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幕
这么多年，有些事像一只插销，死死地别在心门上。锈了之后，里面的打不开，外面的进不去。
在苏黎世见邱天那次，时近黄昏，云渐渐溶解于天空，落日快要熄灭了。
她在火车站接我，坐一把电动轮椅，旁边插着伸缩拐杖。彼此认出来毫不费力，隔得远远的，点头笑笑，也都不着急，等下车的匆匆人群走光了，她才慢慢启动轮椅，靠近我来，问：“时间还早，想走走吗？”
好像我们不过是刚刚下班的同事。
我像当年一样，在背后推着她，慢慢走。旁边有不少匆匆旅行者，走得很快，他们是去看莱茵河瀑布的。
刚走两步，她说：“我们要看瀑布吗？不用的话，朝下坡走吧。到河边有好多阶梯，没法推车，这几天我走不了路，腿有点儿痛。”
我看着她的腿，说：“对不起……你……现在，腿还痛？”
她说：“没什么，只是每年这个季节这几天，都莫名其妙地痛。”
我想起母亲跟我说过，她下乡做知青的第二年，清明时节，挑水时在石阶上踩到青苔滑倒，浑身浇透，闪了腰，留下伤，如此几十年，每年清明节那几天，极其准时地，腰椎都会痛。
冥冥中，身体也是有记忆的。
于是我们改变方向，朝市区走了很长一段。在一家小餐馆前，我停下来，问：“吃饭吗？”
她说：“还是回家吃吧。”
搭上有轨电车一起回了她的住处。小公寓，四壁白净，生活的简单和普通，一览无余。她一个人，做饭的时候把拐杖放在旁边，腰胯靠着厨台，腾出两只手。要去冰箱拿一只鸡蛋，就把拐杖拿起来，再挪动身体。
我站在她身后，斜靠在墙上，问：“要帮忙吗？”
她说：“不用，你坐着吧。”
我尽力表示对她独立生活的尊重，于是坐回桌前静等，翻看一本她随手放在椅子上的书。
简单吃了晚饭，我很快收拾了碗盘，冲洗干净。她开了一瓶自酿的甜葡萄酒，坐下来聊天。没多久，很快喝完，又开了一瓶。以为度数不高，后劲却大。她坐在轮椅上，我陷在小沙发里，喝到夜深，说了很多话，却又好像什么都没说。喝酒反而易渴，我嗓子都干了。
停顿的间隙，窗外透进来一丝丝风，清透如歌，异乡的空气，竟熟似童年的气息。夜晚的苏黎世老城十分安静，窗下的脚步声清晰可闻，利马特河静静流淌，让我想起故乡雾江。
雾江的夜，美如一则谜。一江逝水衬以渺渺银河，星辰如撒，近得快要坠下来似的……其壮阔与寂静，令人又喜又哀。但那都是从前了。
灯很暗，她闭上了眼，恹恹地说：“人越长大，朋友越少了。邵然，以前我们那些人，你平时联系多吗？平义、陈臣、白杨、弹簧……什么的。”
我说：“不太多，但一直没断。”
停顿的间隙，岁月好像咳嗽了一声，提醒我们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什么该被想起，什么不该被想起。
她闭着眼睛，没再说话。
沉默之间，我突然感觉，这些年的千山万水，在此刻终于静止成为一幅画，就这么无法被涂改地，置于眼前。
第一章
听母亲说，拆厂子的时候，厂里的遗老遗少们都聚在对面的土方和楼顶上围观，怎么驱赶也不散去。
年轻人有的双手插兜儿站着，有的蹲着，老人拄着拐，妇人抱着孩子。他们像一大群正在静静反刍的食草动物那样，默默站立着，望着渐渐消失的厂区，眼神发愣，看不出喜怒。
远处传来闷如滚雷般的爆破声，烟尘腾起，遮天蔽日，厂房微微倾斜，像一个老人缓缓坐下。
过了好一会儿，又一座也坐了下去——如此紧接着连续几座，竟又像一排跪绑的死囚，随着枪声挨个儿扑倒下去。
一个星期之后，厂子变成了一片望不到头的瓦砾，一直连上跟瓦砾一样灰暗的天——那让我想起童年那些无所谓始、无所谓终的日子，青白青白的天，无云无日，就这么空空洞洞地亮着，亮了又灭了——几十年便过去了。如今厂子拆得只剩一段砖红围墙，如帝国消失长城犹在，维护着一种行将没落的尊严。
废墟尸骨未寒，新的楼盘已经迫不及待地开建了。豪华的售楼部就在厂墟旁边，以墟衬之，更显无情，仿佛时刻都在提醒人们，这里很快将是一场沧桑之变。
开发商将这个巨大的楼盘命名为“芸庭·枫宸”，精美的楼盘广告手册上煞有介事地写道：“汉时芸若充庭，槐枫被宸……”然而厂子的遗老们一听，“风尘”，立刻挂上了嫌恶的表情，啧啧地撇开了嘴。他们所习惯的，是这里被称为“厂子”的时候。
厂子，在雾江，是个专有名词。说“我是厂里的”，人们便知道，是“那个厂”，而不是什么棉纺厂、肉联厂……年代久远了之后，普通人也说不清到底厂子是做什么的了。
其实这里曾经是一座只有代号没有名字的军工厂，生产炮弹、子弹、火药。工厂吃香的年代，这儿的子弟个个一脸蛮傲，恨不得将厂名刻在脑门儿上，外出都穿工服，成群结队骑着大横杠的凤凰车，招摇过市。
到了和平光景，生产过剩的炮弹、火药积压成灾，仓库不堪重负，管理疏漏，终于酿成大事故——在一个酷热的夏暑之夜，雷暴之后，一个防空洞改建的大型火药仓库发生爆炸，霎时间，火光冲天，连锁爆炸巨响如雷，震得整座小城都在发抖，伤亡数字至今仍是个谜。那次事故之后，炮弹不生产了，工厂转而用生产炮弹的钢材来做菜刀、剪刀。
很快，这些皮实的刀具也滞销了，于是工厂转而生产鞭炮、火柴、灯泡、螺丝。
再后来……我就说不上来了，毕竟那时我们已经离开了子弟校，四散他乡，走得越远越好。
这当然是后来的事情，换作二十年前，没有人会愿意离开厂子。这里的职位是可以“世袭”的，人们削尖了脑袋要进来，求一个铁饭碗。它是一个社会，一个城中城：四世同堂比比皆是，从爷爷到曾孙，都在这里生根发芽，在厂医院出生，进厂幼儿园，上厂子弟校，毕业了进厂里顶替父亲工作。玩的是厂灯光球场，看的是厂电影院，逛的是家属菜市场和商贸铺。夏天泡厂的游泳池，春节玩厂的游乐园……从买菜看病到上学就业，全都在厂里。
我一直好奇，所谓的厂子，到底还有没有工人。因为我身边熟悉的人们，有电影放映员、游泳馆售票员、食堂厨师、司机、商店售货员、看门人、学校老师、会计、领导……但就是没有技术工人。
时代，看似绵长，优柔寡断，而一旦它背弃起你来，轻易得就像一个陌生人转了个身——快得让人花一辈子都回不了神来。
如今这里已被夷为平地，往日光辉早都烟消云散，只剩下一群人的生活。
生活是历史的骸骨，亘古不变的——柴米油盐酱醋茶：每天，人们去完菜市场，便抱着孩子纷纷挤进售楼部里，围着沙盘模型没完没了地吹牛，张家长，李家短，王家豆腐酸。当然，总有几个大爷运筹帷幄，你一个伊拉克战争我一个朝核危机……牛皮吹得好像联合国不过是他家后院。
能吹牛的，都是还能买房的；买不起房的，和厂子一起消失了。
所有人都忽略了，一张面目依稀熟悉的照片，挂在开发商的主页上。他是谭黄。
弹簧，理所当然地，我们都这么叫他。他也甘之如饴，在毕业纪念册上，落款就画个螺旋，权当签名。
子弟校里，他那张黑瘦黑瘦的脸，猴子似的狡黠，配上一个啼笑皆非的名字，像一个敬业而勤恳的喜剧演员，上演层出不穷的调皮捣蛋。
十来年后我见到的弹簧，和少年时一样高，没再长个儿，一身虚胖，皮肤发暗，嘴唇绛紫。大概是常年生活无规律，成天饭局、酒局给灌的。但他还是一条豪情汉子，总觉得自己是粗人，所以对我们这帮老实上学的老朋友很敬重，说话客客气气。
他已身家不薄，一路摸爬滚打，酸甜苦辣，一笑带过，呵呵地请我吃饭。我不由得扯了扯夹克外套的底边儿，以为是开豪车赴奢华饭店的阵仗，小有一丝紧张。结果他的司机只是开一辆普普通通的黑色帕萨特，穿过一条比车身宽不了多少的破旧小街，放下我们就走了。
小馆子在一个破旧的瓦房院子里，矮墙泛青，大水缸养了金鱼，几大盆植物层层叠叠靠着墙兀自开花。小馆子高高挂着几串大灯笼，红黄不辨，忽明忽暗，木头桌子大条凳，几桌酒客谈笑甚欢，竟颇有几番古意。
他坐下来就说：“别嫌寒碜，这儿的饭菜，比大饭店什么的好多了。我专门带你来的。”
我开涮他：“谭总，低调啊。”
他笑笑，眉宇间有了一种淡然，说：“咳，浮云啊，浮云。快别这么叫我了，我就是一弹簧，就叫我弹簧，还真喜欢这名儿，能屈能伸。真的。”
“穷过的，知道什么叫风水轮流转。不来虚的。”
他又补了一句。
那晚我们一醉方休，爽口的家常菜，地道极了，吃得很开心，喝得也开心。说起往事纷纷，感慨万千，又怕矫情，于是话里吞话，有长段长段的空白。
我对他提起白杨，他呵呵呵地笑。
谁都知道弹簧情窦初开得够早，从十二岁就开始追白杨。才小学五六年级，人都还没长开，也没有在同班，都不知道他怎么看上她的。当然，几年之后白杨出落成公认的校花，足以说明弹簧眼光非凡。
十二岁的弹簧陷入初恋，晚上回家，翻开一页新的作业本纸，开始写情书。写得困了，稀里糊涂忘了撕下那一页，就合上本子，倒头大睡。第二天慌慌张张上学，把本子往书包里一塞，到了学校就立马交了上去。
于是放学前，班主任将我们全都留了下来，沉痛万分地说：“我要念一篇谭黄同学写的作文。”
老师清了清嗓子：“小白……”刚念一个开头，老师铁青的脸就绷不下去了，差点笑场。
我们拼命强忍着，不敢迸发出狂笑，忍得脸都涨红了。
弹簧这才反应过来自己干了一件蠢事，开始坐不住了，极为不安却又强作镇定，不时左看右看，脸色渐变，青红白紫轮番上阵，滑稽至极。
他俨然是我们少年时代的蜡笔小新，种种荒唐，死皮赖脸，成为我们多年来的笑话。时间长了，连他自己都分不清，到底是玩笑，还是钟情。
记忆中，站在高处望去，厂区一片灰黑的屋顶，望不到头似的，构成了我们漫长的童年、少年。时隔已久，往事变得像那一大片灰色屋顶那样面目模糊，我却如此清楚地记得弹簧他们一家的细节——
每天早晨，弹簧都和爸妈一起蹲在门口吃面，而且永远是吃面，面里永远放蒜，嘴里那股味儿让我一直不爱和他说话。到了中午，他们家则是各人端一碗饭蹲在门口，菜搁在饭上。吃完饭，谭爸爸心满意足地拿筷子敲了敲碗沿，再站起来去锅里舀汤喝。到了晚上，就是蹲在门口喝粥，就点儿咸菜。
我始终记得，每次经过他们家门口，一股股面香、饭菜香扑鼻而来，如果不是因为蹲着难受，又不太好意思，我也真想管他们要一碗来吃。
我问母亲：“为什么弹簧家总蹲在门口吃饭？”
她说：“家里太小，放不下桌子。”
我说：“他们家的菜可真香啊！”
母亲脸色不好看了，骂：“你个吃别人家饭香的臭小子！”
大约就靠这喷香的饭菜，弹簧到十四五岁时终于蹿了个子，瘦条儿一个。都知道他极其聪明，但极其厌学。一年四季穿长袖长裤，遮住满身瘀伤，都是给他爸打的。他父亲是个酒鬼，也是个暴徒，厂子里的群架，十有八九都有他。不管上不上班，都喝醉，醉得在车间昏睡，倒下的时候撞到了电闸，差点切掉别人的整条胳膊。
谭父被车间辞退之后，改看守大门。冷清清的工厂，看门人都是老弱病残，不过摆设而已。他爸大冬天裹着蓝军大衣在门口的小破间儿里，一把藤椅、一张硬板床，对着个饭盒儿大小的黑白小电视，一个人看相声，喝酒，值夜班。
很少回家，一回家就打儿子，也要打儿子他妈。弹簧性子硬，咬着牙受着，有时候要跟他爸对打。家里鸡飞狗跳，平常事。我经常枕着他们家摔盆砸碗的打架声音入睡，第二天看到弹簧，乌青眼圈，还是嬉皮笑脸，什么都不说。
弹簧厌学，老师已放弃管教。初中时他天天逃课，整日和外面的几帮坏小子厮混，抽烟、打台球、泡录像厅，痞子一个——明明只是十几岁的脸，却总是邪邪地笑，大冬天，单衣挂在薄薄的身躯上，佝偻着背靠在墙角抽烟，挑起眼皮来看人，像个鬼魂一样在学校周围游荡。
有年寒假，我在一个不常去的篮球场打球。那儿很偏，夜里十点过的光景，四下渐渐起了大雾，不知道怎么的，打球的人们像约好似的，纷纷走了，只剩我。我远远听着一群人窸窸窣窣的步伐和碎语声，由远到近，另外一边又来了一拨儿，两股杀气像山一样夹过来。
我慌了，赶紧躲进角落的灌木丛里，气喘吁吁，蹲在那儿窥看。他们的头头儿在争执什么，一会儿，好几声清脆的玻璃瓶碎响，一句话都没有，闷不作声地，两拨儿人就干起来了。
干了一阵，才渐渐有了人声，叫喊的、骂娘的、呻吟的……在夜雾里，他们的身影就像皮影戏一般，鬼魅至极。
我手一滑，篮球朝他们滚了过去。我唯恐被发现，连篮球都不要，吓得跑回家了。
厂子太大，日子太闲，无所事事的年轻工人，结队成帮，像一个个火药桶在街上滚动。无处释放的荷尔蒙总是被小得不能再小的屁事儿给点燃，每年都有那么一两次大的群架。
那天深夜，我们一家人早都睡实了，弹簧妈妈突然来敲我家的门，借酒精纱布。
我爸妈跟着去了。进了屋，见谭爸爸一头的血，一身酒气，人事不省地躺在地上，嘴里还在日妈捣娘地骂着什么。我们家酒精只有一小瓶，弹簧往他爸爸头上抹两下就没了。
酒精一来，他爸痛了，臭骂着起身要打人，闭着眼睛挥手就是一下，打在弹簧脑门儿上。弹簧大吼一句脏得没法说的粗话，“啪”的一声，一巴掌狠狠按住他爸的整个鼻脸。众人也赶紧七手八脚把谭爸爸按住，有的还坐在他的手上腿上，不让他动。
谭妈妈又急又乱，翻箱倒柜地从床底下找出谭爸爸的几罐烧酒——那种乙醇兑水搞出来的火酒。弹簧拿过来，闻了一下，嫌恶地皱了皱眉头。他取下塞子，恶狠狠地往他爸爸头上浇下去。
弹簧一边倒火酒，一边牙关咬得“咯吱咯吱”响，腮帮子一阵鼓一阵凹，像含着一颗跳动不已的心脏。
我印象好深，他发狠的样子，像极了他爸。
多年后的那次重聚，我和弹簧喝到夜深。馆子里，其他客人都走完了，只剩我们一桌，杯盘狼藉。
他喝得叉开腿，斜躺在桌子角，像个天涯沦落客，懒懒地说：“邵然，我这种命，差点儿就成了垃圾堆里的耗子。说到底，还是我妈救了我。”
我不搭腔，静静由他说。
“你知道的，我爸嗜酒，没钱，痨得慌，就去买假酒来喝，结果甲醇中毒，眼睛瞎了。他连大门都不能守了，就在家待着吃低保。”
“治病欠一屁股债。没人管。我妈一个人，白天给人打扫卫生、洗衣服、做保姆，晚上也做工，一天累到晚，养活我们两爷子。”
“那时我不懂事，成天东游西荡，就是不想回家……”
他说到这里，顿了顿，喝了一口酒，抬头久久看天。我想他可能是怕掉泪。
“有天，我跟那帮痞子去卡拉OK玩。你知道那种……红帘子拉着的，里边儿就一个电视放情歌，纸歌单，自己对着话筒唱那种。我之前没去过，他们叫上我，我还挺高兴的。”
“中途喝高了，两个男的带一女的出去了，说是上厕所。后来我听到外边儿吵起来了，他俩跟一个卖东西的吵，大概是为一包烟什么的。吵得越来越凶，只听到他们在吼，没怎么听到那个小贩的声音。吵了好久，听到砸东西的响声。”
“我出去，看到那个卖烟的女贩，一玻璃板子的烟，全被打坏在地上，踩得七零八落。玻璃也碎了。我那两个朋友气势汹汹地冲她吼。”
“我也喝多了，嬉皮笑脸地走过去凑热闹，快走近了，才看到……那个女贩是我妈。”
“我都不知道我妈每晚出去，就是卖烟、卖零食。推着一个小破车，上面放着一个木盒子，有玻璃板那种。零碎还有些棒棒糖、泡泡糖、火柴。她在人们喝茶下棋唱歌的地方，端一张小板凳，坐着摆摊儿……”
“我看到她时，她还没看到我。”
“我第一反应是躲。赶紧转过身去，想跑，但挪不动腿。我感觉像有两面墙在夹我，喘不过气。然后他们打人了，我听到我妈叫，怎么打人啊！”
“那一刻我终于受不了了，蹲下，捡了块砖头，站起来追上去就拍了他们。他们还没反应过来，我拉上我妈就跑了。”
弹簧停了很久很久，没说话，仰着头抽烟。一颗泪终于还是顺着鬓角滚进了他的耳朵。他擤了擤鼻子，抹了一下耳朵，然后转过身，头低下来，肘支在桌上，盯着自己的碗，说：“这事儿，就像一根鞭子。我跟我自己说，要混出个人样来。”
长夜寒静，天上无星，城市的灯光将夜空染得什么也看不见。我们静静地，像两只离群的野兽，站在漆黑的原野深处，眺望虚无的方向。
第二章
我们的生活在江边，日子却如止水。那是独属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简陋、寂静，时间仿佛比现在走得更慢，天光更长。长大后都成了游子，在有大江大河的城市，总想起故乡，想起儿时的天青白，雾雨淡，四季不明，终年灰绿……
但也仅仅是想起而已，游子谁都不泊岸，谁都不回去。
记忆中的厂子，是座静静的围城，心安理得地衰老，在太阳下坐藤椅上打盹儿，任时代像个顽童，在眼前蹦跶吵闹，转瞬之间，跑不见了。
日子尽管平静而卑微，但微澜之间，偶有投石。在我出生之前，邱家孩子淹死在江里一事儿，算一块石头，打破过大院生活的宁静。
漫长夏日，厂里的人爱跑去江边游泳。那个下午，同去游泳的几个孩子都是七八岁的男娃，只顾着自己疯玩，谁都没发现少了她。
上了岸，拎着衣服走了一段，最小的那个才突然问：“邱叶呢？”
众人脚步停了一下，最大的那个回头看了一眼江边，回过头来说：“自己回去了吧！她就在江边踩水，衣服都没脱！”
他又看看四周：“衣服也没在这儿啊。”
队伍中间有个孩子不耐烦地推了一下前边那个人：“快走呐！”
众人的脚像被上了发条，就这么走了。
到深夜，邱家找上门来的时候，几户人家才慌慌张张地拎上自家孩子，打着手电筒满江边搜寻。
人们的呼喊声像某种遥远而神秘的歌声，随着一束束手电筒发出的萤火，沿着江边回响，传得很远，很远。
没有找到尸体，一天两天、一个月两个月之后，寻遍下游各处回水湾，都没有。正是独生子女政策刚刚施行的年头，邱妈妈结了扎，生不出来了。他们家哭天抢地，可戏码演久了，人就看烦了，像祥林嫂丢了阿毛。
邱家烧了孩子的所有衣物、玩具，抹去一切痕迹，从此绝口不再提。抱养邱天，是第二年的事。从极贫困的乡下找来，据说刚好和邱叶是同一天生日。
邱天自小在父母的万般溺爱中长大，生生给惯得骄横无比。她家家境稍好，有一台老式的彩色电视机，我一放学就爱厚着脸皮赖在她家里看电视。偶尔来人不少，一屋子汗臭小屁孩守着电视机傻乐，八一厂或上影厂的黑白水墨动画，《小蝌蚪找妈妈》之类，重播多次了，还是照样看。可是每到晚上七点，她父母就堂而皇之地切掉我们的节目，《新闻联播》片头音乐应声响起，那沮丧顿如倾盆冷水泼头而来。播音员字正腔圆的普通话，回荡在整个公用走廊，四下“噼里啪啦”炒菜的声音也遮掩不住。
邱天很生气，眼见我们纷纷耷拉着脸，作鸟兽散，她急得跳起来大声问：“爸爸！这《新闻联播》有多少集啊？什么时候完？”
她爸爸说：“《新闻联播》没有集，永远不会完。”
我们听了，都不信。
子弟校的同学，大都是邻居，一家家都住在生活区的联排宿舍里。有平房，也有双层楼。不论青砖或红砖，屋内格局皆一进一，两间房。室内并不宽敞，为了利用空间，门口的走廊兼阳台便沦落为仓库，被各家各户用于堆放杂物、锅灶，很快就变得狭窄而逼仄。
放眼望去，那走廊上的杂物，像是一叠又一叠生活的佐证，如此靠实，如此沉默，灰尘像它们身上的皮肤一样。它们就这样一日日、一年年地堆砌起来，堆成了人们的一辈子，又一辈子。
那是毫无隐私可言的生活——人们住在一起，工作在一起，买菜在一起，洗澡在一起，孩子上学在一起。邻居之间，每家每户来了什么人，有谁得病了，晚上吃了什么菜，奖金拿了多少钱，孩子考试多少分，一目了然。
每一天下班的广播号声响起之后，从生产区流出的自行车像洪水，纷纷涌上街道，“叮叮当当”奔向菜市场，奔向家属区。整个家属区很快恢复人气，六七点光景，一片炒菜做饭的炊烟袅袅，噼里啪啦，香气扑鼻，家家户户围坐吃饭；八点，碗洗完了，大人们抱着婴儿四处散步，大声聊天。
而我们这一大帮小孩子，做完了作业，成群结队地出来玩耍，追逐打闹，亡命奔跑，捉迷藏，踩影子……尖叫声，大笑声，呼喊声……那时候不知何处而来那么多快乐，在破陋的家属区久久回荡不散。
直到十点之后，家属区才渐渐恢复宁静，遁入睡眠。在那样的夜里，江边的挖沙船，总是从远处传来机械作业的轰鸣声，在万籁俱寂之中，催眠曲一般伴我入梦。
如此日复一日，构成了我头脑中对于生活这个概念的最原始的理解，以至于无论多少年后，我回想起雾江，第一个跃入脑海的，竟然就是那夜晚江畔挖沙船的声音，在睡梦的边缘徘徊，像极了远处的神秘异兽在吼叫。
邱天长得好看，小小一张脸，肤白胜雪，杏眼柳眉，吃穿都讲究，比起我们一个个黄毛丫头臭小子，像天外飞仙。但谁也没法将这一张甜美的面孔和她的性格联系起来——儿时的邱天被父母惯得豪强霸道，动辄抢人东西，打人，耍横。
大人们都用讳莫如深的语气叫我们：“多让着她一点儿吧，乖。”
“凭什么！”我们相当不满。
大人说：“你们不懂，长大再给你们讲，听话。”
小孩子可不管这么多。放学路上，不知道因为什么事儿，她在路边跟人扭打起来，所有的孩子都围过来起哄。没人站在邱天一边。
一定是那个孩子从家长口中听到了什么，他冲她吼：“你根本就不是你爸妈亲生的！你是捡来的！农村的！生下来没人要！你死了姐姐了不起啊！你才该死！你们全家都该死！”
邱天愣了好长好长时间，恼羞成怒地，突然猛扑上去掐那个孩子的脖子，死死不放手。
一边是红脸，一边是紫脸，差点就要闭气。好不容易被拉开来，邱天气得扭头就跑，猛推开旁人冲上马路。
一辆货车刚刚冲过来刹不住，她几乎直接睡在了轮子下面……
一片血泊，一片混乱。人们叫得声音都变样儿了。七手八脚地，就着那辆货车把她送去了医院，车座车门上全是血，一路滴。
几天后她在医院苏醒过来，周围一片煞白，想不起自己在哪儿。父母摸着她的头，掉着泪说：“医生要保你的命，要把你的腿给锯了。”
她几乎没听懂。见大人们是认真的，又轻轻地问：“他们什么时候锯我的腿？”
“……已经锯了。”
我没有想到血缘这个东西，如此微妙，如此强大——自从知道父母不是亲生之后，邱天如同被抽走了底气，突然不再开朗，也不再骄横。截肢后的邱天，一夜之间变得如此沉默，沉默得像一只影子，徘徊在我们热闹的童年之外。
她回到学校，来了我们班。那天的她，妹妹头，红裙子，像一颗樱桃。拄着拐杖，一直低头，低得看不见脸，只有黑黑的妹妹头轻轻随脚步摆动。孩子们都屏住了呼吸，目光黏在她身上，眼球随着她的移动而移动，轻轻扭转头。
直到她慢慢地坐了下来，坐在了我的身边。
这一同桌，就是近十年。十年间，日子如一片青草，除了翠绿还是翠绿。晴光下，它散发出植物的辛香以及泥土的腥湿之气。但草地只是草地，没有花，没有树，总归是单调的。岁月渐渐播撒了那么多种子在草地上，我们的生命才得以变成森林。
幼年时，许多次春游，邱天都没有机会参加，因为我们总是被带去爬山。
那是多少年前的下午，我们去往一座山里的老教堂。老教堂已有将近一百年历史，连同教堂旁边的神学院，矗立在半山腰。教堂已经废弃多年，青苔舔着白墙，半壁沧桑。教堂前是一片树林，阴翳宁静，阳光透过枝叶，洒下星星点点。耳边偶闻鸟啾禽啁，像意外踏入一块秘境。我第一个到达，因为长时间爬梯奔跑，我的心跳狂莽而剧烈，像鼓声，但眼前的一切就像一只宽厚手掌，抚摸我安宁下来。
我还从未见过西洋建筑，对教堂感到格外惊奇。它像个暮年老人，静静坐着打盹儿，任由我绕膝打转，轻轻伸手触它，抬头仰望它破旧的钟楼。
累了，坐在山崖边的一块大石头上面休息。清风如丝缎般撩动，眼前格外开阔。天色青白，日光和煦。正值南方的春天，灰绿色的丘陵、田野、城镇，安安静静地铺到视野尽头，像巨幅刺绣上一个个细密的针脚。
天空中，一大片鸟群似水面的浮萍，聚散不定，在辽阔天际肆意游荡，掠过头顶。
极其遥远地，我听到了一段广播体操的喇叭声，来自不知名的远处。声音淡极了，混合着一两声更加遥远的犬吠、鸡鸣，隐隐约约，若有若无。人间如此生动而遥远，丝丝入扣，那一刻，无来由地，兴许是生平第一次，我感到人间广漠如谜。我像一个不断失败的猜谜者，终于放弃一切，吸一口气，闭上眼睛，任阳光抚摸我的额头。
光明的力量在于，即使你闭上眼，眼前还是那么刺亮。
小学毕业前的最后一次春游，终于没有爬山，老师们带我们去“飞机坝”。那曾经是民国时期的一个军用机场，停用了几十年，如今只剩一大片草地，废弃的飞机跑道像外星遗迹一样镶在绿地上。终于不再是爬山，老师在宣布消息的时候，特意请邱天一定要参加。
又是一个甜蜜的晴天，像蜜糖一样，糯溽、粘连、柔软……阳光是液体的，像糖浆状的大海。我们带着南方春天特有的春困，一个个脸蛋都晒得发烫，坐在草地上唱歌、跳舞、打哈欠，吃了很多零食。
玩游戏的时候，我们围成一个大圈，把邱天围在中间，要她表演节目。
她羞涩极了，忸忸怩怩了很久，任凭我们一遍又一遍地哄她鼓励她，都没有用。她还是支着她的小拐杖，站在我们围成的圆圈中间，低着头盯着自己脚尖，好像我们是在审判她。
就在她忸怩到大家快要失去耐心，老师彻底放弃，乐于表现的弹簧都快要按捺不住站起来接替她的时候，她突然淡淡地、小声地，唱开了——好端端一首著名西德电影插曲，被她唱得颤颤抖抖，声若蚊呐：
小小少年，很少烦恼，眼望四周阳光照。
小小少年，很少烦恼，但愿永远这样好。
一年一年时间飞跑，小小少年在长高。
随着岁月由小变大，他的烦恼增加了。
班上为了照顾邱天的方便，将我们的座位固定下来，不用每周调换：第一排右边，靠近走道，离门口最近。学校生活对她来说，上厕所是最麻烦的事。那年头厕所都是一条通坑拉到底，有隔断就不错了，哪来残障设施。邱妈妈给她带去一张中间镂空的凳子，架在我们那层楼女厕所的条坑上，做成一个简易的临时坐便器，不然她单靠一条腿没法蹲下来。
直到她出国之前，这张凳子都一直跟着她，旧了再换新的，像一则无法破除的恶咒，紧紧跟随。学校组织春游、看电影，一切集体外出的情况，我都义务帮她带着凳子，等她要上厕所的时候，再由一个女生陪同，帮她放在厕坑上。
邱天自尊心很强，为了不让人看到她如厕的样子，她永远选择在上课铃响，众人都回教室的时候，再独自如厕——毕竟她迟回来一点，老师也不会怪罪她。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那次她在厕所摔倒时，里面空无一人，连一个扶她起来的人，都没有。
上课有十分钟了，按平时的话，她应该回来了。班主任看看我旁边的空位，停下来，皱着眉头问：“邱天去哪里了？”
我摇头：“不知道。”
一个女生犹犹豫豫地站起来，说：“报告老师，刚才看到她进厕所了。”
老师说：“那你过去看看怎么回事。”
一分钟之后，远远地听到那个女生惊慌失措地跑回来呼救：“来人啊，邱天摔倒了！”
我当时什么也没想，本能般第一个猛冲出去，根本没有意识到那是女厕所，就这样直直跑了进去——
凳子的腿折了，斜斜卡进蹲坑，拐杖横在她身上，那场面简直乱得如同一堆垮了的积木。邱天昏厥过去，人事不省。她像那张折了腿的凳子那样，歪斜倒在厕所最后一间隔断的角落里——
她还未穿上裤子。
我就这样无意间突然撞见了她裸露的下身，整个人一下子僵住，呆若木鸡，脑中一片空白，肢体都动弹不得。班里的女生们随后就跟进来了，扑上去手忙脚乱帮她穿上裤子，扶她起来。一个女生叫我：“邵然，快点背她去医务室！”
我这才回过神来——顾不上什么了，赶紧背上她，“咚咚咚”往校医务室跑。老师年纪大了，吓得面如土色，跟在我们后面踉踉跄跄下楼。
邱天躺在病床上，校医对我们说：“可能是脑震荡，快点送去大医院，看看是不是鼻梁骨折了。”
那时的我们都是无知的，关于爱和善良，我们的表达如此笨拙。
帮过忙的女生，把这件事洋洋洒洒写进周记里。老师也是好心，出于很明显的正面目的，特意等邱天康复返校之后，把作文拿到班里来念。
可是谁都没有想到，老师在台上念着念着，邱天却低下头来，咬着嘴唇哭。
我们刚开始还以为是所谓的集体温暖叫她感动，却没想到她越哭越厉害，几近上气不接下气，以至于最后完全失控，放声大哭，号啕不止。
教室里鸦雀无声。
那哭声撕心裂肺，像房间里的一头大象，还在渐渐膨胀，挤压得每个人都变了形，几乎无法呼吸。
我们不理解，连老师都不理解。老师露出一种极其意外而扫兴的表情，拉下脸来，说：“邱天同学……”
突然，老师又不好说什么了。她极为苦恼地取下了眼镜，停止了念诵，将周记本反扣在讲桌上，以万分沮丧和无奈的表情看着邱天。
哭声还不见消减，仿佛一个世纪那么长的几分钟过去了，还好，救命的下课铃声终于响起。
老师垂头丧气又无可奈何地，默默整理教案，准备离开教室。走出去之前，她走过来对我低声嘱咐：“你留下来，好好安慰一下她。等她好了，叫她到我办公室来一下。”
同学们陆陆续续站起来，不像往常那样喧闹欢快，只是安安静静地，纷纷离开了教室。
下一节，是体育课。
我坐着没动。
人走光了，整个教室空空荡荡的。她哭累了，趴在课桌上，像一只奄奄一息的鹿。
又过去好久，她直起身来，默默埋头在抽屉里找纸巾擦泪。
我没有纸巾，刚想凑近安慰安慰她，问问她为什么哭，她却铁青了脸，抬起头来警惕地看着我，猛地抓住一个圆规，“啪”的一声，把圆规压在课桌的三八线之处，尖的那端对着我。
我惊讶地望着她。
她以一双哭得通红的眼睛，极其绝望地盯着我，嘴唇被咬得出了血，一个字一个字地警告我：“不准越过，不准碰我。”
刚残疾那几年，邱天孤僻至极，不与人说话，在我面前，她脾气坏到了极点，像一把利刃，未经生活的锈蚀，格外锋利，伤人十步以外。我们同桌，可她有时候能连续几天完全不跟我说话；有时候又突然因为一点小事，一旦周围没人，就会失控地对我大哭大叫，摔东西，狠狠掐我揪我。
我所有的文具都是坏的，都被她摔过。我不明白，为什么她对所有人都如此内向、如此沉默，却独独对我一个人凶。
只能说——或许是从我无意中看到了她的下身，看到她如何摔得像一张破凳子一样歪斜在厕所一角——看到她当众号啕大哭的那一刻起，我内心某种内疚与同情，叫我面对她时心态格外复杂。
她莫名其妙凶我，我也生气。但我生气时有选择，我可以不理她，我可以跑出去打球，和同学们玩。跑跑跳跳，也就忘了。
但她没有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