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不眠夜。第二天早上，我吃力地爬出帐篷，打开手机，看见有小象的未接来电——十九次。我打回去，她的手机关机了。
喝了水，收拾好东西，我又拉着拉拉车回到公路上。肚子感觉好多了，这条戈壁路安静又遥远，我担心起小象来。没过多久，她发来一条短信：我一切都好，希望你也是。
一直走到中午，然后我找了个地方坐下，打起了盹儿，头沉在拉拉车的阴影里。天气燥热，我做了凌乱的梦——梦见路两边的岩壁朝我推挤而来。猛一惊醒，头撞在了拉拉车上，我能感觉得到那覆盖在皮肤上的热气。又试了试给小象打电话，依然关机。
傍晚，我经过一处已经废弃的居民点，戈壁滩之上的板房显有几分颓废。我从路上望过去，心里估摸着曾几何时，这荒郊野外还有人住过。
风吹来微弱的喊声，一个男人从板房里跑出来，朝我挥起手来。
我也举起胳膊挥了挥，转身继续朝前走。这地方有些莫名的阴森，戈壁，废楼，跟在我身后的男人声。“哎，过这边来！”他在喊。
我突然想到雅库布，人们对别人的主观印象不乏差之千里的可能，我站住了。落日挂在地平面上，那个人舞着双手冲我跑来。我拐下公路，朝着他和那些废楼的方向走去。
“我们这儿有两个人，我跟我同事。”老刘说着，给我倒了杯茶。他在微笑，更确切地说，他努力在微笑。面部的表情经常并不听他指挥，说话对他来说也非易事。脸都变了形，他结巴着与每一个字斗争。要是不成功，便一脸怏怏的神色。
我喜欢这个老刘。
他有着巨人般的体形，宽肩阔掌，人却温和如观音。
“我们在这里守金矿，”他解释说，“你，就是我们的客人！”
这里曾住过几十个淘金工人，直到矿上没什么可挖了才撤走。如今，只剩下这些废楼和每一步都能踩到的啤酒瓶碎片。
我想知道这里到底还有什么值得看守的，老刘瞅瞅我，就像我刚问了一个蠢透了的问题。
“这儿的东西可不能丢！”
我点了点头，并没明白他的意思。
老刘的同事是一个性情阴郁的胖子，就在老刘跟我解释他们的工作时，他一直闷不作声地坐在角落里，直盯着我们看。
他们俩守矿，每人有一栋房子和一只大狗。有水，但没有电，每星期有人送一次食物。夏天有四十摄氏度的高温，冬天则零下三十摄氏度，距离最近的有人住的地方也好远好远。
“这里可比其他地方好多啦。”老刘说，歪转着脸上的肌肉拼出一个笑，他以前在山里守的矿，连车都不通。
我喝了茶，主人便领我去另一间板房。我从旁经过，两只狗凶恶地狂吠一通。板房里立着床架和桌子，老刘放了只插着蜡烛的玻璃瓶到桌上，“灯！”他挤出一个字，又递给我一壶开水和一包方便面，便扬扬手走了。
我看了看包装袋：一个我从没见过的牌子，几个月前已经过期了。他肯定留了好久，舍不得吃。
夜里，我被一只老鼠闹得心焦欲焚。我刚吹灭蜡烛，它就从洞里蹿到桌上偷啃我的饼干。我打开手电筒，却只见它一溜烟地钻进黑暗里，没了踪影。不幸的是，它找到了一只塑料袋，从此恼人噪音不断。
手机快没电了，备用电池我也忘了充电。我给小象发了条短信说这儿有老鼠，又对着屏幕的蓝光盯了一阵，才关了机。老鼠在与塑料袋歇斯底里地舞蹈。我思量着要不要按谢老师的说法，也拿半个瓶子把它逮起来，想着想着，我睡着了。
第二天早上，我站在板房厨房里，手里捏着一个一欧分的硬币。我把它送给老刘做纪念，这也是我身上的最后一分欧元了。他双手接过小硬币，高兴劲儿全写在脸上。
我的目光瞟到胖子。他又坐在他的角落里，眼里冒着嫉妒的火光。
我在包里翻腾了半天，除了一张名片外，什么都没找到。
“还是把它给你朋友吧。”我对老刘说。他满脸疑惑地望着我，“他不是我朋友。”旧金矿的板房里布满了灰尘，光线昏暗。胖子坐在角落，老刘像个巨人般立在我面前。
“你过来一下。”我对他说，走到外面刺眼的阳光下。空气干燥，灼热，我听见狗发出咕噜咕噜的声音。
“他不是你朋友，那是什么人？”我问。
“同事。”
下一个问题还没说出口，我自己已经知道了答案。
“你们互相不怎么喜欢，是吧？”
他面部的肌肉抽搐着，下巴左右摩擦起来，眼神显露出他的努力，一句不外乎复述的回答：“对，我们互相不喜欢。”
这个身材高大的男人在我脑子里打转。他跟两只狗，还有互不待见的同事，在这茫茫戈壁里看守旧矿。
公路上坡，两旁时而是石滩，时而是岩壁。骆驼立在路边，鹰隼翱翔空中，身姿泰然地俯视大地。
我感觉自己异常渺小。
拉拉车跟在我身后辘辘向前。脚有点痛，刚出敦煌不远还流了血，现在几乎已经长好了。手机彻底没电了，没有音乐，更没有小象的短信。天气炎热，我感到累。
我走啊走，脚下的步子带我翻过黝黑的山坡，离开甘肃，进入新疆。这是漫长的一天，最后，我来到了星星峡。
首先吸引我注意的，是岩壁上的涂鸦：日期、名字、车牌，还有胡乱涂画的女人胸和屁股。一处写着“我恋你”“女人”，为了更清楚地表达作者的意图，一旁还画着阴茎。
零星几座碉堡塔楼的废墟立在两侧岩壁的制高点，我想起了平凉山里那些土堡和曾在堡里抗击土匪、反对战争的农民。
上个世纪初，中国西北一片混乱：在遥远的京城，大清王朝正式灭亡，民国动荡不安；在这里，藏人、蒙古人、哈萨克人、柯尔克孜人、维吾尔人、汉族人还有日俄间谍血腥的争权战打得如火如荼。民国政府的都督本应尽力维持安定，但却个个残忍无能：谣传他们曾在乌鲁木齐宴请八方，只为将宾客一一斩首。
但最让人闻风丧胆的还是回族人。军阀马步芳的将领个个都受过精良训练，下手也毫不留情，士兵宁可自刎也不投降。
曾经就有共产党人落到他们手里。1936年冬，毛泽东和他的同志们翻越六盘山，建立了陕北根据地，长征结束。党中央为与苏方联系派出一支队伍前往新疆，西线红军两万多人跋涉在河西走廊，但从没到达新疆。
几个月后，星星峡山里出现的几百剩兵便是整支队伍余部，数千人命丧黄泉。戈壁滩及马家军带给红军的打击，是长征全程前所未有的：部队的前进被彻底阻断，几乎全军覆没。
我走在岩壁间狭长的通道上，壁面上的涂鸦从旁经过。我尝试着想象七十年前战士们行进于此的感受，但没成功。一辆卡车轰鸣而过，空气都在震动。我停下喝了口水，它便在眼前了：星星峡。
峡谷自身不及它的名字浪漫，几十栋低矮的房屋，一个加油站，一幢行政楼。楼前，一个身穿制服的胖男人站在阳光下冲我笑着，“你也是摄影师？”
他叫阿布杜，负责货车车检，载货卡车到了星星峡，都要接受车重及所运货品的检查。“卫生检查。”他说。
阿布杜酷爱摄影，一有空闲便带着他的数码相机进山拍照。他一听说我在北京电影学院上学时有个维吾尔族朋友名叫阿布，便激动地掏出手机，没过几秒钟，我果真听到了阿布的声音。
我们俩谁都不敢相信，我在这个大的戈壁滩里，居然碰到了他家亲戚。
阿布杜陪我找了家旅馆，旅馆里很静，摆设简单整齐，几乎吻合我对和尚居室的想象。没有浴室，常住此地的人不多，人们洗澡都去哈密。
我用毛巾擦洗了一下，便倒在床上。手机正在充电，一条小象发来的短信：她已经回慕尼黑了，这几天很忙，希望我一切都好。听起来情绪压力不小。还有一条是谢老师发来的：他已经往回走了，刚过哈密，正朝我的方向过来，我们什么时候能见到？
我打开电脑，导进照片，写这些天的博客，又思量着要不要去外面坐坐，看会儿书，但还是放弃了这个想法。我继续躺在床上，跟电脑对打Defense of the Ancients（《遗迹保卫战》，电脑游戏）。没有网，也没有同伴，全无意义。屏幕上的角色互相厮杀，我脑子里出现了那些岩壁，还有那些涂鸦，不知什么时候睡着了。
早上，我见到阿布杜，他坐在阳光里，面庞如王一般。
“阿布杜，”我叫他，“我需要颜料，最好是喷罐的那种！”
他朝我投来爽朗的一笑，点着食指说：“我知道你想干吗！”
越野摩托
第二天，我收拾行李准备离开时，星星峡的岩壁上又添了一片面积不小的装饰：“2008-9-16我从北京徒步到德国经此留念！”一排英文，一排中文。我用掉了很多个所剩不多的喷罐，最后还用毛刷蘸着小桶颜料才把所有的字涂完。我刚放下刷子，一位过路司机就停下车冲我一笑：有个字写错了。
跟阿布杜道过别，我拖着拉拉车走过各家商铺，昨天吃饭的餐馆、加油站和最后一栋房子，又置身于险峻山岭之中了。
星星峡在我身后。
刚转过第一个弯，耳边只剩下风声，居民点好似从未存在过，如同胡须乱发所穿行的浩大空洞中，它只是我的幻影罢了。
我想到了谢老师。我知道他正朝我的方向走来，但不知道具体位置，他的手机关机了。距离下一座城市哈密还有近两百公里，他有可能在这一路上的任何地方。
远处，一个小点闪亮跳跃着，有如浮游水面的生物，缓缓向我靠近。不是谢老师跟他的拉拉车，而是一辆小汽车。我盯了它一会儿，脑子里突然萌发了个点子。我放下拉拉车，挥起手来。
帐篷搭好了，食物都摆在地上，月亮圆圆满满，谢老师坐在他的拉拉车里，指间夹着根烟。
“你这个小流氓，”他扑哧一声，“他们的表情可不让你乐坏了？”
我讲了自己让过往的司机替我捎口信的经过，我向从谢老师方向驶来的司机们，打听他们具体在什么地方见到了他，与我同向的司机则要帮我给他带个信，约定碰头地点。
各个司机反应不一。“既然你们俩是朋友，”其中一个直述了他的疑惑，“那为什么不一起走呢？”
这天晚上，谢老师的笑声一次又一次回荡在黑色的苍穹下。
我讲起自己去见小象父母的经过，尽管已经努力美化渲染，但还是遭了他的骂：“你就是该收拾你的头发和胡子！别总那么倔！”
他跟我讲他的计划，“再走几年，我就‘退休’啦。你赶快走回德国去，赶快结婚，然后跟她一起回中国来。”他扬着笑脸瞅瞅我，“生几个小孩，我去找你们的时候就有的玩儿啦！”
第二天早上分别时，他张开胳膊拥抱我，又拍拍我的背，一根烟叼在嘴角。我没想到，他的肩膀竟然这么硬。
“你自己可要多加小心，小流氓。”他说，再次提醒我这戈壁滩里最危险的就是风。他曾经连人带车地被吹翻过一次。问我知道为什么吗？因为老天正跟他闹着玩儿呢。他说着，笑了起来，然后指了指公路——该上路了。
我走出几步，回转身。他站在拉拉车旁，瘦弱直挺的身躯，头戴一顶帽子。他拿下嘴里的烟，冲我招了招手。
我又走了几步，再次转过身，他依旧立在原地。我们之间的距离让他显得更小，更黑，只是路尽头的一个人影。身后，群山黯然危坐。“再见，大流氓！”我喊道。风又将他的声音送回给我，他什么都没说，只发出了几声短促粗糙的笑。
我望向前方，望向那条将我从北京一路带往这里的路，一条灰色的宽带。同往常一样，我交替着摆动双脚，心里忽然产生了一种奇怪的感觉——我感到伤感。
接下去的几天不容易，戈壁一抹红赭，唯有风啸和卡车的轰隆刺破它的宁静。拉拉车坏了两次，我焦躁沮丧地仰视天空大声喊叫。
有一次，我在一个小坡上过夜。坡就在路边，我本想扎营坡后，免得被人看见。但就在我拖着拉拉车走进碎石滩时，突然思量着在夜里俯瞰戈壁一定也很美，于是，我爬到坡上。
世界静悄悄的。
我把石块清理到一边，搭好了帐篷，便坐在凳子上，把水倒进盆里。茫茫沙石滩上倾洒着暮光，我把脚伸进沁凉的水里。
帐篷布簌簌作响——是风。
我想了想是否该在天全黑前收拾东西搬去坡下，最后还是决定不要。难道还真能出什么事儿不成？我把拉拉车移到承压的帐篷桩上压住。东边地平线已经暗了下来，西边还有一缕灰白的亮光。我打开手电筒，坐在帐篷口，拉开一听罐头——茄汁黄豆。
风声更大了，低吼转为咆哮。支架下，帐篷壁摇晃起来。我望进这迅速降临的黑暗之中，下方公路上有车灯晃过，上方是月亮皎洁的圆盘。帐篷咯吱哀叹着，震颤着，我吃着豆子，不禁有些担忧。
就在把空罐头扔出帐篷的那一刻，我才意识到在山坡上扎营是一个多大的错误。罐头脱离手心，向外飞去，还未触及地面就已被风擒住，卷进了黑洞中。我竖起耳朵听着，但外面只有风的哀号和它在帐篷布上的一次次鞭打。
现在撤营已经太晚了。我在风里慢慢移动步子，找较大的石块压在帐篷桩上，抵住拉拉车。
然后，我在睡袋里蜷起身子，努力告诉自己别害怕。
帐篷弯折下来，几乎平盖在我头顶。我打开手机，输进一条发给小象的短信，三个字：我害怕，但没有按下发送键。
这天夜里，我不住地翻转身子，一次次被诡异的梦境惊醒。梦中，我看见自己的帐篷立在山坡上，摩托车绕坡而行，坡是越野赛线路之一。我躺在帐篷里，它们一辆接一辆地伴着呜呜发动机声从我上方飞跃而过。我心里明白，迟早，它们会将我压得粉碎。但我并不反抗，反而伸出双臂，招呼它们过来，赶快过来，结束这一切。
风在抽打，摩托在轰响，我忽一下迷乱了方向。躺在帐篷正中的睡袋里，我把身体缩成一团，脸埋进行李堆里。帐篷布起伏拍打，它的噪声掩盖了我的呜咽。
穿越王国
天亮了，我爬到帐篷外。风劲减弱了些，但帐篷布依然紧绷着，拉拉车还在原来的位置。
我环视四周，红褐色的火成岩直至双眼能及之处，马路空荡荡的。我试着探寻昨天扔出帐篷的罐头，踪影全无，一定是早被风刮跑了。
我在一支护送队伍的陪伴下抵达了哈密：十几个小男孩跟在我身边跑跳欢呼着。阿布杜已经到了，还为我订了个房间。
连吃饭洗澡都顾不上了，我筋疲力竭地径直倒在床上，床单的白朝我扑面而来。就在躺倒的那一瞬，甚至还未意识到自己已躺下，我已经睡过去了。
第二天，阿布杜带我在城里转转。他背着一个材质颇好的斜挎包，包里装着相机，骑在一辆对他而言太过小的轻骑摩托上。准备出发，他递给我一个头盔，冲我咧嘴大笑，然后我们便嘎嗒嘎嗒地上路了。
哈密是一片绿洲。我看见了棉花田和葡萄架，戴着彩色头巾的女人，还有坐在帷帐下卖饼的大胡子男人。
“这种饼子叫馕。”阿布杜说。我说它的味道让我想起家里，阿布杜笑了笑。
“你到底为什么要离开家啊？”他问。我们坐在咖啡馆里。我面前摆着一份店里自制的冰淇淋、一块核桃糕、一杯酸奶。我说出了关于这些甜点的一项事实，阿布杜骄傲得涨红了脸：这是我在整个中国吃过的最好吃的甜点。他自己什么都没吃，摆了摆胳膊打发走服务员——斋月。
“你不想你家里人吗？”他问。
我想了想，然后摇了摇头，“就算想，我也不能回家。”
“为什么？”
我想到自己徒步的原则，不确定应该怎么跟他说比较好。
“今天，我属于这里，”最后，我说道，“明天，我又属于别的地方了。”
他脸上浮起一个笑容，慢慢地摇摇头，“今天，在这哈密古国，你是我的客人！”
曾经，哈密真的是一个王国。从十七世纪末直至1930年，维吾尔贵族世家统治于此。哈密回王的半自主政权受到了大清朝廷的庇护，交换条件只是每隔几年进京上贡。
1911年清朝灭亡后，民国政府成立，后来又渐失民心。随后几年的动荡，哈密王朝亦受到不少撼动。1936年，国共内战期间，共产党西线红军正端着枪躲避马家军队毁灭性的攻势，昔日的哈密国只还剩下了最后一座王陵。
直到今天，它依然立在那儿，并以其中伊斯兰式、蒙古式及大清式合为一体的建筑风格而闻名。我们到达寺内，阿布杜张开双臂，深吸一口气，连他的步态在我眼中都似添了几分高贵。
“你有什么感觉？”他问。我的回答是：太宏伟壮观了，这雕纹，这木柱，这细塔，还有这宁静。
“这里就是我的家。”阿布杜说。我看着他，明白他之前在咖啡馆里说的话句句发自真心：虽然在内地的西安上了大学，但他一直都很清楚自己想回新疆，“回到这个全世界最美的地方之一。”他笑着说。
拉拉车轮胎坏了，路上的碎石可够它们受的，不光漏气，连整个车轴都弯了。
我们找了家自行车铺，他们可以帮我换山地车的轮胎，但开价太高。我心不在焉地还价，跟修车师傅说只要他能保证新轮胎不会有问题，我也愿意付他要的价钱。
“我的活计绝对一流。”他头也不抬地说。
“但我可要拉着它走戈壁滩呢。”他点点头，操起工具忙活起来。
第二天早上，拉拉车又坏了。还没走出哈密城，它已经开始晃悠起来，新轮胎的辐太松了。
我毫无成效地一阵捣鼓，最后还是把它拉到了路边一家店铺。铺子里的老人翻出工具，耐心地拧紧了所有的接口。
终于再次站在公路上时已是下午，天色已晚。远处，一团黑色的烟雾悬浮于大地之上。阿布杜跟我提过：吐哈油田。
吐哈控管吐鲁番与哈密地区的石油勘探及开发，这是一座戈壁滩里的人造城，四方城内的公园、街道和楼房均为油田员工日常生活所建。
我在石油勘探公司的宾馆要了个房间，坐到窗边，打开一听阿布杜最爱的瓒瓒可乐（健力宝公司出品）。维吾尔人生产的食物人们可以放心购买，他这样说，因为维吾尔族人都很诚实。在乱糟糟的内地，买东西的时候可得多长个心眼。他的言下之意再清楚不过，近几周来，全中国都处在一桩食品安全案引发出的震惊之中：石家庄某集团旗下的奶粉受化学物质污染，已致多名婴儿生病。
我给小象打电话。她正跟父母在欧洲旅游，打电话不太方便。接通了，咔嗒一声响，她的声音听上去很疲倦。
“你已经跳过舞了？”她问。
我跟她说还得等到明天，我距四千还有四公里。
“噢。”她应了一声，我们没聊很久。
第二天，我走完剩下的四公里，便把拉拉车停到路边，开始等。一辆辆货车从我面前驶过，其中也夹着几辆小汽车。我坐了一会儿，一个可以陪我跳舞的人也没等来，便自己跳了起来。左蹦蹦、右跳跳、转个身、摆摆手、踢踢腿，伸手指向按着喇叭驶过的车。
跳完后，我如释重负。这舞并不欢乐，我不过在履行自己对自己的一项规定而已：每一千公里跳一次舞。然后，我拖着拉拉车，继续走在这片维吾尔族人的土地上。途经沙漠和幽碧的绿洲，正午，我倒在枯树的阴影下睡觉；晚上，我在荒僻无人的地方支起帐篷。放眼一望，足见几公里之外。天黑下来，四周变得如此安静，我连自己吃东西的声音都听得一清二楚。我看见星星悬在空中，手电筒灯光里，一只大蚊子正如加利恩帆船一般，航行在我的帐篷内。
哈密的这一边，一切都变了样，我觉得自己仿佛来到了一片陌生的国度。我在村里遇见了误以为我是维吾尔族人的汉族人，也遇见了无法交流的维吾尔族人，因为他们不懂汉语，我不懂维语。
其中也有人出现得不是时候。一天下午，我拖着拉拉车朝着一段长坡爬去，正因为车又坏了而憋了一肚子火气。车轮吱吱呀呀地摇晃着，几乎不能再往前走了。这一次，是球轴承。我的怒气烧了起来，放开嗓门吼到头疼。戈壁滩围绕着我，一闪一闪。
一辆货运摩托在我身旁停住，司机穿着运动裤和一件薄军装，留着板寸，颇像个足球流氓。
他脸上堆着笑，操着维语对我一通叽里呱啦。
我继续走。
摩托喷排着臭气，嘎嗒嘎嗒地跟在我旁边，他正大声嚷着。我转过脸看着他，本想用个表示反感的表情把他赶走，可他满不在乎地继续说着，一个个词语甩向我，咧嘴笑着。
我焦躁至极，因为拉拉车，因为他，因为这所有的一切！
他骑过我身边，在前面几十步远的地方停下来，把车熄了火，一边朝我走来，一边冲我招手，手里有一本笔记本和一支笔。
有那么一会儿，我还尝试着说服自己满足他的愿望，在本子里写几句话，“别烦了，你这个笨瓜！”怎么样？
但取而代之地，我停下脚步，直起腰，以一种毁灭性的眼神直直地盯着他，嘴里接连喷射出一个个音节。它们应当构成的，是不满的咆哮、愤怒的发泄。
果然，他不出声了，满脸惊诧地向后退了一步，放下拿着笔记本的那只手。我胜利了！
我接着朝前走，拉拉车摇摆着，我能感觉到体内肾上腺素的流动。
半小时后，我坐在路边，满手是油。拉拉车的各个零件摊摆在地上，只有先把它拆开了才能修。一个轴承脱落了，我拿着工具一阵敲敲打打，同时还得尽量不要引来过多的注意力。我在一个村子里，可不想又被一群好奇心过旺的观众包围。
刚过了半分钟，就有两个男人站到我旁边，用普通话讨论着我在做什么。
紧接着，我听见了一个熟悉的声音：咔嗒咔嗒的摩托。我抬起头，笔记本维吾尔族人又立在我跟前。
“他是德国人，”另外两人对他说，“正在修他的拉拉车。”
他用不够流畅的普通话回答道：“我知道，刚才我们说过话了。”
我停下手上的动作，瞧了他一眼。他笑起来，眼神中不带半点讥讽。
我抹了抹额头上的汗。“要帮忙吗？”他问。我说：“不用，谢谢。”又回给他一笑，“你的笔记本呢？我刚才忘记写了。”现在，我知道应该写什么好了。
莫扎特
起初我还不知道那到底是什么，我穿行在山坡与小村之间，走入愈渐黑暗的夜里。房屋灯光接连点亮，一位裹头巾的妇女跑着穿过马路，把一袋葡萄干塞进我手里。拉拉车基本能走了，我也不觉得特别累。
但就是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或许是天空的颜色，从某扇窗里透出的灯光，或许是那股我刚开始几乎没有注意到的气味。
它越来越浓。我继续走，不住四下张望，我还思考着这味道究竟从何而来，它已经浓烈地将我席卷。
它让我想起了小时候，大人们在长途行车后抱着我进屋的时候，走上嘎吱作响的楼梯，经过低声交谈的亲戚，我紧紧闭着眼睛，无须睁开都能辨认出外婆家的房子。那是一种特殊得不容混淆的味道：木柴、布料，夹杂着书的味道。我被放到床上，小心翼翼睁开眼，便看见墙上那幅让我又喜又怕的山羊的画。
此时，在这荒郊野外，正是这种已被我遗忘多年的气味。
我穿过村子，感觉到自己身体沉重起来，脚步也慢下来。我想到了妈妈，想到了那幅山羊的画，那是夏加尔（超现实主义画家）的作品，名叫《我和村庄》。
经过一段碎石滩后，是三道岭煤矿，之前得横穿铁路。伴随着拖得绵长的汽笛声，一节蒸汽火车头拉着一排车厢驶过，跨过铁道，公路变成了黑色。
远处，一座座深暗的厂房塔楼高耸，让我想到山西矿区，想到工人们戴的面罩，和那条注满了牙膏般的河。
我沿着这黑色的路走下去，空气中弥漫着煤灰的味道，随后，我看见它躺在夕阳的金辉中：矿。既没有隧道也没有矿井，不像山西的煤矿般藏在山里，它是露天的。我的目光顺着烟雾缭绕的黑色峡谷投向远方，它直至天边。路和轨道交错，我看见满满的卡车缓缓穿行其间，好似在深深的伤口里蠕动的蛆。
三道岭不只是座煤矿，它还是一座有几万人口的小型城市。我走进一家挂牌上没有名字，只有“旅馆”两个字的旅馆。房间很干净，价钱很实惠，网速很快，工作人员很热情。为此，我将它评为我徒步途中的最佳酒店。前台的工作人员笑起来：他们这儿不为盈利。酒店是矿主开的，主要接待客户或领导，少有游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