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下午，申叔叔到了，从乌鲁木齐骑车而来。自从在武威相机一战后，我们常通电话。他提醒我注意某些难走的路段，以及各地不可错过的美食。
这次他来，是为了陪我走这里和乌鲁木齐之间的风口。这段路上，北风经过山岭间隙后风力猛长，有时甚至能对卡车或者火车形成威胁。我又想起了谢老师的话：注意自己的死脑筋牛脾气，当心戈壁滩的风。
申叔叔的声音回响在大厅里，他喊着我的名字，双臂张开，头戴一顶扁平帽，比我记忆中壮得多。
“终于又见啦，小子。”他说着，给我一个结实的拥抱。
我们在三道岭待了一天。
有人跟我提起过矿地里永恒的火，申叔叔找到一位愿意带我们下去看看的司机。天刚黑，我们便朝峡谷矿地开去。山丘间的小路上，时而有施工机械的大灯迎面射来，紧接着一阵轰鸣，半空中尘土飞扬。到了矿地底，司机关上车灯。黑暗罩在我们头顶，我看见了它们，地下，灼灼发亮，红热地灼烧着，喷出火焰。那是些一燃烧起来便无法熄灭的煤堆，有如地狱入口。
“当心脚下，小子。”申叔叔抓住我的胳膊说。我们站在谷底，被黑暗寂静与尘土包围着。几百米外，施工机车的大灯有如一颗颗星星，一声饱满的汽笛剪断夜幕。
火车。我瞅瞅申叔叔，他是一袭宽厚的黑影。“对了，”我问道，“你说，我们能去看看蒸汽火车吗？”第二天早上，我们俩站在煤矿装载处。
申叔叔拿着一盒烟，递给一双双沾满煤灰的手，我在一旁友好地咧嘴笑着。几句交谈，有人笑起来，紧接着，我们已经站在了车头里。
咔嗒咔嗒、嘟嘟、呜呼。锅炉门唰啦一下开了，我手握铁锹，也被允许给它喂煤。我们在蒸汽机车的车头里，行进于戈壁滩上，那感觉仿佛随时会有印第安人，抑或土匪强盗闪现偷袭一般，我此刻的欢乐无法言表。
申叔叔咔嚓地按着快门，笑着。他不明白我的激动，这样的机车，他曾修理了四十个年头。
我们离开三道岭时，风很大，空中还斜飘着细雨。申叔叔抱怨脸颊上微有些肿胀的感觉，于是用围巾把头包了起来。他蹬着自行车跟在我身边，有时还大声唱起歌来，车后架上的小国旗在风中扇动着。
茫茫戈壁在将自己完全展开前，显得不慌不忙。我们路过店铺、旅馆、加油站，在一家小餐馆吃午饭。餐馆是三个女人开的，我们是店里唯一的客人。饭菜并不特别可口，但交谈很愉快。
她们三人都来自南方，多年前为了生计来此，店里生意还行，总比在家乡好得多。
“我们那儿人太多了。”她们说。我们吃完后，又说我们可以进屋休息一会儿。
“休息？”申叔叔跟我惊讶地互望了一眼。申叔叔解释说，我们还得赶路。“就半个小时。”她们眨眨眼睛，爆发出一阵另有深意的笑声，回荡在墙壁之间。“哎呀！”我们俩又站在路上时，申叔叔叫起来，“你明白她们刚才想干什么吧？”他头朝后一仰，闭着眼睛笑起来。
那是几声响亮的笑，哈哈哈哈，似乎发自战鼓内部，能一直传至地平线上的天山，漾出频频回音。
我们走进戈壁。
我跟他说到小象。“如果你对你女朋友是认真的，那她父母非常重要，”他说道，重复了一句我已听过数次的话，“在你们国外，结婚是一男一女的事，在我们这儿，结婚是两家人的事。”
我应了一声“噢”，又跟他讲了自己见小象父母的经过。听我说完，他笑着摇起头来，“小子，你自己也知道你全搞砸了吧？”我没出声。“不过也没什么，”他安慰我说，“谁还没点自己的问题。比如，我老婆就不想让我骑车出来！”
她觉得这想法又蠢又不安全，怎么都说不通，于是，他只好偷偷买了辆自行车私自跑了出来。出城给她打电话的时候，他已经在去往哈萨克斯坦边境的路上了。
回来的路上，他遇到暴风雪，得了重感冒，所以没有直接回家。先到朋友家住下，把病养好，洗好衣服，擦亮自行车，然后他才出现在他老婆面前，又懊悔又骄傲。
“那她生气了吗？”我问。
他笑起来，“当然生气啦！那也没办法啊，这回又是一样的。等我回了家，就得收拾家务，擦窗户，洗窗帘。”
路上，我们见到了可谓完美的绿洲，它有如海中的热带小岛般坐落在戈壁滩上。树木、深草、天空倒映在池水上面，还有一座废弃的瞭望塔——童话一般。
两匹马和一头驴站在池塘边。我们走近时，那头驴扬起一团沙尘，飞快地朝我们冲来，径直停在我们面前。噗，一个屁。它耷拉下脑袋，一副不屑理睬的神情。我们俩站住，申叔叔小声说：“别动，谁知道它想干吗！”
世界静悄悄的，我听到一只苍蝇吱吱乱舞的声音，猛地意识到，这可是很久以来的头一次，苍蝇可不会轻易飞进戈壁滩里。
驴又发出一声呼噜，踢踏小跑地回到两匹马旁边，趴了下来。
那模样好似在说：“欢迎来到我的绿洲。”
这天晚上，我们陷入了一场与漫长上坡路的斗争中，我累得几乎倒下。但申叔叔说，坡顶有个收费站，说不定我们能在那儿找个地方过夜。
我们到坡顶时，周围漆黑一片。收费站浸在刺眼的光线中，后面立着几间板房。我们挨个儿问过去，申叔叔又掏出烟来请一圈，几句低声交谈后，我们有了睡觉的地方。
除去几张上下辅，木板房里空荡荡的，房间正中吊着一只灯泡，几个男人一声不吭地进进出出。申叔叔指指一上一下两张床，这是我们的。
我在上铺展开垫子和睡袋，走到外面刷牙。一个男人弯着腰站在脸盆前面，电动牙刷的声音突然显得很响。
工地上的人们睡得早。
有人关了灯，我只还听见几句小声的嘀咕，一切便安静下来。
没过多久，第一声呼噜响起，第二声也紧接而来，整个房间被填充满了，床似乎都在振动。
我把头埋进睡袋里，没用，它们就如割草机一般。所有的贵重物件都在身边，我摸出手机，把耳机塞进耳朵里，好些，但还是不够。
呼噜吞噬了这夜。
我打开手机，选了莫扎特的小提琴音乐会，望向窗户。报纸粘贴在窗栏上，收费站淡冷的灯光照射进来。小提琴的旋律之上盖着呼噜跌宕起伏，我不知什么时候睡着了。
我是最后一个醒来的，耳机线绕作一团，一根挂在我脸上。申叔叔站在我面前。
“你看看我的脸怎么样？”他问。肿胀的部位更突出了。
我们没有立即离开，申叔叔担心天气。前方便是通往乌鲁木齐路上的第一个风口，长约五十公里，天色不妙。
他跟收费站里的人讨论了一阵，怏怏地望一眼天空，说：“我们在这儿待着天也不会变好，出发！”
白黑相间的细长云朵飘过我们头顶。我们经过一块路牌，上面画着几个鼓胀的风向袋，我们的衣服被吹得咔嗒直响。我们几乎不说话，风声大得每一个字都需要吼。时而有一阵劲风刮来，好似威胁着要把拉拉车彻底掀翻。
数小时后，我们看见了戈壁滩中的另一间板房。申叔叔指指那个方向，又指了指自己裹起来的脸。他的双眼显得疲惫不堪，我知道他难受。
“安全生产责任重于泰山”几个字写在房子墙上，房前地面上布满了玻璃碎片。一个男人打开门请我们进去，什么都没问，端来茶和甜瓜。申叔叔小心地揭下围巾，他的整张脸都红了，肿得高高的。
他沉闷地又望了我一眼。
“你得去看医生，申叔叔。”
“我知道。”
离别的场景很伤感。我们站在路边，等过路车捎上他和他的自行车。风依旧在呼啸，无法交谈。我的一只手搭在他肩膀上，我忽然发现自己从昨天晚上起，就再没听到他响亮的笑声了。
一辆白色货车停了下来，快速地讲好价钱，我们把自行车抬到车上，申叔叔坐上了后座。他拉下脸上的围巾，挤出一个疲惫的笑脸，“你自己可要当心，小子！”他说完，紧紧握了握我的手，然后，他走了。
我独自一人，跟这风，一起走。定位仪上标示着我今天的目的地——红山口服务区，山坡上立着的几栋房子。直线距离还有十七公里，但我现在已经累了。
我握紧了车把手，迈步走了起来。
还有九公里，我彻底精疲力竭。我坐到凳子上，喝了瓶水。公路又直又长，陡斜的上坡路。
我望进戈壁滩里，在那棕褐色的远处，傍晚的暮光与空气中的尘雾缭绕而生的迷蒙中，我看见了骆驼。它们逐一排列着，两两之间距离相当，果然和我在西安看见的丝绸之路纪念碑上的一模一样。
申叔叔说，遇到沙暴的时候，骆驼会躺到地上，头避开风的方向，等着，等风暴过去了再走。
我从拉拉车里拿出苹果、饼干和水放到车箱外的相机旁，又翻出手机备用电池，塞上耳机，翻看播放列表，停在Sepultura（神碑合唱团，巴西重金属乐队）的Ratamahatta上。我的目光顺着路面望去，小如蚂蚁般的车辆在日落的光线中奋力爬向坡顶，那坡，好似没有尽头。
Sepultura，我按下播放键，再按下重复键。
见新疆，离新疆
我在一家脏兮兮的小饭馆里，坐在桌旁啜着可乐，听周围人如何谈论我。他们的话题其实不在于我，而在于我的筷子，筷子是金属的，闪亮闪亮的。
它们是我从哈密一家超市里买来的，在中国待了将近三年后，我才隐约意识到一次性筷子可能不够环保。
但旁边桌坐的三个男人不知道这一点，他们时不时斜瞟我两眼，沉浸在对我随身携带银筷的缘由的各种猜测中。其中一人突然猛一拍脑袋，答案天衣无缝而且简单至极：怕被下毒！一旦饭菜有毒，我立刻就能发现，因为银筷子一接触到毒素就会变色！至于谁可能对我下毒这个问题，他们选择跳过。
饭馆老板和他的几个朋友坐在另一张桌旁，啤酒瓶堆着。他的高嗓门回荡在四壁间，他去过德国两次，那儿的人都会三四种语言，肤色比其他欧洲人黄些。
“噢。”同桌的人叫道，他暗暗满意一笑。我全身瘫软疲倦，没吱声。昨天那段上坡路的艰难是之前从未有过的，我将每一千米分成一个小节，不是走，而是一路跌撞。我挣扎着向上，胳膊被拉拉车的重量向后扯拽，耳朵里重复着一首歌，我眼盯定位仪显示屏，倔强地默数着每一米的减少。每走完一千米，我就一屁股瘫坐到板凳上，倚靠着拉拉车，吃个苹果或一块饼干，喝一口水，又跌撞着继续走——下一个一千米。
中途有位司机停下车问我是否需要帮忙，他愿意捎我一程，还有我的拉拉车。我看他时眼很模糊，似乎隔在一层雾后。
“不用了。”我听见自己的声音说，果真摇起头来。
红山口的旅馆脏得令人恶心，但我连感到失望的力气都没有了。与其称之为房间，不如说那是两个正在攀比谁更简陋的洞。我要了另一间，有床，有门。先将蜘蛛网抚开到一边，然后铺开垫子，好心的手递来一个插线板，灯便灭了。
翌日的晨光斜射入窗，坐在饭馆老板桌边的一个妇女站在我跟前，身上的衣服显得过紧，那脸庞或许还曾有过几分姿色，但现在硬邦邦的。
“别听他瞎说，”她指着餐馆老板说，坐到我对面，“所有人都知道他从来没出过新疆！”
“嘿！”餐馆老板愤愤的声音传来。其他人都笑起来，又给他斟上一杯酒。
我看看钟，快十一点了，我该赶路了，也没兴致聊天。
那妇女问了我一些再普通不过的问题。年龄？今年二十七。职业？如果非得选一项，学生。结婚了没？没有，但有女朋友。到中国多久了？快三年了。喜欢这儿吗？喜欢。为什么要走？为了玩儿。
之后，她又想起了什么——谢老师最喜欢的问题。我也从不同的嘴里听到过，男女老少都有，酒店老板、路旁旅行团、网上的人、理发店店员或者警察。
“你不觉得孤独吗？”
通常，我都用些普通的解释或者索性说些空洞的套话回答。“还行。”或者，“我有手机啊，可以随时给朋友打电话。”
但这其实不是真正的答案。
我的目光在这小餐馆里环转一圈：朦胧的玻璃窗渗着阳光，棕榈沙滩的大贴画、客人们、店老板、他的啤酒以及他在笑的朋友们。
然后，我吐出了那句自己一直重复的话：“没那么严重。”
其实，我早已不知孤独是什么感觉了。无论正在做什么，我总觉得冥冥中一直有两个人守在我身边：我那从未谋面的亲生父亲还有妈妈。
距离鄯善还有几百公里，风力减弱了些，天空透出一股寡然无味的蓝色，一朵朵小云飘移着，好像小舟一般，戈壁滩一如既往地广阔、空荡。我走在国道上，走过一段尚未通车的高速路，又拖着拉拉车踩过咯咯作响的碎石。
我想起妈妈。
想起她走后不久林子里的那个新年夜，一个个难熬的夜晚过去，我醒来时除了害怕，什么都不记得。
想起那个我猛然发现自己整整一天没有想她的时刻。
想起巴黎，想起走回家的路，想起在慕尼黑上大学的日子，我随便瞎选的专业中文后来成了救命稻草。
想起北京，想起形色印象与浮华交织的混乱。
为了让自己显得更有学识，我买了许多大部头的书。读到《荷马史诗》，里的所有英雄一遇事便哀怨连天，我觉得惊异极了。帕特洛克罗斯死了，阿喀琉斯悲痛欲绝。英雄倚坐岸边，欲哭无声，诸神降临，赐予他眼泪。整书八百多页，我读完时，学会了哭泣。
我在戈壁滩里一家补胎铺过夜。店主人是两对来自内地的夫妻，他们从陕西来到这里谋生，生活费越来越贵，孩子们要上大学。我不禁想到山西煤区的胡阿姨，她的耶稣像，还有她在北京念书的儿子的照片。
他们请我吃晚饭，白菜和面条。发动机嗡嗡转动，一个大塑料桶里储着水。我问哪个司机会专程开到这里找他们修车。他们笑笑。没有哪个司机愿意在戈壁滩里拖着爆掉的轮胎继续跑，而且，陕西人的补胎技术可是全国出名的。
他们想念家乡。这外面很孤独，土地也不好。他们养过狗，至少有五六次，但每一只都或早或晚开始拒绝进食，全都饿死了。
“这戈壁滩煞气太重。”他们说。
到达鄯善市郊时，有一个年轻人在路边等着我。“你就是诺诺吧？”我问他，他有些木讷地点点头。
诺诺是一个自哈密以来和我邮件往来的陌生人的名字。我们的邮件里夹杂着英语和中文，主要是关于我愿不愿意让人跟着我走一天的问题。我的回答是，无所谓。诺诺到底是男是女，我都不知道。
现在，他站在我面前。一个戴着眼镜和帽子、背着背包的瘦小伙子，朝我伸出一只手。他在微笑，而我，则因为自己终于走完了这一段戈壁，市郊的马路上飘着饭香，也因为头顶的夕阳金灿柔和，也跟他握了握手，回给他一个微笑。
他叫吴江，医科刚毕业，来自陕西。我从那里走过，他知道，他跟我说自己能来新疆无比开心。我回了几句客套话应付，没说自己其实偷偷希望来的是个年轻女孩，不是他——不过或许这样更好。
我们找好房间后，来到街角的小吃摊旁。一家维吾尔族人在卖馕和羊肉串，我点了特大份烤串、泡黄瓜和可乐，便一屁股坐到塑料椅上。
烤肉香。路灯下，蚊子嗡嗡飞来飞去，一群孩子正围着一张戳破的台球桌嬉闹，吴江坐在我对面。
“来，说说！”我对他说。
他说到自己的专业和以后的工作，虽然当医生很辛苦，工资也不高，但他不介意。他从小就知道自己以后想做一名医生，还有一件事他也早就知道：他想来新疆看看，看看这里的浩瀚与荒芜。若不是家里人反对，他很多年前就来了。
“我当了二十四年的乖孩子，别人希望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那时我父母说新疆太危险了，我就听了他们的话。”他笑起来，“后来，我在网上看到了你的视频。”
我的视频。从上路第一天起，我每天都给自己拍照。相机端在正前方，手臂伸直，到现在为止已有将近一千张照片。我把它们粗略剪辑后，放到网上——初版。
原来是由于那段视频啊，我还得给它配段合适的背景音乐。
“你知道我第一次看到你的视频时是怎么想的吗？”吴江问我，咧嘴笑起来，“我想，一个老外可以在新疆徒步，那我为什么连坐火车去都不行呢？”
我猜到了他接下来要说的话。
毕业后，他便给我写邮件，买了张车票到新疆，瞒着家里人，背上背包，戴好帽子，去了火车站，坐在火车上，他才给家里打电话。
“我想做两件事情，”他说，“看看新疆，跟你走一天。”
“明天你就有机会啦，从这里进城还有三十公里呢。”
他的脸闪亮着。
这天晚上，我们聊到很晚。不知什么时候，话题换到了女朋友上。我的正跟父母在欧洲旅游，已经好几天没有联系；他的刚刚跑掉了。
这是一段复杂的故事，似乎一切都事与愿违：不在同一个城市，双方父母反对，两人都没钱，也没有时间，最后还有情敌出现。吴江后来又见过她一次，就在几天前，在西安，然后他就坐火车来新疆了。
“也许你该忘了她。”我说着，已觉得自己的话不堪入耳。他点点头，没作声。
第二天早上，我睁开眼，他正坐在床上写日记。看见他我很高兴，和当时看见朱辉一样。“走？”我问。我们收拾好拉拉车，吴江的背包绑在车顶，就像谢老师曾经想把我的绑在他车上一样。然后，我们跟宾馆老板和烤肉摊的维吾尔族一家道过别，便出发了，走在新疆早晨的空气里，朝着绿洲城市鄯善的方向。
火焰
沙，我很高兴自己到这里只是来玩儿的，双脚下陷，向上迈出的每一步都伴随着一小段下滑。
我能感觉到地表在我趾间的移动，这里的沙远不如敦煌鸣沙山那般烫人，但当时还是八月，现在已经十月了。
我爬上沙丘顶，满头大汗，外套铺在地上，相机和三脚架放到上面，幸好，拉拉车被我留在了宾馆。
眼前，一片凝结的黄色浪涛：库姆塔格。这个词在突厥语中的本意是“沙山”，果不其然，这绵延沙山铺展开来的广阔着实令人心生畏惧。
我身后，是绿洲城市鄯善，目光从城上掠过，还能看得好远。我看见它的树，它的房屋，它的中心广场，广场周围，最高的楼房聚成一团，好似意欲闲聊的人群——城内居民多是维吾尔族人。这里与许多绿洲城市一样，主要发展农业及旅游业，人们以种植瓜果、棉花为主，只有四轮驱动汽车才敢进入沙漠。
我很庆幸自己不必穿越这片沙海。
我需要公路、碎石道，或者被人踩出的小径，但最需要的还是人。申叔叔发来短信说他出院了，医生估计是过敏。吴江回陕西了。
走完我们的三十公里后，我们一起吃了罐头黄豆。有老农送给我们一个瓜，我们聊天说笑。
到了鄯善，我打车送他去火车站。
我在沙丘顶坐了一阵，又拿上我的东西，决定再往沙漠深处走走，定位仪带在身上。
我在各个沙丘爬上又爬下，能感觉到脚下沙砾温度的变化。不知何时，最后一瞥那笼罩在雾气中的城市，我终于找到了它：站在此处能见的只有天空和这大漠。
我在雨中离开鄯善。拉拉车已经很久没有跑得如此顺畅了，我把它送到工匠铺里彻底翻修了一次。我自己也感觉身体休整好了，精神又充沛起来。这两天，除了吃东西和在城里闲逛，我什么都没做。我给小象打电话，她已经回到慕尼黑，事情多，过几天再跟我多聊会儿。
晚上，我来到一座小城。城里摩肩接踵，正碰上赶集，有买有售，讨价还价声在马路上方来回蹿跃。我拖着拉拉车扎进熙攘的人群，收获了在别处也曾收获过的眼神。无论在位于山西的山中还是在广阔的戈壁滩上，无论在乡镇还是在大城市里，总有一些人绽放着笑脸，一些人指手画脚，一些人窃窃私语，一些人满目猜忌。我友好地微笑着，打听起宾馆来。
走进一幢房子里，一位很老的老太太努力跟我解释，虽然她有两间空房，但不能留我过夜，出于某个我没听明白的原因。我正问她可否破一回例，有人忽然递了一根蜡烛和一把钥匙到我手里。我找到房间，打开门，乱按了几下电灯开关，最后还是徒然地坐到床上。一个年轻男人手拿打火机出现在门口。他点上蜡烛，开始道起歉来。我这时才恍然大悟：因为有维修工程，整个小镇都停电。
蜡烛在燃烧。
夜幕蓝幽幽地落在这个没电的小地方。外面，人们在汽车大灯的光线中聚在一堆，烤肉的香气透过窗户飘进来。我躺在床上，给小象发了条短信，描述此刻的浪漫。
然后，我便睡去了。
幸好维吾尔族人烤馕不用电。第二天上路时，我立在路边注视着一个年轻男人。他在空中飞转起面团，直到它变得又薄又圆，接着他将它贴在黏土烤炉的内壁上，等上一会儿，再把它拿出来。这块热气腾腾的黄金馕，是我的。我用双手掂拿着它，面饼香、烤炉香还有这整片维吾尔族大地的香，一齐在我嘴里绽开。
这一天有如馕里层的面饼般柔软。天气温煦，双脚似乎无须指令便会自动前行。它们驮我下坡，经过一个个维吾尔族小村落，村内有清真寺和许多箱子状的方房子。这些房子仅由四面墙壁和屋顶组成，墙上布满小孔。一个会说普通话的小男孩告诉我，它们是制作葡萄干的阴干房。
我还注意到，维吾尔族人另有一点让他们更显可爱：几乎家家户户都有一个搭着葡萄架的庭园。其中大都以木架做顶，葡萄藤盘绕其间。架下，在这片世界上最甜美的阴凉中，摆着一张床。
越朝前走，村庄越小，各种声响越轻，不知何时，我离开了最后一个村子，拖着拉拉车走在田间小路上。
接着，我看见了它：火焰山。
它其实不是真正的山，而是光秃秃的红色土丘，嵌在坡上的生硬纹路和褶皱，看上去倒还确有几分像火焰。
火焰山的名气，源于许多中国人对它怀有的美好想象，它曾出现在那个一千多年前一个和尚去印度取经的故事中——《西游记》。
故事讲的不是真正由此经过的玄奘，而是很久很久之后，他所成为的那个传奇。在这部明代小说中，他与徒儿必须克服途中的各种艰难险阻。火焰山高温难耐，他们无法跨越。猴王偷来魔扇，给山降温。
我进入一条碎石路，路直穿于峡谷的半山腰上，两侧沟壁光秃陡峭，只在深深的沟底有一条细流，水边蕴着几点绿色。
它们微小纤弱得好似试管内的孢子，有如万物的起始。
艺术
峡谷尽头，溪边的山坡上有一个村庄。我走到村口，只见一排栅栏旁边立着一间小售票亭。
一个年轻女人走出来，头戴一顶扁平帽，脖上挂着钥匙串，精力万分充沛的模样，她说：“欢迎来到吐峪沟。”
我得知，村后头有许多画满了佛教壁画的石窟，但现在无法参观，因为它们受损严重，正在修复中。
正当我失望地准备离开时，她叫住我：除了石窟以外，村子本身也值得一看！问我可见过原始的维吾尔族村寨？
立在票亭和栅栏前，我回忆起一路经过的村庄，它们不算“原始”吗？进村参观票价五十。导游把我带到一户人家，这家里有宽敞的木制游廊，我可以在这儿过夜。
又一张绿色的五十元离开了我的裤兜。
我放下行李，开始跟着导游参观。村子很小，黏土房、石坯房、内院。导游指了指房子间的电线，“这里以前不通电，”她说，“跟外界几乎完全隔离。”
“那人们都靠什么生活呢？”
“农作，种葡萄，还有和周边村庄的物品交易。”
村正中的清真寺对于如此谦逊的小地方来说似乎太大了些。
“村民们靠旅游赚来的第一笔钱就投在了这上面，”导游一边说着，一边意味深长地点着头，“这里的人都很虔诚。”
她自己是回民。这有很多好处，她跟我解释说，在文化方面，她处在汉族人和维吾尔族人中间，跟两边都能相处融洽。关于我问她是否守斋的问题，她答道，她老板不想看到员工一整天都不进食，“对身体不好。”
她带我到村外山坡的高处，指着木廊房子说：“你住的那一家，是这里开始接待游客的第一家人，”她扬了扬眉毛，“现在，他们是全村最富的。”
我的目光越过了峡谷，越过了清真寺和旁边不起眼的房屋，还有遥远背景中的火焰山。鸡咕咕叫着，有人在说话，全是山村生活安宁的声响。
我不是这里唯一的客人。我刚在木廊里一张矮桌边坐下，便走来了一个年轻男人。他长着一张温和的脸，说话时声线有些高。他叫刘文强，来自西安的艺术系学生。
他是来村里画画的。
他理解我徒步旅行的计划，他说：“给自己点时间，挺好的。”
老板娘端来面和茶水，我们坐在地毯上，头顶的灯泡洒下一片光亮。我们周围，整座村子正准备入眠。
“我很羡慕你。”我对刘文强说，他愕然地看看我。
“为什么？”
“看见的东西，你想怎么画就怎么画。比如，你可以自己决定要不要画上这些电线。”
他笑起来，“这些对于我的画来说不是很重要，我画的是氛围。”
他从小就想当艺术家，但家里条件不好。十四岁时，他就离开学校外出打工，在建筑工地干过，在工厂里干过，哪里有活儿他就去哪儿。一有空闲他就画画，申请艺术学院。后来，他真的被西安一所学校录取了。从那时候起，他就常常到全国各地寻找创作题材。
他想知道我有没有遇到过抢劫，见我摇头，他笑起来，他自己已经遇到过好几次了。大概是因为他看起来太年轻，不够强壮，但他后来还是学会了反抗。
“你多大了，小刘？”“三十一。”我差点被嘴里的食物呛到，他看上去不过二十出头的样子。“那你结婚了吗？”“没有。”两人沉默，各自吸溜着碗里的面条。他又开了口，女朋友的父母不接受他，她是做房屋中介的，经济条件不错，但他把自己为数不多的钱通通花在了颜料和画布上。只要一有时间，他就外出写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