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参加京密引水工程劳动，挖了一天土，够累的，收工往回走，他却
挑着两个土筐，里面各放一块大石头，摇摇晃晃走在队伍后头，为了
炼出铁肩膀。他在大串联中神秘消失了，不知所终。李宝臣文科底子
好，经常与语文老师毛宪文在课上辩论。我是语文课代表，毛老师私
下对我说这个学生其实不错。“斗批改”时，他去颐和园参加“运
动”，住当年皇家房舍，我去转了一圈，正值夏天，里面很是阴凉舒
适。中学期间，宝臣多次造访西太后御前女官容龄，得知不少清宫秘
史。
“卷派”自然而然与遇罗克这样的人走到一起，常听他们讲遇罗克哥
儿俩的事。他们的观点、言行，总是与革命主流格格不入。
复课逍遥
一九六七年春天，上面号召“复课闹革命”，大家都被叫回学校，有
军代表进驻管理，每班有个排长（其实是战士）。回到学校并没有什
么“复课”，“闹革命”也是虚的，大家在不同程度上逍遥起来。我
也看明白了，这革命，底下怎么“闹”都没有用，一切都是上边说了
算。
除了继续攒半导体，还多了一样，我开始拉手风琴。手风琴是从北影
借的，120贝斯。我们班一下冒出三个拉手风琴的，除了我，还有陈小
田、赵颐庚。小田和我一样是新学，赵颐庚练得早，已有相当水平。
陈小田拉琴不连贯，一顿一顿，听着让人着急。杨百朋评论说：“小
田拉琴像拉屎一样，赵颐庚拉琴像撒尿一样。”我善拉革命歌曲，只
要会唱就会拉，很实用。我和赵永明合作的手风琴伴奏《红灯记》，
后来成了保留节目。
我们班，还有张育海拉小提琴，蒋效愚打扬琴，杨百朋吹黑管。一天，
杨百朋吹“阿拉伯舞曲”，让军管“排长”听到了，觉得味儿不对，
问：“杨百朋，你吹什么哪？”百朋答得妙：“阿拉伯人民热爱毛主
席。”在对面北医礼堂开全校文艺联欢大会，轮到我们班，呼啦啦上
去半个班，人人手持乐器，真真假假排出乐队的规模，引起台下一阵
骚动。
大家都喜爱文艺活动，于是有人出面组织正式的合唱队。报名的不少，
我们班赵永明、陈小田、渠川屿、范泰林、张幼声、伍贻龄、刘勇，
还有我，都报了。分高低音部，我们都争当男高音，没人挑低音部。
音乐老师曹汇澄动员说：唱高音只是唱主旋律，容易，而唱低音难度
大，因为旋律不同，所以唱低音的才水平高。我们几个改挑了低音部。
合唱队还需要一半女生，都是从附近三十九中请的。四中的老爷们没
有“处过”女生，于是殷勤备至。张育海赞扬朗诵的那个小女生有“深
情”的眉毛。
排练大合唱《红卫兵组歌》（其实是造反派组歌，造反派的狭义概念
是指受过“血统论”压迫的），曲调套用流行的《长征组歌》，歌词
由语文老师李颐扬改写，有“国防科委擒如璋”（揪斗“走资派”），
“何处青山埋忠骨”（大串连），“阴云布，恶风狂”（反动路线），
“造反派想念毛泽东”等。唱到“中央文革”，背景大幕上出现陈伯
达、康生、江青等人照片。人们认为“中央文革”救过造反派。
在合唱队，我们班赵永明是台柱子，又唱又朗诵，声音浑厚，相当“男
一号”。蒋效愚去新疆串连，回来晚了，一个萝卜一个坑，而老蒋凭
着一手新疆学来的手鼓，终于挤进合唱队。没过多久，他倒成了主心
骨，合唱队头头们开会：“老蒋没来商量什么劲儿，得等老蒋来！”
“老兵”也组织了合唱团，由刘辉宣任指挥，不记得唱什么歌。有一
天建校“飞虎队”闯进四中，个个头戴柳条帽，武器有铁刃和螺丝母
弹弓。他们找“老兵”寻仇，杀气腾腾，一下改变了以耍嘴皮子为主
的校园气氛。“老兵合唱团”正在食堂排练，一见“飞虎队”那架势，
四散逃离，逃得最快的数四中的“老兵”，他们熟悉地形，很快从后
面翻墙而遁。刘辉宣是指挥，背对“飞虎队”，毅然站立，直到最后
一刻。
六斋（宿舍）是个痞子窝，以高一（五）的人为主，我们班陈捷也在
住。这里渐渐成为高二（二）与高一（五）两班臭味相投者的窝点。
较熟的高一同学有表面文质彬彬的赵振开和大头曹一凡等。赵振开用
文雅声调说痞话。曹一凡略施小计，为制作“新四中公社”铝质徽章
露了一手，一时成为英雄。我记得到六斋熬夜洗照片，放大机是陈捷
借来的，环状灯源，很奇特。
“复课闹革命”期间，也常有游行任务，每班一个方队，全校走成一
条长龙。每班有个带头喊口号的，我们班是蒋效愚。他嗓门巨大，别
的带头喊，只有本班听到，老蒋一声吼：“打倒某某某！”，只见前
面五六个班的人跟着挥手呼应，声势壮观。
又去“串联”
“复课闹革命”不到半年，学校又乱了，我们趁机上路，这是六七年
夏天。
头一次“串联”是六六年九月，我们去上海，那次上面最支持，我们
最舒服。住在华东师大，白住白吃，每天逛大上海。当然，也要摆出
几分革命的架式。我们乘公共汽车，宣读“红色恐怖万岁”的传单（不
知从哪儿捡的），传单用的都是狠词儿，车上的上海人一声不吭。下
了车，我们消失在上海食品商场的迷宫中。
有一次在饭馆吃晚饭，不知怎么与上海人呛呛起来，后来演化为大辩
论，招了一屋子人。我们这头有几个“红五类”，目中无人，横竖有
理，把上海人气坏了。大概是谁讲了“中央的人也可以反”，有个站
在高处的上海青年激动地喊：“誓死保卫党中央！”他的手举在头上
挥舞，差点碰到旋转的电扇。
后来还去了北大荒赵光农场，白天坐马车收玉米，晚上访问上海老知
青。那是冬天，天气寒冷，我们都在鞋里塞了乌拉草。
话又说回来了，我们这次去西南，上面已明令禁止白坐火车，只有另
想别的招数（包括坐车厢顶上、搭货车等），一路辛苦。我们从成都
转到桂林、贵阳、昆明、广州，游山玩水，品尝各地小吃，也目睹了
武斗场面。从广州回来，火车已被严格管制，扒不成了。出路只有用
学生证借车票，事后还钱。我们几个借票时都把学生证上的名字改了，
任志改作李林，宋建华改作勇求实，我改作唐逢喜。四中收到催债名
单，发现大多数都“查无此人”，我们班只有王大理行不更名坐不改
姓，老老实实还了钱。
从广州回来，不但没车票钱，连饭钱也没有。头一顿饭我们都不买，
两位北京铁道学院（后改为北方交大）的大学生问：“你们怎么不吃
饭？”“不饿。”第二顿饭我们又不买，大学生问：“你们是没钱
吧？”大学生马上给我们每人买了两份盒饭，后来顿顿买（如今连他
们的名字都忘了，真是忘恩负义）。到北京下车后，我先到学校，因
为头发长，脸黑，衣服脏（现在说，有点像犀利哥吧），进校门把一
个同学吓了一大跳。多年后他还老提这件事：“你那回那副德性真吓
人！”
离开四中
上面不让我们老泡在学校，开始叫我们到社会上就业了。这是大势所
趋，当时的说法是新的革命大方向。有去北大荒的。老蒋在张罗去新
疆，但没什么结果。我迷迷糊糊的，工厂对我没新奇感，“文革”中
我去过北京无线电三厂“学工”，无聊。
一天早上到学校，门口小黑板写着“内蒙古土默特旗下乡插队，自愿
报名”。我看了也无所谓。碰到陈小田、任志，他俩拿着地图，说土
默特旗虽然在内蒙古，其实不算远，而且在铁路线上，要去插队，这
个地方还行。越说优点越多，越说越觉得合适。
插队看来是躲不过去的“大方向”，插就插吧，当时就这么简单，一
个上午敲定下来。我心想，到农村插队也只是个过渡，总不会有去无
回。下乡劳动不也好几回了吗？先走了再说。
很快赵永明、黄钧也加入我们的行列。进村不久，蒋效愚、王大理、
陈捷也赶来了，形成我们班内蒙插队的一伙儿。
一九六八年九月二十六日，我们登上火车离开北京，前往土默特。车
上陈小田拉手风琴，赵永明唱歌，似乎豪情不减当年。
四中的岁月结束了。
一九六九年夏秋，在山西山阴县插队的刘捷来我们村玩。我俩坐在哈
素海的岸上聊天。刘捷说：“你们这儿干得还不错，不过你的志向恐
怕不会只满足于一个县吧？”我说：“那当然了！”其实我底气不足，
但不能说软话。现在回顾我的官运，我这辈子当过的最大的官儿只是
生产队长，在农村垫底。后来到学校当教研室小头头，在学校垫底。
被任命为教研室头头时，我说：这是平级调动。现在系里的会计还叫
我“生产队长”。
那时我妈常说我：“上了四中，尽想一些不实际的事情，还不如不上
呢。无线电没干成，手风琴也没干成。”
引自网站《今天·今天论坛》
《暴风雨的记忆》 回二闲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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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剑
·陈凯歌·
陈凯歌，北京四中六八届初一（二）班学生。一九六九年赴云南屯垦
戍边，后从军，复员后回京，进北京电影洗印厂工作。一九七八年考
入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一九八七年至一九八九年在纽约大学电影学
院任客座教授。处女作《黄土地》被称为“里程碑式的作品”，《霸
王别姬》获得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大奖。主要作品还有《孩子王》、《边
走边唱》、《荆轲刺秦王》、《和你在一起》、《梅兰芳》、《赵氏
孤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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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一九六五年九月一日，我走进了四中。我和一千八百名男生一起，站
在宽阔的操场上，倾听新任校长在开学典礼上的讲话。这一天阳光灿
烂。这位女校长嗓音宏大，讲起来喜欢一问众答，往往发问的声音未
落，回答的声音已起，气势之大，真可以用唐人“独立扬新令，千营
共一呼”的军旅诗来形容了。
四中地处北京西城，距正门不远就是有名的西什库天主教堂；后门一
街之隔就是林彪的住宅。两边的道路都可以直通市中心的长安大道。
在我进校时，四中已有六十多年的历史，一向以教育的质量闻名。“文
革”以前多年，四中的高考升学率保持在百分之九十以上，考上四中，
等于进入高校的胜券已经在握，因此，这座学校成了男生竞争的目标，
就是很自然的事。同样自然的是，胜者之中相当一部分是党政军高级
官员的子弟，更有一些是元勋之后。在我的班级里，政府副部长以上
干部的子弟占了百分之二十以上，不用说职位稍低的了。新任校长头
发已经花白，论资历可以做到大学校长，她的出任在很大程度上是来
照看“我们自己的孩子”的。虽然四中不乏刻苦攻读的平民子弟，但
干部子弟由于其数量和影响，不能不主导了当时的校风。
在我记忆很深的同学中间，Ｆ是其中的一个。他是在开学典礼这一天
迟到的唯一一人，他的父亲就是当时的政治局委员。Ｆ的个子很高大，
衣着随便，骑一辆“飞鸽牌”自行车，决不爱护，车身斑痕累累，骑
起来却飞快。他有一张因为打球常常出汗的脸，不洗；和一只吊在屁
股后头同样很脏不洗的大书包。只有老师在课堂上提问的时候，他才
表现出谦让和沉默的品德，其他的时间永远在大说，大笑。
我和Ｆ不仅是同学，还是少年业余体校的篮球队友，处得久了，就喜
欢他。他很骄纵，可不横，鲁莽起来还是很天真；算计人——不会，
对朋友也很慷慨。每次练完球饿了，大家想吃烤红薯又没钱时，总是
Ｆ负了总责，也并不要人道谢。他爱捉弄别人也常常被别人捉弄了去，
不管是谁，总是哈哈一笑，决不介意。他在同学中，外号就叫“Ｆ傻
子”，很对。“傻子”笑口常开，快乐着，可他以后的遭遇却让他不
容易再笑起来。
同我和Ｆ都比较近的是张晓翔。或许因为是将门之后，他有武夫的赳
赳身材，背稍驼，走如风。两道浓眉在结束时各自拧成一个向上的旋
儿，一张脸就顿时精彩起来。他的眼镜常常掉下来，爱从镜片上边看
人，窘迫时又连忙推上去，让皱着的鼻子托住它。他力气很大，也爱
炫耀，往往乘人不备，突然用力捏住别人的手，嘴里呵呵怪笑着，直
到对方慢慢讨饶才罢。得胜了，就搓着双手，一脸得意。有一次他终
于遇到一个厉害的，高声叫骂，张晓翔立刻张惶失措，一面飞快地推
着眼镜，一面抓住身边所有的人拼命解释。有人指出他应该道歉，他
仰头愤怒地想了想，终于说：我道歉。还有一次，有同学故意藏起他
的眼镜，让他有力地捏住了一位年轻女教师的手..晓翔是同学中最
有礼貌的一个，见到别人的父母总是微弓了腰，恭敬地叫一声“叔叔”
或“阿姨”。他是我母亲非常喜爱的孩子。晓翔好读，《非洲内幕》、
《第三帝国的兴亡》，都是他最先借给我读的。如果他还活着，写东
西会是好手。
同学中我最欣赏的，是Ｇ。他体态俊拔，行动矫健，举止潇洒而不自
知，是顽童中的翩翩美少年。他的双颊幼时鲜艳如玫瑰，通常沉默，
一笑很灿烂。倾听别人时，眼神专注，头稍侧，令人想起鹤一样的孤
洁。人谦退温文，从不谈论自己。越到成年，越加安静从容。也许因
为他天性冷静恬淡，看世界如棋局，胜负都可以付诸一笑，所以在男
女的事情上也是有风流的本钱而无风流的行状。他日后刻苦攻读，以
医学研究为终生的坚守，是最恰当的选择。一旦了解他家在“文革”
中的变故，就更能理解他选择医学而远避政治哀痛的隐衷。以他的资
质高洁，任何宽容的社会都应该有他遗世独立的空间，但他偏偏不能
不置身事中，可想他的憎恶与无奈。在众多的干部子弟中，他是少数
的自知者之一。
战争中，免不了生死之间的悲壮故事。特别在掌权之后，战争的参加
者大都身居高位。这使得他们的子弟在光荣与权力两方面都得到相当
的满足，产生了极大的优越感。他们大多为父辈的业绩感到骄傲，以
天生的革命者自居，自以为血统高贵，思想纯洁，堪当国家大任，热
烈地向往辉煌的业绩。他们的性格大多傲慢、偏执、直率到咄咄逼人，
有时又极天真。因对社会所知甚少反而把生活过度理想化，终日耽于
革命的梦想而并不知革命为何物，反以追求真理的热诚鼓吹无知。在
生活中很难成为与人为善的朋友，甚至处处树敌。这些在一九四九年
前后出生的少年，在他们太年轻而又没有机会进行痛苦比较的时候，
事实上没有选择别种思想的可能，他们的行为正是他们仅仅所能做的。
另一方面，在中国这样一个传统上个人自由的定义就是相当狭小的社
会里，他们的荣辱得失都与他们的家庭有关，这使得他们本身的命运
带有“前缘已定”的宿命味道，而无法逃脱。在这个意义上，我又为
他们中间那些真正志向高远而终于不得伸展的人感到惋惜。我的三位
同学就是好例子。但在当时，这支朝气勃勃、盲目自负、深具挑衅性
的危险力量，正是时势所需要的。他们的使命是破坏。而要完成这个
使命，他们尚需三个条件：忠诚、反叛和仇恨。
一九六五年，“个人崇拜”在中国已经存在，在大、中学校园中尤其
如此。我还记得，当大型歌舞剧《东方红》大幕拉开时，数百名手持
金葵花的蓝裙少女组成海浪的造型，抬头仰望在天幕上冉冉升起的毛
泽东的形象。历时三小时的演出结束时，人民大会堂中的上万观众欢
声如雷。
但在当时的青年学生当中，忠诚于毛主席更表现为对毛泽东青年时代
的直接效法。毛泽东少有大志。他青少年时期的活动可以用“读书”
和“行走”来概括。
在四中的校园里就行走着大批这样的学子。他们大都剃着平头，腋下
夹着书本，衣着非常朴素。衣服还新的时候就打了补丁，有人甚至冬
天也不穿袜子，布鞋被脚趾顶开了一个洞也不去修补。一到黄昏，校
园中就布满了三三两两的人群，或者围着体育场奔跑，或者在夕阳下
大声辩论，往往争到面红耳赤而各不相让。他们中间有的能整段地背
诵马克思、列宁的原著，开口便引经据典，以利雄辩。每逢暴雨，在
水天空蒙之间总会看到奔跑呼号的身影，或者在天雷震响之际悠然漫
步。一日三餐，都用铝制的饭盒盛了简单的食物，边吃边谈，服色饮
食都很难看出等级的差别。
作为思想教育的一部分，我们从小就被告知，爱是有阶级性的，阶级，
是区分爱与恨的最终界限。血族亲爱关系也不例外。爱领袖，爱党，
爱自己人。但是，在阶级社会中，“自己人”是一个变量，所以，昨
爱今仇的事常常发生，唯一不变的是对领袖的爱。既然爱是暂时的、
局部的、特定的，非普遍的，那么恨就是长期的、全面的、普遍的。
爱是毒药，爱情是堕落，人性是虚伪。仇恨代表正义崇高和安全感。
在一个人口众多而格外拥挤的国度里，以仇恨作为火炬而加以传递，
其结果就不难设想。在孩子们中间也是如此。我亲眼看见两个同学因
发生争执而就要动武的当口，其中一个大喊：你这是阶级报复！而另
一个立刻泄了劲。这句咒语般灵验的话出自一位将军儿子之口，而另
一位的父亲则是非党的教授。
“十年磨一剑，霜刃未曾试。”一柄锻炼了忠诚、反叛和仇恨的剑已
在浪漫的理想修院中铸成，剑身就是青年的血肉之躯，离它飞舞的日
子已经不远了。
我也被铸进了剑身，而且迫不及待。
二
但我意识到我并不被信任是在一次作文课之后，我被叫到班主任面前，
她用两根手指拎起我作文簿说：你爸爸不是共产党员。
我从小学到中学都是认真读书的孩子，成绩也好，老师同学，两者都
有赞誉，就有些自命不凡。加上身材很高，学琴不成后，篮球打得不
错，开始引人注目。家境自幼不错，没有衣食之忧，只有一些阳光下
的浪漫和感叹，真正是“少年不识愁滋味”。父母方面，以为他们都
是当然的共产党员，所以张老师的话不啻是晴天响雷。其实即使情况
相同，换了别人也未必看得很重，当时迷乱我的，主要是我本身日益
增长的虚荣心。
当年的四中，成绩最好的并不一定是干部子弟。他们可以骄人的，无
非是常常聚集在一起议论不为外人所知的军国大事，或者在外地度假
之后骑回一辆出口或进口的自行车。尤其是周末的课后，班主任会当
众宣布：干部子弟同学留下开会。在其他同学纷纷退席时，他们会漫
不经心地谈笑坐下，以后又一脸庄严地走出教室。我在当时很羡慕他
们，相比之下又自觉不弱，因此就更刺激我想成为他们中间的一个。
这种在孩子们中间人为地制造隔阂的等级制度，无聊可笑，造成我长
成后对四中的厌恶。它的害处也影响到这些干部子弟，特别在他们家
道变迁的时候。抛开这个不谈，少年时的虚荣、肤浅本是常事，不为
时代所限。等到年龄稍长，心智渐开，总会慢慢解脱，人也就成熟了，
犹如拾到海滩上的空海螺，可供回忆然后一笑。但在当时，我却被过
早地深深刺痛了。
父母过去未同我谈起这件事，造成我以为他们都是共产党员的错觉。
本来很自然，一来我还小，二来也没有遇到父母非要对子女表白的事
情。如果这位张老师稍解少儿心理，即使非讲不可，本来也应该事先
同我父母商量一下，但她却没有这样做。
张老师是每天都见的，我记不住她眼镜后面的眼睛。她从来不大笑，
表情永远同时透出两重意思：责备和原谅。她的年龄不详，说她三十
五岁或五十五岁都可，只是想不出她曾是少女。她的习惯之一是随身
带一个小笔记本，和人谈话时打开来看一眼，又立即合上。另外就是
在她认为你错了而你还想争辩时给你一个意味深长的微笑，你就不得
不闭上了嘴。她几乎不教课，是专职的班主任。我们对她的了解仅仅
是：一九五七年“反右”时“火线入党”，丈夫是军队挺大的官。
她对我说：“你爸爸不是共产党员。但是，你不要背家庭包袱。你学
习努力，成绩也好。但是，不要骄傲。注意克服小资产阶级动摇性。
领导上还是信任你的。”
在那个年代，“家庭包袱”是父母有政治问题的委婉说法。说不要骄
傲就是说你骄傲而她对你不满意。说还信任你就是你有理由不被信任。
这一切，耳熟能详。而我在她意味深长的微笑之前，甚至没有想到争
辩，甚至没有想到问一问事实究竟是怎样，只是用力地点头。羞愧把
我揉得粉粹，从她的手指缝中沙一样地流下来。我唯一想到的是怎样
重新获得她的信任，甚至对她最后拍了拍我的肩膀感激莫名。我匆匆
取回作文簿，在没人的地方撕掉了整篇作文。我的虚荣心甚至不止是
虚荣心的什么，像遇到利刃的骨刺，加倍地疯长起来。张老师知道这
个。
为这件事，张老师去了我家一次。她和母亲的谈话显然不愉快。她临
走说：那就这样。母亲淡淡地点了点头。之后，母亲平静地对我说：
“你爸爸希望成为共产党员，他还不是，并不是错误。我们过去没有
同你说，因为你还小。大了，自然就明白了。”母亲虽感到形势的震
荡，仍然没有对我吐露真情。她一贯的平静和爱抚使我感到安慰，而
“家庭包袱”的说法仍然影子一样拂之不去。这件事发生在一九六六
年初春。到了五月桃李缤纷的时候，母亲却突然把我叫到身边。我不
见父亲已经很久。他曾去农村参加“四清”运动一年，回来变了一个
人，又黑又瘦。我考取四中，他很高兴，买了钢笔作礼物，又在我的
日记本上写了勉励的话。不久前，他和许多人一起去学习，住在一个
地方叫社会主义学院。母亲收拾了一包衣物食品，犹豫了一下说：“你
去看看爸爸。把这个带给他。告诉他，把问题同组织上讲清楚。要相
信党，。你回来我再跟你谈。”母亲当时抱病在家，她患心脏病已有
十年。我点点头。
我已经记不清自己怎样骑过柳絮飘飞的街道，思绪像阳光下的景物一
样模糊。我的四肢酸痛，眼睛发涩，耳边总是母亲的声音：把问题同
组织上讲清楚。——张老师的话并非没有根据。父亲确实有问题。是
什么问题呢？我突然明白：明天的生活将不一样。就像小时候举起存
钱的瓦罐，“啪”地一声摔得粉碎，硬币滚了一地。
社会主义学院是一座大楼，我是在门前的传达室中见到父亲的。比起
刚从农村回来，他竟有憔悴了许多。我把母亲的话转达给他，大概使
他很难堪，他沉着脸，许久才说：“告诉你妈妈，我的问题早已向组
织上交代过了。我没有新的问题。我相信党。你要照顾妈妈。妹妹好
吗？你要好好学习。”我们中国人没有拥抱的习惯，离开襁褓以后，
除了父亲打我，没有接触过他的手。我希望我当时抱过他一下。
在看过父亲后的那个春夜，我从母亲那儿得知，父亲在一九三九年十
九岁时，参加过国民党。这是成人间的谈话，母亲和我灯下诵诗的景
象已经显得遥远。母亲解释说，父亲参加国民党，完全出于抗日战争
爆发后的爱国热忱。当时国民党是执政党。来自东南沿海的父亲甚至
没有听说过共产党。她在头一次对我讲起抗战后反对国民党腐败的经
历之后说：“这件事组织早有结论。这是历史，你没有经历过，不容
易懂。今天告诉你，希望你能理解。”我相信母亲的话，不愿接受这
个事实。
我开始恨我父亲。
三
一九六六年春夏之交，北京的政治形势风紧云急。北京女一中的学生
公开致信党中央，要求废除高考制度；在其他学校的师生中引起激烈
辩论。大字报开始出现在校园内，校长们神色不安，正常的教学秩序
已难以维持。五月的一天下午，一辆供高级干部专用的红旗牌轿车开
到我们正在练球的什刹海体育场，接走了Ｆ和他也在四中上学的哥哥，
随车前来的秘书说，是到机场迎接从罗马尼亚访问归来的他爸爸。但
第二天，Ｆ的哥哥就辞去了班共青团支部书记的职务。
面对学生中日益高涨的革命情绪，国家主席刘少奇和党总书记邓小平
认为出现了一九五七年“右派”进攻的形势；下令向大、中学校派出
工作组，稳定局势。此举得到了当时远在杭州西湖边垂钓的毛泽东的
同意。但在毛泽东回到北京之后，立即下令撤销工作组。毛泽东早在
一九六五年即决定打碎现存的国家机器。在刘、邓之前，已有多人落
马，突破口首先在教育和文化。在这一时期，根据刘、邓防止运动扩
大的指示，许多中学生被运往北京郊区的人民公社劳动，但并非对北
京的情形一无所知。四中也在其中。
在毛泽东于七月十八日突然回到北京之后，我们接到了放弃原计划立
即返城的命令。这道命令直接来自于毛泽东本人。
七月二十九日，数十万大中学校的学生向北京城急急进发。是日大热，
我们在昌平至北京的公路上疾行几十里，犹如困鸟出笼，歌声不断。
下午回到四中，我和一部分同学作为班级代表，穿着短裤背心，热汗
未洗，就被推上大轿车，运往人民大会堂，可见其仓促。
到场之后，主席台前已悬起标语。会场内万头攒动，尽是少年。这时
才知道中央领导要讲话。以邓小平、周恩来、刘少奇为序，前后开始。
刘少奇在讲话中说：“怎样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你们不大清楚，
不大知道，你们问我们革命怎样革，我老实回答你们，我也不晓得。..
犯了一些错误就改正，再犯错误再改正，就会革命了。”他说的是实
话。在刘的话讲到一半时，鸦雀无声的会场中突然灯光大亮。接着，
毛泽东一个人自后台信步而出。由于惊愕，全场出现了短暂沉寂之后，
人群中震耳欲聋的欢呼声以极快的速度蔓延开来，终于沸腾了。毛泽
东缓慢地走动；举起右手，极快而又极潇洒地挥动，然后慢慢地微笑
了。在这样近的距离内看到毛泽东本人，在我是第二次。第一次是一
九六四年春节晚会，在同一个会场。当时京剧《打渔杀家》正唱到好
处，观众上万，凝神静听时，演员突然向下跑，接着天顶的万盏灯光
就同时亮了——毛泽东出现在舞台上。后来，在周恩来的亲自指挥下，
东方少年们唱起了《东方红》和《大海航行靠舵手》。他们的右臂上
很快就要出现一块同样是红色的袖章。是夜天风浩荡，家里的窗帘飘
飘欲飞。我对母亲说：“我见到了毛主席。”母亲扬起眉毛说：“见
到了毛主席，你怎么这样平静呢？”
在父亲被揪回家的那个夜晚之前，北京街头已经布满了红卫兵。八月
