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1日下午，他乘车至故宫神武门内，由西登道上神武门城楼，沿城墙西行，经西北角楼、西华门、西南角楼，到达午门下楼离去。
三次路线相加，毛泽东正好在故宫城墙上绕行一周。这是1949年之后，毛泽东到故宫仅有的三次记载，而这三次他只登城墙不入宫内。
在城墙上漫步徐行，毛泽东有何感想？他为什么不到故宫里面走走？
详细规划经过
1952年10月，北京市政府召开会议讨论工程项目，梁思成在笔记本上记录了一位发言者的意见：“不同意天安门内做中央政府。”
1953年7月，北京市市政建设部门及各区委对城市规划发表意见，绝大部分人主张拆掉城墙，认为要保护古物，有紫禁城就够了，并提出：“中央主要机关分布在内环，将党中央及中央人民政府扩展至天安门南，把故宫丢在后面，并在其四周建筑高楼，形成压打之势。”
1955年，梁思成的建筑思想遭到批判。当时在中宣部任职的何祚庥在《学习》杂志发表文章称：“旧北京城的都市建设亦何至于连一点缺点也没有呢？譬如说，北京市的城墙就相当地阻碍了北京市城郊和城内的交通，以致我们不得不在城墙上打通许许多多的缺口；又如北京市当中放上一个大故宫，以致行人都要绕道而行，交通十分不便。”
何祚庥的意见也为一些规划专业人员认同。1951年4月28日，北京市都市计划委员会道路系统专门委员会对北京市原有道路的优缺点进行了讨论，提出：“为解决故宫对东西交通的阻碍，计划在东华门至灵境胡同皇城根之间，开辟地下道一条，专为东西向汽车通行使用。”
1951年6月6日，北京市都市计划委员会道路系统组组长林治远，在关于北京市道路现况的报告中认为，北京市道路存在的问题包括：“内城中部东西交通不便，以故宫为中心的皇城建筑隔断了中部东西交通，虽自民国后开辟了东西长安街、景山前街，但仍不能通畅。”
革命历史博物馆要求在故宫内建设，1955年4月6日，北京市城市规划管理局党组在致中共北京市委的《建筑拨地工作报告》中，以此为例表示：“无规划或规划上有争论的地方，则尽量说服暂时不建。”
1957年1月8日，文物收藏家张伯驹以政协委员的身份视察北京市都市规划委员会之后提出：“故宫保持有五百多年历史，必须保存其完整性，确定紫禁城为故宫博物院范围，绝对不得拆建或开修马路。”
非常计划 毛泽东围城之际保故宫（2）
北京市都市规划委员会对此答复：“在北京市总体规划初步方案上已考虑到保留故宫。”
1957年4月16日，北京市都市规划委员会在答复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关于“机关除城内原有的，应当注意分布到城外”的意见时称：“关于机关办公楼的分布问题，在规划中考虑：中南海及其东面和西面的地区作为中央首脑机关所在地。”
位于中南海东面的故宫是否涉及“中央首脑机关所在地”的范围？答复未予说明。
1958年北京总体规划方案上报中央以后，北京市都市规划委员会立即展开分区详细规划研究，当时专门成立了城区组研究旧城的详细规划。后来，都市规划委员会与规划局合并，成立了城区规划室（规划局四室），由赵冬日、沈其两位专家领衔；建筑设计院也成立了相应的规划班子，由张鎛总建筑师领衔，开展了大量工作。
这些单位对旧城从整体上应该建成什么样，做了较为深入的探讨，这项研究一直延续到20世纪60年代进入高潮。
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前副院长董光器在2006年10月出版的《古都北京五十年演变录》一书中，印出9张这一时期完成的北京城区规划方案图，显示旧城之内，基本没有保留胡同系统和成片的四合院，取而代之的是多层和高层建筑；从天安门到故宫，或只保留部分建筑物，或全部拆除重建。
“故宫能不能局部改建，护城河能不能改成暗河，在当时也是十分敏感的问题。”董光器在书中写道，“市委、市政府没有明确的指示，但在学术界，包括历史学家在当时也确有世界上没有永恒的存在，万事万物均在变化之中的说法。何况当时的规划只是一种模拟试验，并非实施方案，思想不妨放开一点。因此，有的方案做了对天安门城楼和太和殿的改建方案。”
董光器回忆道，在旧城详细规划研究过程中，市委和党中央都没有对此进行正式讨论，唯有周恩来总理在1958年总体规划上报前，小范围地听过一次汇报。
当听到旧城改建大体需要花费150多亿元时，周恩来说这是整个抗美援朝的花费，代价太高了，你们这张规划图是一张快意图，我们这个房间就算是快意堂吧！
看到规划方案在中南海西侧副轴终端放了一组大型公共建筑，准备建国务院大楼，周恩来明确表态，在他任总理期间，不新建国务院大楼。
董光器的感受是：“周总理在当时对加快旧城改建持保留态度。”
非常计划 “进行革命性改造”
“大跃进”时期，文化部的一些机构被下放至北京市，其中包括了故宫博物院。
1958年10月13日，北京市文化局党组提出《关于故宫博物院进行革命性改造问题的请示报告》（下称《请示报告》）：“过去由于清规戒律的限制，不准动原状，不准用灯光，各次陈列迁就主要宫殿，分散零乱，多而不精，参观极不便利。而且对封建落后的陈迹不能大力铲除，保留得过多。房屋及环境的清除整理，阻力更大，至今未能脱出残败零乱的现状。库房虽然积极清除了一百多万件非文物，但尚远不彻底”，需要“坚决克服‘地广人稀，封建落后’的现状，根本改变故宫博物院的面貌”。
报告提出两个改革方案：“第一个方案，是将紫禁城内前后两部分划分为二，后半部分从乾清门后由故宫博物院办陈列，前半部分交园林局建设成为公园。这样博物院的陈列成一线，可以大大精干，在紫禁城东西后部开辟两个便门后，故宫可以四通八达，参观便利。”
“第二个方案，是按第一方案多保留从太和门起三大殿及两庑中间主要宫殿，此外交园林局管理。这样主要的宫殿建筑还是作博物馆陈列，可照顾各方面的意见，参观亦便利。绿化部分大部交园林局，博物院更可集中精力办好博物馆事业。但这个方案工程比较大，三大殿两庑及乾清宫两庑要安装灯光，三大殿一带房屋都需油饰彩画。”
报告还提出，多开一些东西交通便门，增辟休息地点；对故宫的宫殿建筑拟大事清除，保留重要的主要建筑，以70%以上的面积园林化等等。
《请示报告》提出之后，从1958年11月到1959年4月，一系列中央会议连续召开，旨在纠“左”。“大跃进”运动中出现的高指标、浮夸风，以及人民公社问题上存在的诸多混乱现象，引起了毛泽东的警觉。
1959年2月27日至3月5日，中共中央在郑州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的主题是人民公社问题。毛泽东指出，“我们在生产关系的改进方面，即是说，在公社所有制问题方面，前进得过远了一点”，造成同农民关系的紧张状态，必须纠正“平均主义倾向和过分集中倾向”，并强调不允许“无偿占有别人劳动成果”。
3月5日，在会议结束的时候，毛泽东从建筑角度谈起了民族风格问题，认为“北京的城市建筑是封建主义的”：
在建筑上，我赞成洋气，开封不像个样子，完全是老式的房子，北京的城市建筑是封建主义的。完全老式的，乌龟壳式的，我不喜欢这个乌龟壳。为什么一定要讲保存民族风格，你那个铁路、枪炮、飞机、火车、电影、拷贝，中国与外国有什么区别，有什么民族风格？我看有些东西不要什么民族风格。
此前，毛泽东表达过类似的观点。1953年2月，毛泽东在武汉召集中南局几位负责人谈话时说：
你们在东湖盖的这两所房子像乌龟壳，有什么好看？落后的东西都要逐步废除，木船是民族形式，要不要用轮船代替？为什么人们不喜欢旧毛厕，要用抽水马桶？就是说，要提倡进步，反对保守，反对落后。还是大洋房比小平房好，有些人对保护老古董的劲头可大了，连北京妨碍交通的牌楼也反对拆除。
正在基于这样的认识，1955年，毛泽东发起了对梁思成建筑思想的批判。
“毛主席讲了‘大屋顶有什么好，道士的帽子与龟壳子’，把批判梁思成的任务交给了彭真。”时任中国建筑学会秘书长的汪季琦在晚年回忆道。
1959年6月，在北京市文化局党组的《请示报告》提出8个月后，中宣部对此作出回应。
谢荫明、瞿宛林在《谁保护了故宫》一文中，引用相关档案，披露了中宣部部长办公会议讨论《请示报告》的情况——
中宣部部长陆定一说：“好事常常办成坏事，主观上想办好事，结果并不完全是这样。……故宫改革方案文件的精神要整个考虑一下。北京的城墙要拆，因为它影响几百万人的交通问题。但是，故宫是另外一种问题。”
陆定一表示：“我们对故宫应采取谨慎的方针，原状不应该轻易动，改了的还应恢复一部分。……故宫的性质，主要应该表现宫廷生活，附带可搞些古代文化艺术的陈列，以保持宫廷史迹”，“讲解说明要实事求是地讲清这些史迹即可，少说一些标语口号”，“关于房子改造问题，小房、小墙可以拆一些，但要谨慎。马路可以宽一些，这是为了消防的需要，不是为了机动车进去。故宫就是要封建落后，古色古香。搞绿化是需要的，如果辟为公园不好管理，绿化一下即可。故宫前半部，可以不交园林局，绿化由故宫统一搞。搞故宫的目的就是为了保留一个落后的地方，对观众进行教育，这就是古为今用，这点不适用于其他各方面的工作。故宫的方针，第一条是保持宫廷史迹，使人能详细地、具体地了解宫廷生活；第二条才是古代文化艺术的陈列”。
“陆定一保故宫，立了一大功！”2005年11月14日，中国文物保护学会顾问谢辰生在接受我采访时，回忆起与这次会议相关的一个情况——
当时，文化部文物局局长王冶秋接到通知：到中宣部出席处级以上干部会议（即部长办公会议），讨论北京市提出的故宫改造方案。
“王冶秋一听就火了，拒绝出席。”谢辰生说，“后来，他见到我，直后悔，说那个会真应该参加！我问他是怎么回事，他说，原以为中宣部开的那个会是戴着帽子下来的，没想到却开成了一个保护故宫的会，陆定一把那个方案给否了！”
“王冶秋对我说，陆定一否掉了在故宫里开马路的那个方案，这条马路计划从西华门横贯至东华门，将文华、武英二殿辟作娱乐场所。北京市提出的两大改建理由是，故宫‘地广人稀，封建落后’。陆定一说，‘封建落后’，故宫就是封建落后嘛，不封建落后哪叫故宫呢？‘地广人稀’，留个地方给老百姓游览休憩，有什么不好？我看，故宫一万年也不要点电灯泡，我们中宣部处级以上干部，个个都是‘保皇党’！”
1964年6月12日，谢辰生参加故宫复原陈列的讨论，第一次看到了陆定一在那次中宣部部长办公会议上的讲话记录。当天，他在日记里写道：“如果不是这次定一同志顶住，故宫真不知如何得了。可能现在已是面目全非了。有些人是好心办坏事。好事过了头就会走向它的反面，这就是辩证法。”
在北京市文化局党组提出《请示报告》之后，故宫博物院提出了一个“清除糟粕建筑物计划”。
《紫禁城》杂志2005年10月推出“故宫博物院80年专号”，刊出一则短文，对此予以披露：“1958年，正是‘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在全国形成全民运动的高潮时期。在当时的形势下，故宫博物院在有步骤地实施古建筑修缮整理的同时，也着手计划改建工程，预备对院内一些不能体现‘人民性’的‘糟粕’建筑进行清理拆除。”
1958年12月15日，故宫博物院向北京市文化局提交了《清除糟粕建筑物计划和59年第一批应拆除建筑物的报告》，其中说明对院内各处残破坍塌及妨碍交通道路、妨碍下水道之小房及门座等建筑，需即行拆除。
北京市文化局1959年1月7日同意此报告，并提出要求：“（1）能暂时利用者，可不拆除；（2）对过去宫廷仆役（太监、宫女等）所住的房屋及值班房等，选择几处有典型性的加以保留，并标出文字说明，以便和帝王奢侈生活进行对比，向观众进行阶级教育；（3）拆除室内的墙时，应注意建筑物的安全；（4）能用材料，拆除时应注意保护，拆除后应妥为保存和利用；（5）拆除的建筑物应照相留影。”
计划执行的情况是，“绛雪轩罩棚、养性斋罩棚、集卉亭、鹿囿、建福门、惠风亭等一批‘糟粕’建筑，于一年之内被拆除。”
非常计划 改建计划被再度提起
1961年3月，故宫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963年2月，北京市城市规划管理局在北京展览馆举办“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汇报展览”。此间，故宫改建计划被再度提起。
有关规划官员和技术人员被召集至颐和园听鹂馆用餐。席间，北京市副市长吴晗引经据典谈论故宫，称故宫自古以来就是变化着的，溥仪为骑自行车还锯掉了故宫的门槛。
1963年3月25日，吴晗在中共北京市委机关刊物《前线》的“三家村札记”中，发表《谈北京城》一文，为故宫改建造势：
尽管北京城的建都有了一千多年的历史，今天的北京城却决不是辽、金时代的北京城。辽、金时代的北京城，在今天北京城的西面和西南面，都早已毁灭了，一点影子也没有了。明初营建的北京城，也不尽和元代的城相同，明代北京城的北城比元代的北京城向南缩五华里，现在德胜门外五里的土丘，就是元代北城的遗址，元代南城就是现在的东西长安街，明代把它向南扩展了。至于外城则是公元1550年以后修建的。从以上历史发展的情况来说，历史上都市的建设不是不可以改变的，相反，各个时代都为了符合自己的需要，进行了重建或扩建。今天的北京城并不是历史上各个王朝北京城的原样，不但位置不同，规模、设计、建置也不相同。
同样，作为政治中心的中心，统治者在那里发号施令的宫殿，也是如此，不但辽、金时代的宫殿没有了，就是元朝的也被拆除了。
这位明史专家称：“现在保留下来的清朝的宫殿，不但不是明朝的原来建筑，而且，也不完全是清朝原来的建筑。当然，作为一个古代建筑艺术品，应否保留以及如何保留，是一个可以研究的问题，不过，要是像某些人所说，因为是古代建筑，就绝对不能改变，把事情绝对化了，那也是不符合历史实际情况的。”
吴晗得出结论：“北京城的历史发展告诉我们，无论是城市建置，政治中心，街道布局，房屋高低等等，都不是不可改变的。相反的结论是必须改变。我们必须有这样的历史认识，才不至于被前人的阴影所笼罩，才能大踏步地健康地向前迈进。”
董光器在《古都北京五十年演变录》中，印出一张1963年北京市城市规划管理局作的北京城区布局方案图，显示天安门、端门、故宫皆被拆除改建为大型公共建筑。
1964年，国民经济调整的任务基本完成，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可望到来。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提出《关于北京城市建设工作的报告》：“考虑到国际形势和国内条件，首都面貌应当逐步改变，如果中央同意，即可让北京市迅速作出东西长安街的改建规划。”中共中央批转了这个《报告》。
为此，北京市政府发动北京市规划局、建筑设计院、工业建筑设计院、清华大学、建筑科学研究院、北京工业大学等6家单位分别编制规划方案，并于1964年4月10日至18日，邀请各地建筑专家审核、评议规划方案。
在此期间，故宫改建方案在内部专室展出。一位知情者对我说，改建方案对故宫建筑有保留的，也有不保留的，几种方案都有，大家只是做做看，学术上有各种观点，但都是内部探讨式的，并没有形成决策和事实。中共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刘仁看罢故宫改建方案，哈哈一笑离去。
清华大学土木建筑系1965年1月编辑的《教学思想讨论文集（一）》中，收录了一篇题为《要用阶级观点分析故宫和天安门的建筑艺术》的文章，有言曰：
今天劳动人民当家作了主人，故宫不再是封建统治阶级的宫殿，而成为人民的财富，所以我们也就改造它、利用它，使它为今日的社会主义服务。
但是由于故宫的建造本身是为封建统治阶级的，因而今天群众对它并没有多大感情。我们访问过的一位解放军刘同志说：我去故宫是解放初期，看了之后觉得空空荡荡、松松垮垮，台上放个破椅子，看着“腻味”！比行军还累！而现在人大会堂比它大的多，我上上下下倒一点也不累。咱们不感兴趣的东西，就是不合咱们的需要。另一位退休的建筑工人张大爷说：“故宫在我们这些老手艺人看来，也不过拿它当个‘古物’，其实也不怎么样，老式样！”一位妇女主任也说：“皇宫盖的拖拖拉拉，死板，不好看！”……
另外大家还说：“又费工、又费料。”“大木头垛着，人家可以盖五十间，它只能盖一间，也呆不了几个人！”“占那么大的地方，而且还在城中间。”
……今天大家去看故宫比较多的是拿它当个展览品。然而，我们过去有些人，却被故宫的建筑气派吓唬住，拜倒在封建帝王脚下，至今还不起来。
……
刘同志说：“四九年进城，我乍一到天安门，首先觉得不舒服：这是国家经济、文化中心，可是气氛不对头。往这边一瞧，是城门楼；往那边一瞧是五个黑洞洞；中间连着一条窄路，两旁红墙夹着。东西摆的不少，但用途不大，像三座门、红墙当然过去是有用的。围护紫禁城，不让老百姓接近。当时我觉得这么大的国家，应该有一个好的中心。”……
群众喜爱天安门，可是对天安门的建筑形式并不十分满意。前面说过刘同志还说：“现在有了大会堂、博物馆的搭配，天安门又经常修缮，所以也壮丽，从整个广场看，北边显得配不起来。”居民委员会马主任也说：“天安门是老房子，要能盖一个新的主席台，修得比人大会堂更漂亮，那更好！两边的文化宫和中山公园的大门像庙门，我看得改！”张大爷说得更具体：“天安门也不过是城楼上加一个殿座。老人谁没见过城门楼？要是新盖一个大楼，比大会堂高出一倍去，可多威望，要比天安门精神！”
……
我们现在认为：人民建造故宫，付出了巨大的劳动，但是他们建造的东西，不代表他们的意愿，他们是被迫劳动、按着统治阶级的意图行事的。所以故宫决无“人民性”，它是封建帝王的建筑。
非常计划 “砸烂故宫！”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其信号是吴晗响应毛泽东倡议而作的京剧剧本《海瑞罢官》遭到批判。
在这场风暴中，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彭真、刘仁、郑天翔等7人和副市长吴晗、乐松生等6人分别被扣上了“叛徒”、“特务”、“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反动资本家”、“反动学术权威”等罪名。刘仁、邓拓、吴晗被迫害致死。
故宫改建计划被列为中共北京市委要给刘少奇盖宫殿的“罪证”。
1967年《城市规划革命》第1期刊登署名“《东方红》战斗队”的批判文章《揭开“故宫改建”规划的黑幕》，称“‘故宫改建’就是这群赫鲁晓夫式的人物篡党、篡国的又一起严重反革命事件”。
梁思成日记载，1967年8月16日，北京市规划局两位工作人员“来问彭真想拆故宫改建为党中央事，及关于改建广场及长安街事”。
1967年8月25日，《城建战报》刊登“北京市城市规划管理局井冈山公社”的批判文章《揭开“故宫”改建的黑幕》：“他们（指旧北京市委——引者注）明目张胆的攻击天安门广场不是中心，中南海也不是中心，故宫才是北京的中心，公然提出要‘夺中心’。夺什么中心？就是要夺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权，要变无产阶级专政为资产阶级专政。这是向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猖狂进攻的信号！反革命气焰是何等嚣张！”
改建计划胎死腹中，紫禁城并未获得安宁。
“文革”时印出的《毛主席语录》称：“那些封建皇帝的城池宫殿还不坚固么？群众一起来，一个个都倒了。”
1966年5月23日，泥塑“收租院”展览在神武门城楼开幕，后移至故宫奉先殿继续展出。为此，1966年6月至7月，奉先殿工字型大殿被改为长方形。
11月21日，奉先殿前清代祭祖所用焚帛炉，正对着殿内的毛主席像，被认为与展览内容不符而被拆除。
同年8月3日，故宫城隍庙内泥塑神像十一座、泥塑马一对被毁；8月16日，除“收租院”展览外，故宫其余各处停止开放，实行闭馆。
故宫博物院大理石门匾，被纸盖住，墨笔大书“血泪宫”三字；神武门外砖墙上，“火烧紫禁城！！！”“砸烂故宫！”的大字报贴出。
故宫“整改方案”随即出台。顺贞门、天一门、文华殿、乾隆花园内的门额被摘，中和殿宝座被拆。
“整改方案”的其他项目未及实施，即遭遇“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潮。1966年6月进驻故宫博物院，带领全院职工批判“黑线”、贯彻“红线”的军宣队，转眼间成了被批判揪斗的对象，10月不得不撤离故宫，“整改方案”寿终正寝。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林彪在天安门广场第一次接见北京和全国各地的红卫兵及群众代表。当晚，周恩来得知红卫兵准备冲入故宫“破四旧”，当即指示关闭故宫，并通知北京卫戍区派一个营的部队前去守护。
次日，红卫兵要冲故宫，工作人员按照周恩来的指示把红卫兵劝退。几日后，周恩来又派军队守护故宫四周。
1970年，故宫钦安殿前抱厦五间被拆除。
1971年7月，故宫博物院恢复开放。
1973年3月27日，因洛阳白马寺接待西哈努克亲王的需要，按上级指示，故宫慈宁宫大佛堂全部文物被调拨洛阳白马寺，至今未归还。搬运文物时，慈宁宫大佛堂建筑彩画遭到破坏。
1972年，设计高度逾百米的北京饭店东楼在故宫东南侧兴建。施工中发现其构成对中南海的窥视，东楼高度被减至87.6米；1974年2月10日，经国务院批示，五座遮挡性楼房在故宫西华门内南北两侧开工，次年11月22日竣工。
此前，有人建议将故宫午门楼提高以起遮挡作用，周恩来予以否定，认为一是文物不宜破坏，二是不能作“此地无银三百两”的傻事。
周恩来提出，北京应有一个控制建筑高度的规定，譬如城里45米，城外60米，研究后要把它确定下来。
非常计划 “无价的历史见证”
西华门内的遮挡性楼房，后由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等单位使用。
2003年11月26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批复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迁建工程的项目建议书，同意迁建工程立项，工程选址在北京市海淀区正福寺4号。国家发改委要求档案馆迁出后，旧馆应拆除，尽快恢复明清故宫历史原貌。
1987年12月，故宫成为中国首批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文化遗产。世界遗产委员会对故宫的总体评价是：“紫禁城是中国五个多世纪以来的最高权力中心，它以园林景观和容纳了家具及工艺品的9000个房间的庞大建筑群，成为明清时代中国文明无价的历史见证。”
2004年，陆定一之子陆德回故乡无锡给父亲上坟，听说文物专家对父亲的故居作了评估，称此宅应该保留，不仅是因为它的建筑风格和文化底蕴，更主要的是陆定一挺身保护了北京故宫，单凭这一点，就不会同意让人拆掉陆定一故居。
2005年10月，故宫博物院建院80周年之际，陆德投书《北京日报》讲述自己给父亲上坟的故事：“关于保护故宫这件事，父亲在世时我未听他谈过。但他在世时，在一次我与他谈论北京现代化建设和拆除大量民俗古建筑的矛盾时，父亲讲：五十、六十年代，北京为搞建设，需拆除部分古建筑。一些专家和学者不赞同，有人为此还痛哭过。我们把这一情况向（毛）主席汇报，主席讲：‘这些遗老遗少们啊，当亡国奴（注：指日本侵占北京时）他们没有哭，拆几座牌楼古坊，就要哭鼻子？！’以后也就没有人敢轻易去反映这种事了。看来，为了保护故宫，父亲60年代初挺身直谏，是冒了很大的政治风险的。”
陆德感叹：“当今，每年有数百万人去参观游览故宫，当人们在赞赏这一灿烂的人类文化明珠时，可曾想到还有这么一段感人肺腑的历史史实。”
谢荫明、瞿宛林对故宫的这段历史作出这样的评价：“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后，在保护故宫、保护历史文化遗产方面做了许多卓有成效、富有远见的工作。历史告诉我们，尽管在保护故宫的过程中，形成了多种不同的设想、意见和方案，但由于党在改造故宫这一重大问题上，经过审慎的考虑，并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最终使故宫完整地留存给子孙后代。在故宫的改造利用过程中，虽然极“左”思想和历史虚无主义曾有所体现，但正确的认知和行动最终还是占据了主导地位。”
本文涉及故宫内外部分建筑和街道位置图
建筑和街道地点以其在文章中出现的顺序标注。底图为中国抗日战争时期美国第18航空队1943年航拍北京全城的军用照片局部——北京明清皇城。原图藏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中国工程院院士傅熹年先生获赠后提供本书作者使用。
1文华殿2武英殿3太和殿4中和殿5天安门广场6中山公园7劳动人民文化宫8景山9北海10东长安街11西长安街12中南海天安门13午门14端门15东华门16西华门17南河沿18长安左门19长安右门20筒子河21猪市大街22北长街23大高玄殿24习礼亭及大高玄殿牌楼25北上门26福佑寺27三眼井吉安东夹道（毛泽东故居）28北京大学（红楼）29神武门30东北角楼31东南角楼32西北角楼33西南角楼34灵境胡同35皇城根36乾清门37太和门38保和殿39乾清宫40端门41绛雪轩42养性斋43建福门44惠风亭45东三座门46西三座门47奉先殿48城隍庙49顺贞门50天一门51乾隆花园52钦安殿53慈宁宫54大佛堂
水淹均州
北修紫禁城，南修武当山，是永乐皇帝做的两件大事。1967年，武当山皇家建筑遭遇了一场浩劫。
谈起湖北省丹江口库区的文物保护，当地人颇为激动，因为他们曾目睹丹江口水库一期工程在1967年蓄水时，均州古城及武当山响水河至草店沿线35公里的地段内，173处古建筑在未采取有效保护措施的情况下，全部被淹没的事实，其中包括著名的迎恩殿、净乐宫、周府庵等；在地下文物方面，被淹没的，以淅川下寺遗址最为著名，此处被疑为楚都丹阳所在地。丹江口水库一期工程所造成的损失，是中国文物保护史上罕见的悲剧。
非常计划 皇家建筑沉入库底
北修紫禁城，南修武当山，是明永乐皇帝做的两件大事。公元1412年，永乐帝下旨，命工部大臣率20万工匠，历12年修成“九宫九观”、“三十六庵堂”、“七十二岩庙”的武当山道教建筑群，并派兵驻守，成为明代皇帝的家庙，以喻“君权神授”。
武当山道教建筑群从均州古城内的净乐宫开始，“五里一庵，十里一宫”，延绵至武当山金顶，气势宏大。可在丹江口水库一期工程中，三分之一的部分被库水吞没了。
“抢下来的东西，也就是净乐宫等处不到2000件的石构件，被分送到武当山老营镇和丹江口市的两处地点，现在还在露天散放。”2004年8月，丹江口市文物局副局长陈智忠在接受我采访时说，“木建筑根本就没有保，不是被水淹掉，就是被大家拆去盖房子，或是当柴火烧掉！”
1957年，国务院曾拨款33万元用于丹江口库区文物保护，主要是保护均州古城及其周围的文物。丹江口水库1958年开工，途中苏联专家突然撤走，工程一度暂缓，文物保护未能及时跟进；至1966年“文革”爆发，33万元的文物保护款尚余11万元没有花掉，而面对“破四旧”的大潮，就再没有人敢动这笔款子了，索性还给了国家。
一期工程文物保护欠账带来的问题仍举目可见。2000年8月，库水消落，两处碑帽探出头来，丹江口市文物局组织打捞，救上来的竟是周府庵精美的透雕石刻。由于库水的冲刷，大量古墓葬暴露出来了，盗掘活动猖狂。
“库水消落的时候，我们一看，到处都是古墓葬，有墓的地方，草都长得不一样！”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长李桃元对我说，“这里的楚墓成千上万，其表层的汉墓被冲散，砖头跟砾石似的堆在岸边，过去我们常说哪个地方埋藏丰富，可到这里一看，都不值一提了！”
前几年，李桃元到消落区搞了一次发掘，随手一挖竟是一处带车马坑的大型楚墓。
均州古城被淹让陈智忠非常难过，小时候他在那里住过，古城在水库中的位置他了如指掌，“均州的城墙10多米高，有4个城门，净乐宫占整个城市三分之一多的面积，布局与故宫相似，有东宫、西宫、御花园，每次皇帝到武当山都先住在这里。2000年，我还在水库里看见了均州古城的城郭，太激动了！”
陈智忠回忆道：“韦贵是永乐帝派来监修武当山建筑的太监，死在均州，墓地在均州城南3公里处，均州人对他的感情很深。韦贵用一生攒下的钱捐建了迎恩宫，请皇帝赐名，死后皇帝还派人看他的墓。可迎恩宫和韦贵墓也都被库水淹掉了！”
“真应该组织力量把一期工程文物保护的史料搞清楚，当时的过程是怎样的？应向后人有个交代。”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长王风竹对当时的情形感到震惊。
“文革”结束后，丹江口水库一期文物保护遗留的问题，受到湖北方面的重视。库区水位虽高达157米，但每年均有数月的消落期，最低水位为130米，仍有条件对消落区的文物进行抢救发掘。
1989年，湖北省政府就净乐宫石构件的保护、整修问题致函水利部。此后，陈智忠随丹江口市市长赴京汇报情况。“水利部的一位司长接待了我们，他们是认账的，可一期工程已经结束，他们表示已无依据再出这笔钱了。”陈智忠说。
问题拖到了南水北调工程，丹江口水库二期上马，水位又要上涨，一期的欠账再不解决就无力回天了。
2004年7月，湖北省丹江口库区文物保护工作汇报会召开，湖北省副省长刘友凡在发言中强调没有一期就没有二期，一期工程处于特殊历史时期，没有充分考虑文物保护问题，请国务院南水北调工程建设委员会领导对一期工程遗留的净乐宫、消落区文物保护问题给予慎重考虑，并妥善解决，使库区悠久的历史文化遗产得到有效保护。
与会的国务院南水北调工程建设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李铁军表示，消落区的文物可以协商研究解决，该花的钱必须花，否则会成为历史问题。
“真希望领导的讲话迅速变成实实在在的行动。”陈智忠说，“丹江口水库一期工程欠下来的，可是中华民族文化的债啊！”
非常计划 又是一轮呼号
站在丹江口水库——南北水调工程中线水源地的岸边，湖北省文物局副局长吴宏堂用了一连串的“很”来描述他肩上的担子：“丹江口湖北库区文物保护的任务很重很重，难度很大很大，留给我们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2004年6月，吴宏堂带着一支在三峡文物保护中打过硬仗的队伍来到这里，同时立下誓言：“我们做好文物保护工作的信心很足很足！”却难掩军中乏粮的尴尬。
由于体制不顺，保护经费尚无着落，湖北省文物局不得不东拼西凑搞发掘，垫资150多万元。
“我们不能等，等不得！垫资对一些文物进行抢救，这是三峡工程的经验。”吴宏堂说。
三峡工程由于文物规划滞后审批，保护经费不能及时到位，使得早该提前进行的文物抢救数年裹足不前，库区一度盗掘成风，1996年甚至在湖北巴东的移民公路建设中，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共话好山川”石刻被炸成一堆废石。
在大型水利枢纽工程的论证阶段，如何把文物保护作为一项基础性工作纳入其中？这是三峡工程留下的巨大疑问。如今，这个疑问又在丹江口水库的上空盘旋了。
2002年12月27日，南水北调工程正式开工建设。工程近期建设的目标是，东线一期工程2007年全线贯通；中线一期工程2010年全线贯通，2007年具备应急把河北省境内4座水库的水调入北京的条件，2008年具备应急把黄河水调入北京的条件；西线一期工程在2010年前后具备开工建设的条件。
这项工程从提出、论证、规划，到立项开工，历时五十载，先后参与的规划设计者数以万计。在听到工程开工的消息时，王风竹的感受却是：“有些茫然，怎么没有文物的事情？”
南水北调工程纵穿中国古代文化的腹地，中线工程总干渠连接着夏文化、商文化、楚文化、燕文化等中国历史上重要的文化区域。
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率队马不停蹄地走访了工程涉及的各个省市，2003年年初，以他为首的40名全国政协委员联名提案，指出南水北调工程“虽然在渠线设计中，设计单位已经注意避开一些重要文物点，但是总干渠渠线的设计并没有依照《文物保护法》的要求，征求省级文物行政部门的意见，南水北调总干渠的文物调查工作迟迟没有落实。”
在南水北调工程文物保护工作机制尚未确定的情况下，2004年2月，国家文物局下文要求做好南水北调工程的文物保护，各相关省市随后展开文物保护规划工作。
同年4月，国家文物局在京召开“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文物保护规划论证会”，两院院士吴良镛和中国工程院院士傅熹年、葛修润等专家呼吁，南水北调工程对历史文化遗产的影响十分巨大，必须引起各级领导和部门的高度重视，在做好工程建设的同时，必须做好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只有这样，南水北调工程才能成为造福人类的文明工程。由于工程建设周期短、施工进度快，留给文物部门的工作时间十分有限，特别是丹江口水库淹没区的文物保护工作迫在眉睫，必须尽快组织队伍抢救。
在这样的情况下，湖北省文物局组织力量完成《南水北调中线工程丹江口水库淹没区湖北省文物保护规划》，共收入文物点210处，包括地下文物176处，地上文物34处，计划发掘46.45万平方米，占遗址分布面积的6.51%，计划勘探413万平方米；地上文物的保护措施分搬迁保护、原地保护、留取资料三种。
2004年6月，湖北省文物局以垫资的方式，组织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抢先对淹没区内已经暴露和面临破坏危险的丹江口市熊家庄、郧县中学汉代墓群等重点遗址、重点墓地进行抢救性勘探、发掘。
同年7月，消息传出：南水北调工程文物保护的工作机制和程序已经确定，中线工程的前期工作由水利部负责，各相关部委组成的协调小组设在国家文物局，文物保护工作经费将纳入工程概算，工程涉及的各省市上报文物保护规划，列入南水北调工程总报告再予以审定。
这个过程与三峡工程相似。三峡工程1992年决定上马；在全国政协的强烈呼吁下，1994年3月，三峡工程库区文物保护规划组成立；同年12月，三峡工程开工；1996年，文物保护规划完成。
由于三峡工程文物保护规划最初列出的19.8亿元的保护经费与工程部门事先估列的3亿元相去甚远，2000年6月规划报告才通过审批，最终确定的文物保护经费约为10亿元。
南水北调工程的文物保护会不会遭遇同样的情况？王风竹说：“不能再出现这种情况了，三峡工程的工期长，还有时间扯皮，而南水北调留给我们的只有四五年，再扯皮就来不及了。”
非常计划 遇真宫何去何从
为实现向北京供水，丹江口水库坝高将由目前的162米，加至176.6米，蓄水位由目前的最高157米，提高至170米，新增淹没面积370平方公里。
在淹没区湖北境内的210处文物点中，包括世界文化遗产1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处，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6处，市、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48处。
建设工程与世界文化遗产发生矛盾，在中国还是头一次。由于库区最终蓄水位将高出世界文化遗产武当山建筑群中的遇真宫6米，其去留成为世人关注的话题。
2003年1月，遇真宫主殿因火灾被焚毁，而今，它又面临与水库建设的矛盾。
遇真宫是明代敕建武当山的“九宫九观”之一，已有近600年历史，计有殿宇、山门33间，建筑面积1459平方米，中轴对称，坐北朝南，四周有宫墙环护。为抢救这处古建筑，湖北省文物部门提出三种设想：原地抬高、异地迁建或围堰保护。
其中，围堰保护又有大围堰、小围堰两种方案。大围堰方案即筑坝于遇真宫附近的山口处，将库水拦在整个古建筑的区域之外，可由于一条河流要经此山口注入水库，设泵站引河水入库存在巨大困难；小围堰方案即筑坝于遇真宫前，但又容易形成内涝。
原地抬高方案，由于遇真宫占地面积大，要整体抬高6米以上，也存在相当大的难度。
2004年8月，王风竹在接受我采访时透露，经过多番考虑，湖北省文物部门倾向于异地迁建这处文物，正在将实施方案按规定程序进行论证、审批。
2006年下半年，经过论证，国家文物局专家组选择了围堰防护的方案，确定以一道长800余米的围堰把遇真宫与库水阻隔开来。
2008年1月8日，新华社发布消息称，遇真宫围堰防护方案在工程设计中被推翻，“工程部门后来在组织设计时发现，围堰防护方案不利于永久保护文物：按照这一方案，一旦遇到超过百年一遇的洪水，遇真宫将面临灭顶之灾，且在遭受洪灾后，堰内如何排水也成为一大难题”，“文物部门目前初步确定将其原地抬升12米的方案，有关专家正在对这一方案进行详细论证”。
丹江口水库位于鄂西北、陕东南、豫西南地区的结合部，是黄河中游与长江中游两大区域文化的接壤地带，是中国古代文化最为重要的发源地之一。现今考古学界关注的一些重大课题，多与这一地区有密切联系。
丹江口库区古代文化堆积厚重，古墓葬数量多、规模大，尤以春秋时期的楚墓为甚。墓葬群中，大的封土堆很多，封土堆越高，墓主人的身份也就越高。
2004年4月，郧阳博物馆在老幸福院墓群发现盗墓迹象，立即派人现场调查核实并上报，湖北省文物局集中省内20名专业人员组成考古队进驻现场，经三个多月发掘，共清理墓葬58座，年代最早为战国，最晚为东汉，墓葬分布密集，形制各异，砖纹精美。
1995年，水库之畔的郧县发现恐龙蛋化石；1997年，又发现恐龙化石，“龙蛋共存”举世罕见。
早在旧石器时代早期，这里就有人类繁衍生息。1973年，距今100万年左右的“郧县人”头骨化石发现，这是迄今除“北京人”头骨化石发现之外，中国最为重要的古人类考古发现。
此外，在这一地区还发现了稍晚一些的“郧西人”，时代与距今60万年的“北京人”大体相当。
2004年6月至8月，为配合十漫高速公路建设，湖北省文物考古所对郧西县黄龙洞进行抢救性发掘，相继发现3枚古人类牙齿化石和一批重要的伴生动物群化石，其时代大约处于距今1万至10万年的晚更新世时期，这对探明中国现代人的来源具有重要价值。
“对于现代人的来源，目前有两种说法，一是早期的古人类已灭绝了，现代人是从非洲来的；二是现代人是从早期的古人类演变而来的。”参与黄龙洞发掘的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武仙竹对我说，“要解决这一课题，晚期古人类化石的发现尤为重要。我们在黄龙洞第一次发现华中地区晚更新世时期的古人类化石，可支持现代人是从早期古人类演变而来的观点，即中国的现代人是从中国古代的猿人进化而来的。”
黄龙洞不在水库淹没区，但库区内已探明的旧石器地点有40多处，随着发掘工作的展开，会不会有更为惊人的发现？许多人怀着这样的期待。
非常计划 美国文化遗产保护传奇
“也许你去过华盛顿故居，可当初大家提出要保护这个故居的时候，故居的拥有者对此不感兴趣。”
2005年4月，在华盛顿美国国家历史保护基金会的办公室，皮特·布瑞克把名片递给我，上面印着醒目的信条：“保护那些不可替代的”。
这位美国文化遗产保护界赫赫有名的老战士，是这家基金会的高级副总裁。
他的办公室墙上悬挂着一张纽约宾夕法尼亚老火车站的照片，这处建筑1963年被拆毁，原地建起一个庞大的多功能商业建筑，站台则被压到了地下。
基金会为使老火车站得以留存，曾奔走呼号，发动了一场著名的“保卫战”。可推土机还是把它夷为平地。
布瑞克就让老车站“活”在自己的身边，端详着它的照片，他耿耿于怀地说：“新车站建成后，人们的评价是：‘过去我们像上帝一样来到纽约，现在却像老鼠一样从地洞里穿出来。’”
二战后，美国掀起大规模的城市更新运动，文化遗产跟“拆”字较上了劲，市民们坐不住了，纷纷行动起来呼吁保护。
1949年，美国国家历史保护基金会由国会批准成立，历经脱胎换骨，迄今已发展为拥有27万名会员的民间非盈利机构，成为美国文化遗产保护运动的“发动机”。
七女子救下华盛顿故居
王军：美国国家历史保护基金会曾是一家官办机构，现在又变身为非政府组织，其中经历了哪些曲折？
布瑞克：56年前，我们这家基金会成立了，这个基金会是由美国国会主导成立的，当时是迫于公民们自发保护文化遗产的压力而作此决定。国会一直为基金会提供资助。1995年共和党反对再给基金会提供资助，国会就决定再给3年的拨款，每年提供350万美元，相当于过去的一半，到1999年就不给了，我们就自负盈亏了。这也是我们自己的选择，就是不再要国会的钱了。为什么？一是我们已具备了自筹资金的能力，二是我们也希望独立于国会和政府。
王军：基金会当年成立的背景是什么？
布瑞克：当时美国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潮流，就是作为个体的公民站出来保护文化遗产。也许你去过华盛顿故居，可当初大家提出要保护这个故居的时候，故居的拥有者对此不感兴趣，政府也拿不出更多的办法，后来还是7位热心的妇女出资把它买了下来，这才得到保护。托马斯·杰斐逊总统的故居也是这样保下来的。
在美国，非政府组织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城市更新运动时期，政府进行大规模的土地开发和房屋改造，一些居民和社区机构为了文化遗产的保护，自发地组织起来。当时，高速公路要穿过一些城市，就引起很大的争议。比如，在新奥尔良，一条计划兴建的高速路将把法国老城与滨海地区分开，遭到市民们的反对，引发法律诉讼，后来这条高速路被迫停止了建设。像这样的事例还有很多，有的胜利了，有的失败了。当时在很多小城镇，许多过去富人留下的豪华居所，也得到居民们自发的保护，大家把这些有历史价值的房屋与绿地联系起来，辟为博物馆。正是民间自发的文化遗产保护运动，推动了国家历史保护基金会的诞生。
王军：基金会27万名会员是怎样发展起来的？都有哪些职能？
布瑞克：只要愿意交纳会员费，都可成为我们的会员。我们为会员定期寄送基金会的杂志。会员费20美元起步，其中包含了7美元的杂志工本费，这部分是要缴税的，其余则免税。
我们的一项主要工作是宣传文化遗产保护，包括对政府相关政策的宣传。比如，通过我们的宣传，政府决定，拥有历史性房屋的美国居民，如果按照保护规范修缮房屋，修缮费可减免20%的联邦税。这项政策从1966年开始施行，迄今已吸引民众投入250亿美元对历史性房屋进行保护性修缮。
作为这个国家的历史文化保护基金，我们一直为保护而奋斗。最近我们又提出修正案，要求为那些更小、更穷的地方提供更多的好处，促进历史性房屋的修缮。
我们还有一项职能，就是通过媒体，让大家知道哪些文化遗产正受到威胁，以引起大众对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视。我们每年都要公布11个濒危的遗产，每年公布的名单都不相同。
非常计划 保卫老城镇十字路口
王军：作为一家基金会，你们是否有充足的财力来支持保护工作？
布瑞克：我们不是用直接给钱的方式来保护这些遗产，虽然这正是我们所希望的。我们每年拿出65万美元资助一些小型的保护项目，可那些濒危的遗产则需要更大的投入。呼吁社会各界关注文化遗产保护是非常重要的，费城的独立宫被我们列为濒危遗产后，引起国会的重视，国会给予适当的拨款使之得到保护。被列入濒危名单的，有的是因为遗产本身的状况发生了恶化，有的则是因为周围的环境发生了问题。如肯尼迪机场，它是1960年前后设计的一个著名建筑，它本身的质量没有问题，可周边建了很多大的候机楼，使它失去了自己的表达，也被我们列入濒危名单。文化遗产保护是极具挑战性的事业，有的著名的建筑，虽然被我们列入了濒危名单，仍遭到拆除，其中就包括纽约的宾夕法尼亚老火车站。
王军：会不会因此而产生强烈的挫折感？
布瑞克：应该看到，正是在纽约把宾夕法尼亚火车站拆除后，当地政府才考虑成立历史保护委员会，制定文化遗产保护的法令。我们要把工作做到前面。比如，这些年我们就尝试了一种基因连锁式的保护方式。在美国，每个城市都有一条主街，许多重要的建筑都在这条街的十字路口，许多商家要到这里面发展，就会进行一些建设，就容易与保护发生矛盾。特别是一些百货药品连锁店，多是在各个城镇的十字路口发展，它们要进行建设，怎么办？我们就把它们拉进来，告诉它们哪些是要保护的，应该怎么保护。
王军：是把它们发展为基金会的成员吗？
布瑞克：我们主要是做这些连锁店老板的工作，告诉他们正确的保护方式。我们开展了对老城镇十字路口的保护工作。有一年，我们公布的11个濒危遗产，就是专门找老城镇十字路口的问题。我们推动这项工作的价值在于，只要一家连锁店的老板被我们说服了，保护的基因也就随之连锁到了各个城镇的十字路口。麻省有一个艺术家云集的小镇，因为要开百货药品连锁店，十字路口要拆除了，社区代表就召开新闻发布会表示反对，然后找到这家连锁店的副总经理做工作，后者终于签字承诺不拆。
王军：如果这些老板不听你们的意见，怎么办？
布瑞克：我们也没有太多的手段。但盖房子要有许可证，必须遵守政府制定的设计导则，否则不许开工。我们多是通过新闻宣传来扩大影响，一般是跟地方团体合作来推动这个事情，我们给他们提供资料，让他们来斗争。我们在全国6个地区设有办公室，主要是跟州政府还有不同的非政府组织合作，培训这些机构的人员，提高他们的保护意识，并给予各种支持。我们跟地方团体像合伙人一样共同协作。
美国文化遗产保护的两大系统
王军：对这些具有历史意义的建筑，政府有没有规定，哪些不能拆，哪些怎么修？
布瑞克：文化遗产保护在美国有两个系统，一个是联邦政府和州政府相接合的系统，即公布国家历史建筑注册保护名单。登记工作是从1966年开始的。一处历史性建筑，只要街区有人推荐，并做出很好的研究报告，把它送到州政府，州政府再送到国家公园系统，就可进入这个名单。注册保护名单分国家级、州级。但只要进入这个名单，不管什么级别，都一视同仁，并有资格申请20%的修缮费免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