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之，综观中国传统文化，虽然先民时代有过孔子那样纯真的财产观（“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但遗憾的是，为后人发扬的圣人之学，皆成了被权力筛选过的意识形态，“中庸”沦为了“犬儒”，乃至后来，在对物的态度上，文化视界中只剩下了两极：一为实用主义的超强重视，人为财死鸟为食亡；一为清高至虚的极度鄙夷，对资财恐避不及，弃之若粪。不是太实，就是太幻，我们似乎很难在虚实之间找到平衡，所以便出现了这样的局面：务实者出于贪婪不肯舍让，清高者因囊虚又无实可捐……
不管怎样，在资产观上，中国文化终究没有缔结出一种优雅的理性态度：“结实地拥有”与“从容地出让”。这和封建体制下财产的安全性及个人独立支配财富的能力有关，又和极度实用或务虚的文化习性——缺乏真正的超功利信仰有关。在几千年的历史中，一面忽视个体价值和私人生活内容，一面却拼命地维护一己所得，精神的灭己性和物欲的狭私性——形成强烈反差。
我们的生命行李太琐碎、太繁重了。
（2003年）
决不向一个提裤子的人开枪
1936年，英国作家奥威尔与新婚妻子一道，志愿赴西班牙参加反法西斯战斗，并被子弹射穿了喉咙。在《西班牙战争回顾》中，他讲述了一件事——
一天清晨，他到前沿阵地打狙击，好不容易准星里才闯进一个目标：一个光膀子、提着裤子的敌兵，正在不远处小解……真乃天赐良机，且十拿九稳。但奥威尔犹豫了，他的手指始终凝固在扳机上，直到那个冒失鬼走远……他的理由是：“一个提着裤子的人已不能算法西斯分子，他显然是个和你一样的人，你不想开枪打死他。”
一个人，当他提着裤子时，其杀人的职业色彩已完全褪去了。他从军事符号——一枚供射击的靶子，还原成了普普通通的血肉之躯，一具生理的人，一个正在生活中的人。
多么幸运的家伙！他被敌人救了，还蒙在鼓里。因为他碰上了“人”，一个真正的人，而不仅仅是一个军人，一个只知服从命令的杀手。那一刻，奥威尔执行的是自己的命令——“人”的命令。
杀手和杀手是有别的。换了另一个狙击手，他的裤子肯定就永远提不上了。而换了奥威尔在他的位置上，他肯定会毫不迟疑地搂动扳机，甚至发出一丝“见鬼去吧”的冷笑。然而，这正是“人”与士兵的区别，希望也就在这。
与其称之“奥威尔式”的做法，毋宁说这是真正的“人”之行为。任何时候，作为“人”的奥威尔都不会改变态度：即使正是该士兵，不久后将用瞄准来回报自己，即使他就是射穿自己咽喉的那个凶手，即使早料到会如此，奥威尔也不会改变，更不会后悔。
所有的战争，最直接的方式与后果皆为杀人。每个踏上战场的士兵都匹配清醒的杀人意识，他是这样被授予的：既是射击者，又是供射击的靶子……而“英雄”与否，亦即杀人成绩的大小。在军事观察员眼里，奥威尔式的“犹豫”，无疑乃一次不轨，一起严重的渎职，按战争逻辑，它是违规的、非法的，甚至要遭惩处。但于人性和心灵而言，那“犹豫”却那样的伟大和珍贵！作为人类的一桩精神事件，应被载入史册才是。
这样说一点也不过分。
假如有一天人类真的不再遭遇战争和杀戮，你会发现，那值得感激的——最早制止它的力量，即源于这样一组细节和情景：比如，决不向一个提着裤子的人开枪！
这是和平之于战争的一次挑战。也是“人”对军人的挑战。
它在捍卫武器纯洁性的同时，更维护了人道的尊严和力量。
斗争、杀戮、牺牲、死难、血债、复仇……
如果只有仇恨而没有道义，只有决绝而没有犹豫，你能说今天的受害者明天不会变成*者？英勇的战士不会变成残暴的凶手？
你隐约想起了一些很少被怀疑的话：“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同志的凶狠”“对敌人要像秋风扫落叶般严酷无情”“军人以绝对服从命令为天职”……你感到一股冷。
一股政治特有的冷。匕首的冷。工具的冷。地狱的冷。阶级的冷。
而不合时宜的奥威尔，却提供了一种温暖，像冬天里的童话。
（200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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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想一想华盛顿……（1）
“每一种制度都可以被看作是一些伟人影子的延伸。”
——爱默生
美国历史上，华盛顿及其伙伴们属于为自己的母邦开创了诸多伟大先例和精神路标的人。在那块荒蛮的北美处女地上，他们不仅垦辟了宪政共和的绿洲，还神奇地缔结出一脉清澈的政见传统和榜样力量，犹如一团团“冠军”般的浓翳树伞，为后世撑起盛大的荫凉——二百年来，靠着这份殷实基业和先人目光的注视，这个移民国家的子嗣一直安稳地享受着新大陆的丰饶、自由与辽阔……
每一国家都有她群星璀璨、菁英齐瑰的魅人夜晚，尤其在发生大的社会振荡和思想激变之时。北美独立战争前后正是这样一个经典性的辉煌时段：托马斯?潘恩、本杰明?福兰克林、帕特里克?亨利、乔治?华盛顿、托马斯?杰弗逊、约翰?亚当斯，还有亚历山大?汉密尔顿、詹姆斯?麦迪逊……《常识》、《独立宣言》、《论自由与必然》、《不自由，毋宁死》、《弗吉尼亚州宗教自由宣言》……这些纪念碑式的天才与著作，其密度之高、才华之盛、能量之巨、品德之美，皆可谓空前绝后。短短几十年间，他们为这个没有历史的国家所积累的资源、所迅速创下的光荣与骄傲，比后续的几代人垒起来还要多，还要令人惊叹和钦慕。他们不遗余力、倾尽全部的心血和“脑黄金”——以最干净和节约的手法，一下子为母邦解决了那么多难题，替未来者省去了那么多麻烦和隐患，更实现了那么多令欧洲难以企及的梦想——关于军队、国家和元首的关系，政教分离，军政独立；关于联邦与共和、*代议、三权制衡的宪法原理；关于现代大学教育……其制订的1789年宪法和《权利法案》，披沥二百多年风雨被原封不动地延伸至今。其建国水平所表现出的才智、胆魄、美德——远远超越了造物主所赋予那个时代的国家素质的“平均值”。
世界经验已反复证明，最初创业者的一举一动于该国的体制定位及命脉走向是影响至深的。就像锯齿在圆木上咬开的第一道裂隙、手术刀在体肤上划出的第一丝刃口，它涉关整场事业的功败垂成。
在这点上，北美人是幸运的。他们等来的是华盛顿而非拿破仑，是富兰克林而非俾斯麦，是杰弗逊而非罗伯斯庇尔或戈培尔……仿佛一夜间抓到了一副世界上最漂亮最璀璨的人物扑克牌，这批不知从哪儿突然冒出来的优秀中年人，其额头和眸子都闪烁着同样的光色和寓意——同样的精神豪迈、心理健正，同样的英勇与纯洁，无论军中还是议会，无论危急时刻还是成就之日，你都难觅小人踪迹。他们是焦灼的战士，而非暴虐的武夫；乃平民出身的领袖，而非歇斯底里的野心家。他们像晶莹的蝌蚪，来自四面八方，又不约而同朝着同一光点挺进：独立、平等、自由……
这群清高而儒雅的北美人真是太自尊太富有诗意了。那种不费周折就迅速叠成的共识，那种彼此扶持从不欺诓的同道友谊，那种面对胜利后的权力果实坐怀不乱的从容与定力——真是一点不像后来的欧亚同行们：你看不出狗苟蝇营的蠢蠢欲动；听不见密谋者的窃窃私语；感受不到妒嫉者的血脉贲张和磨刀霍霍；亦没有异邦常见的宫闱政变与鸿门宴式的权力搏杀；更无所谓“狡兔灭，走狗烹”的祭坛血灾……这群高智商的“大号儿童”，成熟而富于幻想，理性又热情澎湃，勇猛且不失教养，喜欢考试却拒绝作弊，他们要通过构绘一幅叫“美利坚”的地图，以检验自己的能力、智识与品德。
请想一想华盛顿……（2）
在这场浩大的理想建国工程中，着实发生了几件令人感动且影响深远的事。
一个新生国家的雏型往往最早反映在国父们的信仰执念中。按一般的民族解放惯例，开国元首应由斗争中最具负责精神、表现最英勇、贡献最卓巨的人来担司，唯最高威望者才天然匹配这种象征“统一”的精神覆盖力和道德凝聚性——也就是说，须寻一位“镇”得住天下的人以坐镇天下。
其时的北美，此人无疑即乔治?华盛顿了。这位叱咤马背的将军，该如何面对唾手可得的最高权力和民众拥戴呢？历史学者有个说法：华盛顿是打下了一场美国革命，而杰弗逊则思考了一场美国革命（后者乃《独立宣言》起草人和一切重大决策的构思者之一）。按通常的游戏规则，将军和他的“参谋长”很自然地一前一后登上御座即可，甚至干脆玩点野的——像刘邦、赵匡胤们那样：由一个干掉另一个（或一群）算了。谙悉历史的人都清楚，革命得手后最棘手的莫过于权力的重组与分配了，常闪现出比革命本身更凶舛更血雨纷飞的险情。从世界历史的范围看，革命残剩的激情此际少有例外地向着阴暗、贪婪、狭私的方向喷泄，“共患难”又岂能“同富贵”？你不这样想不等于人家不这样想——不等于不疑心人家这样想。树欲静而风不止，谁都清楚，值此乌云压城之际，谁掌控了军队即等于把国家抄进了自个儿袖筒，克伦威尔、拿破仑、袁世凯、斯大林、苏哈托、波尔布特……无不把军队视为“家产”。在其眼里，逻辑很简单：个人即政府——政府即军政府——军政府即国家。失掉了枪杆子即失掉了“命根子”，犹如虎嘴里被掏走了犬齿，大象被锯掉了象牙——按“丛林法则”，那真是一天也活不成。在政客心目中，政坛无异于莽野，让食肉动物放弃牙爪形同自杀。
奇怪的是，在美国独立战争的功勋部落里，你竟找不到一点儿和这想法有染的蛛丝马迹（你为自己的“经验”羞愧了）。他们似乎天生就不会这么想，压根就没有这“厚黑”基因，既没人策划所谓“斩草”，亦无人酝酿什么“除根”。胜利的喜悦坦裸在每张脸上，一起传递、一起分享，谁也不想比别人据有更多。在这里，欧亚的许多惯术，千百年来岿然不动的那些黄历仿佛失灵了。
此时的华盛顿心里想什么？
他在思考眼下这支军队和政府的关系。
1776年，《独立宣言》一诞生，大陆会议就把军权正式授予了华盛顿。可当时这个纸上的国家并无一兵一卒，华盛顿临危受命，历尽艰辛，从无到有缔造了一支属于“美国”的子弟兵。八年浴血，终将殖民者赶下了大海，使“美国”真正成为一块名符其实的地理。现在，建国者遇到了最棘手的难题：这些战功赫赫、九死一生的将士该怎样安置？何去何从？……正义的召唤使他们将身上的布衣竞相换成了军服，可胜利后的美国当务之急是家园建设而非斗争搏杀，无须维持如此庞大的武备……怎么办？如何使军队转化为一支有益于和平与稳定——而不沾带内政色彩的安全力量？欧亚的例子早已证明：由残酷斗争启动并急速旋转起来的澎湃激情，若战后得不到合理的终止，得不到妥善的转移与稀释，那将极为可怕——随时都有被野心家、*者或宗派集团挟持之险。如何定义军队性质和在国家体系中的职能，这是能否避免恶性政治与专制悲剧的最大环节。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请想一想华盛顿……（3）
于其时的美国而言，真正实施这个理念并不轻松，仍有很长的崎岖。在此问题上，有一个人的态度举足轻重：尊敬的乔治?华盛顿。这位披坚执锐的美利坚军队之父，与军方的关系最胶固最磁实，彼此的感情和信任也最深挚。按一般理解，双方的利益维系无疑最紧密，算得上“唇齿”“皮毛”的共栖关系。国家静静地期待着他的抉择，代表们焦灼的目光也一齐投向将军……
华盛顿显得异常平静，他说：他们该回家了。
这样说的时候，将军一点也没犹豫，但其内心却涨满了刀割般的痛苦和愧疚，要知道，这支刚刚挽救了国家的队伍，尚未得到应有的荣誉和融合犒劳，此时的美国财政一片空白，连军饷都发不出，更不用说安置费退役金了，尤其伤残病员，亦得不到任何抚恤……
如今，却要让他们回家——多么残酷和难以启齿的命令啊。
华盛顿做到了。他能做的，就是以个人在八年浴血中积攒起来的全部威望和信誉，去申请部下的一份谅解。那一天，他步履沉重地迈下礼台，走向排列整齐的方阵，他要为自己的国家去实现最后一个军事目标：解散军队！他的目光仔细掠过一排排熟悉的脸，掠过那些随己冲锋陷阵的伤痕躯体，替之整整衣领，掸掸尘土，终于艰难地说：“国家希望你们能回家去……国家没有恶意，但国家没有钱……你们曾是英勇的战士，从今开始，你们要学做一名好公民……你们将永远是国家的榜样……”将军哽咽了，他不再以命令，而是以目光的方式在恳求什么。寂静中，士兵们垂下头，默默流泪。当他们最后一次，以军人的姿势齐唰唰向后转的时候，将军再也忍不住了，他热泪盈眶，赶上去紧紧拥抱部下……没有这些人，就没有“美国”，但为了“美国”，他们必须无言地离去。
一个理念就这样安静地兑现了。从构思到决定，从颁布到履行，自始至终没有吵闹，没有牢骚，更没有什么*和内讧。正直的第一代美国大兵们，就这样循着他们尊敬的统帅指定的“行军路线”，两手空空，一瘸一拐地回家去了。惟一带走的，是将军的祝福。
不愧为世界裁军史上的奇迹。惟华盛顿们才做得到，才想得出，才行得通。
华盛顿也要离开了。他要和部下们一样，开始“学做一个好公民”。
他先把军中行装打成包裹，托人送回故乡费侬山庄，然后去找好友杰弗逊，他们要商量一件大事：战事既已结束，将军理应将战时授予自己的权力归还国家。在华盛顿们看来，此乃再正常不过的道理了，且刻不容缓，应尽快履行。
这种主动弃权的事自古有之，摊在华盛顿身上就更不足怪了，连亲兵都可遣散，拱让军权又算得了什么。奇怪的是，这“紧要”关头竟无人赶来挡驾，竟无臣子们的联名奏本——苦苦哀求明主“以天下社稷为重，万不可弃民而去”云云（不少屡屡心软的大人物不就被“民意”劝回去了吗？）。美国毕竟辽阔，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擅此“成人美事”的忠臣自然也有过，只惜华盛顿耳根子硬，死活听不进去。
近来翻阅一套书，“世界散文随笔精品文库”，美国卷的题目是《我有一个梦想》。蓦然发现“梦想”中竟藏有华盛顿本人的书简一封：“致尼古拉上校书——1782年5月22日寄自新堡”。此信缘于一位保守的老绅士尼古拉上校。独立战争激酣之际，他曾暗地里上书华盛顿，对之从头到脚大大捧颂一番后，再小心翼翼献上一记金点子：望取消共和恢复帝制，由将军本人担任新君……书包网 m
请想一想华盛顿……（4）
这是个于“国家安全”业已构成威胁的信号，一个腐朽透顶的馊主意——堪称“精神犯罪”。但此劣迹却在人类史上屡见不鲜，在热衷威权的主子们眼里，倒也不失大功一件：狭义来讲，反映了提案人的忠诚；广义上看，亦可谓一项“民意调查”收获，让主人触到了一份妙不可言的前景，不妨“心中有数”……
谁知，这盘蜜饯竟使华盛顿心情沉重，羞愧不已。如同一位突然被学生贿赂的老师，他感到自责、痛苦，陷入揪心的扪问：我何以使人恶生这样的念头？我究竟曾做错了什么，以至给人落下如此印象？
在这封“尼古拉上校大鉴”的信中，他忧心忡忡疾问道——
“您所说的军队里有的那种思想，使我痛苦异常，自作战以来，没有一件事令我这样受创。我不得不表示深恶痛绝，视为大逆不道。目前我尚能暂守秘密，若再有妄论，定予揭发。我过去所为，究竟何事使人误解至此，以为我会做出对国家祸害最烈之事，诚百思不得其解，如我尚有自知之明，对于您之建议，谁也没我这样感到厌恶……若您仍以国家为念，为自己、为后代，或仍以尊敬我，则务请排除这一谬念，勿再任其流传。”
显然，华盛顿把这位从“后门”爬进来的尼古拉当成了一顶“屎盆子”，厌其臭、恨其秽、怒其不争，捂鼻踹脚，又从“后门”给踢了出去。有这样一段插曲在先，我们即不难理解将军后来的种种表现了。同时也极大震慑了其它欲效颦的“小尼古拉们”。
此时距独立战争结束尚有两年。
在今天的美利坚国会大厦里，有一幅巨制油画，讲述的是二百年前华盛顿正式向国会归还军权的情景——
在一间临时租借的礼堂里（当时国会尚无正式办公场所），历史功臣和会议代表们济济一堂，屏息以待那个重要历史时刻的到来。会场气氛肃穆庄严，大家已提前被那将要发生的一幕感动了：他们知道，再过几分钟，在这场卸职仪式上，自己竟要接受国父的“鞠躬”礼——而作为受众的他们，只须让手指轻触一下帽檐即可以了。这真有点让人受不了，但必须如此，因为此非日常生活的普通礼节，而是作为一个理念象征，它从此将规定一种崭新的国家意志和政体秩序：将军只是武装力量的代表，而议员却是最高权力的代表，无论如何，军队都只能向“国家”表示尊敬和服从。
华盛顿出场了。寂静中，其身躯徐徐降落之幅度超出了想象，代表们无不隐隐动容，谁都明白，这是将军正竭尽全力——用身体语言——对这个新诞生的政体作最彻底和最清晰的阐释。感怀之余，有人竟忘了去触帽……
将军发言极简：“现在，我已完成了战争所赋予的使命，我将退出这个伟大的舞台，并且向尊严的国会告别。在它的命令之下，我奋战由久……谨在此交出委任并辞去所有的公职。”
他从前的下属，现任议长答道——
“您在这块土地上捍卫了自由的理念，为受伤害和被压迫的人们树立了典范。您将带着全体同胞的祝福退出这个伟大的舞台，但是，您的道德力量并没随您的军职一起消失，它将永远激励子孙后代！”
据史记载，当时所有的眼眶都流下了热泪。
个人、权力、军队、政府、国家……政治金字塔周围这些萦绕不清的魍魉蛛网，就这样被华盛顿们以一系列大胆而优美的新思维杠杆给予了澄清和定位。它们的性质与职能，被一一定格在严厉的法律位置上，不得混淆或僭越。将军朝向议员们的鞠躬是为了让后人永远牢记一条常识：一切权力来自上帝和人民，武器的纯洁性在于它只能用来保卫国家和公民幸福；军队从来就不是个人或集团财产，作为公民社会的一部分，它只能献身国防而不可施于内政；领袖本人须首先是合格公民，须随时听从国家召唤，其权力亦将随着阶段任务的完成而及时终止……
请想一想华盛顿……（5）
这是第一代美国人为后世贡献的最杰出的理念之一。犹如慈爱的父母在孩子胳膊上提早种下的一粒“痘”，正是凭借这份深情的疫苗，此后的美国政治才在肌体上灵巧地避开了军事*的凶险，最大限度地保证了社会的稳定、自由与和平。
华盛顿鞠躬的油画悬挂了二百年，“国家绝不允许用武力来管理”这个朴素理念，也在美国公众心里扎根了二百年。两个世纪以来，美国社会的政治秩序一直温和稳定、未有大的集团*和恶性斗争——和该理念的始终在场有关，和华盛顿们最初对军队的定位有关。1974年6月，颇有作为的尼克松总统因“水门事件”栽了运，当最高法院的传票下达时，白宫幕僚长黑格曾冒失地提议：能否调第82空降师“保卫”白宫？国务卿基辛格轻轻一句话即令这位武夫羞愧难当，他说：“坐在刺刀团团围住的白宫里，是做不成美利坚总统的。”
那幅画不是白挂的，它绝非装饰，而是一节历史公开课，一盏红灯闪烁的警示屏。它镌铭着第一代建国者以严厉目光刻下的纪律。尼克松难道会自以为比华盛顿更伟大、更享有军中威望吗？谁敢把乔治当年交出的权力再劫回来？
保卫白宫和保卫每座民宅的都只能是警察，而永远轮不到军队。美国宪法明示：任何政党、集团不得对军队发号施令，动用军事力量干预国内事务是非法的。军队只能是“国防军”，而不会沦为所谓的“党卫军”“御林军”“冲锋队”或“锦衣卫”。尼克松最终向这一理念耷下了高傲的头颅，他宣布辞职的刹那，脑海里会不会蓦闪出华盛顿那意味深长的微笑？
绝对的权力绝对腐蚀人。僵滞的权力也绝对僵滞一个社会的前行。权力者爱护这个国家最好的方式便是在适当之时交出权力。凭这种清洁的信仰和人文美德，华盛顿和伙伴们终于齐力将“美利坚”——这艘刚下水的世纪旗舰推出了殖民港湾，并小心绕过浅滩和暗礁，引向燃烧着飓风与海啸的深水，引向自由、干净与辽阔……
仪式一完，华盛顿真就回家了。像一个凯旋的大兵，两手空空，轻松地吹着口哨，沿波托玛克河，回到阔别多年的农庄。那儿有一幢简楼、家人和几条可爱的狗等着他。五年后，当美利坚急需一位总统的吁求正式下达，他的休养计划被中止。但连任两届后，他坚决辞去了公职，理由很简单：我老了，不能再耽搁下去了。他当然明白，假如自个乐意，即使再“耽搁”几年，是不会有人喊“下课”的。但那样一来，即等于背叛了自己的信仰，等于不尊重国家和选民对自己的尊重……离职后不久，他在故乡平静地去世。
布衣——将军——布衣——总统——布衣。此即华盛顿平凡而伟大的生涯故事。八年军旅，置生死度外；八年总统，值国家最艰困之时，实无福禄可享……每一次都是临危受命，挽狂澜于即倾；每一次都是听从国家召唤，履践一个公民的纯洁义务。
那提议用“华盛顿”来为首都命名的人真是太智慧了。
史上大人物的名字比比皆是，可真正禁得住光阴测试和道义检验的却廖廖。有的凭权势或时运，固可煊赫一朝，但验明正身后很快即暗淡无光，甚至被弃汰如粪，沦为恶名。而“华盛顿”不，作为生命个体，他的清白、诚实及所有伟岸特征皆完整保持到了生命终点。作为一个响亮的精神名词，其理想内涵不会因光阴的淘洗而褪色变质，相反，却历久弥新，来自后世的敬重与感激——随着历史经验的积累和世界坐标的参照——而愈发强烈、挚深……
（20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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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利的傲慢
耶路撒冷有一间名叫“芬克斯”的酒吧，面积仅30平米，却连续多年被美国《新闻周刊》列入世界最佳酒吧的前十五名。究其奥妙，竟和这样一则故事有关——
酒吧老板是个犹太人，罗斯恰尔斯，在其悉心经营下，酒吧小有名气。一天，正在中东访问的美国国务卿基辛格来到耶路撒冷，公务结束后，博士突然想光顾一下酒吧，朋友推荐了“芬克斯”。
博士决定亲自打电话预约，自报家门后，他以商量的口吻说：“我有十个陪同，届时将一同前往，能否谢绝其它顾客呢？”按说，出于安全考虑，是可以理解的，何况这样的政要造访，对一家商户来说，是求之不得的幸事。
谁知老板不识抬举，他接受了预约，但对国务卿的附加要求却不接受：“您能垂幸本店，我深感荣耀，但因您的缘故而将他人拒之门外，我无论如何也做不到。”博士几乎怀疑耳朵听错了，气冲冲挂了电话。
第二天傍晚，“芬克斯”的电话又响了，博士语气柔和了许多，对昨天的失礼致歉后，说这次只带三个同伴，只订一桌，且不必谢绝其它客人。
“非常感谢您的诚意，但还是无法满足您。”
“为什么？”博士惊愕得要跳起来。
“对不起先生，明天是礼拜六，本店例休。”
“但，我后天就要离开了，您能否破一次例呢？”
“作为犹太人后裔，您该知道，礼拜六是个神圣的日子，礼拜六营业，是对神的亵渎。”
博士闻后，默默将电话合上。
读完这则故事，我默然良久，为那栋叫“芬克斯”的小屋怦然心动。
我想，基辛格博士是不会轻易忘掉这件事的。
这样的事既令人沮丧，也令人鼓舞。人人生而平等，人最重要的权利即拒绝权力的权利……博士从这位傲慢店主身上领教到的“公民”涵义，从一份商家纪律中感受到的“尊严”与“权利”，比那些镌在纪念碑、印在白皮书上的，显然更深刻，更有份量。
权利，面对权力，应该是傲慢的。
后来，我竟莫名地打量起它的真实性来，会有这等傲慢发生吗？
很快我明白了，疑心完全是“以己推人”的结果。是对自己和周围不信任的结果。是在一个完全不同的文化和制度环境中深陷太久的结果。无论地理还是灵魂，耶路撒冷，都太遥远了，像一抹神话。
一件小事，仔细品味却那样陌生，那般难以企及。从开始到完成，它需要一个人“公民”意识的长期储备，需要一种对尊严和规则牢固的持有决心，需要一个允许这种人、这种性格、这种人生——安全、自由、稳定生长的环境……
坦率地说，我对这等事发生在自己身上不抱信心。即使这个故事让我倍受激励，假如我有一间“芬克斯”，便能重复那样的傲慢吗？（哪怕是作秀，哪怕是一个市长）作为一记闪念，或许我陡然想对权力说不，但该念头是否顽固到“不顾世情”“不计弹性”的地步，是否有足够的决绝以抵御惯性的纠缠——而绝无事后的忐忑和反悔？我真是一点信心没有。
我是我环境的产物。我的一切表现都是环境和经验支付的，我实在拿不出有别于他人的“异样”。从发生学的角度看，遗传的力量总是大于变异。
我向往，但我不是。
（199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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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裁者的性命之忧（1）
“共和国的精神是和平与温厚。”
——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
1
从1989年12月中旬开始，在“打倒人民公敌”“*者滚下台”的愤讨声中，尼古拉?齐奥塞斯库，这位几天前还“深受爱戴”的罗马尼亚总统成了一只丧家犬，惶惶然在遍布自己塑像的国土上东躲西藏，正像四十年前他亲口咬定的那样：“任何专制的暴力一旦与人民的正义之师交战，必将粉身碎骨。”始料不及的是，不仅民众唾骂他，连亲手培植的爪羽——国防军和基层“党之家”也背弃了他。当齐氏和任第一副总理的贤内助慌不择路时，几乎所有罗马尼亚的广播都响起了这样的声音：“各位市民请注意，人民公敌齐奥塞斯库和埃列娜正劫持一辆紫色达契亚轿车逃跑，请予以缉拿……”
齐氏更没料到，在亲手缔造的这个“*、团结、欣欣向荣”的大家庭里，竟会上演这样的事：从12月22日晚执行逮捕到被推上断头台，只相去3天！
虽身陷囚笼，但“喀尔巴阡山的雄鹰”并未死心——
不是要审判我吗？既然封我“人民公敌”，至少公审公判吧？至少面对广大人民吧？他暗暗打定了主意，只要国际媒体的镜头盖一打开，只要电视直播的摄像机一启动，即用那滔滔不绝、极富煽动性和号召力的口才（整整24年里，这口才曾赢得了多少暴风雨般的掌声）——同政敌一决雌雄，他甚至连腹稿和表情都准备好了。
但，齐氏太异想天开了，他万万没想到，等待他的根本不是什么人山人海的旁听席，没有政坛显要和外国友人，没有高规格的审判团和律师团（审判长竟只是个司法部的小局长，波帕?吉克，这个名字他简直闻所未闻），从防暴押解车里爬山来，他走进的是一间只有原告、被告和军警的屋子。自然，电视上会出现“公开审判”的镜头，但那是经过剪辑的……
对手不给他任何表演的机会，预想中的舞台根本不存在。
只有绝望，空荡的绝望。
1989年12月25日，当耶稣诞辰的钟声响起时，一个混含着仇恨与蔑视的嗓音在一间与世隔绝的屋子里回荡：“人民公敌尼古拉?齐奥塞斯库一案，证据确凿，事实清楚，根据《罗马尼亚刑法》第162条、第163条、第165条和第357条，被告犯有故意杀人罪、危害国家安全罪、破坏公共秩序罪、贪污罪、受贿罪——数罪并罚，判处被告尼古拉?齐奥塞斯库死刑立即执行，没收全部财产，不准上诉。”
他心爱的女人也将魂归西天。
秘密审判，不准上诉，从被捕到毙命，仅三日之隔，这已远非正常性质的审判，甚至携恐怖之嫌。为何会发生这种极端呢？原因只一点：仇恨和恐惧！对民众来说，是仇恨；于政敌而言，则是恐惧——那种一天也不敢让*者多活下去的恐惧！他们太紧张了，太熟悉对手的报复手段了，其神经像拉簧一样已绷到了极限，再僵下去，即要崩溃。
可这对齐氏来说，又有什么可错愕的呢？难道这不正是您一贯的铁腕政策？您不是坚定地认为“目的高于手段”吗？每每将司法程序省略到极点的，不正是您自己吗？除却“齐奥塞斯库”几个字，判决书的每句台词不都是您耳熟能详的吗？当气急败坏下令向示威学生开枪、当督令坦克不顾一切冲上大街时，您想过“法治”“*”这些字眼吗？当在秘密处决*的手令上签字时，您又何曾有过一丝犹豫和迟疑？
独裁者的性命之忧（2）
更可怕的是，对此非常态的审判，人民群众竟毫无异议！偌大一个国家，竟没有一个人公开质疑，正应了一句老话：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其实，早在45年前，齐奥塞斯库夫妇的命运就在一对意大利人身上预演过了：墨索里尼及情妇克拉雷特。战争尚未结束，一支衣衫褴褛的山区游击队就匆匆宣判了他们的死刑，然后，意大利历史上最著名的一组尸首，便像动物一样被悬吊在米兰广场上，待怨毒的鞭子来抽打。单就这一场面，确称得上恐怖了，但问题是：在你亲手缔造的那座恐怖半岛上，对手还能想出别的更简单的办法对付你吗？要知道，他们像害怕恶魔一样怕你，怕你再将屠刀架在自己脖子上，他们一听你的名字就哆嗦，甚至迷信地担心你复活，为了活下去，为了释放恐惧，他们只好表现得比你更疯狂更决绝。
这是仇恨的力量，但更是恐惧的力量。
对齐氏们来说，像纽伦堡或海牙那样的审判庭，简直就是梦中天堂了。在那儿，至少有辩护、有上诉、有旁听、有表决、有探视……从这点看，他远不及另一位同壕战友——前*德国领导人昂纳克幸运，后者面对的不是政敌的恶性报复，而是相对公正的西德司法程序和国际法准则。
我想，在*者坐以待毙时，他对敌人最大的期许或许是：要是这些人奉行*与理性该多好啊！可惜，要让自己的臣民在短短几天内学会司法公正与*理念，简直痴心妄想、缘木求鱼。太晚了，他们从你这儿得不到的，你也休想从他们那儿得到。因为，他们身上压根没机会生长那东西——直到最后一刻你才怀念起的东西。难道不正是你，早早即把酝酿它的种子和土壤给踩烂了吗？从这个意义上说，你死于自己。
2
靠暴力维系的权力，最终埋葬它的，不会是别的，惟有暴力的掘土机。
长期恐怖的社会氛围，往往招致反恐怖手段也是恐怖的。“恐怖导致与恐怖作斗争的人也变得残忍，它使温和的人也学会了暴烈莽撞。”（路易斯?博洛尔）。而理性——即使尚剩一点残渣的话，也早被仇恨的浓烟熏得睁不开眼。真实的情况是：长期的政治高压，对*信息的封锁，对自由文化的防范，对*人士的*……使得这个国家的臣民和其家长一样头脑鲁莽，缺乏公民精神滋养，缺乏*教育，没有合法审判的经验和参照，没有诉诸理性的习惯和宪政遗传——除了以恶惩恶、以暴抗暴的本能，他们头脑中就再没输入过别的。
那么，是否仍不乏一支（哪怕再微不足道的一线）试图阻止施暴的力量呢？比如会不会发生这样的事：几位记者或律师不顾一切地站出来，向同胞大声疾呼——再罪孽深重的人也有权得到合法审判？或许确曾有过这可能，但现在没有了。因为，那些高尚的充满理性和不计私利的头脑，那些最早鼓吹*政治的人，早已成了*的牺牲品，早已被不容异端的权力提前绞杀了。剩下的，惟有对*的无知，对*的冷漠，对武力的效仿。如今，已没有谁出来拦截冲向*者的拳头和棍棒了（假如他们活着，本来最有希望这么做的。也就是说，那些被*者提前杀死的人，恰恰是唯一可能在未来使*者免遭非法侵害的盾牌）。
不宽容导致新一轮的不宽容，暴虐衍生新一茬的暴虐。在将最优秀的政敌（比如法国大革命中恳赦国王的“吉伦特派”）斩草除根、格杀勿论之后，迎接杀戮者的只能是更激烈的施暴和反打。当把一个国家最宝贵的“温和派”和“理性派”推进坟墓时，也就等于提前把自己送进了坟墓。*者应从正在倒下的身体上看见自己尸首的影子——因为那些罹难者，本是唯一主张以正常方式审判自己的人——在未来，在仇恨的烈焰冲来时，本应由他们为奄奄一息的*者筑起“防火墙”和“隔离带”。
独裁者的性命之忧（3）
历史上，这样的情形屡见不鲜：*与反*，使用的竟是同一工具和手段。反抗者根本不会，也不可能想起别的法子对付昔日仇人。而且，即使在收割了暴君的头颅之后，那块土壤也会疯长新一茬的剃头刀，正像法国十八世纪末上演的那样：从“三级会议”到“国民公会”再到“热月政府”和“督政府”，从“执政帝国”到“百日事变”再到“波旁复辟”，从路易十六到马拉和夏里埃，从罗兰、丹东、德穆兰到罗伯斯庇尔和圣鞠斯特……头颅如椰子般纷纷滚进大革命的草筐，最终人们发现：这要求填满的筐子竟是漏底的！
3
罗马诗人查维纳说过：“没有一个专制暴君能安享天年。”
古代暴君多被宫闱阴谋和朝堂政变所弑，近代以降的*者，多为激愤的民众所杀。希腊人把诛戮暴君当作公民的义务，罗马人将之奉为美德事迹，连西塞罗、弥尔顿等大文豪也公然誉之……可以说，在几千年讲究“德政”“明主”的传统政治史上，“暴君当诛”，一直受到民间舆论的鼓吹，甚至得到了权力意识形态的怂恿（实为篡权者所盗用）。直到十九世纪中期，随着对法国大革命的理性反思，该状况才有所转机。
按现代理性看来，这些不择手段只求目标、不计历史成本只图正义*的行为，无疑应受谴责。事实证明，代表大多数人私意的“众意”和象征法理及历史正义的“公意”常常是矛盾的。法制文明、**，其服务对象乃一切社会公民，不仅保护正常人利益，还负责犯罪嫌疑人的正当权益，侵害哪怕暴君的人身安全也是犯罪。这种犯罪，若借道德之名恣肆流布，即会重蹈大革命的悲剧：一面宣布永远结束专制时代，一面迎来一场更恐怖的混乱时政。
美国历史上涌现过那么多有争议和得罪人的政治家，但他们卸职后，罕有遭报复的，更不用说暗杀了。为什么？因为他们不是国王，更非*者，很少有滥权的机会（完备的法治程序和制衡原理会大大减少权力的过失），政治过错很少被看作“一个人的罪孽”，政治家的安全也不是靠权力系统维系，离开了权力，恢复为常人的他们反而更安全。即便像尼克松那样被起诉，也会面对相应的司法程序，而非极端性的暴力*。
在宪政社会，不同政见者或许去焚烧国旗、*示威，但不会以消灭某个当权者的肉身为目标，因为他清楚：自己所反对的乃政府集体的决策，乃权力机关合议的结果，而非某人的私自意志，权力者本人只是个代言符号而已，即使从肉体上令之毁灭，也无助于事实改变。同时，更因为像*示威之类的行为被宪法充分尊重和保护，所以，即使再激烈的敌对情绪，由于得到了合理发泄和即时疏导，也不会延伸出极端后果。
惟有在绝对“人治”的时代，仇恨才会冲着权力者本人而去，因为大家清楚，所有不公正和残酷现实，皆因垄断权力的斯人（即“一手遮天”者）而起，和其它社会元素无关。既然政府之事即斯人之事，国家意志即斯人意志，那么，人们即会意识到：只有斯人的毁灭，才会给民生带来福音，给社会带来转机。于是，弑君——作为一股隐秘的历史愿望和民意冲动，早就在私下磨刀霍霍了。
*社会的权力转移，通常在有序的选举系统内进行，作为一种自由与温和的方式，它的输赢和更迭都是“精神性”（非“肉体性”）的，远离暴力和武器，故历史成本也最低。而极权社会里的权力角逐，情形则大变：政变或革命，无不以死亡为赌注，以“铲恶务尽”为目标。在一个完全拒绝对话与协商的社会里，任何一缕理想的实现都只能靠肉体和性命去搏取——就像奴隶主欣赏人兽戏，而斯巴达克则把奴隶主关进狮虎山——以恶抗恶，以命搏命，杀人者亦被杀——一种最原始、最粗陋、成本最高的“物质性——肉体性反抗”。
独裁者的性命之忧（4）
*者不仅死亡风险高，统治成本也大得惊人，非法和脆弱的权能离开了死刑和武力，几乎一天也呆不下去。比如中非“食人皇帝”博卡萨，这个马基雅弗利亚主义者，最信奉的即《君主论》名言：“军事问题应是君主唯一专业，忽视军事就会亡国，而精通军事，会使你赢得整个国家。”为此，他颁布了《优军法案》，使全国总人口的二十分之一成了军人，国家预算的一半划为了军费。可惜的是，马基雅弗利亚忘了告诉他：权力者愈嗜暴，暴死的危险愈大。很多时候，*者无不死于自己的刑罚，死于自己的游戏规则，刽子手无意中常常扮演了自己的刽子手之角色。1987年，在博卡萨被处死前，有人替他算了一笔账，按他制定的《刑法典》：其左手将被剁掉三千次，右手将被砍掉两千次，耳朵将被削掉一千回，而脑袋，将被砍掉六百遍……
应该说，从《刑法典》出笼的那一刻起，博卡萨的死，就被提上了历史日程，列入了民间的叙事年表，接下来，只是时间问题了。历史上的大*者有哪一个善终的？不是暴毙，就是流亡。从恺撒大帝到拿破仑，从查理一世到路易十六，从墨索里尼到特鲁希略，从马克斯到波尔布特……*者无时无刻不有性命之忧！于之而言，唯一的暂时安全保障即在于威权，只要御座的铜钉有一丝松动，只要有一个偶然，只要从那个位子上稍有闪失或游离，即有血光之灾……事实证明，“万岁”神话其实虚弱得很，比起那些蝼蚁一样行走的下民来，*者的性命之忧远大得多。
*社会的情势则完全不同了，由于司法理性的在场，政客即使犯罪，也会受到合法的审判和公正待遇。像日本前首相田中角荣，因涉嫌受贿于1976年7月被捕，后被保释，对此案的调查竟持续了7年之久（与齐奥塞斯库的“三天”多么大相径庭），1983年被提起公诉，判4年有期徒刑。再者如韩国“世纪大审判”，虽早有传闻，两个臭名昭著的前总统全斗焕和卢泰愚，很可能被判重刑，但稍有理性的人都会预感，他们是不会真正被处死的，喋血的“光州起义”不会以血债的方式向历史索要对称的祭坛。在韩国，几十年风起云涌的*浪潮和*运动所确立的社会理性和文明底限，已使所有仇怨都会得到严格的监视与存放——金泳三新政府正是靠这些与旧政权不同的信仰和承诺赢得胜利的。
事实也证明了这点：从1995年10月韩国检查机关立案调查，此后9个多月里，两人先后35次被提审，据悉，光调查卷宗的数量，即可载满百辆卡车（这至少证明了司法的勤奋与严谨吧）。1996年8月26日一审判决，俩人以军事政变、受贿、*民众等罪名被判死刑和无期徒刑。同年12月16日，汉城高等法院宣布为全、卢减刑，前者由死刑改判无期徒刑，后者由无期改为有期徒刑17年，理由是：全、卢政权和平交接避免了流血。
消息公布，少有人意外。并非习惯了政治舞弊和官官相护，而是大家都清楚，像韩国这样一个步入稳定*期的社会，无论人道考虑，还是政治理性，对两位前总统执行死刑都是不可能的。韩国“世纪大审判”的意义和历史诉求，并非一定要将谁送上绞架，而在于彻底告别一个武力威胁*的时代，一个黑金垄断与幕府政治时代。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独裁者的性命之忧（5）
一个政治宽松、性情温和的社会，秩序的紧张程度、法律的负担都会大大减轻，处罚将受到最大限制。进一步讲，如果一个社会废除了死刑（许多国家基于人道原则和宗教等文化习性，已废除了死刑，比如奥地利、荷兰、比利时、意大利、瑞士、芬兰等），所谓的“性命之忧”又从何来呢？那时，对犯罪嫌疑人来说，就只剩下“不自由之忧”。
4
在一块没有*和自由的土地上，不同精神文化和信仰必然意味着斗争和彼此征服的企图，其历史，亦必然伴随着人头涨落的潮汐，包括各式*者的人头……那么，怎样缓解信仰多元造成的政治矛盾？怎样降低意识形态冲突带来的社会消耗与历史成本？
精神面貌与政治形态的关系，是一个世界性课题。癫狂、严厉、偏执、激烈、苛刻，不仅是*者个人的气质，也是所有威权政治的共征，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说：“共和国的精神是和平与温厚。”和平与温厚，作为一种精神特征，一定程度上已成了检验一部制度“共和”与否的砝码。
在此，美国人作出了榜样——
自有史以来，美利坚即是一个信仰多元、文化自由的国家。二百多年里，除一次不得已的南北战争外，基本无内战发生，更无血腥的权力之争。而南北战争最直接的起因，并非农奴问题（林肯政府本欲通过经济和文化渗透逐渐解决），而是南方诸州脱离联邦的分裂行为。耐人寻味的是，美国人（尤其胜利一方）在经历了这场同室操戈后所表现出的自由理念——政治文化上的宽容态度，因最初意识形态对立而燃起的仇恨，竟在最短时间内被双方打扫得干干净净，一场死伤百万人的鏖战（战争历时四年，北方伤亡63万人，南方伤亡48万人）几乎没留下精神后遗症。美国人到底怎么做的呢？
或许，有一些细节最能说明问题：在美国的国会大厦里，陈列着众多雕像，那是国会让每个州送来的本地英雄的雕像，每州两座，结果，弗吉尼亚州呈送的竟是南北战争中赫赫有名的两位“叛军”领袖——南方临时总统杰弗逊?戴维斯和南方军事统帅罗勃特?李的雕像，谁知，国会毫不犹豫地照单全收。（按我们的经验，确有点儿匪夷所思：这“送”不是一种公然挑衅和冒犯吗？这“收”不是自辱自侮的妥协吗？）另外，作为美国历史上最重大的冲突事件，南北战争在各地竟矗立着不同（甚至截然相反）的记忆姿势：在南方，随处可见南军纪念馆，同时以各式纪念活动公然赞美他们的子弟兵，“叛军”竟有滋有味地享受着英雄礼遇；即使在北方，比如宾夕法尼亚州的葛提斯堡古战场遗址，也如实地诉说着当年双方的战绩与英勇，李将军立马抽刀的铜像威风凛凛，气势上甚至比南方自己的雕像还生猛雄壮，你真是看不到半点厚此薄彼的意思。
这体现了美国人的一种主流精神：对多元文化的理解和尊重，对不同意识形态的包容与宽待——拒绝意识垄断和权力化。
曾有过问卷调查：美利坚二百多年历史上，最引以为傲的“国家成就”是什么？绝大多数回答竟是“联邦制的美利坚合众国没有分裂”。众所周知，在文化、宗教、法律与政策等方面，联邦制是一种极为松散和疏离的组合，世界上那么多中央集权的国家都常面临分裂危险，而美国竟然不忧于此，为什么？m 书包网最好的txt下载网
独裁者的性命之忧（6）
奥秘恐怕就在其自由主义的国家精神上，亦即孟德斯鸠标榜的“和平与温厚”。这在南北战争上表现得尤为充分，战争一结束，林肯就及时颁布了大赦令，赦免全部南方军将士的战争罪。那位投降的李将军，既没有因“叛国”而遭到北方的审判，也没有因“降北”而招致故乡的唾骂，相反，由于他放下武器，避免了更多青年的牺牲，且敢于牺牲个人的军事荣誉，而同时赢得了南北方的共同尊重……在这样温和与宽松的政治环境里，战争伤口是很容易愈合的。
想想如今仍有多少国家——为内战宿怨和信仰冲突，其仇恨绵延几十年乃至几世纪而不得解，再看看美国土地上那些巍峨的“李将军”塑像，不得不让人对其政治胸襟和精神能力而油生敬意。愈是思想多元、文化多元，其社会结构反而更稳定，愈是强调意识统一，却适得其反，社会更加混乱与虚弱。政治信仰和意识形态上的妥协，其受益者是大众，是国家和历史。或许有人担心，诸如李将军雕像那样的记忆符号，会不会给国家带来文化上的反动？其实多虑了，对于后世的美国人来说，是完全将之作为史志文化而非政治理念来供奉的，说到底只是一种历史性、地方志式的审美活动，其情形就像今天的中国人游览万里长城——只赞叹其壮观雄阔而不追究工程背后的罪恶一样。如今，赞同奴隶制的美国人早已绝迹，但这并不妨碍他们怀念自己的乡土历史。
正像林达在《我也有一个梦想》中所说：“谁有权力来制定记忆版本？是政府吗？政府没有这个权力，它也没有*，因此也没有统一的教科书。是历史学家吗？他们可以各抒己见，但是同样没有权力规定一个统一的记忆版本……谁是谁非也许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谁都可以拥有自己的记忆版本。这才是南方之所以始终不同意北方的记忆，却再也没有冲动要第二次分裂出去的原因。”
剥夺别人的记忆，也就是剥夺自己的记忆；剥夺别人的自由，即等于剥夺自己的自由，这正是自由主义的理念。尽量营建一个宽松、妥协、温和的政治气场，使每一个生活成员都有安全感和稳定感，尽一切力量化解仇恨、消弥裂痕，减少政见纷争给社会带来的消耗，降低矛盾斗争的历史成本，是二百年来美国政治文化的最大特点。
二百年间，美国历史上几乎找不到“政变”“起义”“革命”的记载，这并不意味着它没有党派纠纷和集团之争，但这些竞争基于理性，且按一套缜密而谨慎的游戏规则来进行，你见不到那种“你死我活”“仇人相见”的冲突，没有硝烟血腥和牢狱之灾。其党派团体的成员之间、成员和首领之间，基本是一种松散的联盟关系，没有绝对的意志服从和忠诚可言，没有思想和人格上的隶属，亦就无所谓“背叛”和因之而起的党内*与清洗了。尼克松“水门”案中，指控他的人里，不就有很多自己的同党成员吗？
所以在美国，失败的政治家是不存性命之忧的，既无被诛的总统，亦无遇弑的将军，连逃亡和流放的都没有，无论犯下多大过失，他们都信任“美国”这个巨大掩体所能提供的安全，都信任“公民”一词所意味的权利与公正。“和平与温厚”，除了体现在它的国家精神和政治文化上，还折射在对一些特殊群体的态度上，比如战争中的己方被俘人员（甚至是主动缴械者），他们不仅没有遭遇歧视和*，反而在生命价值上被给予了充分尊重与呵护（正是基于这种对母邦文化的信任，历次战事后，美国战俘几乎没发生过拒绝返乡的事）。对待外敌，也基本是同样的态度，二战晚期，大批的敌军士兵宁愿被盟军俘虏也不愿为苏军所获，至少暴露出了他们对不同意识形态（“温厚”与“严厉”）的一种选择、一种
信任度的投票罢。
（200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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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你老了，头白了……（1）
什么时候我们能责备风，就能责备爱……
——（爱尔兰）叶芝
当你老了，头白了，睡思昏沉，
炉火旁打盹，请你取下这部诗歌，
慢慢读，回想你过去眼神的柔和，
回想它们昔日浓重的阴影……
多少人爱你青春欢畅的时辰，
爱慕你的美丽，假意或真心，
只有一个人爱你那朝圣者的灵魂，
爱你衰老的脸上痛苦的皱纹……
垂下头，在红光闪耀的炉子旁，
凄然地轻轻诉说那爱情的消逝，
在头顶的山上它缓缓踱着步子，
在一群星星中间隐藏着脸庞。
威?勃?叶芝（1865—1939），英国象征主义诗人，剧作家，爱尔兰文艺复兴的领袖之一。
世纪之交，叶芝以饱满的激情为故土事业而忙碌。政治上他拥戴爱尔兰自治，但又是一个保守派和渐进论者，他反对暴力，主张改良，憎恶杀戮与复仇。这位物质与精神的贵族，在性情和生命实践上，堪称一个温美的理想主义者。
1889年，对诗人来说永生难忘。爱，降临了。
他与美丽的茅特?冈第一次相遇。她不仅仅是个著名女演员，更是位“朝圣者”——其时的爱尔兰民族运动领导人之一。关于那惊鸿一瞥的触电，诗人忆云：“她伫立窗畔，身旁盛开着一大团苹果花。她光彩夺目，仿佛自身就是洒满了阳光的花瓣。”
《当你老了》，即叶芝于1893年献给茅特?冈的。不幸的是，诗人的痴情没有换来对等的回报，他得到的是冷遇。这一年，诗人28岁。
和那些幽幽的“静物”型美人不同，茅特?冈性格外向，追求动荡和炽烈的人生。除了灵慧的艺术细胞，上帝还在其血液中注入了旺盛的冒险因子，她是一个敏于政治、主张在外向行动中赢取生命意义的女子。
惊人的美貌和桀傲不驯的性情、温柔的躯体和狂热刚韧的意志、艺术才华和披坚执锐的欲望、舞台上的优雅婀娜和狂飙突进的政治爆发力——种种混血特征，种种不可思议的品质，一起融就了神秘的茅特?冈！注定了她在女性花园里的稀有，注定了她在爱尔兰历史上的叱咤，亦注定了她在诗人心目中的唯一与永远。
叶芝是诗卷和云层中的骑士，地面上却不然，他更多地是一个先知，一个歌手，一个社会问题的冥思者和文化旷野上的呼喊者，而非身体行动和广场风暴中的骁将，其天性决定了这点。所以现实中，他的手上不会握有射出子弹并致人死命的枪管，其鹅毛笔上也不会沾染谁的鲜血。英国诗人奥登，在《怀念叶芝》里即有“把诅咒变成了葡萄园”之说。
敏细、多情、犹豫、矛盾重重……叶芝性格中沉淀着宁静的理性和智者的忧郁，太贵族太书卷气，无论体魄还是气质，都缺乏结实的“肌肉感”和外向扩张力。而诸如起义、暴动等物质方式的斗争，是需要易激易燃的肌肉元素做柴薪的，需要那些以*、粗糙、冲动、彪悍和“酒神”精神为生命特征的勇士……
所以他永远都够不上茅特?冈倾心的那种斯巴达克式的雄性标本。虽彼此尊重和敬佩，但“朝圣者”的政治原则和独立主见，使之不会在感情上接受诗人天生的柔软。她一次次拒绝叶芝的痴情，即使在自己最落魄的时候，即使在对方荣誉最盛之时。
1903年，“朝圣者”最终选择了一位军人作为法律上的丈夫：麦克布莱德少校。她的婚礼也让人瞠目结舌：没有婚庆喜乐，却有军鼓、号角和火炮轰鸣；不见婚纱彩车，却飘扬着各色旌帜和指挥冲锋的三角旗……
当你老了，头白了……（2）
这确是同志的婚礼。也是诗人爱情的第一次葬礼。
从美学上看，俩人的生命气质恰好构成了一种反向的凸凹。作为理性向下深“凹”的他，无法不被对方浑身洋溢的那种“凸” 的饱胀和英勃之姿所诱惑，所俘虏。更要命的是，她美！美得罕见，美得过分！这种“凸”的攻击性竟生在一副妖姬般的肢体上。如果她长得一点不美，或美得不够，事情就简单多了。
他远离茅特?冈的战场，却一步也未走出过她的情场，走出她作为女人的雷区。
在接下的数十年光景里，从各式各样的角度，茅特?冈不断地撩动诗人的神经，他感伤、失眠、沉思、动容，为她的事业所激越，为她的安危所牵绊，为她的偏执所忧虑……总之，他摆脱不了斯人的影子，其音容笑貌，像雪巅无人区的脚印一样，深深收藏在诗人脑海里，成为挥之不散的灵魂印章。“每当我面对死神/每当我攀登到睡眠的高峰/每当我喝得醉醺醺/我就会突然看到你的脸。”（《一个深沉的誓言》）。其一生中，至少有几十首诗是因茅特?冈而作，就连晚年最重要的诗集《幻像》也莫能外，在该书献辞中，他说：“你我已三十年没见，不知你的下落，很显然我必须将此书献给你。”
在一首题为《破碎的心》的诗中，他感慨万千：“为你一个人——认识了所有的痛苦！”这痛苦对普通人来说可谓不幸，但于诗人的艺术生涯而言，却属福祉。现实之死，正是艺术的开始。苏格兰诗人绍利?麦克兰在《叶芝墓前》里说：“你得到了机会，威廉……因为勇士和美人在你身旁竖起了旗杆。”
“勇士”，当指爱尔兰自治运动中那些武士般的激进者。“美人”则由茅特?冈领衔主演了，她甚至身兼双职。那“机会”，指的是一个时代所能给一个天才提供的精神资源和能量。
1916年复活节，爱尔兰共和兄弟会揭杆而起。暴动失败后，包括麦克布莱德在内的众多起义者遭处决。对于起义，叶芝虽理性上无法接受，但在喋血和绞架这些悲壮的符号前，诗人被震撼了，牺牲本身那种天然的纯洁性、所辐射出的信念硬度和恢宏的生命气势——都向诗人传递着一种高尚的悲剧美、一种礁石搏击旋涡的高潮之美……就连麦克布莱德——这个昔日情敌兼“酒鬼”的形象也陡然高大起来，“一切都变了，一种可怕的美已诞生！”“我们知道他们的梦，知道/他们曾梦过，死了，就够了……”（《一九一六年复活节》）
从历史的公正角度说，叶芝那些让茅特?冈不屑、甚至讥为“冷漠”“软弱”的理性，无疑是充满智慧和远见的。不仅对十九、二十世纪之交的爱尔兰，就是之于整个世界、之于二十世纪的无产者运动和民族激进革命，也属犀利的批评和深邃洞见。比如那首《伟大的日子》：“革命万岁！更多更多的炮声！/一个骑马的乞丐鞭打步行的乞丐，/革命万岁！更多更多的炮声！/乞丐们换了位置，但是鞭打依然。”
这种对乌托邦革命的讽喻，这种对“武器的批判”的批判，完全源于一颗赤子之心，源于对民族和同胞的深爱。“长久以来，他追随了那使他自己成为祖国的翻译者的精神——这是一个很久以来就等待着人们赋予一种声音的国家。把这样一生的工作称为伟大，是一点也不过分的。”（诺贝尔文学奖授奖词）
但对历史有用的，对爱情却未必。对人类整体有用的，对一个女人却未必。
爱是风。一场让人害热病害癫痫的风。她能酥化骨头，使之发痒、变软，变得飘然、恍惚、昏沉……到头来，却是浑身发冷、牙齿打颤，丧失对事物的抵抗和分辨。
1917年，诗人竟转向茅特?冈的养女伊莎贝尔?冈求婚。
这次匪夷所思的示爱，毋宁看作一幕时隔半生的、变相甚至变态的——向“朝圣者”的再次跪拜。和三十年前一样，诗人又撞到了墙上。
1919年2月，叶芝的女儿出世（当时他已和一个追求者乔?海?利斯结婚）。此时，诗人五十四岁。激动之余，他写下了《为我的女儿祈祷》，诗中祈求女儿能够美丽，但一定不要像茅特?冈那样美！他认为那样的美反而得不到幸福和安宁，就像希腊的海伦带来的是特洛伊战争……“愿她成为一棵树，枝影重叠/她所有的思想象一只只红雀，/没有什么使命，只是到处撒播/它们的声音辉煌又柔和，/那只是一种追逐中的欢乐，/那只是一种斗嘴中的欢乐……”
显然，他想让女儿远离像茅特?冈的人生模型。但，这毕竟是对女儿的期许，而非对待爱人的标准。同时，是否也更佐证了那位女神对诗人的影响和主宰？
1921年，爱尔兰获得了自治领地位。叶芝出任参议员。
1923年，叶芝获诺贝尔文学奖。
1939年，叶芝病逝。
那些“当你老了”的诗句，那关于“勇士、美人”的故事，将替他继续生活，继续在时间中飞奔、跌宕、飘扬……
茅特?冈，永远住在了他为其亲手搭建的诗歌积木里。
从这个意义上说，他和她永远一起了。
（2001年）
《鼠疫》：保卫生活的故事（1）
——“非典”时期的阅读
我反抗，故我存在。
——加缪
一个天性美好的人，一粒灵魂纯正的种子，日日夜夜受困于令人窒息的菌尘中，他将如何选择生命姿态？如何保证人性的正常不被篡改和扭曲？不被周遭强大的恶质所吞没？
逃走是快捷简易的方法，也是一条消极而危险的方法，因为随时都有被瘟神从后面追上并杀死的可能。且“逃走”本身就是可耻的，它意味着存在的缺席，意味着把配属给自己的那份苦难留给了同胞，由此而生的自鄙与罪感足以将一个稍有尊严的人杀死。正确的选择是：留下来，抗争，至最后。“挺住意味着一切”（里尔克），惟有挺住，才能保卫人的尊严和生命权利。“挺住”，既是生存，也是荣誉；既构成方法，亦造就价值和意义。
面对专制恐怖和法西斯瘟疫的肆虐，加缪的立场正是坚守与反抗。他参加法国的地下抵抗组织和各种*活动，领导《共和国晚报》《战斗报》，既反对纳粹主义，痛斥政治暴力，又谴责不负责任的虚无论调。他高呼：“第一件事是不要绝望，不要听信那些人胡说世界末日！”“让我们宣誓在最不高贵的任务中完成最高贵的行动！”不仅如此，他还在自己的小说《鼠疫》中，为主人公——里厄医生及其朋友选择了这一挺立的“人”之姿式和平凡的“高贵行动”。
四十年代的某一天，灾难直扑向了一个叫“奥兰”的平庸小城。一场格杀毋论的鼠疫訇然爆发。在一名叫“里厄”的医生带领下，人与死神惊心动魄的对峙开始了——
混乱、恐惧、绝望、本能、逃散、待毙、求饶、祷告……人性的复杂与多元、信仰的正与反、灵魂的红与黑、卑鄙与高尚、龌龊与健正、狭私与美德皆敞露无遗：科塔尔的商业投机和受虐狂心理，他为鼠疫的到来欢呼雀跃；以神父巴纳鲁为首的祈祷派，主张逆来顺受，视瘟疫为人类应得的惩罚，最终自己送了命；将对一个人的爱转化为对“人”之爱的新闻记者朗贝尔（为了远方恋人，他曾欲只身逃走，但在与医生告别的最后一刻改变了主意，毅然留在了这座死亡之谷）；民间知识分子塔鲁，他对道德良心的苦苦追寻、对人类命运的忧患与同情，使其一开始就投身于战斗，成为医生最亲密的助手和兄弟，他的牺牲是所有死亡中最英勇和壮烈的一幕：“无可奈何的泪水模糊了医生的视线。曾几何时，这个躯体使他感到多么亲切，而现在，它却被病魔的长矛刺得千孔百疮，被非人的痛苦折磨得不省人事，被这从天而降的仇恨的妖风吹得扭曲失形……夜晚又降临了，战斗已结束，在这间与世隔绝的房间里，这具已穿上衣服的尸体上笼罩着一种惊人的宁静。他给医生留下的唯一形象就是两只手紧握着方向盘，驾驶着医生的汽车……”然而，这不是普通的汽车，而是一辆冒着烟的、以赴死的决心和照明全速冲向瘟神的战车，你有理由确信：正是这“刺刀”的意志令对方感到了害怕，感到了逃走的必要。
里厄医生，一个率先开始保卫生命、保卫城市、保卫尊严的平凡人，一个有着强烈公共职责和义务感的人道主义者。他不仅医术高超，也是这座城市里对一切事物感觉最正常和最清醒的人。他临危不惧，始终按照自己的信仰和原则来行事——惟有这样的人才真正配作“医生”。坦率地讲，他本人对取得这场战斗的胜利一点也没把握，但其全部力量都在于：他知道一个人必须选择承担，才是有尊严和有价值的（承担有多大，其价值就有多大）！他知道为了生活必须战斗，必须为不死的精神而战——即使在最亲密的战友塔鲁倒下时，他也毫不怀疑和动摇。这信仰是生命的天赐，是地中海的波涛和阳光、是相濡以沫的母亲和深情的妻子用爱教会他的。他不膜拜上帝，相信天地间唯一的救赎就是自救！正是这峰峦般高耸的理念支撑着奥兰摇摇欲坠的天幕，并最终挽救了它。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鼠疫》：保卫生活的故事（2）
良知、责任、理性、果决、正常的感觉、尊严意识——正是这些优美的元素雕塑了一群叫“里厄”的头颅。正是医生、职员、小记者这些默默无闻的小人物（而不是什么市长、议员、警察等国家机器人）——以自己结实的生命份量、以情义丰饶的血肉之躯筑就了奥兰的精神城墙。
故事最后，是里厄收到妻子去世电报的情景（而全书开头，是丈夫送病重的她去火车站）。读它的那一刻，一股冰冷的潮湿贯通我的脊椎，仿佛又看到医生那苍白瘦削的微笑——这凄惫的笑容几乎每天都写在那张脸上。
母亲几乎是奔着给他送来一份电报……当她回到屋内时，儿子手中已拿着一份打开的纸。她看了他一眼，而他却固执地凝视着窗外正在港口上演的灿烂的早晨。
老太太叫了一声：“贝尔纳”（医生名字）
医生心不在焉地看了看她。老太太问：“电报上说什么？”
医生承认：“就是那件事……八天前。”
老太太把头转向窗户。医生沉默无言。接着他劝母亲不要哭。
内心里，我低低地向那个沉默的男人致敬。加缪说过：“男人的气概并不在于言辞，而体现于沉默中。”里厄，正是加缪心目中的男人。山峰般的男人。
阅读这部保卫生命的故事过程中，我脑子里不时矗立起两座纪念碑式的声音，仿佛从遥远的神祗山顶上飘来——
“人可以被毁灭，但不能被打败！”（海明威）
“我拒绝人类的末日。因为人类有尊严！”（福克纳）
它们仿佛在为里厄的战斗作着画外音式的现场解说。一刻不停地诠释着、声援着、鼓励着、温暖着……我深深明白，这是女娲补天、夸父追日的飞翔的声音，是普罗米修司的燃烧和西西弗斯推动滚石的声音。正是这声音，捍卫着人类最后的一线生机、希望与荣誉。
灾难本应成为人类最好的课本。不幸的是，大劫之后，人们往往只顾得庆幸，只忙着庆功，只盼着伤疤早日完消，却将皮开肉绽的痛给忘净了。这也是让里厄忧心忡忡的那种情景——
“他们如醉如痴，忘了身边还有世界存在，忘了那些从同一列火车上下来而没有找到亲人的人……”黄昏的街头，幸存者尽情狂欢，“钟声、礼炮、音乐和震耳欲聋的叫喊……当然，亦有一些看起来确实神色安详的漫步者。实际上，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是在自己曾受苦的地方进行着一种微妙的朝圣。他们不顾明显的事实，不慌不忙地否认我们曾在这样的荒谬世界中生活过，否认我们经历过这种明确无误的野蛮，否认我们闻到过这种使所有活人都目瞪口呆的死人气味，最后，他们也否认我们都曾经被瘟神吓得魂飞魄散。”
这与鲁迅所说的“久受压制的人们，被压制时只能忍苦，幸而解放了便只知道作乐”有何二致？
其实，关于“鼠疫”是否真的已经消逝，小说在尾声已作了预言——
“里厄倾听着城中震天的欢呼，心里却在沉思：威胁欢乐的东西始终存在……鼠疫杆菌永远不死不灭，它能沉睡在房间、地窖、皮箱、手帕和废纸堆中耐心地潜伏，也许有朝一日，瘟神会再次发动它的鼠群，选择某一座幸福的城市作为葬身之地。”
正是从这一意义上，我们认定加缪和他的作品不会过时，只要世上还有荒谬，还有现实或潜在的“鼠疫”威胁，我们就需要加缪和他的精神，他的医学方法，他的里厄和塔鲁们的在场。
（200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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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语言可以杀人（1）
——读《伯尔文论》
今天挂着“最高限速60公里”标记的那棵树，就是我兄弟的殉难处。
——（德）海因里希?伯尔
人类在回顾二十世纪自身遭遇的时候，最惨痛的莫过于战争和恶性政治了。它硬硬从我们身边掳走了数亿条鲜活的生命：为什么当某个早晨醒来，突然发觉没有了父母、姐妹或兄弟的体温……
那空荡的床铺的寒冷，那噼啪的骨柴的焚烧，那可怖的空位和记忆断裂之声——数十年后，它依然那么清晰、残酷。“就在这里——就在这个站台上，一个年轻的国家常以她应有的庄严姿态为外国贵宾举行盛大欢迎式，我也经常从这个站台用返程票回家去——而他，我的兄弟就是从这儿被运往集中营的。”更由于那些陆续降生的孩子，在成长中的某个时刻，他们会迷惑地睁大眼睛：为什么我没有祖父、祖母或叔伯……是啊，那些该有的家庭成员哪里去啦？
在华沙、在奥斯维辛、在柏林、在布拉格、在华盛顿、在莫斯科、在中国南京的江边……每一个走进“某某墓地”或“某某屠杀纪念馆”的人，都会被那些亡灵的阴森压迫得挺不起胸来。他们究竟是怎么消失的？那些年轻的瞳孔是怎么噙含恐惧、惊骇、眷恋和绝望即骤然被放扩了的？又是按照谁的命令被执行的？
谁回答了这些问题？
它必须被回答。即使要等到下世纪的语言。
其实，除了枪弹、刀刺、爆炸、毒气室、焚烧炉、刑具、绞架……这些工具杀人的事实外，还有一种非物质的、从而更大规模和威力的情状：语言可以杀人！有时甚至就干脆表现为那几个常在耳边说三道四的词：比如“祖国”“自由”“保卫”“人民幸福”“民族利益”……（谁有能力和胆魄怀疑这些硕大的词呢？）有了这些天生就高尚和巍峨的盾牌，杀人放火的事就不必躲进黑夜，尽可当着阳光的面来干，亦不必惶恐和难为情什么了。
我们从不怀疑，语言是和文明一起的，有了它人类始祖才得以直起身，但善良者一度以为，它仅仅是帮我们表白爱情或讨论真理，而决不会被用以杀人——俨然雅典人曾深信自己的法庭只是为了维护道义。可悲的是，这个法庭所干的最有名的事竟是处死了自己的赤子，这个人即使活到今天也是最伟大的，伟大的苏格拉底。他冠绝天下的口才像一尾可怜的甲虫在五百张嘴（“五百人陪审团”）织就的蛛网前败下阵来。他只是“一个”，而对方却有那么多，那么多的舌头和唾液，罪名被指控得像广场那么大：毒化青年与危害社会。
“在我们这个世界，语言是个多么具有两面性的东西。话一出口或刚刚落笔，便会摇身一变，给说出或写下它的人带来难当的重责……它负载着沉重的历史遗产……每个词的后面都有一个世界。每个和语言打交道的人，无论写一篇报道，还是一首诗，都应知道，自己是在驱动一个又一个世界，释放一种具有双重性的东西：一些人为之欣慰的，另一些人却受到致命的伤害。”（伯尔）
蒙田说：强劲的想象产生事实。
换个说法：强劲的语言锻造事实。二十世纪涌现过几代骗子演说家，他们不是语言大师，也更具撒旦的魔法，在对语言进行窥视并使其“神奇地腐烂和发光”方面，堪称另类天才。比如希特勒与他的宣传部长戈培尔、斯大林及其簧舌日丹诺夫……他们在蛊惑、谩骂、诋毁、教唆、表忠、指誓、构陷、编织谎言、煽动仇恨、指鹿为马方面显示的“才华”真是令人难忘。在纪录片《恶梦年代》中，当看到鲁道夫那因咆哮、兴奋和歇斯底里而膨胀痉孪的脸时，当看到“元首”臂下那排山倒海、激情难捱的*阅兵之盛大场景（有人称为“癫狂的人肉欢宴”）时，不知你会对语言的魔力作何想？你会不会突然对“人民”“领袖”“伟大”“紧跟”这些巍峨之语感到晕眩、惶悚？你能说那飓浪托举着的——仅仅是“极少数”而非广大的德意志民众吗？
关于语言可以杀人（2）
伯尔认为，战争中最大的敌人并非盟军而是日耳曼人自己。在《语言作为自由的堡垒》中，他谈到纯洁的语言一旦遭恶性政治玷污所致的后果：“‘出言可以杀人’这句话，早已由虚拟变成了现实：语言确实可以杀人！而杀人与否，关键在于良心，在于人们是否把语言引导到可以杀人的地步……”在德国，它被用来预谋战争，煽动战争，并最终引爆了战争。“语言一旦被丧尽良心的煽动者、权术十足的人和机会主义者所利用，便可置千百万人于死地。舆论机器可以像机枪喷射子弹一样喷射语言，每分钟高达四百、六百、八百之数。任何一类公民都可能因语言而遭毁灭。我只需提一个词：犹太人。到了明天，就可能是另外一些词：无神论者，基督徒或共产党人，*者……在我们的政治语汇中，有些词如同施了魔法，咒语般附在我们的孩子身上。”
在德国，实施高分贝轰炸的正是这样一组啸厉的词和口号：生存空间——罪恶的犹太——争取日耳曼人的全球胜利——该对法国来一次总结算了……
语言足以把卑污之身装饰成一棵闪闪发光的圣诞树：刺刀被打制成勋章；血衫被裁成绶带；残暴被说成“快乐的英勇”；当炮灰被称作“祖国的需要”……先是杀人，后是被杀——这被誉为“幸福的献身”。“旗帜下的愚蠢激情，礼炮持续不断的轰鸣，悼念队伍淡而无味的英雄主义。”几百万日耳曼青年在交响乐、进行曲和夹道欢呼中被蒙上褐色制服——那一刹，多少心灵披覆上了肮脏的尸布，多少青春和热忱就这样廉价地、一文不名地典当给了“第三帝国”。正像伯尔描述的那样，在德意志，每天都上演着“感人”情景：一边是慈祥的母亲把枪放在满脸憧憬的少年肩上：“把一切献给元首！”一边是阵亡通知书像打野食的黑鸦尖啸着踅回：“他效忠了！”这是生命的凯歌还是丧钟？
这个民族需要什么样的保卫？难道仅剩下广场喇叭里声嘶力竭的那种“生死存亡”和“爱国主义”？难道只有一个叫鲁道夫的疯子有权对此阐释？遗憾的是，几近全体的日耳曼人都没有对这权力提出质疑。他们太笃信元首那斩钉截铁、充满真理气质的嗓音了：我们——最神圣的雅利安人——为保卫这神圣——必须不顾一切地……就这样一个以全体名义开头的句式，让几乎所有的德国人都享受了一次史无前例的高潮*——饿极了的虚荣心得到了精心饲养。尝过此*就像沾上毒瘾一样可怕，渐渐，他对那送白粉者有了依依不舍的眷恋和感恩，谁予以劝阻反被视若死敌。德意志的灾难正是从人民内心的自恋开始，从接受精神贿赂——受宠若惊的那一刻开始的。
据说希特勒曾梦想当艺术家，连其中学老师都赞之音乐和绘画天赋。不幸的是，他爱上了“语言”这一行，从其开始“写作”的那天起，德国的噩梦就上路了。《我的奋斗》——犹如一匹癫痫的野兽在抽搐发作中的闷吼和喘息，它浑身骚热，毛孔散发毒素，渴望着践踏和杀戮*……它窜荡到哪里，仇恨就流布到哪里，书里面的每一个字都变作螫针，被派出去杀人了。据史家统计，“《我的奋斗》：其每一个字，使一百二十五人丧生。每一页，使四千七百人丧生。平均每一章，使一百二十万人丧生……”（诺曼?卡曾斯）
“最蛊惑人心的和最机灵的政府总是用我们表达人民的意志，来掩饰自己把握人民意志和培养这一意志的企图……使人民相信，政府正引导他们沿着最正确的道路走向幸福。”（高尔基《不合时宜的思想》）
德意志正是被有毒的“民族”“国家”语饵喂瞎了双目。其醒悟和忏悔差不多要等到丧失了一代人之后，那是以一记无声的语言为标志的——五十年后，在华沙，新任德国总理勃兰特代表自己的民族朝六百万犹太亡灵深深跪了下去……至此，人们似乎才真正意识到，那个不可一世的“第三帝国”彻底入棺了。但那座帝国留下的深重的语言遗产呢？却像废墟上的白色塑污一样，分解得极为缓慢，时至今日，在世界的许多角落，纳粹画像、徽章、军歌、臂符、仪式……不仍充当着某种精神致幻剂吗？这正是伯尔们担忧的。
语言可以杀人，口号可以杀人，演讲可以杀人，这在任何恶性政治流觞的岁月都能找到依据。“*”大字报即属此类典范。在30年代的苏联，只需稍稍提示一个词：“托洛茨基分子”，立马便有人头叩地。络绎相继的还有“布哈林集团”、“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集团”、“图哈切夫斯基集团”……这些见血封喉的毒矢究竟射杀了多少无辜？它们是怎么被造出来的？莫非情势真严重到了某种程度而逼现实必须如此发言吗？还是伯尔，他在《法兰克福讲座》中道破天机：“一般说来，夺权和保权的词汇，自以为是的词汇，不是形成于对手之身，而是预先在对付敌人的想象中便形成了。”说到底，是政治需要这些词时，它们才开始脱茧而出的，剩下的便是机灵的走卒们——教唆更多的民众高举这些砍刀一样的词（犹如暴动前临时发放长矛），到人群中去把“对应物”一一拎出来……
语言的犯罪导致行为的犯罪，这在俄国早就不奇怪了。高尔基记得很清楚，1917年，“水兵热烈兹尼亚科夫将他的领袖们的讲话换成一个普通群众的憨厚语言。他说：‘为了俄国人民的幸福，可以杀死一百万人’！”（高尔基《不合时宜的思想》）一百万！什么样的“幸福”配得上这个数？它的饭量实在惊人！“人民幸福”，竟成了罗马神话里那个需活人献牲的食神——“专吃自己的孩子”！
俄国水兵热烈兹尼亚科夫和千千万万德国人一样——由于丧失了自己的语言，不得不沉醉于别人传授的语言——愈陷愈深并最终给这种日益缺氧的语境所窒息。这类语境从来就不适于“居住”，只适于“斗争”及一切自杀行为。
他们曾被许诺给一种伟大的生活，可那伟大却无情地欺骗并嘲笑了他们。
（1999年）
杀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1）
——读陀思妥耶夫斯基《罪与罚》
杀人者置疑
1865年9月，作者在给《俄国导报》主编卡特科夫的信中，这样解释创作中的小说《罪与罚》：“这是一次犯罪心理学报告。一大学生被校方开除，生活极度贫困，他拿定主意要杀死一个放债的老太婆，抢走她的钱，然后一辈子做好人，坚定履行他对社会的人道义务……但杀人后，一种与人类隔离的感情使其万分痛苦，上帝的真理、人间的法则起了作用，于是去自首。”
撇开主人公命运不论，小说对人类文明的忧虑、对杀人理论的质疑可谓震聋发聩，尤其经历了二十世纪之后（它才是杀人如麻的世纪，其杀人理论比以往更完善、更动听，更披覆高贵的圣衣）。
小说借主人公的犯罪动机和自辩，提出了一系列哲学、伦理、法律及历史学命题：（1）杀人是否有罪？（2）杀对社会无益或有害的人是否有罪？（3）人是否有权力为一个远大目标或造福人类的想法而杀人？（4）历史上的“伟人”无不双手沾满鲜血，但同样受到了命运的加冕、后世的膜拜，他们究竟是英雄还是罪人？（5）普通百姓，一旦杀了人，哪怕误杀也要受惩，而“伟人”的大规模杀人不仅现实中不被指控，在历史的诉讼中也总轻易被豁免，为什么？
正像主人公愤愤不平的：“我真不明白，为什么用枪杀、用炮轰，正儿八经地摆开阵势，却是令人肃然起敬的杀人方式？”
这种激烈而愤怒的口吻，让我想起了一些大人物的语言，比如卢梭《社会契约论》和《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中的语言，扬?斯特拉宾斯基这样评价：那是“一种原告站在法庭上的内心独白，一种控诉性的语言……确信个人无辜，天真无邪，总是与一个不可动摇的信念联系在一起：他人在犯罪！”
应该说，在质疑方面，主人公是敏锐的、优秀的，他列举的“伟人”劣迹基本属实。不幸的是，他在诘问后选择了效仿，倒向了历史上占便宜的一方。
“现在我知道，谁智力强，谁就是统治者。谁胆大包天、蔑视万物，谁就是立法者……权力只给予敢去弯腰去取的人。”
一番痛苦的思考后，他的结论是：要敢于做大人物才会想才敢做的事！只要摆脱了谋私的嫌疑，进入“大事业”的行列，犯罪也就不再是犯罪。
十足的杀人底气
正像主人公惊异发现的那样，这世上确有“平凡”和“特殊” 两类犯罪情状——大人物的犯罪和小人物的犯罪；历史涵义的犯罪和生计层面的犯罪；波澜壮阔的集体犯罪和狗苟蝇营的个人犯罪——心理基础不同，自我感受不同，社会评价不同，遭遇和后果也大相径庭。
小人物的犯罪心理比较简单，也相对脆弱，往往有一种生存失败的无力感，多为挣扎类人群，带有理想受挫后——对社会阴暗面不正常反弹的痕迹：自感已被世界遗弃，也就不打算承担守法责任；自觉从未得到过社会道义的援助，也就有理由否定其存在。但同时，犯罪人毕竟清楚行为的性质，虽然预支了犯罪理由，但犯罪感的阴霾始终萦绕，他是焦虑、虚怯和惊惶的，且无信仰支撑，所以一触即溃，轻易认输。
大人物的犯罪情状就不同了。请看下面——
“请不要被世上即要开始的喧嚣所迷惑！谎言总有一天不攻自破，真理将再次战胜荒谬，我们会清清白白地——像过去所信仰和努力的一样——立于世界之林。亲爱的孩子，我交给你今后道路上的座右铭——也是生活对我的教诲，这就是：时时忠诚！忠于自己！忠于人民！忠于祖国！”
杀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2）
谁会相信这段慷慨陈词竟出自纳粹党魁之口？乍一看，它与“林觉民遗书”“伏契克遗书”“茨威格遗书”有何二致？那气魄、定力和誓死如归的豪迈皆那么相似。然而，这确是戈培尔夫妇服毒前写给长子的诀别信。
这种荒谬的自信和狂妄源于何处？惟有的解释是：信仰。一个超级精神罪犯的信仰。该信仰力量之强、之顽固，毁灭性之大，乃至人类付出了上亿条生命和几十年废墟。显然，在这位纳粹信徒眼里，法西斯战斧乃天地间最正义的砥柱，最伟大的旗帜。
主人公虽是小人物，但沉溺的心理角色却是拿破仑。其犯罪的深层原因尚不在于生计和私利，更多是为信仰所驱，属一种理性犯罪，不仅卸掉了道德包袱，反有主持正义、替天行道之豪迈：“我想成为拿破仑，所以才杀人……杀掉一个害人虫，杀掉一个本就死有余辜的老太婆算什么？”他确信已识透了世间弊病和社会游戏，且不甘成为堕落时代的殉葬品，他要主动出击，反抗宿命。
主人公的底气还源于一股“自崇高”的拯世情怀。小说亦有交代：他嫉恶如仇，有过不少扶危济弱之举，比如同学病故后赡养其父，比如从失火的房子里奋力救出孩子，比如为死于马蹄下的路人办丧事……小说有一情景，他突然跪地吻*索尼娅的脚：“我不是向你跪拜，我是向人类的一切痛苦跪拜……”
这是一个双重性格的青年：既有底层的苦难体验和悲悯之心，又暗含强烈的权力戾气和支配欲望。正是这双重性，保障了其杀人底气的充沛：“恶”得到了“善”的夜色掩护。比如，他对自己杀人时的慌乱不满，并这样*：“我不过杀了一个虱子，一个讨厌的、有害的虱子……我不是出于个人欲望，而是为了一个崇高目的。我从所有虱子中挑出最不中用的一个，杀死了它，取走我执行第一步骤所需的钱，不多拿也不少拿，剩下的按死者遗嘱捐给修道院。”
正应了那句话：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
杀人者的底气就是这样来的。
恐怖的“美德”
人是否有权为一个远大目标或“造福人类”而杀人？
稍稍浏览一下那些“伟人”传记便发现，他们的青年时代，和小说主人公有着多么相似的使徒气质和拯世心理：同样的愤世疾俗、磨刀霍霍；同样的拒绝平庸、激烈尖锐；同样的“舍我其谁”和“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同样的献身于“人类整体”之豪迈……
任一种“主义”，都自以为掌握了绝对真理，破解了人类历史的方程和密码，都自觉为公意代表、良知化身，心理上早就有了道德优越和不容商榷的霸道……于是在行动上，也总试图用自己的原则和尺度占领世界，以自己的标准改造或消灭别的标准。
自以为正确——这就是“主义”的力量。
他们坚韧，也可能残忍。他们不计私利，也蔑视他者利益。他们不惧牺牲，也不吝惜大众的牺牲。像戈培尔，连恨之如骨的人也认定“他不是利己主义者，更非胆小鬼”，他不仅自己陪帝国殉葬，还要求亲属献身，妻子也认为儿女“根本不值得活在继元首和国家社会主义之后的世界上。”
再比如“红色罗宾汉”——切?格瓦拉。他在《人与社会主义在古巴》中道：“和平年代的任务就是要把战场的革命激情灌输到日常生活中去，使整个社会变成一所军营！”他断定“新人”就在游击队员中间，惟战争才能让人恢复纯洁关系，消除利己本能。“我们的自由随着不断的牺牲而膨胀，这种自由每天的营养物质就是鲜血。”他憎恶一切物质享受，个人生活更俭朴到极点……最终，他受不了“和平”的折磨，潜入南美丛林打游击去了。“红色罗宾汉”虽已去多年，但其亡魂仍在风靡流浪，前几年袭击日本驻秘鲁使馆劫持人质的阿马鲁游击队，就自称“格瓦拉”信徒。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书包网
杀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3）
精神暴力——尤其政治的“主义”暴力，我们常把它简单地想象成荒诞与虚妄，而忽视了其“令人鼓舞”的诱惑和“真理”式的闪光。比如今天，我们毫不怀疑希特勒的疯狂，但谁还记得他竟不是凭枪杆子——而是踩着老百姓的选票扶梯一步步登基的呢？谁还记得纳粹党竟是“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呢？当年又有几个德国人指控过其荒谬？所以，后世的清醒不等于当代的迷狂，现世所有的明智，都享用了时间的利息。
任何人都无权让别人归属自己的“真理”，理由很简单：人皆有信或不信之自由。遗憾的是，连开创《*宣言》的法国精英们，也用鲜血对付起了新生的“自由”婴儿。罗伯斯庇尔在杀人演讲中频率最高的三个词是：“美德、主权、人民”。其名言是：“没有恐怖的美德，是软弱的；没有美德的恐怖，是有害的。”
存不存在恐怖的美德和美德的恐怖？或者说，杀人的正义和正义的杀人？
坦率地说，我们很难消化这样的“复合”概念。恐怖是一种粗野的反生命力量，美德是一种温煦的支持生命的品质。而在所有美德中，崇尚自由应首当其冲，何以设想一种剥夺自由的美德呢？何以设想一种消灭异己的正义呢？
将教旨情结引入政治领域和制度操作，对一切现象和人都提出自己的道德诉求，正是法国雅各宾派杀人无悔的渊薮。若认为自己的意志就是法律，若认为暴力也算得上美德，那只会出现一种景象：血，无辜者的血！恐怖，循环的恐怖乃至无穷！
小说结尾，在西伯利亚服刑时，主人公病中做了个梦，梦见一场瘟疫带来的世界末日：“染病者自以为绝顶聪明和只有他才坚持真理，认为自己的道德和信仰不可动摇，也是前所未有……一座座城市里，整天警钟长鸣，大家被召集一起，谁在召集、为何召集，却无人知晓……人们三五成群，啸聚一起商量着什么，并发誓永不分离——但立刻，他们又在做与刚才许诺完全不同的事，互相指责，大打出手。熊熊大火，饿蜉遍野，一切人和一切东西都在毁灭……”
与其说沉疴之梦，不如说是陀氏留给二十世纪最伟大和残酷的预言。半世纪后，这场梦魇毫厘不差地在地球上演了。包括主人公的祖国。
两种杀人后果
对日常小人物的犯罪，设一张审判桌就成了。
而像一个国家杀死另一国家、一个主义杀死另一主义、一个信仰杀死另一信仰、一个阶级杀死另一阶级、无神论杀死有神论或有神论杀死无神论……这等庞大的历史公案，辨识与审理起来就难得多。
同样夺人性命，但操作方式和杀人名义不同、凶手的权能和暴力解说词不同，结果也就不一样了。
先说日常小人物——
现实中不乏这样的例子：当一个人身陷逆境，被某种恶势力（比如地痞流氓、官匪恶霸）逼得走头无路、又告发无门时，怎么办？若孤注一掷自行了断，比如将对方杀死，那就成了法律之敌；而忍耐下去，只能沦为恶的牺牲品……若逢革命年代，倒可以像当年“打土豪、分田地”一样以泄恶气，但和平年代则不同了。现实的法律（即使它本质上是清洁的）往往很难及时介入，只能被动地静待、旁观，对恶的惩处往往要等对方充分发育和膨胀——并有了严重的受害者之后，它才生效。
也就是说，即使较好的法律也只具惩罚功能，并不能完整、彻底担负起维护公正的职责。甚至有时候，它还在某种意义上姑息、纵容了恶细胞的嚣张与扩散……司法办案中常见如此尴尬：明知谁在胡作非为、谁是害群之马，但若没有确凿证据，或其行为外露部分尚构不成严重犯罪，就拿他没辙（甚至恨他们的人，包括警察，潜意识里也盼之做出更出格的事来——以便法律登场）。迪伦马特的小说《法官和他的刽子手》描述的即这种尴尬，法官最后只得暗设圈套，靠罪犯来消灭罪犯。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杀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4）
至于法律自身的缺陷和执法不公，就更雪上加霜了。一个人，何以保障不受恶的威胁和敲诈？不成为社会阴暗面的牺牲品？莫非只有像主人公所说“不做牺牲品，就做刽子手”？
曾看过一部法国影片《警官的诺言》：一批警界内部的激进派，痛感法律无能，便暗中组织起来，以诛灭方式对贩毒、贪污、黑帮等犯罪集团进行袭击……按他们的话说，这是在为人类清除垃圾，乃终极正义的需要。最后事情败露，他们或自杀，或被同事所逮逋。
每个人都有权捍卫自以为的道德理念，都有权对世界公开自己的爱憎和价值判断，而一旦将个人审判的结论付诸暴力实践，执行对那些对立面的肉体制裁，则又会受到现有法律的制裁。
伦理和法理的悖论、情感与理性的矛盾、自由和秩序的抵牾、程序正义与终极正义的冲突，也是折磨现代社会的一组精神难题。
和个人惩凶反遭法绳的例子不同，历史上确有一种几乎不受惩戒的杀人现象：战争杀人，或集体方式的革命铲恶。
看看我们小时候读的“农民起义”“无产者暴动”“青年革命家”的故事，哪个不是怀着深仇大恨，在月黑风高之夜、杀了财主豪绅、投奔了“革命”？一部《水浒》全是这种人生道路，可他们全被后世视为了枭雄。说是被逼上梁山，可哪个时代的落魄杀人者不这样？杀人者几乎都可被追问：为何不求助法律而鲁莽行事呢？所以，除非造反成功（届时你已拥有法律的解释权），一旦落败锒铛，该判刑还要判，该偿命还要偿……
试想，像主人公杀死高利贷老太婆这事，若赶上俄国1917年那样的时局，会是怎样情形呢？还用得着惶惶然吗？岂非*资产阶级、消灭投机奸商大功一件？哪场斗争不鼓励“合法”杀人呢？战场上，两个素昧平生、无怨无仇之人，只要军服颜色不一样，即抡起刀片砍向对方脑袋——连眼皮都不眨，这就是战场逻辑和斗争哲学。再比如在德国，若一个日耳曼人对一个犹太人有敌意，正常社会，他并不敢对其有所伤害，但换一个特殊背景，比如1938年“帝国水晶之夜”，该日尔曼人即可轻易伤害或杀死他的犹太邻居，完全不负法律责任。
纯粹为个人杀人，还是为集体或主义杀人——不仅社会评价不一样，自我评价和心理感受也大不同。
为个人杀人，多少会感到恐惧，甚至情感矛盾和道德负罪，而一旦转化为替集体杀人、替政权或国家杀人，情势则完全不同了，不仅道德阴影一扫而光，而且理直气壮，颇有英雄主义的自豪感和成就感。一旦信仰成了行为的盾牌，个人的有限行为便被放扩成集团和民族在场的无限行为，崇高感、神圣感、使命感油然而生，也轻易能和“伟大”“光荣”“不朽”联在一起。
综观历史上的“革命者”，大多经历了：起初为个人杀人——继而替集体杀人——最后标榜杀人——之履历。比如恺撒、拿破仑……乃至陈胜吴广、洪秀全……无不在自己的时代和族群赢得了殊荣。说到底，皆为胜利带来的利润，“革命”成功了，“杀人”也就成功了。
所以，大人物杀人是否有罪，并不在于行为本身，而在于权力大小、权力所匹配的话语权和解释权。关键在于能否将个体杀人——依附和挂靠于某种集体或团队杀人——这一“大”的行为集合和政治笼罩中。
此即“历史英雄”和“杀人犯”的区别。我们的主人公显然清楚其中的奥妙和猫腻，但还是不幸成了杀人犯。
不管政治主义者怎么说，我本人的一个观点是：
真正的英雄须是彻底的人道主义者和生命支持者。是圣雄甘地，是反抗加尔文的卡斯特利奥，是马丁?路德?金……而非恺撒和李自成之流。
杀与被杀，都是我的恐惧。
（2000年）
(选自王开岭《跟随勇敢的心》，2001年版)
等待黑暗，等待光明（1）
——关于伊凡?克里玛《我快乐的早晨》及其它
“将每个人都驱进纯粹物质生存的单人掩体……被提供了一种自由地选择哪一种型号的洗衣机和电冰箱的自由……生活陷入了一种生物学的蔬菜的水平。”
——（捷克）瓦茨拉夫?哈维尔
布拉格不快乐
与其称“我快乐的早晨”，倒不如说它真正的主题是：布拉格为何不快乐？
1968年，以苏军为首的华沙条约国部队突然袭击，侵占了捷克斯洛伐克，“布拉格之春”夭折，推行改革的总书记杜布切克下台。尔后，在苏联坦克的授意下，傀儡政权大肆搜捕改革派和异己分子，推行使一切“正常化”的稳定措施……于是，逃亡的逃亡，入狱的入狱，缄默的缄默，“早春”的痕迹被打扫得干干净净，捷克重回一潭死水，风声鹤唳，草木噤声。
1975年4月，剧作家哈维尔发表致总统胡萨克的公开信，披露“安定”掩盖下的政治和道德危机，以及全民族为此付出的良心代价。
“现在真正相信官方宣传和尽心支持政府当局的人比任何时候都少，而虚伪之徒却在稳步上升，以至每个公民都不得不变得口是心非……无望导致冷漠，冷漠导致顺从，顺从导致把一切都变成例行公事……”
在《无权势者的力量》一文中，哈维尔指出：“在这个制度下，生活中渗透了虚伪和谎言，官僚统治的政府叫作人民政府，工人阶级在工人阶级的名义下被奴役……剥夺人的知情权叫作政令公开，弄权操纵叫作群众参政，压制文化叫作百花齐放……没有言论自由成了自由的最大表现，闹剧式的选举成了*的最高形式，扼杀独立思考成了最科学的世界观……因为该政权成了自己谎言的俘虏，所以它必须对一切作伪。它伪造过去，它伪造现在，他伪造将来……”（见《北京文学》1999?2，徐友渔《存在的意义和道德的政治——理解哈维尔》）
正像哈姆雷特“活着，还是死去”，被剥夺了自由的布拉格，它的知识分子们也时刻面临“挺住，还是倒下”这一痛苦和矛盾……从遭遇上说，布拉格更像知识分子生存史上的一座“孤岛”，政治和精神铁丝网下的一块“圈地”。
布拉格精神
“布拉格充满了悖谬。”克里玛说。
荒诞与悖谬并非偶然，而是从它的身世中长出来的。
地理上的布拉格，是一粒蝌蚪般的标点，但它捐献的作家却总不乏世界级（像卡夫卡、哈谢克、伏契卡、哈维尔、昆德拉、克里玛等），而其作品所传递的精神也是世界性的（比如卡夫卡的“内心危机”和“人性异化”，昆德拉的“选择”痛苦与理性“悖谬”，哈维尔的“责任”和“公民义务”……无不是二十世纪最重要的精神命题），这大概因其生长史即有“世界性”吧：近三百年里，这座迷人的城市屡遭侵犯，反复地沦陷和被占，而它只有被动地承受与消化。族群、疆界、语言、信仰、政体、习俗、命运——反反复复被君临者扯向四面八方，就像一个人无时不在忍受“车裂”刑罚。挫败感、萧条感、无力感、挣扎感、荒诞感、悲剧感……由此而生。
尤其二十世纪，凡世界性的政治震荡和标志性精神事件无一不拂及它：世界大战、奥匈帝国解体、东西阵营对峙，纳粹枪刺和“老大哥”的履带，“早春”政治改革（“布拉格之春”）及夭折，民权运动（“七七宪章”），“天鹅绒革命”……它似乎成了全球政治的晴雨表，既是急先锋、又是大后方，既为战士、又充炮灰，既当受害者、又做见证人。而大国的每次胜利，配给它的无非一杯傀儡的冷羹和羞辱……同样，对二十世纪或更长远的人类历程来说，它的反抗和依附、觉醒和昏迷、骁勇和病弱、心路徘徊和成长故事——无不具有典型的标本意义和启示性。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等待黑暗，等待光明（2）
布拉格，多舛的家世注定了它的“悖谬”。就像一个早熟的儿童，过多地承受命运的诡谲与乖张，使它过早地走向忧郁和复杂，过早地懂得害怕、保全和佯装……也使它比别的孩子更早地埋下反击命运的种子（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和1989年的“天鹅绒革命”，都证明了这点）。
同俄罗斯民族性格中的自信与矜持——及随之而来的桀傲不驯和英勇悲壮相比，捷克人似乎对一切都是低调、谦卑、优柔的。如果说俄罗斯历史以尖锐、凝重的抗争而醒目，那捷克人的生态则以沉默而坚忍的“钝”著称。卑微的身份使之早早有了一种自嘲诙谐的习惯和抗压能力，就像哈谢克《好兵帅克》中的人物性情一样。
1994年，伊凡?克里玛出版了《布拉格精神》。书中说——
“不同于周围国家，布拉格的一大特色是它从不夸张，市中心你不会发现一幢高层建筑或凯旋门，那儿的宫殿都有一个毫不起眼的外表，像军队的营房。上世纪末，布拉格人甚至还仿造了一座埃菲尔铁塔，但比原件整整缩小了五倍，看上去就像是‘对伟大的一个幽默’。”（《布拉格精神》，伊凡?克里玛著，崔卫平译，中央编译出版社）
这正是“早熟儿童”的特征：钝。朴拙而内敛，谨慎而务实，谦卑而犹豫。
这种生存，是惯于驮着盾牌的蠕动性生存：缓慢，但有别于畏缩；沉默，却不等于服输。有一种生物，表面上匍匐，却牢牢站着；外壳迟钝，内里却灵敏；容易捉到，却难驯服；凸起，又绝非张显——这就是沙滩海龟。仅仅用“忍辱负重”并不能勾勒其生存格局，虽其一生都不会爆出激烈的动作或声响，但依然有着令人敬畏的肃然和尊严。布拉格即这样一个“龟类”气质的场，那种由长期屈辱史所锻造出来的抗压性、防御性，足以令任何一个入侵者感到困惑和恐慌——即使你骑在了上面，也不会舒服，总有说不出的寒意和危机感。
它永远也不会有恐龙般的侵略步履和磅礴的笼罩感，但却最大程度代表着小人物真实而厚重的生存。尤其给历史提供了研究“反抗者”的绝好蓝本和精神实体。
它身披的命题是：强权下的弱者如何生存？如何于灰烬中不致泯灭未来？如何在铁幕下保留对一粒寒星的眺望？
你是怎么熬过来的
如何度过被占领下的日子？
有一细节或许最能诠释“冻月生活”的残酷寓义：
多年后，苏联帝国体系终结，在加拿大一所大学课堂上，有人就当年的“布拉格之春”询问一位捷克流亡者的女儿，局外人想知道，这二十年的光阴大多数捷克人是怎样过来的？那位平日里嘻嘻哈哈、性格活泼的女生先是一阵沉默，之后突然失声痛哭……
我想，这并不仅因为“不堪回首”，恐怕还有更实质和复杂的隐情。
于任何一名捷克人而言，从“布拉格之春”到“天鹅绒革命”，都是一段难以启齿、苦不堪言的岁月。既悲愤屈辱，又暧昧难表；既理直气壮，又隐隐底气不足……
“你是怎么熬过来的？”它已不属于个人，而是一个民族的整体性问题。如果单纯地表白个人，并非一件特别难的事，比如控诉侵略者淫威，称颂你所熟悉的抵抗者，倾吐有家难返的落寞，尔后顾影自怜一番……而要回答自己的祖国、几千万同胞，那就是一桩令人窒息的事了：她能解释一个民族20年的郁积和内伤吗？她能对同胞的整体行为作居高临下的评价吗？她有权替千百万人说出他们的不堪承受之轻或之重吗？书包网 电子书 分享网站
等待黑暗，等待光明（3）
任何代言都显拙劣。一代集体的事实，从来就是庞杂、混乱、暧昧的。语言的简陋——与历史真相的根藤枝蔓、与灵魂深坑里的嘈杂纷攘——实难匹配：一个积弱经年的民族，一个反复被占领的城市，上万个日日夜夜里，该怎么做？能怎么做？白天是什么？晚上是什么？心里想什么？实际做什么？谁说了算？……不仅反对占领，更要反对绝望；除了对付他杀，更要对付自杀；不仅提防出卖与告密，更要提防内心的变节和投降；除了向英雄的身影献上敬意，更要承认凡人的平庸与自私，对默默无闻的生活予以理解和同情……
一个人对“集体”能侃侃而谈吗？那真实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