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男人的声音传来，问我想要普通服务还是特殊服务。
“哪儿的？”我回问道。“国外的。”他说。“国外的？”“对，我们有外国交流生，有英国，俄罗斯的，还有捷克的。”我一惊，“多少钱？”“一千，加一百块路费。”一千块，真贵，但我已经禁不住开始设想起了可能发生的情景。我们是否会在对方的臂膀中躺下？卖身女和徒步者。我们是否在床上嬉闹，给对方讲述自己的故事呢？那些将我们共同引至这个遥远的地方的故事。
“俄罗斯的。”我听见自己说。
半小时后，有人敲门。我刚洗了澡，披着酒店的浴衣。打开房门，我看见的不是一张而是两张脸：一位身着小礼服的金发女郎旁边还站着个穿西装的中国男人。
“啊！”我叫了一声。“啊！”中国人回应一声。金发女郎却已立即破口大骂起来，双眼鼓起，筋脉暴起，唇角扭曲，手臂乱舞，她的漫天咒骂冰雹般砸在中国男人和我身上。虽然一个词也听不懂，但我知道她说的不是什么好话。
我的眼神和中国男人的撞在一起，他也全然不知所以。此时，金发女郎已经转过身，继续骂骂咧咧地走向了电梯。就在中国男人朝她追去时，我突然想到别人或许以为他们是对正在拌嘴的夫妻呢。他们俩走了，周围又安静下来。房门慢慢关上，我走到窗边。桌上有一张飞往北京的机票。日期是3月7号，还有三天。我还在纳闷着刚才发生的事，电话响了，是那个中国男人：他对先前发生的情况感到非常抱歉，但他事先也不知道俄罗斯女郎不愿意与外国人合作，需不需要叫捷克姑娘过来？
我想了想，同意了。半个小时后，又响起敲门声。我打开门，刚才发生的一幕却又分毫不差地再次上演。就在我重新关上房门时，西安成为了不止一个，而是两个卖身女暴跳如雷地拒绝我的城市。
第二天早上，我系上鞋带时，一种获得自由的感觉油然而生。
离开酒店，我踏上了西安的出城公路。我从公园中一座大漠商队的石雕旁路过，雕像有人，还有骆驼，一幅古丝绸之路的标示图立在一侧。我把食指放到西安那一点上，慢慢滑向我的下一个大站：工业城兰州，大约还有一千公里。过了兰州，戈壁滩便从某一处开始。我想着脚和签证的问题，想着整个情况现在已如此复杂，到了戈壁滩上又会变成什么样子呢？
幸而走路能让人平静。接下来的六个小时里，我要做的事情就是将一只脚伸到另一只前面，注视路边的房屋如何越来越小，越来越少。不知何时，我又回到了乡间。西安城以一周前向我问好时同样的方式与我道别：一座庞大的高速路桥。
白痴
我在北京待的四天既真实又虚幻，有如回忆一个频繁反复的梦境。飞机着陆时，天刚蒙蒙亮。
我坐着机场大巴回到了曾经住过的城区，奥运宣传牌随处可见。小黑来给我开门时还穿着内衣，就像个幽灵一样，整个家里乱得几乎无处落脚。
“老婆带着小子在湖南，我就一直工作。”他一边说，一边打着哈欠又倒回床上。
他儿子出生的那天，我在于家石头村迷了路，一晃都快三个月了。那天，我们通了好几次电话。我在山里探找着通向国道的路，小黑正从离我不远的地方开着车向南开车狂飙一千公里，回家迎接儿子的降临。
“你屋里搬进了一家公司，”他躺在被子底下嘀咕了一句，“现在比以前还没劲。”
今天是周末，使馆不上班。星期几对我而言似乎早已失去了意义，连我自己都对此感到惊讶。
无事可做。小黑平时都在夜里工作，白天，我们就一起看碟，玩游戏，好像我从没离开过一样。楼下院子里一切如前：老头儿、老太太欢喜地招手，水果摊儿老板娘开着我胡子的玩笑，卖DVD的小贩说了句“好久没见啊”，便将一沓动作片递到我手里。
我在西安买的治脚气的药膏遭到了小黑的嘲笑，“你听我的，那玩意儿没用！我是南方人，我们那儿的人都知道要怎么办。不然，你说它为什么叫‘香港脚’而不叫‘北京脚’啊？”
不一会儿，我的脚泡在了一盆绿色液体里。药水很刺激，皮肤一阵阵火辣辣的疼。“半小时！”小黑说着，一边笑嘻嘻地把游戏机手柄塞给我。
时间刚过一半，我已经疼得受不了了。
第二天，我在大使馆申请护照时，双胞胎姐姐打来电话，她娇嗔地责怪着我回了北京居然没跟她联系。姐妹俩想找我去她们家玩儿，她说。她说这句话的声调语气几乎让我的心滑进了裤裆里。
姐妹俩？
填表格，交照片，付费，一切似乎都是自动进行的。我来到她告诉我的地址时，手心里都是汗。她打开门，妹妹站在她身后。屋里洒满了阳光，她们脸上的微笑一模一样，问我要不要喝点什么。
我们坐在沙发上，随意聊着些关于她们住的房子的事：一切都是姐姐婆家出钱置办的，她老公收到一辆跑车作为结婚礼物，妹妹就住在楼上，房子结构一模一样。我听着，拨弄着她们的头发，抚过她们背部的曲线。我能感觉到她们的每一呼，每一吸，她们俩就像猫一样。
突然，妹妹站起来走开了。
一个小时后，我靠在公车站牌边，手里端着个蛋糕——是妹妹送的。在姐姐和我重新穿好衣服时她才回来，还带了个蛋糕给我。站着等车时，我感觉自己好像一个魔鬼，一个需要饭食和活人供奉的魔鬼。蛋糕上有很多奶油，我讨厌奶油蛋糕，把它扔进最近的垃圾桶里，上了公交车。
站在小黑家的楼梯间里，我又看见了墙上的那些字，它们被人用白漆涂了一遍，但还隐约可见。我真是个白痴。
“你简直就是个白痴，”小黑说，在送我去机场的路上，他看我的眼神中夹杂着几分同情，还有几分嘲讽，“你先干了这么个事，然后还跟你女朋友说？”
“她不是我女朋友。”我答道。他只应了一声：“嗯。”我想到了那一万块钱，想到了那些尖叫的妓女，想到了一切怎么变得这么复杂。电话里，小象哭了。
坐在回西安的飞机上，脚痒难耐，皮肤长条长条地脱落。不用担心，小黑说过。科隆市市长办公室发来一封邮件：回巴特嫩多夫的途中，我能否绕道科隆呢？北京和科隆可是友好城市。
我的座位靠窗，旁边坐着一对老夫妇。老太太怕坐飞机，老爷爷伸出一只手放到她手上，她充满感激地望着他。我闭上眼睛，身体陷进飞机座椅里。我真是个白痴。
母鸡
四周没有一丝声响，也没有小象的短信。我在咸阳一家名叫“彩虹”的宾馆里，却满眼全是褐色，墙面、地板、桌子，从内到外，只是褐色的深浅不同罢了。我无法继续走，我的脚就像一只刚蜕了皮的爬行动物，感染的地方已经形成了一块血痂。我不停地给小象打电话，她的手机关机。
西藏有动乱，有人送了命。全国的小朋友本来都该去参加学雷锋纪念活动的，但在警察和示威者真刀真枪相见的时候，大概也没有谁还有这个兴致了。
李露打来电话，我们之前一起上了两年北京电影学院。当时的我们俩都认为中国很美好，其他外国人都个个太傲慢。不管是她还是我又干了什么糗事，我们都能一起笑得前俯后仰。但这一次，她没有笑。她很严肃，“你就发了个短信？”她问。我没吭声，她接着说：“我能理解，小象不想再跟你有任何联系了。你知道她看到你的短信时的反应吗？当时我和她坐在咖啡馆里，突然她就不说话了，整个人变得很小很小，接着就哭了起来。”
糟了，糟了。
我给爸爸打电话。他问起我的脚气和护照，问我是否想过减轻一点背包的重量。我说完小象的事情后，他没吱声。我知道，他一直希望小象能把我带回理智的生活轨迹上，让我终止这个满世界乱走的计划。然而，正在我心中的沮丧慢慢膨胀时，他却给我讲起了一群母鸡的故事。我爸爸的职业是兽医，他说他在工作时注意到，鸡群中只有一小部分敢走到院子里去，绝大多数都一直待在谷堆旁。此外，还有为数不多的几只，非要一直朝前跑到栅栏边去不可，无论对它们来说有多危险。
我感动极了。我不知道这故事是不是他自己编造的，也不知道其中是否含有更深的道理，反正，我感动极了。我爸爸，一个从来都保持着清醒的头脑、专心搞科研的人，给我打了一个有关母鸡的比喻。
“我可不是母鸡！”最后我说。他轻声笑了笑。
三天后，我再次上路。双腿发软，整个人都疲倦极了。这三天，我几乎没有睡觉。我在脚上抹好护理乳液，便直勾勾地盯着窗外：太阳上升、下落，城市街灯通明披上金色的裙装，我能看到西边那条自己将要走的路。相机架在窗台上，每隔几小时，我便按一次快门。
我用这些照片剪辑连成了一段视频发给小象。除此之外，我想不到更好的方式。一天后，我收到了她的答复：“你也睡不着？”
走向城外时，我心里在想，其实自己对不起咸阳城。我什么都没看到，也没有跟任何人说话。
我目无一物地在城里游荡，就如古时的商旅一般。现在，我却真要把这座城市留在身后了。
刚迈出几步，脚又疼了起来，但我为重新上路欣慰不已。我要走向地平线，要去看看地平线之后的风景，然后去下一道地平线，再下一道。我的目的不是在寻找自我，也不是在采风赏景。山西的污染与别处的山间幽静对我来说拥有同样的意义，所有的一切都是新的。我呼吸的空气无论滋味如何，永远都是新的。
走路的时候没有烦恼，有的只是需要解决的问题。在哪里睡？在哪里吃饭？脚疼。当我在这世界之中胡乱走路的时候，当我抬起一只脚伸到另一只前面的时候，我努力不烦恼——我讨厌烦恼。
天渐黑时，我问一位老人到礼泉还有多远，他只呵呵地笑了两声作答。
“你今天肯定走不到了。”他大声说道，还一边嬉笑着模仿起我一瘸一拐的样子。我对他油然而生好感，这位满口无牙的“国道之王”。
我在名为店张的小镇上找了家旅馆，这个地方是如此的小，似乎一个十字路口已是它的全部。
水果摊儿上有胖胖的毛茸茸的桃子卖。我走进一家小餐馆，点了份有土豆的菜。土豆让我想到家里，只是这里做的比家里的好吃。我正吃着，忽然过来几个人坐到我旁边，他们声称店张曾经属于丝绸之路上的第一站。我把盘子里的菜送进肚子，幻想起一支驼队突然出现在门前。我给小象发了条短信，就只有一个单音节的单词作为回复，但也总比没有好。
这天晚上，我一觉睡到了天亮，好多天以来头一次。醒来的时候已经不早了，我迷迷糊糊望向窗外，外面有集市，地上堆满了待售的货物。天如此的蓝，阳光如此的暖。人们纷纷支起阳伞，大大的、色彩缤纷的阳伞。我又想起了在快到临汾的地方遇到的，那个打着阳伞走在雪地里的人。又愣了一阵，我才辨认清眼前的事物：街道、人群、伞和太阳。
今天是我上路的第一百三十天——春天来了。
不许推辞
2008年3月17日
店张，陕西关中平原
我躺在一棵苹果树下，天已经暖和起来，我脱掉外套和冲锋衣，索性连T恤也一块儿脱了。
世界充溢着春天的芳香。一只蜜蜂在我眼前飞舞，繁忙地停留在一朵花苞上。我自己也一怔，纳闷起来：我竟对它没有半点害怕。不过，我也实在懒得跳起来跑开，为安全起见，我还是盯紧它为妙。它飞向另一个花骨朵，再次跳起了忙碌的舞蹈。
离开咸阳后，我转向西北。虽然通往兰州的另一条路山路较少，但我还想去看看武则天墓和平凉市。两年前我已经去过平凉，现在去是想知道它在这两年间是否发生了什么变化。
我站起来，穿上T恤。在果园中放眼望去，遍地都是低矮的果树。树上的花大多还没开，但看样子也不过还需几个小时，最多不过几天的日照，这里便将化为一片花海，方才那只蜜蜂定会在这漫花丛中转花了眼。
今天的目的地是礼泉。走进县城，我看见了许多小朋友，有坐在楼门口小桌前做作业的，有在行道上追打嬉闹的，还有穿着开裆裤在父母腿边跌跌撞撞、惊声尖叫的。
眼前的一幅幅画面让我完全忘记了找住处的事情。我走过小县城的一条又一条街道，朝孩子们招手，给他们拍照。一不留神，我已经横穿了整个县城，再次站在了西北方向的国道上。
一家按摩店门前挂着“住宿”的牌子，我走进去问问。经理注意到我脚上有伤，坚持要请我做个足疗。我带着几分惊慌连忙拒绝，但他显然误解了我的意思。他以为我只是客气而已，于是便采取了任何人在这种情况下都会采取的行动：强迫我接受他的好意，“不许推辞！”
他一边细声说，一边把我推向门边，“外国朋友在我们中国走了这么远的路，我们起码得请他做个足疗嘛！”
我离门越来越近，怎么办？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办法了——说出尴尬的事实：“我有脚气。”
我小声说，两眼直盯着地板，脸唰的一下红了。
“那又怎么样？”他笑起来，“完全不成问题！”
我们进入休息室里坐下，喝茶。女按摩师们黄黑相间的制服看起来有点像慢跑服，整间休息室又大又亮。我心想，这跟以前北京我家附近的那些按摩店可大不一样，那些店里晕红的柔光中，总时不时地传出几声嬉笑和呻吟。
“我们这里可是正规按摩店，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经理郑重地对我说，我点着头应了声“嗯”。
轮到我了，一位按摩师指指门口，带着疑问的眼神看看经理。
“脚。”经理说。见我还在犹豫，他便起身又推我到门边。
女按摩师话不多。我也不知道她是否能够忍受我这双走路的脚，先把脚泡在热水里洗干净，用毛巾擦干，接着她便开始揉捏起来。这是最惨的部分，我忍不住在座位上扭来动去，还小声叫起来。脑子里有一个问题在打转：这个纤瘦的姑娘哪儿来这么大的手劲。对她来说，我就像块面团一样。好不容易结束了，她瞥了我一眼，问是不是所有的老外都跟我一样敏感。
我四肢发软，一瘸一拐地走回房间。
第二天，在路上，我收到小象发来的短信：圣灵降临节她还是决定留在慕尼黑。圣灵降临节是复活节后第五十天，一般在五月中下旬，德国学校放假一周。她原本计划来看我，但现在改主意了。我走在明媚的蓝天下，看见路旁树上的花苞缓缓绽放，心里在想：圣灵降临节，我自己又会在哪儿呢？
一座教堂从天而降般地出现在我面前，我离开大路朝它走去，走近些才看清：教堂很小，但外墙装饰华丽，三个塔尖上都立着十字架，拱形大门，整体看起来很新很干净。我突然想起了胡阿姨，想到她家小店墙上挂着耶稣像，身旁的照片中是她在北京念书的儿子。
一位中年妇女朝我迎面走来，手里牵着个小朋友，她面带微笑地把手放在胸前说：“上帝保佑你！”我忽然莫名地觉得，这句话和“阿弥陀佛”听起来竟有几分神似。这座教堂让她备感骄傲，它全是靠教区的兄弟姐妹们自己出钱修的，阿姨告诉我，政府不支持，也不反对。她为我打开门，我走了进去。高顶，空间大，蓝绿色调很重，画着乌云的墙前竖着钉着耶稣的十字架。这倒有几分像某个死亡金属乐队的专辑封面，我心里这样想着，立刻又为自己居然拿这种事开玩笑自恼起来。我独自站着，四周静悄悄的，空气沁凉。我又看看这位“死亡金属耶稣”，在胸前画了个十字，走到木椅前跪了下来。在我一个人的时候，我已经慢慢养成了吃饭前做祷告的习惯，大多数时候我都有愿可许：希望自己能更有耐心，或者希望谁现在过得很好。但有时我也不知道自己该祈祷什么，于是便在心里默数到十，感谢眼前的这碗面条或米饭，运气好的时候还能感谢一份鱼香茄子。
我在教堂外的阴凉处躺着看书，之前那个小男孩跑了过来。他大概只有两岁，跑起来的步子摇晃不稳但还迈得挺大。奶瓶含在嘴里，用两只手握着，他看我的眼神中流露出一种十分严肃的好奇。他跑到我身边，伸出一根指头指着我，另一只手握住奶瓶，嘴里开始嘟哝起来，听上去好像是一连串的“嘎，嘎嘎，嘎嘎，嘎”。
一场对话就这样开始了：他说嘎，我随便回答一句什么，他又说嘎，如此下去。
那位中年妇女回来时，我惊讶又嫉妒地发现她居然能听懂他的话，他叫豆豆。见我叹了口气背上背包，他便又指着我，嘴里念叨起他的嘎嘎文来：“嘎，嘎嘎，嘎！”阿姨笑了，豆豆把奶瓶放回嘴里。只有我一手撑在登山杖上，茫然地望着他俩。
“他刚才又说了啥？”“他说，你的背包看起来好像很重。”
佛教徒
武则天名曌。
我渐渐走近时才发现，她的墓看上去不仅比秦始皇陵要大，而且还大得多，有如一片泥泞中耸起的一座山。
起初，售票员没听懂我的问题，后来又转而笑起来。实际上不是这样，她跟我解释，秦始皇陵是他当年下令人工堆砌的，而唐朝的皇帝都倚靠天然的山岭修筑他们的陵墓。
一条铺满石子的小路通向山顶，路两旁立有许多骏马以及各方贤人志士的雕像，其中许多少了头。一位戴帽子的老人若有所思地站在一匹马前，从他身边经过时，我听见他低声的自言自语。除此之外，四周一片寂静。天空是灰色的，下着毛毛细雨，这样的天气，参观陵园拜访逝者再合适不过。
武则天在此已经躺了一千三百年，我尝试着在脑海中勾画出她的形象。应该既不像杨贵妃那么柔也不像慈禧那么硬，我觉得她应该更像毛主席的夫人江青，手握大权的同时又拥有丝质的马桶，只不过比她更美些。
公元638年，武则天入宫时，才是个十四岁的小女孩，当时无人料及她将颠倒乾坤。
而她也的确与众不同。帘幕之后的权势无法满足她的胃口，决定改唐为周时，她已年过六十五。她自称“圣神皇帝”，掌权至病逝将近三十年。
武皇墓的可看之处不多：矮塔，几排塑像，还有一块墓碑。塑像都整齐排列着，身上的袍服样式各异，个个都双手对抄在袖筒中，几乎所有都缺了头。我想到了“文化大革命”中麻木的人潮，平遥城外辣椒堆旁被毁的寺庙，以及提起那段岁月刘爷爷发出的那声叹息。
我后背微微发毛地没有目的地转了一会儿，最后在墓碑前站住了。碑足有两人高，由浅色石块雕刻而成，没有刻字。我又绕着它转了两圈，整座碑上的确一个字也没有，非常光滑。
这碑上从来不曾刻过字吗？还是从前刻上去的字后来被磨掉了？我注视着空空的碑身，绵绵细雨亦渐柔和地润湿了我的脸。我越来越觉得这样的墓碑多么适合武则天啊。这位容貌倾城却心狠手辣的女皇，这位提佛教于道教之上、改天下为周的女人似乎在说：任随你们评论，我悉听尊便。
沿着北面的小路下山时，我不禁猜测到，我脚下的这座山里不知埋着多少稀世珍宝。政府至今都没挖掘秦始皇陵，也没挖掘武则天墓，不免蹊跷。官方的说法是技术不够成熟，如此的审慎耐心与地面上标示拆迁的一道道白线以及已被推倒的一座座老城实在不符，不过，我还是为此感到高兴。
我走在田间小道上，弯弯曲曲直至山谷。天空中出现一抹灰色，整个世界的轮廓都模糊了，细雨轻轻从侧旁打在脸上，很有家乡巴特嫩多夫的感觉。
这一地区山多，但又与山西有所不同：山西的一条条公路就像蛇一样在山中弯来绕去，这里的路相对较直，延伸进一段段黑洞洞的隧道之中。
来到第一节隧道时，我还停了下来。隧道口上方挂着一块牌子：行人免入。我抬起头，目光在山坡上搜索着一条可穿行过去的小道。但除了低低的树林，山坡上什么也看不到，没有别的办法了，我只好把便携灯戴到头上。
隧道连着隧道，尘土压着尘土，我尝试用可乐冲去嘴里的隧道味。
傍晚，当我到达仅由几幢房子和一个加油站构成的居民点时，已经顾不上先安排晚上过夜的地方了，首先做的事是吃饭。结果当然是，我吃得太多了。等我终于放下筷子，扶着肚子找老板要一个房间时，被收到的答复猛然一震：住满了。
听说附近有新的建筑工程上马，所以村里到处都是民工。我四下看去，这才注意到身边的这些人果然都不是卡车司机。他们身上既没穿立领衬衣，腰上也没拴手机包或者钥匙串。一双双眼睛中透出的，是流落异乡者才有的那种胆怯和好奇，他们看起来个个疲倦不堪。
我费力地重新背上背包，抓起手杖，朝人群挥了挥手。门外，天已经黑了。我今天已经走了三十公里。从这里到下一站，还有二十公里。几个民工跟我到门口，我再次挥挥手，他们也害羞地抬起手臂舞动了两下。接着，我慢慢迈步走起来。每一步，都是煎熬——我刚才吃得太多了。
这天夜里，还有一个隧道在等着我：我走得最辛苦的隧道。在离隧道口还有一个小时的时候，我已经意识到了它的存在。放眼望去，堵在路上的车龙似乎没有尽头，几乎全是卡车，只有为数不多的几辆小车夹在中间，好似一个个侏儒。我向一位司机打听，他叹了口气说：“交通事故呗。没办法。”
具体有多少辆车堵在隧道前，我没数，但少说也有好几百辆，一一挨着一直排到隧道口。隧道无穷尽地长，大约走到一半的时候，我看见两名警察站在他们的警车前。他们是怎么把警车开进来的？我实在无法想象。他们俩都情绪激动地打着手势，然后，我看到了造成堵塞的原因。
两辆牵引车撞在了一起，不留半点挽回的余地。我站住观察了一下眼前的情形：警察、警车、庞大的牵引车、隧道里汽车大灯的黄光以及不见尽头的车龙。他们要如何处理？既没有人行道也没有应急车道，他们怎样才能疏通隧道呢？
其中一位警察发现了我，他伸出手指指着我喊道：“哎，你！”他的目光中带着几分慌张。
他先看看我来的方向，又望向自己的同事，同事只耸了耸肩膀。他似乎本来还有话要说，但最后还是放下了胳膊，摆摆手示意我通行。他的声音回荡在我身后：“快出去！这里面太危险了！”
从另一端隧道口出来，我走出了光亮，踏进了夜幕中。车龙继续延伸着，足有好几公里。周围的气氛有如一场盛大的晚间野餐会：发动机熄了火，大灯也都关上了，驾驶室中不时地传来音乐声，人们坐在车前，聊着天。有的人在玩牌，其间甚至还可见一两只酒瓶。一位司机正对着后视镜刮胡子，另一个已经进入了梦乡。我沿着这长长的车龙，足足走了一个多小时。虽然脚痛难忍，但我备感轻松：我想到哪儿，就能走到哪儿。
在美丽的小城彬县，我休息了一天，不光为城中心的古塔，也为它名字中的“彬”字欣喜不已。
小象的名字里也有这个字，“文雅”的意思。我们又开始通电话了，这是好事。
过了彬县就是石窟地区了。我爬上摇摇晃晃的阶梯，正站在木架上努力保持着身体平衡，眼前突然出现了玄奘含笑的塑像。身着华丽的长袍，头戴精致的僧帽，这位几乎算是中国最为出名的行者与武则天生活在同一个世纪。
公元629年，武则天进宫之前，玄奘上书太宗，请求西行取经。虽然没有得到朝廷发放的通关文牒，玄奘依然私自上路了。整整十六年，他穿过中国西部以及中亚来到天竺。他带着佛经回到长安时，受到了唐太宗的热情接待。将近一千年之后，他也经历了三国英雄们同样经历过的遭遇：他成了明代小说人物的原型，并以此流芳千古。西行之路为他的故事增添了传奇色彩，使其广为人知。现在的每一个小孩都知道他在小说以及后来拍摄的电视剧中的名字——“唐僧”，所有人都听过三个徒弟护送他前往西天取经的故事。他们一个长得像猴子，一个长得像猪，一个长得像马，还有一个样貌欠佳的男人。
我过了好一会儿才反应过来，眼前的这尊雕塑不是玄奘，而是小说人物唐僧。他手里牵着马缰，猪就站在旁边，猴子甚至有一间属于他自己的房间。
离开石窟后，我来到一个围着煤矿井而建的居民点，满地都是煤渣，饭馆里坐着一群正喝着柠檬味啤酒的十一二岁的小朋友。现在是下午，时间还早。一幅瀑布装饰画挂在墙上，饭菜不怎么可口。喝啤酒的小朋友偷瞄着我，其中一个还给自己点上了一根烟。我多想跟他们说，酒还是最好过几年再喝吧。但我又有什么资格呢？我嚼着嘴里煮得过软的面条，盯着墙上的瀑布，耀眼的亮蓝。
匍匐与躺卧
我正从矿门口经过，发生了一件在我意料之外的事：一个煤矿工冲我挥起手来，似乎在示意让我进去。我回头看看，身后没有其他任何他可能挥手的对象，他笑着朝工友喊了几句话。
不一会儿，我站在了矿井口。工人们都双手支在铁铲上，正了正头上的帽子，冲我笑着问，我从哪里来，走了多远了，吃过午饭了没有。我们头顶上，运煤的传送带轰隆作响。一层轻薄的尘纱蒙罩在半空中。在黑煤的反衬下，工人们的脸就好像几副白色的面具。
我没待多久，因为不想给我们双方惹来什么麻烦，但对话中有两点我记在了脑子里：第一，矿上的工作很辛苦，但挣的钱比别处多；第二，再往前走几公里有一座石窟，据说比我之前见过的所有石窟都要大得多，气派得多。
他们说得一点没错：彬县大佛寺果然非同一般，整整五层楼高，屋檐优雅地翘起，主殿倚岩壁而建。佛像正襟危坐，俯殿前的广场，广场上的人看起来个个都身型微小。通向石窟的通道都在殿内，大佛就位于其中一窟。佛像足有二十米高，周围的光线有些昏暗，它金色的脸和半闭着的眼睛差点吓了我一跳。
从石窟出来，一位老人招手，把我叫到身边问：“哪儿来的啊？”并摊开手心，请我吃他手里的瓜子。
嗑开它们还真得费点时间。“你喜不喜欢中国菜”？他问。我的回答让他一惊，“我还以为你们德国人不喜欢吃中国菜呢！”
我问他为什么这样想，他给我讲起了几年前到这儿来修复寺庙的德国工人。
“一个个都可高啦，”他一边说着，一边朝上伸长一只胳膊比画了一下，一粒瓜子飞过，“都跟你差不多高！不过可比你胖多啦！”
这群又高又胖的德国人每天早上被大巴送来，晚上完工后又被大巴接走，但中餐，他们可从来没碰过。
“他们就吃些面包和西红柿，生西红柿！”他望望我，咧嘴笑了，“你说奇怪不奇怪：就吃这些东西，怎么能长得那么胖？”
他咯咯笑起来，我也觉得如此情景颇有几分意思：一拨来自德国工业区的人吃面包和西红柿，路途周折来到彬县后，维修佛像，继续啃面包。
“他们肯定是因为害怕闹肚子才自己带上了吃的。”我说。老头将信将疑地瞥我一眼。于是，我便跟他讲起了欧洲人在中国生活有多么不容易，没完没了的肚子疼，找厕所……
“……但过段时间习惯了，就好多了！”见他投来的目光中充满了同情，我急忙补充道。话题被我转移到了“文化大革命”上。我跟他说到处的雕像一个个都没了头，让我伤感，心疼不已。
老人摇摇头，“那可不是因为‘文革’，是唐武宗。”
他跟我讲起了晚于武则天一百多年，因信奉道教而大规模灭佛的唐武宗。在武宗的眼里，佛教是妖夷诳惑，威胁朝廷统治。他拆毁了成百上千座寺庙，勒令僧尼还俗，并没收其财产。
“把雕像的头毁掉就是为了让人们知道，这天下还是他说了算！”老人笑起来。
第二天，我脱掉外套，光穿T恤走都还觉得热。小朵的云彩悬挂在空中，一棵棵树木朝它们伸展出枝干。眼前的景色每一步都不同：绵延几里的尘土与园林般的春色交替登场。
一座高架桥将公路高高托到四周风景之上，桥拉长为一个大弯。桥下方，一条浅棕色的河流过。从上通过时，我看见脚底深处桥身的影子，还有我自己的，一个缓缓移动的小点。
有人正将一头牛运往渡口对岸，远处可见房屋和田野。我观察着自己如何作为一个点在桥上移动，不禁一阵欣喜。
村里的人心情都不错。冬天已经过去，夏天还没来到，这时候还有一个大胡子老外冒出来给大家添点乐子。不少人聚拢到一堆，那架势好似要在公路边开个小派对一般。你知道阿甘吗？其中一个问。所有人都笑起来。阿甘，又是他？另一个人则拿我在西安买的手杖开起了玩笑：你是不是正在找滑雪道呢？又一阵爆笑。只有一个小男孩神情严肃。他专注地望着我问：“你是美国人还是日本人？”我好不容易才忍住没笑出来，因为他看起来没有半点像在开玩笑的样子。
我手里端着碗面的时候才听说，外国人从来都不会在这里停下。人们虽然有时会见到坐大巴的、开车的、骑摩托车和骑自行车的老外，但所有都只是匆匆路过而已。
“他们这群笨蛋！”我甩了甩手，“谁不在这儿停下来看看，完全是他自己的损失！”嘴角扬起，拍拍肩，再来碗面，一张被笑脸充满的合影，完美的一天。接着朝前走了几公里，我看见一个不是在走，而是在地上匍匐爬行的人。那样子看起来多半是个女人，但我看不清脸。她身上穿着件很厚的大衣，头上裹着一块也许曾是白色的头巾，双手戴着工作手套，膝盖上绑着垫褥。头低垂着，手脚并用地朝着与我相同的方向行进。
我蒙了。我上一次见到这样的场景是在拉萨大昭寺门前，喇嘛教徒按照佛礼习俗在殿外原地磕长头，几百次，几千次，年轻人磕的次数得是老人的两倍。
眼前的这个女人是要去哪儿呢？我们前方是穆斯林地区。如果她要进藏的话，不是该往南边去吗？难道她弄错了方向？
我清了清嗓子，谨慎地与她打了个招呼，但她连头都没抬一下。一个骑自行车的人出现在我身后，他瞪大了眼睛先瞅瞅我，又看看她。我抬起胳膊请他停下，一张脸上画满了问号。
我提出的这位五体投地的女人所做为何的问题被他一句话就敷衍过去。“肯定是个疯子，”他说道，歪着嘴一笑，“别管她！”疯子？我从没考虑过这种可能性。哪个疯子会在爬行前进之前戴好手套绑好护膝？“肯定是个疯子！”那男人见我有些犹豫，重复了一遍，还形象地举起手来在脸前晃了一下。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我们不该帮帮她吗？”
“不用我们帮她，政府会来管的！你接着走你的路吧！”
他再次举起手在脸前晃晃，冲着那个女人的方向，又竖起一根大拇指算跟我道别，然后，他便消失了。我能听见的，只剩下那女人匍匐在地面上划刮的声音，以及车辆渐渐驶近的低沉的嗡嗡声。我给她拍了张照，又小声说了句“不好意思”。她依旧没有抬头，我便接着走我自己的路，朝着甘肃的方向，还有多远？二十？还是三十公里？
我在甘肃的第一顿晚饭就如经历了一场围攻。天色刚黑下来，我跨过省界，看到两块牌子不禁兴奋起来：“驶出陕西，祝您一路平安”“您已驶入甘肃平安大道”。我走进第一个村子里的第一家饭馆，点了菜单上的第一道菜：面条。照旧，接下来，围攻开始了。
那是一群为数过十的孩子，他们站在窗外，一张张脸贴在玻璃窗上，对我的一举一动发表评论，哪怕隔着玻璃，我也能听见他们高高的嗓音。
“他在吃面！”“他在喝可乐！”“他留着大胡子！”饭馆老板跑到门边，佯装生气准备把他们赶走。我跟他说没关系，他们完全不会妨碍我什么，还正相反。
我离开饭馆时，他们跟了上来。
“叔叔，你干吗不去我们村住呢？”我换到马路左边走以便随时能看见对面来车时，他们问道。还没等我开口，另一张小嘴里已经蹦出了下一个问题：“我们为啥走路这边？”
一个年纪稍大的男孩对如此这般的无知长叹了口气，“这还用问吗！”他神情严肃地环视了一周，说道，“国外的车都是靠左开的！”
“噢！”孩子群里发出一声。
我让他们跟着我走到一家小卖部门口，村子就在前面，现在该是回家的时候了。但要摆脱他们没那么容易，我不准备拍张照吗？
其中一个男孩在我们走来的一路上都没说话，我问他愿不愿意帮个忙，“你能不能直直站着，三十秒不动？”
他的小脸一亮。
我把相机固定到三脚架上，其余的孩子都围过来看。我们的模特儿已经到位：他得站在小卖部门口，成为相片上一个黑色的人影。在越来越沉的黑暗中，门窗间透出的光亮使得整幢房子看起来像一个巨大的灯笼。“开始啦！”我叫道。快门咔嚓一声响，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
三十秒的时间很长，小男孩一动也没动，相机终于发出了第二声咔嚓。照片出现在相机显示屏上，我身边一阵欢呼雀跃，我把小男孩叫了回来。
第二天早上，我生平头一次在鸡鸣声中醒来。我躺在一家药店里屋木板床上的睡袋里，窗玻璃上有几道泛着绿光的裂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