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她知道，我从来不会走很久，总会回到她身边的。”他说。
第二天早上，我跟主人夫妇道别时，我的艺术家朋友已经站在画架前了。我站到他身边。他的画落笔豪放，偏重土地色，细节模糊。画中的村庄就是我认识它的样子，还有它音乐般的咝咝声响。
我想到了那座村民们自己修建的清真寺，也许在不久后，他们也会买数码相机，买电脑，跟我身上带着的一样。
“这村子在变。”我说，刘文强点点头，“一切都在变。”
废墟之中
高昌古城外，有维吾尔族小朋友在嬉闹，其中几个的发色浅得泛金。一见我，他们都咯咯笑起来，我也回以一笑。当他们听说我不懂维语，但会说普通话的时候，我又听见了那个词：阿甘，久违了。
太阳火辣辣地停在天上。
我把行李留在售票处，走进了四四方方的废墟里。一片易碎的棕色，多处已经没了房屋的轮廓，有的只是一个个无甚形状的土堆。走在灼热之下，我无法想象这里曾是一座王都。
玄奘西行途中曾长留于此，当时的高昌是丝绸之路上最繁盛的枢纽城市之一。几百年后，蒙古人将它摧毁得如此彻底，以至后来人们都放弃了对它的修复。
我想找块阴凉地休息一下，但根本没有。在这座昔日城市的灰土方块间转了一阵后，我朝着城中心走去。那里立着几栋较高的房屋，其中一座很像佛教的窣堵坡，外壁上布满了小龛格。格里肯定有过各式各样的雕像和壁画，几处还有些模糊的印迹。
一位长胡子维吾尔族老人正坐在地上吹笛子，神色倦怠。天很热，我静静地听着笛声，眼盯着空荡的龛格。
一个旅行团出现，他们是我见到的第一拨除我自己以外的游客，团里有个导游。高昌古城的历史从她口中滚滚而出时，我带着几分犹豫站在一旁。然后，我问她龛格里的工艺品都上哪儿去了，“文化大革命”，还是二十世纪初的欧洲人者？
她摇摇头，多数都是本地人干的。一些人觉得自己有义务毁掉它们，还有人来这里挖找可用的建筑材料，或者把这里当作了自家仓库。我脑子里闪过一个想法：“那吐峪沟的石窟呢？也是被当地人破坏的？”
她点点头。
旅行团离开了，笛声也停止了，我来到一个出售纪念品的摊铺前。摊铺就架在废墟间，长长的布帘拉成一块顶盖，帘底下的桌子上摆放着各种纱巾、小挂件和首饰。
几个小贩坐在货物间的椅子上，他们一发现我，便开始朝我又挥手又招呼，想让我买点什么。
但我眼里只有他们布帐下的阴凉。
这里，只有他们、我、废墟、太阳、阴影。
我飞快地从几张茫然的面孔前跑过，站到布帐下，长吐了一口气。
一个戴着回民小帽的胖男人首先反应了过来，他冲我笑笑，推给我一张凳子。
“幸好你没在夏天来，”他说，“那才真热得让人受不了呢！”
“噢。”我颇感震惊，同时在努力摆脱两个女人想让我买几条纱巾的纠缠。每每遇到这样的情况，我的惯用方法便是告诉他们我徒步旅行，就算想买也不行，带着不方便，这个办法比跟他们久久争辩不清好得多。
“徒步？”她们望望我，脸上写满了不相信。
那胖子倒很泰然，“男人嘛，就该有些经历。”他说道。这几乎是我听过的最好的解释了。
我在布帐下坐了很久，跟小贩们聊天。他们中有汉族人、回族人，也有维吾尔族人，个个都对现在的生意状况失望不已。
缘由是奥运会。
“所有人都跟我们说，今年，来中国旅游的人数会飞涨，”胖子说，“那我们当然得做好准备啦，下了更大的订单。”
“结果呢，一个人都没来！”他老婆愤愤地说。
我想到自己八月份在北京延长签证有多难，事实的确如此：外国人根本来不了，因为中国几乎不发签证。国内的人也来不了，这段时间外出旅游太麻烦，政府在方方面面都加大了安全管治的力度。
我们坐在布帐底下，喝暖壶里泡的茶，吃葡萄干，一直聊到太阳下坠。日光不再烫人，只还柔暖地洒溢着。
又来了一个旅游团，人数不少，肯定能坐满一辆大巴。团员个个戴着帽子，胸前挂着闪闪发亮的相机，带有几分出神地环顾着四周。
“韩国人。”胖子说，其他人也跟着点点头。
这群韩国人经过我们面前，前往窣堵坡的广场，我又听见了维吾尔族老人的笛声。几分钟后，他们看完了，原路折回。那些眼神是缺席的，他们没看见我们。
我们跳起来，叫着，挥着手，将纱巾和首饰朝外递去，没有任何作用。
两个小姑娘离开队伍，朝我们这边走了几步，但立刻就被队里的人唤了回去。我们又喊了几声，旅行团走了。笛声停止了，一切又安静下来。
“瞧他们那样儿，好像我们卖的是假冒伪劣的东西一样，”一个女人说道，绕着手里的纱巾，“所有这些东西都是在这附近生产的，我们还得交摊位费。”
“破韩国人。”我说道，努力不去想自己跟纪念品商贩做出过多少次轻蔑的手势，以示我的厌烦。
这天晚上，我到了布尔汉家，摊铺上的一个维吾尔族人。高昌古城外的村子里没有旅馆，他说我可以去他家过夜，吹笛老人也一道。
我们来到一扇大门前，走进内院，院里的葡萄架下摆着一张床。一个小男孩朝我们跑过来，布尔汉的儿子，他的普通话说得比爸爸好。
我们走进屋里，脱了鞋坐到地毯上。布尔汉搬来一张矮桌，小儿子端来茶，茶里有大块大块的冰糖。我回想着自己上次喝这样的茶是什么时候：在巴黎的大清真寺里。
吹笛老人几乎不会说汉语，他脸上含着笑，在抽烟。布尔汉紧锁着眉头，讲起了他的困境。
生意做不下去了。去年他还雇了几个小姑娘穿着维吾尔族的传统服装供游客拍照，收入不错。
现在几乎没有游客来，这些小姑娘也不干了。他还有这个吹笛人和他的摊位，但这两项收入远不够维持。
晚饭是热奶泡馕、炒鸡肉和蔬菜，鸡是布尔汉的父亲听说我来了亲手杀的。
“我父亲是村里的阿訇。”布尔汉说道，声音中流露出几分骄傲。阿訇应该与阿拉伯语中的伊玛目相当吧。
我正努力拼凑着客气的词句致谢，他却摆摆手，“我们维吾尔族人就是这样。”
他父亲对他很不满意，他说。作为村里的阿訇，父亲很受全村人的敬重，他不愿意看到自己的儿子用不道德的方式赚钱。
“不道德？”我问。
布尔汉放低了声音，“那些穿传统服装的小姑娘，这可不是什么体面的工作，还是你们那里的人会有不同的看法？”
“在德国，一点问题也没有。”我说。
他怔怔地盯着我看了一会儿，“在这儿就有问题。”
饭菜好吃极了，鸡肉细嫩，奶泡的馕从外暖着心。吹笛老人和我专心地一口接一口地吃着，布尔汉只闷闷不乐地在碗里挑了几筷子。
“我本来想去内地，兰州，说不定。我有一个表哥在那儿开餐馆，我要是去了，肯定挣得不错。”他叹了口气，“但我母亲坚决不同意，她说太危险了！”
“危险？”“是，内地城市人太多，每个人都打着自己的算盘，跟我们这小村里可不一样。”
“那你现在有什么打算？”
“我能有什么打算？我父亲希望我也跟他一样，当农民。”
他又沉闷地望了我一眼。
上床睡觉的时间到了，吹笛人以一个庄重的手势跟我们道了晚安，布尔汉指给我看电灯开关和洗手间。
我把垫子铺在地毯上，躺了下来。地板很硬，如果在刚开始徒步的时候，我一定睡不好，但现在我已经习惯多了，就像走路带来的疼痛感也少了许多一样。
我等着，等到一切都安静下来，然后给小象打电话。
她问：“你在宾馆吗？”她想视频聊天。
没有，我说，我在村里维吾尔族人家。
“那就改天再说吧。”她说。
拥抱
我来到了吐鲁番，这座城市位于海平面以下很低的位置，是全中国夏天气温最高的地方。
我跟布尔汉道过别，揉揉他小儿子的头发，便穿过维吾尔族村子，向北走去。没过多久，火焰山再次出现在前方。我来到一块为纪念《西游记》而修的场地，四下充溢着鲜艳的颜色，场地中间竖着一根巨大的温度计。我碰到一个来自香港的旅游团，正拿这些俗气的建筑取乐。
他们问我为什么走路，我说，我想经历点什么。
日落时，我到了吐鲁番。在一家大酒店要了个房间，便直直地倒在了床上。我给小象发了条短信，她回复道：我们明天再说吧。
今天就是明天，我睡了很久，又写了博客，整理了照片打发时间。
刚过四点，她的名字在我的电脑屏幕上闪跳：小象。
我双击她名字旁边的照片，黑色的窗口弹出，铃又响了一会儿。咔嗒一声，画面慢慢呈现。我看到了她：她在她慕尼黑的房间里，身前的桌子上摆着一杯茶，她望向摄像头，样子很美。
“嘿，”我说，“你很好看。”她微微一笑，移开了目光。
然后她问：“你住的地方好吗？吃的好吗？脚好吗？”
我说，一切都好。我只是得快点走，如果想在冬天到来前进入比较好走的地区的话。或许可以找个地方过冬，学俄语，没准儿还能和她一起，在她放假的时候。
沉默。
我问：“你怎么样？”
沉默。
“雷克，”她说，她从没这样叫过我，“我们还是分开吧。”
我既没有被吓到，也不觉得惊讶。我问：“这次又是为什么啊？”
她说，她曾经一直想要我在她身边。她甚至暗暗希望某片地区动乱，我不得不停下来。后来她发现，所有的一切都比她重要。
我问，那这个夏天不算吗，我们去成都去海南不算吗，我到慕尼黑去看她不算吗？
沉默。
她换了语言，用德语说道：“我们真的完了，我认识了别人。”
到了某个时刻，再也无话可说。她不说话，我把鼠标移动到“结束通话”的位置，按了下去。我知道，通话窗口在我松开手指后才会关闭。我又看看小象，她把头扭到一边，我松开鼠标，窗口关闭了。
屏幕空空，她不在了。
我到床上躺下，直勾勾地盯着天花板，一开始还什么都没有，只有房间的白，床单的软。
随后，认知才真正到来。先是一滴一滴的，然后成了一场暴风雨，最终，它像海洋般吞噬了我。
小象真的不在了。
我哭累了，给爸爸打电话。他说：“噢，太糟了。”别忘了喝水吃饭，他说，他很想抱我一下。
我需要空气，我冲出房间，穿过过道，走下楼梯，经过前台，跨出大门，站在室外，我环顾四周。
留着髭须、穿着制服的维吾尔族保安看起来个头挺高，我朝他走过去，伸开双臂，他纳闷地瞅瞅我。然后，我拥抱他，眼泪滚落到他的外衣上。他拍拍我的肩膀，喃喃自语地说了几句维语，好像人跟鸽子咕咕讲的话一般。
我接着走，沿着路边走到街拐角的一家餐馆，我昨天晚上吃饭的地方。餐馆老板来自四川，小象的家乡。他们问我是否一切都好，我收住眼泪，任意点了两道菜打包，又回到了宾馆。
走进大厅，经过前台，脚刚踩上第一级楼梯，我又转身退回去。
“这里除了我以外，还有别的外国人吗？”我问。前台的工作人员疑惑地看我一眼。“我想认识外国人。”我说道，努力让这句话听起来正常。她点点头，五楼住着两个荷兰人，这里除我以外仅有的外国人。她的语气中带有一种奇怪的弦外之音，但我没有细问，径自朝楼梯间走去，过道又黑又深。我手里拎着装满食物的塑料袋，站在褐色的房门前，深呼吸了几下。荷兰人，我心想，大多体形高大，情绪稳定。我敲了两下门，门开了，一嘴巨大的黑胡子出现在我面前。我看见一件长袍、一顶白色小帽，还有一双黑色的眼睛正亮闪闪地盯着我。“不好意思，”我用英语说，“我在找来自荷兰的客人。”他朝屋内吼了几句，第二个“胡子”出现，他相对而言没那么令人生畏。
“我们就是从荷兰来的，”大胡子说，“你想干吗？”“不好意思，我以为你们是荷兰人。”“我们就是荷兰人。”他的眼睛一闪一闪。“但你们本来是哪里的？”“阿富汗，你到底想干吗？”我拎着塑料袋站在走廊里，思量着是否该转身走开作罢，但最后还是说：“我想要个拥抱。”
胡子上方的两双眼睛惊得瞪圆了起来。
他们直直地注视着我，在我解释发生了什么事的时候，我说到自己本来计划从北京走路回家。说到她不在了，说到我把一切都毁了。我的眼泪滚落到地毯上，装着饭菜的塑料袋在我胳膊上沙沙作响。
他们两人都看着我。
“一个拥抱？”大胡子最后问，“跟我们俩哪一个？”
月亮
2008年10月20日
吐鲁番，中国西部戈壁
我朝着西北方向出城。房屋从我身边经过，脸孔，车辆。我的一切感知都混沌不清，有如坐在奔驰的火车上望向窗外。
走到吐鲁番与戈壁公路间的收费站时，我被拦住了。两名警察站在我面前，一个在腰上挂了一大串钥匙，另一个穿着警察背心，他们冲我大吼。
“你不能从这里过！”他们说。
许久之后，他们终于放我通行时，我包里有一个电话号码。他们理解我的情况，如果碰到什么困难，我可以给他们打电话。往前十二公里有加油站，我得走到那里。
我踉跄地走在棕色雾霭之中，沙尘石子漫天飞，能见度很低，偶有车辆驶过，都朝我的方向开来，没有一辆与我同向。
风在咆哮。它若从我正前方吹来，我根本无法向前。有时，它又从侧面猛烈地刮来，我不得不到对侧抵住拉拉车，防止它翻倒。
我走到加油站时，天刚黑。三个年轻人在值班，他们给了我一个带床的小房间，没问多少问题。我想知道天气情况，他们也只重复了我早就知道的话：这里的沙暴有时持续几个小时，有时则一连几天。
我走进自己的小屋，锁上门。展平床上的凉席，再把垫子铺在上面。按下电灯开关，屋里黑了下来，我能听见外面风声呼啸。我直愣愣地站了一会儿，才跪到垫子上，合拢双手说：“请让天气变好些吧。”
我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这句话，不知什么时候睡着了。等我醒来时，天一片湛蓝。我收拾好行李，迈出门去。
风依然强劲，但与昨天相比，它已经相当友善了。
我收到一条朱辉发来的信息，他帮我买了一张从乌鲁木齐飞到慕尼黑的机票，26号，还有五天。他写道：希望你能赶得上。我回答：我必须赶上。
拖着拉拉车，我仿佛置身于月球，戈壁就是那蔓延的深暗碎石。没有植物，没有动物，没有人。
风在号啕。偶尔能见一辆车。我们在公路中间相遇时，那感觉就像两个航天密封舱在太空擦肩滑过。
有时，我在桥的背风侧蜷成一团，都不再费力气去抹脸上的泪水。
空中灰白的云条染上红色，我身后的地平线渐渐暗下来的时候，我到了小草湖服务区。既不见湖，也不见草，但这里有旅馆，到处是灰。老板娘给我一间相对干净的房间，并抱歉地说：昨天夜里的风暴刮坏了好几扇窗户，风力十二级。她盯着我的眼神似乎在等我的反应。
我跟她说，自己完全不知道这说明什么，是强还是弱。
“去年刮过一次十三级的风，”她说，“吹翻了一列火车，死了好几个人。”
穿越天山的路进入了一条长长的峡谷，走向朝北。路两边都是岩壁，满目尘土飞扬，一片灰蒙。贝琪打来电话，问我为什么还在走。我也可以马上抛开一切，去找小象，而不是继续在这里遭罪。我说：“我必须先走到乌鲁木齐，没有别的办法。”
“为什么？”“我不知道。”“那你回家来吗？”我说，不行。她又想起了什么：“你去找她的时候，胡子跟头发怎么办？剪掉？”我无法考虑这个问题。
双脚驮我向前，定位仪记录下我走过的路。我通过灰茫茫的桥梁，挤过卡车边，看见一条闪闪发光的小溪。有时，我拿出相机随便拍几张照片，拍桥、拍路、拍山，拍山上的那一片天。
我尽量规律地吃饭，像爸爸嘱咐的那样，但不是一直成功。我啃一个苹果，嚼几块饼干，有时吃点米饭。晚上，我在村里找好了房间，等待深夜降临的时候，就洗脚，洗袜子，导出定位仪记载的数据，整理照片。它们在我眼里很陌生，一张张风景在屏幕上倏然而过，几乎不见人。我删掉一些，把一些上传到博客上。我不知道自己该就这些照片说什么，我从这里路过？这是我想到的唯一的话。
我给谢老师打电话，他是那个警告过我可能会失去小象的人，肯定有好的建议给我。费了些时间我才联系上他。“小流氓，”他语气柔和地说，“你只要想清楚对你来说最重要的是什么，其余的一切自然就会来了。”
我迈入秋天里。天山的另一侧，黄灿的景色送走了戈壁。我看见盯着天空的脆弱的草，还有枯萎的树叶，偶尔，一小段碎石滩出现。
一次，我在一个湖边停下。湖面静静躺在山前，太阳投影其上，反射出万千零碎。
朱辉打来电话，他的声音如往常一样深沉，令人安心，他笑着说：“小雷，命运总归是命运。该是你的，终究还会是你的。命中不属于你的东西，也不必为它伤心难过。先来乌鲁木齐吧，申叔叔跟我在这儿等着你！”
是时候了
我到达乌鲁木齐时，朱辉还没来，只有申叔叔在。我站在城南一家宾馆门前等他，他骑车过来，一见我，他满脸惊诧：“小子，瞧瞧你都成什么样了啊？！”
我勉强挤出一个歪斜笨拙的微笑，最近这几天，我整个人都被吸干了。
昨天早晨，我在一个后院醒来。那里的时间似乎停止，尘埃、红砖，还有大幅标语。我跟收留我的人家道别，前夜听我诉苦的阿姨送给我一句话带着上路：“时间会证明一切。”
出发的时候，天空又清又蓝。我从风力电站的一个个风轮边走过，穿过桦树林，有时也能看见山。后来，我拐入一座山谷，空气变得混浊阴霾起来。我知道，城市不远了。
身边转眼间满是车辆，公路变宽了，送我走上一座又一座桥。我的下方有水渠、铁轨，还有一条六车道高速路，一块大牌子上写着“创建和谐天山”几个字。
接着我便走进了城，路将我带至一条延伸向远方的大道，两旁的树木早已抖掉了所有叶子，树枝几乎都光秃着，地面上铺盖满橘色、黄色的落叶。
申叔叔站在我面前，他来接我去城北，机场附近，他家在那儿。
他问我：“你吃早饭了吗？”
我摇摇头，于是他带我走进一家小馆子，点了份饺子放在我面前。
我无精打采地拿起筷子在盘里拨弄了几下，申叔叔盯着我看了一阵，然后开口说：“我最近读了篇文章，文章里说，每一个人在世界上都有二十万个适合做伴侣的人。”
我没吭声。
“二十万，科学计算出来的！”他指指我面前的饺子，“快吃！”
这一天，我在城里走了11.9公里。申叔叔在我旁边蹬着自行车，跟我说话。他反复说到那个二十万理想伴侣的科学理论，又充满憧憬地为我设想起我再见到自己家里人的情景，假如我还是决定回家看看的话；他还跟我说起乌鲁木齐的独特之处：世界上没有任何一座城市离大海的距离比它更远。
我没有一直在听，我看着街道上的往来车辆、房屋还有树叶。天变清澈了，也变蓝了。我恍惚觉得回到了自己近一年前离开北京的那个秋日，仿佛我又转回了原地。我看见购物归来的老两口，慌忙望向别处——不能让申叔叔看见我哭。
下午，我们站在另一家宾馆门前，宾馆是申叔叔选的，他认识这里的老板。
他帮我卸下拉拉车上的行李，我没准备留下多少东西：登山杖、水桶、洗脚盆、固定背包用的带子、修理工具和那两张凳子。
储备食物反正已所剩不多。
申叔叔问：“你想看看我把它放在什么地方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