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低价位如何实现呢？
王争鸣：一是政府补贴。体现公益性，必须有政府补贴；二是大制作演出一定要有赞助；
三是建立大剧院艺术发展基金，由企业、政府、个人等捐助；四是演出模式两条腿走路。我们不光要接团演出，还要走节目制作的路线，自己制作的节目相对固定，场次也可以很多，场次越多，每一场的成本肯定越低，票价也会越低。
记者：这是否意味着大剧院要自己养剧团了？
王争鸣：不是。节目制作采取项目制，大剧院自己策划，向外邀请编剧、导演、演员，实行签约制，按项目核算，市场化运作，不养闲人。这也是降低成本，实现低价位票价的重要方面。
记者：在建设过程中发现大剧院屋面形成的反射光对周围环境产生了光污染，我们想知道这个问题怎么办？
王争鸣：目前没什么好办法，不可能变颜色，也不可能给它加个罩子。但所谓光污染也不要过于夸大，因为大剧院是椭圆形，光线是曲面散射，光点集中，不直视就不会刺眼，而且光的法线向上，反射角很小，光线照过来之后是向上反射，不会直接打在地上。特别是它不会对长安街上的交通造成影响，除了因为是椭圆形的外，它离长安街有约200米远，长安街两侧还有一排大树，也会挡住反光。
记者：在前段时间的沙尘天气中，大剧院外壳上积起一层黄土，十分显眼。对大剧院的表面清洁工作你们都有哪些办法？
王争鸣：大剧院的外壳，一部分是玻璃，一部分是钛金属板。目前，我们在玻璃上涂了一层纳米涂料，能够使灰尘、鸟屎等脏东西落上去之后粘不严，用水就可以冲掉。涂上纳米材料之后，这些脏物经阳光照射，在光学作用下可以分解。这使得清洗间隔可以长一些，清洁起来也更容易。钛板没有涂纳米涂料。在金属表面上涂纳米缺乏工程实践，不能保证耐久性。
记者：人工清洗是不是很花钱很麻烦的事情呢？曾有专家提出这样的疑问。
王争鸣：清洁确实麻烦，但不复杂。咱们国家人工便宜，北京那么多家保洁公司，只要勤快点就行了。
记者：北京的沙尘天气确实不利于大剧院的表面清洁。
王争鸣：所以需要勤快。最讨厌的就是冬春季。沙尘暴要是一星期来一次就麻烦了，你擦还是不擦？擦吧很快就来了，不擦又特别脏。还有冬天下雪。雪化了之后会在表面留下污渍，挺明显的，必须下一次雪擦一次。
记者：清洁一次需要花多少钱？
王争鸣：不会很多。现在很多保洁公司找我们，我们到时候搞一个招标竞争，价格就下去了，一年包一个死数，在合同里注明清洁频率，规定沙尘暴后必须清洁，下雪后必须清洁。
记者：听说大剧院的湖面冬天不会结冰，是这样的吗？
王争鸣：是的。我们采用了一种专利技术，利用浅层地下水的冷热温差交换技术，给水面加热和降温。很多人以为我们是把地下水提出来，其实不是的。内部是一个封闭的循环系统，不耗水，无污染。
记者：很多人担心大剧院建成后空调、照明等日常运行成本会很高，当初有人估算说每天的空调电费开支就会达到10万元。现在这个问题解决了没有？
王争鸣：空调费肯定不会少，但也不会太多。我们现在用了一些技术，使日常费用能够降低一些。第一个就是从观众厅的座椅下送风。现在的剧院大多是利用大空调吹冷风，很浪费能源。座椅下送风有两大好处。第一，风量风速风温调好之后，主要控制人体高度内的温度，只管到距地面两米以下的范围，因而节能；第二，这些气体从座椅下裹着你，在里面很舒服，且感觉不到冷风在吹。
大厅是个特别大的空间，有些麻烦。我们同样是把温度控制在人体高度内的范围，采用地板冷热辐射技术。虽然，大厅还有风口送冷气和新风，但这比直接制冷制热便宜多了。
记者：现在有没有一个准确的测算，大剧院的日常运营每天需要多少钱？
王争鸣：现在还不好说。只能说比原来说的少了很多。
记者：大剧院就要完工了，到这个时候，再回顾一下当初的建筑设计争论，你都有哪些体会？
王争鸣：出现争论是必然的。从某种意义上说，争论也是好事，它引起了建筑界和高层领导对于中国建筑界现状的高度重视。可以说，如果没有当年那场关于大剧院的争论，就不会有当前中国建筑设计市场的繁荣，也不会有鸟巢、水立方和新CCTV大楼。
有人说北京、中国现在已经成了外国建筑师的试验田了，外国建筑师在他们国家想干而不敢干、不能干的事在北京都干了。这是在利用信息不对称蛊惑人心。另外，还有人说，我们的业主和领导人崇洋媚外。我觉得这种说法并不符合事实，至少不完全符合事实。比如，开发商搞洋设计是为了取得卖点，而公共建筑都是国际招标，评委多是中国人，评标时也没有注明设计方案是谁的。其实在国外，很多建筑，包括著名建筑也是外国建筑师设计的，所以不必过于大惊小怪，特别是不要动辄上纲上线。
整体来说，中国建筑师的设计方案确实是技不如人。中国建筑师和外国建筑师的主要差距，一是方案创意不够，二是对一些新材料、新技术的运用不够。
具体到大剧院，至今依然有争论，但争论小多了。当初之所以挑中了今天的方案，并不是某个人的行为，而是经过了很多轮的竞争，从69个设计方案中比来比去选择出来的，还征求了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意见，这在全国开了先河。
一直到现在依然有人不喜欢它，但还是有很多人喜欢它。大剧院最大的意义不光在于这个造型新颖的建筑，它对中国建筑界的思想理念、管理体制都是一个很大的冲击。
非常建筑 “大剧院最大的意义”（3）
从大剧院争论之后，我们的领导和建筑师，思想都更解放了，这实际是中国建筑界的一次思想解放。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争论是好事。如果没有这么一块石头投进这平静的一潭死水里，就不会有今天的繁荣。现在洋建筑确实多，但这要有一个过程，中国建筑师会成长起来，中国的建筑设计作品会越来越多，这其实已经表现出来了。
记者：那么，当初争论的一些具体问题呢？当时有专家提出了一些使用功能的问题，比如因为一个壳限制了功能的使用，还有消防问题、造价提高座位却减少了等，都很具体。
王争鸣：很多具体问题还是有道理的，当时也是最大程度地吸收了他们的合理要求。但是当时争论的焦点还是建筑风格，但这个没有统一标准，就是萝卜白菜各有所爱。至于消防安全，我们在初步设计时就做了很详细、很完备的消防设计，比国家规范还要好。
记者：建筑师安德鲁经常来吗？
王争鸣：大概一个月来一次。
记者：他的压力应该很大吧。他有没有说过他的想法，包括戴高乐机场屋顶坍塌事故。
王争鸣：戴高乐机场的事他压力很大，但是安德鲁从一开始就坚信，在机场问题上，他的设计绝对没有问题。后来证明是结构设计出了问题，而不是他的建筑设计出了问题，结构设计不是他做的，是另外一家做的。
记者：这件事对大剧院有影响吗？
王争鸣：有舆论的影响，但没有其他方面的影响。我们心里很踏实。我们的自信源于我们的把握。像建筑坍塌这样的问题肯定出在结构上，一是结构形式不合理，或者结构计算有问题，二是设计本身没问题，但在施工中偷工减料。而大剧院是非常四平八稳的结构，另外，我们的设计是法国人做了初步设计，结构计算是由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完成的，安全系数容余量给得特别足，又经过建设部设计院复核。在中方就过了两道关，这两家的水平都是国内顶级的，如果他们再出问题，那中国的设计就没有不出问题的了。而且，大剧院工程在北京市“结构长城杯”评审中得了金奖。施工监理、质量总站和北京市“结构长城杯”评审委员会不会都出问题吧？
记者：也就是说，当初争论时提出的技术问题都一个个采纳也一个个解决了？
王争鸣：是这样的。
国家博物馆改扩建之争
“像这样的历史性建筑，只留下一张皮行吗？”
2007年3月17日，中国国家博物馆改扩建工程宣布开工，马未都的愿望被轰鸣在现场的拆除机械搅碎。
此前，这位中国内地首家私立博物馆的创办人多次与媒体联系，呼吁将这处位于天安门广场西侧的公立博物馆作为文物整体保留。
较少对公共事件发表评论的这位知名收藏家，在2006年年底到国家博物馆的一次参观后变得不再平静。当时他陪同几位友人来看展览，偶遇在这里工作的几位朋友，得知博物馆即将改扩建，“只留下三个立面，里面整个要拆除重建”，他心急如焚，便四处约人探望这处建筑，为它辩护。
“这是为迎接新中国成立十周年建设的‘十大建筑’之一，是那个时代仅次于人民大会堂的代表性工程，理应作为文物来保护。”马未都对我说，“像这样的历史性建筑，只留下一张皮行吗？”
国家博物馆就改扩建工程向记者提供的新闻稿披露：“经过专家的反复研究论证，决定在不改变老馆主体外观的同时，通过改扩建对老馆存在的功能局限性进行改造，力求使新老建筑和谐统一、浑然一体。老馆的西、南、北三面整体保留，进行加固改造和维修。新馆部分镶嵌在老馆中间并向东扩建。建筑风格与老馆保持一致，建筑体量比现在老馆略高，其高度形成丰富的层次，显得更加宏伟壮观。”
马未都对这一说法持保留意见。在他看来，“十大建筑”至今尚无一项被列为任何一级文物保护单位是值得关注的问题。
1959年，国家博物馆的前身——中国革命博物馆和中国历史博物馆在国庆十周年庆典之前告竣，同期竣工的“十大建筑”还包括人民大会堂、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全国农业展览馆、民族文化宫、民族饭店、北京工人体育场、北京火车站、钓鱼台迎宾馆、华侨大厦。
总建筑面积64万平方米的“十大建筑”，是见证新中国成立初期发展的国家标志性工程，从开工到竣工仅用了十个月。
1996年，世界权威的《弗莱彻建筑史》在其出版100周年之际隆重推出第二十版，将“十大建筑”中的人民大会堂、中国革命和历史博物馆、民族文化宫、北京工人体育场收入其中。
那时，“十大建筑”已失去了一个——1988年5月，华侨大厦被爆破拆除，连一面墙也没有留下。
非常建筑 德国建筑师决胜天安门广场
喜庆的乐曲奏响在国家博物馆改扩建工程开工仪式现场，德国gmp公司设计总监施蒂芬·瑞沃勒在人群中将手中的相机转过来对准自己，按下了快门。
在他的身后，国家博物馆12根巨大的廊柱内侧，拆除工人列成方阵，领队者神情自豪地将写有拆除公司名称的牌子托在胸前。
天安门广场举世闻名，能够参与这里的工程，自然被每一家企业视为荣耀之事。
gmp公司在2004年国家博物馆改扩建工程的建筑设计方案招标中获得首选，其方案将新扩建的展厅架空在国家博物馆的庭院之上，意在塑造世界上最大的展厅。
11家设计单位和联合体参加了方案投标，其中不乏世界顶级建筑设计事务所，包括主笔大英博物馆改建工程并赢得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设计竞赛的英国福斯特事务所、主笔2008年奥运会“鸟巢”体育场的瑞士赫尔佐格与德梅隆事务所、主笔中国中央电视台新址大楼的荷兰大都会事务所。
由库哈斯领衔的大都会事务所素以制造轰动效应著称，这次却出人意料地提出了一个与扩建思路相反的方案——对博物馆东侧预留的扩建用地未占一厘，把它留给了城市，对博物馆新增的功能则通过内部密集化的手法安排，尽可能减少对老建筑的拆除。
这个看似“保守”的方案未能胜出，gmp公司拔得头筹。“也许是巨大的尺度和空间震撼了评委和业主，这样一个方案被确定为实施方案。”参与招标的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的设计组事后在一篇文章中写道。
“我们知道这项工程对于中国和中国人民的重要性，我们组织了一支最好的团队，将以优质的工作来完成这个项目。”在开工仪式现场，施蒂芬·瑞沃勒向我证实，经过近三年不间断的讨论，中标方案已作出许多修改，“事实上我们保存了大部分老的建筑，只是把内部做得更新、更现代化。我们考虑得最多的是如何将新的部分整合到老的部分之中，使之成为一个开放的、友好的公共建筑。”
国家博物馆提供的新闻稿称，老馆由于受当时经济、技术、施工条件所限，建筑本身存在不少缺憾，越来越难以满足现代化博物馆的要求，难以满足广大观众的需求；新馆占地面积7万平方米，建筑面积19.2万平方米（地下2层，地上4层），高40.3米，绿化面积6508平方米，设有835个停车位，预计2009年底基本建成，2010年上半年投入使用。
改扩建工程完成之后，国家博物馆主要由文物保管区、展陈区、社教区、学术研究区、公共活动区、休闲服务区、行政业务办公区等部分组成，“在对观众服务、文物藏品的保存、保护手段、展览陈设的规模和方式、建筑设施和技术装备水平、人员配置和学术研究等方面达到一个新的水平，跃上一个新的台阶”。
周恩来与设计者碰杯
2007年2月1日，国家博物馆因改扩建工程暂告闭馆。这之前，马未都带着我走访了这处建筑。
他指了指博物馆楼梯转角处停放着的一辆国产跑车说：“这都被当成了文物，难道这个房子就不是文物吗？”
立在车辆一侧的说明牌注明了生产厂家，颇似一个广告，上书“中国第一跑”、“被中国国家博物馆永久珍藏”字样。
“你看，这门厅里的柱子、内饰、地板上的石材，用的是多好的材料、多好的工艺啊，当年是集中了全国最好的工匠、选用了全国最好的建筑材料来盖‘十大建筑’啊。”
马未都躬身掀起三层展室地板的一角，“这是牛皮做的，踩上去没有声音，特别安静。那个时候的人建这个房子是花了心血的。”
2003年中国国家博物馆正式挂牌之前，馆舍被分为南北两个部分，北半部为中国革命博物馆，南半部为中国历史博物馆。
博物馆建筑的用料，琉璃砖来自广东，花岗石来自山东，大理石来自东北与湖北，铜门钢窗来自上海。
在清华大学建筑系任教、当时年仅34岁的王炜钰带着两位比她还年轻的教师和十几名毕业班的学生，参加了1958年的中国革命和历史博物馆的全国性设计竞赛。
“经过多少个日日夜夜的‘奋战’，多少轮方案的评比，最后我们的方案中选并得到实施。”王炜钰在2004年出版的个人选集中写道。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在60周年院庆之际编辑出版《匠人营国》一书，刊出建筑系（该院前身）1958年绘制的中国革命和历史博物馆透视图，注明：“时任国务院副秘书长齐燕铭批示‘最后决定用此图样’。”
2007年2月7日，已是83岁高龄的王炜钰在接受我的采访时，沉浸在对当年设计工作的回忆之中。在1959年国庆工程告竣的庆功宴上，周恩来总理向在座的专家和干部一一敬酒，并跟她碰了杯。
“作为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当时我能够参与革命和历史博物馆的设计感到特别的荣幸，也深受教育。”王炜钰说，“我真正感受到了‘群众路线’、‘集思广益’、‘解放思想’的力量。”
她介绍道，最初的设计灵感来自一位学生，“这位同学说，革命和历史博物馆应该表现革命胜利这个主题，法国巴黎的凯旋门就代表着胜利，我们为什么不能用‘门’的形式呢？于是‘门’的概念就提出来了，这是一个大启发。顺着这个思路，我们又发展到里面是否可以是空的，就这样完成了设计方案。”
以庭院式布局的中国革命和历史博物馆以6.5万平方米的总面积获得了与它对面的总面积17万平方米的人民大会堂的体量平衡。
对正在进行的国家博物馆改扩建工程，王炜钰认为：“保护博物馆的立面是重要的，里边不是不能变。但人们从外面走到里面，在行动的空间里已有了情感的记忆。里面拆多少要看具体的，有的建筑师可能全拆，仅留下立面；有的是将旧的保留，更巧妙地将新的和旧的结合在一起，这也是本事之一。能保留旧的，又能满足新的使用要求，局部是现代的，又不和旧的发生矛盾，这就更高一层了。”
非常建筑 未被采纳的专家意见
早在1986年，中国历史博物馆的改扩建工程即获准立项，接下来的是一场马拉松式的论证，王炜钰曾参与其中。
她指出了原设计中的缺憾：“当年我们的设计就注意了外观如何向人民大会堂看齐，只是做了一个外壳，可博物馆是不需要开这么大的窗户、引入这么多的自然光的。要是现在做，我们就不会是这样了。”
1995年，王炜钰指导学生完成《中国历史博物馆改扩建工程研究》，认为整个建筑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对功能的满足，使绝大多数陈列室采用大面积低侧窗，有的甚至置朝向于不顾，不仅给展室带来了超量的自然直射光，使大量文物处于严重光害之中，减少了可利用的布展面积，而且影响了观众的舒适观赏。
这项研究提出了一个分期改扩建的设想：博物馆现有建筑内部空间及功能基本保持不变，只在中间庭院的地上和地下增建，并使扩建部分与原有建筑有机地联系在一起；从长远角度讲，可利用一二层层高为9米的空间，通过夹层的方式获得更多的使用面积，同时完善内部功能。
中国国家博物馆挂牌后，改扩建工程又被提上日程。2004年4月，受国家博物馆委托，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对博物馆增加高度的要求作了研究和深化设计。
研究院认为，国家博物馆东侧的公安部办公楼规划高度超过了国家博物馆檐口高度，由于体量较大，建成后会对国家博物馆造成一定的影响。博物馆直接加层的方案对现状建筑改变较大，且增加的面积也不好使用。世界上著名的卢浮宫、大英博物馆的改扩建工程都采用了在内院上增加天顶，将室外空间室内化的办法，改善空间的容量和人流方式。国家博物馆如采用这种方式，不但可以增加高度，充实体量，同时也可带来新的空间感受。
研究院的这一想法经审批通过，成为改扩建工程的依据。
同期展开的征集国内外设计公司的活动却引发了一些国内学者的不安，当时由境外建筑师设计的中国国家大剧院、中央电视台新址大楼、中国国家体育场“鸟巢”正在建筑界引发巨大争议。
11位中国专家参加国家博物馆改扩建工程概念设计方案评审，他们在会议纪要中建议：“天安门广场是北京作为中国政治文化中心的核心体现，既有的建筑均由中国建筑师设计，气势宏伟、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为全国和全世界人民所喜爱，也为国际知名建筑师们所称赞。国家博物馆的改扩建要以弘扬民族精神为前提，中国建筑师对此有着深刻的理解，完全可以做出最好的设计，没有必要进行国际招标。”
这个意见没有被采纳。“在这样的背景下，国家博物馆的竞赛本身就存在着很大的风险。”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设计组后来在公开发表的一份报告中称，“一是由于项目本身的重要性，再是地段在天安门广场的敏感性，因此在任务书上没有任何导向性的语言，只有由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提出的以‘增加天顶’和东扩范围以及自身的功能要求，没有任何表达业主主观愿望的内容，全部由建筑师根据自己的判断来决定建筑的取向，这与当年国家大剧院方案招标时要求的‘一看就是中国的、北京的、天安门广场的’相比有了很大的灵活性。”
“你跟我讲清楚哪里有危险？”
在过去的十多年里，中央政府曾投入大量资金维修和改造中国革命和历史博物馆。
1995年王炜钰指导学生完成的《中国历史博物馆改扩建工程研究》称：“目前中国历史博物馆正在进行现有建筑的大规模内部改造，耗资已逾数百万，改造包括设备更新及内部装修、设置消防系统及电脑管理系统、增加轻钢龙骨吊顶等等。”
中国历史博物馆前副馆长孔祥星向我历数了几次大的改造工程：“1999年国庆五十周年之前用石材贴装博物馆的北立面和西立面，花了八九千万；抗震加固做了一部分；所有的顶子都重新弄了。我们为什么老闭馆？就是因为这样的工程一直没有间断过。”
“我很痛心，国家花了不少钱，却始终达不到作为博物馆的要求。”孔祥星从1965年起，在历史博物馆工作了35年，当年他最头疼的就是没有库房，只好把库房设在走廊里，而库房区与办公区相混很不安全。
“搞抗震加固，把好多陈列室弄没了；夕晒很厉害，书画都不敢拿出来展；一会儿这儿加一个厕所，那儿加一个办公室、监控室，结果是越改越乱。从硬件来讲，都不是一流的，是二三流的。”在他看来，博物馆就像一个老病号，不动大手术是不行的。
在改扩建方案论证过程中，一度有消息传出：整个建筑要推倒重建。
一位权威人士向我证实了这个说法：“原来是整个都要拆，我们坚决反对，许多院士也不同意。”
“本来是要拆的，为什么拆？说这个建筑不安全，已经经过专家鉴定是危险的了。”一位曾深度介入这项工程的专家对我说，“后来我们就问，你跟我讲清楚哪里有危险？为什么危险？结果说了半天，只是北边查出来有几根柱子施工质量不好，那你就加固嘛，为什么都拆呢？他没有理由，而且没有理由来判断历史博物馆总体上是危险建筑。”
这位专家认为：“‘十大建筑’用的是当时全国最好的设计力量、最好的施工队伍，现在成了危险建筑，那么人大会堂你怎么办呢？‘十大建筑’已经拆了一个华侨饭店，其他9个是不是都是危险建筑？你可以修嘛，而且修了以后从设计角度来讲，只有更好不是不好。”
2006年9月，在广州举行的“2006中国城市规划年会暨中国城市规划学会成立50周年庆典大会”上，两院院士、建设部前副部长周干峙在大会发言中提到了国家博物馆改扩建工程：“新中国成立以来新盖的房子至今不少已成为‘老房子’了。还有不少解放以前留下的老住宅、老厂房和老的公共建筑。目前不少地方以少占地和30年房龄就够本为由，兴起了大拆大迁之风。典型的例子如北京西便门居住区，为1950年代所建，质量、水平都是最好的居住区，也几乎决定要拆迁；还有天安门广场东侧的历史博物馆，也一度被鉴定为危险建筑而要求拆除翻建。”
“现在三个立面留下来了，比全拆好多了，至少形象上保护住了。”一位文物保护官员对我说。
马未都还在惦记博物馆展室内的牛皮地板：“他们要是拆了，我就要想办法把那里所有的地板都买下来。”
非常建筑 奥运巨构的诞生
“我们能说埃菲尔铁塔的钢应该用那么多吗？”
2006年10月24日，国际奥委会主席罗格考察建设中的中国国家体育场，称赞这是他所见过的最好的奥运场馆，站在一旁的何振梁却在琢磨：“那么粗的钢梁，建起来会像效果图那样好吗？”
“罗格是赞不绝口，说北京建了一个像悉尼歌剧院那样的建筑。”在后来与建筑师的一次座谈会上，何振梁回忆起当时的情景。
这位中国奥委会的名誉主席、中国体育走向世界的见证人，对萨马兰奇在上世纪八十年代说过的一句话记忆颇深：“看中国的体育建筑要到非洲去。”萨马兰奇指的是中国为非洲援建了大量优秀的体育建筑，而自己像样的场馆却屈指可数。
“1990年北京亚运会举办之后，萨马兰奇就不再说这样的话了，”77岁的何振梁感慨道，“因为我们为亚运会建造了能够代表那个时代的体育建筑精品。只有国家发展了，体育才可能得到发展啊。”
2001年成功申办奥运会后，北京以每年3000多万平方米的房屋竣工量向2008年挺进。
“这样的竣工量超过了整个欧洲一年的总和。”北京市规划委员会的一位负责人告诉我。
2006年12月26日，国家游泳中心“水立方”贴上了最后一块外层薄膜。至此，2008年奥运会的两大标志性建筑——国家体育场“鸟巢”和“水立方”外观全部亮相。
承载4.2万吨钢铸“枝蔓”的“鸟巢”是奥林匹克史上跨度最大的钢结构建筑；建筑面积约8万平方米的“水立方”是目前世界上惟一的完全由膜结构来进行全封闭的公共建筑。
“奥运会应留下标志性的东西，‘鸟巢’和‘水立方’各有优点，但对它们也有不同的意见，包括我和我们家的老太太意见都不一样。”何振梁的话引来周围建筑师们的笑声。
“中国建筑的一声呐喊”
37岁的李兴钢风尘仆仆地从机场赶来参加这个座谈会，这位“鸟巢”的中方设计负责人，在过去的四年间度过了无数不眠之夜。在近四千张施工图完成之后，他住进了医院。
在15年的建筑设计生涯中，李兴钢获得过英国世界建筑奖提名奖、亚洲建筑推动奖、中国建筑艺术奖、中国建筑学会青年建筑师奖等20多个奖项，如今他面对巨大的挑战——“鸟巢”复杂的钢结构甚至使做模型的工程师都感到棘手，而他和他的团队却要把这样的建筑变成现实。
“感到自豪的是，我们通过自己的努力和与国外建筑师、工程师紧密的高水平合作，不仅成功赢得了国际竞赛，而且使‘鸟巢’从设计概念一步步接近并成为可在中国实施和建造的、历史性的宏伟工程。”国家体育场钢结构卸载之后，李兴钢在他所在的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的表彰会上陈词。
何振梁出席的座谈会是为中国工程院院士马国馨的新著《体育建筑论稿——从亚运到奥运》举办的。
在这部著作里，曾主笔北京亚运会场馆设计并获得国际奥委会“体育建筑奖”的马国馨，记下了邓小平当年视察国家奥林匹克体育中心时说的一番话：“我这次来看亚运体育设施，就是来看看到底是中国的月亮圆还是外国的月亮圆。看来中国的月亮也是圆的，有时还会圆得更好一些。现在有些年轻人总以为外国的月亮圆，对他们要进行教育。”
马国馨所在的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参加了2003年国家体育场的设计竞赛，设计院独创的“浮空开启屋面”方案险些胜出。建筑师王兵在报告中说：“这不仅仅是一个方案构想，而是中国建筑的一声呐喊。”
“但这一呐喊并未引起需要注意的人们的注意。”64岁的马国馨在书中写道，“虽然这一方案并未选为实施方案，但我一直对本方案在原始创新的独特性、奥运盛典的戏剧性、赛后利用的经济性、城市景观的丰富性、成熟技术的可操作性、内涵丰富的可拓展性等方面的优势深信不疑，我们需要有充分的自信。”
书中还印出马国馨2003年4月就国家体育场设计问题写给北京奥组委一位资深官员的信，指出“瑞士‘鸟巢’方案造价畸高”，“瑞士建筑师为德国世界杯慕尼黑赛场所设计的方案即和‘鸟巢’大同小异，相差无几，只不过慕尼黑赛场的外形更为科学和理性，构架十分规则，不像‘鸟巢’方案那样增加了许多无用的杆件，与之相比后者似乎创新点不多。”
李兴钢的发言使座谈会的气氛活跃起来：“我记得我还在天津大学读书的时候，马总（马国馨）到天大作过一次讲座，我印象很深的是他谈到一个体育馆屋顶钢梁结构的设计和计算。马总可能忘了我就是给他放幻灯的那个学生。”
马国馨面露诧异之色，随后是朗朗的笑声。李兴钢语锋一转：“我知道马总对国家体育场的设计有许多见解，我虽然不敢苟同，但他作为知识分子知无不言的精神是值得我学习的。”
非常建筑 “卸顶风波”（1）
2006年9月，在设于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的亚洲建筑师大会的分会场，李兴钢以自信的口气介绍了“鸟巢”设计概念生成的过程：“这是一个真正回归到以体育——竞赛和观赛为本的体育场设计，这也是国家体育场最核心、最重要的设计理念。”
李兴钢说，“鸟巢”的碗状看台使得所有最上面的观众都能获得均衡的、距赛场中心约142米的视距，看台确定后，建筑师再顺着这个立体的、边沿起伏的“碗”来设计外罩，自然地形成一个三维起伏的马鞍型。
“接下来是推敲外罩的做法，由可开启屋顶等因素自然产生编织式的结构，即后来众所周知的‘鸟巢’。”李兴钢介绍道，“从这个过程可以看出，‘鸟巢’并非是设计的起点和原因，而是设计被内在因素推动自然发展的结果。真正的设计起点，是比赛和观赛、赛场和看台、运动员和观众。”
李兴钢谈到了当初国家体育场可开启屋顶的设计条件与“鸟巢”造型的关系：“我们把屋顶做成一个最简单朴素的，像推拉窗一样的开闭方式，这需要两条平行轨道来提供这种开合滑动的可能性，这两条平行线导致了‘鸟巢’的编织结构，设计的出发点是最朴素、最功能性的，它最终激发了建筑师的潜能，独特的结构直接构成独特的外观，达到艺术性的震撼效果，国家体育场是由功能而产生结构与外观的完美统一。”
但是这个可开启屋顶已不复存在。2004年，已经动工的“鸟巢”经历了一次“卸顶风波”。
数位中国科学院院士和中国工程院士上书高层，指出奥运工程为追求形式而极大地提高了造价，忽视安全、适用等基本问题。时值中央政府为防止经济过热陆续出台宏观调控政策之际。
这之后，北京市提出，必须牢固树立“节俭办奥运”的观念，尽最大努力降低工程造价。
2004年7月30日，“鸟巢”暂停施工。作为降低造价的一项举措，这个原计划赛时可容纳10万人的巨型体育场，可开启屋顶被令取消，同时坐席减少至91000个。
这引起了部分建筑界、文化界与实业界人士的不安。2004年10月8日，史建、王明贤、隋建国、刘家琨、张永和、叶廷芳、张宝全、任志强等联名发出“保持‘鸟巢’建筑完整性”的声明，指出“修改后的‘鸟巢’失去了原有设计手法的震撼性和功能的合理性，由于立面框架支撑活动屋顶作用的丧失，使原设计的具有功能性的巨大结构框架成为‘虚张声势’的、徒具表演性的外衣，不仅破坏了原设计的完整，也有违‘节俭办奥运’的初衷。”
但在“鸟巢”的批评者看来，仅仅是卸掉了屋顶还远远不够。一位持批评意见的院士对我说：“大型体育场本应使用轻型结构，‘鸟巢’却用了最重的钢结构，‘适用、经济、美观’的基本原理还要不要了？”
“我们能说埃菲尔铁塔的钢应该用那么多吗？”“鸟巢”的艺术顾问艾未未在媒体上反问。
一时间，“鸟巢”的命运为社会热议。事实上，这个方案从诞生之日起，人们就各有好恶。它那奇特的造型甚至使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女子跳马银牌获得者莫慧兰产生疑问。
“我想代表运动员向您提一个问题。这个体育场有着很密的网架，这会不会让运动员感到紧张，并因此而影响成绩？”2003年，已是体育记者的莫慧兰在一次采访中，向主笔这项设计的瑞士建筑师、2001年普利茨克建筑奖获得者德梅隆提问。
“是的，这个体育场是由网架构成的，但是我们不是简单地把结构暴露在外，从体育场里面看，结构的外表有一层半透明的膜，如同中国的纸窗。”酷爱踢足球的德梅隆回答，“你看，体育场如同一个舞台，周围界面柔和、开阔，在这样的环境下，运动员自然不会产生紧张感。我们相信，在这里将诞生世界上最好的成绩。”
德梅隆答问
“鸟巢”方案于2003年5月当选为北京奥运会主体育场——中国国家体育场的最终实施方案。它的设计单位是瑞士赫尔佐格和德梅隆事务所与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
在此之前，北京市通过国际设计竞赛，为中国国家体育场征得13个设计方案，它们分别来自中国、日本、美国、法国、瑞士、澳大利亚、加拿大、德国、中国香港等国家和地区的设计企业。
由5个国家13名建筑师和专家组成的竞赛评审委员会，以投票的方式确定“鸟巢”为重点实施推荐方案。投票结果是：8票赞成，2票反对，2票弃权，1票作废。
北京市规划委员会发给新闻记者的材料称：中外评委一致认为，被确定为重点推荐实施的方案，在世界建筑历史的发展中将具有开创性的意义。
与专家评审同时进行的公众投票显示，“鸟巢”得票3506张，名列第一；但得票前三名的方案，票数仅各相差几十张，几乎是1：1的支持率。
值此关键时刻，德梅隆来到北京。2003年4月2日，他在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接受了多家新闻单位的采访，谈话记录如下：
记者：你能介绍一下这个方案产生的背景吗？它所表现的都有哪些内容？
德梅隆：这是一次非常重要的竞赛，我们与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有着很好的合作，通过8个星期紧张的劳动，产生了这个方案。我们还邀请了前任瑞士驻华大使以及中国艺术家艾未未担任我们的艺术顾问，他们都非常了解中国的文化，并对如何使这项设计与中国的传统相结合提出了很好的建议。
这个设计有三方面的概念，一是它是当代的、中国的建筑；二是它与中国文化有着相当的联系；三是它在技术上是可靠的。这个体育场是为21世纪而设计的，而不是为上世纪90年代设计的。上世纪的设计表现的是技术，但是我们在新的世纪，除了要表现技术之外，还要反映当代的人文问题。这个体育场是为人民而设计的，它有着柔和的环境，表现了对运动员的尊重。
这是一个很大的体育场，虽然它很大，我们却把它处理得有人的尺度。这不是一个纪念碑，它是为人而设计的。它的特点是从所有的方向都可以很便捷地进入，它是一个开放的建筑，所有朝向都是同等重要的，所有的方向都让人感到舒适。
看台的设计使观众获得很好的视角，运动员也拥有了很好的比赛场地。当看台坐满观众的时候，人群就自然地成为了建筑的一部分。一个好的体育场是建立在观众能够与运动员保持良好互动关系的基础上的。这个体育场对体育运动员来说应该是最好的，这里必将诞生世界上最好的运动成绩！
非常建筑 “卸顶风波”（2）
记者：你们在这项设计中考虑到了中国文化的因素吗？
德梅隆：在这个体育场与中国文化的联系方面，我愿意先谈一些中国艺术与哲学方面的问题。我认为，中国的文化一直是在无序之中寻找有序。
这个体育场的整个结构的表现力，不仅可以告诉人们哪里是入口，而且还能让人们产生丰富的联想，这几天各种媒体都在报道这项设计，可以看到很多形容词，如有人形容它是鸟巢等等。这可能是公众的印象。但实际上，我们还可以把它解释成其他中国建筑上的东西，比如菱花隔断、有着冰花纹的中国瓷器。它又像是一个容器，包容着巨大的人群，这些都是中国的文化。
记者：这个体育场的设计会不会提高建筑的造价并增大建造的难度？
德梅隆：这个体育场在技术上是完全能够实现的，而且是简捷易行的，它不是炫耀技术本身。如看台是用混凝土建造的，外观采用的是钢结构。在设计开始时，我们讨论过各种技术。体育场要设计可开启的屋顶，哪种是最简单的呢？是最经济的呢？是最好维护的呢？经过我们的探索，已找到满意的答案。我们设计的这种形式，是完全可以控制在规定的造价之内的。我们已有一支非常好的团队，目前已取得重要的成果，今后我们还将继续推动下去。
记者：这个体育场的设计是怎样与奥林匹克公园的规划结合的呢？
德梅隆：体育场是公众化的。奥运会时它像一个橱窗展示着中国的形象，赛后它还将成为一个开放性的场所，人们可以自由地进入，这正像奥林匹克公园的规划一样，它也将成为一个公园，并成为奥林匹克公园这个更大的公园的标志，这是一种很好的融合。
体育场的位置是规定了的，它在奥林匹克公园的中轴线与河道之间。我们将地面抬起了一些，形成一个缓坡，人们可以向上走并进入场地，这如同中国的寺庙殿宇给人的感觉。
记者：听说你与赫尔佐格从小一同长大，并共同获得普利茨克奖，你们还热爱足球运动。能谈谈你们所热爱的这项运动对你们的事业以及对这个体育场设计的影响吗？
德梅隆：我和赫尔佐格是从小就认识的，从7岁时我们就在一起，从小学、中学、大学都是同学。我们热爱运动，特别喜爱足球。足球是一种很有启发性的体育运动，比赛双方各由11名队员组成，每个运动员都各有自己的位置，各有自己的特点，但大家的目标是一致的，都是为了进球。这与建筑设计是有关系的。另外，爱好运动使我们了解运动员与观众的情感交流，我们的这次设计就是要把这种情感转化到建筑当中。
这是我们设计的第三个体育场。第一个是瑞士的巴塞尔体育场，在那项设计中我们取得了成功，并决定把体育场设计作为我们的一个方向。我们设计的第二个体育场是2006年德国慕尼黑世界杯的体育场，现在它正在施工建造之中。
记者：你们在这个建筑的完整性方面是怎样考虑的？设计的最大挑战是什么？
德梅隆：你进入这个体育场，先是上一个缓坡，各项附属设施设在坡下。走到坡顶就可以进入看台，向下观看比赛。外部广场我们以中国的12生肖为标志作出12个分区，这样观众就可以拿着标着“龙”或者“虎”的票，寻找自己的入口，这是非常有趣的。这也是受中国传统建筑的启发而产生的灵感，因为中国宫殿的坡道上都有着刻着各种图案的丹陛。
这项设计的最大挑战在于后期的深化设计之中，挑战来自于对这个项目重要性的认识。中国是一个大国，奥运会是一个盛会，这个体育场又是北京的奥运会最重要的建筑。我们感到了很大的压力，因为有这么多人在关注它，全世界都在关注它。
评委会给这项设计以很高的评价，我们完全尊重评委的意见。虽然有的公众不是一下子就能理解，这有一个过程，所以我们希望媒体能够表达准确的信息。
“‘鸟巢’还是‘鸟巢’”
2001年7月北京赢得第29届奥运会主办权后，这个城市的奥运工程马不停蹄地展开。
2002年7月，美国Sasaki公司与天津华汇工程建筑设计有限公司的合作方案，被确定为北京奥林匹克公园的规划方案；同年10月，瑞士Burckhardt+ParternerAG公司的方案被确定为北京五棵松体育文化中心的规划方案。
2003年5月，“鸟巢”被确定为中国国家体育场实施方案；同7月，“水立方”被确定为中国国家游泳中心实施方案。
2003年12月24日，“鸟巢”与“水立方”破土动工，那时“鸟巢”连施工图都来不及画出来。
与时不我待的北京相比，第28届奥运会举办城市雅典则是优哉游哉。
2004年8月13日，雅典奥运会开幕；此前的8月10日，当地媒体披露，雅典赫利尼科奥林匹克中心内的击剑馆已经完成99％的准备工作，到11日就可以全部完工，迎接14日开始的击剑比赛。国际奥委会这才松了一口气。
距奥运会开幕只有几天的时间，雅典的35个奥运体育场馆，还有将近一半在进行紧张的收尾工作，一些地方的绿化工程甚至还在筹建之中。工人们三班倒、连轴转，希腊政府总理不得不亲自到场监督。
此前的2月间，罗格在国际奥委会执行董事会上，对雅典的奥运会场馆建设表示了担忧。国际奥委会委员塞萨尔甚至说，北京奥运会筹备工作甚至在某些方面，已经走在了雅典奥运会的前面。
希腊前环境部长、负责奥运项目的帕潘德里欧作出解释：希腊是一个只有1100万人口的小国，政府无力承担大笔的维护费用；奥运项目的所有承建公司都是私营公司，他们当然不愿过早建成场馆，这样既可以不占用流动资金，又可以省去维护费，所以工期拖后完全在情理之中。
2004年8月12日，就在雅典像变戏法似的把近一半的比赛场馆赶在奥运会开幕之前变出来的时候，北京奥组委的官员出现在那里，时值“‘鸟巢’卸顶风波”被各大媒体宣扬之际。
这一天，北京奥组委在雅典举行的国际奥委会第116次全会上，报告了北京奥运会的筹办情况，并表示同意国际奥委会的“瘦身计划”。
北京奥组委常务副主席刘敬民随后在雅典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了北京奥运场馆建设在节俭方面主要考虑的三个因素，一看是否充分利用了现有资源，二看设计标准是否恰当，三看场馆能否得到赛后利用。
刘敬民说，北京奥运场馆将在2007年整体完工。这意味着，原计划2006年竣工的时间向后推迟了一年。
“我认为‘鸟巢’停工是一件好事。”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副院长崔恺向我表示，“从我们的角度来看，当时开工太匆忙了，方案还在修改呢，这超出了设计周期。我们也理解，当时是为了营造气氛。现在停下来，正好可以为我们的深化设计抢回时间。”
曾被誉为世界第一的“鸟巢”可开启屋顶将不复存在。可开启屋顶体育场建筑在1990年代以来相继涌现，全世界共有19个，其中11个在日本。
2002年韩日世界杯足球赛上，日本的可开启屋顶体育场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但这些体育场由于屋顶开启耗资甚大，场馆建成后多只是在比赛时象征性地开启一次，就基本不再作这样的“表演”了。
“你认为中国国家体育场可开启屋顶是必需的吗？”2003年3月28日，在国家体育场方案评审完成之后，我向这个项目的评委、荷兰建筑师库哈斯提问。
“可开启屋顶是竞赛文件要求做的。”这位记者出身的普利茨克建筑奖得主老练地绕过了这个问题。
据知情者介绍，在国家体育场设计竞赛文件发布之前，是否需要可开启屋顶，曾在决策层引起讨论，有意见认为可开启屋顶将加大投资，实际用途并不大，可这个意见未被采纳。
被卸掉屋顶的“鸟巢”，在2004年11月15日完成初步修改设计，随后再度动工。
这个被重新编织的巨构，南北长333米、东西宽298米。“就其平面尺寸而言可以容纳法国巴黎的埃菲尔铁塔。”国家体育场的中方钢结构专业负责人范重在一份总结中写道。
“即使是去掉了可开启屋顶的‘鸟巢’，它的钢结构也并非是一个‘虚张声势’的、徒具表演性的外衣。”李兴钢认为，“因为这个钢结构还支撑着观众席上方巨大的屋顶挑棚和笼罩观众集散厅等使用空间的重要结构和功能作用，而且建筑师在修改过程中，围绕扩大了的开口，仍然遵循了原来沿中间屋顶开口相切编织的原则。用德梅隆的话来说，‘鸟巢’还是‘鸟巢’。”
非常建筑 911后的CCTV
“许多年后我们肯定会发现，只有在此时此刻的北京，全球大概也只有在这么一个地方，会发生这样一件事情……”
2004年初夏，我应邀携《城记》一书参展法国波尔多“东西北南”文化艺术活动，好客的波尔多“梦之虹”建筑馆馆长MichelJacques邀请我和一些建筑师朋友开车到波尔多郊区的一个山冈，参观库哈斯的作品——波尔多华厦（MaisonBordeaux）。
波尔多华厦是一处别墅，建于1996年。它的拥有者刚刚去世。这位富商生前遭遇车祸，半身不遂，靠轮椅度日，别墅的设计自然要满足残疾人的需要。这位残疾人非常富有，又希望显示他的力量。
沿着波尔多市郊的高速路飞驰，过了一条河，很快就驶入了山区。绕过崎岖的山路，隔着一片树林，我们看见了这处豪宅的身影——一个悬在半空中的褐色长方体房屋，从围墙上方探出，上面不规则地开出圆状的窗孔，盯视着我们。
管家打开大门，我们步入庭院，感觉非常安静。整个建筑是简单的几何结构，比例和尺度让人感到亲近。
左侧的围墙位置有两株孪生的大树，建筑师顺势在墙内为大树设计了一个玻璃“橱窗”，使之成为庭院与外部环境自然过渡的空间。
庭院内水泥地面上的圆形草坪，与外墙上的圆形应急通道呼应，房屋上的圆状窗孔附和其间，与长方体的别墅外观形成视觉反差。
现代主义追求“少就是多”，库哈斯的这个作品看上去正是这一类型，建筑师只用方与圆两种符号，在含蓄与内敛之中编织多种情调，似已嚼透现代主义精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