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这种错误或正确最终土崩瓦解。
傍晚时分，他到处乱搭公交车，游览这座城市，最后搞得自己有点迷路，下车来，在大街上静默地走着。黄昏悄然降临，柏林穹顶在远处屹立。不知名的广场上，高大的廊柱排列整齐。
一群群鸽子在空中飞翔、盘旋，平静而忧郁。从未见过哪个大城市有这样多的鸽子，飞得这样高。
那个时刻，他感到青春如一面广阔的湖泊，他像一只小船，缓缓摇着桨，渐渐消失在浓浓的雾色之中，棹移人远。
回国的飞机上，他沉睡过去，做了一个梦。十七岁的仲夏，她一身栀子的素净，芳香，双腿完好。他的头部尚未受伤。两个人像柏林黄昏时分的鸽子那样，飞翔在广袤的天空之中，风如海浪，撩动羽翼，除了自由还是自由。
世界在云下，面目模糊，忽隐忽现。无尽山川，河流，积木一般的城市，一一掠过。
他被送餐的空中小姐惊醒了，却迟迟不愿睁开眼来，就这么把头靠在座椅上，紧闭双眼，泪都差点要掉下来。
回国后，熟悉的街道，店铺，面孔，语言……熟悉的生活节奏，工作内容……一切像一盆冷水泼在梦中人身上，叫人不得不惊醒过来。
平义为这样的清醒感到手足无措。他依旧努力进入工作状态，但有些力不从心。
专注度和理性不够的时候，他往往选择保守起见，迟迟不建仓。
付斌看出来些什么，问他：“怎么样你这趟？”
他摇摇头，喝着茶，不说什么。
付斌看着他，期待他说点什么，但平义默不作声，弄得付斌像面对一个完整的大西瓜，无从下口。
付斌习惯了，只好瞎扯两句就撤，走出他办公室的时候，说：“对了，托你的福，那个客户签了。熊市当头，唉，不好过。”
一切渐渐回到常轨。平义强迫自己不去想什么，白天全心工作，心如止水地用各种程式模型做交易。天然橡胶，豆粕，铜，黄金。行情波动大的时候一天能做一百多次交易，波动不大的时候，只二三十回。那段时间天胶虽然不像二〇〇六年那样冰火两重天，但还是比较折腾。平义去德国之前，天胶连续下挫；回来之后，一度跌至17305元一吨。之后是长达两个半月的宽幅震荡，搞得他有些心焦力瘁。最终在第四季度开始大幅反弹，到年底回落之前。平义勉强抓住了机会，盈利还算过得去。
那几个月，他每天下班回家，从未觉得如此孤独过。翻阅床头的书，看不进去，在每一个森严的夜里，心像一处废弃多年的园子，杂草丛生。
他不得不用睡眠来逃避，因此睡得越来越早。
偶尔有空儿的时候，上网来，找邱天或者我说说话。言语中有一种经过努力克制的伤感，令人很担心。
尽管如此，他仍旧享有对生活和命运的绝对掌控。从每一天的起床时间、刷牙几分钟、早餐吃什么、衣装整理，到工作内容，一切有条不紊，流水线缓缓拉过，往复不止，一晃又是三年。他每年都坚持去欧洲看望邱天，从慕尼黑，一直追到苏黎世。关于这一段故事，邱天对我说起过，我惊讶于平义竟然从未对我提起过只字片语。
他选择隐瞒，总有他这样做的理由。于是，我也就装作不知道。
他只是在MSN上对我说，生活太静了，长得看不到尽头，我有一种很不好的感觉。
也就在他说出这句话不久，付斌突然连续三天没有来公司。平义不由得担心，打电话去问，一直没有人接。
晚上，他觉得事情不对，直接找去付斌家里。
付斌给他开门，阴灰面色，也没打招呼，点了一下头，算是让他进来。嫂子见他来了，像鬼似的从沙发上站了起来，一声不吭，去了孩子的房间，关上门。
付斌失魂落魄地坐在沙发上，全无一丝精神。
平义问：“这是怎么了？”
付斌出神地盯着墙壁，很久没说话，末了，像想起什么似的，才答他，说：“孩子病了。”
“什么病？”
“前段时间孩子老是感冒，我们也没在意。后来脖子上的淋巴肿了，送去医院，说是淋巴炎，就给输液。输了三天了，抱回来，一点都不见消肿，夜里突然呼吸困难，吓得我们半死，又送去医院，再检查，发现淋巴组织都成了粉末状……医生说可能有癌变……今天刚刚打麻醉，做了活检，过三天出结果。”
“癌变？才两岁就——”
付斌还算镇静，只是阻止他：“你什么都别说了。”
平义愣在那儿，坐立不得。嫂子关着门，没出来。
三天之后，孩子的检查结果出来了，淋巴癌。
付斌只觉得晴天霹雳，拿不出一个适当的表情来应对这个消息，面皮上的肉颤抖着，似笑又似哭，说：“医生，可能出错了吧，孩子才两岁，怎么会……”
医生直接问付斌：“是不是孩子刚出生的时候搬了新家？”
付斌失了好久的神，才碎碎叨叨地说：“我专门买了大房子……想着有了孩子家里宽点儿……装修费了好大劲……”
医生惋惜道：“你们搞些什么花里胡哨的装修啊！新生儿怎么受得了那些化学物质？都没开窗散散就直接搬进去了是不是？”
医生直叹气，付斌如遭五雷轰顶，半天回不过神来。
直到医生用手推他，唤他回过神来，他才听到医生说什么：“我强烈建议你们大人也做做检查。”
谁都没有想到，这一查，彻底掀翻了付斌的生活：他的老婆也得了乳腺癌。
平义从来没见过付斌要垮下的样子。从前，他带团队刚起步，累得半死，公司如一叶小舟，风里来雨里过，头寸没把握好的时候，赔掉几百万几千万，仍然面不改色，不过是果断平仓止损，迅速调整策略，从头来过。这般跌宕惊险，仍未见他有一丝颓丧，起码在人前，从来没有。
平义加入团队的时候，他已摸爬滚打了十几年，像个熟练的一身赤铜色粗糙皮肉的老水手，孤帆浩海，一马平川，一心要与命运拼个高下。
而生活的风云诡谲却击中了他，当头两棒打下来。平义第一次亲眼看到付斌哭，就在办公室，对着电脑，双手捂着脸，再放下来的时候，眼睛就通红了。
付斌就着满是眼泪的手，一把顺着额头向后抹了抹头发，目光扭向窗外。
那个夜晚，还是在他们常常吃饭的那个小馆子，人声依然鼎沸，厨师依然忙不过来。
付斌环顾四周，说：“你看，这么多年了，我看人没看错，看事儿也没看错。但我竟然把生活看错了。我一直觉得胆大心细，往前拼就是了，但我还是大意了。这招儿太狠了，后院着火……我现在才觉得，人跟老天讲得与失，真是讲不过的，真的讲不过。”
付斌猛烈抽烟，愁眉苦脸。
平义问他打算怎么办，他说：“还能怎么办？治呗。”
付斌掐灭烟头，抬起头来，认认真真地对平义说：“平义，以后我顾不上来的时候，就会更多了。你要替我把团队给带着往前走。一切就交给你了。”
平义神情复杂地看着他，什么也没说。
工作第五年，他照例联络邱天。在MSN上，他说：“这个月底我去看看你吧。”
邱天在电脑那头沉默了一会儿，打出一行字：“平义，你还是别来了。”
他愣了一瞬，问：“为什么。”
隔了一会儿，邱天回：“那么你来，又是为什么？”
平义死死盯着屏幕，不知如何回答，不知不觉皱眉，皱得眉头都酸痛起来。
生平第一次他突然想抽烟。原来有时候人突然抽烟，不过是因为连手都不知道往哪里放。
他在键盘上打出：“因为我爱你。”他手指放在回车键上，似触非触，始终犹豫着不敢发送出去。
对话框上显示对方正在输入，平义耐心等候着。终于两行字在屏幕上跳出来，她说——
“我是个没有选择的人，平义。我没有选择，但我仍然是有心的。”
“而我心里是有人的，一直有。”
平义愣在那儿，心跳加速，不知如何作答。他猛敲退格键，消去了刚才那句话，又问：“是谁？”
对方无回音。
沉重的寂静。平义呆坐电脑前，直到看着她的头像变成灰色，系统提示：对方已脱机。
晚上平义无法入睡。感觉心已经要被疯长的野草所彻底掩埋。午夜十二点一个人起来看DVD，“噼里啪啦”地挑选一番，拣出一张《Once Upon a Time in America》，一部漫长的，关于友情、爱、忠诚与背叛的故事。看到一半，又把碟片的包装壳拿过来端详，果然是意大利导演的作品，不论画面、音乐、叙事节奏，皆似足《教父》。
夜深了，困倦地闭上眼，缩回被窝里，电视屏幕没有关掉，只剩背景音乐的小号之声，排箫之声，单簧管，钢琴，小提琴，重复同一段凄切的旋律，像久远的梦的回声，余音绕梁。
“你无法知道你多爱一个人，直到你失去了她。”不知在哪里读到过这句话，他曾经嗤之以鼻，随手将书本扔到一边。
如今，在这个夜晚，这句话却突然跳进脑海。闭着眼睛辗转反侧，困倦不堪，却还是睡不着。他起身来打开电脑，给邱天MSN留言：“给我一次机会，我爱你。”
平义盯着屏幕上的这句话呆坐。就着电影原声，音乐使得这一刻显得尤为伤感而动容。
那一趟的年休，他独自去了香港。本来是为了看看那边的情况，约好一个业界前辈谈谈去那边发展的可能性，结果对方有急事去了北美，临时失约。
命运的引导，冥冥之中充满巧合与既定，多年后他回过头来想，的确是这样的。那个下午他独自坐在咖啡店里，手机里已接到对方不能再到来的消息，正在为空跑一趟而感到沮丧，不知接下来作何打算，顺手拿起书架上摆着的一本繁体版的《写在救援侧面——无国界医生的故事》，权当打发时间，读了起来。
这一读竟一口气从头读到尾，热泪盈眶。内心那种起伏跌宕，恰如多年前第一次听完付斌的讲座，接触到金融。
书刚读完，一道光线突然不知何处射过来，直直地照进他眼里，险些让他睁不开眼睛。他一惊，抬头，见到窗外是维多利亚港口的林立大厦，玻璃幕墙反射着阳光，看上去绚丽异常；光线于瞬间达到一定角度，被某片玻璃反射，竟然就这么直直地劈进他的瞳孔，带着一种极为玄秘而诡异的启示感，叫他突然明白了什么。
他就这么久久坐在原处，眺望着船艇在港口游弋，拉出一条条白浪。夕阳踮着脚在一块块玻璃幕墙上跳跃，瞬间幻化成流动的华光异彩，一直流进水面的碎金中去，仍旧跳跃不止。
好一片太平盛世，仿佛将会永垂不朽。见不到股灾时的人心惶惶，见不到历史的百味杂陈，甚至见不到人间哀与喜。
他合上书。而与此同时，冥冥之中，命运冲他打了另一个响指。
半年后，他终于完成了辞职、工作交接、出国手续等繁杂事务，决意去英国自费接受一年的英语培训，之后成为无国界医生组织的一名后勤。
付斌惊闻他要走的消息，一路反对到底，还是没有用。他几乎带着哭腔说：“我老婆孩子都病了，公司正想交给你，我这么信任你，你居然在这个时候要离我而去！”
平义望着他，说：“每个人有每个人的选择。我从来没有因为利益离你而去。”
付斌冲他发火：“你以为你很高尚吗？你这是对我落井下石！你这是没有回头路的！”
平义一脸淡然，说：“我从来不打算走回头路。我只想走我从来没走过的路。”
付斌气得拍了桌子，说：“我认准你一辈子理性，聪明，谨慎，我从来没想过你居然做得出这么冲动大胆的事情来。你要后悔的你！”
平义坐下来，也拉了拉付斌，要他坐下来。付斌不肯，气势汹汹。平义也就作罢，静静地说：“付斌，你教会我的，我从来不会忘记。但是我真的不想……几十年之后，我回过头来看，人生一无所得。”
“你怎么会一无所得？你得到了多少你同龄人累死累活一辈子都得不到的东西？你是身在福中不知福，你知道吗？你看不到你住的房子，你开的车子，你每年的薪金和提成。有几个年轻人能够在毕业几年之内就像你这样成功？过得这么好？你看不看得到是谁带你入行？”
“付斌！你听我说！”平义头一次提高了声音，打断他的话，让他吃了一惊。
“付斌，我不想这样戳你痛处，但你看，我们得到了什么？你奋斗二十年，是，你很成功，但现在嫂子和孩子都病了，一治病就把你挣的东西全都洗干净了……你这样硬扛着，硬顶着……万一你也累出病了……”
付斌的脸色变了：“你在说什么呢？”
平义挥挥手，说：“对不起……我不是这个意思。我不会说话。我是想说，人只有这么一辈子，奋斗这么一场，为的是什么？我可能一开始就没有想清楚，但我现在想清楚了。”
付斌盯着他，露出疲态，颓然地坐下来，陷进了皮椅子里面。坐下来之后，目光在桌面扫来扫去，伸手摸到了烟和打火机，抓过来点燃，抽了一口，狠狠地吐出烟雾，偏着头靠在椅背上，看着平义，一副愿闻其详的表情。
平义像个来面试的孩子，坐在付斌的大班台对面，整理了声音，恢复了以往的平静，娓娓地说：“我以前很不起眼，那时我们学校最厉害的是个叫陈臣的男生。他爸爸和我爸爸是教同一个班的老师。他爸爸性格很怪，性格越怪就让他越倒霉越不顺，越这样性格越怪……你懂的，恶性循环。”
“我十六七岁的时候，成绩起来了，一直拿第一。他爸见不得儿子落后，又气不过我爸老是评上先进，憋久了，就爆炸了，最后拿榔头朝我头上砸了两下。他以为我死定了，然后就当场跳楼自杀了。”
“但我没死，我还是考上了学校。那件事之后，我爸爸老了好多。他从此吃斋，信佛，打坐，练太极。他对我说，一生得失，是个定数。得了，必失；失了，必得。他要我平平安安，有义有节地过完一辈子，就像我的名字这样。”
“付斌，我知道我得到了很多，这要谢谢你。我一直都在获，一直都在得……老话都说，吃力的不挣钱，挣钱的不吃力。其实我真的挣得不吃力，真的。别的年轻人可能在大楼里面一层一层挨家挨户敲门找客户，在加班加点赶工、熬夜，在洗盘子，在种地，在搬砖……我一开始就入了这行，玩的都是钱生钱的游戏，来得轻易，走得也轻易。说句不好听的，我得太多了，哪天老天就一并连命都给我收回去了。”
“你知道我一直没有找对象。以前是我没这个时间，现在是时间有了，心思没了。而且……其实我很软弱，我连要和她一起生活的勇气都没有。”
“你不知道，她是个残疾人。小时候车祸，截掉了一条腿。我们从小一起读书，都是邻居。高三的时候，是同桌。我发现我喜欢她，就像断指一样要自己断了这个念头，因为那时我要读书，我要考学校。”
“当然，后来出了那么多事儿，我也就淡忘了。我受伤之后复读，之前那一届的，都各奔天涯。那一年我过得心清如水……事实上，从那之后我一直过得心清如水。但我又不是圣人，怎么可能没有杂念？我知道我喜欢她，但是她是个残疾人……我怎么……我怎么能和一个残疾人在一起呢？我们怎么生活呢？我怎么负担得起她的生活呢……万一我们彼此不合怎么办……你知道的，生活太现实了……”
“太现实了。我甚至都没有勇气，告诉别人，说我喜欢的姑娘是个残疾人。”
“后来我想，可能是我爱得不够吧。爱一个人够深的话，也许这不是个问题。我很后悔年少的时候把那个念想给掐了，真的……人一旦过了少年时候，就再也没有那个心去奋不顾身了。什么爱啊，感觉啊……长大之后，在现实看来，都是锦上添花。你得有这块锦，才能添得上花。”
“以前是我没勇气继续，现在……我是没勇气放下。”
“这么久了，那个念头就像一根韧带那样，拉拉扯扯，有时候粗，有时候细，但是从没断过。现在我生活稳定了，有这块锦了，我就琢磨着，是不是该添朵花了？这几年我每年年休都去见见她，她也没有对象，我觉得自己慢慢走下去，试试彼此相处，也许有希望，也许我能更肯定我的感觉……等我们都肯定了，我们才能在一起。”
“但是今年她告诉我，她心里有人。我觉得我有种如梦初醒的感觉……我都从来没有想想，人家是不是喜欢我，是不是就愿意和我在一起。这么久了，我只是每年去看看她……又不说穿……把她当成什么了？”
“好像潜意识里就觉得，她是个极端的弱势者，她是没有选择的。当我喜欢她，她就应该，她就注定，就得乖乖在那里等着我，等着我慢慢犹豫，慢慢权衡，慢慢考虑得失……哪怕我什么都没表示，她也应该为还有人愿意喜欢她而感恩戴德。”
“我才发觉我的心真冷啊，真狠。这么多年，冷静的生活和工作把我变这么狠了。”
平义深呼吸几口气，眼里渐渐湿润了。
付斌沉默着，烟屁股快要烫到手指了，依然没有察觉。
平义继续说：“我想过很久了。挣钱这样的事儿，没个尽头的。今天我赢了一千万，别人赢一个亿，还有人赢一百个亿。真的没有尽头的。犹太人有句谚语说，裹尸布上没有口袋，说的就是，钱再多，也带不走。带不走多愁啊，所以有这么多什么奢侈品啊，这啊那啊，都是为这种愁钱花不掉的人准备的。一件衬衣，算它材料、人工、耗能、运输、税收、通胀、广告投入，撑破天了，最后值五百元，对吧？放到店里去，标价一万。有钱人就开心了，看，又多花掉了些，又多些人买不起，恨不得自己再画两个零上去，全世界就自己一个人买。”
“付斌，你知道我不是这样的人啊。你看我一柜子衣服，都是几十块百来块一件的，全都一模一样的衣服，还有鞋子也一样。我挣这么多钱来都不知道往哪儿放。我要有个家庭，我还能往我家人身上放，现在我连家庭的影儿都没有。”
“父母是早就给够了，他们就成天担心我，因为他们觉得我挣了这么多钱，肯定好累。他们不要钱，只是不想我累，搞得我都不敢跟他们打电话，一打电话他们就会说，早点睡啊，别太累啊……”
“付斌，你放心，我是不会走回头路的。你知道吗，我第一次听你的讲座之后，很受震动，看了你列出来的专业书，决定做这一行，并开始投简历。那会儿我刚毕业，就租了一个筒子楼里面的破单间，投行都不要我，甭提多沮丧了。那天回来，外面下着雨，湿漉漉的，我回到家，就站在那个破走廊的尽头，一眼望过去，又黑又脏又旧，锅啊，湿衣服啊，什么都有。我当时就想，我不要我这一生就像一条破走廊一样，连个拐弯都没有，一眼看穿到底。”
“就是在那一天，我给你写了邮件，你回了我，我们才见了面……”
“干操盘手的这几年，我感觉我又沿着一条走廊走了很久很久，想拐个弯了。”
“说实话……嫂子和孩子病了之后，我更觉得，人生太短了，太无常了。健康啊，生命啊，这些平时习惯了理所当然的东西，一瞬间说没就没了。”
“我不想还没来得及看看生活和工作之外的东西，就发现我的时间透支到了尽头。现在我天天晚上回去，心里全是杂草，空空荡荡的。我想找些东西把它填满一点。”
“我觉得我去‘无国界医生’是对的。我想很久了，只是我从来都没有说出来，所以让你们觉得这么突然。对不起。”
平义说完这一大番话，天色都晚了。
付斌一声不吭，桌上的烟灰缸堆满了烟蒂。
在冗长的沉默之后，付斌以疲倦而懒散的声音，冷冷地说：“你现在之所以能这么轻易就敢去什么‘无国界医生’，只不过是因为你的成功来得太轻易了……如果你跟其他年轻人一样，一路打工，做苦力，洗盘子，才爬到今天的高度，年薪四百万，有房有车……你就不会这样做了。”
“可能吧……”平义自知无论如何也无法说服他，只能放弃，徒劳地叹了一口气。
末了，平义又补充了一句：“那么……老天偏让我这么轻松，一定就有他的用心。”
人不会觉得自己不幸，如果他没有看到别人过得更好；人也不会觉得自己幸运，如果他没有看到另外一种完全不同的活着。加入无国界医生之前，平义前往伦敦修了一年英语培训课程。
总算是领教了伦敦为何是伦敦。冬日下午三点，天色就垂垂变黑，像个敷衍塞责的看门人，早早下班锁门了事。许多人因为伦敦缺少晴光而患上季节性抑郁。平义也感觉相当低落，因此选择锻炼，常常顶着夜雨沿着河边散步，猛走，走到全身大汗。夜晚的伦敦灯火斑斓，已没有十九世纪的气息，他住的又是新兴区，过于现代，与一切大城市无异，缺乏诗意。到了圣诞的时候，一个人开车去了剑桥。深夜踏着大雪在剑桥散步，走了将近一夜，筋疲力尽。累了，抹掉长凳上的雪，坐一坐。一坐又冷，又站起来走。节日期间，周围一个人影都没有，商店全都关闭，好像人类遗弃了这个星球。他在雪地中给邱天发短信，脱掉手套，手僵得一个字都按不出来，遂试着拨通了她的电话，但无人接听。
回到伦敦，极其偶尔地，平义去小赌场豪赌。那里总聚集着一帮有钱的留学生，几乎每天都来，每每输赢便大呼小叫、张牙舞爪。但平义总是一个人来，默不作声把玩筹码，人们都以为他是日本人。他喜欢独自忍受输到手心冒汗、心跳慌乱的感觉。有时候也赢，赢也赢得心跳加快、血往上涌。原来赌徒的心态就是这样的，至此他终于心满意足地体验过了，毕竟在他的操盘手职业生涯中，他从未赌过一次，从未。原来人要成为一个赌徒太容易了，他想着。对于这座沉重古老的城市，他需要用一些方式来感受自己的活着。
来年，春天像迷路了似的，姗姗来迟，偶尔露一点晴光，一阵风过后又阴了下来。到五月，气温一降，还要依赖暖气和毛衣。在那一年，因为缺乏压力，上课也显得极尽悠闲，没事儿的时候去图书馆看书，闲来四处走走。一想到不久之后他将深入人类社会最悲惨、最落后的地区进行援助项目，他便对这个世界的贫富分化感到触目惊心：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几千年了，一点变化都没有。当富豪的用人在Whole Foods超市挑选新鲜而昂贵的食品之时，非洲无数饥荒儿童，因严重营养不良而全身皮肤干糙爆裂。在Harrods商场里，来自世界各地的光鲜男女享受花钱的乐趣，而在刚果（金）与卢旺达接壤的边境小城戈马，种族大屠杀之后，紧接着是霍乱爆发，尸横遍野，一杯洁净的水都找不到。
为了人类的患难，一九七一年，一群法国医生创立了无国界医生。此后的几十年，无数人参与到这个独立的专门从事紧急医疗援助的人道组织中，影响力不断扩大。一九九九年，无国界医生获得当年的诺贝尔和平奖。那是一些催人泪下的故事，然而参与者所体验的，与拯救者或英雄主义等字眼，全无关联。无国界医生们多来自和平而美丽的发达国家，欧洲居多，深入到饱经战乱、饥荒、病疫肆虐的地区，亲身经历子弹擦过耳边，持续饥饿，昼夜高温，臭气熏天的旱厕，十五天不洗澡，在最简陋的临时设备条件下一夜做四台截肢手术。
他们的所作所为，并不能免除人类的患难，不能免除饥荒、瘟疫、战乱继续发生……但他们通过这些所作所为，对生命有了某种冷静而客观的透视，因此获得内心的平静与强大。
平义修完英语课程之后，去香港参加无国界医生面试。
评核员问他：“你为什么要参加无国界？”
他坦然地摊开手，说：“为了人生经历。为了想做一些好事，有意义的事。”
评核员微微皱了皱眉，翻看他的履历，说：“从条件上来说你合格，但我不能保证你真的准备好了。我们最短也要求是十二个月的工作时限。”
他说：“我知道。我想我准备好了。”
评核员说：“你要明白，我们所做的，不是提供一个Gap Year，让你逃避对生活的不满意，如果是那样的话——”
平义打断他，说：“我知道。”
原本要派遣他到乌兹别克斯坦进行耐多药结核病的诊治项目，但海地突发大地震，人手急缺，他被派遣到海地。
震后的海地彻底沦为无政府状态，机场几乎报废，无数救援飞机在空中盘旋良久，无法获得地面的降落通信支持。无国界医生的飞机飞到海地，在空中又盘旋了两个半小时，出于安全考虑，被迫降落在邻国多米尼加。降落之后，医疗人员迅速赶往无国界在太子港的临时医疗点。平义与一名来自丹麦的后勤人员一起，负责将冷藏的药品和器械运过去。
平义的确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场面。放眼望去，一片废墟，活人和死人几乎分不出来，尸体和肢体残片随处可见，垃圾和污水在烈日下发酵，臭不可闻。整个无政府状态下的太子港，根本没有接应系统，救援显得混乱而力不从心，卫生条件之差，随时都有爆发疫情的可能。来自世界各地的救援物资根本无法有序发放，一律遭到哄抢。
在他们到来之前，平义读到过新闻里面对当地灾后情况的描述，图片带来的直观，也仅仅停留在一个印刷平面；至于伤亡统计，那只是一个数字，毫无真实感知的数字。直到亲眼所见那一切，才知道是另一回事。失控的人像野兽那样扑过来，全身黑得只见眼白和牙齿，暴烈地冲他叫喊着什么，眼珠快要爆出一样狰狞。有的则刚从地下被挖出来，是死是活不知道，全身覆盖着厚厚一层灰尘，连牙齿都看不见，如同泥俑。几具缺少部件的残破尸体堆在一边，无人理会。壮年男子们持着手枪，见到东西就抢，他们追上一辆货车，跳上去把一箱箱饼干和水往下面扔。箱子砸中一个妇女，妇女应声而倒，冲妇女哭奔而来的一个小孩，则被混乱的人群踩在脚下。平义盯着那个孩子大声呼救，但他几乎冲不过去，没有人听到他的呼喊，甚至没人当他存在。小孩趴在地上不动了。
他没见过这种阵仗，只感到肾上腺素一阵阵往上涌，双手抖得厉害。
他们只有一辆车，好不容易将人和物品都运载上去，开到一半却突然爆胎，甩出道路三十米远，撞上坍圮的墙，还好没有出人命。技术员和司机跳下来，拼命抢修汽车。货物甩了一地，一群野兽一样的难民冲过来，疯抢一通。平义冲下去阻拦，极度混乱中他被钝物砸得头破血流，但他几乎没有感觉到痛，以为是汗水，抹了几下，过了一会儿才发现手上猩红一片，血像汗一样从睫毛上滴下来。
他大叫着：“药品！药品！不是食物！不是食物！”但人们不管，他们拿去也没用的东西，也抢。
好不容易保住了大部分药品，这边厢，汽车损坏严重，修不好了，只能在原地等待续接车辆。烈日下，时间一分一秒过去，干冰保存箱内的药品再不进行冷藏，就要失效了。他们坐在原地守着物资，一个同事帮平义简单处理伤口。
等第二辆救援车辆赶来，已经是傍晚。将物品运到医院冷藏储存好，编目，登记，还没弄完，就到了半夜。临时医院的柴油发电机超负荷运转，下午已经坏过两次了。唯一一名技术员为了维持供电供水，几乎三天三夜没睡觉，眼睛里全是通红的血丝。
平义这时才知道，自己犹如《牛虻》中那个除了有一双会弹琴的手之外一无所长的青年，能做的事如此有限，能不给他们添麻烦，已经是最大的帮助了。
“今天我见到了地狱。”
平义在日记本里写着，刚写完这一句话，才发现自己双手颤抖，几近握不住笔。搬了一天的物品、病人、尸体，双臂几乎废了。
一位来自比利时的同事走过来，为他消毒，重新包扎头上的伤口。一夜忙碌，他都没来得及处理伤口。等她仔细为他消了毒，包扎好，问他：“你感觉怎么样了？”才发现，平义已经原地睡着了。
在太子港，他待了三个月。没来得及适应这里，就加班加点开始工作了。无国界医生前线团队的岗位各有专攻。平义作为财政人员，负责拟定财务预算和撰写财务计划，控制预算，监督、训练和管理员工，还有办公室管理和日常行政等工作。每次疫情突发，大量物资采购需要，在混乱狼藉的太子港运送大批金钱，都忙得人仰马翻，心惊胆战。除了他之外，另外一名来自台湾的后勤人员负责安装供水系统、过滤系统，维修天线、通信设备，修发电机。每天整理药品和医疗器械库存，向总部订购缺需的物资，确保及时供应。还有层出不穷的粗活儿、杂活儿和意外情况，等着他们处理。就在那座临时医院，平义亲眼见着孩子的腿被截肢，术后睁着圆圆的眼睛极其无辜地看着他；亲眼见着因产道被压迫过久而患上阴道瘘管病的妇女，下身感染散发恶臭，撩起衣服来全身都是被丈夫暴打过后的青一块紫一块；亲身经历霍乱疫情爆发，病人睡在床上，悄无声息，脸上爬着几只苍蝇，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死了。
驻地供水有限，就连工作人员身上也经常臭得像只野兽，汗渍在衣服上结晶成灰白色的盐屑。平义头发长长了，变成披头士那样的发型，经常油腻得可以炒菜。露出来的皮肤晒脱了好几次皮，变得黝黑。脱下衣服洗澡的时候，身上皮肤呈现出清晰的T恤晒痕。人也瘦了十几斤。由于缺乏蔬菜和水果，平义嘴角长期溃疡，便秘得厉害。
一生都没有见过这么多生老病死，但是他却没有时间去感受，因为太忙碌，太疲惫，每晚干完活儿，累得坐在椅子上就能睡着。他只给邱天写过一封信，是他突然发了高烧，刚刚好转的时候。那天他难得休息了一天，竟然第一次看到太子港的日落。那轮落日如此鲜红、壮丽，正缓缓沉入海平线。若不是因为眼前的灾后惨状，那应该是一场美景。
就着这美丽落日，他吃到了一点白水煮的青菜，感觉这是全世界最美味的一顿晚餐。从前他多讨厌吃菜，现在太久没见着新鲜蔬菜了，溃疡得嘴唇上全是燎泡，痛得几乎无法开口说话，严重的便秘也已经无法忍受。
他就着落日，找了支笔，在病历单背后写了一封很短的信给邱天，说：“等我从海地回去，我一定要去见你。”
由于控制及时，震后霍乱疫情没有大规模扩散。为避免救援人员在同一地点承受太长时间的高压工作，无国界医生的紧急医疗任务以三个月为上限。三个月后，太子港仍是一片废墟，政府低效，重建工作还没见影子，但伤亡救援已告一段落。总部派了新的团队接手长期医疗工作，平义他们在等待被分派到其他地区。抓着这个间隙，平义第一时间订了机票飞往苏黎世。
十多个小时的飞行，跨越茫茫大西洋。夜里，机舱里熄了灯。他朝舷窗外偶然一望，看到黑暗无边的洋面，突然有一片璀璨灯火，诡异至极，又壮丽至不可思议，像一片星辰坠落至此。邻座的人对他说，那是美军基地。
漫长的旅途中，他昏睡过去又醒来，混混沌沌，回想过去这三个月梦一样的日子，感觉像乘坐一辆破得快散架的卡车，昼夜在凹凸坎坷的山路上狂颠。他是把一生要见着的生老病死都见了。眼下他只觉得，能好好洗一次澡，喝一盆青菜汤，吃上几个水果，痛快地排一次便，睡一个整觉，就是最大的幸福了。
又是在苏黎世，平义风尘仆仆地，只带了一个包，在机场见到邱天。
她几乎没能认出他。海地三个月，他一下子老了十岁似的，皮肤又黑又糙，嘴上全是燎泡、结痂。她摸着他凌乱的长发，说：“带你去剪剪。”
他说：“算了，不用了。你就在家里给我剪吧。”
那个晚上在她的家里，她给他剪头发。邱天说：“你还真找对人了。这些年我都自己给自己剪头发。这里的理发店贵不说，还总是剪不好。”
他脖子上围着一块布，闭上眼睛，碎发纷纷落下。依稀闻见阳台上迷迭香的味道。晚风自利马特河吹拂而来，那气息如此熟悉，叫他突然想念雾江。
就这样，他说：“邱天，我们结婚吧。”
第十二章
时间过得如此之快，我感觉还什么都没有发生，不过是些平平淡淡的面孔和平平淡淡的日子，突然间就快要到三十岁了。说起来，仿佛只是一瞬间。我终于明白古人说的，光阴似箭，如白驹过隙——因为，再过一段从出生到现在这么长的时间，我就快要六十岁了。
而再过一段这么长的时间——如果还能的话——我将快要九十岁了。
当忽然明白，我已经失去了人生的三分之一，甚至二分之一的时候，我才开始有了一种惊慌，像一个乱了阵脚的罪人，跪下来疯狂扒开埋藏在灰土中的罪证。那些大大小小的错误，失败的抉择，一事无成的日子……一一浮现。
而轰轰烈烈的时代，只像夜晚的灯影，如梦如幻，映在我的脸上。
虽然我明白，在我决定考公务员的那一刻，我就已经接受了此生平凡这个定局，但也许是因为对远方还存有一丝向往，我始终没有放弃写作。
可能只是写作这件事，让我感觉我存在于这个世间，可以留下一点什么。夸张地讲，写作令我像一个理想的卧底，潜伏在生活中，隐姓埋名，忠于某个模糊的看不见的信仰。那么多个夜晚，在办公室坐了一整天，坐得腰酸背痛，熬到下班，终于可以收起赔了一整天的笑脸，收起一桌满是鲜红大章的文件，关上电脑，回家。也只有在下班后回家的那一点点时间里，我是自由的，我像上晚自习一样继续写作。不像其他自由职业者，有的每天能写两万字，在网站上天天更新。我做不到。做不到，就意味着我不可能有丰厚收入，经济情况时好时坏。但大约是上帝怜爱无心插柳的人，我并未奢望任何结果，反而总有回报细水长流一般来到。
单位上分了新房子，比市价便宜很多。父母也搬离了厂子，到新房子来和我一起住。房子，大概是我选择做公务员之后唯一一个好处（剩下的好处，大概只能等我养老的时候才能看到，如果那时候，这备受指摘的双轨制还有效的话），否则，我真的不知道，凭我一个月两千元的薪水，我何时才能买得起一套房子。
首付依然是父母挤出来替我凑的，我单位里拿的薪水都拿来支付按揭了，剩下的部分，靠零星的写作支撑。
和父母一起住，由此我得以每天吃到父母做的可口饭菜，安安心心在每天的小饭桌上，看到他们的皱纹、白发，像年轮一样慢慢增长，整饬而美丽。是的，这也就将是我的，此生平凡的定局之一。
但我明白，其实我甘心这平凡的生活，因为不平凡的生活，代价太大，我没有支付的能力。
听说厂子快拆了，要开辟成一个大型楼盘，叫“云庭·枫宸”。因为这件事，父母寡淡的生活中陡然有了新的内容，每天都会坐一趟公共汽车，从城西穿到城东，去看我们曾经的厂子，关心居民区的拆迁之事。
那天我正在上班，母亲打来电话，声音又嘈杂又激动，我以为她或父亲突然病倒了，正在担心，却听到她说：“你听！你听啊！厂子拆了！”
我听到手机那端全是嘈杂得分不清的声音，隐隐有轰的一声，只能耐着性子对她说：“好啦，我知道啦。拆了就拆了嘛。”
可我没想到，母亲在电话那头的声音突然带了哭腔，她失了魂似的说：“没了……都没了……你又没有赶回来，连最后一眼都没有看上……”
她说得仿佛我错过了一个亲人的去世。
我黯然挂掉电话，回到办公室坐定。是的……一生中太多事，没来得及看最后一眼，就没了——而我总是不知道，我没能看上的，是最后一眼。
单位里人事变动，把我抽调去搞一个大型项目。没完没了的会议，大大小小的领导，吃喝拉撒都要管，个个都得罪不起。该上头做的事，推给下属，下属再推给下属，最后全都堆在我手上。折腾得我连续加班两个月，两个月来没有休过一个周末。
那是骨头都要散架的累法。吃大锅饭的，能不干就不干，能溜边儿就溜边儿，一个帮忙的都叫不到。有人后台够硬，吊着一份闲职，一年只来单位上三个月的班，打打照面儿，意思意思，其余时间都待在国外，照顾他们在那边读高中的儿女，工资和福利一样不落。对此，无人敢过问。
而对我来说，早已习惯了不公平，怨言无法改变什么，于是连说都懒得说了。
每天忙到夜里两点上床，早晨六点醒来。劳碌命就是这样，明明筋疲力尽，但心里挂着事儿，就睡不着。闹钟定在六点半，却总是在六点就醒来，默默关上它，起床，头疼欲裂地刷牙，换衣。
带着上坟一般的心情，去上班。
那天加班到晚上十点，收拾东西回家。走出大楼，抬头一看，月光清寒，只一镰皎光，静静悬着。暗蓝苍穹，层云如海。不知怎的，想起诗人的一句“天空一无所有，为何给我安慰”，眼底微微一阵发潮。
月色至静，而办公楼门口的空地上，一台破收音机嚷着俗不可耐的音乐，一群大妈在欢快地跳健身操，围成一大圈，平举双手，一个接一个，缓缓绕圈转动。她们的表情如此欢快，看上去很无辜。而我却在想——如果这辈子就是这样，从青春到暮年，不过每天上班下班，退休了在空地上跳跳“坝坝舞”，是不是等于白活了。
夜里我做了一个梦。受够了，真的受够了。我对狗日的工作骂了一句“滚你丫的”，然后连辞职信都没有写，一走了之，在阳光充沛的海滩上冲浪，在茫茫海面扬帆远航，去往南太平洋一个杳无人迹的荒岛。航行中，一片水清天澈的汪洋，什么声音都听不见，只有碎浪拍打船舷的声音。时至傍晚，云朵瑰丽而恢宏，大片大片，落得极低极低。从未见过这么低的天——我站在甲板上，望见海面和天空如此贴近，仿佛一道正在渐渐闭合的巨型岩缝，而我正在朝这个巨型岩缝的最深处行进。
天海一线，壮阔得令人屏息。
过于壮阔，以至于让我在这里醒来，突然睡不着了。梦境像散沙一样分崩离析，消失了。
醒来后，周遭是固体一般密实的黑暗，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失眠之夜，明天还是上班日。哪来什么冲浪、航海，只有一只蚊子的声音在耳边撩了一声，我本能地伸手一拍，就这样给了自己一耳光。而短暂的蛰伏之后，蚊子的声音，又撩了起来。
失眠，像一个七十岁的人和一个七岁的人玩捉迷藏。触手可及，又气喘吁吁，好费劲。
翌日我头昏脑涨，出去办事。正值夏天，天气很热，晒得人发晕。我站在路边准备打车，一辆黑色轿车停到我面前来，有人摇下车窗，一张笑脸让我很意外，是白杨。
虽然同在雾江老家，但我们其实很少见面。
她笑着和我打招呼，要我上车。我再往里面一看，就看到驾驶座上的弹簧。他的手举过头顶，敬礼似的，朝我示意。
我上车，车内阴暗，冷气十足，新皮具的味道很浓。
他们问我：“去哪儿呢？”
我说：“去市人才交流中心。”
“你要换工作呢？”
“不是，有个新进的外聘人员调档说弄丢了，得去亲自问问。”
“读书就是好啊，还有档案，我们的档案……在哪儿啊没听过……老谭，你档案在哪儿？”白杨用手戳弹簧的胳膊，轻佻而撒娇。我从后面能看到弹簧的脸颊有笑意，但他开着车，没理她。
白杨穿着吊带背心，雪白的肩头像一只贝壳，在前座的皮椅子上露了一角，动来动去。我盯着它发神。
“你们俩这是去干吗呢？”我问。
“去吃饭。”
我低头一看表，下午两点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