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自炫都显得虚伪，任何镇定都显得做作，任何评价都显得困难而多余。
最真实的内心一定是喑哑的。或者哭泣！哭泣是令人尊敬的。
至此，或许亦不难理解——为何昆德拉老用“不能承受之轻”“为了告别的聚会”这类矛盾重重的题目了。叙述的艰难，来自事实的荒诞与正反的折磨。
我为什么不离开祖国
众所周知，米兰?昆德拉的业绩和声誉与流亡是分不开的。相反，另一些“同质”者如哈维尔、克里玛却选择了留守。在这儿，我无意把他们作人格高下或精神贡献上的比较，更无意贬低前者（我认为双方同样优秀，“留下”同属“流亡”——精神而非肉体的流亡——亲近祖国却远离体制），我只想描述生存向度上的差别，尤其想说明后者选择的是一条多么光荣和可敬的荆棘路——而在世界的很多地方，后一类型总被历史和同胞一次次忽视。
“你是怎么熬过来的？”
既是一道同贫困、饥饿、监视、危险打交道的生存课题，更是一记人格、尊严、履历——面对挑问的精神性质疑，因为它还有一层潜台词：“那时，你在干什么？”正像“*”结束后，每一个知识分子都面临的尴尬：除了受苦，你还干了些什么……
是啊，当一架伟大的历史航班终于降落，除了庆贺，它的受益者有责任扪心自问：我究竟以什么样的方式参与了那部历史？在漫长的等待中，自己扮演了何种角色？是加速它到来的助推器、还只是个乞食的寄生虫？是囚徒还是狱吏？抑或既囚徒又狱吏？
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没有自天而降的馅饼，我们不能绕开：一个人是怎么穿越阴霾重重的历史，被新时针邀请到餐桌旁的？
有良心的捷克人都不应忘记：直到1989年“天鹅绒革命”，哈维尔一直在坐牢，克里玛一直在失业，而更多默默无闻的人在忍受贫困和监控，他们为每一缕声音、每一幅标语、每一篇文章、每一个举动……付出结实的代价。当岁月开始向流亡者抱以鲜花和掌声时（他们著作等身的贡献有目共睹），我忍不住要提醒：亲爱的布拉格——包括俄罗斯和同类遭遇的民族，深情地看一眼身边的勇士吧，有时干脆就是你的同事或朋友。请不要忽略身边的赤子——甚至此刻就站在你们中间、像最平凡人一样欢迎英雄返乡的邻居们！
现代以来，获得新生的民族似乎更热衷把过剩的敬仰和感激——赠予远隔重洋的流亡英雄们（比如索尔仁尼琴之于俄罗斯，昆德拉之于捷克），就像父母对失散骨肉的补偿，总觉得欠他们太多……同时却有意无意忽略着眼皮底下的人们——甚至是连流亡者都尊敬的人。别忘了，正是他们，和你一样赤脚扎根于这片母土，以最大的坚韧、牺牲和代价，以结实的受难、坐牢、被监视和一天也不得安稳的生活，消耗并瓦解着统治者的底气、心力，吸引着对方最大的害怕和仇视……
等待黑暗，等待光明（4）
如果已备好了一个荣誉仪式的话，我想说，在那份被大声念到的名单上，这些人最有资格名列前茅！最当之无愧！虽然他们并非为此而去。
伊凡?克里玛，1953年生于布拉格一个犹太家庭，十岁随父母进纳粹集中营，大学毕业后，从事写作与编辑，并投身政治改革和*运动。苏军入侵后，他曾到美国密执安州大学做访问学者，一年后谢绝朋友的挽留回国，随即失业。他当过救护员、送信员、勘测员等职，有二十年光景，其作品完全遭禁。可以说，克里玛与哈维尔、昆德拉一道，构成了捷克的另一种文学史：地下——流亡——文学史。
《我快乐的早晨》中，有一章叫《星期二早晨——一个伤感的故事》，叙述了“我”与二十年前的情人重逢又离别的情形。故事最后，当女人问“为什么不离开这儿”时，主人公有这样一段内心答复——
“我可以重复向她解释：因为这是我的祖国，因为这儿有我的朋友，我需要他们正如他们需要我一样。因为这儿的人和我讲的是同一种语言，因为我愿意继续写下去……对国外那种自由生活，因为我没有参与创造它，所以也不能让我感到满足和幸福……我还可以对她说：我喜欢在布拉格大街的鹅卵石上漫步，那街名让我想起这座城市的古老历史……”
“因为我没有参与创造它”——这是最令我感动的一句话，也是该类问题最让我信服的回答。选择留守，因为想亲手参与自己国家的创造；没率先踏上自由，因为有一个梦想：将种子最直接地埋在这块土地上，参与对它的开垦、耕种与浇灌……像一位农夫，只有吃到亲手种的蔬菜、亲手烤的面包，才会欣慰而笑，才会获得价值和意义，才会真正地器重自己。
让他们*好了
布拉格的清晨，连空气中也飘着情欲的酸酪味——
“从裂缝中望去，我看见一个低矮的工作台的末端，台上有两双脚正蹬来蹬去。其中一双显然是女的，脚趾染成深红色……”
“她已脱去白色外套，只穿一件衬衣和一条蓝裙子。伊万先生，她柔声问，‘你还想……吗？’靠近大木箱，瞧，她悄声说，抬起这口庞大的‘棺才’盖子，我看见，里面一切已准备好了：毛毯和两个枕头。”
这是《我快乐的早晨》中的情形，分别上演在“星期二”和“星期三”。和昆德拉习惯咀嚼的精神理性不同，克里玛描画的是一幅被占领下的市民生活的浮世绘，是大众的布拉格，是被贫困、失业、投机、无聊、轻浮和无所事事折磨着的布拉格，是痛并快乐着的贪恋生活本身的布拉格。
政治与情欲（重与轻，亏与盈），就像万花筒里两片最大的叶子，一直是现代捷克文学的“魂眼”。不难理解：一个人必须抓住点实际而易行的东西（比如*），才能将时间和生存维持下去，以情欲对抗政治、以私人生活填充专制下的精神空场和灵魂虚位——亦不失为消极中的积极、虚无中的实在、无意义中的意义。
荒诞有时会成为反荒诞的工具。消遣方式往往也能变成对抗方式。
“只要熬过来，不幸的经历总是值得的。”克里玛说。
他完全有资格这样说。要知道，他所有的儿时伙伴都留在了纳粹毒气室里，除了自个，没有谁再记得他的童年。“活着”，是生命最大的宣言，尤其对市民哲学来说，更是人生的最高利益和企图——这往往是精英们“生不如死”的价值观所无法原谅的。
等待黑暗，等待光明（5）
情欲，堪称最原始最天然——不分时间地点——最难自控和被控——最远离政治而又随身携带的资源。即使尊严和力量都被剥夺了，即使生命的社会意义、公共价值都丧失了，无论多大的屈辱和苦难，那至少还剩下一种乐趣、一件值得做的事儿：*！不失时机地*！尽可能地*！这是最难禁止、最无法忽略和背叛、也是专制社会剩下的最后一隙自由！它不需要被批准、不需要请示和等答复，随时随地……联想奥威尔的《1984》，在“*”这点上，布拉格比大洋国幸运的多。
我活着，故我*。我*，故我活着。
身体在燃烧，高潮在燃烧。沦陷的屈辱、权力的淫威，终未能阻止布拉格爱的热情和*的能力。克里玛丝毫没有对同胞的行径表现出厌恶，相反，他塑造的“我”也是“*”的同伙，在那个“星期三早晨”，“我”甚至不惜和一个浑身散发腥味的女鱼贩随时随地来点什么……
借故事中一位老头的话说：“让他们*吧，只要他们喜欢！他们喧闹，可又有什么关系呢？这好像也没有影响到别人啊。”
是啊，若连性都没了，连*的机会和乐趣都没了，被占领下的日子才无法忍受呢，人才会真的疯狂。
积极的庸俗
在一片处处暗示着被剥夺和被占领、遍布愁容和叹息的死寂坟场上，“庸俗”——突然升跃为一道彩虹，散发出醒目的美学之光。
“生活正是这样，它只能让你在两种苦难、两种虚无和两种绝望之间进行选择。你所能做的，也只是从两者间选出你认为容易忍受的，比较吸引人的，使你至少能保持一点自尊的。”克里玛这样解释同胞。
在崇高的激情和龌龊的助纣之间，他们集体涌向了“中间道路”：宝贵的一刻也不耽误的“日子”！任何政治性事务都不能阻止他们去寻欢作乐，去经营那一如既往、雷打不动的私生活。以放纵来应对荒诞，以欢愉来调节沉重，以正常鄙视非常，以挥汗如雨的肌肤之能来填充四周的恐惧和虚无，以庸俗来对抗政治标榜的严肃与正经……嘲笑了自个，也嘲笑了对手，他们以私人行为证明自己并不注重政府之注重，并不在乎权威之在乎……他们向“关心”自己的统治者暗示：我在你之外很远。
这与“商女不知亡国恨”不搭界。
爱与*都是最低保障的自由。不重视不维系这种自由，就谈不上人道。不支持该自由和不反映该生活的文学，也就称不上保卫生活的文学。
其实，情欲的温暖——在很多国家和时代的“地下文学”和“地下生活”里，都明显地匮乏。有血有肉、独立于政治之外的日常生活，一向虚弱得可怜。人所有的动作，包括抗争和妥协、崇高和卑鄙，几乎都紧紧围绕着政治来进行——只有失败的公共空间而缺少温暖的私欲世界，只有灰色苦难而没有愉悦的闪亮，只有无休止的集体运动而没有纯粹的私性……从这个意义上说，是政治而非人性胜利了，因为它所制造的旋涡已将那个时代所有的人和事都深深地挟裹、淹没在了里面，少有人能摆脱政治设计的游戏规则——连“反体制”也不得不成了另一种“政治”，找不到独立于政治之外的东西！
于是爱和欲，便成了个体生存逆境中唯一可燃的柴薪。愈是政治无孔不入的年代，她就愈发的珍贵，她的价值与形象就愈发亮丽和耀眼。
等待黑暗，等待光明（6）
从这点看，布拉格是值得羡慕和庆贺的。
其露骨的庸俗，不失为一种积极的庸俗。
被充公的“自留地”
私生活，几乎是人被政治挤压后所剩的最后一寸“自留地”了。
除了让自个保留最大的隐讳权和知情权外，权力者往往敌视所有的秘密，对民间一切潜在的东西都警惕、都疑心、都窥视，总千方百计地探听、跟踪、套取，这也正是秘密警察和“安全活动”泛滥的原因。说到底，它源于权力者对丧失权力的恐惧，一种对“得而复失”的忧虑，尤其刚推翻了上一轮权力、刚从受*、被监视的境遇中挣脱出来的新贵们，不管与被颠覆者的政治宣言有何区别，在统治方式和运作上，它往往是继承的，甚至更变本加厉。
新政者做的第一件事，往往即布控眼线去监视别人，以盯梢报复从前的被盯梢，以*答复曾经的被*，用鼓励出卖、豢养小人去回应被小人出卖的经历……比如俄国1917胜利后的“契卡”，纳粹上台后的“盖世太保”，即此统治循环的表现。
所以，政治通常都喜欢鼓吹“无私”，而这恰是最难兑现的，因为“私”是根植在生命内部的，只要主人不主动出卖，这份“私”就是安全的、永恒的。权力者对权力难以伸及的地方，总抱以深深的敌意和恼羞，故历史上的政治征服计划，多是从摧毁对方“护私”的意志和能力入手。同时，若一个人对自己的生命隐私也做不到忠诚的话，那他也就不存在尊严和信用了，就像一个不穿衣服的人般容易对付——他已“空心”，形同稻草。而假如一个人连自己的*和情人都交公了，也就突破了人的最底线，再也无法从人格上器重自己，生命和灵魂也就算作废了……
近读一位老作家的一篇忆文，追述了五十年代揭批“某某反党集团”的往事，其中一处有关“私生活”的细节，读来令人唏嘘（出于个人信念，本文将人物姓氏改换，请读者见谅）——
经过攻势强大的“教育感化”，郑终未能抵抗到底，作了坦白交待……但他所交待的比揭发的更可怕，竟是与一个女人姘居十年，二人合伙写过三封匿名信，向党中央告状。他当场交出一把钥匙，说就是与那女人同居时房门上的……他说得很坦白，很直率，很详细，连审讯者和记录员也听得“如痴如醉”。
这个被供出来的女人，乃郑一位很有才华的学生，据老作家回忆，在郑被揭批后，此女曾到处奔走求助，可谓相濡以沫，痴心一片。事实上，郑与该女士并非外人不知，但大家对该女印象不错，三十多岁，一直未婚，孤苦伶仃过日子，苦守着这份偷偷摸摸的爱情……而郑的案子当时影响很大，一旦牵扯到她，她的人生也就毁了，鉴于此，大家佯作不知，不料郑自己却把它主动抖落了出来……
读到这儿，我直觉得心踉跄得厉害。
究竟什么原因使一个人对政治恐惧到这种程度——连私生活都要主动充公，连心上人都要出卖给党，连内心最美好的东西都要上缴组织？人竟自剥得如此*……真让人心惊肉跳，悲寒胆战。连这最后一块——生命赖以立足的“自留地”都保不住了，人被扭曲成了什么样子？
很多时候，保卫隐私即保卫人的价值和意义。反抗*往往即从死守内心的秘密做起。
在《我快乐的早晨》中，有一位老头，当他得知竟有人去向警察告密别人偷情时，忍不住大骂起来，“声音因愤怒而发抖”——
“叫警察去了？……警察！我们是人，一条狗都不会像这样对待另一条狗！”
是啊，一条狗都不会像这样对待另一条狗。
（2001年）
后记：我还在，我们很近（1）
王开岭
二十岁成了三十岁，三十岁成了四十岁，中间流经了多少事，路过了多少人？
可我总感觉，这跨度仅相当于一个白天和一个夜晚。
一天一夜，我就站在了今天里。生物钟恍惚，不能真切地留意光阴，真是件糟糕事。一个人童心未泯，而心灵之外的器官早已背叛了年少，这落差让人伤感。
很少有事让人成为自己的历史学家，编个人选集算是一个。这会儿，你要盘点一下精神身世，这些年都做了些什么，身在何处，路有多长，书有多厚，梦有多远……
我的写作启动于80年代末、90年代初，一个纸质阅读和钢笔写字的年代，精神也是手工的。写得慢，但不妨碍写得多，写得激情浩荡。从上世纪末被称为思想界“新青年”，一晃十座春秋，每个人都在移动，都在成长和脱落，青年已不敢再称，黑马也渐渐额白……
互联网来了，博客和信息共享时代来了，每个人都有成为作家的潜力和资质。精神资源的私体性化阶段一去不返，彰显言说勇气的岁月也差不多结束，很多人都比我当年勇敢得多，思考力也不逊色……我在想，哪些东西必须由我私口表达？非我不可？一次写作怎样才成为必要、必须和非你莫属？
新的年代，灵魂出口多了，精神义务也有了更丰富的承担方式，写作不是唯一。有时侯，不写也是写，写也近乎没写。我渐渐慢了下来，更多选择了阅读的生活，也真正体会到了做读者的乐趣和幸福。
另一个原因，我突然失去了最亲密、最隐蔽的读者：父亲。
我是不知不觉中失去的。现在，我还会出现幻觉：他还活着。他是医生，怎么会死呢？我——这个和父亲那么亲近和相似的人，活得好好的，他怎么会不在了呢？
我常常忘了父亲去世这件事。
把父亲独自留在山岗的那个傍晚，回城的车灯将路照得雪白，我心里低低地说，对不起，父亲……只有那一刻，我确信父亲不会出现在家里了。
老家的院里，两株石榴，一树红，一树白。那年夏天，花开得绚烂至极。即将返京的那个下午，我站在院里，对妻子说：今年的花开得真好……我似乎忘了父亲的事，忘了这些花失去了最重要的照料者。往年这时候，给家里打电话，末了都忘不了问父亲一句：石榴花开了吗？
我不承认死是虚无，它不过是不作声的安静罢了。
不知为什么，父亲去世后，每出一本新书时，我都会强烈地想他。父亲从不当面看我的书。母亲告诉我，我离家的这些年，父亲每晚都看几页我的书。我知道，父亲是想知道这个从小就爱把自己关在屋里的儿子究竟在想什么。
很多声音问，这些年你在哪？在做什么？
北京是个能把所有人还原成正常人和普通人的地方，这是我在此落脚的原因。
有人问我，一个作家介入新闻职业是什么感觉？
我想了想说，就是每天醒来——觉得全世界都和你有关系的那种感觉。这感觉有时很好，但多数时很糟。其实，自由，一个很重要的标志，就是能选择哪些事和自己有关或无关。但新闻人不行，每天都要把自己献给全世界，时间长了，生命和精神便陷入了被动，我称之为“被动性人生。”
新闻职业还有个毛病，就是：天天和世界对话，唯独不和自己对话。
5年前做深夜节目《社会记录》时，我有个初衷：以生活共同体的名义——在与世界对话的同时保证和自己的对话。寻找每件事、每个人在当代生活中的位置，寻找命运和命运、人生和人生的相似关系，寻找有“精神事件”品质的新闻事件……我尤其觉得，“深夜”是一天中内心光线最亮的时候，是灵魂纷纷出动的时候。白天，灵魂在睡觉。m 书包网最好的txt下载网
后记：我还在，我们很近（2）
现在看来，该新闻观是有私心的，那就是我担心在这种“被迫和全世界打交道”的职业中丢了灵魂。CCTV最大的弊病不是没有真相，而是没有灵魂。而灵魂，恰恰是生命最大的真相，无论自己的，还是别人的。
包括职业水平最高的主持人也是只忙着和全世界对话，从来不和自己对话。
当一个人连自己的真相都懒得光顾、都搞不清的时候，能指望他说出别的什么真相吗？
有灵魂的人，一定是时时不忘和自己对话的人。这样，才有机会和别人对话，且能够对上话。现在，几乎没有好的对话性电视节目，我想原因也在这。
我一直不敢忘记文学的原因也在这。文学是灵魂的事业，从来都是。但我永远不会把文学当职业来做，最好的东西一定都是业余的，或者说你一定要把它留给业余。就像恋爱是业余时间里的事，老婆孩子也是业余时间里的事。
这些年，一定发生了很多事，还有很多重要的，我暂时想不起来了。
感谢我的朋友、本书的责任编辑孙轶女士，若没有她的厚爱和督促，我不会有意识编这样一本选集。还要感谢美术设计师王XX先生，他的才华和完美主义，让我深深体会了作者的幸福。他们，是这本书的一部分。
这几年，可能我写得实在少，便有朋友找出一些网络声音给我，你看你看，那么多人还焦急找你的书呢，更年轻的一代上来了，他们还喜欢、还需要你的东西，写吧，赶紧写吧……于是我惶恐，哦，是的，或许是的……其实，我已断断续续攒了上百个标题和写作片断，我想把它们写好点，所以写得很慢，很慢。
感谢那些从未谋面的读者，你们的目光我留意到了，你们在网络上留言，传阅我的旧书，寻找我的新作，责怪我为何不建一个博客……我常常受宠若惊，我唯一的担心就是怕辜负你们。这样的期待和追随，是我最高的荣誉。
感谢李伦和《社会记录》的同事，他们参与了我近年最主要最日常的生活。是朋友，也是兄弟。和他们一起，我见证了一个理想主义电视栏目的诞生和谢幕。我至今仍清晰记得那年秋天李伦和王宁在凌晨北京站迎我的情景，他对着手机喊，你看见我了吗，瘦瘦的，旁边一女孩……其实，我差不多已撞上他了。
是啊，许多年过去了，大家依然不胖，一点没变。
和许多不变的人生活在一起，感觉很好。
最后想告诉读者，如果你们有我以往出版物的两本或三本以上，就大可不必再购这本书了，除非你喜欢的是版本和设计。因为是选集，大约只有五分之一的新篇，且都公开发表过，转载率也高，有的网上也可查到，补充进去，差不多就是我的全部了。
被那么多的你们收藏，我非常温暖。
2008年10月26日凌晨，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