拥有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的波士顿，在为它的一着不慎付出代价。
总投资146亿美元之巨的大开挖计划（TheBigDig）正在缝合波士顿近半个世纪的“城市伤口”，并与当今世界钢筋混凝土消耗量最大的中国城市形成反差。
2006年11月4日，大开挖计划的领导者、刚刚卸任的美国麻省高速路管理局主席兼首席执行官马修·阿莫约罗（MatthewJ.Amorello），来到北京出席由瞭望周刊社与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易道环境规划设计公司共同举办的《改变与演变：城市的再生与发展》论坛。
他登台演讲，打开一张高架路在密集的楼宇间穿梭的图片，“你看，这是我们把主干道拆除前的情况，它和中国的城市比较类似。”
大开挖计划又称“中央干道/隧道计划”，它在波士顿滨海地区约13公里长的范围内，将一条修竣于1959年的高架中央干道悉数拆除，把交通引入地下隧道，修复地面城市肌理。
“这条6车道的高架路不但不能满足交通的需要，还把城市撕成了两半。”马修·阿莫约罗解释了拆除的原因。
1991年动工的大开挖计划，主体工程2006年1月告竣。“这是美国有史以来规模最大、技术难度最高、环境挑战最强的基础设施项目。”麻省高速路管理局在其官方网站上称，“其规模相当于上世纪的一些伟大工程：巴拿马运河、英吉利海峡隧道、跨阿拉斯加管道系统。”
在大开挖计划实施的15年间，中国城市的高架路、立交桥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它们多被当地官员和民众视为城市现代化的标志。
“过街天桥龙出海，地下通道穿长街，三元桥蝴蝶那个飞呀飞天外，安贞桥明珠绕呀花台，立交桥是修得特别呀快，你就数哇数哇数哇，怎么就数不过来。”歌手蔡国庆的一曲《北京的桥》传遍大江南北。
“你怎么评价北京中心城区的那几条环路，将来它们会不会也被拆除，像波士顿那样？”我向马修·阿莫约罗提问。
“那是当然！”他不假思索地回答。
非常城市 波士顿之悔
尽管麻省高速路管理局将大开挖计划与上世纪的一些伟大工程相提并论，但这个项目亡羊补牢的色彩使这样的标榜大打折扣。
二战之后的美国为汽车而造城，大马路所向披靡。1959年波士顿中央干道建成之时，人们并未感到它会惹来什么麻烦。
“当时没有想到会有这么多的车，50年代的时候每家只有一辆车，现在每家有好几辆了。”马修·阿莫约罗演示了一张图片：高架路上塞满爬行的车辆，上面醒目标出日均通行量——19万车次。
“每天16小时都是这样，你们看到的还不是高峰期的情况。”马修·阿莫约罗坦言。
麻省高速路管理局的官方文件称，波士顿有着世界级的交通问题，祸因是高速路横贯市中心。
中央干道刚投入使用时，日均通行量为7.5万车次，如今通行量增长两倍多，这条路成为美国最拥挤的高速路，事故发生率是全美城市州际高速路平均水平的四倍。
“这条中央干道给波士顿带来的问题并不仅仅是交通。”马修·阿莫约罗表示，“它阻断了波士顿北端、滨海地区与市中心的联系，限制了这些地区参与城市经济生活的能力。”
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波士顿的规划师就梦想着将这条道路埋入地下——中央干道修好没多久，他们就后悔了。
拥有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的波士顿在为它的一着不慎付出代价。
当初修建中央干道，人们是希望缓解汽车入城的拥堵，滨海地区因海运衰退而萧条，那里就成为高速路穿行的地带。
结果适得其反，高速路引来更多的交通，导致更大的拥堵。它如一堵墙嵌在波士顿的心脏里，将城市与海滨隔绝，有着300多年建城史的波士顿失去了滨海城市的风韵。
波士顿的遭遇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城市改造运动的缩影，当年由联邦政府发起的这个运动意在推动对美国老城市的大规模改造，高架路、立交桥纵横于城市之中，其情形颇似现在的中国。
为建设新的行政中心，波士顿拆掉了一整片老街区，市民们的心被刺痛了，开始为文化遗产的留存而战，波士顿成为美国老城保护的先锋。
市民们的抗议使波士顿大部分传统建筑得以保留，曲径通幽的街巷、紧凑而宜于步行的市中心、人性化的老街区尺度，仍昭示着这个城市的灵魂。
然而，滨海地区美景不再，徒有高架路在那里夜以继日地倾泻“交通垃圾”、制造尾气和噪音，行人无以驻足，死气沉沉。
惊世之挖
大开挖计划在上世纪80年代开始初步设计，80年代末最终设计完成，1991年动工兴建。
项目由两大部分组成：其一，在6车道高架路的地下修建8到10车道的高速路，北端由14车道的大桥跨越查尔斯河。地下高速路开通后，将地上高架路拆除，修复地面使其成为适度开发的城市空间；其二，扩建I-90高速路，使其通过地下隧道穿过南波士顿和波士顿港，与机场贯通。
工程面临巨大的投资压力。中央干道为州际高速公路的一部分，146亿美元的投入以联邦政府为主、地方政府为辅分担。波士顿当局为争取联邦政府投资费尽周折，由于通货膨胀等因素，又需不断追加投资；地方投入的部分多依靠当地税收，意味着所有人须为此付费，不同意见又纷至沓来。
工期一拖再拖，有评论称：“波士顿空有两所世界著名的大学，还有那么多顶尖的科学家和经济管理专家，他们怎么也不出来帮帮政府，尽快把这个世界罕见的马拉松工程结束掉？”
历时15年，大开挖计划的主体工程2006年1月终于完工，接下来的工作是恢复地面、修筑公园。
整个工程总长的一半为隧道，深入地下26至36米，工程的混凝土用量高达290多万立方米，挖掘土方1200多万立方米。
如此巨量的土方如何处理是一大环境课题。经论证，它们被用来垫高波士顿港的观光岛，将其建设为新的国家公园，而在此前，那里曾是垃圾填埋场。
如此一举两得，颇似北京在明代挖南海及故宫筒子河，将土方用以堆筑景山。
在这样长的时间内给城市的心脏做手术而不使其休克，是大开挖计划的另一大看点。在波士顿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高速路建设中，工程方较少考虑对周围街区的影响曾导致民怨沸腾。此次当局吸取教训，在整个施工过程中，设计了一个交通可持续方案并获得成功。
然而并非风平浪静。2006年7月，一处隧道的混凝土突然塌落，38岁的驾车者维尼女士被夺去生命。工程又成为舆论的风暴点，并引发一场政坛风波。
非常城市 缝合城市的伤口
“我们通过空间的设计鼓励大家直接走到海滨，更好地使用水边的资源，更好地欣赏海上美景。”马修·阿莫约罗介绍了大开挖计划正在进行的地面恢复工程。
大开挖计划在地面拆出来的开阔地，将被建成一条壮观的绿色走廊，其不同地段将被安排建设文化艺术中心、园艺中心、公园、广场、可负担住宅、零售店及其他商业建筑、行政机构。
地面的路网依托周边街区的肌理铺设，形成步行系统，提倡功能的混合；面向低收入阶层供应的可负担住宅，占一些地块开发项目的15%甚至50%。
英国曼彻斯特市委执行副主席伊蒙·博兰（EamonnBoylan）在论坛上介绍了曼彻斯特市中心重建工程：“波士顿40年前没有做到的事情我们在曼彻斯特做到了，我们所做的包括促进街区的混合使用。”
1996年，爱尔兰共和军的炸弹使曼彻斯特市中心9万多平方米范围内的建筑受损，700多个商家流离失所，公共汽车站、零售中心被摧毁。市中心重建工程随后展开，于2002年完工。
这项重建工程面临与波士顿共同的课题：如何缝合城市的伤口？
付诸实施的方案是赋予各地块独立功能并能够很好地连接，商业零售、文化设施、住宅、公园、广场等相互融合，使市中心昼夜保持活力。
延续城市既有的肌理和人性化的设计是项目成功的关键。“我们能够从任何一个角落轻松地走到其他地方。”伊蒙·博兰说，“结果怎样呢？我们的市中心换了一张面孔，并提供了非常多的空间与商机。”
大开挖计划的地面恢复工程在续写这样的传奇，它在使城市向老都市回归——像老都市那样以人为尺度，保持较高的城市密度，道路密而不宽，发展公共交通，让步行者享受城市。
经历这场大折腾，波士顿市长托马斯·梅尼诺（ThomasM.Menino）得出这样的结论：“一个城市的未来是它的过去合乎逻辑的延伸。”
伟大城市之梦
尽管在历史长河中，人类给城市植入了各式各样的形体，附加了无穷无尽的意义，但时至今日，我们仍无法否认，那些真正伟大的城市，正是能够让人活着并且活得更好的城市。
两千多年前的古希腊哲人亚里士多德说：“人们为了活着而聚集到城市，为了生活得更美好而居留于城市。”当今中国乃至世界城市发展所面对的一些共同问题，已迫使我们必须回到城市的起点来梳理当下的意义。
尽管在历史长河中，人类给城市植入了各式各样的形体，附加了无穷无尽的意义，但时至今日，我们仍无法否认，那些真正伟大的城市，正是能够让人活着并且活得更好的城市。
大约公元前5000年以后，随着农业生产力的提高，少数新石器时代的村落发展成为小集镇和城市。人类最早的城市出现在今日战火纷飞的伊拉克境内，它们沿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两岸而立。
这场“城市革命”是人类历史上最为重要的变化之一，它不仅意味着人类中的一群，已能不再依靠种植食物谋生，更意味着人类文明步入了崭新一页：城市这个庞然大物，开始同文字一样，实现着人类文化的积累和进化；人类文明的每一轮更新换代，都密切联系着城市作为文明孵化器和载体的周期性兴衰历史。
作为人类在地球表面上创造的最大物质体，城市是人类智慧的结晶，又是人类问题的场所。城市的两面性随着技术文明的发展暴露得越加充分和复杂。不同的价值观在塑造不同的城市。虽然没有一个城市不在声称它是为人而造，可对人的理解千差万别，城市的面相千奇百怪。
非常城市 城市被放到手术台上
创造城市的先民大概预料不到，穿过漫长的时光隧道，当蒸汽机喷发的能量将城市推入快速发展轨道的时候，城市竟成为人类的一大问题。
18世纪60年代至19世纪60年代，“产业革命”催发工业化，工业化催发城市化，大量人口从乡村涌入城市。
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描述道：“大工业企业需要许多工人在一个建筑物里共同劳动；这些工人住在近处，甚至在不大的工厂近旁，他们也会形成一个完整的村镇。他们都有一定的需要，为满足这些需要，还需要有其他的人，于是手工业者、裁缝、鞋匠、面包师、泥瓦匠、木匠都搬到这里来了”，“于是村镇变成小城市，而小城市又变成大城市。城市愈大，搬到里面就愈有利。”
就在城市制造巨大机遇之时，因工业进入城市而带来的环境污染，因功能过度聚集而引发的交通拥堵，因卫生设施不良而扩大的疫病流行，因公共政策不善而导致的住宅短缺，使城市遭到空前的质疑。
“产业革命”留下的一大“遗产”，就是催生了针对城市的“医术”——现代城市规划理论，后者将城市放到了手术台上。
现代城市规划理论的启蒙者霍华德，将大城市视作“重病患者”，主张是用乡村来稀释城市，用不断减少居民数量的办法来“医治”这些“病人”。
这位英国的社会活动家在1898年发表《明天——一条引向改革的和平道路》，提出建设“田园城市”的设想，认为应该建设一种兼有城市和乡村优点的理想城市，城市四周被农地围绕以自给自足，严格控制城市规模，保证每户居民都能极为方便地接近乡村自然。
但这一学说在实践中并不顺畅，它所设计的经济自治、完全独立，能够疏解大城市工业和人口，兼具乡村环境特点的“田园城市”并未出现。“大树下面不长草”的超级城市如同一块巨大的磁石，吸干了“田园城市”的养分。
霍华德建立的“田园城市有限公司”1903年在伦敦郊区建设的第一个“田园城市”，经过25年发展，人口只达到区区1.4万，生活在那里的居民，仍须通过与伦敦等工业城市的联系来获取生存的可能。
霍华德的追随者R.昂温对此作出妥协，1922年他出版《卫星城市的建设》一书，提出卫星城镇不该再是经济自治和完全独立于中心母城的情况，它们和中心城市在经济等各方面都应有紧密的联系。
可在实践中，与中心城市紧密联系的结果是，卫星城镇成为了睡觉的地方，它们非但不能疏解中心母城密集的功能，反而拥挤了大量外溢的人口，城郊之间上下班的交通大潮越发汹涌，大城市更是“病入膏肓”。
北京半个世纪的轮回
沙里宁预见了卫星城镇的“陷阱”，这位杰出的芬兰规划师在1918年担纲赫尔辛基城市规划，提出著名的“有机疏散”理论。在他看来，城市交通拥堵的根本原因并非道路面积不足，而是城市功能组织不善，迫使工作人口每日往返“长途旅行”。
他建议把城市的人口和就业岗位分散到可供合理发展的非中心地域，尽可能实现每个区域居住与就业的平衡，从而最大限度避免跨区域交通的发生。
与霍华德、昂温创造的在母城之外30至60公里处分布卫星城镇的“行星体系”不同的是，沙里宁提出的“半独立城区联盟”，是一种更为紧凑的布局——各个城区之间，以不到1公里的绿带隔离；城市是一步一步逐渐离散的，新城不是“跳离”母城，而是“有机地”进行着分离活动。
1943年，沙里宁的著作《城市：它的生长、衰退和未来》出版，系统总结了二十多年“有机疏散”的理论和实践。一年之后，这本书随美国副总统华莱士的航班抵达中国。美国汉学家费正清托前来访华的华莱士为中国建筑学家、费氏的好友梁思成捎来一箱图书，其中就有沙里宁的这一部。
梁思成对“有机疏散”理论颇为服膺，阅罢此书，他于1945年8月在《大公报》发表《市镇的体系秩序》一文，指出战后中国城市发展须避蹈西方覆辙，否则，“一旦错误，百年难改，居民将受其害无穷。”
梁思成提出的对策正是“有机疏散”，即将一个大都市分为许多“小市镇”或“区”，每区之内，人口相对集中，功能齐备，区与区之间，设立“绿荫地带”作为公园，并对每个区的人口和建筑面积严格限制，不使成为一个“庞大无限量的整体”。
1947年7月8日，正在美国访问讲学并担任联合国大厦设计顾问的梁思成，拜访了在美国创办匡溪艺术学院的沙里宁，敦促这位大师收中国学生为徒。回国后，梁思成将自己的助手吴良镛推荐到沙氏门下受业。
1950年2月，梁思成与曾在英国接受城市规划系统训练的陈占祥，提出将行政中心区安排在北京古城西侧建设的方案。
他们所构想的北京市区，以古城区、行政中心区和商务区组成，相互以绿带隔离；各个城区之内，居住与就业相对平衡，跨区域交通被尽量减少——这正是沙里宁所理想的“半独立城区联盟”。
两位学者预言，如果将行政中心等城市功能集中在古城区内发展，不但会损毁文化遗产，还将导致大量人口被迁往郊区居住，又不得不返回市区就业的紧张状况，“一一重复近来欧美大城已发现的痛苦，而需要不断耗费地用近代技术去纠正。”
他们的建议未获采纳，他们的预言不幸成真。北京在过去50多年间持续在古城之上建新城的后果是，功能过度密集的中心城区成为吸纳发展机遇的“黑洞”，这使城市的“大饼”越摊越大，郊区出现的若干个30万人口的卧城更加恶化了这样的局面，城市的交通拥堵和环境污染日趋严重。
求得沙里宁真经的吴良镛仍在高擎“有机疏散”的大旗。2001年他领导完成“大北京规划”，力图面向北京所在的区域，改变核心城市过度集中的状况。这个行动导致了北京城市总体规划的修编，2005年出台的这项宏大计划又回到当年梁思成与陈占祥的立场：新旧城市分开发展，城市功能平衡分布。
非常城市 雅各布斯的怒吼
在北京遭遇这场世纪轮回期间，地球上的其他城市也不太平。对城市的“诊治”出现了“过度医疗”，“重病患者”奄奄一息，“城市问题”演变为“规划问题”。
美国建筑师赖特和法国建筑师柯布西耶成为这场戏剧的导演。前者在1930年代发表《消灭中的城市》和《宽阔的土地》，提出“广亩城市”理论，主张使城市向广阔的农村地带扩展；后者则反其道而行之，分别于1922年和1933年发表《明日城市》和《阳光城》，主张“把乡村搬进城市”。
赖特发展了肇始于霍华德的城市分散主义理论，认为随着汽车和廉价的电力遍布各处，那种把一切活动集中于城市的需要已告终结，分散住所和分散就业岗位将成为未来的趋势，应该发展一种完全分散的、低密度的城市来促进这种趋势，居住区之间以高速公路连接。
“广亩城市”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在美国的西部成为现实，那里的洛杉矶、菲尼克斯、图桑等汽车城市，已完全失去了城市的密度，“大马路+独幢住宅+花园”的扩张模式，使整个城市如同郊区，以至于没有一个明确的市中心概念，中小商业纷纷败落，小汽车成为城市主宰。这样的城市因其在土地及能源上的高耗费而遭致社会各界炮轰，主张城市紧凑发展的呼吁日益强烈。
柯布西耶的学说则是城市集中主义的宣言，他主张以人口高密度、建筑低密度的方式改造城市中心，在较小的用地上发展高层建筑，腾出大片土地辟作花园绿地，以大马路、高架桥满足小汽车之需。
柯布西耶以汽车为尺度构想的“梦幻之城”制造了垂直生长的“郊区城市”。塔式高楼之间是步行者的沙漠，大绿地、大马路、高架桥缩减了人气导致商业衰退，城市里面修“公路”刺激车辆增长，“交通垃圾”四处倾泻，“都市里的田园”终被令人窒息的尾气湮没。
“梦幻之城”与“广亩城市”的共同之处是将房屋密度视为城市问题的祸首，却制造了新的甚至是更为祸害的问题。雅各布斯1961年出版《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以异常激烈的言辞抨击现代城市规划理论，试图将霍华德及其信徒，包括他们的“敌人”柯布西耶送进思想的坟墓。
这位《建筑论坛》杂志女记者的语言充满暴力，她指责那些规划精英们只对城市“应该”是什么发生兴趣，从来不去理睬城市是怎样的存在，他们永远在告诉人们“你的腿应该长多长”，却不能明白“能踩到地上就行”。
雅各布斯为大城市与高密度作了辩护，认为没有密度就没有多样性，没有多样性就没有城市的活力；她讥讽规划精英们无一不是“放血疗法的后裔”，他们使城市及其周边变成了一碗单一的、毫无营养的稀粥，其结果是城市的自我毁灭。
《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在城市规划界引发了一场地震。雅各布斯将这本书“献给纽约城”，那是一座给她带来运气的高密度城市。
可是，她的雄辩之辞并不能击垮她的对手，她遭到更为猛烈的回击：纽约能给人们一个后花园吗？难道每个家庭对后花园的需求不是一种人性？
“城市属于人民”
一场跨世纪的“官司”由此展开，两班人马唇枪舌剑难分伯仲。城市应该紧缩发展还是分散发展，学术界至今难获共识。无法浇开的“块垒”仍是100多年前牵动霍华德的那个命题：在密度与环境之间，城市应该求得怎样的平衡？
对东方城市的发现为西方世界打开了一扇窗户。
美国规划学家享瑞.S.丘吉尔以现代建筑观点评论道，北京的城市设计“像古代铜器一样，俨然有序和巧为构图”，“整个北京城的平面设计匀称而明朗是世界奇观之一”，“北京是三维空间的设计，高大的宫殿、塔、城门所有的布局都具有明确的效果”，“金光闪烁的琉璃瓦在单层普通民居灰暗的屋顶上闪烁”，“大街坊为交通干道所围合，使得住房成为不受交通干扰的独立天地，方格网框架内具有无限的变化”。
在13世纪的元代统一规划建设的北京，有着与纽约惊人相似的高密度方格状路网，街巷与胡同两侧的联排式庭院铺满每一方土地，这种紧凑的组织使北京拥有了城市的密度，还为每一户家庭供应了人性的花园。登高俯瞰，北京消失在一片绿海之中，绿涛之下，是上百万人口的生息。
这个庞大的都市以房屋内纵横向柱列形成的“间”为统一模数的基点，建筑材料可以统一预制，快速施工。整个城市就是这样以纯粹的几何形拓变和复变而成，由此生成秩序、效率和变化。
中世纪的城市是步行者的尺度，可是今天，疯狂的汽车在以时速的尺度制造城市，北京因此而被肢解，接下来的情形与其他地方相似：都市气息或被车速风干，或被交通淤死。
在人与汽车之间，恩里克·佩那罗舍选择了前者。1998年他出任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的市长，这个700万人口的都市饱受交通与尾气之苦。“波哥大的人民已经用很多年来仇恨他们的城市了。”他说。
恩里克向他的选民发问：“这个城市是属于谁的？”选民们回答：“属于人民！”
“但我看到的情况是，这个城市还不属于人民。”恩里克说，“因为百分之二十的人控制着百分之八十的道路面积。”
他转过身去，把百分之八十的道路面积划给了百分之八十的人，建设了先进的大容量快速公交系统、拉丁美洲最大的自行车道路网络、世界上最长的步行街。
仅用两年多时间，没花多少钱，波哥大得救了。
“现在，波哥大的人民已感到自豪并希望他们的生活得到继续的改善。这是我们要给全世界城市讲述的故事。”这位市长成为世界级的红人，他被频繁邀请出访，为各大洲的城市“号脉”。
他开出的“药方”只有一个——“城市属于人民”，而伟大的城市正与此相关。
非常计划 重建后的大高玄殿牌楼（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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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建后的大高玄殿牌楼。王军摄于2005年11月
非常计划 均州古城旧影（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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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州古城旧影。丹江口市文物局提供
非常计划 华盛顿故居（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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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盛顿故居。王军摄
非常计划 美国的国家标志（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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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国家标志——费城独立宫被高楼围成了“盆景”，诉说着美国历史遗产保护的曲折历程。王军摄
非常计划 刺破巴黎天空的蒙巴那斯高塔（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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刺破巴黎天空的蒙巴那斯高塔。王军摄
非常计划 高楼林立的拉德方斯（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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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楼林立的拉德方斯在巴黎古城之外建设，使现代化与历史保护相得益彰。王军摄
非常计划 故宫改建计划始末
40多年前，一个改建故宫的计划在神秘地进行着，故事以一些人的悲剧收场，使一些人的声名流传。
故宫博物院院庆80周年之际，40多年前几乎改变故宫命运的一件大事被人提起。
2005年10月14日，文化部副部长、故宫博物院院长郑欣淼，在《光明日报》发表文章《回眸·检视·展望——写在故宫博物院建院80周年之际》，对此披露道：“20世纪60年代初，曾有人提出故宫‘地广人稀，封建落后’，要对它进行改造；‘文化大革命’初期，故宫还出现了一个荒诞可笑而又十分可怕的‘整改方案’。”
对这些鲜为人知的史实，文章点到为止，未加细述，但已令人生奇：这样的事情究竟是怎样发生的？
查看2005年10月出版的《故宫博物院八十年》一书，其中有郑欣淼写的一篇同名文章，谈到了更多情况——
那个改造故宫的方案，是“在故宫内部建设一条东西向的马路，并将文华殿、武英殿改造成娱乐场所”；
“文革”时期的“整改方案”，是“在太和殿前竖立两座大标语牌，一东一西，高度超过38米高的太和殿，用它压倒‘王气’；太和殿宝座要搬倒，加封条；在宝座台上塑持枪农民的像，枪口对准被推翻的皇帝。把过去供皇帝到太和殿主持大典之前临时休憩之处的中和殿，改建为‘人民休息室’，把一切代表封建意识的宫殿、门额，全部拆掉，等等。这些方案中有的项目竟实现了，‘人民休息室’也布置起来了，其他的因无暇顾及才得以幸免。”
郑欣淼在文章中称：“只有摒弃以阶级斗争为纲和历史虚无主义的史观，坚持唯物辩证法，才能正确地评估历史，才能正确地评价传统文化，也才能看清故宫的价值。这个认识正在转化成巨大的物质力量。故宫博物院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发展较快，得到党中央、国务院及社会各界的重视和支持，就与社会上对其认识的不断提高密切相关”。
回顾历史时，郑欣淼作这样的分析：“故宫建筑宏伟壮丽，故宫所藏多是瑰宝，因此才成立故宫博物院。但故宫又是封建皇宫，在许多反对封建推翻帝制的革命者头脑中，总有一个阴影挥之不去：如此看重故宫对不对？保护故宫与反封建宗旨是否一致？”
他讲述了故宫的一段往事。1928年，国民政府委员经亨颐提出“废除故宫博物院，分别拍卖或移置故宫一切物品”的议案，称故宫博物院“研究宫内应如何设备，皇帝所用的事物”，“岂不是预备哪个将来要做皇帝，预先设立大典筹备处吗？”“皇宫不过是天字第一号逆产就是了。逆产应当拍卖。”国民政府将经亨颐的提案函请中央政治会议复议，结果引发激烈争论，终被否决。
“但是经氏的这一观点却并未销声匿迹。”郑欣淼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这种思想不绝如缕，常以不同方式表现出来，其实质仍是如何对待我们的历史和传统。国家对故宫博物院很重视，但皇宫、皇帝与‘封建’的联系仍像梦魇一样使许多人困惑。”
非常计划 “故宫要着手改建”（1）
1958年9月，《北京市总体规划说明（草稿）》有这样的表述：“故宫要着手改建。”
《规划说明》具体提出：“把天安门广场、故宫、中山公园、文化宫、景山、北海、什刹海、积水潭、前三门护城河等地组织起来、拆除部分房屋，扩大绿地面积，使成为市中心的一个大花园，在节日作为百万群众尽情欢乐的地方。”
此前，毛泽东在多次讲话中，对北京的城市面貌表示不满。
1958年1月，在南宁会议上，毛泽东说：“北京、开封的房子，我看了就不舒服。”同月，在第14次最高国务会议上，毛泽东说：“南京、济南、长沙的城墙拆了很好，北京、开封的旧房子最好全部变成新房子。”
毛泽东是两次提到张奚若时说这番话的。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提出向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宣战。5月1日，毛泽东征求民主人士、教育部部长张奚若对工作的意见，张奚若即把平日感受归纳为“好大喜功，急功近利，鄙视既往，迷信将来”，提了出来。
毛泽东在南宁会议上对此评论道：“‘好大喜功’，看什么大，什么功，是反革命的好大喜功，还是革命的好大喜功。不好大，难道好小？中国这样大的革命，这样大的合作社，这样大的整风，都是大，都是功。不喜功，难道喜过？‘急功近利’，不要功，难道要过？不要对人民有利，难道要有害？‘轻视过去’，轻视小脚，轻视辫子，难道不好？”
毛泽东定下调子：“古董不可不好，也不可太好。北京拆牌楼，城门打洞也哭鼻子。这是政治问题。”
1958年3月，在成都会议上，毛泽东又提出：“拆除城墙，北京应当向天津和上海看齐。”
这之后的4月14日，周恩来致信中共中央：“根据毛主席的指示，今后几年内应当彻底改变北京市的都市面貌。”
周恩来在信中介绍了4月10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就“彻底改变北京市的都市面貌”作出的决定，并请中央审议和批准：
一、今后每年由国家经济委员会增加一定数量的市政基本建设投资，首先把东、西长安街建设起来。今年先拨款在西长安街建筑一二幢机关办公用的楼房，即请北京市进行安排和列入规划。建成以后，由北京市统一分配使用。
二、今后中央各机关所有在北京市、郊区内的办公用房和干部宿舍，除中南海地区范围以外，一律交由北京市统一管理、调剂和分配。
三、在进行建设的时候，要注意布局的合理和集中，不要过于分散。同时，要注意和长远建设规划相结合。应当建筑什么，哪些应当先建筑，哪些应当后建筑，建成以后又如何使用，都要有明确的目的性。
四、东单通往建国门的马路，要在今年拆通，请北京市列入今年的计划和着手进行。
紧接着，中共北京市委提出一个十年左右基本完成城区改建的计划。
4月17日，中共北京市委办公厅印发《北京市1958~1962年城市建设纲要》，提出：“根据社会主义建设全面大跃进的新形势，必须加快城区的改建。”具体内容如下：
改建城区，首先要从中心区开始，要采取成街成片逐步改建的方针。拆一片就按照新的统一的规划和设计建一片，建成新的街道和居住区。城区现有旧房（皇宫等除外）共一千六百多万平方公尺，其中破旧的可以在十年左右拆除改建的约占70%左右，即一千一百多万平方公尺。如果平均每年拆一百万平方公尺左右旧房（包括展宽马路等拆房），新建二百万平方公尺左右新建筑，可以争取在十年左右基本上完成城区的改建。
《建设纲要》还对故宫及其周边地区提出具体设想：
1959年把筒子河改建成市中心的大游泳池和大溜冰场，把故宫充分加以利用，同中山公园、景山等配合起来，使它成为市中心的文化娱乐活动的场所。
在这之前，北京市都市规划委员会在苏联城市规划专家组的帮助下，于1957年春天拟订了《北京城市建设总体规划初步方案》（下称《初步方案》），1957年3月11日、14日经中共北京市委常委讨论通过。1958年4月，都市规划委员会党组又根据一年来的工作经验，对《初步方案》作了若干局部的修改和补充。
1958年6月8日，中共北京市委将修改后的《初步方案》印发各单位，并在通知中说明：“现在，为了适应当前各项建设的迫切需要，以草案形式印发各单位研究执行。准备根据实践的经验，再加修改和补充，然后提交市人民代表大会或采取其他适当的形式，正式通过。”
6月23日，中共北京市委就《初步方案》向中央提交报告，其中介绍了十年左右完成城区改建的计划：
虽然解放以来我们盖的新房已经有二千一百万平方公尺，而城内古老破旧的面貌还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改变。根据中央和主席最近的指示，我们准备从1958年起，有计划地改变这种状况，北京城内80％以上是平房，而且多数年代已久，质量较差，还有相当数量已成危险建筑，每年都要倒塌几百间以至上千间，比起上海和天津，改建起来是比较容易的。而且从改善城市交通的需要来看，也必须对城区进行改建。我们初步考虑，如果每年拆一百万平方公尺左右的旧房，新建二百万平方公尺左右新房，十年左右可以完成城区的改建。
《初步方案》对历史形成的北京城市面貌作出这样的评价：
北京是我国著名的古都，在城市建设和建筑艺术上，集中地反映了伟大中华民族在过去历史时代的成就和中国劳动人民的智慧。它的城市布局气魄庄严、许多建筑群和建筑物的设计与建造具有高度的艺术水平。但是，北京城是在封建时代建设起来的，它不能不受当时低下的生产力的限制，同时它是在阶级对立的社会条件下建设起来的，它当初建设的方针完全是服务于封建统治者的意旨的；它的重要建筑物是皇宫和寺庙，而以皇宫为中心，外边加上一层层的城墙，这充分表现了封建帝王唯我独尊和维护封建统治、防御农民“造反”的思想。
《初步方案》表示：“对于古代遗留下来的建筑物，我们必须加以区别对待：有的保护，有的拆除，有的迁移，有的改建。对它们采取一概否定的态度显然是不对的；但是，相反的，对它们采取一概保留，甚至使古建筑束缚我们的发展、限制我们生活的观点和做法，也是极其错误的。”
《初步方案》将中南海及其东面和西面的地区，确定为中央首脑机关所在地；提出逐步地把城墙拆除，沿着护城河两岸修建滨河环路，即第二环路。
就在这时，全国形势发生重大变化。1958年8月17日至30日，毛泽东在北戴河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作出两项对中国历史进程产生重大影响的决定，一是1958年钢产量1070万吨，比1957年翻一番；二是农村建立人民公社。
北戴河会议之后，全国进入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的高潮。在这种情况下，北京市又对《初步方案》作出重大修改，于1958年9月草拟了《北京市总体规划说明（草稿）》并提交市人民委员会审核。
非常计划 “故宫要着手改建”（2）
这个方案在指导思想上，突出了城市建设将“着重为工农业生产服务，特别为加速首都工业化、公社工业化、农业工厂化服务，要为工、农、商、学、兵的结合，为逐步消灭工农之间、城乡之间、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之间的严重差别提供条件”。
方案提出，要“以共产主义的思想与风格”，对北京旧城进行“根本性的改造”，“坚决打破旧城市对我们的限制和束缚”：
旧北京的城市建设和建筑艺术，集中地反映了伟大中华民族在过去历史时代的成就和中国劳动人民的智慧。但是旧北京是在封建时代建造起来的，不能不受当时低下生产力的限制，而当时的建设方针又完全是服从于封建阶级的意志的，它越来越不能适应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和集体生活的需要，也和六亿人民首都的光荣地位极不相称。因此，一方面要保留和发展合乎人民需要的风格和优点；同时，必须坚决打破旧城市对我们的限制和束缚，进行根本性的改造，以共产主义的思想与风格，进行规划和建设。把北京早日建成一个工业化的、园林化的、现代化的伟大社会主义首都。
对旧城进行的“根本性的改造”，包括“故宫要着手改建”、“城墙、坛墙一律拆掉”、“把城墙拆掉，滨河修筑第二环路”：
要迅速改变城市面貌。在五年内，天安门广场、东西长安街以及其它主要干道要基本改建完成，并逐步向纵深发展。宣武区及崇文区也要成片地进行改建。拆些房屋，进行绿化。
在居住区里选择适当位置，拆些房屋，建设一些无碍卫生的工厂，以便利居民就地参加劳动生产。
展宽前三门护城河，拆掉城墙，充分绿化，滨河路北侧修建高楼。故宫要着手改建。把天安门广场、故宫、中山公园、文化宫、景山、北海、什刹海、积水潭、前三门护城河等地组织起来，拆除部分房屋，扩大绿地面积，使成为市中心的一个大花园，在节日作为百万群众尽情欢乐的地方。
中心区建筑层数，一般是四、五层，沿主要干道和广场，应以八、九、十层为主，有的还可以更高些。
城墙、坛墙一律拆掉。
在此前后，北京市城市建设委员会提出：“对于那些在政治上、文化上或者艺术上有价值，留下既不妨碍我们的现实生活并且还可以丰富我们生活的建筑则加以保护，如天安门以及故宫里的一些建设物”，“故宫要改建成一个群众性的文体、休憩场所”。
陶宗震，当年北京市城市规划管理局的建筑师，向我回忆起当时一位局领导的发言：“他说，为什么不能超过古代？天安门可以拆了建国务院大楼，给封建落后的东西以有力一击！”
改建方案开始制定，时任北京市城市规划管理局技术室主任的赵冬日被令操刀，他生前向我回忆道：“58年以前有改造故宫这么一说，这东西不落实，是刘少奇提出的。都这么一说，不落实。要把整个故宫改造。市中心嘛，搬到首都中心嘛，不是首都中心找不出地方吗？当时叫我做过方案，我也就瞎画了一下，谁都知道，不可能的事情。我估计他说也是随便一说，不是正式要干。我估计他说也是瞎说，不可能的。”
“当时彭真说，故宫是给皇帝老子盖的，能否改为中央政府办公楼？你们有没有想过？技术人员随便画了几笔，没正经当回事。‘文革’期间，把这事翻出来了，有人说你们要给刘少奇盖宫殿。其实，彭真说的话，实际是主席说的话。”时任北京市城市规划管理局副局长的周永源，生前向我作了这样的说明。
谢荫明、瞿宛林在《党的文献》2006年第5期发表《谁保护了故宫》一文，称“在‘大跃进’前后，有人说是群众的要求，也有人说是根据某领导的意见，曾有过一个拆除故宫、改为中央政府办公楼的建议”。
这篇文章引用“《原北京市委设想改造故宫方案的照片》文字说明”，介绍了“参与其事”的“少数规划人员”描绘的“四种改建故宫的平面图和鸟瞰图”——
第一方案是拆午门，在午门位置上建中央大楼，使天安门成为党中央入口之大门；第二方案是拆端门，在端门位置建中央大楼，把中南海党中央和国务院迁至市中心位置，党中央设三个主要门：天安门、东华门、西华门，中南海改变为群众性公园。第三方案是将故宫及天安门全拆，“彻底打碎封闭森严的封建艺术布局，代以开敞明朗活泼的气氛，使庄严美丽现代化的新型建筑，代替已经古老落后的帝王宫殿建筑”，以“五组建筑围绕在主体建筑周围布置，以象征‘工农商学兵’紧密团结在党中央周围”。第四方案更是彻底，要将故宫、中南海、南河沿以西民房全拆，“中心思想是把党中央和国务院办公用地放在城市中心部分，全部改建故宫，保留有象征意义的天安门作为党中央和国务院的主要入口”。
非常计划 毛泽东围城之际保故宫（1）
让毛泽东动怒的张奚若，曾于1948年12月18日在北平围城之时，带着解放军干部请建筑学家、清华大学教授梁思成绘制北平文物地图，以备被迫攻城时保护文物之用。
此前一天，毛泽东亲笔起草中共中央军委给平津战役总前委的电报，要求充分注意保护北平工业区及文化古迹：“沙河、清河、海甸、西山等重要文化古迹区，对一切原来管理人员亦是原封不动，我军只派兵保护，派人联系。尤其注意与清华、燕京等大学教职员学生联系，和他们共同商量如何在作战时减少损失。”
1949年1月16日，毛泽东再次起草中共中央军委关于保护北平文化古迹的电报，其中提到了故宫：“此次攻城，必须做出精密计划，力求避免破坏故宫、大学及其他著名而有重大价值的文化古迹”，“你们对于城区各部分要有精密的调查，要使每一部队的首长完全明了，哪些地方可以攻击，哪些地方不能攻击，绘图立说，人手一份，当作一项纪律去执行。”
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9月27日，新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定都北平，将北平改名为北京。首都规划随即展开。
参与规划工作的梁思成，与应邀到北京指导工作的苏联专家发生分歧。梁思成与北京市都市计划委员会企划处处长陈占祥，共同提出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应在古城之外的西部地区建设，以求得新旧两全、平衡发展；苏联专家则提出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应放在古城的中心地区建设，并着手对古城的改建。毛泽东支持了后者。
北京的城墙、城楼、牌楼等古建筑开始被陆续拆除。1952年8月，天安门东西两侧的长安左门与长安右门被拆除，梁思成、张奚若曾极力表示反对。1956年5月，北京市规划局、北京市道路工程局展修猪市大街至北长街北口道路，拆除大高玄殿前习礼亭及牌楼、故宫北上门和东西连房，又引发激烈争论。对古城愈演愈烈的拆除，终导致张奚若1957年5月向毛泽东坦陈己见。
毛泽东与故宫有过一段渊源。他早年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就读时的老师易培基，1929年曾出任故宫博物院院长。1919年12月，毛泽东率代表团赴京请愿驱逐湖南军阀张敬尧，就住在故宫脚下的福佑寺。
1936年，在陕北的窑洞里，毛泽东向斯诺讲述了1918年他第一次来到北京之后对故宫的印象：“我自己在北京的生活条件很可怜，可是在另一方面，故都的美对于我是一种丰富多彩、生动有趣的补偿。我住在一个叫做三眼井的地方，同另外七个人住在一间小屋子里。我们大家都睡到炕上的时候，挤得几乎透不过气来。每逢我要翻身，得先同两旁的人打招呼。但是，在公园里，在故宫的庭院里，我却看到了北方的早春。北海上还结着坚冰的时候，我看到了洁白的梅花盛开。”
“为什么近20年后，毛泽东在同美国记者斯诺‘翻古’时，如此深情地谈到北京美丽的早春呢？原来此时此地，他得到了晚来的青春幸福——同老师的掌上明珠产生了恋爱关系。”曾担任毛泽东秘书的李锐在《三十岁以前的毛泽东》一书中写道。
那时，25岁的毛泽东在北京大学任图书馆助理员，每月有八块钱工资，他与他的老师杨昌济的女儿、18岁的杨开慧产生了爱情。
“他的心盖，我的心盖，都被揭开了！我看见了他的心，他也完全看见了我的心……”十年后，杨开慧回忆起当初的相恋，“从此我有一个新意识：我觉得我为母亲而生之外是为他而生的，我想象着，假如一天他死去了，我的母亲也不在了，我一定要跟着他去死！假如他被人捉着去杀，我一定要同他去，共一个命运！”
1930年11月14日，杨开慧在长沙被军阀杀害。此前，她被告知，如果与毛泽东脱离夫妻关系，便可活命。但她选择了牺牲。
1954年4月，毛泽东在四日之内三登故宫城墙——
4月18日下午，他乘车至故宫神武门内，由东登道上神武门城楼，沿城墙向东行至东北角楼转向南，经东华门、东南角楼，到达午门，由午门城楼下城墙，回中南海。
4月20日下午，他乘车至故宫午门内，登午门城楼，参观设在那里的历史博物馆出土文物展览，下城楼回中南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