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我们稍微绕个道！”他指了指主干道车流一侧的岔道，“桃园结义的那个桃园就在前面，我们得去看看！”我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这个《三国演义》里描写的地方真的存在？而且就在我们的路上，在华北平原？我的眼前顿时出现了一个个高大威武的绿林好汉，手持长枪，身着铠甲，长须迎风，怒发冲冠。刚拐上长满桦树的岔路，朱辉便按捺不住自己的兴奋，讲起故事来。那二十一世纪经济迅猛发展的人民共和国被我们遥遥地留在身后，空气里充满着来自远久的马蹄声、战场上厮杀的声音、兵器间碰撞的声音。
公元184年，大约在秦始皇统一中国四百年后，汉朝摇摇欲坠：粮食歉收，洪灾泛滥，游牧民族入侵，朝廷已经病入膏肓。高高皇城内，荒淫昏庸的灵帝不理朝政，宦官专权，朝堂上阴谋奸计重重。全国各地爆发起义，领袖人物趁机掌权。
这场由此而生的战争持续了近一百年，汉王朝灭亡后，曹魏、蜀汉、孙吴三分天下。近两千年来，这段在中国历史上被称为“三国”的时期为亚洲文化孕育了多少战役传奇、多少良谋上策、多少英雄故事。
谁又会想到，这个满地桦树、农产丰盛的小城市涿州，曾经在这段历史中扮演了如此重要的角色呢？正是这一年，公元184年春，一名鞋匠、一名屠夫和一名武士相会于此，寒暄罢，共谋大计。
第二日，三人来到屠夫家桃园内，在粉白交错的缤纷桃花中饮酒结拜，只为报国大业。三十几年后，出身没落王室之家的鞋匠在西方建国，国号蜀，自此，刘备之名，无人不晓。
他的两位兄弟，惯用丈八蛇矛的屠夫张飞和手持大刀的美髯公关羽，都因其忠诚勇武的形象而被历代传诵。
至今，张飞的样貌大多目瞪珠圆，为的是表现他为保护主公刘备誓不合眼的决心。而关羽更被尊为神：不计其数的人家中、店铺内都挂着他的画像。须髯甚美的武帝，任凭世纪流逝，护佑着人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他可以算是南方人最为敬重的神祇之一。
“前面就是他们当时喝酒结拜的地方！”朱辉指着一堵红墙说，满心喜悦地咧嘴一笑。售票处的两位老人正在专心地下象棋，不过还是卖票给我们，并提出可以在我们参观寺庙时帮我看着背包。
寺庙？
通道尽头是一个宽敞的院子，院子的另一侧还真有一座新建的张飞庙。红砖砌成的墙身，优雅的绿瓦飞檐，汉白玉台阶边立着的细栏杆，倒也不是无法入眼，但实在太新、太完美了。
朱辉指给我看一块写着“桃园”二字的指示牌。转眼间，我们已经置身一片枯树之中，它们一个个干秃得好似倒插在土里紧绷的手指头。树丛中间有一座台子，上面立着三兄弟饮酒的彩陶人像。
油乎乎的帽子和长长的胡须使他们看上去像三个特大号的花园装饰陶俑，我好不容易才止住了笑。
“请问《三国演义》里描述的那些美丽的桃花在哪儿呢？”我问。朱辉笑起来，“现在已经快冬天了呀！当然没有花啦，不过说不定他们将来会种些塑料花代替？”
寺庙里，一位老道正在看报。游客们付给他些零钱，他便替人算卦。像酒店里的大堂侍者一样，朱辉伸出一只手臂，满脸期望地看着我，“多好的机会啊：算算你能不能走到德国！”
千万别，我怕的就是这个！早知道就不告诉他我的计划了！我不安地原地踱来踱去，一再向他示意性地望向门口，朱辉则跟老道士小声地说着什么。
“抽一个！”他举起一只装满竹签的筒，响亮地对我说。好吧，也没什么大不了的。我抽出一根签，放到老道士皱巴巴的手里。
“嗯。”他一边低低地应了一声，一边研究着手里那根签，并将它放在一张纸上，慢慢移动对比着。我不解地瞅瞅朱辉，他却只高抬了一下眉角。
“啊，”老道士终于开口了，他双手握签对着我说，“你的目标都会实现，生意也会成功，你的后代都是大学生。”
哈！
我谢过他，放了一些零钱在桌上。离开寺庙和桃园，我们抄捷径回到国道。我强迫自己加快速度，今晚要想走到高碑店，路还远着呢。脚上的水泡却折磨得我一次又一次停下来，休息休息。
故障
一面墙上用大字喷印着“生男生女一样好”的标语，我站在墙跟前，不禁感叹自己离首都竟然已经这么远了。在购物中心云集、马路交叉缠绕的北京，这样的标语估计早已在十多年前就为路易威登或者阿玛尼的广告腾出了位置。
而在这里，在树叶遮掩下的村庄的宁静中，空气里隐约飘过阵阵烧煤的气味，时间似乎停止了。
我取出装着广角镜头的相机，记录下这一片刻。轻轻按下快门，机身内的反射镜伴随着咔嚓声，这句标语的图片出现在了相机显示屏上。
忽然，一切全乱了。显示屏全黑，相机不再有任何反应。我花了几分钟时间，将所有按钮都按了一遍，换了电池和存储卡，最后还是忐忑不安地放弃各种尝试。
从买齐相机的所有设备到现在，还不到一个月，这么快就已经有一个寿终正寝了？
我决定到前面村子里找个地方好好检查一下，为了防止灰尘掉进机身里，必须找个封闭的屋子，不能在室外。我走在拖拉机碾出的车轮迹之间，幸好路面已经因为低温完全冻住了，我的脚这才不会陷进泥浆里。马路拐角处，一位裹着头巾的老太太一边堆木柴，还一边自言自语地嘀咕着。跟自己说话的人，这时并不只她一个，我嘴里喃喃的抱怨也被风吹散开来。突然发现自己有些想念朱辉，徒步时有个伴儿是一件美好的事情。
昨天，我在一家路边小店吃过午饭后，竟然累得打起了瞌睡，两臂交叉放在胸前，头歪倒在一边。
猛地一惊醒，我慌忙四下看去，一切仍和刚才全无两样：相机和定位仪在我面前的桌子上，背包斜靠在墙边，甚至连我的空碗也还在原来的位置。
朱辉坐在我对面，手里拿着手机，冲我眨眨眼。“你睡着了！”他非得戳穿我不可，接着又笑呵呵地补充说，“我把你照下来了。等会儿发到我的博客上去，行不？”
今天上午说再见时，我还真有点舍不得。
站在我们住的宾馆门口，朱辉坐到自行车座上，戴好手套和帽子，一只脚踏在脚蹬上。“雷克，话我就不多说了，反正我们肯定还会再见的。别走得太慢，但也别太快，到了新疆记着来找我！”他笑着说，“祝你一切顺利！”
然后他踩下脚踏板，车轮转动起来，越来越快。他头也不回地举起一只手挥挥算是道别，便渐渐消失在了晨雾缭绕的车水马龙之中。
我给自己买了一瓶酸奶，沿着国道朝保定走去，和朱辉一样。
不知什么时候，我来到了一个盛装染料的空桶堆叠成山的院子。院中间燃着一团火，两个年轻人正忙着在桶上打孔，以便把它们当烤炉管道重新卖出去。我停住脚步。他们俩都来自南方，外出打工来到这里，还不习惯北方寒冷的冬天，他们会不会想家呢？“我在家已经订了婚啦！”个子高些的那个眼睛亮亮地说，“钱一挣够就马上回去，办婚事！”
我问他们有没有看见一个骑自行车的日本人经过，回答是没有。等他们老板过来，跟我嚷嚷着“外国人禁止入内”的话时，我也觉得自己该接着走了。没过多久，我便来到了墙上喷着那条标语的小村子。
七八个小朋友在岔路口发现了我，舞着手里的竹竿，大声吵闹着朝我跑过来。
“这儿有小卖部吗？”我问，却只看见一双双疑惑的眼睛。“那餐馆呢？”所有嘴巴都张得大大的。“那你们平时都在哪儿买冰淇淋？”他们看起来好像真的不懂我在说什么。正当我不耐烦地准备走开时，一个耳廓大大的、身穿摩托夹克的胖男孩终于鼓起勇气，说出了那句似乎不可道出的话：“他会说中文！”小群体发出一阵起伏的哄闹声。
不过，这个小村子没有小卖部。
“去问问那边那个阿姨嘛！”另一个男孩建议说。我转过身，一扇门半敞着，门间坐着一位阿姨，身边放着一盆菜头。她直愣愣地盯着我看，就像看见了怪物一样。我穿过马路，走到她跟前，努力礼貌地说：“阿姨，您好！”没有任何回答。“我可不可以在你家里检查一下我的相机？”
一种完完全全的莫名其妙从她的眼神中流露出来。我感到有必要跟她讲讲自己为什么需要封闭的房间检查相机，讲讲我徒步走到保定的计划。我正说着，却发现她一边摇头，一边把菜头盆子往屋里拖着，准备关上门。
“试试下一家吧！”我那群跟班里的另一个说。于是，我叩响了一扇门上狮头形状的铜门环，大家都屏住呼吸等待着。门吱吱呀呀地开了一道缝，半张脸露出来，不耐烦地上下打量着我。“阿姨，您好！”我说，“能不能麻烦您让我进屋检查一下我的相机？它好像出了点问题……”“你想干吗？”“我的相机镜头好像出毛病了……”“不能拍照！”“不不不，我不拍照，我只想检查一下我的相机……”咔嗒，门关上了。“叔叔，这边！”我的这群小跟班显然找到了其中的乐趣，已经跑到下一个院门前等着我了。我跟过去，但同样被拒绝了。接着又试了好几家，反应几乎一模一样：两眼直勾勾地看着我，拒绝，送客，或者干脆摆手让我离开。
问过六七家后，我失去了耐心。“听着，这样不行！”我向自己那群挥着竹竿的伙伴解释道，“这样吧，你们待在这儿，看好村子，我去附近镇上看看能不能修我的相机，怎么样？”一阵心领神会的嘀咕。
“现在我得先回国道，怎么走？”
紧接下来是一段漫长的似无休止的争论，发言者互相打岔纠正，或者干脆互称笨蛋。“市场”这个词的出现频率很高。
我跟他们说了声“谢谢”，最终还是决定相信我的定位仪。就像他们的出现一样，一群小孩儿转眼间就又消失了，我再次一个人站在土路上拖拉机的两道车辙痕之间。隐约的煤炭味还在，那些不愿让我进屋的人正在生火取暖，我心想。
固？还是古？
清晨我离开宾馆时，正好有一个卖气球的人从门口经过。我满心欢喜地跟在他和那片艳丽的气球云后面，仿佛自己的担忧也被一步一步抛在身后了。我的好心情可不是没来由的：怎么把镜头送回北京修理，我已经想好，今天甚至连脚痛好像都减轻了些。
我猛然想起自己忘了给朱辉回短信，便从裤袋里掏出手机，简短地概括道：一切都好，今天到古城！
没过几分钟就收到了他的回复：古城？！
好奇怪的反应。
此时，城内的街道慢慢延伸，与国道合为一体。楼房也接连消失了，给宽阔的田野让出空间。接着走下去，树木又渐渐挤开了农田，一棵棵排列得越来越密集，国道最终变成了一条蜿蜒的林荫道。这四周分明就是一座童话般的白桦树殿堂：生长紧密的树梢铺展开一个金光耀眼的吊顶，地面被秋叶盖满了，时不时有鸟儿的振翅引起一阵落叶雨，层层片片，好似一帘帘瀑布，缓缓飘落。远处，一个个彩色的小点逐渐清晰起来：那是一群背着书包的孩子正从林中走过。幸好我还有一架相机，我心想着，一边准备着长焦镜头。
车轮的辘辘声引得我扭转头朝后看去：扬起的尘土之中有一辆黑色轿车正朝我的方向驶来，光亮的车身和车窗上的深色玻璃纸与周围的一切如此格格不入。一缕和风正在与树尖嬉戏，远处荡漾着孩子们的朗朗笑声。汽车慢慢地越行越近，我让到路边，把上衣拉链拉高了些，又将镜头对准了树林。孩子们的笑声更清晰响亮了：一个男孩跑离了队伍，别的孩子全都欢呼雀跃地追了上去。忽然，我似乎觉得那车轮的辘辘声在渐渐变低，果然，车正在减速，靠着我这一侧缓缓滑行过来。随着轮胎在地面摩擦出“嘎吱”的一声，车停下了。发动机响声渐渐平息，一时间，只有孩子的笑声在这桦树林中回荡，我默默等待着即将发生的事。
这车还真像一只大甲虫，车门开启时，我不禁想。四个表情严肃的男人下了车，朝我走来。
“您好，我们是定西市文化局的。”说话的那位四十来岁，体型稍显敦实，透过鼻梁上的眼镜瞅瞅我，正估量着我是否能听懂他的话。
“您好！”我答道，所有人的表情瞬间轻松了不少。
“啊，您好您好！我们想知道您是哪个单位的，在这里做什么。”
我咽了咽口水，在中国这么久，我还从没这样被“检查”过。
“我叫雷克，是从德国来的。”我尽量保持自然。
“我姓陈，定西市文化局的。”四双眼睛有些猜疑地盯着我，我意识到有必要再多说几句。“我之前在北京电影学院学摄影。现在在河北徒步旅游，拍些照片。”我指指相机显示屏说，“风景照！”
陈先生瞥过头来仔细看了看那张孩子们和桦树林的照片，礼貌地点点头，另外三个人则互换了一道不置可否的目光。
“稍等。”我从腰包里掏出装证件的小袋子。陈先生若有所思地翻看了我的护照后，打开我的学生证：一张白底的标准照下面印着我的中文名字，盖着电影学院的红章。他脸上顿时一亮：“电影学院？北京电影学院？”
忽然，一切都变了：握手，递烟，对我的中文水平大大称赞。几乎都有些几位好友来此相会，享受自然、互赠祝福的味道了。我提到定西一路可见的农业和经济发展，他们则对我的徒步之旅惊叹不已。从北京一直到这儿——完全走路？都快赶上红军长征了！
最后，陈先生递给我一张名片，并伸手拍拍我的肩膀说：“需要帮忙的话，随时给我打电话！”
黑色轿车咕隆隆地向前驶去，载着嘴里正叼着烟的友好的文化局先生们。不一会儿，便只还剩一层薄薄扬起的沙尘徐徐飘洒在马路上。我转过身，再次回望树林，孩子们早已没了踪影。
傍晚到达固城时，我又冷又累，满心期望能找一家供暖的宾馆和一顿热腾腾的晚饭，却一无所获：两排连体住宅楼将街道紧紧地夹在中间，墙上画满了各类汽车维修的广告。两家杂货店，一家小得不能再小的火锅店，还有一家位于后院的招待所。正在玩牌的几个男人一个字不多地告诉我还有空房，但不带暖气。别的房间可没有，我不想要尽可以接着走。
正当我站在冰柜般的房间里，打开背包准备整理时，背后传来一个熟悉的声音，“嘿，小雷？你今天过得怎么样？”
“朱辉！”我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你在这儿干什么呢？”
“固城，雷克，固城！”他一边笑着，一边面带责备地晃了晃他的手机，“你没发现你把地名写错了？”
中文总共有大约十五万个汉字，但只有几百个音节，也就是说，对应每一个音节的同音字都有好几百个。除此以外，还有音调的区别，对于没有学过中文的人来说，一声和四声几乎没有什么不同。
我们在的这个地方，叫“固城”，我之前却迷迷糊糊地写成了“古城”。
反正，朱辉觉得很有意思，“你难道没听过三国古城会的故事？桃园结义的三兄弟失散后在古城相会？你给我发‘古城’，我当然得回来找你啦！”
“火锅，可乐！”没过多久，坐在火锅店里，朱辉高兴地叫道。店里只有我们这一桌客人，锅里沸腾翻滚的热气蒙住了窗玻璃。
我给朱辉讲了最近几天发生的事。当他听到全村没有一家愿意让我进屋时，忍不住大声笑了出来，“你真的从来没想过，别人看见你可能会害怕吗？”角落里正在切菜的老太太被他的笑声惊了一下，抬起头朝我们望了望。“你想想：一个又高又大的陌生人出现在你家门口，说要进去，为了检查什么相机！”他笑得几乎喘不上气来，我也不由得跟着笑起来，“这些可怜的人可能这辈子都没见过外国人，你就这么冷不丁地出现，还背着个大背包站在他们家门口！”
等到我们俩好不容易平静下来后，我问朱辉他家原籍在哪里。
“我爸爸是上海人，”他一边说，一边把几片羊肉放进漂满红辣椒的锅里，“朝鲜战争之后，他所在的部队被派去援疆了。”
我想象着一名面容和朱辉酷似的年轻人，精疲力竭地在沙尘漫天的戈壁滩里跳下军车的一幕。对他们来说，和这里长相完全不同的当地人一起建造新家，大概也比那些枪林弹雨好太多太多，哪怕时不时有沙暴来袭。尽管如此，他的家，那位于长江下游的东方巴黎，那些迂回的大街小巷和琳琅的店铺剧院也一定在无数月夜里，勾起这位年轻人渴望的叹息。
“那时候的生活不容易，”朱辉说，“‘文革’的时候，人人都互相批斗，我爹每天下班后就进山给领导打野味。他打仗时期当过狙击手，下午进山是他躲避那些政治调查的唯一方式。”
“你们那时候已经出生了吗？”
“嗯，我爸我妈是在新疆认识的，我妈是名护士。他们结婚后生了两个儿子，我还有个哥哥。”朱辉从锅里夹出烫熟的羊肉，放到我的盘子里，咧嘴笑着，“但我不是个好儿子！”
“为啥？”“嗬，我连张高中毕业证都没有！”我愣住了：这个声线温和，尤其爱讲中国历史故事的朱辉，高中没有毕业？
“我啊，就是太懒了。有一次考试作弊被逮住了，就被学校开除了，这件事可丢了全家人的脸！”
接下来的十年，他在一家棉花厂打工，每天弹棉絮，裁布料。起初他看些小人书，后来对哲学和历史产生了兴趣，便正儿八经地读起书来。二十八岁的时候，他辞去工作，买了一张南下的火车票，想到广州做制服代理生意。“那时候苦啊，”他笑着说，“尤其是，我在广州谁都不认识！”
第一年，他跟另外五个人挤在一个房间里住，房间窗户是用塑料布勉强糊上的，屋内蟑螂不计其数。身无分文的日子，他就到菜市场的垃圾堆里捡些勉强还能吃的东西。
“这应该是我人生最重要的一段经历吧，”他一边说着，一边从锅里夹出一片菜叶，盯着呆看了一会儿，“后来终于挣了些钱。但在广州待了几年后，发现自己还是想回家。”
他用积蓄开了一家跆拳道馆，就在父亲当年援建的这座城市。
“我当时对跆拳道完全不了解！所以得聘教练。后来生意越来越好，教练的要价就越来越高，远远超出了我的支付能力。”
又一次，朱辉面临着选择：放弃，还是坚持？此时，他对跆拳道已经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晚上也常常自己对着镜子练习招式。要么关闭道馆，要么努力训练，自己当教练。对他而言，选择的结果再清楚不过：他骑着自行车穿越中国，走访各个有名的教练和道馆，参加培训课程，终于获得了教练资格证。
当时，他三十四岁，比班内的其他同学都年长许多。
渗血的双脚
第二天早上，房间里冷得我们能看到自己呼吸冒出的气团。到院里刷牙，朱辉和我就像两个疯子般不停地拍手，冰冷刺骨的水将它们冻得通红。
朱辉笑着问我：“小雷，今天走到保定？”
“三十五公里，完全不现实嘛！”我抗议道，一边想起了自己曾经给自己定下的那些走路的规矩。其中一条便是，每一米都必须是走的，而朱辉显然已经另有打算。
没过多久，国道上，背包不再像五行山压着孙悟空般地压在我肩上，它与我并排同行着：朱辉把它绑在自行车上，准备一路推到保定。这样一来，只背着两个相机，我的脚步的确轻松不少。尽管每迈出一步，脚趾间的水泡都灼烧般地疼。朱辉的速度不容小看，每次我停下来拍照后，都得小跑才能赶上他。
不知什么时候，他在我前方完全消失了。
淡淡的薄雾笼罩着路面，我靠在一根电灯杆上，抬起右脚，活动一下每根脚趾。忽然觉得鞋里湿漉漉的，也许是某个水泡破了。远处，我隐约看到朱辉弓着腰骑在车上的身影，但一辆拖拉机驶过，我又看不见他了。
全部家当都在背包里，我一边想着，一边惊讶地发现，自己竟然丝毫没有为此而紧张。要是在几天前，情况肯定不一样：有一次，我为了防盗而带上了自己所有贵重的东西进公共浴室，却被琉璃河旅馆的老板娘撞了个正着。她的笑声还清晰地回响在耳边。
塞上耳机，瑞典死亡金属乐队Dark Tranquillity（寂静黑暗乐团）的一张老专辑。这方法还挺奏效：一群北欧小伙挥舞吉他，倾倒出一瀑接连一瀑音阶，弄坏了一架又一架鼓、一根又一根声带。我淡然地迈着步子，向保定前进，我感觉自己就像那犹太神话中被施法便能行走的人偶。
走进一家小卖部，我买了一瓶冰红茶。“您有没有看见一个人用自行车推着一个大包从这儿经过？”我问柜台后的那个老人，他一边数着找给我的零钱，一边从容地摇了摇头。屋内的时间仿佛已被无限拉长过：灯泡吊在天花板上，散发出橘黄色的光，厚厚的门帘将寒风和日光同时挡在门外，货架上的饮料瓶和薯片上积起了厚厚一层灰。
我指指角落里的小木凳，老人许可地点了点头。我坐下来，拧开瓶盖，让沁凉的红茶顺着嗓子流下去。手机振动：朱辉简短地通知我，他已经领先我好几公里，让我加速。我忽然想起自己还得给小黑打电话，商量把相机送回北京修理的事。
“你离保定还有一个小时路程时告诉我一声！”小黑说。
我脱下袜子，瞅了一眼脚，水泡出乎意料的顽固未破。它们一个个珍珠般透亮地端坐在我的脚趾上，充满嫉妒地守卫着那些已经磨损的粉红色肌肉。
店里的老人向我投来同情的目光。“小刀先在酒里过一下，再割。”他一字一句地慢慢说道。何时何地，他也曾如此赶路，满脚水泡？我点点头，谢过他的建议，重新慢慢穿上鞋，站在门口挥手道别。
晚上进城时，我几乎都无法站着了，朱辉不断给我打气，“最后几步了，”我靠在一堵墙边，实在不想再走下去时，他说，“马上就见到你朋友了！”
两条腿如铅注一般，鞋里好似灌了钢。
旅馆房间地面的瓷砖裂开了一条缝，墙壁的涂层也已剥落，但光它供暖这一点，就足以让我们高兴好半天。
小黑带着朋友来取相机时，我已经将水泡捅破并消了毒。好几个已经开始流血。
小黑大笑起来，“牛逼啊！”
他手里拿着我的电动牙刷，摇着头说道：“你这一根筋的脑袋，走都走不动了，还非得带上这电动的。牛逼！”
吃晚饭时，我穿着拖鞋，一蹦一跳地跟在大家后面。
接下来的一整天，朱辉和我窝在旅馆房间里，写日记，讲历史故事，吃东西。第二天，他带我去看一所学校的跆拳道比赛。我心情颇好地在体育馆里跳来跳去地给参赛学生拍照，那感觉还真不错。中午，比赛的组织者请我们俩吃饭。当那个鼓着眼的大鱼头被夹到我碗里时，我却不知拿它怎么办好。德国人的食材里，鱼头可不在其列。全桌人大笑。
晚上，烤鸡、薯片、酸奶和可乐，房间里朦胧的顶灯下，我们的最后一顿大餐。我们为三国干杯，为我们的友谊干杯，也为我尽快到达西北，能再次跟朱辉一起吃火锅干杯。
第二天，又是分别的时候。朱辉再一次戴好手套和帽子，我们再一次说了告别的话，我再一次注视着他渐渐消失在城市的车流里。
紧接着，我也上了路。没走几公里，我便意识到，水泡还没长好，我完全无法继续走。
路过一家便宜的地下旅馆，我要了个房间，放下行李，发一条短信给双胞胎姐妹：计划有变，在保定待几天。你们来吗？
洞
四天后的清晨，我又站在了国道上。一层含着怜悯的雾气笼罩着整个世界，它吞噬掉所有的细节，将连绵的田野化成一片农作物的海洋，零星的农家更似一只只形单影只的潜水舰艇散落其间。
终于到了城外，我欣喜起来。
桥上，我望向脚下那一片混浊的泥浆。表面上漂浮着一层绿色粉状物，上面积满了落叶和各种垃圾。几处微弱的光亮闪烁着，充满了责备。这里以前肯定是条河，我心里想着，一面希望自己能开着挖掘机，清除掉这所有的泥浆和垃圾。
保定是个错误，我事前就已预见到的错误，不然我约双胞胎姐妹过来干什么？
“你变化还真大！”姐妹俩在上岛咖啡看见我时叫道。她们身上裹着毛茸茸的黑色人造皮草，旁边站着一个脸上一直堆着笑的胖男人：一定是被她们“选”来开车、埋单的，但他心里，定还打着别的如意算盘。我可能还是要没结婚的妹妹吧，我心想。
东拉西扯地聊天，喝茶。胖子最近刚从朋友手里买下一匹马，我最近刚徒步走了近两百公里。我愿不愿意带上马一块儿走？四个人都笑起来，姐姐假装无意地在桌下碰了碰我的腿。
离开大路，一条窄窄的小径蜿蜒在这不食人间烟火的果林田间。
国道的嘈杂和污浊都显得那么遥远，路边的小树苗被齐腰涂上白色，我静静地听着鞋底挤压在潮湿的路面上发出的声音，时不时有火车轰隆驶过，打破这片静谧，除此以外，方圆几里无人。
走了几个小时，我感到饿了，便找了一个相对干燥的地方放下背包，铺开垫子。背包里的食物不多，但一包饼干、水，还有一罐王老吉也够我填饱肚子了。拾起衣服上最后一粒饼干渣，我平躺到垫子上，心神不宁地睡着了。
那天晚些时候，姐姐悄悄凑到我耳边说晚上我也可以去她那儿过夜，她一个人。我故作惊讶地咕哝了几句“你不是已经结婚了吗”之类的话，便仓促地道过晚安，逃进清澈寒冷的夜色里。我在北京的那种生活已在两百公里之外，小象在德国，保定城正怀着一个个纯洁无瑕的梦睡去。
回到旅馆外的街上，彩灯箱下方本来旅店入口的位置却拉上了卷帘门，看上去就像个车库。我犹豫了一会儿，决定先到街对面的小卖部问问，反正不管我敲门还是喊叫，都不会有人答应。
“买一包口香糖。”我又问店主，“对面的那家旅馆晚上还锁门啊？”亮着荧光的电视机里正在播一部抗日电影。老板目不转睛地盯着屏幕，一只手从柜台上推过零钱说：“打门上的那个电话！”
我把一块口香糖塞进嘴里，人工合成的苹果味在嘴里散开。荧屏上，一座日军碉堡被炸，一个个日本兵就像受惊的母鸡，到处乱窜。我做了决定。
忽然，我来到一个大洞边。它看上去就像一个巨大的弹坑，将四周的景色活生生地撕开一个几米深的口子。大约是采挖黏土时留下的吧，我脚下有一根标示线弯弯曲曲地绕过电线杆，延伸进洞里。我在恍惚间意识到自己正在进入一个软黏黏的、土黄色的世界。之前走的那条路在头顶上方，环绕坑边。每走一步，地面上都留下我踩出的重心不稳的脚印。
下至坑底时，我望向前方，齐膝高的野穗随处可见。在这里搭帐篷过夜一定不错，我心想。但一想到倾盆大雨和泥石流，我的兴奋劲儿瞬间被浇退了一大半。
迈着小心翼翼的步子，我穿过这个深静如海底一般的世界，这个赭色如外太空星球一般的世界。
坑的对侧越来越近，似乎没有路通往坡上。我没有停下来，坑的这一面虽然又高又陡，布满碎石，但也有不少表面裂开的地方坡度较缓，可以下脚。
实际上，我跟家里人保证过不再干这样的事。“我又不是傻瓜！”我大声宣布说。盛夏里和煦的一天，德国北部小城巴特嫩多夫，我们坐在客厅里的蓝色沙发上——这个沙发还是当年妈妈挑的。
墙上挂着居斯塔夫·克里姆特的《花丛》和凡·高的《夜晚的咖啡馆》的影印画。
爸爸并不看好我从北京徒步回家的计划，一支接着一支地抽烟。他深陷的眼眶里，黑眼圈清晰可见。弟弟妹妹的脸上也有几分焦虑。我迫切地感觉到自己必须尽可能排除他们的一切担忧，为自己的徒步计划做做广告，即使谁都无法使我改变它。
“我只走国道，也只在旅馆过夜，”我说道，“我已经跟路上所有国家的德国大使馆联系过了，这次我肯定不会再像上次在法国那样乱走小道抄近路了！”小我八岁的弟弟鲁比脸上掠过浅浅一笑，他肯定想起了当年我从巴黎毫无准备地走回德国时闹出的某个笑话。一转眼，四年过去了。贝琪，我们三兄妹中的老二，神情紧张地拨弄着普克耷拉下来的大耳朵。普克是我们家的格里芬犬，我从巴黎徒步回德国时，它一直跟着我。父亲的嘴角依旧画着下弧线，他坐在一团烟雾之中。
“计划的第一步是，横穿中国，”我接着说下去，并尽量使自己的腔调听起来轻松自然，“我对中国很了解。语言不是问题，而且路上的很多地方我之前已经去过！走完中国，就已经走完三分之一了，完全用不着担心！说不定我之后还能穿过匈牙利，顺便去看看外婆呢！”
“那你万一迷路了怎么办？”贝琪问。
“不会迷路的，我有定位仪！”
“那万一呢？”
“那我就倒回去呗！这也是我已经有过徒步经验的优势：我知道脑子一根筋地接着往前走没有任何好处，有时候就得往回走，才能重新找到对的方向！”
我的话浮在客厅的空气中，眼前依然是三张疑惑不安的脸。
如果他们知道我现在正在干的事会有什么反应，我站在坑边高高的黏土堆前，抬头望向上面时，心想。墙面微微有些倾斜，矮小的灌木从裂缝中生长出来。我伸出手抓住一节枝干，尝试性地拽了拽。好像还够结实。为了再给自己一点时间考虑，我喝了一口水，又回头望去：地面上的鞋印清晰可见，要原路返回并不难。之后我只需要沿着坑边的小道走，早晚都会走过这一段，并且肯定毫发无伤。不用攀，不用爬，没有任何危险。
我摘下手套，把剩下的那根登山杖固定在手腕上（另外那根几天前不知被我在什么地方弄丢了），拉紧了外套和相机包上的拉链。然后我伸出手，抓住那根树枝，抬起脚踏到坡上，那些我曾许下的诺言现在又如何呢？
“你来啦！”姐姐打开门时说道，“我还以为你真的不来了呢！”
“就只是睡觉而已，如果可以的话，我的旅馆关门了。”
她把胳膊抱在胸前，身体微微发着抖。我注意到，她身上的睡裙有一点点透明。“当然可以啦，”她向身后指了指说，“我房间有两张床！”
“你妹妹跟胖子一间？”
“嗯，不过他们不会做什么的。”
几分钟后，我躺在整齐的床上，在黑暗中睁着眼睛。
“他们真的不会做什么？”“谁？我妹妹？”“嗯。”“当然不会！”
沉默。“那要不要问她想不想过来？”没有回答，姐姐大笑起来。
“你真的是个流氓，你知道吗？”“为啥？”“我以为你说过再也不干这些事了，结果现在还想一次跟我们两个一起？”“那你觉得可以吗？”“我觉得可不可以又有什么关系，反正你不是不干这样的事了吗！”“……那如果我还是想呢？”沉默。黑暗中，我能听见自己心跳的声音。窗外，一阵喇叭声。我听着她的呼吸声，也尽量让自己的听起来平缓些。然后我站了起来，走过两张床之间四步的距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