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的拉德方斯虽然实现了新旧城市的分开发展，但其平面布署堪称“现代主义败笔”，其超大尺度的广场让步行者失去了从这头走到那头的勇气，逛街的乐趣全无，以至于人们只愿在此办公而不愿在此居住。王军摄
总序 前言·在常与非常之间
请原谅在这本书的目录里，我写下了太多的“非常”，这可能缘于我的职业偏好，当记者的总是好奇非常之事，这也是这个职业惹一些人生气的原因之一。
“非常”之“常”，乃“常识”之“常”。在大学新闻系读书的时候，在揣着记者证游走于大街小巷，去面对一位又一位“非常人物”，目击一场又一场“非常事件”的时候，我想得更多的却不是“非常”。
不知“常”岂知“非常”？我在想，人类能够走到今天，总是靠着一些常识的。
“常”与“非常”，就像“生”与“死”那样互为表里。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我愿把它掉个个儿：“未知死，焉知生。”
1961年，新闻记者简·雅各布斯出版了她的那本至今仍使城市规划界余震不断的《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可贵之处就在于“死”在“生”前。我以为，这不是消极而是积极，因为它充满了一种希望，一种对生的希望——对于被异化的城市而言，你不知道它是怎样死掉的，又怎能让它活过来呢？
记者好奇“非常”也同此理。在确定选题时，他们是以“常”来裁量“非常”，而工作的结果，却是让读者品读“非常”来感知“常”。所以，记者往往以问题为导向来探解这个世界。他们不是向这个世界发难，而是基于对常识的忠诚。
这个常识要回答的问题是：一个个有形有体的生命被摆在了什么样位置？这确实是对人类的终极发问。
正是因为人类没有回避这一声发问，才有了文明的演进，并生出记者这个行当。
这并不意味着记者享有了某种道德优势。记者为“常”而“非常”，实是因为不如此便不得活命。这是人类社会的规律使然，也是这个职业的宿命所在。
曾记得1987年我迈入中国人民大学的校门后不久，老师给我们放了一盘录像带，一位电视记者拍摄某国兵变，但见镜头内一列列士兵疾驰而过，杀气正酣，突然镜头出现一次剧烈的抖动，我们知道，这位记者中弹了，牺牲了，但是，镜头还他的肩上，还在记录着。
我至今仍感谢我的老师，使我在懵懂成年之际有了这样一次灵魂出壳。这次经历使我不得不怀着一种神圣的情感来思考记者的意义。
每年都有新闻记者非正常死亡的报告，这个世界并不太平。人类文明在今天已达到一个空前的高度，但在这颗星球上，还有那么多人喜欢掏枪。这不是人类社会的必然，而是人类社会的局限。
对暴力的崇拜缘于恐惧与贪婪，这是人性的短处，好在人类始终没有放弃爱与沟通的勇气。以忠实报道事实为天职的记者增进的是人类沟通的可能。一个容忍记者正常工作的社会，一个可以沟通的社会，才有对人类局限的超越。
这些年来，我手捧采访本踏访了不少中外城市。《城记》完成之后，我试图完成《梁思成传》的写作，一有空便扎进档案馆和故纸堆，那个世界着实迷人。无奈总有电话响起，把我拽到一个又一个“非常现场”，迫使我表现出记者的状态。
在昨与今之间，我的笔墨拉起了抽屉，好在这不是一种折磨。还是套用孔子的那句话：未知今，焉知昨？对今日城市的理解使我对历史有了更多的发现，这是多么丰富的乐趣，诚拜我的职业之赐。
所以，我把这本书叫作《采访本上的城市》，它代表了我的一种生存状态——拿着采访本到城市里去。
我好奇城市面对生命的态度。20世纪以来，人类的思潮翻江倒海，人类的技术一日千里，人类拥有了太多的利器，他们已能够轻易地把城市推倒重来，他们的本性在城市里酣畅地宣泄。“眼看他起高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城市里诞生了太多的戏剧。
中国的城镇化与人类的新技术革命被诺贝尔奖获得者、美国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认为是21世纪初期对世界影响最大的两件事情。
发生在中国的这件大事，被记者出身的CCTV大楼的建筑师库哈斯描述为：“正处在一个不可能的状态下——改变着世界，却没有蓝图。”这样的判断是否像他设计的大楼那样不可思议？
约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中国，正在进行一场人类历史上规模空前的城市化实践。中国已成为当代国际城市规划和建筑界的大舞台，不同地区甚至是不同时期的规划思潮在这里骤然围聚，激烈交锋，这向中国的城市暗示了怎样的未来？
持续释放的巨大机遇，会使中国成为21世纪伟大城市与建筑作品的诞生地吗？
在这个世纪里，“伟大”将获得怎样的定义？它是对生命的俯视还是对生命的仰视？
一个个巨大的疑问鼓动着我撒开脚丫子，《采访本上的城市》就是用脚写出来的一本书，多是走到哪里就写到哪里，它包含了近十年来我对城市现象的反思。
我的探索从三个层面展开，宏观层面着眼于城市布局：单中心或多中心？破旧立新或新旧并存？中观层面着眼于城市街区：大街坊或小街坊？宽马路或窄马路？微观层面着眼于城市细胞——建筑、物权、税收，等等。
“布局——街区——细胞”及其背后的公共政策与文化含义，构成了我认识城市的体系。在这样的三个层次里，城市是敏感的，是可以有无穷变化的，但每一种变化都是可读的。这样，就可以用逻辑的方式来求证事物，而不必画符念咒用桃木宝剑去捉妖。
必须说明的是，《采访本上的城市》并不是为了阐释这样的理论，它表现的只是这种认识体系的可能性——看我能不能把城市的故事还原得更加本质？
这本书以一个个故事连缀而成，故事与故事之间，情节上的联系或有或无，但它们多被这样一个“场”控制着。
《城记》出版后，有一个问题我始终不能释怀，这就是像北京这样的城市，为什么在20世纪下半叶，城市的细胞——住宅——出现了如此大面积的衰败？我曾试图在《城记》里展开这个问题，无奈一本书只能完成一个任务。
如果《采访本上的城市》能够些许弥补这个遗憾，我就能获得内心的安宁了。
王军
2008年1月12日
非常城市 功能主义城市景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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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汽车和快速路、过街天桥、高层建筑组成的功能主义城市景观。王军摄
非常城市 香港（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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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能在弹丸之地起高楼，得益于步行与公交系统的成功。王军摄
非常城市 摄像头（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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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像头将功能主义城市武装到牙齿。王军摄
非常城市 曼哈顿的天空（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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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哈顿的天空。城市分散主义者说：纽约能给我们一个后花园吗？王军摄
非常城市 北海、故宫地区航拍照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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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海、故宫地区航拍照片，摄于1945年10月13日。（来源：美国国家档案馆）
非常城市 当城市为汽车而造
“我们必须作一个集体的决定来回答我们要怎样组织我们的生活。交通不是一个技术问题，它是一个政治问题。”
19世纪下半叶，人类发明的两样东西改变了城市，一是电梯，二是汽车。
电梯使城市向高空生长，汽车使城市在大地蔓延。
城市便有了两样东西，一是摩天楼，二是高速路。
摩天楼把街道立了起来，它腾出了空地，汽车便当然地侵入。
高速路让人类像寄生虫那样活在了车里。城市的步行空间被汽车统治。道路要足够宽，行人要足够少，一切以车速为尺度。
一个自然人失去了站在街道上的尊严，最“自然”的方式就是驾车狂奔。
人类的习性发生了变化。尽管统计数字表明美国人已过度肥胖，但人们仍然热衷于享受不需要步行的自由；再短的距离，也要握着方向盘去。
对石油的争夺更加激烈，战火吞噬无数生命，而它被冠以各种高尚的名义。
2007年，英国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汽车被列为十大最烂的发明之一，因为在全球气候变暖危及人类安全的今天，它仍一如既往地向空中排放尾气。
为汽车而造的城市甚至没有了逛街的乐趣，人们便追问城市的意义。
非常城市 城市的“繁荣”
2007年5月26日，北京市机动车保有量突破300万辆。
当日晚高峰，全市时速低于20公里的拥堵路段不到30个，仅集中于东西二环及燕莎、中友等商业中心附近。
如果每天的情况都如此，交管局紧绷着的神经将大大舒缓，但这是一个星期六。
“到周一早高峰，一些易堵点段，仍会继续呈现数百米车龙的常见场景。”北京市交管局的一位负责人说。
300万辆的纪录，意味着北京每1.46个家庭就拥有了1辆机动车。《北京日报》发表评论称，这是“发展繁荣的标志”。
从200万辆提高到300万辆，北京用了不到4年的时间。
4年前，北京大学的一位经济学教授公开表示：堵车是城市繁荣的标志。
“十五”期间，北京市投入1000亿元建设交通基础设施，到2007年，城市主干路总里程达到955公里，高速公路总里程超过600公里。
配有大型停车场的购物中心开始在城市外沿的环线分布，那里更像是美国西部的城市——人们不再在街道上徜徉，要干点什么事，都得开车去。
这样的生活方式，随着道路工程的延伸，正朝着故宫的方向挺进。更准确地说，它是从故宫周围推土机的轰鸣声中溢出的。
悉尼大都市规划指导委员会主席爱德华·布莱克利对这样的情况感到不适：“我在北京看到一辆美国的SUV，它像一辆坦克，坐在里面的却是一个小姑娘。这些车辆正在毁灭城市的街道。”
“城市应该为车还是为人？”他对我说，“哪一天没有了石油怎么办？难道我们不应该去想想如何建设一个不需要石油也能够生存的城市？这样的城市才是世界第一啊。”
非常城市 玉米饼的愤怒
中国已成为世界第四大汽车生产国和第三大汽车市场，近10年汽车保有量以年均12%左右的速度增长，是世界上汽车保有量增长最快的地区。
照这样的速度，预计未来20~30年内，中国的汽车保有量将接近美国的水平。
仅占世界人口5%的美国，消耗了世界石油产量的26%。在美国南部各州，即所谓“阳光地带”，平均每个家庭每天至少要做14次汽车出行，每年至少花1.4万美元来养两辆车，一年有6个星期的时间被困在汽车里，通常是因为堵车；每年因交通事故死亡人数约4.4万人，几乎与越战死亡的士兵一样多。
为确保石油安全，美国每年要投入巨额的军费在波斯湾，并急于寻找可替代能源。
当提高乙醇使用量的强制标准被写入美国能源法案之后，被用来制造乙醇的玉米变得像石油那样抢手。
国际市场的玉米价格节节攀升。2007年4月，愤怒的墨西哥人走上街头游行抗议，因为他们餐桌上的玉米饼从每公斤7比索涨到了15比索。
在地球上还有10多亿人吃不饱肚子的时候，汽车正在从人类的口中夺食。
“事情本来可以不必如此。”美国新都市主义协会主席罗伯特·戴维斯认为城市对此负有责任，“在20世纪20年代进入汽车时代时，我们兴建了许多多功能的步行尺度的社区，我们本应将这些传统继承下去。但是，一直以来我们却把自己深深地卷入激进的创造‘美妙新世界’的试验中，当年那部神奇的流动机器——汽车，已经变成生活中不可缺少的设施。而与此同时，它还是把我们与其他公民分隔开的监牢。”
非常城市 美国梦的开始
罗伯特·戴维斯称，这一切始于1939年的世界博览会。
在那次展会上，通用汽车大出风头，他们的“未来世界”是最受欢迎的展台，那里向人们呈现了一幅乌托邦的图景：一幢住宅被被茵茵的草坪包围，从没有几辆车行驶的高速路上分出一条私家路，舒适的私家车正朝着自家的小院驶来。
这样的景象很快成为了美国梦的最新版本。二战后，通用汽车公司主席查理斯·威尔逊就任艾森豪威尔总统的国防部长，他的名言是：“对通用汽车公司好的东西，对国家就好。”
于是，工程浩大的国家州际和防御高速路计划从那一届政府开始施行。
福特公司为二战的胜利作出了贡献，政府便允许它在生产汽车的同时生产住房。对这两样东西的需求来自退伍的士兵，他们方便地从政府的计划中获得住房贷款，自己多年的积蓄则用在了购车上。
批量生产的住宅迅速散落到郊外的新镇，购物场所却是在其他的地方，车轮上的生活从此开始。
州际公路在建时，通用汽车和其他公司提出买断并拆除城市中的有轨交通系统。失去了这样的交通工具，城市就像断掉了气脉的巨人，迅速被滚滚车流肢解。
越来越多的人们开始逃离城市，散住在密度稀薄的郊区里。他们必须开车上下班，必须去买第二辆、第三辆车，这简直让通用汽车也没有料到。
产业革命后的欧美城市密集了大多的人口和资本，环境污染、疫病流行、交通拥堵，城市规划学家便主张面向乡村疏解功能。
这时，汽车派上了用场。
非常城市 房子要像福特汽车那样
在美国梦开始之前，理论家们已在畅想汽车时代的城市。
福特公司1908年推出著名的T型汽车，1913年又以流水线装配，汽车价格陡降，不再是富人的奢侈品。
这样的汽车1924年被法国建筑师勒·柯布西耶写入了影响了世界的《走向新建筑》：“我已经40岁了，为什么我不买一幢住宅？因为我需要这工具，我要买的是福特汽车那样的房子。”
房子要像福特汽车那样，就必须批量化生产，所以，“必须建立标准。”
标准化生产的房子是塔楼。“塔楼之间的距离很大，把迄今为止摊在地面上的东西送上云霄；它们留下大片空地，把充满了噪音和高速交通的干道推向远处。塔楼跟前展开了花园；满城都是绿色。塔楼沿宽阔的林荫道排列；这才真正是配得上我们时代的建筑。”
传统的城市遭到了诘难，因为，“房屋密密麻麻地堆积起来，道路错踪交织，狭窄而且充满了噪声、油烟和灰尘，那儿房屋的每层楼都把窗子完全敞开，向着那些破破烂烂的肮脏垃圾。”
柯布西耶提出了一个改建巴黎市中心的方案，主张成片拆除那些“狭窄的阴沟似的街道”，代之以大草坪和大塔楼。
这个离经叛道的想法未在巴黎实现，却成为了一股思潮。
1933年，由柯布西耶主导的《雅典宪章》把城市像机器那样定义，居住区、工作区、休闲区分布在不同的位置，它们只能以汽车联系。
美国人佩里1929年提出“邻里单位”的概念——为使小学生不穿越车辆飞驰的街道，街坊的大小以小学校服务的半径来确定，街坊内的道路不再与城市分享。
于是，街坊变得很大，路网变得很稀。
又过了十来年，英国人屈普又提出城市道路按交通功能分级设置的理论。
汽车时代的城市就这样被武装到了牙齿。
非常城市 来自苏联的版本
“邻里单位”和“道路分级”二战后来到中国的城市，上世纪50年代，开始采用苏联的标准。
“邻里单位”即住宅小区，面积一般在20公顷上下，边长约400米乘500米，内部道路曲曲弯弯甚至不能贯通，这样，过境车辆就被排斥在外。
“道路分级”即按等级划分的快速路、主干路、次干路、支路，它们不能越级相交，除小区内的支路外，其余皆被汽车主宰，路宽也按等级排列。
城市的商业被安排在两个地方，一是小区中央的服务站，二是以点状分布的商场。
满足日照成为第一法则，小区内的楼座必须保持足够的间距，它们只朝向阳光而不朝向街道，柯布西耶所痛恨的“两侧像峭壁一样的七层楼夹着的”街道消失了。
一同消失的是沿街的商业和逛街的乐趣。
尽管小区外侧的地段最有商业价值，可那里只有不连贯的楼房侧面甚至是围墙。那里被规定为宽阔的城市干路，人流被视为障碍。
这样的安排更像中国北宋之前的城市——宽大的里坊以坊墙包围，四侧开门，如同住宅小区。
里坊之外的街道禁止买卖，要买东西到集中供应的市场，如同购物中心。
北宋时拆除了坊墙，坊巷与城市贯通，沿街开设店铺，便有了《清明上河图》描绘的繁华。
元大都就以这样的方式从平地上建起，城内设50坊，坊内以等距离的胡同贯通。
胡同与城市混合使用，不像小区内的支路，街坊因此融入了城市而不是孤岛，城市也获得了高密度的路网。
路网密度高，“金角”“银边”多，商机也多就业也多。
如果路网被小区撑大了，不少“金角”“银边”就被吞没在400米乘500米的“草肚皮”内。
商业与就业作出这样的牺牲是为了行车畅快——街坊越大，红绿灯就越少。
可一堵起车来便无法疏解，因为你只有一个方向。
非常城市 “对城市的洗劫”
纽约曼哈顿棋盘式的路网在汽车到来之前便已划定，它与北京街巷胡同的密度惊人地相似——东西向的街相隔60米，南北向的街相隔240米，这是一个步行者的尺度。
这样的路网使临街面增加，城市就业容量扩大。
1949年纽约为满足城市交通，出台单行线政策，提高了交叉口的通过率，并以发达的公交系统支撑城市。
可是，纽约公共工程局的“沙皇”罗伯特·莫斯对小汽车充满幻想，他要把高速路插入市中心。
一场街道保卫战开始上演，《建筑论坛》的女记者简·雅各布斯成为这场“圣战”的“贞德”。
1961年，她与她的支持者参加规划委员会的听证会，从座位上跳起，冲向了主席台；1968年，她因扰乱建设高速路的听证会而被拘禁，警方说她试图撕毁速记员的文案。
“我们曾经是淑女和绅士，可我们只在那里推来搡去。”雅各布斯对这样的恶作剧非常开心。
她无法忍受用车轮去碾碎纽约的街道，那里有那么多的营生，她正是徜徉在那里找到了第一份工作。
1961年她出版《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写下的第一句话便是：“此书是对当前城市规划和重建活动的抨击。”
她说，多样性是城市最可宝贵的品质，大规模重建计划却使这一切荡然无存。
在她的笔下，柯布西耶是把反城市的规划融进罪恶堡垒里的人，“他让步行者离开街道，留在公园里。他的城市就像一个奇妙的机械玩具”，“至于城市到底是如何运转的，正如田园城市一样，除了谎言，它什么也没有说”。
为汽车而造的洛杉矶被她比作“非洲的野生动物保护区”，因为那里只有车流没有人流，失去了城市的密度，街道便无人监视，成为犯罪的天堂。警察会提醒你赶快回到车里，因为步行是危险的。
“快车道抽取了城市的精华，大大地损伤了城市的元气。这不是城市的改建，这是对城市的洗劫。”她说。
非常城市 “无摊城市”
2005年5月，《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来到了中国，译林出版社推出了中文版。
2006年9月，建设部副部长仇保兴在中国城市规划年会作题为“紧凑度和多样性”的发言，介绍了雅各布斯认为的保持城市多样性的四个条件：
地区的主要功能必须要多于一个，最好是多于两个。这些功能必须确保人流的存在，他们都应该能够使用很多共同的设施；
大多数的街段必须要短，在街道上容易拐弯；
建筑物应该各色各样，年代和状况各不相同，应包括适当比例的老建筑，因此在经济效用方面可各不相同。这种各色不同建筑的混合必须相当均匀；
人流的密度必须要达到足够高的程度。
仇保兴为街道上的商贩作了辩护：他们应该是多样性的一部分，我们的城市应该宽容，对小商小贩不应“赶尽杀绝”，应该让他们有合理的分布，给予更多的引导，“市长不应只考虑去改善30%有车族的生活，而是要为占人口70%的无车市民做些什么。”
在此之前的4月份，合肥市提出，大规模取缔全市的流动摊点、无证摊点，彻底迈入“无摊城市”。这被当作“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的举措。
面对媒体的质疑，合肥市市容局的负责人后来作出解释，所谓的“无摊”指的是在城市不准设立摊点的区域内没有摊点，尤其是主次干道上没有违规的摊点。
而这正是“道路分级”的要求，规划师的“洁癖”已传染给了管理者。
城管队就像规划师那样去打扫街道，他们与小摊贩打起了游击，在有的城市，甚至以生命的代价“悲壮执法”。
汽车之城在这一刻登峰造极——住宅小区外面的主次干道，如同孙悟空用金箍棒划出的圈圈；圈圈里面可享受步行的待遇，圈圈外面是汽车的领地；要想出圈圈，对不起，要么去开车，要么去坐车，尽管逛街购物是人类古老的娱乐方式。
非常城市 柯布西耶的幽灵
始建于元大都时代的北京东直门内大街，被规定为城市主干路，按照《城市道路交通规划设计规范》，那里“不宜设公共建筑物出入口”，可城市古老的生长方式仍在那里延续。
在过去的十多年里，全国各地的商家纷至沓来，或租房或建房，使这条街成为了通宵达旦的美食街。
但这不是规划师的想象。于是，美食街被拆掉一半，建成宽大的主干路；路中央立起了栏杆，一直延伸完尚未被拆除的另一半。
猫捉老鼠的游戏在这之后开始。一到深夜，就有商家把板凳放到栏杆的两侧，贪吃的食客便可踏上踏下逛来逛去，这可能是人类最有创意的逛法。
这样的挑战很快遭遇到管理者钢铁般的意志，板凳消失了。
“我是在读大学的时候知道柯布西耶的，那时他已经死了。”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建筑系主任张永和对我说，“可现在，他还活在中国的城市里。”
张永和在北京出生长大，眼看着一条条街被拆成了一条条路，“街是让人逛的，路是让车跑的，现在能逛的地方越来越少了。”
三年前，他作了一个方案，要在100米宽的大马路中间盖房子，“这样，路就变成了街，人就可以逛了。”
他甚至宣称：“那些高层建筑，总有一个使用寿命，等折完寿的时候，我们还可以把胡同、四合院修回去。”
而在波士顿——他现在工作的城市，1959年建成的高架中央干道，寿还没有折完就被拆掉了。
麻省高速路管理局的官方文件称，波士顿有着世界级的交通问题，祸因是高速路横贯市中心。
当年为修这条道路，两万居民被迫拆迁，换来的却是：城市被切断了气脉，并引来如洪水猛兽般的车辆，光是这条路，交通拥堵给驾车者带来的损失，每年估计为5亿美元。
市政当局不得不斥资146亿美元将高架路埋入地下，买来的教训是：路修到哪里，车就堵到哪里；你越为汽车着想，汽车就越不为你的城市着想。
非常城市 老街道获“平反”
1993年，新都市主义协会在北美召开首次会议，170名来自政府、学术机构、民间团体的人士汇聚一堂，反省近代以来城市发展模式，形成《新都市主义宪章》。
《宪章》称赞了查尔斯顿、旧金山、纽约、多伦多，因为这些城市的历史基底区仍然同以往一样继续发展并提供新的职业岗位，“在这些城市中人们逐渐认识到一种特殊的城市形式遗产——街区的大小、街道的类型以及建筑的类型。”
老城市的街道获得了“平反”，因为在这样的网络状系统中，“大量高度联系的道路确保任何特定出行的行程在可能的条件下达到最短。最短行程也反映了从多个方向到达最多目的地的能力，从而减少了在高速干道上盲目兜圈子的可能性。”
分等级的城市道路被认定为“最差的步行环境”，因为，“人们的住所与目的地之间极少直接相连，甚至经常需要穿越主干道或停车场等恶劣环境。”
柯布西耶受到了谴责，因为他所作的改建巴黎市中心的规划，在北美众多城市更新项目中受到模仿，“其结果多数是灾难性的”，这使步行“面临消失的危险”，“有些建筑师甚至忘记了怎样设计适合步行者的公共场所”，“在城市里，汽车可以开到任何地方，而行人则不可能。”
“美国的错误是在高速路上花钱太多，在公共交通和铁路上却花钱太少。”为《新都市主义宪章》撰写前言的乔纳桑·巴内特在费城接受我采访时说，“我们提出，在城市里大部分需要重建的是公交系统，要通过公交系统来改变城市，在城市正在开发的区域，让高密度的建筑能够成长。可在美国，要传达这样的信息是不容易的。”
“100年前的城市确实是太拥挤了，他们需要阳光。可日照的规范太僵化了，我们有其他方式而不仅仅是通过满足日照来建设健康的社区。”这位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城市与区域规划学教授认为。
他对中国的城市感到忧虑：“我看到中国也在大量建设高速路，高速路把人赶出了城市。我告诉我的中国朋友，你们应该多看一下荷兰，而不是美国，因为美国可用来发展的土地太多了。”
非常城市 交通的政治
提高城市的密度，以公共交通、步行、自行车来取代小汽车出行，成为美国城市规划界的思潮，以这样的理念建设的城市，是老城市生命的延伸。
恩里克·佩那罗舍在美国受到了欢迎，这位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的前任市长，在1998年至2001年短短三年的任期内，将他的城市从几乎是无望的交通拥堵中解救出来。
“在波哥大，我们选择建设一个为人民的城市，而不是为汽车的城市。”恩里克说，“为汽车而造的城市必将因拥堵和不安全的街道而承受痛苦，并提供可怜的就业机会。我们取而代之的是，给我们的市民可享受的公共空间和空前的出行条件。”
在他的领导下，波哥大建设了一个具有世界水平的快速公交系统（BRT）、拉丁美洲规模最大的自行车道路网络（全长250公里）、世界上最长的步行街（全长17公里）、通往城市最贫穷地区的数百公里长的人行道、1000多个新建或改建的公园；每年有两个工作日，禁止私家车进入全市3.5万公顷的范围。
2006年10月，恩里克出席曼哈顿交通政策会议并发表演讲，他的讲话赢得了一次次热烈的掌声，甚至是全体起立鼓掌。
“今天，我们不是在谈论交通问题。”他说，“我们真正在谈论的是：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城市？我们必须作一个集体的决定来回答我们要怎样组织我们的生活。交通不是一个技术问题，它是一个政治问题。”
“如果我们把街边的停车场变成人行道那将如何？当我们要去修第二条地铁的时候，为什么不去建快速公共系统？让公交车比小汽车跑得更快！在我们古老的历史性市中心，人们说这里的道路太窄了，不方便公交车的使用。我们说你完全正确，所以从现在开始，不能再有任何一辆小汽车跑到这里来。很多城市就是这样做的，许多地方只有公交车和自行车能够驶入。”
“我们的工作在朝着怎样的方向？什么是我们的目标？我们的目标是一个孩子能够骑着自行车到达任何一个地方。如果我们是一个民主的社会，每个人都应该享有安全出行的权利。我们应该思考自行车不仅仅是一个可爱的不错的东西，它还是一种权利。自行车道是重要的，20%是因为它安全，80%是因为它是个象征，就是花25美元买一辆自行车的人，与花3万美元买一辆小汽车的人，重要性是一样的。”
“我们设置了燃油附加费，同时把25%的汽油税投入到公交系统。在这个世界，已有不少城市向我们展示了交通政策的可能性，比如伦敦向小汽车收取的交通拥堵费，哥本哈根的自行车道和公交线。解决方案就握在我们手里，人民会作出调整，如果我们给他们这样做的理由。交通拥堵费和大容量公交系统应该加入这场讨论。”
非常城市 既修地铁又建立交
2005年，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总建筑师崔恺撰文提到一件让他难忘的事情。
1999年世界建筑师大会在北京召开，与会的印度建筑大师柯里亚向他皱起了眉头：“北京是个古老的城市，我很喜欢，但我一直不明白为什么你们要建这么多高层住宅，破坏了北京水平的轮廓线。”
崔恺随口答道：“是啊，但北京人口增长很快，盖高层也是不得已。”
柯里亚闻罢随手拿起桌子上的一张餐巾纸，在上面画了10×10一组方格，并马上计算了起来：4个格子做20层同21个方格做4层在容积率上是差不多的，说明北京建多层建筑同样可以解决居住问题。
柯里亚说：“印度也有严重的人口问题，但我们还是用高密度的多层建筑解决了，保持了城市的肌理和尺度，这是城市的特色。”
崔恺把那张餐巾纸揣进了衣袋，留作纪念。
大马路将一幢幢高楼送入北京的老城，故宫周围的混凝土屏障已经矗立。
这个城市大气污染物浓度的70％至80％来自机动车的尾气，但这并不妨碍机动车以每天1000多辆的速度增长。
北京市已将公交优先作为一项战略来实施。2009年，城市轨道总里程将由目前的114公里提高到228公里，2015年达到561公里。
这个城市既修地铁又建立交。2006年，动物园被削去了一块，建成于1942年的猴山因立交桥的修建而被拆除，虽然它给几代人带来了欢乐。
这样的欢乐显然不够刺激，新下线的北京奔驰汽车引来了汽车族的惊叫。
按照工业发展规划，北京汽车产业将以年均12％左右的速度增长，2008年汽车产销将突破100万辆，2010年再增至130万辆。
非常城市 老城市的瓦解
“我们的规划师是糊涂了呢，还是装糊涂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