就用第一个音节，找一个发音相近的汉字，比如‘雷’是姓，‘雷鸣’的意思。”我很满意。凯青接着建议，再用我德语名的第一个音节，取一个“克”字，“征服”“战胜”的意思。就这样，我有了自己的中文名字：雷克，“雷电征服者”。
现在，我行装齐备地立在楼梯间的一片悄然中。无处可逃地最后一次看到墙上诅咒的字迹：“贱逼女给雷克操！”
小黑试过用彩喷把它们盖住，但没什么用。“女的不会用‘贱逼女’这样的词儿，”他跟我解释说，“肯定是个男的写的。没准儿是哪个被戴了绿帽子的老公，或者是哪个掉进了醋坛子的追求者，你还是小心点好！”
乒的一声响，电梯门开了，我挤进去，按下1，门再次关上。我的目光最后一次瞥过“老外”这两个字，电梯便开始咕隆隆下行。走出楼门，踏进阳光里的时候，我心里想着，大概我永远也不会得知这些谩骂出自谁手。光线照得我眯上了眼睛，我送给自己的这份生日礼物是如此的鲜亮、如此的美好：徒步回家之旅的第一天。
百万富翁
振动，紧接着响起一阵铃声。我睁开眼，只见一片漆黑，连个窗栏倒影也没有。该死的手机闹铃，我昨天怎么忘了把它关掉？
伸手摸向睡袋边微弱的蓝光，隔了好一阵我才看清时间，早上六点。有电话打进，德国的号码。
那边正是半夜，把手机举到耳边时，我心想着。
一阵信号不好的杂音之后，我听到父亲的声音。他为我担心了，因为昨天，我的手机一直关机。“注意安全，孩子！”他一直重复这句话，虽然信号断断续续，我依然隐约听出了他语气中夹杂的几分担忧和几分无奈，“你要懂得合理分配体力！”
我忍不住笑了。我多想跟他讲讲第一天的行程啊：院里的老人们友善地挥手道别，穿行在北京四四方方的街道间，冲出车龙人海的重围。傍晚时，我到达卢沟桥边的一家小旅馆。一群游客邀请我一起吃饭，兴致勃勃地询问起我的计划。
但我说出口的只有一句话：“别担心，我会好好照顾自己。”
大概一个小时后，我站在卢沟桥上，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真的完成了第一天的目标！
“出大都十里便至桑干河。商船过往，直至大洋。一石桥跨于河上，世间无与之能及。”七百多年前，马可·波罗曾多次描述这座桥。
元大都，世祖忽必烈的汗八里。如今皇廷宫阙已无，留下的，是现在的北京城。卢沟桥还在，或者说，十七世纪重建的卢沟桥还在，而那桑干河好似已经消失了。泥土堆积的宽阔河床上流淌着的，只剩下一条小溪，真是令人感伤的一幕，一个个粗壮的桥桩显得好像被安错了地方。
早上的阳光很温和，充满了希望。我靠在栏杆上，享受着这能将背包的重量暂时搁一搁的时刻。
马可·波罗真的到过这儿吗？很多人认为，他游记中记载的都是从别的旅行者那里听来的故事，我倒以为未必。
他回到欧洲后，被威尼斯人戏称为“百万富翁”，就因为他没完没了地跟人讲蒙古可汗如何富甲天下，讲自己在他乡曾拥有过多少荣华。在我眼里，他倒更像一个对自己命运怨尤交加的人，只能将自己封闭在那回忆与幻想搭建的世界里。每个归家游子心中，都藏着一个小小的百万富翁吗？
我伸手抚摸这些光亮沁凉的石栏。很久很久以前，这位威尼斯人或许就曾站在这里，身上缠裹着商人的宽袍，手牵一峰骆驼，或者一匹马。身后，是大都宏伟的城门，脚下，是通往欧洲的漫漫长路。这样一幅画面，打动了我。
一群游客蜂拥而至。集体合照，最好得在桥栏的石狮前取景，他们一个个精神饱满，身无负重，我自己显得像一头立在羚羊群中的大象，我此刻最想做的事便是坐下歇歇。
“快看哪，老外！”一位从远处看好像戴着一顶彩色游泳帽的妇女发现了我，便兴奋地大声清数起我背包外面挂着的行李来，“帐篷、睡垫、登山杖，还有还有，他把拖鞋也挂在外面！这是要去哪儿呢？”
“噢！”她身边站着的那个人叫了一声，别的人也饶有兴致地朝我的方向望过来。他们发现了我能听懂他们说什么吗？他们会不会过来要我跟他们合影，手做“V”状，说句“茄子”？快跑！我全速朝桥的另一头跑去，帐篷、睡垫、手杖、拖鞋在背包外上下颠晃着。
为什么每当别人问起我的计划，我就如此不安呢？我像个小偷一样地溜出了北京城，昨天旅馆里遇到的那一群游客，我也敷衍了过去。
我这是准备走到哪儿去，是他们问我的第二个问题，紧跟在“你从哪里来”之后。
“到……呃……保定。”
低声的交头接耳，一个妇女似乎既忘了继续刚才的咀嚼动作，也忘了把嘴巴合上。最后，还是已有几分醉意的领队开了口，“保定？！那可还有四百里呢！不可能走过去的！”
这可让我说什么好？四百里，大约两百公里，我自己也不知道能不能背着肩上的行李走完它。实际上，我还要走到西安，穿过戈壁走到中亚，一直走到德国。但这些还是不说为好。
我一边含糊地挤出一句“看看再说吧”，一边有些羞愧地咬了一口手里的馒头。我像往常一样拒绝了别人递来的白酒，只喝可乐，然后便早早洗了澡，上床睡觉。
卢沟桥和那一团的游客已经被留在了身后，我转向西南，朝保定走去。如果脚的情况都好的话，我一周后就能到，但我现在已经感觉到了鞋子微紧的地方磨起的水泡。
一辆轿车驶过，后排坐着的小孩看见我便手舞足蹈地冲着父母叫起来——那儿有个老外！手机又响了，是佩佩从北京打来的。她听起来很不高兴。“你还真的走了。”她说。我盯着自己脏兮兮的鞋，不知道说什么好。
“我们现在不是已经做朋友了吗？”我故意轻松地跟她说，“其实我离北京还很近。”她没笑。
“给我发一首你走路的时候常听的歌吧！”她说。今天晚上到旅馆就发，我心想着，一首发给佩佩，一首发给小象。
但现在我得先找个地方吃饭，还得买手机充值卡。号码是全国漫游，接听电话也要付费。我朝长辛店的街道望去，暗想自己运气还挺不错：树冠堆叠在一起，构成了一顶绿油油的华盖；华盖下面，一排排餐馆和商铺在路两边延伸着，一眼望不见头。自行车和行人都过往匆匆，不时地有一辆车开进人群中慢慢地挪动。
一想到一碗香喷喷的面条，我的脚步便轻快了许多。难道不能一路都这样走下去吗，一直到德国？小吃店一个挨着一个，整整一万公里，满满地飘着饭香？
当我说自己要多买几张时，卖手机充值卡的妇女用奇怪的眼神瞟了我一眼。一沓粉红色的纸币，换了十张印有北京奥运标志的充值卡。还有九个月，北京将迎来中国的第一届奥运会。然后，我走进街对面的一家小面馆，把相机和背包放到椅子上，解开外套和线衣，要了一杯冰可乐和一碗面，双手轻轻地捂着脸休息，脑子里全是小象在打转。
我们认识的过程实在算不上浪漫。两年前春天里一天，本该在北京的教室里上中文课的我，却在成都潮湿闷热的大街上寻觅好吃的馆子。这属于我另外的一个计划：与其和别的交换生一起在语言班里浪费时间，还不如四处旅游，吃遍各种好吃的。
在成都的这一天，我站在大街上向一位穿着花裙子的年轻姑娘问路，聊了几句后，她答应和我一起吃饭。原来就这么简单，跟她坐在火锅店里时，我想。而且对我来说，情况也很不错：婷很可爱，风趣。深红色的辣椒在我们俩之间的锅里沸腾翻滚着。正如我胯间预演的喜悦。
不过后来，全砸了。
“你开什么玩笑！”听到我巧妙但又足够准确的暗示，她气鼓鼓地说，她的样子不是被吓到，而是被逗乐了，“我刚十八岁，父母就住在旁边！”“但是……”“没兴趣！”
噢。
失败也是难免的嘛，我心想。不幸的是，失败不仅仅于此，我也在火锅面前败下阵来。仓促地说了句再见，我满脑子想的全是回到宾馆，越快越好。我当时很肯定地认为，这姑娘以后再也不会跟我有任何联系了。
正因如此，几周后她告诉我，想介绍她在北京的两个朋友给我认识时，我简直有些受宠若惊。其中一个女孩在学德语，准备去德国上学。
等一下，我是不是有什么地方理解错了？她可是知道我跟女孩子都怎么打交道的呀！
“我当然很乐意！”我答道。
几周后的一个晚上，婷的两个朋友一左一右地坐在我家电视机前的沙发上。年纪大些的那个带来一部电影，关于一个陷入恋爱中的东德异装癖的故事。她滔滔不绝地讲着自己对至死不渝的爱情的观点。年纪较小的那个害羞地坐在一旁，不怎么说话。我则忙着落实我的计划——说服她们俩玩三人行。时间一分又一分地过去，电影场景换了一幕又一幕，终于，那位讲述永恒之爱的女孩把手放到了我的腿间，咯咯地笑起来，一直不说话的那一个则难堪地把头扭到一旁。
当然，这一晚最终没能翻云覆雨，另外的事情却发生了。在永恒爱情女孩离开客厅的几分钟里，我从那张安静的嘴里掳来一个吻：犹豫的，柔软的，悠长的一吻。那双漆黑的眼睛，在她快乐时，便闪着光。小象。
同伴
通往保定几乎是一条笔直的路。邻近市区时，一个个灰蒙蒙的村庄有如项链上的珍珠般连成一串，路在这里划过一道道弯。马路上的司机却对这些弯道毫不在乎，所有的轿车、货车、客运车、三轮车都开足马力，从村民身侧飞驰而过，喇叭声歇斯底里。
我决定稍事休息，顺便从旁欣赏一下这份熙攘，便在一家家具店门口搬了把椅子坐下，休息一下对我脚上的水泡也大有好处。四周堆满了已经组装好的沙发和软椅。过了一会儿，家具店女主人走出来，惊奇地瞅了我几眼后，问我要不要喝茶。
这时，“妞妞”一瘸一拐地跑了过来——一只毛发蓬松、样貌可怜的小黑狗，人们从远处已经能看出她的腿有些不正常。等到她摇晃着尾巴靠近时我才看清，她的两只前爪都生生地折断了。摸过她的人会发现，她身上一块暴露在外的浅色部分，是伤口愈合时没能长回原位的骨头。
“她呀，命大！”女店主推过来另一把椅子。我们的目光越过茶杯，停留在街上往来的车龙上。
妞妞躺在地上，任人挠痒，她粉红色的小舌头满意地在鼻尖上舔来舔去。“我们都可喜欢妞妞了，但她一直很好动，总从院子里跑到大街上，根本看不住。这儿过路的车开得多快啊，终于有一天，还是出事儿了。”
“那是兽医把她救活了？”
“什么兽医啊，我们这儿可是农村！我把她捡回家，也没抱什么希望她能活下来，但是几天后她还活着，拉撒得要人把她抱到门外。‘妞妞，拉不？’我这么问她，如果她抬起头，就说明她要出去。很可爱的一只狗。”“她现在还往街上跑吗？”
女主人愣了一下，然后笑起来，“幸好不跑啦！我猜，她自己也吸取教训了。”
走了几公里，我看见一只杂交牧羊犬被拴在路边的电线杆上，四周尘土漫天。它不停地绕着电线杆狂奔，拉扯着链子奋力向上跳，还冲着驶过的车辆狂吠。如此绝望的动物，我心里估摸着它到底经历了怎样的不幸，或者也只是妞妞运气好而已？
我沉浸在自己的思绪里，拖着伤脚，继续沿国道走着。忽然，一个与这公路上的忙碌车流格格不入的人出现了：他骑着一辆时下流行的山地车，身穿深蓝色户外冲锋衣，戴一顶米色鸭舌帽，整齐的胡子让他看起来像个日本人。噢，一位日本朋友，我心里想。就在他从左边慢慢超过我，并惊诧地瞥我一眼时，“Hello！”我喊道，他脸上浮现出一个害羞的微笑。接着，他便加快了速度，消失在公路的来往车辆中。走了几百米，我又看见了他。这位日本朋友双脚支在地上，正摆弄着手里的计速器。我想，他大概有兴趣跟我聊聊天，还真是！“你会说中文吗？”就在我以步行的速度从他身边经过时，他问，特地放慢了语速，一字一句非常清晰。原来不是日本人啊，我竟有些失望。得到我肯定的答复后，他脸上一亮，跟在我身边慢慢地蹬着他的自行车，一个接着一个地向我提出更多问题。
“啊，你会中文！”“会一点点。”“你从……哪儿来？”“德国，我之前在北京住过。”“那现在准备去哪儿？”“去保定！”他从车上下来，咧嘴笑开了，“我也要去那儿！我叫朱辉！”
他也要到保定？不过也是，这308国道就是从北京直通保定的。那现在我该怎么甩掉他呢？我可不想跟别人一起走，更不想跟一个我根本不认识的骑车的人一起走。
“我也不是直接去保定，路上还有别的地方要看看。而且，我走得很慢嘛！”我解释道，试图以此打消他跟我同行的想法，却不大奏效。
“那……你准备看些什么？”
“前面涿州的双塔，比如说。”
“那好，我跟你一块儿去！”
涿州是个中型城市，进了城，国道便划过一条长长的弧线，线两边布满了商铺和旅馆，砖和混凝土墙面上的彩色广告显得格外耀眼。自行车、行人穿来往去，唯独那闻名的双塔却不见踪影。我的同伴找人问路后，我们拐进一条蜿蜒在许多居民楼间的迷宫似的小街。
一面刷成白色的墙壁上有一则电器商店的广告：聚宝园，下面印着地址和联系电话。这名字对一家卖风扇和刮毛器的商店来说，也太雅太悦耳了吧。我正忍不住偷笑起来，朱辉突然激动地拽拽我的胳膊，指向小街的另一头。就是那儿了：一座塔孤零零地直立着，并不比周围的房屋高出多少，密密麻麻的脚手架将它层层围住，好像给它罩上了葬礼上的面纱。
我们后来失望万分地发现，塔正在整修，不向游客开放。不过，再走几条街还有一座塔。来到塔门口，我们听见几个老太太正在激动地争论。就在发现我们到来的那一瞬间，她们立刻全都住了嘴，用猜忌的目光注视着我们的一举一动。朱辉锁上他的自行车。
“阿姨，打扰一下，”他礼貌地问其中目光最严厉、最像管事的那一位，“我想知道，参观这塔要买门票吗？”
“你们不能进去！”她大声说道，站起了身。很明显，她的确是管事的，这座塔是她的，她要保护它不受我们这些闯入者的侵犯。
我们俩一头雾水。“为什么不行啊？”朱辉问。“在装修。”“但都没架脚手架啊！”“那边那块牌子看见没有？”管事阿姨应接道。
将塔与我们隔开的墙壁上，钉着一张锈迹斑斑的告示：“禁止入内”，上面歪歪扭扭地写着字，下面还有一行：“小心有狗！！！”三个感叹号一个比一个画得低，就好像写字的人正被这些凶残的畜生撕咬一般。
不能进去参观双塔，我沮丧极了，它们可是大约一千年前辽代的遗迹啊。
那时，契丹人统治着这里。他们信奉佛教，英勇善战，统治长达两百年之久。后来，成吉思汗的大军攻至，他们四处逃散，直到最终完全消亡。仅有一些建筑物还遗留下来，涿州双塔便是其中之一。
我正有些心不在焉地寻找着一个合适的拍照角度，只听见一阵窃窃私语。没多久，管事的那个向我的同伴走来。“你那外国朋友，他从哪儿来呀？”还没等朱辉答话，她又已经疑心重重地接着问道，“他的自行车呢？”
最好今天不接着走了，找个旅馆住下来。脚上磨起的水泡实在难受，尤其是两个小脚趾，每走一步都似在受烙铁灼烧之刑。朱辉也同意在涿州住下，特别是当他想起自己在城里还有事要办的时候。“跟人有约。”他笑着说。我们一道穿过市场，来到一个较宽阔的广场上，交换了手机号码，并说好明天早上再在这里碰头，一转眼，他便消失在人群中。
我站在原地没动。这个朱辉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他说自己三十出头，家在新疆，是健身教练，现在正骑着自行车到各个城市参加跆拳道培训。他身上最吸引人的地方是他的胡子，他悦耳的嗓音，还有他常常挂在脸上的笑容。
忽然，我的惊喜被脚上的刺痛更明显地反衬出来——广场角落里一栋带窗户的房子上，闪着“旅馆”两个字。这些肯定都是“文革”前修建的，我穿过昏暗的大堂，把护照递进前台的小窗户时，心里有些怯怯地想。跟接待说了几句话，递过去几张皱巴巴的纸币，填好表格后，我拿到一把房间钥匙。一边喘着粗气，我一边爬着楼梯。下方的过道空无一人，似不见底，一种奇怪的空间感压迫而来，我加快了脚步。
终于到了房间，我把背包扔到一张床上，自己倒向另一张，两臂张开，一动不动地盯着天花板。
角落里，一只小蜘蛛吊挂在暖气管上。朱辉还在外面，明天，或者从今往后还能不能再见到他，我不知道，反正今天晚上的时间是属于我一个人的。我能用热水泡泡脚，还有几个小时整理照片，写博客。要不要跟当年在法国走路时一样把水泡戳破算了？我抬起头朝窗外望去，天空淡灰的阴影正慢慢融进一帘幽黑里。一个寒战，我突然觉得全身发冷。距第一场霜冻，还有多久呢？
桃园两兄弟
“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这是罗贯中所著《三国演义》的开篇第一句。
我到广场时，朱辉已经扶着自行车在那儿等着了。“早啊，小雷！”他脸上的笑容穿过拥挤的人群。我竟然惊讶地发现，自己看见他也有几分高兴。
买了几根香蕉做早餐，我们便上路了。“今天，”他做出一个表演舞台剧般的手势，“我要推着自行车走路，跟你一样，看看到底是什么样的！”
出城前，我们在一所学校门口停下。学生们正在校园里做早操，几百，不，上千名学生整齐地列着队，曲伸着手臂，尖锐的口号声从一只有些嘶哑无力的喇叭中传出。远处，从烟囱里袅袅升起的浓烟散开在深灰色的天空里。
学生们将双手慢慢举过头，合拢，我忽然想到了小象。几年前，在绿荫葱茏的中国西南部，她也曾这样站在操场里：扎两条辫子，双臂伸开，满怀着一个个梦想——她那时就已经想去德国上学了吗？
“Hello！”几个学生发现了我们，鼓足勇气喊出一句英语。“How are you？”他们问，我清晰地答道：“Fine, thank you.”在我回问“And how are you？”时，只有一阵嬉笑传来，还有几双手举起来害羞地蒙住了脸。
一位老师走过来问我们是否需要帮助。我回答说，我们俩一个来自德国，一个来自日本，能不能领我们简单地参观一下校园。在几百双眼睛的注视下，朱辉好不容易才忍住没笑。学生们个个都兴奋不已地看我如何与校长握手，如何有模有样地拍几张照片，如何赞扬他们学校和涿州市。
回到国道上，朱辉再也忍不住了，扑哧一声笑起来，“他们真以为我是日本人！哈哈！”他忽然停下脚步，一脸疑惑地望着我问：“我真的像日本人？”沿着尘土漫天的辅道走了几公里后，我们又看见一所学校。公路边高高的围栏内，是一片铺满红色和蓝色毡垫的操场，还有很多枪刀棍棒。一名健壮的教练站在旁边，挥着教鞭发号施令。朱辉忽然激动起来。
“原来是一所武术学校！”
孩子们都一副小学生模样，整齐一致地穿着红白相间的校服，操练时还不时朝我们瞥一眼。有几个害羞地抿嘴笑着，哧哧的笑声此起彼伏。教练发现了我们，怔了一下，便一言不发地挥手示意我们进去。
这里的生活对孩子们来说肯定不容易，走在楼上空荡荡的寝室区时，我心里想。朱辉留在楼下接待室跟教练探讨起各种教学和训练方法，我则带着相机四处转，寻找些摄影题材。
构成这里生活的，似乎只有两大主要部分：纪律与俭朴。每十二个人一个房间，屋里除了绿色上下床以外，没有任何别的家具。私人物品我一件也没看到，只有一张手写的作息时间表贴在墙上：起床，早上六点十分；灭灯，晚上八点半。其间的每一个小时都被操练、上课、吃饭、保洁安排得满满的。这里没有周末，每天一样。
一个羞答答的小姑娘不知从哪儿冒出来，在我身后的门边站着。她是老师派来回答我的问题的。
肯定是朱辉告诉了他们我是记者，我一边猜测，一边指挥小姑娘摆个姿势照相。她今年十五岁，到这里已经半年了。最初是为了减肥来的，她告诉我。经她一说我才发现，她的确有些胖嘟嘟的。
“我以前很胖，”她不好意思地笑起来，“所以我爸我妈才送我到这儿来了，要住六个月。”
“那你不是就快可以回家了？”
“本来是的，”她的笑容又展开了些，“但我想在这儿待下去，这儿挺好的！”
接待室里烟雾缭绕，朱辉和两名教练谈兴正高。我端着一杯茶，在挂满奖状的墙边溜达。这时，门开了，操场上那名强壮的教练走进来，板寸平头，宽颊骨，方下巴，近看他显得比先前更加健壮。
“啊，德国人！”他听了我的自我介绍后叫道。还没等手里的茶凉到可以入口的温度，我已经卷入了一场有关纳粹和二战的讨论之中。
再回到国道，朱辉和我开起了那位教练的玩笑。他的那些理论！让我感到高兴的是，我的这位同伴不仅性格和气，而且还时常给人些小惊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