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军：如果产权人不好好修怎么办？
布瑞克：这确实是一个问题。有的注册保护建筑出售了，新主人就不愿意保护了，甚至把它拆掉了。在这个系统里，我们惟一能做的就是把它摘帽了。产权人不愿意登记的情况也时常发生。
王军：难道华盛顿故居的产权人要把它拆掉也没有办法吗？
布瑞克：从国家历史建筑注册保护名单这个系统来说，能做的就是摘帽。但在美国还有另外一个系统。这个系统一方面是限制政府破坏遗产，要求政府的决策必须通过一系列程序，包括必须有社区意见的制衡，如果大家认为哪个建筑是符合文化遗产标准的，虽然它不在注册名单上，政府想改变它，也必须通过这个程序。另一方面，每个城市都可制定地方性法律，立法保护遗产，即使它们被私人拥有，也不能拆除。在美国，现有2000多个城市制定了关于地方文化遗产保护的法律。
王军：为什么联邦政府对文化遗产保护没有直接的约束力？
布瑞克：因为地方政府有权制定区划法规和土地利用法规，而联邦政府和州政府不做这个事情，它们多是制定鼓励性政策。按程序，州政府先要通过一个法案，表示每个城市有权制定区划法规，而区划法规本身就包含了保护的内容。
王军：公众保护文化遗产的动机何在？有没有经济方面的因素？
布瑞克：居民们都是认为保护对他们有好处，才会促使政府来施行保护，而政府是听居民的。调查表明，历史街区的保护有助于房价的提升，如果你的邻居不做坏的设计，整个社区的价值就是稳定的。当然，有的居民致力于保护，完全是因为喜欢和热爱。但也有一些人认为他们不需要政府的约束，爱怎么油漆房子是他们自己的事情。
王军：你对中国的文化遗产保护有何印象？
布瑞克：我访问过中国，中国有着非常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但新建筑如何与老建筑相协调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从中国的土地制度来看，如果有好的决策，就可以做得非常好，而美国的土地则完全是随着市场走。
非常计划 老巴黎的天翻地覆
“他的去世固然不幸，但巴黎得救了！”
1832年3月1日，雨果写了一篇文章，题为《向拆房者宣战》：“我在这里想说，并想大声地说的，就是这种对老法国的摧毁，在被我们于王朝复辟时期多次揭发以后，仍然是在进行着，而且日益疯狂和野蛮，已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
雨果写此文时，《巴黎圣母院》刚刚搁笔。那是在路易·菲利普时代，不断拆除文物建筑的情况，令这位大文豪寝食难安。可在20年之后，与拿破仑三世相比，路易·菲利普已是小巫见大巫了。那时，等待雨果的命运，竟是长达19年的流亡。
奥斯曼的遗产
1848年12月，拿破仑的侄子路易·拿破仑·波拿巴，利用当时军人和农民对拿破仑近乎迷信的心理，在总统选举中出人意料地获胜。1851年12月2日，他发动政变，建立法兰西第二帝国，翌年自封为帝，史称拿破仑三世。
登基后的1853年，拿破仑三世将奥斯曼招至身边，任命他为塞纳区行政长官，直接统辖巴黎。奥斯曼1809年3月27日生于巴黎，是德国科隆人的后裔，当时在法国政坛颇有口碑。
1840年，路易·拿破仑·波拿巴曾因兵变未果，被判在阿姆监狱终生监禁，狱中他草拟了一个大规模改造巴黎的计划。如今，当上了皇帝的他，责令奥斯曼把他的蓝图变为现实。
在拿破仑三世的计划里，巴黎的历史风貌将发生巨大改变，宽阔的林荫大道、放射形道路、星形交叉路口、开阔的公园等，将出现在这个城市。
一个潜在的目标是，宽阔笔直的道路将使入城镇压市民起义的马队通行无阻，也便于炮击。后来，奥斯曼对此直言不讳，他的名言是：“炮弹不懂得右转弯。”
当时的巴黎主要由16世纪至18世纪形成的环状路网和房屋组成，给水系统的污染时常引发疫病流行，狭窄的街道使起义的市民能够方便地设置路障。
奥斯曼领旨后，立即委托景观建筑师阿方德和工程师贝尔格兰德实施改造计划。工程从1853年持续至1870年第二帝国终结，分三个阶段，一是建设两条道路轴线连接城市的南北东西；二是开辟林荫大道及主干道，以打开城市空间；三是将城市税关与城墙之间的地区整合起来。
在政府鼎力支持之下，奥斯曼可毫无阻碍地圈占被改造地区的小商业用地，将工人阶级社区逐往郊区。在此期间，奥斯曼督造了著名的巴黎歌剧院，建造了笔直大道使城市获得开阔视野，先贤祠等许多著名的历史建筑能够不被遮挡地在街道的远处看到。
新建的大街用3200盏瓦斯灯照明，不久，这样的灯泡又照亮了连接卢浮宫与各个住宅区的街道。大量的百货店、时装屋、餐馆和娱乐场所纷纷落成，新巴黎的城市氛围便由此形成。
给排水污染问题十分棘手，奥斯曼铺装了800公里长的给水管和500公里长的排水道。1854年，在市中心建设的中央大菜场，成为当时在整个欧洲独一无二的大型城市中央菜场，几乎满足了整个巴黎市区的蔬菜、水果、副食和肉类的供应，法国文学家艾米尔·左拉形象地称之为“巴黎的肚子”。
与此同时，总计570匹马拉动的公交马车投入使用，城市公共交通得到改善。1860年年末，税关外的郊区被划入市区，城市规模扩大至20个郡。
法兰西第二帝国干过两件大事——分别举办了1855年和1867年的世界博览会，它们均由奥斯曼操办。当诸多国家的首脑、外交官、企业家和著名艺术家在世博会聚集一堂时，奥斯曼沐浴在无数的勋章与荣誉之中。
1870年，拿破仑三世在色当战败，他和他的10万大军与400门大炮一起被普鲁士俘获，第二帝国垮台，奥斯曼随即从人生的顶峰迭落。
被解职的他隐居到妻子在Cestas继承的城堡之中。后来，被大火烧毁的君士坦丁堡向他发来邀请，委托他担纲城市重建。大功告成后，奥斯曼又接手埃及首都开罗的改造工程。他干劲十足，直到80岁还通勤于Cestas与他在巴黎的公寓之间。
1891年1月12日，奥斯曼在巴黎去世。这位“拆房大师”给法国留下的遗产，就是今天的巴黎。
非常计划 大改造“后遗症”
奥斯曼几乎推倒了巴黎所有的居住区，对一个大都市施以这般“休克式疗法”，时至今日也是举世罕见。
奥斯曼在巴黎建造的“奥斯曼式住宅”，高有六层，一层为商业房，顶层为佣人间，完全为贵族定作。很快，这种样式风靡欧洲。
奥斯曼当年所为，得到众人支持，也遭到众人反对，后者指责他拆毁了大量珍贵的文物建筑，是法国文化的刽子手。
1870年，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成立，雨果结束19年的流亡生活，回到巴黎，次年当选为国民大会代表。在他与梅里美（法国第二任历史建筑视察委员会主席，在1834年至1860年的任期内拯救了大批文物建筑）等文化界人士的不懈努力下，雨果逝世后的第二年——1887年3月30日，法国制定了第一部文物建筑保护法。
奥斯曼最大的败笔是大面积拆除了巴黎的摇篮——西堤岛，有评论称：“反对奥斯曼的，指责他消灭了一座中世纪的岛屿；赞赏他的，也为此感到脸红。”
大规模拆除重建导致的结果是，社会结构遭到毁灭性破坏，大批工人、手工业者、小商贩和小业主被赶到完全没有基础设施和卫生环境恶劣的郊区去居住。
波布区和玛黑区南部，是仅有的未被奥斯曼拆除的巴黎老区，当时这些拥挤的平民区，因一部分被拆迁居民的搬入，人口密度骤增，成为奥斯曼工程的“重灾区”。
持续17年的改建，对市民阶层来说是一场持续的灾难，城市的多样性被迅速摧毁，大量简单就业的机会被毁为瓦砾，新建的楼群价格高昂，社会矛盾迅速激化。奥斯曼对此心知肚明，他在致一位友人的信中说，自己是巴黎大工程的“化身”，只要他离开岗位，所有工程便会立即停止。
奥斯曼的铁腕让巴黎天翻地覆，时至今日，仍有法国人称他为巨人。有评论说，拿破仑三世华而不实，要是没有奥斯曼的铁铲，他的许多计划只会是纸上谈兵。有人甚至称，当初假若有一个类似奥斯曼的人物来整顿法国军队，就不会有色当的战败，也不会丢掉阿尔萨斯省和罗兰省。
色当的战败及随后的割地赔偿，直接诱发了1871年的巴黎公社革命。这场市民起义又不能说与奥斯曼在巴黎大改造时期制造的社会仇恨无关。第二帝国倒台后，奥斯曼就遭遇了大批判的厄运，没有像法国大革命那样，不经审判就将他押往协和广场的断头台已是万幸。
奥斯曼起用景观建筑师完成城市设计，再施行重建工程，使改建后的巴黎不失为一个壮丽的都市，这为后来的都市改造者如法炮制埋下伏笔。
1925年，法国建筑师勒·柯布西耶提出巴黎市中心区规划建设方案，建议拆除那些在他看来没有什么保留价值的建筑，腾出空地来修建高层塔式办公楼和住宅楼。在这个方案中，与塞纳河垂直的轴线将使西堤岛再遭重创。这意味着历经奥斯曼改造劫后余生的历史建筑及其环境将再一次天翻地覆。好在这只是一个构想，并未实施。
蓬皮杜任法国总统期间（1969~1974年）提出建设新巴黎的口号，亲手制定了一个与柯布西耶方案极其相似的计划，打算在巴黎市中心建设几条百米宽的放射线，甚至想把圣马丁运河填平了建高速公路，在古城区大建高楼。
1969年，蓬皮杜拆除了奥斯曼的“杰作”，也就是那个“巴黎的肚子”——中央大菜场，紧邻埃菲尔铁塔的蒙巴那斯高塔，刺破巴黎的天际线激起公愤，高楼计划被迫停滞。
1974年，蓬皮杜逝世，改建工程无疾而终。
“巴黎得救了！”
2000年5月，巴黎《费加罗报》刊出封面文章：“欧斯曼，是不是毁掉了巴黎？”奥斯曼已去世100多年了，仍有法国学者指责他粗暴地斩断了巴黎的历史。
在《费加罗报》的主持下，老巴黎保护委员会年轻的历史学家亚历山大·卡迪，与《巨人奥斯曼》一书的作者乔治·瓦朗司，进行了一次有趣的辩论。前者对奥斯曼大加讨伐，后者却试图为奥斯曼辩护。
瓦朗司认为：“现在评论奥斯曼的作为，不能脱离当时的时代背景。要知道那时还没有现在这种保护历史文化遗产的意识。而且那是流行霍乱与马鼠疫的时代，房子得不到主人的修缮，院子和街道上尽是露天的茅房。”
卡迪反唇相讥：“卫生环境的糟糕状况并没有因奥斯曼而消失，有些遗留到20世纪的重灾区反而是奥斯曼工程造就的。奥斯曼所铲除的并非都是卫生环境恶劣的地方。任何建筑，只要挡在他的路上，都一定被推倒，而不单是恶劣的危房。被他推倒的还有众多刚盖好的楼房、新古典主义和文艺复兴时期的私人宅邸，以及整条整条在路易·菲利普时代新建的街区，那些房子上的泥灰还没有干透呢！”
卡迪列出一大堆被奥斯曼毁掉的文物名单，“我认为巴黎虽仍不失为一座美丽的城市，但它在这一百多年以来蒙受了不该蒙受的损失。巴黎的美其实被肢解了，只留下散落的片段，而不像罗马那样保持着它的整体。在巴黎，人们需要穿过种种不明不白的地段，去特意寻找那些片段。”
在这次谈话中，蓬皮杜遭到了一致的炮轰，他拆除中央大菜场的行为，被认为是“一个巨大的耻辱”。
“蓬皮社根本就是奥斯曼的儿子！”卡迪说，“他们在本质上是一样的，都是在摧毁城市网络，只不过蓬皮社的野心更大一些，奥斯曼开拓的马路有些是40至60米宽，而蓬皮社竟打算在巴黎市中心做上几条百米宽的放射线。”
瓦朗司在为奥斯曼作了些辩解后表示，“我得承认在听到蓬皮社去世的消息时，我的第一个本能反应便是为巴黎松了一口气，当时闪现在脑里的念头是：‘他的去世固然不幸，但巴黎得救了！’”
非常计划 北京与巴黎的“城市演绎”
“我思念我的故乡北京，哪怕是走在巴黎的大街上，不知不觉中，我的嘴里也会溢满北京的枣香。”
将雨果的《向拆房者宣战》译成中文的是法籍作家华新民，她有着四分之一的中国血统。华新民的祖父是清朝末年到巴黎学习木土工程的中国留学生，父亲则是巴黎美术学院的高材生——一位在法国和中国都取得成就的建筑师。
华新民的祖母和母亲都是曾在巴黎求学的法籍波兰人，她们都先后随丈夫回到中国，长期生活在北京的一条始建于公元13世纪的胡同里。
华新民在北京出生，长大成人后于1976年随父母定居巴黎，对北京她有着浓浓的乡愁。她在一篇文章里写道：“我思念我的故乡北京，哪怕是走在巴黎的大街上，不知不觉中，我的嘴里也会溢满北京的枣香。小时候，我们在北京胡同的家里种着枣树，爷爷经常摘枣子让我尝，在我的印象中，北京是那么有历史、有文化、有情趣，是多么美的地方啊！”
后来的一次故乡之行改变了她的生活。1997年夏天，她重访北京，看到许多胡同消失了，在一片片废墟里，她感到：“我从此就不可能再想别的事情了。”
2002年夏季，华新民回到北京长住，同时带来了雨果的那篇文章《向拆房者宣战》。
《向拆房者宣战》的译文在中国的报刊上发表了，可华新民并未看到她所期待的转折。事实上，来自巴黎的另一位历史人物正在成为中国城市改造者的榜样，他就是19世纪巴黎改造工程的实施者奥斯曼。
2000年6月，一位中国学者在北京的一份学术刊物上发表文章，对当年奥斯曼主持的巴黎改造工程大加称赞，认为“改建后的巴黎成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最美丽的城市”，相比之下，“北京城从17世纪起的200多年漫长时间内没有更新，没有进步，终究是非常令人感到悲哀的事情”，“北京的古城风貌早已不很完整了，古城新貌随之出现。因而，全面维护其古状、古貌已不太可能”。
给北京城市改造予以理论支持的，还有勒·柯布西耶，他在1925年提出的用大马路和大高楼改造巴黎的计划，未在巴黎实施，却正在成为包括北京在内的许多中国城市的现实。
奥斯曼改造后的巴黎，今天得以留存，恐怕要归功于1958年着手的一项计划，即将高楼密集的商务中心区，放在古城之外的拉德方斯建设。这项计划在1971年进入高潮，美籍华裔建筑师贝聿铭来到巴黎，参加了拉德方斯尽端规划的设计竞赛。
贝聿铭方案的独到之处是建造一对孪生的高塔，自上而下逐层内移，在两塔之间形成一个介于U和V形的开口，以达到他所追求的目标：当人们沿着从卢浮宫到星形广场的大道行走时，不会看到壮观的凯旋门门洞被远处的建筑物遮挡。
一开始，贝聿铭似乎已在这个竞赛中获胜。然而，在最后时刻，他却意外地失去了这个项目。尽管如此，他的方案还是深深打动了后来当选为法国总统的密特朗，后者在1981年邀请他设计了著名的卢浮宫扩建工程。
1999年9月，贝聿铭来到北京，就巴黎拉德方斯建设和北京古城保护问题发表评论。他说，保护北京古城最好的办法是，把高楼建在古城的外面，巴黎就是这样做的，这个最理想，北京古城之内的四合院应该成片成片地保留。
早在1950年，就有两位中国学者就北京的城市规划提出过与贝聿铭相似的建议，他们是中国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和年轻的规划师陈占祥。
贝聿铭1947年在纽约认识了正在那里担任联合国大厦设计顾问的梁思成，后者建议他返回中国参加建设，但贝聿铭未能成行。
梁思成回到了中国，并与陈占祥提出了将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放到古城之外发展的计划。但这遭到了当时在中国的技术领域起主导作用的苏联专家的反对。1931年，在莫斯科规划的国际竞赛中，另辟新城保存老城的计划曾受到斯大林的批评。
梁思成与陈占祥的计划未被采纳，随后大规模的建设在北京古城内发生。
梁思成曾两次访问过巴黎，一次是在1928年他结束在美国的留学生涯，携新婚美丽的妻子、同样是一位天才建筑师，来到巴黎考察，留下了包括圣心大教堂在内的许多建筑的速写；一次是在1965年6月至7月，在北京城墙即将被彻底拆毁之际，他以中国建筑师代表团团长的身份，参加在巴黎召开的国际建筑师协会会议。那一年，巴黎政府制定了“大巴黎规划”，计划在巴黎郊区发展一系列新城，疏解中心区功能，实现新城与旧城的分开发展，而这正是1950年梁思成与陈占祥希望在北京实现的。
梁思成没有写下任何文章谈论“大巴黎规划”，一到巴黎他就伤风感冒了。“真想什么都不看就回家……归心似箭，度日如年。”他在日记里写道。
梁思成对现代建筑设计有这样一层理解：中国建筑的许多传统，包括框架式构造、内部灵活开间、真率袒露结构等手法，都是与现代主义建筑相通，并能极大地丰富建筑的发展的。
梁思成所期待的这种可能，被贝聿铭带到了巴黎。置身于卢浮宫扩建工程，人们能够感到那些充满韵律的由方与圆组合的建筑符号，与贝聿铭的故乡中国发生着微妙的联系，包括铜制的栏杆形似中国唐代的直棱窗。这些经过提炼了的中国元素，已成为卢浮宫这个伟大建筑的一部分。
在那一刻，人们听到了北京与巴黎最为动人的和音。
非常建筑 贝聿铭收官（1）
“故宫！金碧辉煌的屋顶上面是湛蓝的天空。但是如果掉以轻心，不加以慎重考虑，要不了五年十年，在故宫的屋顶上面看到的将是一些高楼大厦。但是现在看到的是多么壮丽的天际线啊！”
1999年9月，在被法国文化界列入20世纪人类最重要的100位杰出人士的时候，82岁的贝聿铭出现在北京街头，在长安街西单路口西北角的中国银行总部大厦建筑工地，他对我说，这个大厦将是他此生设计的最后一座大房子。
此时，中国银行总部大厦刚刚完成外装修，建筑物南面和东面两个入口各面宽54米，高9米，进深14米，上面的10层是用两榀两层高的巨型钢架托起来的，下面一根柱子也没有，这是一个典型的充满激情的贝式几何结构。
这位笑眯眯的、看上去十分谦和的老先生，最擅长以惊世骇俗之作来回击批评家的诘难。
他把一个玻璃金字塔搬到了法国人的“圣地”——巴黎卢浮宫，被人扣上了“破坏法国文化”的帽子。可这位故乡在中国苏州的美籍华裔建筑师挺直了腰板。终于，傲慢的法国人被折服了。
在贝聿铭的职业生涯里，类似的事例不胜枚举——
波士顿的三体一位教堂是这个城市最精美的古建筑，为维护其景观、控制教堂四周的建筑高度，波士顿人曾经把官司打到了美国最高法院。可是，贝聿铭所领导的事务所硬是在它的一侧盖起了一幢60层高的摩天楼。
当这幢大楼揭开了神秘面纱的时候，波士顿人虽然满腹牢骚，还是接受了它——大楼简单得惊人，通体玻璃幕墙，透明得让人感不到它的存在；大楼如同一面镜子，三位一体教堂被映照其中，变成了“两个”，这是许多人没有预料到的奇妙景观。
中国银行香港分行大厦的设计也经历了一场折腾。1985年贝聿铭在设计这幢315米高的大楼时，迷信风水的香港人认为它是不祥之物，硬说大厦像个三棱的刀，周围的居民竟在家里装上了反光镜，声称要把这个“刀光”挡回去……可是，最后他们不得不承认，这幢大厦蕴含着一种高贵的气质，在香港这座“钢筋森林”的城市里，它流光溢彩，理所当然地成为了“东方之珠”的标志性建筑。
也许是来自与中国银行的特殊感情——1918年，贝聿铭一岁的时候，他的父亲贝祖诒创立了中国银行香港分行；几近古稀之年，贝聿铭又在中国银行香港分行大厦的设计中，获得巨大成功。所以，他收到在北京设计中国银行总部大厦的邀请时，并没有太多的犹豫。
但是，在许多建筑行家的眼里，这实在是一次冒险的举动。因为，这个工程位处北京历史悠久、规划布局完整的元明清古城之内，中国银行总部大厦能与古城的整体氛围融合吗？
建筑师之憾
1999年9月12日下午，在中国银行总部大厦的建筑工地上，我第一次见到了贝聿铭。他从一辆奔驰车上下来，身着浅黄色西服，系一条黄底金丝纹领带。
见我迎上去，他面露笑容：“你就是王军先生？”随后，便有了以下这番谈话。
王军：你在中国银行总部大厦的设计中是如何体现中国特色的？
贝聿铭：这个问题非常难做，因为中国古代的建筑没有这么高的。所以新的不能硬做，给它一个顶。
王军：（指了指马路对面的时代广场大厦）比如像这幢楼，加个中国式屋顶？
贝聿铭：我们不需要屋顶，这个问题我们要另外想办法。中国的建筑在北京应该有古代中国的文化的表现。在这种房子里面表现我认为做不成功，不会好的。做是可以做，红的柱子都是错的。
王军：那怎么做？
贝聿铭：做到里面，里面有花园。里面有花园，国外也有的了，可是我们的做法是中国的做法。石头是昆明来的，竹头是杭州来的。楼内有园，是空的，像四合院，四合院里面是空的，有天井。
王军：你对中国的园林很看重吧？比如香山饭店也是这样设计的。
贝聿铭：哦。（举起大姆指）中国的园林在艺术上，可以说在世界范围内都很有地位。建筑就不同，建筑一向都是矮的、平房。高塔是有的，还有庙、皇宫。但现在这种写字楼以前没有。所以我不会走以前的那种路，（指着时代广场大厦）像这样摆一点屋顶，戴一个小帽子的办法，（摇头，摆手）我不会做。
王军：对北京的旧城保护，你前段时间跟吴良镛、张开济、周干峙等先生曾提出一个建议，还得到了高层领导的重视。
贝聿铭：应该。他们（指吴良镛、张天济、周干峙等）是中国建筑界的杰出人才，也很有经验，对中国古代建筑很有研究。他们也很赞成保护、保留、保存中国古城，比如四合院、故宫附近不要造高楼。这种问题，他们和我都同意。他们这方面的问题比我研究得多，我是美国人（笑），回祖国一年一次，所以我的话说出来没什么力量。
王军：你以前说过在故宫附近不能盖高楼吧？
贝聿铭：那是1978年我回来，谷牧副总理请我到人民大会堂谈话，那个时候我就发表这个意见。他说能不能在长安街给我们造一个高楼、做一个建筑物？我说不行，不敢做。做了以后，将来人要骂我，人家不骂我，子孙也要骂我。他听了以后，哦，我跟你也同意。他说周总理以前也说过这个话。我说好，既然你们都同意，再想办法吧。那次之后，清华大学的吴良镛就提议高楼呵，应像一条线，从故宫向外慢慢增加，在里面都是文物，进了故宫看见高楼都围住你，故宫就破坏了。大家都同意。所以现在（中国银行总部大厦）我们也不造得太高。
王军：现在有人提出，北京应像巴黎那样，把新的大楼都拿到古城外面去盖，像德方斯那样。
贝聿铭：太迟了。最好、最理想，长城（指城墙）再造起来，里面不动，改良。
王军：怎么改良法？
贝聿铭：现代化，高楼在外面。但晚了，来不及了。我觉得四合院不但是中国的代表建筑，还是北京的代表建筑，四合院应该保留，能保留应该保留，要保留的话，因为地价很高，那还是不大容易。能保留应该一片，不要这儿找一个王府，那儿找一个王府，这个是不行的，要一片一片地保留。
王军：（中国银行总部大厦内的）这个花园你是怎样设计的呢？
贝聿铭：池子里的石头，是从石林找来的，这些石头不是那里面的（指风景区范围内），石林附近有很多这种石头，它们在田间野地里，我们是废物利用，他们（当地人）准备砸碎了做石灰。为什么我要找那种石头呢？（作握拳状）因为这种石头很壮，太湖的石头（摆在这里）就不像样了，太细气。太湖石很细气，在四合院、小花园、我们家里面是可以用的，在这种大厅里面只能这种石头（指石林的石头），我很早就觉得一定要用这种石头。在香港中国银行我本来预备要用的，后来因为听说是我选的，他加价十倍，敲竹杠，那我就说不要了。结果我们到柳州去找，柳州的石头没有这么好。但香山饭店是有的（指有石林的石头），那时是因为有一个将军（作拿电话状）帮我联系。
非常建筑 贝聿铭收官（2）
（旁白：香山饭店的石头没这个好。）
贝聿铭：这个好。
王军：这是贝先生亲自挑的吗？
贝聿铭：不，不，香山饭店是我挑的，那个时候，我们可以挑的地方很小，在这个地方可以挑，别的地方不能动的，国宝嘛。这次在外面挑的，范围大一点，选得好。不是我选的，（指着身边的年轻人）是他们选的。这些石头很重。在这个大厅里摆什么东西呢？这个现在还没有做好呢，（指着水池中的卵石）将来这些都要拿走的，要铺黑石摆水，黑石摆水，就可以反照投影，一块石头就变两块了。这个大概明年才可以看到。还有竹子，室内植物，能生存的很少，比如外面的槐树，一搬进来，一定死，养不活的，养得活的极少。养得活的几种，竹子是其中的一种，它上面有喷水，我昨天看了，每一天喷几次，竹叶的水量一定要高，有竹子跟石头就够了，我要求竹子也要大，他们到广西，后来到杭州拿来的，但这个竹比较细小一点，所以我看来应该再大一点。
王军：以后再长一长会不会大一些？
贝聿铭：竹子不会再长大，所以我叫多加几个高的，这样有高有低。（手指大厅）这个地方照我的看法是广场之一，人民可以从这儿走到西单，中国银行不让我这样，也许它……这个我没有权。我的意思是人们可以走过，来来往往。（手指大厅里端）那里面可以作银行的，（再手指大厅）这里应该公用，应该走来走去，（手指东南角大门）那个地方就不同了，重要人物从那里进，两面有梯子，（手指东南角大门内侧的花池）这个种花的，拦住一点，但看是可以看，走过去没那么容易。（手指大门顶部）招待所（接待厅）在上面，本来我设计时上面可以看到天坛，现在包先生（指包玉刚建设时代广场大厦）把我挡住了，看不见了。
王军：听说这是你的收山之作？
贝聿铭：这么大的不做了，小的还做，自己玩。
王军：为什么？
贝聿铭：时间问题，这个工作我做了七年了，再过七年，我要这么走路了（作拄拐棍状，笑），不行了。第二，组织，我现在没有组织了，我从事务所脱离了，没有组织了。没有组织就做不成功。（指身边的年轻人）他们是老朋友了。
王军：你对这个建筑满意吗？
贝聿铭：很难说，建筑，在北京，高度有限制，这个我不反对。同时，业主要求做很多平方米的建筑容积量，这两个有矛盾，结果建筑显得很重，如果要它轻，要挖空，里面空了，从外面看进来应看到是空的，白天是不成问题的了，看得见，晚上有问题，里面照明很重要，这要花好几个月来做好。晚上要通过照明，让人从外面可以看到，这么大的建筑物里面是空的！也许领导人看到东方广场他们都欢喜，哦！亮！但我们不能太亮（指用反光玻璃幕墙），太亮了里面的光就出不来了。明白吗？就是外面太光里面的光就出不来了。照明是可以照明，但外面不能太光，（手指大门）这里面应该有灯（光）可以出去。现在里面的照明还没有做成功。将来里面的照明要做得好，做得强、有力（作握拳状），外面的照明还是要的，可是里面的照明，光出来比较重要一点。这个建筑跟旁边的不同就是这点，旁边的建筑用反射玻璃，光出不来的，我们用的都是透明玻璃，光可以出去。
王军：你刚才提到了东方广场，这个建筑在北京的建筑界有许多不同看法，你对此有什么意见？
贝聿铭：这个……我不能批评。（摆手，摇头，笑）
王军：你觉得长安街上需不需要这样的建筑呢？
贝聿铭：（想了想）老实说，是可以的，因为长安街很宽。最要紧的是，比如长安街都要建这样重的建筑，树很重要。全部长安街，都要一样的树，像法国香榭丽舍大街一样，拿这个树照明，你明白吗？不要拿这个房子照明。房子弄那么大，又那么亮，就错了。你要那么大，可以的，就不要那么亮。要用树来照明，进了长安街，都是树，不是都是房子。越是大，越是不要太亮。现在长安街……我又要批评了（笑，摆手）。
王军：1950年代初建长安街的时候，梁思成先生提出不应在旧城里面开大马路，说沿着大街盖大楼是错的，而应在外面建一个行政中心区，把长安街两边的新建筑拿到那儿去建。
贝聿铭：这个刚才我跟你说过了，太迟了！城墙你不要拆呀！城墙拆了，是毛主席决定的，我又不能批评呀！（大笑）城墙最好是不要拆，城里面保留，高楼做在外面。这个最理想，巴黎就是这样做的。
王军：梁思成先生以前在美国跟您谈过这件事没有？
贝聿铭：没有谈过这件事，因为那时候我还没有看过北京，没见过北京。他在联合国作建筑顾问的时候，我跟他见过面，他说你应该回来，帮帮我的忙，干干建筑。我说好呵。这是1947、48年的事。那时候我回不了了，拿不着护照了，我那个时候还是中国的护照，老的，中国的护照。
王军：你以后还可能在北京设计新的建筑吗？
贝聿铭：不搞了，让他们年轻人去搞，中国是他们的世界，不是我的了（笑）。贝氏事务所，将来他们来做，不成问题，你看这个大建筑，就是他们几个人跟我的老二，他们能做这么大，今后什么建筑都可以做。我是退休了。（笑）小的玩意我来，大的不行了。
这个建筑，老多门呀，也是个问题，到处都是门关门的，他们（业主）不想这样，太多门不好管理。（手指东南角大门）这个门是重要人物进来，（手指东西两侧大门）这两个门照我的意思，是公众的，（手指里面的门）那两个圆的，银行员工用，从那里上下楼。要问银行，他们大概会说：最好一个门了，但这个房子大，一个门是不可以的。我在香港盖的那个，地方没这个大，但比这个高，还前后做了两个门。我觉得现在是对的，他是否让民众走过这里面，从复兴门外到西单？这是将来他们的权力，我没有（这个权力），不过我给了他们这个机会。我希望他们放行，这里面人越多越好。（笑）不过银行管理就麻烦了，人太多不行。
王军：这样的设计是不是一种美国的方式？
贝聿铭：有一点。也许在中国要用中国的办法，但我给了他们这个机会，可以放开，但他们认为应该关起来，我心里不安，但不能不接受。
非常建筑 贝聿铭收官（3）
1999年6月，贝聿铭与吴良镛、周干峙、张开济、华揽洪、郑孝燮、罗哲文、阮仪三，共8位专家联名向北京市政府提交意见书《在急速发展中要审慎地保护北京历史文化名城》。
意见书说，北京旧城是世界城市史上历史最长、规模最大的杰作，是中国历代都城建设的结晶。旧城虽已遭到一定破坏，仍应得到海内外的关心并积极促进加强保护。北京旧城最杰出之处就在于它是一个完整的有计划的整体，因此，对北京旧城的保护也要着眼于整体。应该顺应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与发展的客观规律，对北京旧城进行积极的、慎重的保护与改善，而不是“加速改造”。
意见书提出，尽快着手从旧城的整体出发研究北京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问题，使旧城保护与整治、历史文化区保护和文物保护这三个互相关联的层次形成一个整体。在此基础上，制定具体的保护政策和措施，编订具有法律效力的完整的《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立即停止旧城内的大规模开发建设，收回旧城内所有已拨出但未开发的土地。明确规定，今后一段时期内不再在旧城内安排大型商业、金融、办公设施。
在北京这个城市，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几次修编的城市总体规划都以旧城为单一的城市中心、以改造旧城为发展方向，这使得旧城内古老的胡同、四合院不断被高楼大厦所取代。
在这样的改造中，城市的功能过度集中于旧城区内，带来棘手的交通与环境问题。为缓解交通拥堵，政府不断斥巨资拆建道路，如此循环往复。
在中国银行总部大厦的脚下，白庙胡同、民丰胡同等有着数百年历史的街区消失了。这种被政府批准的行为在旧城区内的许多地方不断上演。
贝聿铭虽然建议停止对北京旧城的继续拆除，而他一旦以建筑师的身份出现在这个城市，又不可避免地成为了城市规划的实施者，尽管他认为这个规划存在不少问题。
非常建筑 香山饭店之争
1978年，谢绝了在长安街上设计高楼的邀请后，贝聿铭跑到远离北京旧城区20公里之外的香山设计香山饭店。
在香山饭店的设计中，贝聿铭获得了罕见的权力。他不仅能够决定建筑的选址，而且仅仅为给饭店里一个小型水泥广场增姿，就将云南石林230吨尖柱形岩石纵穿大半个中国运来；庭院铺地的卵石虽在北京也有，但为追求一定的颜色和一定的直径，他长途跋涉到山东长岛挑选，运到北京后，一个卵石相当于一个鸡蛋的价钱。
有评论指出，这些因素，使香山饭店的造价高得惊人，平均每一个单间房就达20万美元。而同样是中外合资的北京建国饭店，平均每一个单间客房造价才4万美元。
香山饭店粉墙黛瓦式的外观被批评为不适宜地将一座江南园林生硬地搬到北方来；在工程建设中，176棵存活数百年的大树被伐。一系列批评文章出笼了，北京市一位负责人出面劝阻，这才罢休。
尽管如此，香山饭店还是为贝聿铭赢得了巨大声誉，饭店开业7个月后，他获得了被誉为建筑界的最高荣誉——普利茨克奖。
对于北京这个在毛泽东时代曾经长期封闭的城市来说，香山饭店的另一层意义在于它传递出中国政府在建筑设计领域对外开放的信息。此后，越来越多的境外建筑师有机会到北京开展业务。
1983年竣工的北京长城饭店是中外设计合作的早期代表作，由美国贝克特国际公司设计的这个巨型大厦，一开始就遭到激烈的反对，在反对者看来，其主楼大量采用的玻璃幕墙，简直是“奇装异服”。
长城饭店最终还是被人们接受了，它位于远离北京旧城的东郊地区，因此获得了较为自由的创新空间。1988年经市民投票，这个玻璃大厦当选“北京八十年代十大建筑”。
1980年代中期以后，长城饭店式的建筑开始在旧城区内蔓延。王府井金鱼胡同地区的数幢饭店，建筑的高度与体量，均对故宫形成挤压之势。香港熊谷建筑设计有限公司尽管在王府饭店的设计中，给建筑戴上了中式大屋顶，但这并不能抵消它对故宫环境的破坏。
在学术界的呼吁之下，1985年北京市出台了市区建筑高度控制方案，提出以故宫为中心，分层次由内向外控制建筑高度。1991至2010年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也把建筑高度的控制作为保护历史文化名城的一项重点内容：“长安街、前三门大街两侧和二环路内侧以及部分干道的沿街地段，允许建部分高层建筑，建筑高度一般控制在30米以下，个别地区控制在45米以下”。
贝聿铭认为，北京建筑高度控制方案的出台，是他为这个城市作出的贡献。
“1978年我在清华大学做了学术报告，我对听众们说，你们要更考虑周到些。那时，他们还没有建造什么，只有一些小规模的工程在进行，当然这不包括北京饭店，它太高了，而且我认为它的形式也不恰当。”贝聿铭在接受哈佛《亚太评论》杂志的专访时说，“他们应该考虑一下总体的影响，考虑一下像紫禁城这样的因素。对一个建筑师来说，周围的环境是至关重要的。我想我的话是起了作用，对此我一直十分自豪，那以后，在紫禁城附近的区域再也不允许建造高层建筑了。”
但是，随着新的建设在北京旧城内“四面开花”，保护与发展的矛盾趋于激化，建筑高度控制的法规屡被突破。1990年代在旧城内建设的恒基中心高达110米，已是规划限高的两倍多；故宫东南侧的东方广场大厦也因建筑高度突破规划要求等问题，引发一场轩然大波。
在中国银行总部大厦的设计中，贝聿铭尽量把建筑高度控制在规划要求的45米范围之内，但是，这幢大厦的西部以及离长安街稍远的北部，高度达到了57米，这似乎是建筑师为了业主的利益而做出的妥协。
在这57米的高度之上，贝聿铭1980年5月30日在纽约为清华大学访美代表团所作的演讲，回荡在我的耳际：
故宫！金碧辉煌的屋顶上面是湛蓝的天空。但是如果掉以轻心，不加以慎重考虑，要不了五年十年，在故宫的屋顶上面看到的将是一些高楼大厦。但是现在看到的是多么壮丽的天际线啊！这是无论如何都要保留下去的。怎样进行新的开发同时又保护好文化遗产，避免造成永久的遗憾，这正是北京城市规划的一个重要课题。
非常建筑 “在这个问题上，我很像梁思成”
2001年6月27日，在刚刚告竣的中国银行总部大厦，我第二次见到了贝聿铭。这一次，他为大厦的竣工专程赶来，并邀请中外记者同游这处建筑。
大厦内的大堂允许公众穿行，这让贝聿铭十分开心：“开放了，这很好，可是大家还不知道！”
这时，我跟他开了一个玩笑：“要不要我帮您在外面立一个欢迎进入的告示牌？”
“不必了，不必了。”贝聿铭一摆手，仍难掩内心的喜悦。
中国银行总部大厦的设计单位是1992年在美国纽约成立的贝氏建筑事务所，它是由贝聿铭的两个儿子贝建中、贝礼中创办的，他们均在父亲的建筑事务所工作了较长时间。现在，已退休的父亲，成了他们的顾问。
从严格意义上说，中国银行总部大厦，是由贝建中和贝礼中设计的，贝聿铭只是扮演了一个设计顾问的角色。对这一点，贝聿铭未予否认。贝建中对我说：“这个房子应该是我们设计的。”
在贝聿铭出现之前，贝建中先与记者们攀谈起来，话题从江南园林开始。
“南方的竹子适合在北方生长吗？你看，竹子有的叶子发黄了。”我问。
“但是，这些竹子已在这里面生活了两年，你看，它们还长出了一些新叶呢！”贝建中得出与我相反的结论。
贝聿铭有三个儿子——贝定中、贝建中、贝礼中，他们名字的寓意是：安定中国，建设中国，礼仪中国。
在成立贝氏建筑事务所时，贝聿铭建议贝建中最好把弟弟带上，从此，哥俩儿形影不离。
贝建中长得很像他的父亲，瘦高的个儿，外表谦逊儒雅。他介绍道，中国银行总部大厦的设计从江南园林和四合院当中获得了灵感。
整个建筑内外都使用了来自意大利的凝灰石。这种石材在北京还是第一次被挂在墙上，甚至给施工带来很大困难，以至于不得不暂停几个月“攻关”。
凝灰石为淡黄色，在北京多沙的天气里更能保持“本色”，它使建筑物的内外空间显示出简朴而富有结构美的色彩一致性，这正是贝聿铭惯用的建筑手法。
当贝建中跟记者们侃侃而谈的时候，贝聿铭出现了，他的脸上永远是那标志性的微笑，“对不起，我迟到了。我接了一个电话，所以晚了。”
这一次，他穿的还是那一身浅黄色西服，其色彩如果这幢大厦的凝灰石。
贝聿铭与大家握手。一位记者自我介绍来自《北京青年报》，贝聿铭笑问：“李瑞环领导你们吧？”显然，他熟知李瑞环这位出身北京建筑界的中共高层领导，曾担任共青团中央书记的经历。
首都规划建设委员会前副主任宣祥鎏告诉我一个故事——
一次，李瑞环与贝聿铭见面，贝聿铭说，过去他不好评价自己的作品，但设计了巴黎的卢浮宫扩建工程后，就相信这个作品可以传世了。
李瑞环的评价却是：在那个地方，摆什么都不合适！一句话逗得众人皆笑，又让人回味。
宣祥鎏感叹：“也许贝聿铭的设计，是所有不合适的设计中最合适的那个。”
《南华早报》驻京记者奥尼尔送给贝聿铭一本书——梁思成遗孀林洙撰写的《建筑师梁思成》。
“梁思成，我认识！”贝聿铭接下书后感慨，“梁思成很了不起，他为保护北京的城墙还有许多古建筑花了很多的心血，北京的城墙被拆了，多可惜呵！”
他又回忆起梁思成当年请他回国的往事：“梁思成曾劝我回来，但我回不来了。那时我们回来都不会起作用，我还年轻，根本起不了作用。现在，我能起些作用了。”
“香山饭店你这次去了吗？”我问贝聿铭。
“我没有去，它盖出来后，我就再也没有去！”他神情黯然，“我听人说，那里管理得很不好，建筑也没有很好地维修。在这个问题上，我很像梁思成。为什么一个好东西，不能好好地使用？”
“得靠你们帮忙了，呼吁呼吁啊！全靠你们了！”他说。
非常建筑 对安德鲁的回应
在这之前，贝聿铭设计的卢浮宫扩建工程，被法国建筑师保罗·安德鲁引为例证，来为他设计的中国国家大剧院辩护。
安德鲁在人民大会堂西侧设计的这个建筑，把大剧院置于一片水面的中央，以巨大的钛金属椭圆形穹顶，覆盖内部的四个剧场。
此项设计引起很大的争论。反对者认为，安德鲁设计的钛金属穹顶，在结构上与内部建筑物没有任何联系，它只是起造型作用，且耗资巨大，约束内部功能，抬高日后运营成本，不能称为合理的设计。
“房子外面套房子，这是脱了裤子放屁，多此一举！”贝聿铭的好友、国家级建筑设计大师张开济，激烈地批评了安德鲁的方案。
我听到的较文雅的批评是：“这如同屋子里面打伞，不可思议。”
安德鲁开始了反驳，他举出了卢浮宫扩建工程：“这些指责也曾多次被用来猛烈攻击任何一座新的重要建筑：悉尼歌剧院、蓬皮杜文化中心、卢浮宫的金字塔形入口，等等。创新从来就意味着打破传统秩序，直面未来和变化。总会有些人喜欢回到过去而忽略变革的需要。”
“你对国家大剧院的方案有何评价？”我问贝聿铭。
“这个问题你去问张开济、吴良镛吧，”贝聿铭说，“他们了解情况，我没有看过模型，说不了什么。”
“但是那个效果图看过吧，报纸上都登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