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我看过，但我也说不了什么，你还是去问张开济、吴良镛他们吧。”
“安德鲁说，一个中国人到巴黎设计了卢浮宫扩建工程，和一个法国人到天安门附近设计了大剧院，是一种很对称的感觉。你赞同他的说法吗？”
“安德鲁设计的大剧院跟我设计的卢浮宫扩建工程是两回事。”贝聿铭开口了，“我的设计就是一个玻璃金字塔露在外面，我很注意保护卢浮宫原来的环境。安德鲁的机场设计得很好，但这个大剧院能不能跟周围的环境协调，我不好说，我不好说。”
听得出，贝聿铭对安德鲁的这个作品持怀疑态度，并认为它的设计无法与卢浮宫扩建工程相提并论。
结束了在中国银行总部大厦的参观后，贝聿铭和记者们来到一个会议室。
“现在北京的城市天际线好吗？”有记者问。
“不好！”贝聿铭不留情面地回答，“过去北京的天际线非常美，北京有许多美丽动人的地方，只是你们看不见了，因为它们被丑陋的建筑遮掩了。”
“一个至关重要的决定在1950年代由毛泽东做出，就是拆除北京的城墙并修建环路。这遭到了一些建筑师的激烈反对，他们认为应该在老城之外建设一个新的行政中心区，并保持老城的原貌。如果城墙还在，北京就不会像今天这样。城墙倒下了，这个城市的发展就失去了控制与连贯性。这是不好的，也是错误的。”
“北京的发展很快，总是在变化，每次回来，都在变。但是，北京只有cityplan（城市规划），没有urbandesign（城市设计），这样建筑就很难搞好。必须把urbandesign搞起来。北京应该向巴黎学习，巴黎把新的、高的建筑放在了古城之外的德方斯，古城保护得很完整。”
我接着提问：“把新建筑放在古城之外建设，是不是也应该包括像中国银行总部大厦这样的房子？”
“可是，北京现在拆得太多了，还有多少完整的胡同、四合院呢？现在太迟了！”贝聿铭说。
非常建筑 置身故乡的漩流
2002年4月26日，贝聿铭85岁生日。
就在这一天，贝聿铭乘坐的飞机穿过太平洋，降落在澳门机场。
旋即新闻传出：早已宣布“收山”的贝聿铭，将重新“出山”，为澳门设计科技馆。
贝聿铭通过媒体表示，自己希望能为回归祖国后的澳门做一些事情，因为他是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出生的建筑师。
2002年4月29日，贝聿铭夫妇与儿子贝定中、贝礼中出现在他的故乡苏州。同一天，国内建筑、规划与文物界的一批著名人士从四面八方星夜赶至。
他们是贝聿铭点名邀请的，包括两院院士吴良镛，国家级建筑设计大师张开济，两院院士周干峙，中国文物学会会长罗哲文，中国科学院院士、国家级建筑设计大师齐康，东南大学教授陈薇。
他们来到这里，只是为了参加一个短短三个小时的聚会。但是，这次聚会不同寻常。贝聿铭要向大家宣布一件他的建筑生涯中的大事，这就是他要给自己的家乡设计一个作品。
贝聿铭要设计是苏州博物馆，其建设地址距离贝氏故宅狮子林不过数百米之遥。
始建于14世纪的江南名园狮子林以大规模的假山著称，乾隆皇帝曾五游狮子林，对其喜爱不已，下令于北京圆明园、承德避暑山庄内各仿建一处。
1918年，贝氏家族买下狮子林，贝聿铭在那里度过了自己的少年时光。
在假山里面嬉戏，少年贝聿铭痴迷于中国古典园林艺术。太湖石的制造过程令他感慨不已：匠人们要把采到的岩石沉入河流湖泊里存放整整一代人或更长的时间，让水流把它们冲刷成奇特的形状，然而再经精心打磨才能用来造园。
后来，贝聿铭赴美留学并在美国创办建筑事务所开始奋斗生涯，他以太湖石来比喻自己的成长：“我曾经被放置在许多不同的湖泊和溪流的边缘，或者说，经常被搁在水中央。而我的建筑物和别的任何一位建筑师的一样总被不断地从水中拖出，再收回。但愿这些建筑物的形状是经过极其谨慎的挑选的，而且是极为谨慎地放置在那里，可以与周围磨砺它们的漩流相应和。”
设计苏州博物馆可能将贝聿铭再一次推入激荡的漩流中。博物馆的建设地点极其敏感，它位于苏州古城之内的园林密集区，南望狮子林，东临拙政园，与太平天国忠王府仅一墙之隔。
拙政园与狮子林均为世界遗产，其周围街区的建设受到严格的限制，贝聿铭要在那里搞设计，难度可想而知。
这让人联想到贝氏家族在收购狮子林之后所做的一项扩建工程——在池塘内建了一个体形庞大的石舫。1982年，贝聿铭故地重游时曾以手掩面，作不忍目睹状：“说实话，我的家族毁了园林。原来都是流水和石头。他们添加了太多建筑物。”
为了梁思成的握手
“打起精神读书，放开量去饮酒。”在苏州忠王府内，吴良镛念起了墙上郑板桥的对联，饶有兴趣地说，“前面一句尚能勉强做到，后面那句就难了！”
与贝聿铭聚会之前，4月30日上午，吴良镛、周干峙、罗哲文、齐康、陈薇一行赴忠王府参观，并考察苏州博物馆建设地址。
抵达苏州的前两天，吴良镛在北京也度过了自己的生日。4月27日，他接受了全国政协副主席宋健、中国工程院院长徐匡迪、中国科学院院长路甬祥、教育部部长陈至立、北京市副市长刘敬民等人对他80岁生日的祝贺。
在清华大学为他的生日而举办的学术座谈会上，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荣誉教授韦湘民在发言中说：“如果我是一个魔术师，我就会让8万只气球从天花板上飞下来，来庆祝这个美妙的时刻并感谢吴良镛先生对国际建筑界的贡献！”
吴良镛与贝聿铭的人生，是成功故事的两个版本。
1948年，哈佛大学年轻的助教贝聿铭在纽约拜访了担任联合国大厦设计顾问的梁思成，梁思成动员贝聿铭跟他一同回国投身建筑事业。可面对国内的战争局势，贝聿铭的父亲建议等事态安稳后再考虑此事。
梁思成回国后，把他在清华大学的助手吴良镛推荐到美国匡溪艺术学院读书，受业于著名建筑大师沙里宁。1950年，吴良镛在收到梁思成的一封信之后，冲破重重阻挠回到中国。贝聿铭思乡甚切，却一直未能成行。
在美国，贝聿铭以肯尼迪纪念馆、美国国家艺术馆东馆等作品，奠定了无可争辩的现代主义建筑大师的地位。他设计的建筑遍布世界各地，主要作品40多座，其中有22座获奖。
在大洋彼岸的中国，吴良镛投入到火热的国家建设之中。从1989年的《广义建筑学》、1999年的《北京宪章》，到2001年的《人居环境科学导论》，吴良镛迎来了一个理论丰收的时节。
在贝聿铭召集的这次聚会上，他与吴良镛的握手将使人们联想到站在他们身后的梁思成。
1979年贝聿铭落笔香山饭店之前，来到扬州鉴真和尚纪念堂，这处唐风浩荡的殿宇是梁思成最后的建筑作品。在这里，贝聿铭徜徉不已，找到了香山饭店的墙面划分与门窗周围线脚的设计灵感。
也是在这一年，吴良镛提出了一个多中心发展北京城市的规划设想，这正是梁思成当年未了的心愿。在北京市科协召开的北京市规划座谈会上，吴良镛对“彻底改造”旧城提出批评，大声疾呼：“为古建筑请命！”“试想如果照有的报上所宣传的北京‘现代化’城市的‘远景’所设想的那样‘将来北京到处都是现代化的高层建筑，故宫犹如其中的峡谷’，那还得了！”
非常建筑 张开济的愤怒
在忠王府里，图纸打开了，一行人查看苏州博物馆的基地状况。
基地的主体位于苏州古城东北街与齐门路相交的十字路口的东北角，平面呈不规则的三角形；十字路口的东南角还有两块细长的用地，一条小溪从中穿过。整个建筑用地不到1公顷，从中要盖出1万多平方米的房子。
“用地还是很紧张的，而且这里肯定要控制建筑高度。”周干峙说，“看来地下空间的利用是免不了的，可以考虑建地下通道，将南北两部分连起来。”
“设计任务书还应该细化。”吴良镛提议，“应该对博物馆的展陈和其他功能作出更为深入的研究，并提供给建筑师，这样他才好下笔。否则在设计过程中突然提出来，就容易把原来很理想的设计方案弄走样了。”
苏州博物馆的建设基地尚未腾空，车行一周，仍可见旧式民居。
这块极不规则的用地让人联想起贝聿铭1968年设计的美国国家艺术馆东馆，那块用地被称为华盛顿最不规范的地产，同样是位于一个情况复杂的道路交叉口。可是，贝聿铭合理利用地形，在梯形地块中设计了由两个三角形组合而成的建筑，获得了巨大成功。
考察结束后，一行人来到苏州会议中心座谈苏州环护城河环境整治规划及山塘历史文化保护区的保护方案。
座谈会上，91岁高龄的张开济颇为激动，他的眼睛被苏州会议中心——这组位于苏州古城之内庞大的米黄色建筑群刺痛了。
“苏州粉墙黛瓦，尺度宜人。”张开济说，“但是，这次来，在古城里面看见许多很大的楼，米黄色的大楼。不知哪位花这么多钱来毁坏苏州的城市风貌？我认为愚不可及。”
“你说的就是这个会议中心吧？”周干峙在边上帮腔。
张开济一笑：“不知谁出的主意？一个城市最重要的有两条，一是轮廓线，二是色彩。远远一看一个米黄色的大洋房，大煞风景，我看了以后特别难受。这反映了苏州的领导文化素质不是太高。”
对这个会议中心，吴良镛、周干峙也甚为不满。有一次他们甚至拒绝在此下榻。
“一定要向前走”
主角终于登场了。
4月30日下午3时，贝聿铭出现在会议中心的电梯口，他看上去神采奕奕，走起路来昂首挺胸，还一手搀起了比他长6岁的张开济。
贝聿铭一到苏州就到四处游览，还品尝了各种小吃，思乡之情甚笃。由于长途旅行，他的腰疾复发，苏州方面特地为他请来了名师治疗。
“中医按摩很管用！”贝聿铭边走边对张开济说，“今天上午我连走路都困难，现在可以了。”
贝聿铭与儿子贝定中、贝礼中一行在会议室里坐下，对面是他请来的客人和苏州市的官员
他的开场白使会场气氛活跃起来：“我和开济兄说话，一半苏杭话一半普通话，你们要原谅。我想今天大概要说普通话吧，我讲得不好，请你们原谅。良镛兄是我的老朋友，可以说他是全世界闻名的。你要到哪一个国家，说起中国的建筑，大家都说我认识吴良镛。这是真的，不是假话。”
“周干峙老兄呵，我们1978年见面，那是谷牧副总理请我去谈建筑的问题，请我在长安街边上造高楼，十几层。我对他说，我不想在北京造高楼。他说，既然你不愿造高楼的话，你到北京郊外找块地好了！所以找到了香山。”
“这次到苏州来，也有相同的问题。那时候到北京，中国还没有对建筑和文物表现出一定的方向，现在有了。有很多人说在浦东造高楼是不对的，有人说在北京造国家大剧院也是不对的，我在美国也听见了。可是什么东西对呢？哪一条方向是对的？我也不知道。总而言之，我知道往新的方面走是免不了的。我们进21世纪了，一定要向前走。那是一定的、确定的。”
“但在苏州说起来，又不同一点。我觉得苏州固有的文化相当强，所以在这里要做建筑并不是容易的。苏州的文明、苏州的文化一定要表现，同时，苏州也要进21世纪，那也是免不了的。两方面是否有冲突，是否有矛盾，我现在还在考虑中。今天，几位专家在这里，你们在中国建筑界都是最重要的，希望能给我们一点意见、参考！”
非常建筑 “最喜欢的最小的小女儿”
吴良镛第一个发言，他把话题引回到香山饭店：“香山饭店不是很容易设计的，贝先生前后两次拿着方案在北京找一些老建筑师开座谈会。第一次贝先生放了一些幻灯片，说了他的设计构思，一个要尊重历史文化，一个要新，要走在时代前头。第二次开完了会，贝先生跟我说了几句话，他说他有把握了，不会失败了，因为他有两条，第一用当地材料，第二采用庭院式的，跟环境结合起来。对不对？”
贝聿铭幽默道：“我没有说我有把握呀。”会场上一阵笑声。
“你说不会失败，我听了以后也很受启发。”吴良镛接着说，“今天苏州博物馆所面临的，的确有新的挑战。因为在苏州城里头，又有几个重要的古建筑在旁边。如果是一般的国外建筑师来承担这个任务，我非常不放心，因为他们不了解中国文化。他的那颗心，不是苏州的。这个建筑既要代表时代，还要代表苏州的文化和历史的特点。”
周干峙的发言也同样从香山饭店开始：“早在北京香山饭店落成的时候，我就有一个心理，觉得这个建筑放在苏州多好。我知道贝先生是苏州人，他做的这个东西，骨子里就是苏州的。所以我听说贝先生要在苏州盖这个博物馆就非常高兴。我觉得这个东西一定能做得很好，而且这个地点离贝先生的老根没有几尺远。”
张开济向贝聿铭竖起了大拇指：“法国人现在认为贝先生很了不起，可当初卢浮宫扩建时，法国建筑界是很不服气的，是不是啊？”
“他们差不多骂了我两年。”贝聿铭叹道，“两年啊！”
“但是，贝先生太岁头上动土，盖出来后影响好极了！”张开济说，“中国建筑师能够在法国这么重要的地方留下设计，这不仅是咱们建筑界的光荣，也是中国人的光荣。我是活到老学到老，贝先生可能觉得我这个学生太老了！”
贝聿铭露出腼腆的笑容，连声致谢。
十几岁即师从梁思成的罗哲文，在发言中引述了恩师的观点：“梁思成先生提倡中国的建筑设计应走‘中而新’的道路，这在今天仍是有现实意义的。苏州博物馆的设计不但要‘中而新’，还应该‘苏而新’，要有苏州的味道。这个建筑还应从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出发，不能破坏文物建筑原有的环境。”
以设计南京大屠杀纪念馆而闻名的齐康，打开了自己的草稿本，那里面有他刚刚画出的苏州博物馆平面构想图。
“我想就设计问题发表一些实质性的意见。”齐康的发言直奔主题，“这个博物馆的设计有三条路子可以选择，一是传承，二是转换，三是创新。完全走第一条路是很难的，因为这个地方，周围的建筑规模都较小。而要创新，又必须在传统与历史文化的基础上做。因此，我认为应该在第二条与第三条道路中找办法。”
他谈了自己的设计构想：“我觉得建筑的西南角可以高一些，往东北走可以低下去，低下去的空间可以种树，实现与传统园林的过渡。”
这个想法得到陈薇教授的赞同，这位年轻的博士生导师精通园林艺术，她在发言中借用“独上西楼”、“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的诗句来表达对这个建筑的寄望：“西楼是园林中颇有意境的建筑，苏州博物馆位处忠王府与拙政园以西，正可取‘独上西楼’之意，形成可远眺拙政园，与之相映生趣的对景。传统与现代，常言道：剪不断理还乱。它们确实无法剪断，但我们相信贝先生肯定是理不乱的！”
各位专家的发言结束后，贝聿铭说：“你们给了我肩上那么多的责任。我觉得这是非常大的挑战，可以说也是我最末了的挑战。因为我早就退休了。在我退休的这12年间，我接受的工作大部分都是比较愉快的、简单的，不像这样的。这是我的故乡，不能轻易地做，可是我的精力也是有限的。我觉得身体是来一次有问题一次。所以我跟你们老实说一声，我接受这次挑战。这是我最后的挑战，也是我最难的挑战。”
吴良镛鼓励道：“我记得有人问贝先生，哪个作品是他最满意的。贝先生说，这好比我有5个女儿，我不好说哪个女儿我最喜欢。但是，您又说了一句：你一定要我说的话，最近我在巴黎做的卢浮宫也许是我最喜欢的。今天我感觉，可能苏州这个博物馆做好之后，将是贝先生您最喜欢的最小的小女儿！”
座谈会结束后，贝聿铭推迟了原定于5月1日离开苏州的行程。次日一早，他出现在忠王府熙熙攘攘的“五一”节客流中。在那里，他等待着灵感的迸发。
福斯特如是说
“并不能说我和贝聿铭之间存在竞争。你要知道，我们俩的作品是在不同的时间完成的，而且各自面对的情况都不一样，因此所谓的竞争是不存在的。”2003年10月21日，诺曼·福斯特在北京接受我采访时，谈到了贝聿铭。
他特地为出席中国建筑学会年会而来，并展示了他的事务所完成的北京首都机场扩建方案。
贝聿铭长福斯特18岁，从年龄上看，他们是两代人。这两位世界著名的现代主义建筑大师、普利茨克奖获得者数度“狭路相逢”的故事，充满戏剧色彩。
二十多年前，福斯特在香港完成汇丰银行的设计之后，贝聿铭从美国赶来，在汇丰银行的边上，设计了中国银行香港分行大厦。
汇丰银行大厦以其开创性的内部空间设计成为经典建筑，中国银行香港分行大厦则以节省三分之一钢材的纪录和蓝宝石般的外观，成为香港的新地标。
几年之后，福斯特在香港完成了世界最大的机场建设项目——香港新机场的设计，并获得巨大成功。
同样的故事又发生在德国柏林。两德统一后，福斯特执笔德国新议会大厦的设计，在一个老建筑的顶上建造了一个巨大的玻璃穹顶，成为德国统一的标志，并招徕每年300万人次的游客。
贝聿铭也来到了柏林。他应德国总理科尔之邀设计了另一处标志着德国统一的建筑——德国历史博物馆新馆。2003年5月，这处新馆开业时，当地一家报纸的标题是“柏林为贝聿铭欢呼”。德国文化部长在开馆致辞中表示，这座建筑物证实了自己是建筑史上不辱先贤的继承者。
福斯特与我谈起了他与贝聿铭在香港的故事，“我在香港设计了汇丰银行大厦之后，这个城市的规则发生了变化，对建筑高度的控制放松了。这样，贝聿铭就设计了一个更为高大的建筑。但是，香港汇丰银行的设计是一个很好的经验，二十年后，这家银行又邀请我们在伦敦设计了他们的大厦。”
说到这里，福斯特拿出笔和纸，边画边说：“你看，过去的高层建筑都把管道、电梯、卫生间等安排在中心位置，而在香港汇丰银行，我们把这些设施放到了建筑的两侧，使内部成为一个大空间，不但能灵活地使用，还可将太阳能从顶部引入，并予以重新利用。这种全新的结构，已使这个建筑成为当地的象征，并被印到了港币上。”
“我们在东京设计的千年塔，也采用了这样的思想，在建筑的内部断开几层使外部环境能够渗入，以解决生态问题。法兰克福银行也是这样，建筑是空心的，实体建在外围，隔几层我们就建一个可让人休息与交流的花园，使建筑物的能耗降低为一般办公楼的五分之一。在伦敦瑞士再保险公司攀天大楼的设计中，我们所进行的每一次建筑变形，都是为了实现建筑物的自然通风。”
福斯特说：“贝聿铭在许多建筑中采用了中国园林的手法，这是很好的尝试。但同时必须明白，我们已是在2003年从事设计工作了，今天的观念跟100年前比已有很大不同了，所以必须考虑到现在的技术、材料、文化、气候等因素。我们所进行的设计，只能是属于那一个场地的设计，它是不可能被搬到别的地方去的。创新是非常重要的，从古到今都是这样，建筑必须反映当代的特点。”
非常建筑 大剧院的“孵化”（1）
“这是一种对称的感觉。贝聿铭的设计是非常现代的，线条简单，它在巴黎的心脏，跟中国国家大剧院一样，也同样是在文化和政治的中心地区。”
保罗·安德鲁将过去的设计付之一炬，拿出了一个全新的中国国家大剧院方案。他说，即使这个方案不被接受，但今后历史会看见，这是最好的。
在此之前，1998年7月，他向国家大剧院工程业主委员会提交了第一份设计方案——以“城市中的剧院、剧院中的城市”为主题，设计这处位于天安门广场和人民大会堂西侧的建筑，其主立面如同一个巨大的面向整个城市的舞台，顶部金色穹顶休息厅可俯瞰市区。
经过评审，这个方案进入了第二轮竞赛。之后，安德鲁又作出调整，使建筑色彩明快起来。调整后的方案被业主委员会要求与清华大学合作进行修改，再与其他三个修改后的方案竞争。这次，安德鲁又作了一次修改，将建筑尺寸略为缩小，将顶部金色穹顶改变为低扁的方形金顶。
“安德鲁的第一轮方案色彩偏暗，我们提出来后，他进行了调整，把色调搞明快起来了。第一轮方案顶部是圆的，被人称为‘火锅’。似乎他知道人们不喜欢这样的设计，他在第二轮进行了修改。”大剧院工程业主委员会的一位官员对我说，“一改呀，我们一看更麻烦了，‘火锅’改成‘烧烤’了，他把圆顶改成平顶了。”
就在这个时候，在一位高层领导的建议下，业主委员会决定将大剧院再向南退70米建设，使长安街增加一块绿地广场。
安德鲁随后提出了一个被他称为是“全新”的设计方案——用一个巨大的钛金属板和玻璃制成的外壳覆盖歌剧院、音乐厅、戏剧场和小剧场，周围是一大型人工水面和公共绿地，观众从水下通道进入其中。
这个方案被列入最后3个送审方案，报国家大剧院建设领导小组。1999年7月，它被确定为实施方案。
“故宫的形式今天已经停止了”
“造型新颖、前卫，构思独特，堪称传统与现代、浪漫与现实的完美结合。”这是国家大剧院工程业主委员会对安德鲁方案的评价。
国家大剧院设计方案经过两轮竞赛三次修改，历时一年三个月，来自10个国家的36个设计单位参赛，先后有69个方案参加评选。
这是中国的国家标志性工程首次进行国际设计招标。
在方案竞赛中，业主委员会曾公开展出了第一轮设计方案，先后召开了8次正式座谈会，邀请了部分全国和北京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艺术家、建筑学家、剧场技术专家及国外学者参观评议。
支持安德鲁方案者称，这个方案的实施，将有助于改善天安门地区缺水少绿的状况，并能在对比之中，与人民大会堂等建筑求得更高层次的和谐，建成后将成为北京新的标志性建筑，极大促进北京乃至全国的建筑设计创新。
1967年，安德鲁在他29岁的时候，因设计巴黎查尔斯·戴高乐机场候机楼而成名。从此，作为法国巴黎机场公司的首席建筑师，他设计了尼斯、雅加达、开罗、上海浦东等国际机场，参与了巴黎拉德方斯大拱门、英法跨海隧道法国终点站等大型项目的建设。中国国家大剧院是他设计的第一个剧院。
2000年3月31日，安德鲁兴冲冲从巴黎赶到北京，准备出席计划在4月1日上午11时举行的大剧院开工仪式。刚到北京，他就接受了我和另一位记者同行的采访。
记者：你认为你的方案最精华的地方在哪里？
安德鲁：首先，这是一个全新的概念，是所有人未见过的方案，又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方案。这是一个很有雄心、创意的方案。这个方案经过严谨的设计，不仅外表很美，而且内部功能齐全，给人很大的享受。这是一个很大的建筑，里面像个城市，有许多街区。在建筑的大屋顶下，设施齐全，可以听音乐，可以散步，有展览，还有其他设施。就是不听音乐，到这里来散步、参观访问，也是一种美好的享受，因为它里面是一个微型的城市。
在欧洲，在法国，大家都在说，在北京建设这样的大剧院，有什么用处？西方歌剧有多少中国人愿意听？但我相信，歌剧与西方的文化，中国人是可以接受的，大家可以在这里得到熏陶，感受到这种文化氛围。应该提高市民的欣赏能力，不是因为他不懂，就不给他。
尽管叫国家大剧院，但它不仅是为爱听歌剧的人设计的，它是为普罗大众设计的，这一点非常重要。大剧院内部设置了歌剧院、音乐厅、戏剧场、小剧场四个部分，但还有第五部分，就是为人民大众的文化生活而创造的活动空间。
所有的部分都是非常好的，在设计这个方案时，中国驻法国大使告诉我，要努力把它做得完美，不要在保守思想的压力下有任何退缩，留下任何遗憾。从一开始，我就认为建筑物无论在内部还是外部，都要给旁观者新奇的感觉，无论从任何角度，都能够获得惊喜。
记者：这是不是一个会引起很大争论的方案？
安德鲁：当然，任何事物都会引起争论，一个新的事物出现，一定会有争议。但旧的必会被新的代替。我的设计观点是，不是去吓唬人，不是要让人吃惊，而是要让人感到惊奇。一个新事物的出现，肯定会令人惊奇。但它又会提出新的问题，这是一件好事。有人提出如何保持传统又有创新精神？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是争论最大的方面。
记者：你最初设计的方案，是在一个方型建筑之上有一个金色穹顶，被一些中国观众戏称为“火锅”。你认为这有中国的味道吗？
安德鲁：我对中国文化传统知道得少，不能说是中国的行家。可是我惟一知道的是，中国历史悠久，文化灿烂。在中国历史长河中，无论建筑还是其他，都没有一个固定的传统，变化是很多的，因为中国的文化灿烂而多样。不能说，北京就是故宫，这不准确。我不能像其他设计师那样，从中国文化中吸取一点东西硬加入进去，这并不好。比如把中国的屋顶、一些装饰物，设计到建筑中去，就不是很大气。其他人都在创新，整个世界都在往前走，任何人，包括中国人和外国人，都没有理由不往前走。外国人也不应阻碍中国往前走的步伐。创新不是对传统的藐视，就像一个孩子，不可能因为长大了、强壮了，在某些方面超过父母了，就不爱他们了。否则，历史就该停止了，大家就不会生孩子了。
我倒想提一个问题给你们：一个圆的建筑在方形的水面上，是什么概念？这个建筑的空间是一层一层的，是环环相扣的院落风格，这是中国建筑的特点。不应该说我一点也不了解中国的文化。中国人在这个建筑中，可以找到中国文化的踪影，在找到自己传统的同时，又看到全新的建筑。
记者：在去年召开的世界建筑师大会上，你提出保护一种文化就应把它置于危险的境地，你的设计是在实践这个观点吗？
安德鲁：是的，的确如此。要保护一种文化，就应发展它，使它有生命力。发展它就会冒险，就会处于危险境地，但不能因此而放弃发展。如不想冒险，我们就呆在平地上好了，但要看到更美的风景，就得爬山去。当然这要在安全的情况下进行。我想指出两点：一是这个设计体现的不是丧失理智、疯狂的想法，而是理性的设计。第二，人们对生活充满信心，就不在乎在生活中冒一点险。但我不是在完全抹杀中国传统，我希望２０年后，这个剧院会被称为中国的建筑。
记者：建筑设计是业主和建筑师互相影响的过程，你感觉是你接受了业主的影响还是你影响了业主，而使他们接受了这个方案？
安德鲁：双方面的影响都有。业主始终在影响着，他们不满意，就会提要求。在这个设计中，我坚持顶着各方面压力，没有改变原则。做了这么几轮，业主还不满意。我记得已做三轮了，他们看来看去还不满意。业主也发现了这个问题，把场地后移了。这是一个重大的改变，不然就难以处理与人民大会堂的关系。那时，所有人七嘴八舌，我简直不能忍受。我准备放弃了，不做了。有过一段痛苦的过程。在这之后，我考虑了很多，有十天的时间十分痛苦，但终于走出来了。从建筑的现代化到高科技方面，我开始有了一个全新的想法。
记者：你能描述一下当时是怎样的痛苦过程吗？
非常建筑 大剧院的“孵化”（2）
安德鲁：这是我私人感情方面的问题，我受伤，因为我投入了感情。但你们要向大众公布，我就有些不好意思了。既然你们想知道的话，（指着坐在身边的他的艺术顾问张如凌女士）她最了解。
张如凌：安德鲁先生在日本大阪有设计业务，去年春节前后，他在大阪，得知第三次修改不被认可，受到很大打击。他从大阪回国，一到机场就让接他的司机把车钥匙给他，自己开车走了，无目的地把法国转了一圈，他不让司机告诉任何人，司机很忠实于他。他到一个地方，就先找到一家酒店，住下来沉思，画图。他非常痛苦，他对自己非常苛刻，着急的时候，他骂自己为什么如此无能？为什么不能让业主满意？我们不知道他到哪儿去了，非常着急。他离开了８天，思考了很多。
记者：灵感是怎么出现的？
安德鲁：从第一轮设计开始，我就有一个弧型方案的考虑，与业主修改规划条件后提出的环境、面积等因素结合思考，弧型方案开始成熟，如同复活的巨龙。这个建筑跟周围环境能够很好结合。在跟人民大会堂配合的问题上，大会堂立面非常垂直，大剧院应成为一个对比。你如果把大会堂的美显出来，又不压抑其光辉，就成功了。于是我把大剧院每个角度都看成一个立面，而不是设计成四个立面，这就与大会堂形成非常强的对比，以显出建筑的美。天上的阳光洒过来，不同的时刻，在大剧院上面显现不同的色调，这又与大会堂形成反差，形成对话，我把阳光反射的优点集中起来了。
记者：你一向以设计机场而闻名，这次大剧院方案是否从机场的设计中获得了灵感？
安德鲁：整个设计方案是想给人以全新的感受，观众在大街上走，被带入剧院，这是一个全新的视野。我在机场设计中，在剧院设计中，都看重人的因素，在剧院考虑观众如何看表演，艺术家如何演出，这是一个动态的而不是静止的过程，我必须考虑观众从家里出发，到这里如何活动，艺术家怎样到达这里进行演出。所以不能是静止不动的。
记者：这种动态，在机场里和剧院里是一样的吗？它们之间有何联系？
安德鲁：尽管在机场里、在剧院里，都是动态的，但它们也有不同。在机场里人们急冲冲地，但在剧院，他们可以事先准备得充分些，在那里呆的时间长一些，可以保持最长的快乐。人们到剧院，从进门开始，就是一个梦幻般的感觉，这里是艺术的梦境。而在机场，也有一种梦幻般的感觉，飞机要冲向天空，要去冒险，这也是梦境。但在飞机上，人是不可以随便走动的，但在剧院，就要有活动的空间。
记者：有人说这个大剧院从水面之下入内，与戴高乐机场从候机楼通往卫星厅的感觉相似，因为它也是从地下通过，尽管是从道路之下通过。你这样认为吗？
安德鲁：在建筑上它们是有区别的。戴高乐机场是从道路之下穿过，大剧院是从水下穿过，它给人完全不同的感受。在中国很多书中，都有这样的描述，就是穿过一片水，就可看到不同的世界。很多国家也有类似的故事，说翻过山脉，就可以看到不同的风景。
记者：有人评价大剧院钛金属做的外壳，与内部设施没有结构方面的联系，因此，只要有这个外壳，往里面建任何建筑都可以成功，你这样认为吗？
安德鲁：在结构上是没有任何联系，但也有人说，这是一种完全的创新。这样的说法更好一些。我认为外观不是最重要的，外面的壳在结构上跟里面没有任何关系，但它是为保护里面的建筑而造的，里面可以像个城市，在这个漂亮的屋顶下，各个建筑能够相互补充，形成一个微型城市。
记者：有人认为因大剧院建设拆了不少历史悠久的胡同、四合院，这是一种遗憾。也有人认为，这个剧院应该放在古城之外建设更好些。你如何评价？
安德鲁：这个想法不好。不过我并没有坚持要建在天安门广场旁边。最重要的是，这个城区既然已建设了一些政府办公场所，就应把政治、历史、文化的建筑放在一起更好，这样能让城市的中心有活力。如果放到城郊，就没有任何意义。这个大剧院在城中心更好，政治、历史、文化三者可以更好地结合。这并不是忽视老的建筑，但有新的事物也许更好。对老城区的改造，总会有复杂的感情。这个地方建大剧院非常好，拆迁时没有有名的代表性建筑，所以是合适的。而且大剧院是为公众服务的。
当初人民大会堂建在天安门广场，而故宫是古典的，在这个意义上，两者是冲突的。但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建筑，如果一个城市，永远按过去的样子故步自封，就看不到前途了。４０年前的纽约，如不接受改造，就不可能发展成今天的样子。但这种改造是有限度的。有一个中国知名的建筑师，年轻时到北京来，在景山上看，整个城市中央是金红色的宫殿，四周是一片绿色。但现在，北京的绿色少了。故宫是什么时候建成的？故宫的形式今天已经停止了。我强调要注意设计，不是什么都行，要小心、谨慎。
记者：如果北京像巴黎建拉德方斯那样，新旧分开发展，这是不是一种好的选择？
安德鲁：拉德方斯是一个新的商务区，那里只是办公的地方，城市的文化中心不在那里。我们造了四个文化设施，都在老城区。拉德方斯与这些文化设施性质不同。
记者：你认为你的国家大剧院方案与贝聿铭在巴黎设计的玻璃金字塔可比吗？
安德鲁：当然。法国人到中国设计了一个大剧院，中国人到法国设计了一个那样的建筑，这是一种对称的感觉。贝聿铭的设计是非常现代的，线条简单，它在巴黎的心脏，跟中国国家大剧院一样，也同样是在文化和政治的中心地区。
记者：贝聿铭的玻璃金字塔一开始争论很大，后来被认可了，你的大剧院呢？会同样成功吗？
安德鲁：我认为把我与贝聿铭比，不适当。我是个谦虚的人。但我坚信，多年以后，这个作品会被大家接受，即使是反对它的人。
非常建筑 “这是建筑学上最佳的反面教材！”
安德鲁为出席大剧院开工仪式而来，可最终铩羽而归。
4月1日上午8时许，大剧院业主委员会紧急通知各新闻单位：开工仪式取消。许多记者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因为这一天是愚人节，于是，纷纷赶往工地现场核实。
当日下午3时，工程业主委员会发出新闻通稿，称大剧院现场前期准备工作开始，只字不提开工。
这之后，一场围绕设计方案的争论如急风骤雨般展开。
2000年6月10日，何祚庥、吴良镛、周干峙、周镜、张锦秋、关肇邺、傅熹年、李道增等49位院士，在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院士大会期间，联名对大剧院方案提出意见；同年6月21日，沈勃、郑孝燮、张开济、侯仁之、刘小石、宣祥鎏等108位建筑专家，又就此问题联名向建设部递交意见书。这两份意见书指出安德鲁方案存在的问题包括：
一、设计不合理，面积与造价严重超标。49名院士在意见书中称，1999年安德鲁方案自报面积11.7万平方米，经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核算接近26万平方米，面积比原计划超出一倍多；原方案提出造价15亿元，有单位预计将达50亿元，造价估计超出一倍半以上。在这样的情况下，座位反而减少300座，许多基本的功能还得不到应有的满足。造价高昂源于设计不合理。安德鲁方案有两大特点：一是大壳。大壳要用钛合金，估计造价3~4亿元；二是水池。人从水底钻进去，耗资巨大，但由于必需的结构处理，将来建成后，至多是一顶钢架亮天棚，根本达不到“水底世界”的幻境。尤其是，北京是沙尘暴多发地区，这一大壳必然有大量灰沙布满壳上，再经雨水一冲刷，必将造成极其难看的画面。
二、不合理的设计损害剧场使用功能。49位院士指出，为控制造价，有关方面正在对安德鲁方案进行调整，如划出一部分造价由地方负担、地下减少一层、将小剧场挪至剧院顶层等，但是这样做未能解决基本矛盾，造价、功能、艺术等问题均难以保证。即使作些调整，在功能上仍然是二、三流的剧院，尚不如上海大剧院好用，而造价却是“超一流”的。花费巨资建造大壳，是“作茧自缚”，“螺蛳壳里做道场”；现在只好“削足适履”，“矛盾百出”。这是只管外形、不管功能和经济的典型的形式主义“杰作”。
108位建筑专家指出，安德鲁方案巨型壳体顶端高达45米，仍然不能满足舞台上部高度的需要，设计者就把舞台和观众厅往地下压，舞台台面被压至地下7米，基础深24.5米。开挖这样一个大深坑，由于没有余地放坡，需构筑1.5米厚、40米深的钢筋混凝土连续墙，这是巨大的耗费。不仅如此，在功能上也造成种种困难。按现在出入通道的布置，观众需先往地下走，再往上走，再往下走，才能进入剧场；装布景的卡车，不能直接运到舞台边装卸，需专修一条通道；从火灾消防角度看，易燃物众多的舞台和人流都集中在地下，不易疏散，隐患极大。
三、巨型壳体将造成很大的浪费。108位建筑专家提出，安德鲁方案中覆盖4座剧场、造价高昂的巨型壳体，从演出功能看毫无必要，还使大厅、门厅等辅助空间的高度都增加约30米，使用空调的体积大大增加，据估算每天空调需要的电费达10万元，这对今后的运行管理都将是很大的负担。这种造型并不新奇，西方国家早就有了。这样的设计观念是工业革命以来“高生产、高消费、高污染”传统发展模式的反映，与可持续发展战略背道而驰。
49位院士在意见书中称：“这不是学派之争。有传媒宣称，这是‘把法国的浪漫带到天安门’，舍‘传统’而取‘现代’之争。我们认为这是‘内容决定形式’还是‘形式限制内容’之争；是科学的设计和不科学的设计之争；是建筑需要讲求功能合理、经济节约（已非一般意义的节约）还是脱离中国实际、无视中国传统文化之争。其中有许多设计使用上的不合理，违背建筑的基本规律，甚至有悖于基本的科学常识。某些国外舆论称，这是建筑学上最佳的反面教材！”
在国家大剧院设计方案评选委员会11名成员中，有7位公开表示反对安德鲁方案，其中，除前述提到的分别参加院士及建筑专家意见书签名的吴良镛、周干峙、张锦秋、傅熹年、宣祥鎏之外，还有亚洲建筑师学会第一任会长、香港建筑师潘祖尧和加拿大建筑师阿瑟·爱里克森。
潘祖尧2000年6月2日在致有关部门的一封信中，对国家大剧院工程采用安德鲁方案表示“十分失望”：“我觉得这么多的参赛方案中，没有一个可以算得上有创意的极品，原因可能是时间不足，参赛条件不妥，以至到世界著名的大师及国内的多位大师都没有参加竞赛。法国建筑师设计的‘大笨蛋’对我国民族传统、地方特色是唱反调，对天安门一区只有破坏，没有建设，而且在设计上也有颇多的错误。”
同年6月1日，阿瑟·爱里克森在致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彭培根的信中说：“我对法国机场建筑师们所设计的国家大剧院极度地失望。……现在这个修改过的方案看来仍然有同样的平面布局问题，只是它再加上了一层像飞碟的尸衣，因此看起来极为不适当。”
2000年8月10日，国家大剧院设计方案由中国国际工程咨询总公司主持，进入可行性评估阶段。为此，在北京举行了为期5天的评估会议，40多位建筑、工程、声学、音乐、舞台等方面的专家学者参加论证，又是一场唇枪舌剑……
在作出一些修改之后，安德鲁方案得到了实施。2001年12月，国家大剧院正式开工建设。
非常建筑 “大剧院最大的意义”（1）
“我到这儿第二年的时候，大剧院开始建设了，我是看着它一点点盖起来的。”2006年6月5日，在紧临国家大剧院工地西门的兵部洼胡同北口，一位来自河南的杂货铺女店主对我说。
6年前，她租下了这里的一个小门脸，买卖做得有滋有味。眼见大剧院露出了真容，她的生意却走了下坡路。“没办法，到我这儿买东西的多是大剧院工地里的工人，工程快完工了，工人也就少了，买卖就不如以前了。”
“五一”节前刚刚揭去近两万块钛金属板外膜的国家大剧院，在夏日之下闪动着耀眼的银光。与外膜同时被揭去的是春季积下的厚厚沙尘。
从周围的街区望去，这个总建筑面积14.95万平方米的“巨蛋”，如从太空中飞降而至的神秘大物。
它是中国最高表演艺术中心，工程概算总投资26.88亿元，建设工期原计划为4年。4年过去了，工程尚未最后完工。
建设期间，一些新的话题又浮出水面，包括国家大剧院的隶属关系、建成后是按公益性规则运转还是按企业化模式经营、大剧院屋面形成的反射光对周围环境产生的光污染问题等。
“我们这一带很快就要拆迁了，”兵部洼胡同的那位女店主说，“已给我们看了图纸，说这一带要建成为大剧院配套的道路和绿地。”
即将另寻栖身之地的她，对眼前的这个庞大建筑有着复杂的情感。“我的一大心愿是，离开前能到里面看看。但多少钱一张票啊？要是三四百元一张，就看不起了。”
在与这家小店一墙之隔的大剧院工地内，国家大剧院工程业主委员会党委书记王争鸣就大剧院工程建设和今后的经营管理问题接受了我和同事戴廉的采访。
记者：为什么工程未能按预定时间完工？
王争鸣：这个问题比较复杂。对我们影响最直接的就是位于大剧院红线内的人民大会堂锅炉房的迁建，为此要拆迁89户居民，这用了一年零四个月。难度很大，按现在的拆迁补偿标准，老百姓不同意，我们只好反复地讨价还价。目前，人民大会堂锅炉房连带洗衣房已基本盖好，正进行调试。
记者：工期延长对工程造价有何影响？
王争鸣：受影响的主要是人工费，不是特别大。
记者：目前大剧院的建设投资已完成多少？它们是怎样构成的？
王争鸣：就大剧院本身，中央投资是26.88亿元，目前大概已经花了90%。周边的绿化和地下停车场一共投资是2.54亿元，中央财政和北京市财政各负担30%，我们再将其作为资本金，向银行贷款40%。中央财政的拨款实行国库直拨。到去年年底为止，26.88亿元已经全部拨到位了。
记者：这笔钱够吗？
王争鸣：不够。
记者：为什么？
王争鸣：有好几个原因。第一，原材料价格上涨。水泥、钢筋、沙石、铝材、铜材等建材全部涨价；第二，水费、电费、人工费、运输费全部涨价；第三，汇率。我们这里进口设备不是特别多，但还是有。特别是舞台机械灯光音响等，主要从欧洲进口，这几年欧元升值很高。
实际上我们通过多种途径省钱了。一是我们的管理非常严格，预算管理和施工现场管理都非常严格；二是招标时充分利用大剧院的品牌效应，使很多厂家把价格降低，我们的很多设备的价格在同类工程中都拿不下来。尽管我们想方设法省了一大笔钱，还是兜不住。
记者：还有一个大家都很关注的问题，就是大剧院建成后的隶属关系问题，大剧院的主管单位目前定下来了吗？
王争鸣：正在确定之中。大剧院的业主委员会是由北京市、文化部和建设部三家组成的，北京市是牵头单位，在建设中什么事情都是集体讨论，三家发挥各自的长处。关于大剧院的归属，北京市的态度是“只求所在，不求所有”，文化部的态度是“不争”。在这个问题上，大家都特别有大局观念，都表示，只要中央决定了，我们就服从。
记者：能介绍一下大剧院四个剧场的特点吗？
王争鸣：歌剧院舞台设备的特点一个是大，一个是功能全。舞台的台面很大，是国内最好的，也是世界上最好的之一。它的水平和法国的巴士底歌剧院、日本的新国立剧院并驾齐驱。在某些方面比他们更先进些。
功能全，指的是歌剧院的四个舞台——一个主舞台，两个侧台，一个后台——都可以“升降推拉转”。歌剧、芭蕾一般都是三或四幕，换景的时候一般都需要拉帘关灯，在道具底下装轱辘。但大剧院因为有四个舞台，需要的布景都在台上装好了。当需要换景时，主舞台降下去，后舞台或侧舞台上来，灯一闪，瞬间即可完成，可实现演出不间断换景。在演出过程中，后舞台还可以边前进、后退边旋转。
另外，主舞台本身是由6个升降块和3个升降台组成，既可以单独升降，也可以整体升降，还可以不同组合升降。这样就给演出形式的丰富多彩提供了技术上的可能。
如果说歌剧院是世界上最先进的之一，那么戏剧场就是世界上最先进的了。这个“最先进”就体现在它的变化形式特别多。它也是有四个舞台，一个主舞台，两个侧舞台，一个后舞台。但它的体积、面积都比较小。因为看话剧、京剧等场面不要太大。除了具有“升降推拉转”的功能外，戏剧场主舞台是个鼓筒式转台，由13个升降块和2个升降台组成，变化形式就更多了。
记者：这些舞台设备是怎样选用的呢？
王争鸣：国际招标啊。我们把功能使用的要求转化为技术指标，再将这些技术指标形成招标文件。技术指标一方面听取国内专家的意见，一方面也听国外专家的意见。建筑师安德鲁本身不懂舞台设备、灯光音响，所以他请了巴黎歌剧院作为舞台设备、音响方面的专业顾问。
歌剧院和戏剧场的要求很高，国内做不了，所以实行的是国际招标。歌剧院是日本三菱重工中标，他们曾经做过东京新国立剧院的舞台和上海大剧院的舞台。在中国国家大剧院之前，东京新国立剧院是世界上最先进的。戏剧场是德国SBS公司中的标。音乐厅比较简单，搞的是国内招标，我们总想着给国内厂家一些锻炼提高的机会。
记者：大剧院开工时曾发布消息说取消了小剧场建设，后来为什么又恢复了呢？
王争鸣：小剧场主要演出实验话剧、先锋戏剧、小型室内乐等，这是演出的重要形式，而且在演出市场非常活跃，所以很多艺术家强烈呼吁恢复小剧场，中央也就同意了。
非常建筑 “大剧院最大的意义”（2）
记者：大家还特别关心大剧院的票价问题，会很贵吗？
王争鸣：现在剧场还没有正式运营，归属也没定。但我们确实对票价问题认真考虑过。我们现在对大剧院的定位是社会公益性文化事业单位。这一点，中央以及文化部、财政部、国家发改委等都认可了。这个定性就带来了票价不能太高。建大剧院初期我们就提出来大剧院要体现“人民性”，为人民服务，要让尽可能多的人民群众都能进来欣赏艺术，陶冶情操。
当然也不会绝对特别便宜，要根据成本、演出的市场供求、演出内容和质量有所浮动。不能一概而论。剧院的成本变化不大，但剧团有些演出是大制作，还有供求关系等因素，所以一些名牌演员名牌剧团的演出可能要贵一些。但就总的来说，我们的票价定位还是走低价位路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