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净？我想起了自己第一天到达北京的情景，想起了那散不开穿不透的尘雾。
我问小姑娘她说干净具体指的是什么，她则似乎对我的无知惊讶不已。
“你不知道在北京白裙子可以穿一整天吗？”她说完，又小声补充道，“在这儿，几个小时就变黑了。”
奶奶带着两个孩子回里屋睡觉后，刘爷爷和我还在客厅里坐了一阵，喝茶。
他身体结实，话不多，桀骜不驯的头发偏分着，右眼皮微微下垂。从前，他和这里大部分男人一样在矿上干活，现在儿子在外挣钱，他照顾孙儿孙女。
不知怎的，我们聊到了“文化大革命”。
“那时候惨啊，”他声音低沉，“真是惨啊。”
这一段历史是人们不乐于谈及的，如果谈到了，语气也往往和德国人谈到“第三帝国”时相近。人们努力寻找一个客观中性的语调，谨慎地择选每一个用词，句子都以“他们”而不以“我们”为主语。
“最惨的是，那时候连自家人也斗，”他说，“兄弟之间、父子之间，没有例外。”
我忽然想起了朱辉给我讲的他父亲的故事。“文革”中朱辉的父亲为躲避政治斗争进山打猎孤独度日。
“那时候，人们关心的究竟是什么？”我问。刘爷爷思考了一会儿，“关心的是对毛泽东思想的正确解读，谁领会得最到位。”他叹了口气，“你们外国人可能无法理解。”
“文化大革命”发生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期。
这场风暴席卷全国十年之久，愤怒的红卫兵将老师赶出学校。伟大领袖观望着，拍手叫好。紧接着受到批判的是所有知识分子和党内老干部，许多人被殴打至死。相比之下，那些和邓小平一样仅仅被下放到农村劳动，平白给农民添了不少乱的人们，可以算是大幸了。
大字报贴满了整个中国，“某某是修正主义者，革命的敌人！”或者，“某某与某某有不正当男女关系！”无论城乡，没有一处的庙宇佛像不被损毁。在走上革命道路前曾留学德法的国家总理周恩来，也只得借助军方力量才使紫禁城免遭一劫。
有一个问题困扰了我好久：“刘爷爷，真是江青和她的团伙发动了‘文化大革命’吗？”这是官方的历史结论。我又想起了博物馆里所见的丝质马桶。
刘爷爷带着一副诧异的表情看看我，“当然啦，他们不是还被判了刑吗！”
“江青是毛泽东的夫人，对吧？”
“是啊，怎么了？”
“我只是在想，如果毛主席不是真的……呃……希望‘文革’发生的话，他难道没办法阻止她吗？”
刘爷爷歪着头，“毛泽东，”他说道，还在末尾附上了一声长长的“啊”，“毛泽东啊……那时候已经是个老人了。”
假树
在山坡上走了两天，尘土伴着寒冰深深地刺进了我的衣服里。我满脑子想的都是洗个热水澡，躺在干净的床铺上好好睡一觉。踉踉跄跄地走在石块铺砌的路上，我还莫名其妙地为此付了门票。一名导游自豪地走在前面，我精疲力竭地跟随其后，并非出于真正的兴趣，而是抱着既来之则安之的心态。
来到平地中央的大树跟前，导游站住了，将手臂高举过头顶，期望满满地看着我高声说：“洪洞大槐树！”声音中带着激情，显出几分夸张。
我仰头观察起来，主干粗壮，树冠茂密，形状倒像一株盆景，一株疯长了二十多米的盆景。
“很……大。”我故意没话找话地说。
“是，大小也是尽量按原貌还原的。”
“按原貌还原？”
“原来那棵大槐树三百年前就被洪水冲倒了！”
“然后人们就栽了棵新的？”
“对，”她吃惊地看看我，伸出手指指向平地的对面，那边什么也看不见，“在那边，现在都已经第三代了！”
我不明白了，“那这棵呢？”
“这棵？这棵当然只是个模型啦！”
“模型？”
“对啊，这棵树是塑料的。”一棵塑料树做得比楼房还高？我的笑声顿时响彻了整片空地。没给导游开口解释的机会，我已经要求她帮我拍照了。站在这庞然大物下，我左蹦右跳地大声喊着：
“这么大一棵树，原来是假的！都是塑料的！”
导游也略显尴尬地跟着笑起来。
她此时一定已经发现了我对整个情况毫无了解，帮我拍完照后，她把我领到一堵墙跟前。
墙上刻着一个字，很大，金色的。她注意放慢了语速，问了我一个简单的问题：“这个字，你认识吗？”
为了不张口瞎说，我思考了一会儿才说：“是‘根’吧？”
“没错！”她投给我一个学校老师般认可的微笑，又指指地面，地面上间隔有序地嵌满了金属徽章。
“人们回到这里寻根拜祖的时候，整个家族就会聚集在这里，”她解释道，“连总理也来过呢。”
“温家宝？我以为他是天津人。”
“对，他是天津人，但他祖籍是山西的！”她笑了笑，“我们这里流传着这样的民谣：问我祖先来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问我故乡叫什么？大槐树下老鸹窝。”
“噢，对哦，山西是中华文明的摇篮！这个说法我也听过。”
“你还真不赖呢，不过这还不是最关键的，”她依然微笑着，“这棵树的历史没有那么久远。”
她引我走进一间展厅，厅内展出的主要是图片，然后，她给我讲述了这段历史。
十四世纪下半叶，与黑死病肆虐的欧洲一样，中国也经历了一场大规模的人口剧减。盘踞北京、统治中国近一百年的蒙古人终遭驱逐，在1368年仲夏，南方平民出身的朱元璋登基建立大明，但此时，华夏大地已阴云密布。十年征战都没给这个国家带来如此沉重的苦难，黄河任性地耍了个脾气，便路绝人稀了。全国大部分地区人口骤降，中原地区几近成了人烟稀少之地。
“移民！”明太祖决定，迁移当时在一定程度上躲过了战乱洪灾的山西人民。
“我们洪洞是这一带人口最密集的地方。”导游骄傲地说道，又指给我看一幅大版面的画。
画上画着一座村庄和一棵体形巨大的树——这肯定就是大槐树了。
“那时候，人们当然谁都不愿离开自己的家乡。你多半知道，我们中国人对故乡的感情有多深。结果御史们就使了个伎俩：他们发出布告说，不愿意迁移的人要去登记。”
“……然后，恰恰是这些人被迁走了？”
“对，从这里可以看到当时的情景。人们的双手被绑在身后，一个挨一个排成一列。他们回望家乡所见的最后一物，就是这大槐树，耳边听到的家乡最后的声音，就是这槐树上的乌鸦叫。有些人家甚至被迁到了好几千公里之外的地方。”
“那总共有多少人被迁移了？”我问。
她叹了口气，“具体数字没人知道，但肯定不少。举个例子吧：你知道现在的人们想去洗手间时都会怎么说？”
“解手？”
“对！这个说法就起源于此次人口迁移。人们在迁移行进途中，双手一直都是被绑着的，只有在内急时才能请求看守解开。”
但这还不是全部。
“甚至还有人说，许多老人习惯的这种站姿也由此而来！”她一边说，一边将两臂交叉，背到身后。以前在北京我住的小区里，老人们确实经常这样在院子里站着。
“人们不想忘记自己的家乡。”她说。
我想到了自己某个夏天在长江上认识的一个小姑娘，我们并排站在渡船上，四周环绕着鲜亮的绿色：江面，岸边，甚至连渡船的船身也被涂成了深绿。当我问起她的家乡时，她笑着说本来离这儿不远，但因为修建三峡大坝被迁走了。
新家在什么地方？
她说出上千公里之外广东的一个地名。
你真可怜，我诚心地说。我之前还从未碰到过被迁移的人。
她只惊讶地看看我，笑了笑。船一靠岸，她就消失了。
这天夜里我没睡好。虽然冲了个热水澡，洗掉了满身尘土，也有一张舒适的床，但迷迷糊糊不知几点的时候，我被一阵嘈杂的嚷嚷声吵醒了。我的心猛跳着，过了一会儿才反应过来，那是个醉鬼在走廊里大叫服务员的声音。
“服务员！”他不停地吼着，“服——务——员！”
而服务员偏就不出现。
虽然本来不想发脾气，我希望自己变得平和，有耐心，成为一个温和的徒步者。但我已经感觉到了怒火在身体里缓缓上升，突然觉得特别热，我拉下了睡袋拉链。
“服务员！”那人还在门前喊。你敢再叫一次，我就来收拾你，我心想。又一声“服——务——员”之后，一片安静。我竖起耳朵听这夜晚的声音，又疲倦地拉上了睡袋拉链，还带着一点点失望。
但那人其实只是为了发出新一轮更大声的叫喊而歇了口气罢了。
“服——务——员！！”他咆哮道。
几秒之后，我出现在房间门口，眼前是一个目光呆滞的瘦瘦的男人，几乎站都站不稳。他双手紧紧抓住一节栏杆靠着，嘴里还喃喃地念叨着什么。这时，一个年轻女人手拿钥匙，快步走上了楼梯——服务员，终于还是来了。他们俩都满脸诧异地看着我，我的怒火彻底爆炸了。
“你在这儿吼什么吼？！”自己声音的分贝似乎远远高过了他的，但这个尴尬的念头也只是在我头脑中一闪而过。
他依旧紧抓着扶手，不自觉退后了一步。服务员已经被吓呆了。
但我的话还没说完：“别人正在睡觉，你在这儿喊什么？！”
他举起一只手，解释道：“我呃……忘了房间钥匙，然后……”
“那还劳您大驾，自己去前台取！在这儿又喊又叫算什么？！”
服务员努力想使气氛缓和下来，“实在对不起，是我的不对，”她畏畏缩缩地小声说，“那现在两位都可以回房休息了吧……”
我指着那闹事者还想再说什么，却没了词，便火气未消地紧了紧拳头。这时，服务员已经打开了房间门。那男人脸上挂着几分无知的自足，摇摇晃晃地走了进去，门在他身后吱呀一声轻轻关上了。
“您也回房休息吧？”服务员询问地看着我。
“但如果他又……”我的话刚起了个头，还是索性一转身，没接着说下去，只余怒未消地扔下一句“哎，算了算了”，反正不管怎么样都是她的不对嘛，谁让她没早点上来？
我又过了好一会儿才反应过来，自己的房间门关上了，但钥匙不在我的裤兜里！我把它放在了房间桌上，电脑右边。我推了推门把手，没有任何动静。
我赶忙急跨一步，冲到栏杆边上，只见女服务员的辫梢在下层一掠而过，没了踪影。
“呃……服务员？”我使出了吃奶的力气大声叫道。
乌烟瘴气
“简直太典型了。”电话里，一万公里以外传来的小象的笑声就像清脆的银铃声，我刚给她讲了自己半夜在宾馆里叫嚷的事。
“你都还好吗？”她问，“累不累？天气怎么样？”
我环视四周，白茫茫的一片，雪花在空中打转。
“又开始下雪了，”我说，“有点累。”
“冷吗？”
“现在还不冷，而且，我离下一个城市也不远了。”
“哪个？”
“临汾。”
这个名字在我脑袋里已经转了很久，就好像它要告诉我些什么，而我实在不知道到底是什么。
“你知道临汾有什么特别之处吗？”
小象想了一会儿，“有很多煤矿？”
“噢对！”我突然想起来了，“曾经有一本德国杂志报道过，临汾是全中国环境污染最严重的城市，也属于全世界最严重之一。”
我四下望去。积雪在鞋底嘎吱作响，轻柔的雪花挂在我的睫毛上。在如此一片白色的寂静中，这样的话真令人难以置信。
我在雪地里走了一整天，每隔一段时间就有客车冒着蒸汽从我身旁开过。每辆车上都有乘客把脸贴在窗户上，朝我投来惊诧不已的目光。坐在客车加温坐垫上的他们，一定觉得我的这个业余爱好相当愚蠢。但我并不孤独，我碰到了一位在雪地里漫步的老人，他打着把蓝伞，仿佛这世间无以与此媲美，鼻梁上的墨镜和微微卷曲的头发，使他看起来有几分像朝鲜前领导人金正日。
不同的是，他脸上挂着笑容。
“呃，请问，这儿离附近的餐馆还有多远啊？”我们之间还有几米距离时我问，我不想我们一句话不说就擦肩而过。
他停下来，指指身后的路。
“那边，”他说，“就是临汾了！”眉毛在墨镜上方愉快地上下跳动着，“不远了，最多也就几里！”
棉布裤，衬衫，薄外衣，他这身着装看起来没有半点旅行徒步者的样子。手里拎着一个红布包，还拿着一样木制的栅格状的东西，我完全不知道是用来做什么的。不过我注意到，他打的其实不是雨伞，而是一把大号太阳伞，和很多亚洲女性出游时为了保持皮肤白皙而撑的那种一样。
“多谢。”我想不出别的话。他也同样礼貌地回答：“不客气！”便又迈开步子，从我旁边经过，朝我来的方向走去。
我的目光有些迷惘地跟随着他的背影。
“嘿，”在他就快要听不见我说话时，我喊道，“您这是要去哪儿啊？”
“我？”他站住了，举高手里的伞，“回家啊！”
回家？当然啦！我陷入自己的思绪中，拖着重重的脚步继续朝前走。
不知何时，扬起的雪尘中又出现了一辆客车，正与雪努力做着斗争。就在它翻卷起我脚边的积雪时，我又一次看见了车上乘客张成O形的嘴和睁大的眼睛，一根根手指伸出来向我指指点点。
乘客惊奇地注视着背包老外，背包老外惊奇地注视着撑阳伞的人，所有人如此迷茫地相互盯着看，没有任何差别。
我自个儿咯咯地笑着，走完了通往临汾的最后几公里路。
进了临汾城，我跪在停车场入口前，给一群孩子拍照。他们个个都一屁股坐在雪地上，嘻嘻哈哈地从斜坡上往下滑，每张小脸都乐开了花。正在这时，有人碰了碰我的胳膊，问：“不好意思，请问您在干吗？”
我扭过头，声音来自一位直愣愣地打量我的妇女。
接下来的几分钟里，她笑得很少，但说得很多：她丈夫在电视台工作，我一定得跟他认识一下。他是临汾电视台的记者，人特别好，应该马上就到了。不过现在人跑到哪儿去了？怎么还没来？她把手机举到耳边，冲里面吼了几句我听不懂的话。
一定是老婆下达了命令。五分钟之后，一个跟我年纪相当的瘦小男人出现了，他朝我伸出手。
“你好，雷克，”他说，“我听说了很多关于你的事！”
见他对我友好地笑着，我也回以一个友好的微笑。他老婆只轻轻扬了扬嘴角，令人几乎无法察觉。
接下来的几天，我的新朋友带我逛他的家乡，并分秒不停地举着摄像机拍我。似乎没有什么是不值得详细记录的：雷克在吃大碗面条，雷克进了一家户外用品店，雷克正盯着商业街上摇曳过往的女孩子看。
他常常在放下摄像机的那一刻兴奋地喊出句北京话：“牛逼！”
这个词从像他这样腼腆的记者嘴里说出来，实在有些怪怪的。我跟他说到临汾的污染完全不如媒体报道的严重时，他高兴地笑了，“是啊，是啊，媒体，牛逼！”
近几年来，政府花大力治理环境，中国受污染最严重城市的称号早已转到了别的城市上了——没准儿是乌鲁木齐呢！他这样说。
我想到了朱辉：他家离乌鲁木齐不远。现在回想起来，我在保定注视着他消失在车流之间的那一刻，好像已经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下次什么时候才能见到他？
我这位记者朋友有他风趣幽默的一面，但他跟无拘无束的朱辉全然不是同一类人。他很早就结了婚，认认真真地为自己在电视台的事业奋斗着。“没有对口的人际关系，实在是不容易。”他语气平淡地说，毫无半点讽刺或不平。
有关他老婆，我只知道她在医院工作，对他管得很严。比如说，他绝不会在她面前说他那句口头禅；每次她打来电话，他那本就不算洪亮的嗓音瞬间变成了恋爱中苍蝇般的温柔呢喃；而且大多数时候，他都会为这个或者那个给她赔不是：为了我们的时间安排，为了气温下降，为了今天刮风，我几乎能想象出电话那端她那张微微动气的脸。从他充满歉意的微笑推断，他脑海中的图像肯定也是如此。
我们在城里转了两天，第三天又一道走了几个小时，一直走到城郊的一座寺庙。他想拍摄记录我走路的过程：收拾东西，穿鞋，出发，拍照，休息，吃饭，喝水，还有最关键的，走，走，走。晚上，我们到达一家小旅馆，便互相道了别。按计划，我会在这几天完成我的第一个一千公里，这个时刻，我想留给自己。
“你肯定会高兴地跳上一阵吧？”他问。那双闪亮的眼睛仿佛在说，他也希望能跟我一起，用摄像机拍下我跳舞的样子。
每一千公里来一段庆祝舞？嗯，还真是个好主意，绝对牛逼！
第二天中午，正下着大雪，我被一个开车经过的人拦住了。他坚持要请我一起吃饭，跟他还有他的朋友们。他姓曹，身上穿着件时髦的皮衣，大概四十岁光景。因为他给人印象很友好，我便答应了下来。等我到餐馆时，他已经和三男一女坐在那里等我了。在把我介绍给大家时，他的态度有些过分亲热，似乎我们已经认识很久了一样。
饭菜很可口，有宫保鸡丁、炝炒油菜、水煮鱼、回锅肉还有馒头。我享受着室内的暖意，不停咕噜地喝着可乐，一边讲着这个或那个我旅途中发生的故事。所有人都很礼貌，兴致也很高。突然，曹先生神色镇静地从外衣口袋里摸出一个小锡纸包，小心翼翼地打开，一团白色的粉末显露，他动作熟练地将它吸进了鼻子里。
悠然的笑容在他脸上荡漾开来，我吃了一惊，甚至忘了说完自己正在说的那句话。
至今为止，我在中国见过的在公开场合吸毒的人，都是外国人。
即使是中国人，最好也别被逮着。就在前几天，一位曾经教过我的电影学院的老师就因此被捕。上周三，他的面孔出现在晚间新闻的荧幕上：警方缉获贩毒团伙，北京电影学院摄影师谢征宇因涉嫌吸毒被当场抓获！醒目的标题下方，我们的老师眼神迷离地盯着镜头。
但在这家山西的餐馆里，一切都离得很远。曹先生抬起手背蹭了蹭鼻子，满意地咯咯一笑。
我迷糊了：难道他就不怕自己这爱好被逮着吗？还是我完全理解错了，那些白色的粉末其实不是毒品？
但我不是唯一疑惑不解的人，坐在我旁边的那位女士突然骂开了，“你还在搞这个，曹哥？”她伸出食指，远远地指了指那锡纸包，好似指着一只恶心的爬虫，“你又不是不知道，这对你身体不好！”她的声音听起来既严厉又亲切，像在教育一个不听话的孩子。
曹先生的回答则跟美国或欧洲的每一个瘾君子一样，他咧嘴一笑，说：“是是是，我知道，我知道。”便收起他的小包，重新放回了外衣口袋里。
老村长
我在一阵鞭炮声中醒来，心想：这回是红喜还是白喜？天太冷了，我也懒得起来看个究竟。
自从到了临汾，天一直在下雪。我站在雪地里跟曹先生一行道了别，手脚冰凉地上路。他们后来又在雪地里找到路上的我，给我一张我们的合照，再次祝我好运。昨天，我在雪地里跳了舞，一步不多也一步不少地在导航仪公里数显示一千的位置。与其说是跳舞，还不如说是几下精疲力竭的左摇右晃而已，但也少不得。
之后没过多久，我从国道转向西方，找一个名叫丁村的地方。临汾的记者朋友告诉我，那里很老，很美。前往丁村的途中路过了一个小村子，一位白发老人指给我看一座高墙围筑的门楼，门楼顶部长着一棵树。
“当年慈禧太后出逃路过这里时，还大为惊叹呢。”他说道。我问他慈禧太后为什么要出逃，他声音嘶哑地笑了起来，“还不是为了躲你们外国人啊。”
1900年，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低谷，德国与此也难脱关系，“就如一千年前，匈人帝国在阿提拉的带领下称霸欧亚的威名流传至今一样，德意志这个名字也要在中国如雷贯耳：不能让任何一个中国人，胆敢再对德国人目以斜视。”
德意志帝国的末代皇帝威廉二世正是以这段无情残暴的宣言，在二十世纪的第一个夏天发兵中国，为报其使者遇害之仇。
这场战争是不平等的，一边是英、法、美、俄、日等殖民大国的联军，一边是本已在饥荒、鸦片及农民起义的多重危机中摇摇欲坠的大清朝廷。
洋兵逼近北京，皇室西逃。正如许多王朝灭亡之际一样，此时掌权决策的不再是皇帝，而是另有他人——他的姨妈慈禧太后。
“就是从这儿，”老人伸出细细的手指，指着门楼骄傲地说，“他们当时就是从这棵树下过去的！”
我想象着慈禧脸上带着那典型的微愠的神情，伸出长尖的指甲撩开帐帘一隙，一瞥外面的世界。在她看见这棵奇妙地扎根于门楼之上的小树时，是否联想到了那些垂涎她的疆土几十年之久、现已危及皇权的洋人呢？还是这棵树当时还并不存在？
短暂地休整之后，我终于攒足了精神，爬出暖暖的睡袋，迎接这寒冷的冬日。我在客厅里见到了收留我过夜的女主人和她的儿子，儿子正在玩电脑游戏——《反恐精英》，一声不吭地举了下手算跟我打招呼，女主人坐在沙发上做剪纸。我手里拿着馒头，端着一杯茶，坐在皮沙发椅上，整个房间的景象反射在新型平板电视的黑屏上。我嘴里嚼着无味的面团，心想，这家大概是全村最富裕的一家，或许也是最不幸的一家吧。
“你觉得丁村怎么样？”女主人没抬头，问我。我用尽缤纷的词语描述她的村子如同珍珠般的美。我电视台的朋友推荐我绕道过来看看丁村如画的庭院和这里的风土人情，果真名不虚传。
她沉默了一会儿，似乎在思考，“你的意思是，外国人也会喜欢这儿？”
“何止喜欢？他们会爱上这儿的！飞檐，柴香，静土……”
“如果以后来这儿的游客多了，没准儿我该长期出租房间。”她说道。沉浸在电脑游戏里的儿子抬起头来看了一眼。
钱，她反正是不缺的。丈夫一年里多数时间都在广东工作，收入不菲，所以他们才有了这幢楼，有了平板电视，有了新电脑，或许这也正是家里这份怪异的压抑的由来。
我在想，小儿子上一次见到他爸爸是什么时候。
其间，鞭炮声再次响起。“邻居家下葬。”女主人干巴巴地说道。几分钟后，我站在一个院子里，院里堆满了彩色的花圈，聚集了一大群前来哀悼的人。他们中几个穿着白色的孝服，但大多数身着日常的衣物。棚屋下的一张桌子上摆满了水果和饭菜，桌后停放着木棺。
“沉痛悼念杨福生同志”的条幅挂在墙上。在我看来，这些黑字就像是一个生手用大号毛笔涂抹出来的。
四处都是偷瞟的眼光。一个穿着大红色外套的小朋友拽拽妈妈的胳膊，指指我。几个送葬的人也察觉到了人群中的异动，抬起头来看看究竟发生了什么。在我的目光落到一双哭红的眼睛上那一刻，我明白自己不该来这儿。
我早该离开了，踢踹着国道上的积雪继续朝前走，而不是在这个院子里好奇地注视送别逝者的人们。
院门口，留宿我的女主人突然出现在我面前。
“你现在就要走了？”她惊讶地问道，仿佛我即将错过一场盛大的聚会一般。
我前言不搭后语地说着些“尊重亡者，尊重送葬人哀悼”之类的话，想起了曾经的自己被一片鲜花和哀伤的面孔包围着，握着弟弟妹妹的手，暗暗希望今天已是昨天，一切都已结束。
但女主人早已发现我只不过有些害羞而已。“你等等。”她说。不一会儿，她带着李村长出现在我面前。
村长是个通情达理的人，当他听说我想拍摄记录村里的传统习俗但又不想影响葬礼时，只说了句“稍等”，便叫来亡者的女婿——一个身着丧服的高个子男人。在其他人向他解释情况时，高个子男人神情严肃地微点着头，末了，又再一次许可地朝我点头示意。
就这样，我成了葬礼的正式摄影师。
我的任务是，尽可能完整地记录全过程，之后将洗好的照片寄给这家人。我不禁一愣：他们真的愿意让我拍照？
我犹豫不决地站了一会儿，还是无法下定决心举起相机。李村长把手搭在我肩上，和蔼地说：“还不快拍！”
随着这句话，我真正融入了这场悼念辞世的长者——老杨村长的仪式中：念悼词的人不住啜泣着，作为祭品的一碟碟菜肴都是满怀敬爱精心准备的；男人们争着抬棺材，希望借此能受到亡灵的保佑；走上弯弯的上山路前，抬棺材的队伍必须跨过火堆；体形高大的儿子们带领着拖长的送葬队伍，一言不发，泪流满面；妇女们脚步颤抖着朝地面已结冰的落葬点走去；送葬人利落地铲土掩棺时，村里有雪球飞来掷去；陪伴亡者离开阳世的花圈、纸房、纸车和纸钱都在熊熊地燃烧，还有逝者的遗孀虽然左右都由人搀扶，却依然几乎瘫倒在地，她走在送葬队伍的最后，离开这个她的亡夫在雪里等待她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