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新闻里，每看到那些“绿色和平”分子、那些民间志愿人、那些无名小卒，在风浪中划着舢板，不知畏惧地，拼命挡在捕鲸船或核潜艇前……它们皆那么小，那么孤单，那么三三两两、稀稀拉拉，却抗拒着那么气势汹汹的庞然大物，甚至是国家机器……
我总忍不住久久地感动。我清楚：这些都是真正的人，真正有尊严和爱自由的人，他们在保卫生命，在表达信仰和理想，在抗议同类对家园的剥削。
据报载：一位叫朱丽娅?希尔的少女，为保护北美一株巨大的红杉树，竟然在这棵18层楼高的树上栖居了738天，直到该树的所有者——太平洋木材公司承诺放弃砍伐。
希尔是阿肯色州一位牧师的女儿，为呼吁保护森林，她于1997年12月10日攀上了这棵被称为“月亮”的红杉树。原打算呆上3周，不料木材公司的冷漠却把她足足搁置了两年。当冬季来临，她只有一块蓝帆布遮挡，无法洗澡，就以湿海绵擦身。
当双足再次踏上大地时，希尔喜极而泣。
我留意到，这则消息是被某晚报排在“世间奇相”栏中编发的，与之毗邻的是“少年坐着睡觉十一年”。显然，在编辑眼里，这事儿不外乎一种“异人怪招”，算是对“大千世界，无奇不有”的一种诠释。可以想象，无论于编辑心态、还是看客的阅读体验，都很难找到“感动”“审美”之类的痕迹，只是猎奇，只是娱乐与戏谑。
我为一位少女的心灵纤细和行动能力所震颤，为这样一场生命行为——所包含的朴素信仰和巨大关怀力而惊叹，也忍不住为同胞的粗糙而遗憾。
这不仅仅是迟钝，更是麻痹和昏迷。
对大树漠不关心算什么人呢？只能算“植物人”罢。
我们有数不清的黄河探险、长江漂流、雪山攀登、海峡泅渡……甚者竟不惜性命。目的不外乎：或为国争光、别让洋人抢了先；或时尚一点说，“超越自我、挑战极限”。可我们几乎从未有过像希尔那样默默的私人之举、那样日常意义上的“举手之劳”……
显然，双方对自然的态度有别：希尔拥抱大树显示的是一种爱的决心，一种厮守的愿望；我们的那些“壮举”设计的是一种比试，一种对抗。二者的实践方式亦有别：如果说前者更接近一种日常的梦想表达和自由生活方式的话，那么，后者则更像一场众目睽睽下的卖力表演和作秀。
即使我们也有了，即使某位中国少女扮演了希尔的角色，又会怎样？她的同胞、亲人会作何想？社会舆论和职能部门会作何反应？
她会不会被视为疯子？梦游者？妄想狂？
我们没有这样的习惯：做自以为正确的事！我们也缺乏这样的习惯思维：尊重、维护别人（包括对之有监护权的子女、眷属）做自以为正确之事的权利！
父母会干预，朋友会劝阻，组织会帮教，舆论会讽刺，有关部门会制止……用我们熟悉的话说，叫“摆平”。即使你勉强爬上了那棵树，呆不过三天，就会被轰下来，对付一个丫头片子的撒野，招多着呢。说到底，此事休想做成。
于是，也就成了无人来做的事。
她不属于我们。因为她是天使。
树，树，树
有位老先生，教弟子识字：何为“树”呢？“木”，“对”也！就是说，先人造这个字是为了告诫后人——凡“木”必“对”，不可伤木。
大地伦理（四章）（2）
或许，该释语不免“补说”“强拆”之嫌，但在我眼里，这说法却包含着惊人的美学和精神含量，它比任何权威的汉学拆字都令我感动、钦敬。对一个在母语中浸泡了几千年的群体来说，意识不到这点，破译不出这个字的神奇潜质，确属大遗憾。
提起瑞典，眼前就会浮现出一道宁静、典雅、从容的画面：白雪、木屋、蓝湖、青山、郁金香……而斯德哥尔摩，更是一弯美丽的月牙之城，每个到过她的人，都会为其旖妮之情所打动，而给人印象最深的是：她虽有现代设施之便捷，却无现代都市之弊端，尤其保留完好的古城风貌和参天大树……而游客们也往往会从导游嘴里获知这样一个故事——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现代化浪潮冲向这座海滨古城。市政当局雄心勃勃地推行旧城改造，“百万工程”即其中一项，旨在每年递增十万套新住宅……当轰隆隆的铲车声逼近“国王花园”时，斯德哥尔摩人警觉了：这样下去，自己的家园会沦为什么样子？未来的她与世界各地有何二致？
疑问渐渐拢成一股市民舆论和理性呼吁。人们开始表达愤怒，在露天里发出声音。终于，一场保卫斯德哥尔摩的运动开始了——
1971年，市政决定，要在“国王花园”建一个地铁站，它意味着这片深为市民喜爱的绿地大难临头。于是，一群勇敢的年轻人率先发起了“城市的选择”行动，擎着标语，走上街头，高喊“拯救斯德哥尔摩”口号。开始政府不以为然，派出电锯工人，欲强行伐树，公众用身体组成人墙，挡在树前……骑警来了，但慑于众怒，也败下阵来。为防止当局耍花招，市民们干脆搭起了帐篷，日夜守候在那儿，誓与古树群共存亡。
终于，政府作出了让步，地铁线绕道而行，虽多花了数倍纳税人的钱，但历史悠久的“国王花园”却留了下来。
那群百年古树是幸运的。在她盛大荫凉下成长起来的青年一代，终于有机会回报那片母爱般的葱茏了。或许愈难得就愈珍惜吧，如今的“国王花园”更是斯德哥尔摩人的爱宠之地，每年都有数不清的*和演出在此举行，俨然成了瑞典人向世界展示自己的一个窗口。
那些护树青年们，也成了大众心目中的英雄。新生的瑞典公民和外国游客，很容易就能在瑞典教材、斯德哥尔摩旅游手册里读到他们的事迹。
还有一件事也令我难忘。如果说“拯救斯德哥尔摩”的主体力量来自民间，那这一次却是精英们的决策功劳了。
二十世纪中期，美国的田纳西州曾投资1?16亿美元建一处名叫“特里哥坝”的水坝，当施工进入关键阶段时，忽接美国最高法院的通知，令其停工，理由是这儿生活着一种体长不过三英寸的蜗鲈（北美淡水鱼，体小，需在浅而湍急的水中产卵）。其后，“濒危物种委员会”也对该工程加以阻止……眼瞅着这座已具雏形的庞然大物，其时的田纳西州长叹道：“这等于给世上最小的鱼建造了最大的纪念碑！”
三寸——1?6亿，怎样的悬殊比例，怎样的不可思议！
这是大地的胜利。
一切取决于人的素质，大地喂养出的人的素质。
一群古树挫败了一条现代地铁线，一尾三寸小鱼掀翻了一座超级水坝……我们身边会发生这等事吗？
我常常抑制不住地想：如今的北京，假如没有当年那场大规模的旧城改造，而是像梁思成和林徽因夫妇设计的那样：完整地保留旧貌，另辟新城……今日北京会是一番什么气象？据说，当年梁先生将提案递呈后，得到了这样的喝斥：“谁要是反对拆城墙，是党员就开除他的党籍！”显然，问题是不可讨论的。正是这种“不可讨论”性，使得几十年来知识者早早养成了沉默的习惯，使我们在和平时期失陷了一座又一座辉煌城池。至今，偌大华夏竟无一座古城是以“城”的建制保护下来的，所谓的古迹，只是稀稀拉拉的“点”，铺不成“面”，构不成“群”。书包 网 m 想看书来书包网
大地伦理（四章）（3）
“拆掉北京一座城楼，就像割掉我一块肉。扒掉北京一段城墙，就像剥掉我一层皮！”正像徽因墓在“*”中被铁砣砸得稀烂一样，梁先生的惨叫又何尝不是文明之呻吟、知识之哀鸣。
后来我又获悉：“二战”即将结束时，身在重庆的梁先生，曾写信给美军有关人士，望其轰炸日本本土时，能对奈良和京都两座古城手下留情……
不知美方是否收到了这封信，更不知这一外国人的请求是否被采纳，但我由衷地感到：若没有梁先生这些人类文化的知音和保姆，我们的世界与生活会破败成什么样子？而他们本人的命运及那些诤言的遭遇，实乃文明的遭遇和知识的命运。
笼文化和望鸟镜
同胞在其旅行见闻中留下一细节：在欧洲的一些公园，常见一种架在草坪上的望远镜，开始不懂，一打听，方知是为观鸟而设，它们准确的名字叫“望鸟镜”，贴上去，游客能仔细欣赏远处树上的一举一动，对鸟雀却毫无惊扰……
“望鸟镜”，一个多么柔情和诗意的词儿啊，那距离多么美，多么温暖和恬静，多么沁人心脾！
在我们这片土地上，何以没诞生如此“遥望”的冲动呢？我想起了身边的另一番景象：花鸟鱼虫市场，寓翁闲叟们的膝下，太极晨练的路边，随处可见一种国粹——鸟笼，一盏盏材质优良、工艺精湛的“小号”。
有多少盏这样的“小号”，便意味着有多少双翅膀从天空中被裁剪下来，被折叠成椅子，只能坐，不能飞。
我们发明的是栅栏，是囚牢。我们总喜欢把爱变成虐，把拥有变成占有，把“吻”变成“咬”。
读过一组故事：在澳洲，为保护某地生态，当局竟不惜斥巨资，在一条高速公路上留出了众多的横向路带，目的是方便动物能像过去一样自由穿梭……有对志愿者夫妇，为拯救一条被鱼网困住的白鲨，竟冒着生命危险，跳下海，亲手去解绳扣……在纽约一次火灾中，消防员理查?麦托尼解下自己的输氧器，为一只被浓烟呛昏的猫输氧，以挽救它的生命……一位女科学家，为考察和保护非洲狮，在原始森林中风餐露宿，历时二十余年，直至去世……
这和我们那些身穿羚羊毛、大嚼鲨鱼翅的饕餮客相比，真有天壤之别。其实这区别，也正是“望鸟镜”与“鸟笼”的距离。
还有更让人匪夷所思的，2001年10月6日，一对游客在武汉森林野生动物园乘车游览，嬉戏中，一只两岁的小狮子突然将利爪探进车窗，抓伤了她们。20日，动物园向市林业公安处提出申请，要求击毙这只闯祸的小畜生。后经当地市民的再三抗议，园方才撤回死刑起诉，改判“无期徒刑”。从此，这只小狮子将在铁笼里孤独余生，永不能再和伙伴一起过群居和放养生活。
显然在万物之尊的人眼里，它是有罪的，因为它对人产生了敌意，并制造了伤害。但我不禁要问：到底谁先有罪？谁先侵犯了对方权益？谁先发动了挑衅和攻击？在动物的道德法庭上，人类难道不已被审判过亿万次了吗？按自然法和生命平等的理念，此刻，它根本不该出现在人类的车窗前，它的位置应是非洲大草原，这应该是它随母亲散步、和兄弟姊妹玩耍的时刻……
是谁剥夺了其自由和天伦之乐？是谁把它发配到了与人近在咫尺的地方？毁灭其家园，屠杀其父母，剥夺其自由，如今却喝斥起它的过失来了，公平吗？
大地伦理（四章）（4）
更让人疑惑的是，有识之士不大声疾呼要恢复动物的野外生存能力吗？不正为野兽不野而忧心忡忡、寝食不安吗？为何现在却要对一只偶露峥嵘的小兽怒目相向、睚龇必报？莫非希望兽中王像叭儿狗一样俯首贴耳？
我替这只小狮子难过，更为自己的同类悲哀。
生命和平
在同一物种内，一个生命杀害自己的同类，比如一个人杀害另一人，甚至一只狼咬死另一只狼——无疑皆被视为犯罪和不道德，哪怕动物间的自相残杀，也会激起人心理上的强烈厌恶。那么，不同物类之间呢？
当我们堂皇地把大自然视为盘中餐、袖中物时，何以再也寻不到羞愧感了呢？“人类中心论”“人本位”“人类利己主义”天然合理吗？人类欲望膨胀到何种地步都不受怀疑和指控吗？
当初，上帝曾给予人类怎样的权限？现代人履行的是神的旨意、还是自我授权或达尔文式的“刀俎路线”？
曾有一报道：辽宁，一座林子里，一个头戴兔皮帽子、手提猎枪的男子，突遭一只凶鹰袭击，它朝猎物俯冲下来，死命将利爪钉进对方头皮，想将之叼起来，可能猎物太重的缘故，此举未成……报道说，若非同伴赶来急救，该男子很可能小命呜呼了，幸好，他及时躺在了医院里。
猎人被猎，确实反常。更有意思的是，报道人的语气里，竟丝毫不见责难凶鹰的意思。人背叛人，也属罕见。
我在想，那位猎人，在天上的那双眼看来，是一只怎样的动物呢？据说，鹰眼向来以锐利著称，视线里程和分辨率极高，总不致把人和兔子搅混吧？按常识，鹰也从不对人发动袭击啊。可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只能一种解释：人，变成了非人，怪物！变成了可怕的东西！
脑袋像兔子，猫腰提棍，蹑手蹑脚……难怪眼神极好的鹰，也不认得它素来敬畏的人了。怪谁呢？
不由想起史蒂文森在《尘与影》中给“人”下的一场定义——
“人是多么怪异的一种幽灵啊……他是这大地上的疾病，忽而用双脚走路，忽而像服了麻药一样呼呼大睡。他杀戮着、吃喝着、生长着，还为自己复制若干小小的拷贝。他长着乱草般的头发，头上装了一双眼睛，不停地转动和忽闪着。这是一个小孩看了会被吓得大叫的东西，但如果走近点看，他就是他的同伴所知道的那个他。”
我想，那个倒霉的猎人大概一辈子都不会再戴那顶该死的兔皮帽了吧。
“自然史上从未像今天这样，发生一种生命形式威胁着这么多别的生命形式的情形，也从未面临过这样一场由一个超级杀手制造的超级杀戮……人类不管是以其行动促成了某一物种的灭绝、还是以其漠然让该物种走向灭绝，都是阻断了一道有着生命活力的历史性的遗传信息流……让一个物种灭绝就是终止一个独一无二的故事。”（霍?罗尔斯顿《哲学走向荒野》）
二十世纪最后一年里，每天中午，一家电视频道花几分钟讲述一首发生在“历史上的今天”的挽歌，它告诉世人：几十年前的此时此刻，在我们的不知不觉中，曾有一种生存伙伴，比如一尾蜂鸟或一架红蜻蜓，发出了它在地球上的最后一丝哀鸣……
每看这档节目，我正在进食的胃都会莫名地一阵痉挛。
我甚至怀疑，现在的胃病莫非就是那时落下的？
（200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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鹿的穷途（1）
2001年11月9日，《齐鲁晚报》以《行人疯狂追杀野鹿》为题披露了一件骇人听闻的事，目击者称——
11月6日下午3时许，一只从刘公岛“偷渡”出境的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野生梅花鹿，在威海市郊登陆后，即招来行人追杀。于是，光天化日下，一场索命与逃亡的“马拉松”开始了：穷途之鹿被逼得沿公路狂奔，最后越过2米高的围墙，躲进一所小学院内，众人紧跟翻墙跳入。当小学校长欲打110报警时，近乎疯狂的追鹿者夺过电话叫嚷：“抓住杀了，鹿血，鹿肉都值钱，能卖两万块！”并扬言要给管闲事者一点“颜色”。后来，鹿被堵在一间乒乓球室内。警方赶到后，场面仍无法控制，仍有声音高吼：“野鹿谁捡归谁！”情势危急，警方只好与刘公岛林业部门联系，直到鹿主赶到，事态才有所缓和。由于天色已晚，轮渡停航，有关人员决定让鹿在学校暂避一宿。是夜，竟还有垂涎者在校外溜达，一副伺机抢鹿的架式……
虽远离现场，但我想象得出，那逐鹿的一幕会怎样惊心动魄，其激烈决不亚于警匪片。可惜这既非警察缉拿逃犯，更非欧阳海奋拦惊马，而是对一只无辜生灵的*裸行凶。试想，假如那鹿碰不到学校，碰不到那位恩公，它会怎样被撕成碎片？那场面一定和《动物世界》里的群豺分尸相差无几。
这一切，竟出自于人！竟横陈在二十一世纪的大街上！
简直一场对文明的暴动。
捏着这份报纸，我体味到一股冷，一股惊悚的饕餮之冷。不仅是对蒙昧的寒心，更有对人性和同类的陌生，对文明的迟疑与迷茫。有时，你不免疑虑：除了遮体的兽皮换成了化纤织物，人到底进化了多少？
那股粗重的喘息，那种饥饿感，那食肉的眼神，那嗅觉和狠劲……分明背叛了人的特征。人怎会如此凶悍地捕食？人之双腿怎会跑得比四足还快？一只温驯的鹿，怎会跑出比被狼群追赶还要迅疾的“生死时速”来？但闻狗咬人，哪见过人咬狗？影影幢幢中，那鹿竟慢慢变作了人的模样，而那人群的面孔也渐渐模糊了，成了些人面兽身的“四不象”……
不禁想起了博物馆壁画或远古石刻上的围猎：原始林莽中，大呼小叫的猿人手持投枪、石块、棍棒，手舞足蹈，气势汹汹，一头负箭的鹿跪地颤抖……如果说，那茹毛饮血的荒蛮、那斗兽的惨烈乃出于自卫和生存之需，那么今天，面对一只无公害生灵、且无饥饿之急和性命之忧的情势下，人何以产生如此狂暴与嗜血的念头？
可怜的野鹿，在其惊恐的瞳仁里，那些呲牙咧嘴、挥舞狼牙棒的影子，究竟算一种什么怪物呢？它会以怎样的方式向后代讲述这场梦魇？
其实，真正可怕的并非“能卖两万块”之贪欲，而是这场猝不及防的“逐鹿”引爆的野性、那股为群体所助长、所掩护和怂恿的狂暴激情。那些人，此前一刻钟还衣冠楚楚、举止得体，怎么转眼就狰狞、就面目全非了呢？
你想起了人的遭遇。
有时候，一只鹿的命运就是人的命运。“人——鹿”背后，隐匿的却是“人——人”的关系。既然以此待鹿，又怎会保证不以同样方式对同类下手呢？那些研制细菌战的人，不就把为人准备的东西先注射给了动物吗？那些瞄准藏羚羊的枪口，不也毫不犹豫对着志愿者扫射了吗？
我的眼前，渐渐浮现出两幅情景——书包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鹿的穷途（2）
一是歹徒行凶或英雄落难时，那黑压压一望无际的看客丛林。一是“*”批斗会上，那群情激昂、纷纷冲上台去集体施暴甚至当众杀人的表演。诸如广西武宣县的“食人”案，据《武宣县无产阶级*大事件》记载，“*”中该县有一百几十人遭食。有学生批斗完老师后，在校园内就地架起简易炉灶，将对方脔割煮食。1968年6月18日，武宣中学教师吴树芳被批斗致死，肝被烘烤药用……（见王毅《“*”野蛮性和残酷性的文化根源》）
两幅情景，表面上一冷一热、一静一动，其实，冷漠与狂暴、怯懦与凶厉，实乃一脉相承、同源同根的孪生行为，转化起来往往一蹴而就，并无障碍。狭私、自保、出卖、贪婪、统治欲、虐待欲、变态报复、嗜血*……翻开历史的书页，这些人性混合的现场比比皆是。
尤值注意的是，逐鹿者不仅是人，更是“人群”。是人头汹涌、“法不责众”意义上的“众”。若该鹿被一个人撞见，即使他想追想杀，但碍于光天化日和平素的怯懦，恐怕也是有贼心没贼胆。那么，他后来的底气和争先恐后的狂热又来自哪里呢？
源于人群！源于众多同类的组合，源于“集体”“我们”这个强势大概念。上述的野鹿和“*”遇难者，他们的最大杀手即这种“聚群心态”。
法国人古?勒庞有一本研究群众心理学的名著：《乌合之众》。其中指出：群体氛围下，人的心理比平时更有武断、粗暴、专横的倾向，更易滋生犯罪和极端行为。那些约束个人的道德和社会机制，在狂热的群体中往往失去效力。“个人可以接受矛盾，讲行讨论，群体是绝对不会这样做的。在公众*上，演说者哪怕做出最轻微的反驳，立刻即招来怒吼和粗野的叫骂。”“个人很清楚，在孤身一人时，他不能焚烧宫殿或洗劫商店，即使受到这样做的诱惑，也很容易克制住。但在成为群体的一员时，他就会意识到人数赋予他的力量，这足以让他生出杀人越货的念头，并屈从于这种诱惑。”
群体掩护下的施暴，在欧洲异教冲突、法国大革命、德国“水晶之夜”、义和团运动、南京大屠杀、中国“*”、波黑内战、科索沃纷争、印尼骚乱中已屡见不鲜。
假如那一天，你恰逢在海边，在那个追杀梅花鹿的现场，假如你有一点“*”记忆的话，你一定会不寒而栗，你一定会想起许多梦魇般的旧事：高音喇叭的叫嚣、汹涌的棍子、歇斯底里的拳头、皮带裹着气流呼啸而至……
你会不会感觉自己正变成一头鹿？会不会体验到一头鹿的恐惧与绝望？
“抓住杀了，鹿血、鹿肉都值钱！”“消灭‘四类’分子！你不打他就不倒！”“打翻在地，踏上亿万只脚！永世不得翻身！”
耳熟的声音里，你难道听不出相同的基因吗？
假如历史再给其一次发泄的缺口，难道他们会做得比上回有所收敛吗？
人类距真正的理性时代其实尚远。黑格尔早就说：“人们以为，当他说出人本性是善这句话时，就说出了一种伟大的思想。但是他们忘了，当最终说出人性是恶这句话时，却说出了一种更伟大的思想。”在我看来，这段*得近乎伟大的表白，算得上对人最诚实、最善意的提醒了。
群恶群暴的因子，不会随伤疤和光阴一起消逝。它会像灰尘、蟑螂一样耐心地潜伏下来，趴在生活的旮旯里、皱褶里，寄生在人体的毛囊中，默默地繁衍、变异，它时刻准备着，伺机掀起新的暴动……
伏契克临终前告诫：人们，我爱你们，可你要警惕啊。
（2003年）
麻雀，对不起（1）
1
在北方，麻雀算得上与人最亲了，不像雁，天一凉即南迁。如果说鸟类是大地上的标点，那麻雀便是那最朴实的“逗号”了，机灵，随意，无处不在。
麻雀不惧人，喜在舍檐瓦片下做窝，敢扑到灶台上啄食；麻雀是犟脾气，性急情烈，有“红尖椒”的火辣味，仔雀逮住了还能养过几日，成雀则极少挨过夜的，它会不吃不喝，闭着眼，直到气绝……故笼鸟中不见麻雀。
麻雀活得简单、聪明、务实，嘻嘻哈哈，神情顽劣，酷似一群游手好闲的叛逆少年……即便在最困难和饥饿的光景，它们的合唱也犹如一部欢乐颂，或许得此缘由，虽嗜偷农食，却并不招厌。
鲁迅先生《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中说：“扫开一块雪，露出地面，用一枝短棒支起一面大的竹筛来，下面撒些秕谷，棒上系一条长绳，人远远地牵着……所得麻雀居多。”
少时念书，每至此总心醉神迷。那时，家中养一株樱桃，春风起，粉白的花便遮住了半角屋檐，等嫩嫩的果一露尖，麻雀便浩浩荡荡来赴宴了，专啄那青果，或整个儿叼走，或啃剩半粒。初夏，樱桃熟后常见有凸凹的，像摁了手印，那便是麻雀的落款了。后来，家人学一法子：在枝杈上栓些红布条，据说麻雀惊红……
回想起来，童年的趣乐，总离不开那灰蓬蓬的小影子、光溜溜的脑瓜、红红的三角爪、黄灿灿的喙、吵嘴似的叽喳声……
成人后，麻雀便从记忆底片中消褪了。前几年，回老家时，樱桃树已不在了，说是毛虫害之故。在老宅小住的那些天，我总觉得眼里少了点什么，终于惊醒：麻雀！麻雀呢？老人叹到，还不是农药？麻雀吃了洒药的庄稼，会变得厌食，最后活活饿死。
我突然明白了，何以失去瓦檐的都市里还留得住麻雀？何以它们宿在空调风箱里也不去找农舍？何以乡下的麻雀开始往城里跑？
就在前几天，报上又登出一消息：由于农药滥施，以林业著称的四川，麻雀已近绝迹。
2
我开始有意识打量起麻雀来。
它是怎样落到今天这地步的？
有时，动物的处境竟也和人差不多。
曾几何时，在波诡云谲的政治天空下，遭遇不测的除了人，还有无辜生灵，除了地上的，还有天上的。
1955年，政府起草“农业发展纲要草案”，12月，在《征询对农业十七条的意见》中，主席批示道：“除四害，即在七年内基本上消灭老鼠（及其它害兽）、麻雀（及其它害鸟，但乌鸦是否宜于消灭，待研究）、苍蝇、蚊子。”（《毛选》第五卷第263页）翌年，在正式通过的《纲要草案》第27条中规定：“从1956年起，分别在五年、七年、或十二年的时间内，在一切可能的地方，基本上消灭老鼠、麻雀、苍蝇、蚊子。”
麻雀赫然名列“四害”榜眼。自此，伴随知识分子的“右派”浪潮，麻雀的噩梦也开始了，全国上下掀起了见雀即诛的高潮，毒、网、驱、打、惊、吓、射……据统计，仅1958年3月至11月上旬，全国捕杀麻雀即达19?6亿只，平均每人三只多。
一则新闻稿或许更能见证这场诛雀之风。1958年4月20日，《人民日报》赫然登着一篇《人民首都不容麻雀生存》——
“（本报讯）从19日清晨五时开始，首都布下天罗地网，围剿害鸟——麻雀。全市三百万人民经过整日战斗，战果极为辉煌。到19日下午十时止，据不完全统计，全市共累死、毒死、打死麻雀八万三千二百四十九只……清晨四时左右，数百万剿雀大军拿起锣鼓响器、竹竿彩旗，走向指定的战斗岗位。八百三十多个投药区撒上了毒饵，二百多个射击区埋伏了大批神枪手。五时正，随着北京市围剿麻雀总指挥一声令下，八千七百多平方公里的广大地区里，立刻锣鼓喧天，鞭炮齐鸣，枪声轰响，彩旗摇动，房上、树上、院里到处是人，千千万万双眼睛监视着天空。假人、草人随风摇摆，也来助威……为摸清‘敌情’，总指挥部还派出三十辆摩托车四出侦察。解放军的神枪手也驰赴八宝山等处支援……宣武区陶然亭一带共出动了两千居民，他们把麻雀哄赶到陶然亭公园的歼灭区和陶然亭游泳池的毒饵区……海淀区玉渊潭四周十里的范围内，三千多人从水、旱两路夹攻麻雀。人们从四面八方把麻雀赶到湖心树上，神枪手驾着小船集中射击，被打死和疲惫不堪的麻雀纷纷落水……”
麻雀，对不起（2）
多年后，我参与拍摄“非物质文化遗产”系列片，北京有一个入选国家级保护名录的项目：“聚元号弓箭制作”。“聚元号”乃清代皇家兵器作坊，它所生产的复合弓，曾是世界上制作最精良、杀伤力最大的冷兵器，专供皇家御射围猎之用。考察其历史时，我意外得知，步入20世纪以来，它最红火、最盛名的日子竟是1958年，市民为了战麻雀纷纷涌向“聚元号”，弩弓最抢手，但工期长，只得夜以继日地赶弹弓……没想到啊，鼎鼎大名的“聚元号”竟让小小麻雀当了回“惊弓之鸟”，真是“大材小用”的典范。
3
就在上述诛雀战役大捷的第二天，1958年4月21日，《北京晚报》在显赫位置刊了一首诗，《咒麻雀》——
麻雀麻雀气太官，天垮下来你不管。
麻雀麻雀气太阔，吃起米来如风刮。
麻雀麻雀气太暮，光是偷懒没事做。
麻雀麻雀气太傲，既怕红来又怕闹。
麻雀麻雀气太骄，虽有翅膀飞不高。
你真是只混蛋鸟，五气俱全到处跳。
犯下罪恶几千年，今天和你总清算。
毒打轰掏齐进攻，最后方使烈火烧。
连同武器齐烧空，四害俱无天下同。
这篇气势汹汹的打油诗，若不看署名，谁能想到它竟出自时任中国文联主席、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的郭沫若先生之手呢？
麻雀夭亡，虫灾浩盛，麻雀吐出了口粮，真正的大饥荒却开始了。期间，生物学家郑作新、朱冼等人曾苦苦上谏，为雀求情，替雀洗刷，并列举十八世纪腓特烈大帝诛雀的悲剧（1744年，腓特烈下令消灭麻雀，一时间普鲁士王国几乎不见雀影。不久发生大规模虫害，腓特烈收回成命，并从外国运来麻雀）……终于，1960年，毛泽东在《*中央关于卫生工作的指示》中称：“再有一事，麻雀不要再打了，代之以臭虫，口号是‘除掉老鼠、臭虫、苍蝇、蚊子’。”而“不要再打”的原因，竟非“错打”，而是像1960年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报告中所说：“麻雀已经打得差不多了，粮食逐年增产了……”（“粮食逐年增产”？难道1960年不是中国人饥肠辘辘的年份吗？若说麻雀罪在与人夺食，这节股眼正该好好修理它才是啊！麻雀活得累，整得冤，死得苦，赦免得也蹊跷。）
“扫除一切害人虫！”直到现在，我还常从附近单位或学校的门口瞅见“卫生大扫除”的公告，我就琢磨：这搞卫生就搞卫生吧，为何非用“大扫除”这样的斗争字眼呢？莫非就是从那时候落下的？
不管咋说，可怜的麻雀终获新生。除感谢政策，更要谢谢那几位叔叔大伯，为了它们小小的命运，对方要在后来的岁月里背上“反对领袖”的黑锅，其命运比当年的麻雀强不了多少。比如1962年病逝的朱冼先生，“*”中竟被砸碑掘坟、曝尸挞骨。
都是麻雀惹的祸。
4
倒霉的不仅麻雀，还有虎狼豺豹。
记得语文课本里曾有一篇《猎户》，讴歌一位弹无虚发的打豹英雄。
那肩背钢枪、大步流星的英姿，让少年的我羡煞了眼，连做梦都想着像对方那样衣袂飘飘、游弋山林……二十年后，当虎崽降生的画面上了“新闻联播”，当全球仅存几十只野生东北虎、而野生华南虎成了个未知数时，我想，幸亏当年还有枪法不准的猎户，幸亏没请这位现代武松到全国巡回献技，否则，今儿就真该照猫画虎了。
历史已远，动物成为阶级敌人的事想必不会再有了。但人类的生产力正以更危险的步履威胁着其它生灵。麻雀再次首当其冲，因为就习性而言，它离人最近，它的家和孩子离人最近。瓦舍的消失，农药的滥施，树木的减少，旷野的萎缩，建筑钢筋化、堡垒化……
日前媒体报道：某城市正式颁布条例，严禁以任何方式伤害麻雀，否则予以处罚；同时，某城市街头以麻雀为原料的“炸雪鸽”生意火爆，据查，属假冒伪劣，被炸的并非麻雀，而是人饲鹌鹑……
眼皮扑扑直跳，更觉心里头凉。
按说，俩消息对麻雀都算利好，该高兴才是啊，可我凄然的很。你想想，按国人习惯，啥时候才想起关照？一种东西到了被大声疾呼要“特护”的份儿，那也只能说明：它确实病危了……再看看以美肴著称的国嘴，它们何时在油锅前怜惜过什么？那“盗版”生意绝非体恤麻雀，若可能，是一定会排除万难捉来炸的。唯一原因只能是：雀影难寻。
我倒真想听到“正版炸雪鸽”的消息，那至少证明：此物尚存，且具一定规模罢。
因此，吾衷心愿饕餮们能永远享用这一美味。
（2000年）
“恐龙胃”与“物理人生”（1）
——兼论信仰伦理于绿色生活的意义
“大多数人的不幸并非他们过于软弱，而是由于他们过于强大——
过于强大，乃至不能注意到上帝。”
——克尔凯郭尔
1
几年前，一位政策研究室的朋友对我说：基层官员为何那么嗜吃喝？为何腹欲如此强烈？除了“集体同吃”能避免个贪之嫌、不被纪律追究外，关键是穷惯了、饿怕了——要知道，现在这批占据部门要职的干部，大都四十岁以上，多是“三年自然灾害”的受害者，故对食物的欲望一直旺盛得很、执拗得很……
朋友的话不无道理。中国人确实被穷怕过、饿坏过，但对食物的疯狂摄取，仅仅是一种对饥饿身世的矫枉过正？变态的吃喝风可简单视作对长期亏损之胃的怜惜补偿吗？若仅仅如此，仅属一种生理上的“补亏”，倒也乐观：只要经济提升了，物质丰裕了，“恋食症”即自然痊愈。可事实远非这般简单，若把超常无度的饮食挥霍仅仅归咎于一个族群的贫困史和饥饿史的话，又该如何解释南方省份那些令人瞠目的“饕餮宴”“恐龙席”呢？
媒体曾报道：深圳一天吞掉数十吨蛇。如果说深圳食蛇已成标志的话，那海南则流行吃鸟，多年下来，原本丰饶的海南翼族已被杀得片羽无几。事实证明，在高富裕人群中，人生欲望的“口腹”化倾向非但没减弱，反而愈加膨胀。
资料显示，世界最大的野生动物消费场在亚洲，尤以澳港粤为盛。在中国菜的名录上，你尽可以找到猴脑、熊掌、蛇胆、鹿血、穿山甲、大蜥蜴、扬子鳄……正像顺口溜说的，“天上飞的除了飞机不吃，水里游的除了轮船不吃，四条腿的除了板凳不吃……”在外人眼里，这简直疯了，简直是饮食恐怖主义。
难怪有人说：中国，拥有世界上最深不可测的胃。
那简直不叫胃，而是最大的动物坟墓。或者，应称之“恐龙胃”罢。
推杯换盏，划拳猜令，呕物狼籍，残羹剩炙……确属中国生态的一大标志景观。不仅官场，百姓间的私人交往亦如此，只是消费价码略低而已。从团体名义的工作招待，到民间身份的婚丧嫁娶、节庆朋聚，哪个少得了觥筹交错、杯光筷影？哪级行政没有自己的“接待中心”？哪家单位的账本没有一笔“招待费”？情谊、关系、面子、买卖、批文、贷款……尽可以吃出来，喝出来。中国人的生命豪迈、能量、谋略、胆魄和激情，似乎惟在举杯撞盏的刹那才石破天惊地迸溅出来，似乎只有在酒精的升腾中方可抵达人生的沸点。西方也有*，也有不正当交易，但大都远离饭局，即便生活小聚，也风格简易。
早几年媒体披露：有北京和广东的商人比阔，曾一掷数十万订一桌酒席，直至店家举不动价牌为止……这种石崇斗富的奇观让人咋舌，更令人不解的是，此即事业成功、人生辉煌的标志？
这种纸醉金迷、花天酒地的烧钱，相信绝不会发生在洛克菲勒们的身上。事实上，西方那些比我们阔得多的富人，常常过着一种朴素、节制的生活，其人生业绩主要投注在创造财富和纳税额上，同时，还要把很大部分资财转移到别人身上，比如高额的收入税、遗产税，比如无偿地捐赠教会、资助公益、设立基金等。据几年前一份统计，美国每年的社会捐赠，大约有1400亿美元以上，光慈善基金会就有300多家，而每个基金会的经费，动辄几十亿……正像有人指出的：“美国人无疑在权利观念上是最极端的个人主义者，但在道德观念上恐怕是最典型的‘公共主义’者”（袁伟时《路标与灵魂的拷问》）。据国际组织“世界价值调查”1990年的统计，82%的美国人至少为一个（平均2?4个）公益机构提供志愿服务，这个比例在德国为68%，加拿大为65%……
“恐龙胃”与“物理人生”（2）
何以如此呢？除了基督教的平等、博爱、出让等教导精神外，更与公民社会对权利与义务的理解、自觉承担与共享意识有关，与其价值文化中的某种超功利目标有关，与其对社会的满意程度、生命体验的审美方向有关。
事实上，中国人的生态欲望一直呈两股奇怪的情状：一方面是健康欲望的萎缩、正常理想的遭冷漠和受抑制，比如婚姻、性、言论表达、个体选择、自由意志等。另一面却是不合理需求、畸形欲望的膨胀与张扬，比如饮食，西方提倡的是营养，注重的是环保和资源有限性，主张一种节约型、适度型、便捷型的餐饮方式，原则上“够用”即可，像自助餐和分餐制，决不剩余和浪费；而国人重视的乃花样繁式、规格派场，内容上更讲究山珍海味、野馐奇料——吃本身不重要，重要的是如何吃、吃什么，吃不仅满足生理之需，更反射着主人的炫耀心理和社会欲望，胃，兼具“大脑”和“脸面”的特殊功能。
东西方的食量和食谱差异，绝非饮食文化的“单调”与“丰富”所能厘清，只能从价值观、生命信仰和审美气质上去检索。
仔细打量即发现：中国人的情感联络方式和权力*形态，差不多全是物质型的。像“一年白酒消费逾西湖水量”“一年公款吞掉几艘航母”之类的事实，即典型的腹欲成果。所以，反吃喝也成了反*的要紧事，“清正廉洁”这块匾要从官员的嘴里、胃里往外掏。不过，反吃喝也反出了些啼笑皆非：一位省领导到县区视察，嫌酒宴奢华，勒令换自助餐，可小县根本没这洋玩意，于是趁首长畅谈“廉政须从管嘴做起”的当儿，县令急忙警车开道，远赴百里外的市区大饭店调餐具和厨师……已备酒宴呢？好办，全泼进了猪槽。这等事以西方人的智商恐怕要给弄傻的。
中国人，你为何只想到吃？为何对自己的胃那么眷顾，于头脑却漠不关心？想想“四大发明”的火药，到头来也只填了烟花竹筒，指南的磁勺也只排遣了后宫的寂寞；想想一百年前，大清朝算见过世面的李鸿章中堂，竟也二话不说将英国公使送的名犬派进了厨房……
或许，我们的生命实在太“生理”了，实在缺乏更远阔的审美想象，视野惟碗口大小，眼光也只有筷子长度。或许，什么时候，中国人把气胀淤重的胃给疏通好了，神智才有望变得健朗而清明，人文现代化才真正启蒙罢。
毋庸讳言，国人的欲望结构和消费形态，皆严重地“物理化”“珠算化”，生命品格中罕见更纯净的精神审美和超功利目标。口腹之嗜，暴露的是人生的物质化崇尚（食，不过是拜物之最浮表形式）——或许可谓之“生理人生”“物理人生”“算术人生”罢。而这，与是否“温饱”“小康”并无决定性因果：一个人潦倒时，对金钱与食物无比吝惜和疯狂追逐，而发迹后，其挥霍与炫耀方式，同样沿袭对物的眷恋和迷信——贫态呈现的是“拜物”，富态彰显的也是“拜物”。在这样的生态文化中，不知不觉，人的成功标志即对物和权的占有程度（权，也是一种物化能量，一种控物能力）。
生命注意力、精神重心、人生面貌——皆全方位地物化，为什么？
恐怕与现代理性和宗教精神的匮乏都有关。我们的宗教资源向来稀薄，更缺乏健康而整齐的现代理性系统。而一个族群，一旦少了宗教意绪和理性规范，少了对生灵的普遍尊重和对自然的审美习惯，物质嗜性便失去了牵制，欲望失去了底限。
“恐龙胃”与“物理人生”（3）
2
在对自然和饮食的态度上，西方人能做到谦卑与节制，一方面源于现代理性和生命美学的熏陶，一方面得力于传统的宗教关怀意识。
从社会思潮的变迁看，19世纪以降，随着工业革命、进化论、生产力主义的高涨，西方文化继“人本”之后大肆流布起了“人类中心论”（对大自然来说，“中心论”即人类集体的利己主义：“世界皆为人设计”“万物皆备于我”），它最大限度地调动了人对自然的统治欲，在刺激人类物质生活和工具生活的同时，也深深影响着社会的灵魂结构。“自然史上从来没有过像今天这样，一种生命形式威胁着这么多别的生命形式。”（霍?罗尔斯顿）。
但20世纪以来，在目睹了一系列生态灾难后，“胜天”的狂妄受到了质疑，愈来愈多的人意识到：过分强调自然对人类的使用价值，不仅伦理上不公，且意味着一种可怕的价值误区：“中心论”试图将人从自然家族中分离出来——并奋力推向高端和孤境的行为，很可能是自欺与虚妄。大自然有其天然的能量系统和生态法则，任一部位的劳损和物类的受伤都能引发全身的溃变，人类其实什么都战胜不了，每次所谓的“征服”，都是对自身的重创和削弱，都是自虐行为。于是，西方理性开始了对工业时代和物质主义的反思，抗议物对生活的压迫、工具对人的异化，并生长出了一支新的精神资源：大地伦理。
“任何事物，只要趋向于保持生物共同体的完整、稳定与美丽，它就是对的。否则，就是错的。”（奥?利奥波德《大地伦理》）。这意味着，人的精神触角已不再仅从族群内部系统寻找和确立价值准则，它突破了“人本”界碑，向平等的万物秩序挺进——由此推翻了以“人”为尺度的传统判断模式，使生态学变成了一种最广泛的生存伦理学，一种富有“宗教感”的生命关怀信仰。20世纪中叶以来，各种生态机构、自然保护组织、环境基金雨后春笋般生出，正是这一伦理的诉求体现。
而迟迟才步入工业时代的中国，只顾埋头享受生产力带来的初级实惠，只顾惊羡技术的威力，并未顾及到西方这场润物细无声的价值变奏。
更须重视的是，“大地伦理”在西方的深入人心，并非仅是理性反思的结果，亦非仅人类自保心理和“利害相较”所致，起主导作用的，仍是西方文化中最具根脉意义的宗教精神。
“大地伦理”的守护神即宗教伦理。宗教是一种类似儿童、妇女和老人的智慧，她教人懂得敬畏、感激与体恤，小心翼翼善待一切，尤其弱势对象……无论基督教还是佛教，其精神都有一个共核：倡导物种平等和最低消费原则，倡导生命间的关爱、承让和能量转化，倡导对欲求的节制，倡导万物和睦……这些恰好构成了对物质主义、人本消费主义的一种文化抵御。“如果说有什么东西即使在我们这个时代也能起保障社会的作用，甚至使罪人得到改造，那就惟有反映在人的良心中的基督法则。”（陀思妥耶夫斯基）。克尔凯郭尔也说：“多数人的不幸并非他们过于软弱，而是过于强大——过于强大，乃至不能注意到上帝。”
今日西方，历经几世纪的改革和文明洗刷，基督教逐渐疏远了它古老威权的全能性和世俗性，实现了从权力形态向纯粹精神形态——从“实体”的历史格式向“意绪”的心灵格式之转化，其教义也从冷酷的“原罪”和“禁欲”走向对健康人性、公共美德和心灵秩序的诉求上来。借助它，人们更多地完成着一种对善恶的最高确认，对理想人格的寻找与塑造。由于世俗性的减弱，“上帝”概念不再发挥工具意义上的历史作用，它愈来愈变成一种精神角色，一种神性光芒下的人文关照，一种重视生命、呵护灵魂的福音与能量……这是一个从严厉走向温存、从苛刻走向宽容、从威慑走向抚爱的历程。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恐龙胃”与“物理人生”（4）
正由于基督教的这种变迁，她才与现代生命美学构成了和谐的“经纬”关系，共同编织着今日西方的信仰文化和生命伦理。神性，有力地弥补了知识理性在灵魂事务上的不足。
或许有问：即使没有宗教，单靠法律、制度、教育等理性能量，就维系不了一个和谐的生态社会吗？
前景不乐观。比如在动物保护、整治排污、严禁滥伐和过度开发上，虽然我们在舆论和监管上使出了浑身解数，却收效甚微。无论科学游说还是严厉制裁，似乎都难从根本上遏制人的贪婪。
科学是崇尚实用的，其使命乃维护人的主体利益和开发更多的使用价值，不仅未从根本上动摇“人本”功利，甚至还夯固了它；而法律更为“人本”产物，是人与人协商的结果，既属人工契约，那人就有可能随时篡改和弃用它。在社会约束力上，唯一超越科学和法律的即信仰了，尤其宗教信仰。宗教是人对神（宇宙意志）谛听的结果，反映的是最原始的心灵契约和精神秩序，它传达的并非人群意志，而是神之律令，其尊严乃天然的，无须人工假设或求证。与宗教相比，法律和制度都不具永恒性，只有历史性、地域性和集团性，它们的权威与号召力远逊于宗教。一个人可不承认、不服从法律，但他很难不敬畏宗教的善恶观，不向心目中的“神”俯首。其实，我们不难发现，宗教资源丰裕的国家，对自然的保护，明显优于无神论国家（无论其生产力多么发达），比如日本，其现代理性和公民文化不可谓不发达，但因缺乏宗教伦理资源，其国民精神中的实用倾向非常大，近来在“捕鲸”问题上表现出的自私令世界震惊。
和法律的强制性不同，宗教伦理的力量在“心”，在于灵魂和精神系统。事实提醒我们：惟有在信仰和心灵的意义上，才能真正实现“大地伦理”，改善我们的地球和地球上的我们。
现在，尽管绿色概念已深入人心，可细察便发现，我们对“绿”的所有主张和陈述，都停留在对“利弊”“祸福”的分析与权衡上——比如蔬菜是否残留农药、装饰材料是否对人体有害、吃野生动物是否会染上寄生虫……说到底，这不过是在做一道如何“利己”的算术题和选择题。也就是说，我们的环保价值观，无不以“担心伤己”为心理驱动、以“利害”口吻暗示眼前的危险，同时，我们的行动也源于对“损失”的恐惧：比如急急护林，是因扑面而来的沙尘暴；比如呼吁保护某类植物，理由是它含有某治病成分……可问题是，一旦排除了这种利弊嫌疑，我们将凭何依据来确定对事物的态度？
不难料，若以这种“人类中心论”来制订保护名单和紧迫性，非但对真正的保护起不到决定作用，甚至有害：因为人常常会据眼前之需和实惠大小，在保护范围、程度、排名和缓急上拟定一种“性价比”，会通过精明计算在实用性上做筛选，从而很容易找到一种更服务眼前和地方的托辞，最终放弃远大承诺。比如，在建一座水电站和保护一种鱼类之间，决策者会选择前者——并非鱼类不重要，而是大坝“更重要”，更直接地服务当下人。
说到底，我们并没有把“大地伦理”纳入日常信仰，很多所谓的保护不过是变相自恋而已。从这个角度讲，某种保护与某种虐杀并无质别，双方来自同一个“源”——自保和利己原则。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书包网
“恐龙胃”与“物理人生”（5）
而在西方，这种机会主义价值观，早已引起了伦理和精神的不满。自然哲学家霍?罗尔斯顿在《哲学走向荒野》中说：“我们通常关心的不是受威胁的物种，而是受威胁的人类未来……从人类中心论出发寻找保护物种的理由，本质上带有一种剥削性，尽管这种剥削很微妙……人类把其他所有物种都视为铆钉、资源、研究材料或供人娱乐的东西，这就是一种剥削了。仅仅出于对人类利益的考虑而认定物种有无价值，就像一个国家从利益角度论证其外交政策。”“人们已经学会了一些物种内的利他主义，现在的挑战是学会物种间的利他主义。挽救物种的功利理由，对于制定政策很有用，可我们就不能揭示出最好的理由，就不能弄清人类义务的全部范围吗？”
是啊，虽然我们发明了“集体主义”“奉献精神”等利他伦理，可这只是被鼓励在人类集团内部上演的故事，于人之外的事物毫无意义。人们——哪怕俗称高尚的人，也往往只留意对同类的道德，对内部成员所负的责任，却完全忽视了对大地、万物、宇宙的道德和责任……而“大地伦理”的美德在于：它把“责任”探出了人类边界——试图将人类义务的“全部范围”搞清楚！
在对待自然上，若不能摆脱“利己”的欲望纠缠，若没有类似宗教那样的虔敬态度和终极信仰，无论我们理性知识上再发达，也只能算临时和保守处理了人与外界的一种短期关系——一种机会主义的“实用外交”。
3
中国文化中一直深藏着一种执拗的实用和拜物情结。随着儒学的权力化与道家的世俗化，国人的生存精神中愈发缺少一种超功利的、对抗物质人生和私己性的基因。从古典的经世之用到现当代“天不怕地不怕”“欲与天公试比高”的英雄实践，从政治生产力到技术生产力，无非对物质主义的一次次阐发。
和欧美相比，中国更多的是政治话语和世俗的物用精神。基督教虽在近代影响中国，但1870年的天津教案与义和团灭洋运动，都验明着国人对上帝的误解和恐惧。唯一的本土宗教——道教，却是以炼丹、采补、房术、画符掐诀为工具，以养寿延年、滋欲纵乐为取向……这种超强的自恋和利己与世界宗教精神已相去甚远。而先民文化中“天人合一”的自然观，始终也未发育成一种普世的生存精神，渗入国人的日常细胞和里髓中去，顶多作为一种价值幻象，成了少数士人淡漠世嚣的文化掩体。
20世纪，随着政治意识形态对宗教残留及传统文化的猛烈扫荡，国人在世俗精神的路上就再也没障碍了。代之而起的政治伦理，脆弱性显而易见，“唯物论”“斗争说”非但不抵御实用主义，反而本质上更怂恿物质精神，鼓励向万物宣战。所以，一旦商业大潮涌至、生产力号角吹响，中国的“俗世”底子立刻敞裸无遗，毫无精神植被的覆盖。一个几乎什么都不信、拼命求实唯物的群体，还有什么禁忌和敬畏呢？上不封顶、下无底限，肆无忌惮、海阔天空的“通吃”即成必然。
饮食上的“无法无天”，背后不正是精神上的“无法无天”吗？
（2002年）
为什么不让她们活下去（1）
革命肉体的洁癖
电影中，不止一次看过这样的情景：美丽的女战士不幸被俘，虽拼死反抗，仍遭敌人侮辱……接下来，无论她怎样英勇、如何坚定，多么渴望自由和继续战斗，都不能甩开一个结局：殉身。比如敌群中拉响手雷，比如跳下悬崖或滚滚怒江……
小时候，面对这样的情节，在山摇地撼、火光裂空的瞬间，在悲愤与雄阔的配乐声中，我感到的是壮美，是激越，是紧挨着悲痛的力量，是对女战士的由衷怀念和对法西斯的咬牙切齿。
成年后，当类似的新版画面继续冲来时，心理却渐渐起变。除了对千篇一律的命运生厌外，我更觉出了一丝痛苦，一缕压抑和疑问……那象征“永生”的轰鸣似乎炸在了我胸中央，我感到了一股毁灭之疼，死亡的惊恐。
为何不设置一种让其逃脱魔窟、重新归队的结局？为何不让那些美丽的躯体重返生活和时间？难道必须去死？她们就没有活下去的理由和愿望？难道她们的“过失”必须以死相抵吗？
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创作心态？
终于，我懂了：是完美主义的要求。是革命洁癖的要求。
不错，她有“过失”，她唯一的过失就是让敌人得了手。在革命者眼里，这是永远的痛惜，永远挥不去、擦不掉的内伤。在这样的大损失面前，任何解释都不顶事，对女人来说，最大的生命污点莫过于失身——无论何种情势下。而革命荣誉，似乎更强调这点，不仅精神纯洁，更要肉体清白，一个女战士的躯体只能献给自己的同志，决不能被敌染指。试想，假如她真的有机会归队，那会是怎样一种尴尬？怎样一种不和谐？同志们怎么与之相认？革命完美主义的面子怎受得了？
唯一出路只一个，即所有编剧都想到的那种办法。在一声訇响中，所有耻辱都化作了一缕腥红的硝烟，所有人都如释重负，长舒一口气。硝烟散尽，只剩下蓝天白云的纯净，只剩下美好的往事，只剩下复仇的决心和升级了的战斗力……
这是所有人都不愿看到的。却是所有人都暗暗希望的。
她升华了，干净了，永生了。她再也不为难同志们了，再也不令自己人尴尬了。她成全了所有的人生观众。
这算不算一种赐死？
我不得不佩服编剧的才华和苦心。他们都那么聪明，那么为革命荣誉着想，以死雪耻，自行了断，既维护了革命的贞洁牌坊，又不让活着的人背上心灵包袱，谁都不欠谁的……说到底，这是编剧在揣摩革命逻辑和原则行事，尽管正是他，暗中一次次驳回了她继续活下去的请求，但他代表的却是自己的阵营，是整个集团的形象工程。他是称职的。
失身意味着毁灭，这层因果，不仅革命故事中存在，好莱坞电影里也有。
《魂断蓝桥》我喜欢，但不愿多看，因为压抑，因为“劳拉”的死。我更期待一个活下来的*，一个有勇气活下来的*，一个被我们“允许”活下来的*……若此，我会深深感激那位编剧。
让一个曾经“失足”的人有颜面地活着，难道给艺术丢脸？
是什么让艺术变得这样苛刻和脆弱？这样吝啬和不宽容？
其实是一种隐蔽的男权，一种近乎巫术的大众心理学，一种“法老”式的对女性伦理和生命角色的认定（即使在以“解放妇女”为目标之一的革命运动中也不例外）。为此，我认定那个暗示“劳拉”去死的编剧乃一俗物，我喜欢它也仅仅因为前半部，因为婓文丽那泪光汹涌的眸子。书包网 m 想看书来书包网
为什么不让她们活下去（2）
看过两部热播的公安题材电视剧：《一场风花雪月的事》和《永不瞑目》，作者海岩。不知为何，当剧情刚展开至一半，比如那位女警察欲罢不能爱上了香港黑社会老大的弟弟，比如那位卧底的大学生被迫与毒贩女儿有了肌肤之亲，我脑子里忽闪过一丝不祥之兆，似乎已预感到她（他）必须死了……不仅因为她（他）犯了规，违反了职业纪律，关键在于其身子出现了“不洁”——这是为革命伦理难以谅解的“罪”啊。开始我还盼着自己错了，希望我的经验过时了……但很遗憾，那经验仍很“先进”。
或许作者就是那样的道德家吧，有着难以启齿的洁癖。也或许是自我审查所为，不这么写，即无法从革命伦理的标尺下通过。
贞操、完美、亵渎、玷污、耻辱、谢罪、洗刷、清白……
世人竟臆造了那么多凌驾于生命之上——乃至可随意取代它的东西——甚至铸造出了命运的公式！
这让我想起了自然界的一种哺乳现象：据说一些敏感的动物，倘若幼崽染上了陌生的气味，比如与人或其它动物接触过，其生母往往会将之咬死。原因很简单：它被染指过了，它不再“纯洁”。
对女性身体的“领土”想象
印度女学者布塔利亚?乌瓦什在《沉默的另一面》中，记述了1947年，随着印度和巴基斯坦宣布分治和独立建国，在被拦腰截断的旁遮普省发生的一场大规模流亡和冲突：以宗教隶属为界，印度教、锡克教人逃向印度，*教人涌向巴基斯坦。短短数月内，一千二百万人逃难，一百万人死亡，十万妇女遭掳掠。作者以大量实录记述了这场人类灾难，尤以女性遭遇最为惨烈：为防止妻女被玷污，大批妇女被男性亲属亲手杀死，或自行殉身。
被采访者中有位叫辛格的老人，当年他和兄弟把家族中的十七名女人和儿童全部杀死。他说：“有什么可害怕的呢？可怕的是蒙受耻辱。如果她们被穆斯林抓去，我们的荣誉，她们的荣誉就都完了……如果你觉得自豪，就不会害怕了。”屠杀的方法有服毒、焚烧、刀砍、绳勒等。在锡克族的一个村子，九十名女人集体投井，仅三人幸存。一位叫考尔的幸存者回忆：“我们大家都跳进了井里，我也跳了进去，带着我的孩子……井太满，我们没法淹死。”读到这，我惊出一身冷汗，世上竟有一种叫“谋杀”的爱？死，反倒成了一种救赎、一种恩惠？
据说，那口井太惨烈太著名，连印度总理尼赫鲁都曾去探视。
对于那些亲手杀戮亲人的男子来说，即使事情过去了半个多世纪，他们也不为当年的事有一丝愧疚，反倍感自豪，对妻子姐妹毅然领死而充满赞美之情。
几十年后，许多被掳的妇女大难不死返回故里，迎接她们的第一句话竟是：“为什么回来？你死了会更好点儿。”
作者分析说：“不论印度教、回教还是锡克教，都把女性的母亲角色和生殖功能联系于民族国家大业的开展，联系于传统的维护。女人身体成为民族神圣不可侵犯的领土、男人集体的财产、反殖民抗争的工具。”
其实，女体成为男性决斗的战场，成为民族拱卫的领土，这种情况在人类历史上已成普遍事实。只不过愈是宗教形态强硬的地区，愈发变本加厉而已，为浇固教旨的尊严和民族性的纯粹，往往竞相在对妇女的约束上下功夫，对女性形象和操守的约定与禁忌，总远大于对男人的要求。比如在阿富汗塔里班的统治下，女性被剥夺了受教育和参与公共活动的所有权利，身体终日被裹在水泄不通的长袍里，只许露一双眼睛——这种对女体的超强重视，这种监狱般的严密“保护”与封锁，其实昭示了一种对宗教母本的捍守决心，一种对外来文化窥视的严格防范，一种充满敌意的警告与断然喝斥。
你甚至很难说清楚，这究竟算一种护爱，还是一种刻意的虐待？
由于女性天然的生理构造、原始的生殖色彩、性行为中的被压迫性和受侵略性，使女体艰难地担负起宗族的繁衍、荣辱、盈亏、尊严、纯洁、忠诚等符号学意义，女体成了一种特殊的的文化隐喻，人们在她身上灌注了超重的价值想象和历史记忆：政治的、伦理的、民俗的、宗族的、甚至经济学的……于是就产生了一种奇怪现象：古老的民俗特点似乎总能在妇女身上得以顽强的保留和延伸。乃至在现代社会学和旅游业中，妇女无形中竟成了最大的文化看点之一。
于女人而言，这些超常重视带来的往往是“不堪承受之重”，平常日子里，意味着身心禁锢，而特殊时期则意味着灾难。尤其当宗教火拼和异族战事发生，女性身体更首当其冲，沦为双方的战场和争夺的战利品——因为自己的重视，也势必会引起对方的重视。“当两阵敌对冲突时，争相糟蹋和*对方的女人，成为征服、凌辱对方（男人）社群的主要象征和关于社群的想象。”（布塔利亚）这在近年的波黑战争和科索沃*中都表现得极充分。
所以，战乱中的女人最不幸。文明与历史的牺牲，很大程度上沉淀为女性的牺牲。*最大的代价、最凶猛、最决绝和阴暗的部分，往往以落实到女性身上为终结。胜利往往只是男人的胜利，而不会给女人带来多大轻松。日本侵略战争过去了那么多年，但“慰安妇”问题直到今天，仍是笼罩受害国的一块浓得化不开的阴霾：毁损的国土、被掠的资源、阵亡的生命，皆可不要赔偿，但被侮辱的女性身体，却需讨一个说法……或许在我们眼里，战争最大的毁坏，即对女性身体的占领，最难愈合的创伤，即女性体内的隐痛。
这种对女体过度的利益想象和价值负荷，即使在理性发达的西欧，也很难例外。二战后，在法国或意大利，人们竟自发组织起来，对那些与纳粹军人或德国侨民通婚的女子施以惩罚，将之剃光头，令其抱着“孽子”上街*，随意羞辱甚至杀戮……即使对德军俘虏，也没这般态度。可假如“占领”异国女子的事发生在男人身上，非但不受谴责，反被捧为英雄……为什么？难道是女性在生理构造上的隐秘性和凹陷性，较之男性肉体，更易使人产生“不洁”的联想？
不管怎样，我对所谓“女性解放”时代的到来并不乐观。只要对男女肉体的审视态度上仍存在双重标准，只要不能平等地看待男女“失身”，只要继续对女性肉体附加超常的非生理意义和“领土”属性——“洁癖”就会继续充当女性最大的杀手。
（200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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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捞悲剧中的“个”（1）
死亡印象
1995年的《东方》杂志曾刊登了一篇犹太裔汉学家舒衡哲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在博物馆的光照之外》，文章认为，我们今天常说纳粹杀了六百万犹太人，日本兵在南京杀了三十万人，实际上以数字和术语的方式把大屠杀给抽象化了。他说：“抽象是记忆最疯狂的敌人。它杀死记忆，因为抽象鼓吹拉开距离并且常常赞许淡漠。而我们必须提醒自己牢记在心的是：大屠杀意味着的不是六百万这个数字，而是一个人，加一个人，再加一个人……只有这样，大屠杀的意义才是可以理解的。”读到这，我的心怦怦踉跄了起来。
我们对悲剧的感知方式有问题？
平时看电视、读报纸，地震、海啸、洪水、矿难、火灾……当闻知几十乃至更多的生命突然消逝，我们常会产生一种本能的震惊，可冷静细想，便发觉这“震惊”不免有些可疑：很大程度上它只是一种对表面数字的愕然！人的反应更多地瞄准了那枚统计数字——为死亡体积的硕大所羁绊、所撼动。它缺乏更具体更清晰的所指，或者说，它不是指向实体，不是指向独立的生命单位，而是指向“概念”，苍白、空洞、模糊的概念。
有次聚会，某记者朋友的手机响了，通知他某处发生了客车倾覆，“死了多少？什么？一个……”其表情渐渐平淡，肌肉松弛下来，屁股重新归位，继续喝他的酒了。显然，对“新闻”来说，这小小的“一”不够刺激，兴奋不起来。
多可怕的“数学”！对别人的不幸，其身心没有丝毫的投入，而是远远的旁观和悠闲的算术。对悲剧的规模和惨烈程度，他隐隐埋设了一种“大额”的预期，就像评估一场电影，他有奢望，当剧情达不到高潮的分贝值时，便会失落、沮丧、抱怨。这说明什么？它抖出了我们人性中某种阴暗的嗜好，一种对“肇事”的贪婪，一种冷漠、猎奇、麻木的“局外人”思维。
重视“大”，藐视“小”，怠慢小人物和小群落的安危，许多悲剧不正是该态度浸淫的结果吗？四川綦江虹桥的坍塌只所以轰动一时，很大程度上，并非它藏匿的权力*之深刻和典型，而是其死亡“面值”的巨大，是它作为事故吨位的“重量级”。若非几十人罹难，而是一个或几个，那它或许根本没机会被“新闻”相中，并成为反*的一个热议视点……那该桥的*就会被不动声色地包养下去，即会有更多更长的桥悄悄步其后尘。
永远不要忘了，在那一朵朵烟圈般——被嘴巴们吞来吐去的数字背后，却是实实在在的“死”之实体、“死”之真相——
悲剧最真实的承重是远离话语场之喧嚣的，每桩噩耗都以它结实的羽翼覆盖住了一组家庭、一群亲人——他们才是悲剧的真正归属者，对之而言，这个在世界眼里微不足道的变故，却似晴天霹雳，死亡集合中那小小的“个”，于之却是血脉牵连、不可替代的唯一性实体，意味着绝对和全部。此时，它比世上任何一件事都巨大，都严重，无与伦比。除了压得喘不过气来的痛苦，除了晕眩和凄恸，就再没别的了。无论如何，他们都不会理解那种“新闻”式的体验，而只会诅咒它。因为这一个“个”，他们的生活全变了，日常被颠覆，时间被撕碎，未来被改写。
海哭的声音
世纪末的最后一个深秋，共和国历史上最惨烈的一桩海难发生了。1999年11月24日，一艘号称“大舜”的客轮在烟台到大连途中失事。312人坠海，22人获救。这样短的航线，这样近的海域，这样久的待援，这样自诩高速的时代，这样渺小的生还比例……举世瞠目，寰宇悲愤。
打捞悲剧中的“个”（2）
2000年3月18日，《南方都市报》“决策失误害死290人”的大黑题框下，贴了一位遇难者家属的照片。沉船时，他与船上的妻子一直用手机通话，直到声波被大海吞没……
这是我第一次触及该海难中的“个”，此前，与所有人一样，我的记忆中只贮存了一个笼统的数字：290。
那个阳光灿烂的下午，我久久地凝视那幅画面：海滩，一群披着雨衣神情凌乱的家属；中年男子，一张悲痛欲绝的的脸，怔怔地望着苍天，头发潦草，一只手紧紧捂住张开的嘴，欲拼命地掩住什么，因泪水而鼓肿的眼泡，因克制而极度扭曲的颧骨……我无法得知他喃喃自语什么，但我知道，那是一种欲哭无泪、欲挣无力的失去知觉的呼唤，一种不敢相信、不愿承认的恍惚与绝望……
一个被霜袭击的生命。一个血结了冰的男人。或许他才是个青年。
那种虚脱，那种老人脸上才有的虚脱和枯竭，是一夜间人生被洗劫一空的结果。
想想吧，11月24日，那一天我们在干什么？早忘了。然而他们在告别。向生命，向世间，向最舍不得撒手的人寰，向最亲密的事物告别。那是怎样残酷的仪式！怎样使尽全力的最后一次眺望！最后一滴声音！
想想吧，那对年轻的灵魂曾怎样在电波中中紧紧相拥，不愿撒手，不愿被近在咫尺的海水隔开……那被生生劈作两瓣的一朵花！
这是死亡情景，还是爱情情景？
那一刻，时间定格了，凝固了。生活从此永远改变。
290，一个多么抽象和无动于衷的数字。我不愿以这样一个没有体温的符号记忆这次海难。我只是攥紧手中的照片，攥紧眼前的真实，生怕它从指缝间溜走。我全身心都在牢牢地体会这一个“个”，这个绝望的男子，这个妻子的丈夫，那一刻，他听到了什么？她对生命的另一头说了些什么……
渐渐，我感觉已和他没了距离。他的女人已成了我的女人，他的情景已是我的情景。从肉体到灵魂，我觉出了最亲密者的死。
手脚冰凉，我感到彻骨的冷。风的冷，海的冷，水底的冷。
天国的冷。
我想起了许多事。出事那天，我从电视人物、尤其官员的脸上（他们在岸上，在远离大海的办公室里），看到的只是准备好的语言和廉价的悲悯，只是“新闻”折射出的僵硬表情。显然，他们的全部注意力都押在了“290”这个数据上。他们严肃、冷峻，他们从容不迫、镇定有方……看上去连他们自己都像一堆数据。无论震惊、怜惜还是愤怒，都是文件式、公章式的（太面熟了！），都是机件对“数据”产生的反射，是“290”而非那一个个的“个”在撞击他们。那深思熟虑的严谨语气和措词（太耳熟了！），是被量化了的，是受数据盘操控的。你感觉不到其情感和内心，他们身上没有汹涌的东西，只有对责任的恐惧和办公能力。
死了的人彻底死了，活着的人懒懒地活着。
今天，是海难的周年祭。我重新翻出这张照片，打量他。想象他年轻的妻子，想象她平日在家里的情景，想象那一天那一夜的甲板，想象那最后一刻还死死抱着桅杆、对陆地残存一丝乞望的生命……
我更清楚，夺走她的不仅仅是海水，还有人类自己，还有陆地上的一切。那些“事不关己”的人们。
我暗暗希望今晚能有更多的人想起那艘船，想起那个黑色的滂沱之夜。为了生活，为了照片上的那个人，为了更多相爱的生命。
打捞悲剧中的“个”（3）
个体：最真实的生命单位
在对悲剧的日常感受上，除了重大轻小的不良嗜好，人们总惯于以整体印象代替个体的不幸——以集合的名义遮蔽最真实的生命单位。
由于缺乏对人物之命运现场的最起码想象，感受悲剧便成了毫无贴身感和切肤感的抽象注视。人们所参与的仅仅是一轮信息传播，一桩单凭灾难规模和牺牲体积确认其价值的“新闻”打量。
这是一种物质态度的扫描，而非精神和情感意义上的触摸——典型的待物而非待人的方式。该方式距生命很远，由于数字天然的抽象，我们只留意到了生命集体轮廓上的变化和损失（“死了多少”），而忽略了发生在真正的生命单位——个体之家——内部的故事和疼痛（“某个人的死”）。
数字仅仅描述体积，它往往巨大，但被抽空了内涵和细节，它粗糙、笼统、简陋、轻率，缺乏细腻成分，不支持痛感，唤不起我们最深沉的人道感情和理性。过多过久地停留在数字上，往往使我们养成一种粗鲁的记忆方式，一种遥远的旁观者态度，一种徘徊在悲剧体外的“客人”立场，不幸仅仅被视为他者的不幸，被视为一种隔岸的“彼在”。
如此，我们并非在关怀生命、体验悲剧，相反，是在疏离和排斥它。说到底，这是对生命的一种粗糙化、淡漠化的打量，我们把悲剧中的生命推得远远的，踢出了自己的生活视野和情感领地。
久之，对悲剧太多的轻描淡写和迎来送往，便会麻木人的心灵，情感会变得吝啬、迟钝，太多的狭私和不仁便繁殖起来了，生命间的良好印象与同胞精神也会悄悄恶化。
感受悲剧最人道和理性的做法：寻找“现场感”！为不幸找到真实的个体归属，找到那“一个，又一个……”的载体。世界上，没有谁和谁是可以随意叠加和整合的，任何生命都唯一、绝对，其尊严、价值、命运都不可替代。生生死死只有落在具体的“个”身上才有意义，整体淹没个体、羊群淹没羊的做法，实际上是对生命、对悲剧主体的粗暴和不敬，也是背叛与遗忘的开始。
同样，叙述灾难和悲剧，也必须降落到实体和细节上，才有丰满的血肉，才有惊心动魄的痛感和震撼，它方不失为一个真正的悲剧，悲剧的人性和价值才不致白白流失。
一百年前的“泰坦尼克”海难，在世人眼里只所以触目惊心，是因为两部电影的成功拍摄：《冰海沉船》和《泰坦尼克》。通过银幕，人们触摸到了那些长眠于海底的“个”，从集体遗容中打捞起了一张张鲜活的生命面孔：男女情侣、船长、水手、提琴师、医生、母亲和婴儿、圆舞曲，美国梦、救生艇……人们找到了和自己一样的人生、一样的青春、一样的梦想和打算……
如此，“泰坦尼克”就不再是一座抽象的遥远时空里的陵墓，悲剧不再是新闻简报，不再是简单的死亡故事，而成了一部关于生活的远航故事，所有的船票和生离死别都有了归宿，有了“家”。有了这一个个令人欷嘘、刻骨铭心的同类的命运，“泰坦尼克”的悲剧价值方得实现，人们才真正记住了它，拥有了它。
美国华胜顿的“犹太人遇难者纪念馆”，在设计上就注重了“个”的清晰，它拒绝用抽象数字来控诉什么，而是费尽心机搜录了大量个体遇难者的信息：日记、照片、证件、通信、日用品、纪念物、甚至还有偶尔的声音资料……当你对某一个名字感兴趣时（比如你可以选一个和自己面容酷似或生日相同的人），便可启动某个按钮，进入到对方的生涯故事中去，与其一道重返半世纪前那些晴朗或阴霾的日子，体验那些欢笑和泪水、安乐和恐怖、幸福和屈辱……这样一来，你便完成了一次对他人的生命访问，一次珍贵的灵魂相遇。
走出纪念馆大厅，一度被劫走的阳光重新回到你身上，血液中升起了久违的暖意，你会由衷地感激眼下。是啊，生活又会来了，你活着，活在一个让人羡慕的时空里，活在一个告别梦魇的时代……你会怀念刚刚分手的那个人，你们曾多么相似，一样的年轻，一样的热爱和憧憬，却不一样的命运，不一样的今天……
记住了他，也就记住了恐怖和灾难，也就记住了历史、正义和真理。
与这位逝者的会晤，相信会对你今后的每一天，会对你的信仰和价值观，发生某种正直的影响。它会成为你生涯中一个珍贵的密码，灵魂密码。
这座纪念馆贡献了真正的悲剧。
重视“小”，重视那不幸人群中的“个”，爱护生也爱护死，严肃对待世上的每一份痛苦，这对每个人来说都意义重大。它教会我们一种打量生活、对待同胞、判断事物的方法和价值观，这是我们认知生命的起点，也是一个生命对另一生命的最正常态度。在世界眼里，我们也是一个“个”， 忽视了这个“个”，也就丧失了对人和生命最深沉的感受。
其实，生命之间，命运之间，很近，很近。
（2000年11月）
对“异想天开”的隆重表彰（1）
——从“搞笑诺贝尔”看西方的智力审美和价值多元
生活的最高成就，是想象力的成就。
——题记
2004年9月30日，在美国哈佛大学会堂，一场狂欢式的颁奖典礼正在举行：口哨迭起，纸箭乱飞，服装怪异的各色人等，语焉不清的乐队伴奏，时而全场寂然，时而满堂哄笑……
此即“伊格诺贝尔”（Ig Nobel，以下简称“伊诺”）的颁奖现场，俗称“搞笑诺贝尔”。它由哈佛大学的《不可能研究年刊》主办，每年评出医学、文学等10类奖项。
《不可能研究年刊》创于1991年，主编亚伯拉罕斯，乃一份幽默科学杂志，戏称《冒泡》，其封面上印有一行字：记录华而不实的研究和人物。如果说“搞笑诺贝尔”是一枚傻呵呵的蛋，《冒泡》即那只整天笑咯咯的母鸡了。这只鸡宣称：该蛋旨在激发人们的想象力，特赠与那些不寻常、有幽默感的“杰出科学成果”。
去年底，笔者给央视一档新闻节目做策划，便通过有关渠道，向主办方讨得典礼的影像资料，于是就看到了本篇开头的那一幕：从氛围到规则，从气质到内容，从精神到道具，都饱含着对科学传统奖励模式的巨大挑衅——
2004年度和平奖得主——卡拉OK的发明者，日本人井上大佑。获奖理由：“卡拉OK这项伟大发明，向人们提供了互相容忍和宽谅的新工具！”20年度物理学奖得主——渥太华大学的巴拉苏布拉尼亚姆、康涅狄格大学的图尔维，俩人的贡献是：揭示了呼拉圈的力学原理。年度工程学奖则授予了佛罗里达州的史密斯和他的父亲，父子通过精心计算，得出结论：秃顶者把头发蓄到一定长度，将前面一部向后梳齐，用摩丝定型，再将侧面头发顺势向顶部拢合，效果最佳。而生物学奖被四人摘得，他们集体证明：青鱼的交流方式是放屁……
看得出，对“雕虫小技”的青睐，对“微不足道”的鼓吹，正是“伊诺”的功夫所在。再比如生物学奖：1999年授予了新墨西哥州的保罗博士，他培育出一种“不辣的墨西哥辣椒”；2003年授予了荷兰学者莫尔莱克，他分析出野鸭子存在同性恋现象。和平奖：2002年授予了“人狗自动对译机”；2000年，荣膺该奖的是英国皇家海军，在一次演习中，长官命令水兵不装弹药，而是对着大海齐声呐喊：砰！
《冒泡》主编亚伯拉罕斯，对“伊诺”有一句自白：“先让人发笑，后让人思考！”那么，思考什么呢？它对我们日常的评价行为、价值系统和表彰模式，会有怎样的启发呢？
在“伊诺”的榜单上，有诸多让我们跌眼镜的东西，按中国人的心理惯性，有句话早按捺不住了：这干啥子用？出啥洋相呢？
的确是“洋相”。
中国文化有着非常重实的功用传统和崇尚使用价值的习性，“实”一直被奉为正统高高矗立。以实为本、以物为大、以形为体、以效为能——物用性，尤其显著和速效的有用，从来充当着我们对事物进行价值评估的镑砣。无论术、业、技、策，皆有一副实用和物质的面孔……“没用的东西”，作为一句训斥式的中国老话，既是一种物格评价，也是一种人格评价，既可诽物，亦可骂人。
两个多世纪前，当烧开水的壶盖扑哧作响时，谁能想到那个对它心醉神驰的少年，会成为历史上的“瓦特”呢？事实上，那盏小小壶盖早已被沸腾之水鼓舞了几千年，也被忽略了几千年，作为一副情景，它缥缈无骨，一个眼光实际的人无论如何也不会感兴趣。西方有谚：“如果你盯着一样东西长久地看，意义就会诞生！”这是一句很虚的话，也是一句伟大的话，许多世间的秘密和真相就蕴于此。瓦特的幸运在于，他没漏掉这样一个秘密！是性格帮助了他，是对细节的重视程度、是打量事物的那种“陌生感”、是沉湎幻想的习性——帮助了他！牛顿也如此，爱因斯坦也如此……较之众人，他们注视世界的目光里，都多了一股迷离和朦胧的东西，多了一抹遥远、深阔和缤纷的色彩。m 书包网最好的txt下载网
对“异想天开”的隆重表彰（2）
那股迷离，那抹遥远，就叫“虚”吧。虚，往往折射出一种理想主义和未来主义的超前眼光；实，通常代表一股实用主义和现实主义的近物需求。虚未必能转为实，但“实”，往往诞生于最初的“虚”。
1752年7月的一天，在北美的费城，一个叫富兰克林的男子，正做着一桩惊世举动：他擎着风筝，在雷雨交加的旷野上奔跑，大喊着要捉住天上的闪电，并把它装进自己的瓶子……百姓觉得这是个傻瓜，学者以为这是个疯子，可就是这位不可理喻者，最终被誉为避雷针的创始人。我想，要是那会儿有“伊诺”，他一定全票当选。
有人说了，富兰克林的念头虽一时看来荒诞不经，但最终实现的仍为一种物用价值啊？不错，避雷针是一种“实”，但这“实”却发轫于“虚”——一种不合常态的大胆奢想，没了那股虚的精神冲动，一切都谈不上。若把“虚”仅仅当作一种潜在或变相的“实”来期待，若把演变和衍生“实”的大小作为评价“虚”的珐码，那“虚”的弱势和险情仍未减弱，“虚”的生存环境并未改善。所以，“虚”——应彻底恢复它的独立和自足角色，并在这个位置上给予尊重与呵护。
人往往犯如是毛病：在经验逻辑上搭建一个一元搏弈、你死我活的价值擂台——将“非理性”视为理性之敌。其实，双方并非一元式矛盾，非实用不是反实用，非理性不是反理性，非科学也不是反科学（或伪科学）。在我看来，“伊诺”更多地宣扬了一种非实用和非理性价值，而非把实用理性打入地狱。
对待想象力，对待奢念和幻想，对待非理性和非经验的自由与浪漫，东方的态度往往比西方要苛责、刻薄得多。比如我们的成语资源中，竟有很大一个板块被用来描述和指摘生活中的非理性：“荒诞不经”“痴人说梦”“缘木求鱼”“华而不实”“故弄玄虚”“空中楼阁”“不识时务”“不可理喻”“异想天开”“匪夷所思”“玩物丧志”……遗憾的是，如此磐重的务实传统并未分娩出一种严肃的实证品格和缜密的科学理性，反倒在世俗文化上脱胎出一套急功近利的习气来。待人遇事、识物辨机，无不讲实用、取近利、求物值、重量化，贪图速效速成，追求立竿见影……于是，涸泽而渔、杀鸡取卵的短期行为，也就在“务实”的旌旗下浩浩荡荡了。远的不说，放眼当下——资源上的采掘、消耗，建设上的规划、改造，教育上的考评、量化……哪个不短视、短效得惊人？
西方呢？当然有务实传统，幸运的是，它同样有浪漫和务虚的传统。西方对“无用之物”的欣赏可谓源远流长，从古希腊到文艺复兴到近代启蒙运动，从天文、艺术、宗教到对社会制度的憧憬和*设计，从唯美主义、浪漫主义到形而上和哲学思辩，从柏拉图《理想国》到康帕内拉《太阳城》与欧文的“和谐公社”，从《荷马史诗》到安徒生童话和凡尔纳《海底两万里》……都散发着一股儿童式的缥缈和虚幻，都在从不同角度描画着荷尔德林的那句话：“人，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
相比之下，中国的诸子经典和显学们就功利和世故多了，不外乎以“中庸”为能的生存策略和攻防心技，老成持重、筹谋积虑，处处讲究天衣无缝、圆熟得体，满透着一股吊诡之气和沉暮之霾。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称中国文明为“早熟儿童”——希腊文化为“正常儿童”。的确，作为欧洲文明始先的希腊人，不仅长着一副儿童的额头，还有着明亮的神情和轻盈的举止，健康且快乐着；而中国文化从周礼开始，就满脸皱纹和心事重重了，除了“跪”和“叩”，行动上也多了“杖”和“拐”，不仅步履蹒跚，且哭丧着脸。
对“异想天开”的隆重表彰（3）
如果说，中国文化资源有严重缺失项的话，我想它们应该是：神话、童话、形而上、科学理性和非政治“乌托邦”……（中国当然有被后世称为“神话”的东西，但那是“把人神化”，而非希腊那样“把神人化”——如此神话才能与生命进行正常交流与对话。）这些缺失恰恰决定了我们“飞”不起来，决定了我们是生存文化而非生命文化，是心计文化而非精神文化，是抑制文化而非激情文化，是“脚文化”而非“头文化”——决定了我们只能围着实用生存的磨盘，原地打转。
还有一现象：作为一种浪漫的人文传统和理想主义习惯，西方的“虚”非但未妨碍“实”的繁荣——更给后者提供了“乘虚而入”的激励和机遇。西方文化形态是多元、开放、兼容的，在每个时代的生存格局中，总能恰到好处地为梦想者、保守派和实干家预留出相应的空间及比例，且彼此和谐、互为激荡。不难发现，在欧洲历史上，几乎每轮“虚”的文化涨潮之后，都会迎来一场新的社会理性和科学精神的腾跃，也就是说，作为“月光”的理想主义憧憬——总能很快在地面上投下它飞翔的影子，作为夜间能量的“诗意”——总能在实干家那儿成为一种白天的现实，成为他们变革社会、导演历史、成就事实的一种才华。比如欧洲文艺复兴后人文社会的兴起和中世纪的终结，英国古典自由主义思潮后的“光荣革命”，法国启蒙运动后的《*宣言》和接踵而来的工业时代……在东方史上，你很难找到如此人文璀璨和理想激荡的时代，经验化、功利化和实物化的生存格局，注定了社会精神的沉闷、压抑和空耗，借助“实”的巨石，封建体统在它的“超稳定状态”中一趴就是两千年。
当然，“伊诺”信徒们反对的并非东方的传统，人家首先警惕的是自己的现实——尤其二十世纪来甚嚣尘上的物质主义和技术主义，这群童年气质的中年人敏锐意识到：当实用理性过于膨胀，它所淹没的会比创造的多得多。所以，他们要为自己的时代扶植起更茁壮的在野文化和精神另类来。
或许有人沉不住气了：难道东方传统中缺乏诗意吗？春秋、魏晋、唐宋、晚明……不都飘逸着放浪士子的衣袂吗？不错，在汉语竹林里，在染满青苔的诗词绝句里，的确闪烁着“虚”和“狂”的影子，但细打量便发现：它们不仅稀稀拉拉，难以缔结一部真正的时代风景，且这些放浪和疏狂多为文化散户的精神梦游，且散发着一缕酒气和哀怨，大有遁世和流亡之感……这与西方那种群体性和现世性很强的价值栖息和生存面貌上的“虚”——相距甚远。或者说，东方的“虚”多是学问意象和修辞层面的“虚”，缺的是社会属性、公共价值和群体规模的“虚”，缺的是可操作可企及的“虚”——清醒的生命履践意义上的“虚”——理想主义在社会平台上主动和公开演绎的“虚”。
这一点，我们可以拿孔孟门派和苏格拉底及弟子——陶渊明、苏东坡、孔尚仁、王国维与约翰?弥尔顿、罗素、雨果、左拉——董仲舒、王安石、张居正、曾国藩与托马斯?莫尔、培根、潘恩、马拉——朱熹、方孝孺、王阳明、顾炎武与孟德斯鸠、洛克、卢梭、伏尔泰们做比较……无论生命气质、人文视界、信仰方式、入世方向和精神重心，皆判然有别。而且，更大的缺失还在于：即使有零星的“虚”出现，我们也很难去鼓吹和表彰它，在现实社会中，我们罕有放大和推演它的可能。
总之，在对“虚实”的理解、消受和履践上，在对事物和行为之“用途”的价值评价上，东西文化传统有着很大的分野和离异。
（2005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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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方文化下的资产观（1）
——慈善文化漫谈之一
决不是理解了才能信仰，而是信仰了才能理解。
——托马斯?阿奎那
当代西方的慈善文化
据了解，许多财产逾亿的美国家庭，决意让后人继承的遗产比例不过10%。美国《商业周刊》披露，微软创始人比尔?盖茨公开表示，留给后嗣的财产将不超过百分之一。而其现有的慈善捐款已高达235亿美元，以其夫妇姓氏注册的“比尔与梅林达?盖茨基金会”，主要致力于现代医学疫苗的接种，据《波士顿环球报》报道，为援助落后国家的疾病防治，该基金会仅2000年就捐出60多笔款项，达14亿4千万美元，已超过了美国政府的同类捐助总额。
近些年，美国高科技产业造就了大批年轻富翁，与前辈慈善家一样，他们密切关注教育、医疗、文化等公益事业。尤其信息技术领域的新贵们，在慈善排名榜上一直领先：盖茨夫妇居首，英特尔创始人戈登?摩尔夫妇居次，戴尔电脑的麦克尔?戴尔夫妇第七，MS的共同创始人保罗?艾伦第九……之所以如此，除了信息产业的高收益外，更与他们的现代价值观及其在世界潮流中的荣誉地位有关。荣誉心理和榜样文化的激励，使得他们在义务承担上也展开了一场伟大竞争……近十年来，美国慈善机构受赠的遗产额年均递增15%，仅2000年即达120亿美元。影视明星迈克尔?道格拉斯夫妇在儿子的命名洗礼上，送出了一件特殊礼物：一份十万美元的小慈善基金。一位富人说过：“永远不要在孩子面前露出一种从不为钱发愁的态度……这些钱是你的，可同时也是世界的。”
按《资本论》的眼光，这确乎不可思议。因为在我们的价值系统和阶级语境中，资本家乃“唯利是图”的代名词，一个高度私有化的社会，亦必人性险恶、尔虞我诈、道德堕落……相信乍初，大部分同胞都会忍不住怀疑盖茨们的动机，曾读到这样一则来自同胞的揣度：“对大多数慈善家来说，其善举也是利己行为。他们清楚，只有受过良好教育、身体健康的国民，才会去购买电脑软件和手机之类，只有社会收入的集体增长才能带动公司利润的增长。”但即便如此，于我这样一个对资本持有“滴着血和肮脏东西”之牢固印象的人来说，也委实被深深震动了。
耐人寻味的是，你还会惊讶地发现：慈善并非资本那样由少数人垄断。平民并非仅充当慈善的受众，他们更是主体。以美国为例，仅1996年，就有70%的家庭参与了捐款，而户均支出额为696美元。重要的是，慈善内容包罗万象，除了捐款，更需大量的劳务和义工，目前，美国绝大部分非盈利性慈善机构，都依赖志愿者无偿地贡献时间、技能和精力来维持。据《美国捐赠》杂志统计，仅1996年，全美志愿者人数即达9300万，每人每周平均义务工作时间为4?2小时，按价值量统计，这些劳务折合金额为2015亿美元（远超过1507亿美元的当年捐款量）。
不仅美国，在其它西方国家，这种全民性的公益付出在维系社会运行和弥补政府职能方面——对实现“小政府、大社会”的宪政功能，皆发挥着巨大功效。比如在澳洲，非营利组织的主体即社会福利服务机构（为老年人、儿童、残疾人、失业者、吸毒者、无家可归者及难民提供照理、培训、安置、咨询等服务），仅1993年就有11000家规模不等的该类组织。1994年，该组织提供的服务包括护理床位2?7万张，公寓床位5?1万张，日均送餐5?5万份，受益残疾人21?5万，热线电话服务40万次。
东西方文化下的资产观（2）
这些数字至少说明一点：在美澳这样高度资本化和私有化的社会，慈善实已成为一种日常生态和民间传统，一种高度普及和自觉的公众生存文化。而且它是非个案、非新闻、非宣传式的，寻常和平易到了极点——至今也未听说过谁因做好事而被颂为典型或偶像。
应该说，这些慈善虽发生在市场背景下，但其实质与资本文化及商业精神关系不大，更大程度上，它是一种深远的宗教传统和现代生存理念（比如“有限消耗”原则、“创造”与“消费”分离意识、对人生幸福与价值的定位等）合力的结果，更多地源于一种文化习性和生命美学精神。比尔?盖茨那样的榜样，也绝非我们想象中的伪善或商业秀，更多地，它是精神和道义的产物，是对生命审美的结果——即使该善举带来了广告效应，那也更像“精神广告”，而非“产品广告”。
那么，何以在我们地盘上要借助“非凡”文化、靠精神表彰和高度宣传来推广的慈善行为——到了大洋彼岸反成了一种默默常态和毫无悬念的朴素之举呢？为何越重视私产合法性，财富的出让与疏散程度反而越高？为何越重视个体价值和利益，物质舍弃的勇气反而越大？为何主观上的“私产”意识，反而赢得了客观上的“共产”效果（而我们这儿恰恰相反）？
中国文化下的资产观
电视剧《北京人在纽约》里有一幅情景：王起明撞见女儿在曼哈顿街头为非洲儿童募捐，气急败坏：“救非洲的孩子？你以为你是谁呀……我的孩子谁来救啊？”（其实他已算个中产阶级了）从王的暴跳如雷中，不难看出一种世侩心理：“我是上帝吗？为什么要负责上帝的事务？”进一步说，这心理更多地属一种中国模式——典型的无信仰模式，一个本土的美国父亲是很难说出这番话的。统观整部剧情，确也没见王起明有过什么志愿或慈善举动。从这点看，王虽在美国站稳了脚跟，甚至生意上打败了洋鬼子，但精神气质上倒很“中国”，一点儿没有被“异化”的迹象。相反，女儿的可塑性比其父大得多。
其实，这透露了两种不同的生存文化、信仰传统和资产观。
先说说美国——
美国的慈善事业从一开始就具有强烈的宗教意绪，教徒比非教徒有着更大的社会热忱，据调查，教徒中有80%积极投身慈善，非教徒中仅占50%。可以说，在个人财产的开放性上，基督教文化发挥了很大作用。
从18世纪英属期始，美国人就普遍接受基督教（尤其新教）。美国虽秉守信仰自由，但几个世纪以来，基督教始终扮演着信仰基石的角色。所以，在这个全球商品化程度最高的国家，便出现了市场文化与上帝旨意——享乐与分忧、据有与割舍、私欲与公益——两极意识并驾齐驱、交相辉映的精神景观。虽在经济模式和制度理念上，美国最大限度地弘扬私人价值与个体权益，但在道义信仰和灵魂路线上，美国人却在上帝那儿感受着终极关怀的温暖——这等于让个体角色始终在相互关爱、彼此呵护的人际关系框架中运行。
自古以来，基督教就有契约：个人对正义、和平与集体福祉负有不可推诿的责任。《圣经》中更处处充满了博爱、利他、济世等谕示和督导。《圣经?旧约全书》中，约伯列出了他的善举：“穷人求援，我总乐意帮助；孤儿求助，我即伸出援手……我以正义作衣服穿上，公道是我的外袍，我的华冠。我作盲人的眼睛；我作跛子的腿；我作穷人的父亲……”十八世纪著名的牧师乔纳森?爱德华兹在《对穷人的慈善责任》中说：“真正的基督徒，绝对要求有这种责任，并按上帝的教诲坚持不懈地履行这种责任……必须对穷人慷慨救助”。书包网 电子书 分享网站
东西方文化下的资产观（3）
一般说来，在无神论环境下，人际谱系中最重要的即血缘姻亲和利益集团关系，但在宗教社会，这种亲疏依据被大大动摇了。基督教强调人人平等、爱人如己，“你们愿意人家怎样对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对待他人。”大众之间，血缘及利益纽带得以松弛和淡化，代之一种更天然与神性的共同体契约。
宗教契约不同于法律、伦理等俗制，一开始就具有世俗规则不可比的神性威严，这就决定了美国商业精神再发达、市场竞争再激烈、社会矛盾再突出——也不会从根本上削弱人们在利益舍弃、财产出让上的传统，不会动摇其在服务公众方面习惯了的道德姿态。
近代以降的美国，由基督教会主持的慈善事业，逐渐缔结出了一种志愿者传统，不仅扶弱济贫、主持公正，且参予社区改善和社会变革——比如劳工权益和福利保障、反种族和性别歧视、*维护等（60年代的民权运动即由黑人牧师马丁?路德?金领导），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一种“公众权力”，对促进“小政府大社会”框架起了巨大作用，也成为稳定社会的一支和谐力量。而且，在这一过程中，教会力量和慈善活动始终得到了制度与法律的充分合作。
据调查，有三分之二的美国人认为日常生活应由宗教主张来规范。在美国，人们的聚会地点往往不是市政厅，而是教堂。1985年《世界年鉴》统计，美国现有教堂329114座，差不多每千人一座，仅费城(大小相当于天津市)，就有教堂1400座。教会以大笔资金扶持教育和医疗，据1989年调查，仅天主教会就已开办7000座小学、239座学院和731座医院。教会的受赠资金除日常开支外，几乎都用在了公益和慈善上。
总之，正是教会和教诲的热能，最大限度提升了美国人的道德素质和社会承担力。所以有人说：基督教是美国慈善事业之母。
再反照东方资产观，以中国为例——
我们的传统文化之主流无疑是“入世”和“功利”的，其内容蕴含着高度的物用性、臣民性和家族性，嫡亲和血缘扮演着社会结构中最重要的生命单元，无论权力、荣誉、财富，还是其它资源的继承、交换和重组，都被严格集结在这个狭仄的单元内进行。中国世俗极为重视家产的继承和守护——任何一点流失都会被视为“不孝”“不才”“愧对祖宗”。中国文化中有一些重要的日常内容，即旨在防止资源从家族单元向外流失，比如“门当户对”“传男不传女”“异性不通婚”……这无疑给我们的生存面貌罩上了一抹阴郁。再比如宅院筑造上那种戒备森严、密不透隙的“围墙”“深院”“屏壁”，资财贮藏上那种机关算尽、玄妙重重的“夹墙”“密门”“暗匣”“反锁”……这种守财上的高度警觉和用力，反映了主人的一种生存姿态：担心窥视和防范外流。乃至今天，我们的现代住宅也惯于接受防盗门、防盗网的层层包裹（除了安全考虑，更是一种“围墙”文化在作祟）。而在西方，庭院设计则多为开放、敞露的。
毋庸置疑，在资财上，中国文化天然有“防流失”“反疏散”的堡垒属性。打个比方，如果说西方宗教文化下的资产观是发散式、外扩式的“凸”，那么我们则是蚌闭式、紧敛式的“凹”。
或有质疑：我们不是有许多仗义疏财之古训和扶危济世之德碑吗？书包 网 m 想看书来书包网
东西方文化下的资产观（4）
不错，自古以来，在士子文人的诗词华赋中，济世情怀比比皆是：“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自惭居处崇，未睹斯民康”……但细察不难发现，诸豪迈多发轫于一种落魄或无力的焦灼，寄托的不过是对清明世政之奢望，而“济”的方式也多为才略之谋，鲜有在“舍财”层面上操作的。比如说，一个人可满腔治国安邦的激情和拯民于水火的夙愿，但并不意味着他肯将自家银两拿出来疏散，一个清正的好官，一个伟大的诗人，也可能是个物质上的吝啬鬼——此般“济世”与物资割舍意义上的捐赠文化几乎不搭界。
“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可惜，“独善”例子可谓多矣，“济天下”却寥寥——尤其以财富济天下者少之又少。有时侯，一个人的物质实力甚至与其社会承担力成反比，像明代大画家董其昌那样的名流，竟也甘做个缁珠必较的土财主，在资财上极度贪婪，沦为横行乡里、巧取豪夺的土霸。
再者，中国世俗生活中，虽也不乏“设粥场”等施舍之风，但与西方的捐赠文化和公益传统终有质别——
其一，施舍方式和财额数量相去甚远。西人捐赠多是受信仰（尤其宗教信仰）的启示和驱动。1919年，30岁的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后成为20世纪最伟大的哲学家之一）决然放弃遗产继承权（他本有希望成为欧洲最富有的人之一），是因为他聆听到了上帝的声音：“你若愿意做完全的人，可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马太福音》），之后，他去奥地利的偏远乡村做了十年小学教师。而在中国封建生活中，一些大户望族在赈灾、进香等活动中虽不乏慷慨，但这种施舍似乎并不影响其平素的吝啬，也就是说，捐赠只在特殊时刻、面对特殊对象才偶有作为，算不上日常方式和生存习惯。这在遗产态度上尤为显著，无论平时的守财奴还是大善人，对遗产的处理方式空前一致：绝对“不动产”式的嫡传！在传统人物事迹中，你很难找到让遗产走出家族的例子。
其二，施舍动机和投入方向有异。中国封建大户的平时义举，往往仅为满足一种家族虚荣，图个好名声罢了，且并非无偿，而是有潜在索取——比如对百姓施舍，是为了“安邻”，给自己打造一个友好而安全的周边；比如对寺庙捐赠，则为祈求神灵保佑、为来世积攒功德。相反，西人的捐赠习性除了受信仰召唤外，还源于主人对某类事物的热爱、崇敬或某种职责使然，比如资助文化活动、科学实验和各种基金会等。一战之前，维特根斯坦家族就是欧洲著名的艺术资助人，音乐家马勒、勃拉姆斯、克拉拉?舒曼等都是其家族宾客。类似的公益传统在欧美源远流长，我们熟悉的艺术家、科学家中，可找出很多深受其惠的例子：斯宾诺沙、卢梭、柴科夫斯基、纪伯伦……而诸如“诺贝尔”等著名的科学和艺术奖项，其源头无不来自民间，这些对世界文明影响深远的私人公益，除了精神的答谢和民间纪念，并无利益索取，清洁性毋庸置疑。而且，它们以纯民间方式运行，不受权力集团和意识形态操控，从而最大限度维护了抚助与奖励的公正，完美履行了精神和物质保姆的职责。
而在传统中国——乃至当代，你都难见这种以“私人”为源头的公益清流。（今天中国的富人不可谓不多，个人捐助也形式多样，但有多少独立、公正和有效的慈善投入？有多少纯民间的科学艺术文化资助？）虽然我们古代多有豢养“门客”之风，但那不过一种出卖与收购的利益交易。书包网 电子书 分享网站
东西方文化下的资产观（5）
除了文化和信仰原因，还有一点：中国社会环境下，私产的合法性和安全性远远不够，使得同胞早早养成了“不露富”的习惯，这就给私产的公开化带来了障碍——而私产的公开化恰恰是捐助文化的基础。
有一个熟悉的说法：中国历史的进步是靠阶级斗争推动的。无论你是否同意这层因果，但有一点是显然的：两千年的封建史确以“农民起义”为链扣，以自下至上的暴力颠覆为起承。而“起义”之原始动力和热情都源于“杀富济贫”，无论陈胜吴广还是朱元璋李自成，“均田地、同富贵”皆其蛊惑所在……可以说，剥夺私产的阴影一直笼罩着华夏天空。休说乱世，即便朝权稳固的时代，大户私产也是不安全的，一旦引起权力垂涎，即难逃灭门抄家、货充官府的命运。晋代“金谷园”的主人石祟不就因富遭诛了吗？而在西方，这种窥视私产的“革命”很难发生，随便哪个王朝，私产的道德合法性在民间舆论和体制文化中都不受质疑。
中国古人对资产的出让和转移，路径不外有二：捐官和犒神。而目的只有一个：寻求权力（世权和神权）庇护！没办法，对环境和命运的恐惧使然。比如，一个人有了点家业，当务之急即筑墙砌院、招募家丁——即使不忧官，也忧邻里和贼寇。之后呢？就得想法子捐顶乌纱来，混个一官半职做护身符。再不济，也得拿银子孝敬父母官，和衙门结成友好对子。（曾经有些先富起来的企业家，以资政助学等方式混个“代表”“委员”之类，也实出同因——表面上慷慨仁义，实为忍痛割爱，另有隐衷。其视角并非向下，而是仰上的。）
所以，一旦当私产得不到制度与环境的保障，得不到民间舆论和世俗伦理的肯定，那公开的捐赠也就等于引火烧身、自取灭亡了。明初的沈万三不就因捐赠太盛而捐了脑袋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