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收留我过夜的夫妻俩道别后，我又为这漫长的一天储备了些食物。自从出了西安，公路的海拔一直保持在一千米以上。从地图上来看，今天我将经过一个山口，进入一片延伸到平凉城的平原地区。
离开小村时我才注意到，村子名叫“飞云”。我仰头望向天空，无云。
岩壁接连出现，愈来愈高，也愈来愈宽大。公路划过长长的弧线，将自己挖埋于其间。突然，眼前出现了一段很陡的下山路，这里一定就是山口了。
车辆从我身边嗖嗖驶过，许多都熄了火，脱挡滑行。弯道处，喇叭声四起，货车左右躲闪互相避让。我紧贴在岩壁边，情况糟透了。
我仅有一次见到了另一个行人，他迎面朝我走来，长发，长胡子，挎着布包，手握一根棍子。样子就像是从某部老功夫片里走出来的，民工？还是流浪汉？
我们俩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近，他谨慎地瞥了我一眼。我问他进城还有多远，他微微一笑，礼貌地说：“到泾川还有大概十公里。”便又接着走了，只剩下我还立在原地，感觉有几分奇妙。
为什么他说的不是中国农民习惯用的里，而是公里？为什么他说话不带任何地方口音？为什么他身上的衣服看起来那么干净？
我低头瞅瞅自己，似乎我所走过的三千五百里的尘土都通通沾在了身上一样。再抬起头时，那人正慢慢消失在公路弯道处。他身后的布包最后一甩，便没了人影。我想象着他会是个什么样的人。或许是位徒步者。
在上海城中，便立着这样一位徒步者的塑像。他叫余纯顺，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徒步游历了几乎整个中国。1996年6月，他计划徒步纵穿罗布泊，结果遇上了沙暴，不幸脱水遇难。在他的日记中，我一次又一次读到像“意志”“坚持”这样的词语。有时我会想，最后，这一切对他而言是否已经成了某种自我强迫，连他自己也无法操控了呢？
这些山岩也并非密不透风，它们时不时拉开一条口子，泄出一抹旷阔的风景——山谷起伏绵延，白色、粉色的桃花和杏花装饰其间。我从远处惊讶地注视着它们，来到一排栅栏跟前。栅栏上标注着“禁止攀爬”。我翻过去，小心地试探着寻找下山谷的路。没过多久，马路和那人类文明的喧闹就再也听不到了。鸟儿叽喳叫着，野蜂嗡嗡飞舞，果树的花蕾散发着微香，柔得如雪花一般。
这才是真正的桃园，我心想。要勾勒出三兄弟结义的场景，也不再是难事。自我在涿州见到朱辉到现在，已经快五个月了。
我放下背包，铺开垫子。又脱下袜子扯出鞋垫，摆到一旁晾干。看看我的脚：右脚恢复得似乎不错，感染发炎的地方已经慢慢结起了痂；但左脚有些不尽如人意，后脚跟已经磨破了。我拿起鞋来看，吃了一惊：鞋的里衬已经完全脱落了！我伸手进去又按又捏地摆弄了一会儿，最后还是索性躺下来，把这恼人的事情抛诸在脑后。我躺在一丛杏树之下，静听着鸟儿鸣唱，何必焦躁不安呢？
一缕软柔的微风抚过草尖树梢。我脱下T恤衫，环顾四周：一个人也没有。我解开拉链，脱下裤子，还有内裤。光着身子，我躺在这属于我自己的山谷里，阳光暖暖的，不算灼热。
自然地，它便发生了。无须任何想象，任何画面，任何渴念，任何愿求，也并非为了寻找那随后而来的一刻清醒。山谷和我，无旁人打扰。天暖，日明，空气中漫着杏和桃的香气。我把自己投入这个世界中，睡去了。
我的花环
我在泾川待了两天，小城临河，四面的平原更如狭长的山谷，河岸两旁山岭伫立。
我拎着鞋来到市场上，跟人打听附近哪里有鞋匠。他正与几位同行坐在篷下阴凉处，等着顾客，一支香烟叼在嘴角。
听我说完，他瞧了瞧鞋里衬，建议在里面加一层皮料。
皮料？
“不用担心，这种皮很软的。”他说道。但我心里犯起了嘀咕，还是走为上计。
我宁愿再穿一天拖鞋，看看这个地方。我参观了一座道家寺庙，王母宫，与三名留着胡须的道士及一名道姑拍了合影，跟他们讲了我在一千公里以外的霍州结识的闫道长，直到现在，我还喝着他送给我的茶。
寺庙所在的山里有许多立着佛像的石窟，人称“千佛洞”，它们的历史可追溯到隋唐之前。
也就是公元五世纪，动荡的北魏年间。
刚踏进洞中，我就不禁放轻了脚步。一座座雕像在朦胧的光线中充满神秘地闪烁着，我几乎无法想象它们所经历过的一切。唐武宗灭佛，十三世纪被蒙古人占领，还有“文革”。我正要举起相机拍照，却被生硬地制止了——照相要有许可才行。
我回到市场修鞋匠的摊边，把鞋子交到他手里，他点点头。一根烟的时间里，刀子、剪子、胶水、锤子和针线便完成了它们的工作。一小堆人把我们围了起来，他们问我想干什么，我说我想去平凉。每小时有一班公交车，他们说。第二天早上，我走着上路了。
沿国道穿过山谷，朝西北方前进。修鞋的效果不很理想，穿上两双袜子倒也还能凑合。路很宽，几乎没车。我忽然听见身后传来一阵高高的嗓音，回头看见一群孩子，咯咯的笑声中，年纪最大的那一个被派来问我在这里做什么。
我们可以一块儿去他们最喜欢的鱼池边玩儿，他们提议说。就在山下河边，温房中间，不见一条鱼的影子。不过没关系，两个小丫头握着我的手杖跑来跑去，其余的孩子都在我身边坐着，在池塘边。我们从天上聊到地下：
——我妹妹漂亮吗？——漂亮啊，很漂亮。
——你们老外真的喝很多牛奶吗？——比中国人喝得多吧，尤其是小朋友喝得多。
——你到底有多高？还会长得更高吗？——一米九二，我十四岁的时候就不长了。
——走路无聊吗？——有时候确实挺无聊的。
——你从来不会想家吗？
在这个我们最喜欢的池塘边坐了快两个小时，离开的时候，我头上戴着一只花环。我给在巴特嫩多夫家里的妹妹贝琪打电话，她笑着说，我最近常提到小朋友，是不是自己也想要几个了。
就在这几天，我进入了回族地区。在北京和西安我已经见过回民了，西安城里就有他们最大的清真寺，但整村都是回民，我还是第一次遇到。
回族可能算得上是中国五十五个少数民族中最为复杂的民族，当然啦，这个藏族人与那个藏族人不同，这个蒙古人也不等于那个蒙古人，但至少他们的长相都与汉族人差别很大，也有自己的语言，而回族人又该如何定义呢？
他们最大的标志是，他们是穆斯林，但又不属于其他任何一个少数民族。他们在相貌上与汉族人差别不大，没有属于自己的语言，各个地区回族人之间的共同特点也不多。他们中许多都是几百年前丝绸之路上商人的后代，波斯人、阿拉伯人、乌兹别克人、塔吉克人，其他的都是改信了伊斯兰教的中国人的子孙。回民分散在全国各地，但生活在丝绸之路周边地区的尤其多。
我在这里首先见到的，是一位留着大胡子的老汉。我从村子里穿过时，他坐在板凳上，朝我投来一笑。接下来是一位围着鲜亮头巾的年轻母亲，把孩子抱在怀里。孩子手里捏着把小锄头，有些怕生地瞅瞅我。在名叫白水的小村里，我走进一座清真寺，一位戴着白帽的男人领我到一家穆斯林旅馆。
老板姓马，人很慷慨。旅馆住满了，他把自己的办公室让给我过夜。“我们这里可比汉族人开的店干净多了！”他面带几分骄傲地跟我解释说，并坚持点燃了煤炉，好让我洗个热水澡。
第二天早上我才发现，马老板的办公室里摆着一样的东西：一尊财神像。那画上的大胡子总让我联想到关羽。神像摆在小桌上，旁边立着一只香炉和两盆塑料花。有人在神像前放了一个苹果和一个馒头，这一切都实在难逃供品的嫌疑。
我没跟马老板提到这一点，不想让他觉得尴尬。临别时，白色的小帽无瑕地戴在头顶，短胡楂，眼神中满是欣悦，这一刻的他实在令人油然而生好感。我笑起来，“Salam aleikum（愿你平安）！”最后说道。他回答：“Aleikum as-salam（也愿你平安）！”双手合在胸前。
飞转的辅助轮
平凉对我来说是个不同寻常的地方，从我两年前第一次来到这里开始我就这么认为。当时，我从西安坐火车过来，整整两天什么都没干，只毫无目的地在城里转悠。我吃了不计其数的甜瓜，为鞋上扑上的赭色尘灰兴奋不已，这一切可都比坐在北京中文教室里好多啦。
那时，我认识了一位姓袁的老农民。
我从他家院门前经过，他邀请我进去喝杯茶。就在刚要拒绝的一瞬间，我却改了主意。我希望自己能变得大方些，别再用礼貌的幌子来掩藏自己的害羞。袁家的小孙子们在院里跑来跑去，我们坐在矮墙上喝茶，还聊到了德国。
他跟我这样解释，东德的经济衰退及其政治腐败尽人皆知，东西德合并其实早该在人们的意料之中。他忽地看我一眼，问我：你可是东德人？
他没有想让我不舒服的意思。
我差点被茶水呛到。
“袁爷爷，这些你都是怎么知道的？”身旁不远处传来母鸡的咕咕声，平凉城离这里还很远。
他微微一笑，“我喜欢看书，觉得这些很有意思。”
我想到了北京，想到了我在那里经历的一场又一场尴尬的对话。在首都，还真有一手一部手机、会说多门外语的大学生发表荒谬至极的言论，诸如“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中国饿死了那么多人，是因为农民沉浸在共产主义的喜悦中，忘记了收割”等等。
他们的愚昧无知与那些盲目地认为中国除了功夫和佛教之外一无是处的欧洲人并无大异，但这位袁爷爷不同。坐在尘土飞扬的中国腹地，他思考着这世界上发生的一切，就因为他感兴趣，想法睿智，评论温和。
但这次，我没找到他。我花了整整一天的时间，最终还是放弃了。或许是因为中国城市变化的速度太快，或许是因为我自己不堪的方向感。
不过，我还是找到了另外一样相识之物：火车站的桥。就在我认出它的那一刻，心咯噔地跳了一下。
这座桥虽然既远比不了卢沟桥的美，也赶不上横跨于黄河之上的风陵渡桥的气派，但我对它的喜欢丝毫不比另外两座少。
我加快脚步朝它走去，站在桥栏边探出身子。
但那行字已经不在了。
两年前的酷暑，河床几乎完全干涸了。我站在桥上向下看，忽然发现了一行字：“相爱的人为什么不能在一起？”旁边还用英语写着“love you”，是有人用大石块堆出来的。
现在，两年过去了，这些字当然已经不在了。我正要转身，却有了新的发现。字形已经有些不清了，石块之间的距离很大。“我爱……”笔画有些生硬，旁边还有“……五年……”是我能认出的全部。平凉对于我来说，就是渊博的袁老先生与河滩上这些伤心的情誓。
我的电子邮箱里收到德国某家幼儿杂志发来的邮件，他们从报纸上了解到我，问我愿不愿意写几篇讲孩子们生活的小故事，给他们拍几张照呢？
我想起了鱼池边那群小朋友，想起了他们给我编的花环。想起了山西矿区刘爷爷家的小孙女，以及她说到北京的空气时脸上的那股兴奋劲。还想起了走路时国道旁注视我的一张张小脸，有的兴致盎然，有的则微带愠色，但大多都被好奇心充胀得快要炸开了。
我当然答应下来。
第二天，我在城里瞎逛，寻找合适的采访对象，又意外地再次碰到李师傅。
“你怎么会在这儿？”我刚跨进一家小卖部，就听见了他兴奋的声音。我们是几天前在国道上认识的，他正在去电站上班的路上。
李师傅又一次碰见我非常高兴，坚持要为我付账。小卖部老板是他家亲戚，他跟我解释道，还慷慨地补充了一句：“在平凉有什么需要，尽管说！”
我立刻想起了什么。
科科笑着，那是一种四岁孩子脸上的无邪的笑，她的眼睛里闪着光。
“德国叔叔！”她一直这样叫我。她叫的次数越多，听起来就越好笑。她留着短发，脑勺后面稍长些。她就是我的摄影模特儿以及采访对象，她妈妈跟李师傅是同事。李师傅站在旁边，脸上挂着满意的笑容。
不过，人们一般向四岁的小朋友提些什么问题呢？
我努力回想着自己的童年，游泳时戴的充气臂套，擦伤的膝盖，还有眼泪，我对亲生爸爸的印象只是一个手里握着气球的留着大胡子的男人。
这时，我突然想起了一个好问题。
“你喜欢玩积木吗？可以组合成房子、车子的那种。”我问。我一时间不知道中文里乐高积木该怎么说。科科望了妈妈一眼，摇摇头，笑起来。德国叔叔又在说什么奇怪的话。
我们一块儿待了两天，我去参观了她上的幼儿园和书法学校，听她练钢琴，还认识了她的爷爷奶奶。李师傅开车带我们去崆峒山，山上密布着大大小小佛教和道教的寺庙。
我给科科拍了许多生活照，并记录下我了解到的各个方面：最喜欢的食物——饺子；最喜欢的玩具——妮妮（北京奥运福娃中绿色的雨燕）；最喜欢的运动——骑自行车（虽然还带着辅助轮，但骑得飞快）；最喜欢的颜色——黄色；最喜欢的动物——猫。我问科科妈妈，她对女儿最大的期望是什么。她想了片刻说，希望科科能成为一个独立自信的姑娘。
更大声
脚痛。在平凉七天的休整也没有多大帮助，修鞋真是个错误，我把袜子叠在一起塞进后跟时心想。修鞋师傅为了使里衬光滑些而贴上了一小块牛皮，但它的样子依旧如我周围的景色一般：颜色深褐，凹凸不平。脚更痛了。
现在是上午，我一脚深一脚浅地走在蜿蜒曲折的公路上，崆峒山慢慢推入了我和平凉城之间。
我转过身，要离开一个待我不薄的地方，总是不容易。
“那你为什么要走路啊？”临别时科科问我，从那闪着几分狡黠的神态中，我已经猜到了她想说的到底是什么。
“骑自行车我也会啊，只是我更喜欢走路。”
“为什么？”“因为……走路更慢。”这样的解释对她没有任何说服力，但我也实在想不到更好的说法。我最后一次揉揉她的头发，并答应她妈妈，如果杂志刊登我的采访的话就寄给她们一本，之后，我离开了平凉。
只要有机会，我都要停下来歇歇。我在一片草地上伸直了双腿，看着天上的云朵在我头顶船一样地划过。小科科问我为什么走路时，我有一点没告诉她：走路时，我能感觉到自己在对的地方，做着对的事情。一路走来，我所经过的那些地方似乎都有一小部分是属于我的，我对它们不再感到陌生，或许这才是走路最美的一点。
这天晚上，我睡在一家小店里屋的床上。小店在山里，国道边，三名货车司机与我同坐一桌。这一趟，他们要把足有二十吨的婴儿车运到哈萨克斯坦边境，返程再换运棉花。他们对戈壁滩的印象可不怎么样：不光漫无边际、没劲透顶，而且每年都有司机在沙漠里丢掉身家性命。
我对他们消极的描述表示抗议，他们笑了起来。我们中间的餐桌上，面条和鸡肉正欢乐地冒着腾腾热气，这里离沙漠还远着呢。
司机们发动他们的卡车消失在夜色中。我跟老板一家道过晚安，便钻进了睡袋里。我睡的其实是张木板床，一块帘布将它和房间的另一边隔开，但这样也比睡外面要好得多。
然而，我没考虑到电视机的问题。不知是谁叫嚷着要来遥控器，舞蹈音乐的声波一下子淹没了整个房间。几句小声的赞许后，音量越来越大。我塞上耳机，但一点帮助也没有。
屋中间的帘子一次又一次被拉开，一张又一张神情惊异的脸低下来瞅瞅我。
两个小时后，最后一位客人离开了，电视机被关上了，老板一家也终于能睡觉了。我听见他们在帘子那边小声嘀咕着，孩子们被带上床，爸爸妈妈也躺了下来，灯灭了。
这份安静就似一片飘零的树叶。
忽然，一声烦躁不满的声音传来，小婴儿扯着嗓子号啕大哭起来，直到第二天早上。
也许还不如在外面搭帐篷好呢，我机械地摆着腿，心里想着。头似乎和肩上的背包一样重。
那年在法国走路时，我几乎每夜都是在外面睡的，虽然连顶帐篷都没有。我在田间，在公车站点，也在谁家的阳台下醒来。大多数时候，整个人都因为着了露水而湿乎乎的，还有小虫子和蜗牛来做客。哪怕那样也好，那感觉就像我真能顺着奥厄河漂进大海里一般。
小象说，我还不如关掉博客卖掉相机，让走路成为纯粹的、自我的事，她不喜欢这与走路相关的周边的一切。我不知该怎样回答。她又跟我说话了，我觉得很高兴。哪怕现在跟之前不一样了，她的笑声少了。
安国乡有座陵墓，墓的尖顶微翘着。要不是年长的管理员解说，乍一看，我都没发现它的穆斯林风格。从白顶不难辨出，这是一座回民墓。
“都是新修的。”他说道，指的是这些房屋。一栋栋都是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重新修建的。足足八百年的时间，它们立在这里，守卫着一名穆斯林传教士的遗骸。后来，“文革”来了……
“是被汉族人破坏的？”我问道，估测的成分大过提问。
不料他摆摆手，“才不是呢，是我们自己人干的。”
“陵墓就这样散落在全乡，到处都是！”
他干巴巴地笑了两声。虽然那是一阵低沉悲伤的笑，但我对他心怀感激，因为有那么一刻，它盖过了历史那压抑的沉默。
走出安国没多远，我便离开了甘肃，进入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国共有五个这样的省级地区，每个都由一个少数民族自治管理：藏族在西藏，维吾尔族在新疆，壮族在广西，蒙古族在内蒙古，回族在宁夏。但事实上没有那么简单，除了省以外，全国还分布着许多自治州和自治县。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自治并不意味着在文化方面完全不受限制。甘肃与宁夏的省界毫无任何出众之处，我从一块牌子下方经过，牌子上简明地写着四个字：“进入宁夏”。之后，我在回族自治区的草地上打了个小盹儿。
夜幕降临时，我还走在山路上，同时为中午睡得太久而懊恼起来。路边有家孤零零的小饭馆，我要了一盘面，问他们是否有房间可以让我过上一夜。服务员摇摇头，我还是到采沙场问问吧。
整整两万吨，门外传来机器的轰鸣，但我仍无法想象这个数目到底意味着多少。“确定是两万？”我又问，周老板骄傲地点点头，每天两万吨。
周老板经营这家采沙场。我们坐在他办公室里聊天，他哥哥也在。这两兄弟比阳泉的杨家兄弟俩年轻些，但在某些方面非常相似。他们都是老板，都穿西装外套，而且都属于那种精力旺盛得似乎连睡眠都显得多余的人。
我靠在沙发靠背上。“今晚你就睡这沙发。”周老板大方地说。肚子饱饱的，脚刚洗得干干净净地穿在拖鞋里。我手里的茶杯中飘散出一缕中国南方的味道，一切都再好不过了。
我说到欧洲、亚洲，说到环保，说到教育的重要性，片刻不休。
周家兄弟俩坐在我对面不住地点头，是真的表示赞同还是出于礼貌，我不知道。
“感谢你为中国思考了那么多。”周家弟弟说。
我们又坐了一会儿，喝茶，然后他们就离开了。
我将睡袋铺到沙发上，头倚着扶手，闭上了眼睛。机器的响声越来越大，我觉得自己不光能听到它，甚至还能感觉到它：从山里穿出，穿透屋内的地板后又沿着沙发腿爬伸，最后灌入我的耳朵里。它是两万吨沙石发出的长长的叹息，每天在这里被挖出，又在别处被消耗。我合上眼睛，就在这一夜和前夜的噪声在我头脑中融为一个号哭不止的巨型婴孩时，我心想，那这样的一座山又有多少吨重呢？
包子？豹子？
离开采沙场，耳朵里依旧回响着嗡嗡的轰鸣声，我慢慢沿着公路向山上爬去。大地是赭色的，时隐时现的草地好似它翠绿的遮羞布，一片压过一片。我来到一个小村休息，正好碰上集市。
麻袋遍地都是，满满地装着各种香料，妇女们个个裹着头巾。我特意多买了些食物储备着。
前面就是六盘山了。
周家兄弟说：六盘山上路窄坡陡，常年云雾缭绕。虽然如此，我还是得上去看看，因为这六盘山不光是成吉思汗的长眠之地，还是七十多年前红军长征途中翻越的最后一座山。
“我还真想跟你一块儿走。”周大哥说。语气中的喟叹，就好像六盘山的距离不是十公里，而是一万公里。
站在山脚下，我才明白了六盘山名字的由来——山路盘过六道弯。抬头只见公路沿着山坡蜿蜒而上，划出的一道道弯弧着实令人不禁心生退缩的念头——弯道可远不止“六”个！
想到它们，我的兴致可不高。
我离开马路，走上一条田间小道。一位骑自行车经过的老人把我叫回去，这条路哪儿也不通，他说。但我听不进去，田埂边的小径慢慢伸入山中，路面上的碎石也渐渐被烂泥所取代。
一仰头，山顶遥遥可见。山峰上竖着的那个小方形一定就是红军长征纪念碑了，周家兄弟俩跟我说起过。
一条小溪从我脚边潺潺流过。岔路口，我拿不定主意，愣在原地想了一会儿。最后还是跨过小溪，选了较宽的那条路。酉时的日光缓缓褪去，给夜色的清蓝让出了位置。
路延伸进入了一片针叶林黑蒙蒙的光影网之中，树的间距很紧凑，树根多已枯萎。我讨厌针叶林，环视四周，甚至连自己刚才走过的路似乎也没了路的模样：几根被我踩塌的草秆歪倒着，土面的颜色隐约有些不同，但又似乎没什么。这哪儿算是路？反倒更像一条有野兽出没的小径。
我心里惴惴地走回岔路口，跨过小溪，拐上另一条道，直到它也消失在一片灌木丛中。几分钟之后，我第三次站在那条该死的小溪前。
“你这该死的小沟。”我对它说。但它依旧淙淙地笑着，对我不答不理。
现在怎么办？倒回大路顶着月光一步三摇往山上爬？直到被某一辆卡车的后视镜撞上为止？
忽然，我想到了第一条小路尽头的那片草地。依我之前的目测，草地的大小搭一顶帐篷正好，坡也不算很陡。傍晚的深蓝渐渐转成一汪黑谧，我第三次跨过了小溪。
搭好帐篷，时候还早。但为了不再见到那片黑漆漆的树林，我飞快地刷好牙，钻进了帐篷里。
帐篷里料的黄色透着几分乐观的气氛，我打开电脑看连续剧，讲的是一群人越狱的故事。有情节的故事、有经历的人物形象总是很吸引我，跟灾难片一样。
一阵嚓嚓声吵醒了我，是雨点滴落在帐篷上的声音。帐篷布紧绷着，那饱和的声音，很悦耳，忽然似乎连睡袋也暖和舒适了许多。我合上眼睛，滑进了清晨时分贪睡在软床上的飘然之中。
“嘿！”一个女人的声音传来，“嘿，你在那儿干吗呢？”
她已经立在我的帐篷跟前了，而且不止一个人。几句小声的嘀咕。
我伸出头，只见四名穿着胶靴的农妇，个个围着红头巾，怀里还抱着柴火，地上一片白茫茫，夜里一定下过雪了。
“外国人……”我听到她们低声嘟囔。“早上好！”我说。“你在这儿干吗呢？这野外可不能随便露营！”那语气好像我违反了某项规定似的。
“反正我已经在这儿睡啦！”“这附近可有豹子呢！”“包子？”我学过的发音是“baozi”的词只有一个，那就是来自天津的美食——包子。
“包子？”我心里暗暗一喜。但那农妇不断冲我重复着这个词，只是她发的不是一声，而是四声，听起来似乎也短促些。
“豹子！豹子！豹子！”她嘴里重复着。旁边一个人问我：“你知道老虎是什么吧？”
老虎？
我赶忙翻出了字典，在“爆”和“抱”字之间，我找到了要查的字。
“你们开玩笑呢吧！”我指着字典叫起来。但她们整齐地点着头，豹子。
“可这哪儿有豹子啊？”“雪豹啊！”其中一个叫道。我才不信呢！另一个人过来帮腔：“你看见那些空房子了吗？”看见了，又怎么样？她没吱声，显然在等着我恍然大悟的那一刻。啊！“因为有豹子，所以人都搬走了？”四条红头巾都认同地点点头。
现在我才终于弄了个明白，豹子。
雾气很浓，针叶林郁郁葱葱，这感觉仿佛是一个满溢着松脂香气的细雨绵绵的秋日。我沿着溪流，抓扶着灌木和树根往上爬。坡比在下方看起来陡得多，我全身用力向上，脚下的沙土不断下滑。汗水浸湿了衣服，我一边嘀咕着脏话，一边一步步攀入雾中。
该死的山！该死的豹子！该死的徒步！终于，公路出现在眼前。双手用力向下一撑，我筋疲力竭的身体蹭到了柏油路面上。我喝掉了瓶子里的最后一口水，远近不见任何车辆，也没有任何声响，整座山悄然地躺在它的云雾中，我为自己脚底下又踩着平地而高兴不已。
又走了几公里，我来到红军长征纪念碑跟前。纪念碑旁还有一个展厅，厅内从上到下摆满了金灿灿的毛主席塑像。四个年轻人在这里上班，三男一女。他们个个裹着厚重的绿色军大衣，没有游客的时候，展厅的暖气是不开的。
最近，这里常常没有暖气。
现在也就只有领导还来，我们一起喝牛奶吃饼干的时候，他们说道。两天前，刚有一位北京的领导来过，他们跟我描述起当时的场景，我的脑海里浮现出一幅朝圣礼般的画面。
我讲起自己上山的经过还有农妇们所说的有关豹子的谣言，他们激动地打断了我：“山上真的有雪豹！这里所有人都知道。”
“你看不见它们，它们可看得见你！”其中一个笑着说。我也跟着笑了笑，却还是没怎么当真。
从西侧一路下山就好像一场午后的山间漫步。山的这一面没有云雾遮掩，碎石少，树木也稀疏得多，阳光暖烘烘地照着。我顺着公路往下走，只偶尔斜穿山坡抄抄近道，嘴里还轻轻哼起歌来。
到了隆德，我找了家宾馆，把所有东西都铺展开晾晒。接着，我打开了电脑。我还惦记着雪豹的事，没准儿还真有呢？从北京出发前，我查过一些有关中国熊和狼群分布的资料，也研究了各种毒虫和病菌，但是雪豹？
移动上网速度慢得真要命，“Leopard reappears at Liupan Mountain（雪豹重现六盘山）”，页面还在加载中，我已经看到了这样一句。
紧接着，我自顾自地哈哈大笑起来。
现在的我，住在一家房间门口还摆着痰盂的宾馆里。六盘山，归天的成吉思汗和长征路上的红军都已在我身后。这个网站说，国际环境保护组织发现六盘山自然保护区内现又有近三百只雪豹及野猫出没活动，感到万分欣慰。
三百只！
干得可欢？
在隆德待了一天后，我又继续上路。走过一片草丛边，我突然花粉过敏起来，鼻涕直流，眼睛发痒。自从两年前来中国后，我的过敏就没再犯过。为什么偏就今天犯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