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再一次跟她承诺自己很快就能回到她身边，我盘子里剩下的牛排凉透了。我提到发邮件，打电话，提到特价机票，提到我们能在丝绸之路上最美的地方见面。我不停地重复着同一句话：时间将会飞一般地过去。过去的那些士兵、水手的妻子在丈夫被迫离家的时候又说了什么呢？
小象继续搅着面前的汤，脸上的表情不太信服。
我抓住她的手，“我在北京的那种生活已经过去了，已经过去快一千公里了。现在，我就只有走路，还有你。”
一丝微笑出现在她脸上，“走路，还有我？这个顺序？”
我抓起一把薯条塞进嘴里，“你不知道我是要走到你那儿去吗？你这个笨蛋！”
她笑了起来，“你才是笨蛋！还是个贪吃的笨蛋！”
接下来的两天，我们看中国电视剧，吃东西，睡觉，在老城散步。厚实的城墙，大红灯笼高挂的窄巷，房屋相连形成迷宫般的布局。只有在为数不多的几座中国城市里，人们还能隐约看到那些早已丢失的万千妩媚，平遥便是其中之一。但为什么偏偏这里，这个十九世纪晚期的商贸重镇，得以保存下来呢？在中国第一家银行的楼里，导游给我们讲解了平遥经历过的沉浮。小象轻轻撞了我一下，小声说：“塞翁失马——你还记得吗？”
这个成语是她前两天教给我的：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其中的故事每一个中国孩子都知道：古时塞北一老汉家的马跑到胡人那边去了，他的朋友都来安慰他，他却摆摆手说，这说不定还会带来福气呢。果然，不久后，他家的马回来了，还带回来一匹更珍贵的骏马。他家儿子喜欢骑马，结果被那骏马摔了下来，折了大腿。最后，这一不幸也转而成了幸事。没过多久，胡人入侵，所有健康的壮年男子都得从军，只有这家摔折了腿的儿子被允许留下来。
小象的头发在晨光中闪闪发亮，我静静地听着她的呼吸，柔和得好似一个个飞入又飞出的梦影。我的背包靠在房间角落里，正等待着再次整装出发。相机和定位仪摆在桌上，电池在充电器里。旁边的电脑开着，它记载着我到现在为止的所有经历：照片，路线，博客。
鞋在窗台上，它们两天前就已经干了。
小象回成都的航班就在几个小时后起飞。
“你跟我回家待几天吧，”昨天，我们吃着蜜汁烤翅时，她说，“我爸我妈肯定会很高兴的！”
坐上飞机飞几千公里？离开我的行走路线？
我努力挤出一个笑容，尽量显得严肃又带些安慰，“你知道啊，我不能跟你一起去，不论我有多想都不行！”
临别时，小象伸手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个包装好的小物件放到我手里，等她走后我才能打开看。一个笑容，一个吻，一个拥抱，再一个吻。然后，她走了。
粉色吸管
又过了整整两天，我终于打起精神，离开宾馆房间的朦胧灯光，接着做我来到这里本来该做的事——走路。那天上午，我装备整齐地迈出门时，冬天就这样硬生生地击中了我——哪怕戴着手套和帽子，哪怕裹着棉裤，这严寒也令人难以忍受。
离开平遥，路面上的泥浆冻住了，我朝西南方向逆风走了六公里后，来到了双林寺。双林寺是一座约建于公元五世纪的佛教寺庙，当时的中国四分五裂，无人料到那傲气十足的隋文帝重新一统天下，已经近在咫尺。以此推算，双林寺几乎跟伊斯坦布尔的圣索菲亚大教堂一般年岁，将近一千五百年。但只是几乎，如果寺庙的原迹没被战火完全摧毁的话。十一世纪宋朝年间，几乎所有建筑和雕像都经历了多次大规模整修，如今人们所能见的那些也不过就几百年历史而已。榆次的那位老人是怎么说的？“再过一百年，”他指着一栋栋仿古的新楼，那张酷似黑塞的脸上堆起一个嘲讽的笑容，说，“这些东西就也成古董了！”
双林寺默默无声地立在那里。我在寺内散着步，陷入了深思之中，差点踩到了一位正在后堂专心诵经的妇女。日光从门间斜射而入，她跪在垫子上，双手虔诚地合在胸前。尽管穿着厚厚的棉衣，但也一定很冷。我轻迈着脚步朝殿堂深处走去，眼睛也逐渐适应了屋内昏暗的光线。墙边竖着一长排陶土像，它们个个身着华丽的服饰，怀里抱着孩子——原来是座求子殿。
我望向那位跪着的妇女，她嘴里还在无声地念着经。或许她的儿女生活在几千公里以外的大城市，收入颇丰却无暇组建家庭。大城市中的生活和旋涡四布的商场人情都是在这里，在这尘沙漫天的安宁中，无法想象的。和他们通电话时，她都会说些什么呢？你爹跟我只不过想抱孙子而已！又能有多难呢？
忽然，我注意到那些雕像看上去有些怪异。走上前一步看，我浑身起了一阵鸡皮疙瘩：那些眼睛！一个陶土雕塑的年轻母亲面朝着我。她柔鼻薄唇，一定也曾是玲珑面容。但现在，双眸的位置上却只开着两个深深的孔。她怀里的孩子欢喜地笑着，他的眼睛还在。
我问门口的保安这都是谁干的，又是为了什么。而他只摆摆手，目光严肃地瞟了一眼我的相机，说这些是文物古迹，禁止拍照。
这一天，我没走多远，天太冷了。我流着鼻涕，用力朝前弓起身子逆风而行，一边咒骂起那怯生生地悬挂在空中的太阳，为什么只发出蓝冷的光，却没有半点暖意。
塞上耳机，放上硬核朋克音乐，在Urban Waste（城市废物乐队，美国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朋克乐队）和第三包纸巾的伴随下，我到了一个小镇。看到一块牌子上写着房间供暖，价格实惠，我便毫不犹豫地走了进去。
昏沉无梦的一夜过去，第二天，一切重演，12月31日紧接着便来了。我在窄小的房间里醒来，奇怪自己的屁股为什么火燎般地疼。收件箱里有一封弟弟鲁比发来的邮件：我哥在网站上晒自己的屁股？几个愤愤的字，大写。我这才想起自己昨天果然拍了一张照片发到网站上，还注释道：“My butt is burning，and it's flaming red.（我的屁股火烧般地痛，而且还通红。）”
或许这确实不是个好主意，但话说回来，我也不好在大街上随便拦个陌生人，扒下裤子来问他我的屁股为什么这么红。
有人提出了我对某种洗衣粉过敏的假设，我觉得大有可能。我一边收拾背包，我一边制订着计划：天黑前走到静升。找一家条件较好的宾馆，把所有衣服重新洗一遍。明天，新年的第一天，我就原地歇息，等着衣服晾干。
通往静升的路再次蜿蜒入山，气温升高了几度。途中，我在一栋楼前停了下来，一个法国埃菲尔铁塔的仿造品岿然立于楼顶。虽然不过几米高，但我还是不得不仰头看它。鸟儿正围着塔尖盘旋，从大小比例来看好似一列战斗机编队。
天快黑时，我遇到两个年轻男人，正站在汽车的黄色远光中激动地比画着。看样子，他们的车掉进了路沿里。我上前一步，站到他们身边，再一个动作，我戴着手套的双手扣住了挡泥板。
两人都目瞪口呆地望着我。
“我看他想帮我们！”其中一个终于得出了结论，另一个则无奈地耸耸肩。
一阵辛苦推抬后，尽管车子陷得比预想的还要深，我们还是将它推上了路面。我看见两张微微发红、兴奋难抑的脸。
“Thank you.”他们喘着气说，听起来就像是“三颗油”。
几个小时后，我站在温暖舒适的宾馆房间里搓着衣服。浴巾围在腰上，脚下积起的一大摊泡沫水慢慢流进排水口里。水池里的衣服发出惬意的挤压声，我突然禁不住笑了起来：那两个推车的人今晚可有话聊了！
就在我发现这个新年之夜没有烟花、没有音乐、没有祝福、没有拥抱、没有德国传统电视节目Dinner for One（《单人晚餐》）的时候，午夜已经过去了八分钟。取而代之的，是洗了七双袜子、两条底裤、两件内衣、一件T恤、一条长裤、一条棉裤、一件长袖棉衣和一件毛衣，再把它们一件件拧干，挂起来。
桌上摆着一瓶刚打开的雪碧。我给自己倒上一杯，翻出之前买的粉色吸管，走到窗边。玻璃窗中，我变形的影子后面只有一片黑暗：小村静静地躺在外面，这一天对它而言全无特殊之处。
人们早早上床睡觉，清晨起床，欢喜地准备春节的到来，还有三十七天，猪年即将过去，鼠年来到。
为了不太过安静，我打开了电视。新闻和综艺节目我都没兴趣，最后，我停在了一部电视剧上——《戈壁母亲》。故事讲的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一位母亲带着孩子探望随部队驻扎新疆的丈夫。当她历经波折终于到达目的地时，却发现丈夫已经有了新伴侣，正准备跟她离婚。
在感人的一幕中，她最终决定留下来，因为孩子们需要父母。
我伤感地啜着我的粉色吸管。
这是我第二次一个人过新年。第一次是在十八岁那年，巴特嫩多夫小镇上，我们家里堆满了悲伤哀恸的亲戚，我接连几周无法好好睡觉。
晚上十点，我便系好鞋带出发了：下楼梯，出门，经过欢庆的人群，穿过隐隐有些光亮的公园和盖满积雪的田野，树林里黑色的小丘好似野兽般蜷缩在一片幽暗中。
进入树林的第一步我是闭着眼睛迈出去的，就像头一次跳十米跳水板一样。四周昏暗无光，令人起疑的窸窣声，冷杉树的气味。我的外衣下穿着三件毛衣，感觉不到寒冷。但黑暗是令人恐惧的，不管怎样，我千万不能停下脚步。调整好呼吸的节奏，我在手电筒微弱的亮光中向前走，黑暗渐渐褪去，空地显现出来，一幢建筑巍然的黑影映入眼中——观景塔到了。
我登上一级级楼梯，脚步声沉闷地回响在老墙之间。塔顶仅比周围最高的树木高出一点点，但也足够看到远处的房屋。离午夜还有一个小时。我到一个角落里坐下，翻开日记本胡乱写着。
但这美妙的宁静并未能维持多久，我先听到了一阵咯咯笑声，紧接着，鞭炮嗖嗖地飞向天空，炸开成一朵朵红色的烟花。欢呼声、嬉笑声、脚步声越来越近，转瞬间，我已被彩带和香槟酒杯团团包围了。
我惊恐地逃了出来，站在空地边上回头看去：塔尖被烟花点亮了，鞭炮的咝咝声穿透夜空。
饱满且带着醉意的笑声，含糊不清的歌声，树林已经失去了它先前的可怕。我走着，走着，走入更深的黑暗中时，能听见那惊疑的窸窣和动物们相互询问的声响，人的噪音吵了它们的美梦。
“别怕！”我听到自己轻声说，就在新千年最初的几分钟里，我朝家的方向走去。我感觉到，走，使我慢慢安静下来。
儿子们
新年第一天，我很晚才起床，去参观了比常家庄园和乔家大院还要壮观的王家大院，吃了一顿对于我一个人来说太过丰盛的晚餐之后，我便早早上床睡了。
第二天和第三天，脚下的路穿过煤矿区：满眼黑色，每走一步都有尘土扬起。晚上洗脸的时候，池中的水打起深色的漩涡，流进排水口。但走在路上的感觉是好的，太阳露出脸来，无论脚还是身上别的地方也都不疼了。
我跟着那些已有些风化的路桩走下去，脚下，一条浑黄的河潺潺流过。手机响了。
是柯儿！身在北京的她想知道我现在在哪里，想没想过春节在哪里过。
“到运城来吧，跟我家里人一块儿过，”她说，“正好在你的路线上！”
她说得没错：定位仪显示，运城距我四百公里，西南方向，几乎刚好在我原本计划的路线上。
过了运城，黄河就不远了，古都西安也将进入一个可以想象的距离范围，但我能在2月6号前赶到运城吗？
“你加油，雷克！”柯儿的笑声就像那北京城里的一个个不眠夜。
小村里一户人家房顶上的十字架落入我的视线，它在阳光下闪着点红光，下方有一扇门和一块牌子，上面写着“出售水果、蔬菜、米、面及各种日用品”。随着一阵吱呀声，生锈的门开了，我走进去。
“上帝保佑你！”女店主神采奕奕地说。
她姓胡，小店以及这一片桌子、柜子、篮子、箱子、袋子都归她所有。屋里墙上贴着一个外国人的画像，长发，大胡子，眼神慈爱——胡阿姨是基督教徒。
但这个并不是最重要的，她认为，在耶稣基督面前成为兄弟姐妹才是关键。“你肯定饿了吧！”她一边说，一边不顾我的推辞泡上一盒方便面，还在里面加了几块泡菜。短短几分钟后，我吸溜吸溜地埋头在一团牛肉味的热气中，抬头便望见她那张充满欣慰的脸。“你们那儿所有人都信基督教吧？”她问。她最大的骄傲是一本旧《圣经》，书很厚，外面有绿布包裹着，她自己还在布上缝了个红色的十字架。书里很多地方都有她用铅笔做的记号，每一页的边角都因经常翻阅而光亮发黑。我问她可不可以给她和她的书拍张照，她点点头，满脸欢喜。
“胡阿姨，你一直都信教？”“不是，”她叹了口气，“我性格不太好。”怎么可能？我眼前站着的简直就是一位完美的热心肠的阿姨。“以前我很爱吵架，”她解释说，“为些鸡毛蒜皮的小事都会大发脾气。”
“后来呢？”
几秒沉默，透过相机取景器，我看到她的手指在那本旧书上又扣紧了些。
“后来我找到了上帝。我的心从来都不坏，你知道吧。”
她让我稍等，再次出现时，手里拿着一张小照片。照片上是一个小伙子，衣着整齐，严肃的眼神中又透着几分不确定。
“我儿子，”她自豪地说道，把照片放到我手里，“在北京上大学！”
“哇！”我不自觉环视这家小店，几乎无法想象这里赚到的钱如何支付大学学费。
“我丈夫在矿上，”她又叹了口气，“但这对他身体可不好。”
我看看照片上这个年轻人：二十出头，轮廓分明，还算得上英俊。父母为他所做的牺牲，他都能体会吗？
“再过一个月他就回来了，”胡阿姨骄傲地说，“每年春节他都回家过。”
我把照片还给她，边角上已经磨得又黑又亮，如同她的《圣经》一样。
这天晚上，我感冒了。在胡阿姨店里待了太久之后，我接着上路。山路起伏的一抹黑暗之中，卡车车灯的光束在舞蹈，远处可见小镇南关的点点灯光。天冷，灰大，我多么希望自己此刻已经躺在了睡袋里，吃个苹果，吃根香蕉，以减轻肩上的重量。
“南关比你想的要远呢，小伙子！”胡阿姨一边说，一边再次全然不顾我的推辞，给我装上一袋又一袋水果，然后她送我到门边，说，“上帝会保佑你的！”
走出几步后，我转身，只见门框下她那小小的身影还在朝我挥手。
眼下，路的一侧是山岩，一侧是悬崖，耳边有重达四十吨位的轰鸣声，嗓子眼里隐约有些感冒的征兆。我意识到胡阿姨的话是对的：到南关的实际距离几乎是地图上显示的两倍。
该死的盘山路！
终于到了一家小旅馆，我把一沓纸巾和一大瓶水放在枕旁伸手能及的地方，便钻进了睡袋里。
躺了整整一天一夜，我旋绕在一个个昏沉沉的梦境中。梦里，狗被老虎吞食，马在一旁笑着。
不知什么时候，我满身大汗地醒来。阳光透过纹影斑驳的玻璃窗照在我脸上，恍惚中，我突然不知身在何处。片刻后，所有的一切又回来了：灰蒙的煤区，耶稣画像下的那个午后，寒冷，黑暗，还有这家旅馆。我吃掉胡阿姨给我的最后一个苹果，又沉沉睡去了。
第二天早上，我顶着发红的鼻头，双腿颤颤地走着。忽见路边地面上一条线，弯弯曲曲望不见头，不由得纳闷起来。线大约有一手宽，粉笔般的白，只须稍稍发挥点想象力，人们便会以为它是超大球场的边线。
“这儿有球赛吗？”我问一个坐在自家门前晒太阳的男人，一边指指那条延伸至他脚下的“球门线”。
我本来想开个玩笑，但那人迷茫地摇摇头，“啊？”
我又试了一次，“他们要用这个来打排球？”他一脸疑惑，“用什么？”“就是这根线呀！”“这根线？这根线是……”
我这才得知，线是划分拆迁区域用的。再过几周，这里的路面将被拓宽，线以内的房子通通都得拆掉。
“那栋房子呢？”我不解地指着一栋砖房，房门前，一个小孩子正在玩耍，线从房子正中直穿而过。
那人望向我手指的方向，思考了一会儿，然后慢慢摇了摇头，重复了那句大概已被好几代中国农民重复过的顺命的话：“那也没办法。”
山中老道
白线将我一直引至霍州，找了家宾馆，带着感冒躺了整整两天。既然来了霍州，我还是完成任务似的参观了鼓楼和明朝留下的衙门霍州署，其余大多时间都窝在房间里，看些充斥着山崩地裂镜头的灾难片。
离开霍州时，我觉得自己的头大得像一块胶冻状的海绵。呼吸着早晨清爽的空气，路在脚下延长出去。而眼底只见旋风来袭，彗星陨落，城市似被熔岩吞噬。
小象好像认为我这几天的过法并不怎么明智，“你就是爱看灾难片，是吧？”她笑着问。
我不得不承认她是对的。成片的毁灭之后，仅有一丝柔弱的希望留存下来，昭示着一个崭新的开始。对我来说，这是电影里能见的最美的场景。我会着了魔似的坐在那儿，不停将地大把大把零食塞进嘴里，咕噜咕噜地喝可乐，心满意足，开心不已，即便后来头晕脑涨。
穿过一条狭长的山谷时，我看见一侧山坡上立着一栋奇怪的红房子。房子墙上有个黑白标志：一个圆被曲线一分为二，每边中央还有一个点——是座庙！
所有的灾难片和头疼通通被我抛到了脑后，脚下的步子也不自觉加快了：这将是我路上遇见的第一座位于山里的寺庙！
费了好大力气才爬上山坡，我气喘吁吁地站在门口，“五圣庙”三个字写在拱门上方，门边挂着一块牌子“霍州市圣佛道教活动场所”。
“喂？”我略有迟疑地朝门内喊。透过墙门，我看见院子由低矮的灌木和树丛点缀着，寺院的红墙将它围在其中，这山坡上极宁静，没有任何杂音。
我又试了一次，“喂？有人吗？”回声四起。我正要转身离开，忽然听见一声关门声，一阵急促的脚步紧接而来。出现在我面前的这个人高扬着眉毛，一脸诧异。那样子看起来既不像道士，也不像任何一个其他宗教的教徒，轻便随意的着装，留着细楂儿胡子，完全是前些天那些卖给我灾难片光盘的小贩的模样。
“呃，我想参观一下这座庙。”我有些迟疑地说道。
他笑了，“外国客人？进来吧，闫道长肯定会很高兴的！”
没过多会儿，我站在一间窑洞状的屋子里，屋内只微微有些亮光，我眼前忽地一黑。屋里的五六个人显然刚刚还沉浸在一段交谈中，一位长者起身朝我走来，他的胡须又长又白，头发在头顶挽成一个髻，肩背笔直。
“这位就是闫道长！”我旁边的人低声说。老道长将双手合在胸前，向我问候。
我尽量使自己不显得滑稽地模仿他问候的动作，道长脸上扬起一个微笑，他指了指板凳。
“把行李放下，坐吧。”我臆想中的碟片小贩说。在我忙着打理接受这一邀请而带来的各种不便时，道长从罐里抖了些茶叶到杯里，倒入热腾腾的开水。茶，是沏给我的。
闫道长和我之间后来的交谈非常愉快。假如没有语言障碍，那就更好了！我们无数次在句子刚说到一半的时候无助地相视而笑，不得不向旁边的人求助，在我的教科书中文和他顿挫有致的方言之间解释翻译，但谈话内容本身很有意思。
他很欣赏我的计划，“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他说。这句话听起来如此短促悦耳，难怪是句谚语。
闫道长在这寺庙的宁静中已生活了四十多年，几十年前伟大领袖领导下的动荡，邓小平接班后的改革，随之而来的整个国家的蓬勃发展——所有这一切都与他擦肩而过，他在山上诵经，习字，维护寺庙。
聊得愈深，我的兴致愈高：这位老道长与我之前见过的所有道士大不一样。比如，武当山上的道士们身着鲜丽的袍服习武练剑，难免给人一种故作神秘、不易接近的感觉。
闫道长却非如此。他穿着军大衣坐在我对面，努力在纸上涂涂画画，给我讲解道和《易经》。每当我们的对话卡住的时候，他便笑笑，摸摸自己的胡须。当我谨慎地问他是否可以拍照时，他高兴地点点头，还要带我看看整座寺庙。这样一来，我不仅可以给他拍照，还能拍到五圣殿和他的房间。
最后一项尤其吸引我：道长的房间其实是个窑洞，这片黄土地上长久以来最普遍的居住方式。
窑洞的内壁由报纸包糊着，布置简陋，但墙上的龛里堆满了神像、牌位和供品，龛前摆着一张垫子。就在我忙着固定三脚架的时候，闫道长摆弄起了插座，不一会儿，一串彩灯将整个神龛笼罩在一片红绿黄的交织之中。我冲他微笑，他还以一个微笑。
我们接着喝茶，谈天说地，直到我不得不告辞的那一刻——最近几天，我已经做了太多的休整。
这里离我春节前要到达的运城，还有很远的路要走。
我站在庙门口，紧了紧背包带，叹了口气，心里想的是，背上的行李又变重了：闫道长送给我一本小小的折叠式《道德经》和一个手指状的护身符——它会在险境中为我指明方向，还有一罐自己种的茶叶。等我成家立业之时，可会再来拜访他？临别时，他问我。
“会！”我答道，心里也确实这样想。
我沿着村民们描述的路线，穿行在山间。山坡上的空气洁净又清新，与谷里截然不同。静悄悄的林荫路穿过一片由田野、沟壑延展而成的山景，我的呼吸跟随着自己脚步的节奏。在一棵树下，我睡了半个小时，醒来时恍惚仍在梦中。四周全无半点声响，一只鹰泰然地展翅云霄。
晚上到达辛置镇时，我不禁吞了吞口水：这个小镇比夜色还要黑。辛置是一个位于煤矿入口处的工人居住区，小镇主街的上方便是条缆道，黑乎乎的煤块由此被运到山谷里。若不是不时有些煤块从中掉落，人们还真会以为这些上下滑行的大桶是运载游客所用呢。
我走进第一家旅馆，询问房价。
“六十块。”负责接待的人说。六欧元，不便宜。我构想出一间与此价格相符的房间，有暖气，带淋浴和卫生间。但我看到的，是一间泛着霉味的冰冷的屋子，门边还孤零零地立着一只夜壶，没有浴室。
“二十块。”我对前台的人说，脸上的笑容分明写着，我们双方都很清楚他开的价钱多么可笑。
“六十。”他无动于衷地应了一声，一边继续整理着桌上的单子。
“这样吧，二十五？”“六十。”“三十？”“六十。”
我渐渐不耐烦起来，“哪有这样的？你的价钱就不能稍微低一点吗？”
他从一堆单据里抬起头来，“不好意思，我们这里不还价。”
“但你开的价钱简直就是好笑，你自己也知道啊！是不是想让我去别家住啊？”他脸上掠过一丝嘲讽的微笑，“这儿没有别的旅馆，不过您也不必勉强！”紧接而来的一幕并不是我原本希望发生的：怒火在我体内沸腾了，沿袭着匈牙利血脉的怒火，咆哮，怒吼，摔门。
一个小时之后，我闷闷不乐地坐在一家小餐馆里，对着面前的饺子，自问情况怎么成了这样。
餐馆服务员过来坐到我对面，好奇地看着我，我是这里唯一的客人。
“出什么事儿了吗？”她问。
“呃，没什么。”我犹豫着，她依然目不转睛地盯着我，我只好说了出来，“我不知道今天晚上要睡哪儿。”
“旅馆没有空房了？”
“不，不算是吧。我跟那儿的人……吵了一架。”
她睁大了眼睛，“为啥啊？”
“太贵了，没有浴室的小破房间要六十块。”
“那又怎么样？我以为你们老外不缺钱呢！”
“这不是缺不缺钱的问题！我只是不想傻乎乎地被敲竹杠。”
“那现在你没地方过夜了？”“嗯。”最关键的问题是，旅馆前台的那个人在一点上说得没错：
整个小镇只有一家旅馆，就是他那家。
“这样吧，”女服务员看着我，眼神中似乎另有深意，“你还是回那家旅馆去，要一个小破房间！好好睡一觉，明天感觉就会完全不一样了。”
“那怎么行？那我的面子怎么办？”我愤愤地在桌下跺着脚，“绝对不行！”
她笑了起来，“原来你们老外也那么讲面子呢！”
我耸了耸肩膀。
没得到我的回答，她便接着说：“我们有个说法叫‘死要面子活受罪’。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吧？”
我半懂不懂地点点头，那些饱含生活智慧的谚语现在对我帮助不大。我沮丧地握着手机乱按一气，没有新短信。
她还有另外一个主意，“要不你就坐车到隔壁镇上，在那儿找家旅馆？”
“但我是走路的啊！”我叹了口气，“其他交通工具通通不能用！”
“噢！”她最后发出一声，听上去却不怎么信服的样子，然后说要打个电话，便出门去了。
我继续垂头丧气地吃我的饺子，一个，再一个，再一个。喝一口茶，吃一个饺子。早知道就不该发那么大脾气了！
门开了，女服务员笑着，“我刚刚打电话问了我爷爷，”她说，“今晚你可以在他那儿睡！”
刘爷爷的窑洞
我坐在刘爷爷家的客厅里，知道自己一定羞得满脸通红。
“这是从德国来的雷克！”餐馆的女服务员一边说，一边将我推进屋里，爷爷奶奶一脸愕然。
她又喊了一句：“不用怕，他懂中文！”便消失在夜色中。
两位老人似信非信地望着我，在他们眼里，我的出现一定如同一片阴沉的黑影，笼罩了他们家。
两个小孩和一只黄狗怯生生地从另一间屋子探出头来。
“你好！”我笨拙地摆摆手问好。
奶奶先开了口，“你好，德国雷克。”她大声说，抬起胳膊轻轻撞了撞老伴，又指了个位子让我坐下。不一会儿，我面前的桌子上就摆上了茶和饼干，接下来，她想听听我流落到她家的经过。
我结结巴巴地讲了自己徒步旅行和我的坏脾气，还有在旅馆发生的不愉快，努力使一切听上去都在情理之中。说完后，我询问地看看刘家奶奶——这家里看样子是她说了算。
她点点头，“你可以在这儿睡，没问题。”
“但我真的不想给你们添麻烦！”
“哪里的话！”她摆摆手。
“你们住的这个……窑洞，真是美！”我赞扬道，一边故意四下望望。
粉刷得白亮的房间的确被布置得非常舒适：电视、沙发、桌子，还有那不免几分俗的沙滩挂历，应有尽有。人们几乎不会意识到，这里可是掘进山里好几米的窑洞。
奶奶脸上出现一抹自豪的微笑，“全都是我们自己修的。实用，冬天暖夏天凉。”
“而且还那么干净！你都是怎么保持的呀？”
她脸上的笑容又绽开了些，因受了我恭维而摇摇头。
两个小朋友终于壮起胆子走上前来，“雷克叔叔，”小女孩怯怯地问，“你有北京的照片吗？”
问我有没有北京的照片？！
短短两分钟，我翻出笔记本电脑放到桌上。
“北京！”第一张照片刚出现在屏幕上，她就高兴地叫了起来，“我也去过！”
“是吗？”“当然啦！”她看我的表情似乎在说，这个问题真是荒谬。“你什么时候去的呀？”“去年夏天。”那时候她估计也就七八岁吧。
她的小脸上洋溢着自豪的光，“北京可好啦！那儿很干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