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离开丁村时，天色已经很晚了，双脚全湿，但我毫不在意。跟送葬的人们告别，跟村长告别，跟留宿我的女主人和她儿子告别后，我踏进了愈来愈暗的宁静的雪世界里。不知何时，这个世界被黑暗整个笼罩了，只时不时还有车灯彗星般地划过。我停下一次擦鼻子，眼里涌着泪，恍惚间，我不知道是因为这寒风，还是因为我的伤感。我戴上耳机，选了萨利夫·凯塔（生于西非马里共和国的非洲流行乐歌手）的Ana Na Ming，按下重复键，音乐瞬间浮游在这片黑暗之中。
铁道路基
两天后，我在冰封中到了小城曲沃，终于找到了一个供暖的旅馆房间。
我把不住发出水挤压声的湿透了的鞋从脚上拽下，放到暖气下面，晾挂起所有的衣服。淋浴的水惬意的温暖，我让水流冲全身，直到手指的皮肤都发皱为止。
手机里有一条柯儿发来的短信：她已经回到运城，想知道我什么时候到。
这是个好问题。其实我在一周之内就能到，但我真的想去吗？
我的目光落到房间电话旁的彩色广告纸上，捏着它在指间摆弄了一阵后，我拿起电话听筒。
没过多久，有人敲门。我打开门，一位面无表情的中年妇女站在面前，双手做着一个推捏的动作。按摩？
我失望地摆摆手：今天我还是早点睡觉吧，谢谢，再见。她耸了耸肩膀当作回答，便消失在走廊的昏暗中。
我倒在床上，反复斟酌着。
运城。我跟小象说，运城有位朋友邀请我去过春节，却对漂亮的柯儿只字未提。不过，我最后一次见她又是多久之前的事了？
或者我也可以先绕路去那个神秘的地方。地图上，距这里大约一百公里向西有一片颜色很深的地区。看样子可能是座山，也可能是片洼地，我无法确定。我跟小黑说起时，他立马激动地说我必须去看看，就像过去的世界探险者一样。这样一来，我将晚些到达运城，干出什么蠢事的概率也将小些……
另一阵敲门声将我扯出思绪，这次是一个长着副长途司机或者饭馆厨师样貌的矮小的男人。
他清了清嗓子，“要按摩吗？”一阵嬉笑声从某处传来。通过接下来的对话我才得知，楼下的按摩沙龙里已经闹开了锅：楼上有个外国人叫了按摩，但无论如何不让女人碰。
因此，这位勇敢的先生就被大家派上来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一群觉得好玩儿的女孩子乐呵呵地跟在他后面看热闹。
其中一个长得跟小象有几分相像，光滑的小麦色皮肤，黑汪汪的眼睛，我差点在一念间被引诱地指指她，说出“就要她吧”！
但我最终还是只烦躁地为这场误会道了歉，回到屋里，门外走廊里的嬉笑声渐渐远去。我倒在床上，伸手摸向手机，手指似乎无须大脑控制便敲出了回给柯儿的短信：我到运城过春节，之前还有事情要处理！
这片地区所有城市的距离都不远，从曲沃出发，走一天便到了侯马，再走一天便到了新绛。
我站在一座桥前。桥边似乎正好有集市，四下摆满的桌子和垫子上堆放着待售的物品：办公椅、内衣、毛绒玩具、塑料花……应有尽有。人们都暖暖地裹在厚棉衣里，紧挨着慢慢移动，高声的讨价还价此起彼伏，空气中飘来一股烧豆腐的香气。
我被淹没在了人群之中。
凭着北海道破冰船般的不屈不挠的精神，我在这人浪中前行。四面八方都有老头老太太朝我挤来，小孩子尖叫着在我脚边跑来跑去。突然，我手里捧着一件相当吸引眼球的东西站住了。大红色，圆盘状，自行车轮胎一般大小，包装上面写着：一万发精品红炮——年年红。
这件宝贝怎么到了我手里？我正不得其解地琢磨着，猛然意识到自己已经在考虑怎样将它固定在背包上带走了。卖鞭炮的老板爆发出一阵大笑，我羞红了脸。“你真要把这玩意儿背着走？”他问道。一位老太太也以她的“理智之声”掺和进来，“离春节还有两个多星期呢，小伙子！你到时候再买吧！”
她的话当然在理。我犹豫地把手中的宝贝放回桌上，又伤感地伸出手摸摸它道别，周围的人个个都笑弯了腰。
“不管怎么样，我一定要在运城放炮！”我暗暗给自己许诺道。
就在离开集市踏上桥的那一刻，我已经把这一切都抛诸脑后了。河对岸是新绛，一座比我见过的大多数中国城市都美得多的小城。
在中国这片土地上，许多地方给人的第一印象都有些令人摸不着头脑：密密麻麻的高楼大厦扑面而来，人们得慢慢习惯宽得过分的大街，慢慢习惯一座座人行过街天桥和高速路天桥。人们会不无惊讶地发现，蓝色和绿色的窗户似乎尤受喜爱，想找古代遗留下来的老屋、寺庙、门楼或尖塔，却往往不能如愿。人们需要一些时间，才能将无处不在的建筑工地噪音——轰鸣声、咆哮声、砸夯声、钻刺声当作生活的背景乐。
但这里不一样。
踏上城外的桥，便能见河转过一道弯，弯后面有一座小山，新绛城倚山而起。有四合院古色古香的飞檐，有宝塔和教堂细长的尖顶，有新城区低矮的板房，也有亮闪闪的电视天线和排放着气体的厂房烟囱。汽车、自行车和行人就像一股汹涌的密流，翻滚而去。一个人经过，肩上挎着个胀鼓鼓的编织袋。我跟了上去，他走过桥，下至进城的公路上，不知什么时候，他从我的视线里消失了，但此刻，我也已经来到了城中心。
接下来的一天，我是在努力尽量参观完新绛全部名胜中度过的。首先，是龙兴塔。登塔的楼梯很窄，我好几次差点被卡住。到了塔顶，我看到的是两张惊诧不已的脸，一男一女，两人看起来都十七八岁的样子。虽然他们礼貌地微笑着和我打招呼，但很显然，我的到来打扰了他们，更何况这里并不比一间淋浴室大多少。
我匆忙对着墙上深情款款的涂鸦（甲+乙=心）拍了几张照，便又挤进楼梯间里，把爱的小屋还给他们俩。十三层楼，还有覆盖在闹市尘埃和日常焦忧之上的那十三个百年。
站在形似新哥特式建筑的主教座堂前，我失望地发现它没开门，便走上前去问那在门前广场上扫雪的妇女。她神色飞扬地告诉我，这教堂在此已有千年之久，她的神态就像一只笑容满面的海豹。我对她的话表示怀疑，她轻松地咯咯笑着，又称，那至少也有九百年了。
经过几分钟无果的讨论，我们决定叫醒午睡的神父，让他给个答案。一位满脸皱纹的老人没好气地拉开教堂门，朝外吼了一声：“1937年，荷兰人修的。”
“海豹”和我都被逗得哧哧笑起来。
参观了几座塔、陵墓、古戏台和庭院之后，我拖着疲劳的身体回到宾馆，手机响了：是小象。她情绪很高地跟我聊了些她学校的事，我给她讲了丁村的葬礼，以及我还是决定去地图上那片神秘的不明地区看个究竟，“不然，我在运城的朋友那儿待的时间就太长了。”我说，事实多少也确实如此。离开新绛时，我犯了一个决策性的错误：不知谁跟我说，沿着火车铁轨走到下一个城市比走大路要近得多。所以，我选择了铁轨，并用整整二十五公里路的时间来后悔自己的选择。
最令人恼火的是铁轨枕木的间距——两两之间近得让人只能小步跳着前进，却又远得让人无法一步跳过两个。我灰心丧气地试着走轨道边的碎石，但时间稍长，脚腕关节就会疼。每隔三十分钟就有一列火车轰隆隆地开过，我只好跳下路基，并自我说服道：“我才不羡慕车上那些舒舒服服地躺在卧铺上，有如时间旅行者一般从我身边经过的人呢。”
另一个问题是吃饭。我出发时头脑发蒙地几乎没有带上任何食物，而整段铁轨几乎都是修在架高的路基之上的。就这样，我肚子咕咕直叫地经过了一个又一个居民点，无法下去吃点东西。中途，我在一个小山包上停下休息，从背包里翻出核桃花生奶和两个玛芬蛋糕，在最短时间内塞进了我的肚子。天空是白色的，四周一切都被雪掩盖着。远处，一只孤零零的狗在雪地上留下自己的行迹，那样子就像一大张纸上的一只微小的爬虫。我吹声口哨，它便停住一会儿，转过头对着我。我想起了我们家普克，只是它不喜欢雪，它怕冷。
当我走到稷山火车站时，天已经几乎全黑了。一列火车锵锵入站，我看见了车窗内的一张张面孔。
对我来说，没有几件事能与坐着卧铺出行相媲美。就在火车从我身边驶过时，我小心地爬上站台，心里确实有些羡慕。一个身着制服的保安目瞪口呆地望着我，我只冲他挥挥手，便挤进了朝着出站口方向移动的人群中。站口还有一次查票，轮到我时，我摊开双手伸了出去。
脏乎乎的手里什么也没有。“票！”检票员不耐烦地说道，就在我解释自己没票的时间里，排在我身后的队伍停止了移动，顿住了，不断有人被推挤到我的背包上，嘴里嘀咕抱怨着。
“票！”检票员更加不耐烦地重复了一遍，我也重复答道，“我没票。”排在我后面的人开始嘟囔起来。这时，站台上的保安跑过来，朝着他的同事喊道：“那个老外不是坐车过来的！”
检票员瞬间变了脸色，“不是坐车来的？”
“不是，是从那边走过来的！”保安指向了铁轨的方向。
另外那位此时似乎已经决定，今晚，“怎么”和“为什么”对他而言都不重要了。他摆摆手示意我通过，一脸丧气的表情。
在车站里，我成为旅客中的一员。我有一个包，和一张疲惫的脸。我身旁充满了其他带着包的人，和他们疲惫的脸。几位老人坐在一堆打牌，我从旁经过时，没有人抬头。脚疼，我累得几乎会马上倒下。但这也没关系，因为我不是坐车过来的，我是走过来的。
1.25升
在距离万荣县还有几公里的地方，我敲响了加油站的窗户，一个戴眼镜的年轻男人开了门。
他诧异的目光从我身上移至我身后漫天飘舞的雪花，又转了回来，然后一笑，连忙邀我进屋。
我手里接过一杯热水，正准备坐到板凳上，却被引进了里屋。屋里，他的老婆和女儿坐在床上。
交谈中我们发现我俩同年，他看管这家加油站已经有些时候了，并不是很喜欢自己这份工作。
“你能这样满世界走，不用操心赚钱的问题，真是太幸运了。”他说道。老婆抚摸着女儿的短发，一言不发地点点头。
屋子里有一张木床、一张桌子和一台汩汩轻声作响的取暖器，墙上贴着广告“特卡加油更轻松，滴滴积分有回报”。旁边还有一幅画有各种动物、水果、交通工具和职业的大贴画，画上还一一标注出了它们的名称，是给小女儿识字用的。她四岁，鲜红色的外套上缝着闪闪发亮的纽扣，看样子是个很听话的孩子。
当我夸她的外套好看时，她爸爸有些自豪地咧嘴一笑：在中国，人人过春节都得穿新衣服，最好还得是红色的。我准备在哪儿过节呢？
我东拉西扯地说到运城的朋友，还有那个我想去看看的神秘的地方，却立刻就被他打断了。
“你说的是孤峰山吧！”他说，“离这儿没多远，就在万荣的正南边。”
孤峰山！看来小黑还真说对了。那地图上的不明物绝非坑洼，而是在这茫茫雪景中直耸着的山峰！
第二天，我离开万荣县，四下却远近看不见山，只有一块蓝色的指示牌上写着：孤峰山景区，5.8公里。就在我正要迈步继续前进时，突然注意到牌子下方画着一个颇有代表性的滑雪者的标符，落款的口气可不小：国际滑雪场。我不禁一愣。
不过话又说回来，怎么就不可能呢？有山又有雪。近年来，冬季运动在中国也越来越流行了。
为什么我就不能跟那些身着彩色滑雪服的人，在新建的牧民小屋里一道吃碗面呢？
沉浸在期待的喜悦中走了几公里，我来到横跨于路面之上的大门前，“孤峰山”几个金色的大字刻在门廊上。远处，公路好似没有尽头般盘绕而上。路干净明亮，没有半点积雪，虽然方圆几里一个人影也见不到。我从门下走过，又看见一条横幅，上面写着热烈欢迎各方领导之类的话。难道他们还约好到这山上来滑雪吗？哈！
在山上，我连一个滑雪者都没见着，更别提滑雪的领导了。
路迂回而上，山下的大地沉进了一片蓝色的云雾之中。我路过一片梯田，路过另一个刻有“孤峰山”几个字的大门，还路过一栋空置的房子，看起来似乎本是为了设立公安执勤点而修的。公路转了道弯，我眼前果真出现了一条滑雪道，好似一块巨大的披肩搭在山坡上。雪洁白一片，无人，与这盘山公路遥相照应着。雪道边，有人按奥运五环的图形栽下了一片灌木。周围一片寂静，甚至没有一丝风抚过。
路终止在半山腰的楼群前。我随便选了扇门，敲了敲。一名警卫出现，一边打着哈欠挠挠头，一边给我解释说，现在山上暂停营业。
我问“为啥”，他很简短直接地回答：雪太厚。
这样的原因让我实在弄不明白。不过眼下，我有更紧要的问题要解决，于是便请他帮忙给我找个住处。他扬了扬眉毛。一刻钟后，我果真得到了个房间，而且还是个能看见滑雪道的房间！不只如此，还有位好心人借给我一台电暖器，以免我在夜里冻着。
像一位国王一般，我进入了梦乡。
当我第二天早上拉开窗帘时，一片刚落上新雪的冬景闪烁在我眼前。无须半点犹豫，我决定今天休息。打开手机看了看才知道，今天是周三。
手里拿着本书，我软绵绵地走向一栋写着“餐厅”二字的楼。楼的墙面是玻璃的，从外面看来就像是间很大的温室，门没锁。几秒钟后，我站在日光通透的大厅中间，不禁呆住了：各种仿真植物和灯笼彩带挂满了屋顶，大厅内摆放着好几十张圆桌，还搭起了一间小木屋和一个卡拉OK舞台，舞台是由绿色的塑料草坪和一幅巨大的海滩风景画装饰的。这里简直是开一场中国式滑雪派对的绝佳场地，只是没有游客而已。
这一天剩下的时间，我都裹着厚厚的衣服坐在卡拉OK舞台前，津津有味地喝茶和汽水，吃方便面、薯条，还有巧克力，周围充满了舒适慵懒的气氛。我试着读那本几周前买的中文小说。时不时有几位工作人员出现，睡眼惺忪地站在我身后，瞟我两眼。小说讲述的是二十世纪动荡的社会里，一个家庭悲惨的命运。内容很感人，更重要的是，作者用词很简单易懂。
一个留着点胡楂儿的保安在我对面坐下，点了根烟。他年纪不大，身型干瘦。他一声不吭地坐了一会儿，才指着我的书说，他很喜欢这本书改编的电影。当我问他对影片导演近期的作品有什么看法时，他有些腼腆地笑起来，“张艺谋啊，现在就只拍些武打演员在空中飞来飞去的动作大片，没劲了！”
“外国人就爱看这样的片子，他们觉得这样才有中国气息。”我说。
他一下子被逗乐了，“你们老外，还真奇怪！”
我决定向他透露一点自己明天的计划——先登上山顶，然后从南侧下山。我话还没说完，他就已经忙不迭要打消我这个念头了：再往山上走，积雪太厚，路面完全被盖住了，而且，山的南面也根本没有路下山。见我没有半点动摇的意思，他使劲摆起手来，指间香烟的烟灰散落在我们俩之间的桌子上。短暂的沉默后，他和好般地笑着说道：“你们老外啊，总是有些新奇的点子，对吧？”
第二天早晨，我往背包里塞进了三袋饼干、两瓶水，还有一大瓶雪碧，脚步轻快地离开了还在睡梦中的楼群，朝着那片蓝天出发。
我满腹乐观在半小时之后就烟消云散了，半山腰以上的路不仅极陡，而且还被厚厚的积雪掩住了。有时，一脚踩下去，雪深过我的膝盖。
几个小时后，我到了山顶，满身大汗，精疲力竭，世界在我的脚下浸在金属般耀眼的蓝色里。喝几口雪碧，吃几块饼干。突然，我意识到自己正站在地图上那片神秘地区的中央，小黑肯定会为我骄傲的！
我翻出手机，输进几行字告诉他，他果然说对了，这神秘的不明物是座山，没准儿还是座死火山呢！而且，山顶下方还有一间小小的佛寺。
红色的院墙使它看上去和闫道长的寺庙有几分相似，但在白雪的反衬下，它显得更浪漫。我跟着雪地上的一串脚印走下去，好像置身于童话世界一样。
孤孤单单的一座山，在这片僻静的土地上。一座庙，深深地被雪掩埋。一位疲惫不堪的步行者，在寻找落脚歇息的地方。他拍打掉鞋上的雪，一跛一拐地跨进门槛，双眼充满阳光中的红墙和黄幡的颜色。多美的地方啊，他想。正当他准备提起登山杖敲打地面来引起别人注意的时候，却有一个问题闪过：怎会如此安静？
我立住没动，竖起耳朵细细地听。雪地上的脚印通往大殿内，风轻声地与黄幡还有树枝上的积雪做着游戏。我思考着是否要沿着那脚印走过去，但最后还是转过身，小心地沿着来路倒转回去。它就应该童话般地留在我的记忆里！我的目光落在自己的鞋印上，它们大得就像洞穴巨人迷失在精灵王国时所留下的一样。
下午一点半，该是考虑实际问题的时候了：虽然天空现在还是通透的蓝，但最晚六点，这里便将一片漆黑了。远处有零星的村庄可见，这些村庄在地图上小得只能用一个个浅色的小点来标示。如果我运气够好，天黑前能到那儿的话，也许还能找到一户愿意收留我过夜的人家。
我的意识突然清晰无比：必须尽快下山，但脚下没有一处看起来像有路的样子。我忐忑不安地爬上山南侧的最高点，布满大石的山坡起伏不平，是我能看到的一切。
要原路返回吗？回到暂停营业的滑雪场，坐在卡拉OK舞台前吃碗方便面，在电暖器的陪伴下睡一夜，第二天再从北侧下山，沿着山下的平路绕回南边？
脑子还在和这个问题做着斗争，我的双脚已经帮我做了选择，它们无须指挥地将我带到了看起来下山最容易的地方。密密麻麻的荆棘像大网般覆盖着地面，刚走出几百米，我已经为手里至少还有一根登山杖而雀跃不已了：路况越差时，可以用来保持身体平衡的各种辅助工具就越显重要，不管它们看起来有多傻。
这条下山路简直是对人的精神折磨。山坡上的岩块有些高过一人，横七竖八地堆叠在一起，好似发生过爆炸或者山崩一般。一脚踩下去，我失去了平衡，身体翻转了一百八十度，卡在了一块岩石上。我被吓没了魂，幸好还有背上的背包隔在了我和岩石之间，唯一的损失似乎只是定位仪屏幕上的一道小小的划痕。手机响了：我就知道是山吧，牛逼！你自己注意安全。
下山花了三个多小时。
当我终于到达山脚时，夜幕已经笼罩下来，整个世界披上了一层蓝色。我脑袋昏昏沉沉脚步踉跄地穿过一片农田，走进一个小村。村子里弥漫着熟悉的烧煤的气味，但我一个人也没看到。我没有勇气敲开一家门，请求人家收留我过夜。
似乎就在转瞬间，我又站在了空旷的田野上。我身后，地平线上的山影好似一个安静平和的大三角，身旁两侧，光秃秃的果树直直耸在雪地里。地面就像被棉花盖了起来，下一个村庄在远处模糊地散发出亮光。我注视着一片片飞云轻柔地交织在一起，又互相分离开，但我心里知道，而且早已知道：时候到了。
事实上也没那么复杂：登山杖插进地里，背包放在旁边，再把相机放下。把帐篷小心地铺开在地上，将细杆从环里穿过去，再把它们用帐篷桩固定在雪地里，越深越好。手电筒挂在顶部，铺好垫子，背包和相机放到垫子旁边，先喘口气再说——最费劲的部分已经完成了。
天空投下的影子从深蓝色过渡成了黑色，我喝完剩下的雪碧，又吃了几块饼干，便刷了牙钻进帐篷里。正要爬进睡袋时，我突然意识到自己忘记了一件无比重要的事情：洗脚！每天洗脚，每天换袜子——这是我徒步规则中的一条，绝不能例外！但今天怎么办呢？
我与自己斗争了一会儿，最终，原则再次取得了胜利。我一边打着哆嗦一边嘀咕咒骂着抓了把雪揉搓双脚，尤其是脚趾间的部位，然后擦干，换上一双干净袜子。现在，终于能进睡袋了。
而我对暖意的等待，只是徒劳。
虽然我穿上了所有的衣服，躺在一个贵得过分的羽绒睡袋里（“可抗零下二十五摄氏度严寒”），套在另外一个睡袋里（“更加抗寒”），我还是全身哆嗦得像一支摆动着的音叉。我左右翻滚了一会儿，没过多久，我就意识到自己买垫子时图便宜是个非常严重的错误：垫子太薄，寒气从地面穿过垫子，深深地潜入我体内。我匆忙地将所有不会压坏的东西塞到垫子底下，希望能隔挡住一些寒气，但并不怎么见效，情况依然很糟。
最惨的事情是，我刚刚喝了很多雪碧！现在真的要穿着夹脚拖鞋爬到外面的冷空气里去吗？我拉开帐篷拉链试探情况。没错，我的鞋还在那儿，里衬上已经结起了一层薄霜。我的目光落到了旁边的空雪碧瓶上，不需要过多思考了。
先将电筒固定在头顶，再扭开瓶盖。1.25升，应该够了。瓶子小小的开口在电筒摇晃不定的光线里，就像一只不情愿的眼睛，而我管不了那么多了，它和我都知道，此路无法回头。
完事后，我把瓶子举起来：所容的液体虽然少得让人失望，但至少它是暖暖的。或许我应该把它放进睡袋里，我想，最终还是把它放回了帐篷口外的雪地上。
战区
夜最深之时，一种令人不安的认知渗透进了我的意识之中：中国北方某处立着一顶帐篷，我在帐篷里翻来覆去，冻得全身发抖，自己却无计可施，睡觉是根本不可能的。但如果我起来，很有可能会在外面被冻僵，还是情况其实没那么严重？中国的这片地区到底能有多冷——零下二十摄氏度，二十五摄氏度？
我打开手机，盯着屏幕上淡淡的蓝光：没有新短信。发一条信息给小象：我这儿有点冷，我想你。另一条给柯儿：我过几天就到。屏幕暗下来。亮亮的长方形在我眼前跳动了几秒，直到这光也完全消失了，又添一抹黑暗。
我在脑海中努力勾画着身边各个物件的颜色：鸭绒睡袋橘黄色，合成面料的睡袋蓝色，帐篷内层黄色，外层绿色，背包深红色，我穿着一条棕色的裤子和一双米黄色的袜子。
帐篷外，夜的黑色在咆哮。
当天空终于泛白时，我爬出睡袋，小心地伸展身子，迎接黎明。借助已经冻得全无知觉的手指刷完牙后，我深吸一口气，把双脚伸进结冰的鞋里。我讨厌搭帐篷。
我的目光又落到了雪碧瓶上：它依然靠在雪地里，依然以我们上次幽会后我将它放在那里的姿势。我将它举到阳光下，竟带犯傻地惊讶发现，瓶内的液体已经冻住了。这样的情况当然再自然不过了！可现在怎么办？倒也倒不出来，把瓶子留在原处又污染环境。带上？
接下来的几个小时，我饿渴交加地走在这冬景中，双脚在结了冰的鞋子里冻得冰凉，我又困又累几乎马上会栽倒在地上。但这些都还不是最糟的：最糟的是我的羞耻感。好一个了不起的徒步者！半夜差点被冻死，从昨晚开始饥肠辘辘，能喝的东西早就没了，但还背着一瓶冻结成了固状的小便到处走，真是太棒了！
德籍徒步者在中国不抗严寒身亡——一瓶尿液引人深思！
到了临猗县，我找了家供暖的宾馆，房间在转眼间就被散发着生冷的霉臭的帐篷和睡袋铺满了。我洗了个很久的热水澡后，把自己裹进两床被子里。窗外，人们在筹办年货，所有的房屋都已被装扮得红红的。我点了一份加辣的宫保鸡丁，虽然舌头辣得发烧，我依然浑身发冷。电视里闪过一幅幅中国南方雪灾的画面，所有火车站交通严重堵塞。一个念头在我脑海中划过：其实，我不想在外面走了，也再不想挨冻了！身体会对曾经经历过的严寒存有记忆吗？反正，又过了许久之后，许多杯热茶下肚以后，我终于感觉到了一丝暖意在体内扩散开，我对运城充满了期待。
一天后，2月3日傍晚，我抵达了运城。见到我，柯儿笑得几乎停不下来，尤其是我的头发和胡子触到了她的笑神经。“你看起来还真像阿甘！”她激动地拍着手叫起来。我浑身又脏又臭，而她则特意打扮过：深色调的彩妆，高束起的头发，一根细细的项链希冀满满地在她胸口若隐若现。见面拥抱还是免了吧，我全身上下还沾着最后三十公里的汗水和灰尘。
进到宾馆房间里，她只给我两分钟洗脸的时间，便又催着我出门，她的朋友们已经在餐馆里等着我们了。我原本想先洗澡再出门见人的计划，被她置以一笑地否决了。
餐馆里已经坐了满满一桌人，一声响亮的“Hello”是我们进门时的欢迎词。我认识了她最要好的女友，大嗓门，话很多。还有一个似乎刚从监狱出来的胖子（——“里边怎么样？”——“没劲”）。
晚饭后，柯儿带我回宾馆。她有几分醉意，非要看我路上拍的照片不可。我说自己现在必须马上洗个澡，她便坐到了床边，摸出手机摆弄起来，并朝着浴室的方向对我不耐烦地挥了挥手。
水是温热的。
当我正在擦干的时候，屋里传来她的声音。“马上！”我把浴巾裹在腰上，叫道。她指着我背包上的小熊，“是她送的吧？”
我点点头。
这个熊是小象送的圣诞礼物。在平遥送她上车后，我慢慢拖着步子走回到宾馆沉静的房间中，头脑空空地坐了一会儿。然后，我打开了她给我的小包裹：一张不知总共写了多少个“笨蛋”来称呼我的卡片，卡片下面躺着一只小布熊。它双臂张开，耳边的商标条上印着德文商标和“Made in China”，小象在一侧画上了一个笑脸和一颗心。
当然这些我都没跟柯儿讲，我只点了点头。
“可爱！”她说。
紧接着便指着我的肚子，佯装伤感地嘟起脸说：“你瘦了。你说，我是不是也该像你一样去走走啊？”
“你？千万别！”我坐到她身边，扶着她的腰说，“你看你现在已经多瘦了！”
短短几秒，她没有动。我能看见她的双乳伴随着她的呼吸上下起伏，颈上的项链闪闪发亮。
我的手不经意地上移。
“喂！”她一把推开我，没什么表情地盯着我看了一会儿，小声说道，“你不是要改嘛！”
但她还留着没走。当我再次靠近她，伸手抚摸她的项链时，她也一动不动。她颈上的皮肤很软，很滑，还微散着香气，我的一只手伸进了她的内衣里。
就在这一刻，气氛消散了。
“住手。”她低声说着，站了起来。她整理好身上的衣服，四周只剩下一阵轻轻的窸窣声。随后，鞋跟咯嗒咯嗒地响彻了整个房间。她又回过头看了我一眼，门便在她身后利落地关上了。
第二天早上，有人敲门，柯儿站在门口笑盈盈地看着我。她昨天答应了带我去邮局，我们现在就去。我想把照片寄给那些我近几周拍过的人们：胡阿姨、刘爷爷，还有那个一见我就号啕大哭的孩子。
到了邮局，我把要寄的信递给工作人员，其中一封却引起了不小的轰动，是我准备寄给闫道长的信。轰动的重点似乎在信封上，“这是谁写的？”一位工作人员指着我贴在信封上的地址问。
“这个地址？是闫道长自己写的，”我说，“我只把它粘上去了而已，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吗？”
工作人员笑了，“你没注意到这书法吗？”
我不觉也扬起了嘴角，闫道长伏在桌上，洋洋洒洒地写下自己地址的场景仿佛又出现在了眼前。几周后，在这个几百公里以外的积满尘埃的邮局里，人们为看到如此美的书法而兴奋不已。
“中国真是太有意思了！”我说道，转身看看柯儿。她正全神贯注地摆弄着手机，只抬头茫然地瞥了我一眼。
接下来的几天，我们一起参观了各种景点，柯儿是位不仅很有耐心而且还不知疲倦的导游。
所有景点当中，最有意思的是位于关羽出生地的一座庙宇。这些房屋算不上古老，也没多大特别之处，但这里有一棵据称已经两千多岁的枯树。当时的关羽已经见过这棵树吗？我的一只手放在它满是节疤的树干上，脑海中想象着关羽当年南征北战的情景。或许他也途经过所有我看过的风景：从桃园出发，穿过河北平原，翻越阳泉山脉，再穿越山西高原。千百年来，那些尘土应无大异，只有名字和房屋是新的——当时的这位年轻人现已成神。
坐在回城的出租车里，我注意到了仪表盘顶上的一尊小塑像，红布缠绕，金光闪闪，长须，握刀。“关羽？”我问。柯儿和司机一起笑了起来，“当然啦，不然还会是谁？！”
2月6日晚上，春节正式开始。我很开心，因为我手中的袋子里有一万发鞭炮，新绛城外集市上的鞭炮老板肯定会为它感到骄傲的。首先，我们要到柯儿妈妈家接她弟弟。小伙子刚刚二十出头，留着小胡子，热爱各种武器以及文身。听柯儿说我喜欢拍照，他立刻跑回房间，举着一把黑色的大砍刀走出来。
“这可是见过血的。”他神秘兮兮地向我透露。柯儿和她妈妈都斜翻了翻眼睛。还没来得及享受家里的舒适，我们已经又坐上了出租车。
一刻钟后，当站在另一个城区的另一家门前时，我才明白我们在城里穿来跑去的原因：柯儿的父母正在办离婚。
奶奶打开门，叹了口气，“他已经又上床待着了。”
“我爸爸最近情绪不太稳定。”柯儿小声对我说。这时，她的脸蒙上了一层惨白，增添了许多忧虑，和我曾经在北京电影学院认识的那个染着彩色头发、身材上佳的活泼姑娘判若两人。
过了一会儿，房间门开了，一个穿着棕色睡衣的男人出现。和他握手的时候，我心里在想，这个人的生活就像是隔在一块玻璃之后一样。他的每一个动作都如此小心谨慎，发出的每一声都如此轻微胆怯，他最爱聊的话题莫过于茶。给我们泡普洱的时候，他从茶田谈到了茶的发酵工艺。在我接过杯子，连夸这茶香时，他的眼睛令人几乎无法察觉地微微一亮。
我发现，这时柯儿的表情也轻松了一些。
家里装修得很精致，跟柯儿妈妈的房子一样，于是我问起他的职业。“我老婆和我都是做茶生意的。”他微笑着说。我毫不感到意外。他点上一根烟，眉间的犹豫立刻又少了几分。
我们心不在焉地在院子里放了些鞭炮，便跟他告了别，又回到柯儿妈妈家。厨房里，包饺子的材料早已备齐，我也被允许参加。我包的饺子与别人的比起来，相去甚远，不仅如此，我的大部分作品还煮散在了锅里。
九点刚过，外面已经响起了鞭炮声，我坐不住了。但柯儿弟弟只懒懒地摆了摆手，躺到沙发上：离十二点还早着呢。好吧，那我们就嗑瓜子，喝可乐，看春晚——等着。十点的时候，窗外的鞭炮声已经和德国中型城市的新年夜相当了。临近十二点，我们终于出门了，踏进这个火光闪耀的夜晚里。我们铺开我的一万发年年红，周围的响声轰隆震耳，我感觉自己似乎身在战区。打火机打不着火，我紧张了一下，但立刻就有一个新的递到了我手里。柯儿笑了笑：她跟弟弟都抽烟。还有十秒就到午夜，我点燃了导火线：随着一阵咝咝声，我的万发年年红噼里啪啦地爆起来。十二点整，四周炸开了花。
眩晕
我在鼠年的第一个清晨醒来时，耳朵里还回荡着前一夜的巨响。鞭炮声好似战场上的大炮轰炸，还有无数汽车防盗警报尖声尖气地夹杂其中。昨晚其实很好玩儿，但我那万发年年红的响声几乎完全被淹没了。它只噼里啪啦地爆响一气，我在将近两点钟上床睡觉的时候，还在纠结它是否真有一万发的问题。
出租车突突嗒嗒地载着我们穿行在这个还半梦半醒的城市，过了一会儿，我们来到某家宾馆的一间套房里。一屋子人个个面带倦色，哈欠连天，显然一夜都没合眼。饱满的麻将碰撞声回响在房间里，一张张钞票在桌上来回换着主人。
有人递给我一瓶啤酒，我摇摇头，自己倒了杯可乐。“雷克不喝酒！”柯儿说，那语调听起来仿佛这是件多么好的事，其他人却都不得要领地看着我。
我不好意思地耸了耸肩，举起可乐喝了一小口，坐到沙发上。可乐里的碳酸早已经跑没了，还是温温的。我突然想起了经营火锅店的杨家兄弟俩，他们那儿的可乐是加热了喝的，就在外面寒风凛冽，桌上的菜肴冒着热气的时候。“想法才是最重要的。”他们俩当时跟我说。那是多久以前的事了？
我终于打起精神准备离开运城时，已经是一个多星期以后了。
“我明天就上路了。”最后一次聚餐时，我举起杯子向大家宣布，并还信誓旦旦地说，离开他们，离开运城对我来说真的不是件容易的事。虾壳在我的盘子中堆成了一座尖尖的小山，香辣味，美味至极。
柯儿带我回我的房间。
我问她要不要进去坐坐，她只淡淡一笑，摆了摆手，“行啦，瞧你那样儿！好好走，走快点儿，回到她身边去！”她竖起食指命令我说。她给了我一个拥抱，又暖，又柔，然后在我脸上轻轻一吻，转身走了。我感觉到，终于，这才是一个好的道别。
第二天，我睡过了自己计划动身的时间。就如三个月前，我在北京睡过了头一样。天空很蓝，背包很重，我感觉自己和二十六岁生日那天出发的时候一样虚浮、无力。
煎熬过两个小时，我终于到达了城西郊的盐湖，运城的象征。我站在那里，远眺白茫茫一片，如同我搭帐篷过夜的雪地一般。远处，隐约有一些黑点可见，走近才发现，那是采盐工人们。他们靠着长而灵活的传送带，将盐从湖里采集上来，再堆到高高的盐山上。我自问他们是否知道自己受关羽庇佑：在一个流传千年的传说里，关羽曾在这湖边显灵，降伏了阴谋破坏盐场的厉鬼。百姓为了感激他，便为他修了一座庙——这是关羽从武将化身为神的最关键的一步。
一条窄窄的小径直达湖对岸。干吗不去看看呢，我想。不多会儿，我穿行在盐山与干土之间，穿行在停放着的自行车与蒸汽腾腾的废料堆之间。阳光照射到白色围绕的水面上，我几乎可以想象这里曾是一幅多么美似童话世界的景象。
前方等着我的，是从南面截断山西高原的山脉。它们看上去并不算非常雄伟，反倒更像盖在白雪之下的丘陵。我不由自主地问自己，翻过这些山岭，在另一面朝下望的感觉会是怎样。
我能看见古代的皇城开封和洛阳吗？我犹豫不决地驻足了一会儿，掏出定位仪东按按西弄弄。手指滑过屏幕上的刮痕时，我想起了孤峰山的那段下山路：滑溜溜的岩石，我一踉跄，摔的那一跤，夜里无助的寒战，结冰的鞋子，还有那段背着雪碧瓶的路程。
不就是山吗，我才不管呢，我心里这样想着，转身西望，一马平川直至天边。黄河在后方流过，以它汹涌的波浪分割开山西与陕西，相邻的两省读音如此相似，令人颇为恼火。中国人站在德国行政区地图前，猛然发现德国有萨克森、萨克森-安哈尔特，还有下萨克森州的时候，大概也是类似的感觉吧。或者是发现德国原来有两个名为法兰克福的城市，还有无数名叫新城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